揭秘温州商会
自古以来，商会的力量就不容小觑，只不过到了近代，商会逐渐没落了，所以才不被重视。现在，遍及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会开始迅猛发展，这个自主、自治、日益庞大的民间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大。目前温州市的异地商会已有一百多个。这可说是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开始崭露头角。
温州商会最值得关注的方面不是他的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广，而是在许多地方，政府对它的承认程度令人惊奇。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温州商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温州商会的历史
温州人的经商历史，可说是由来已久，但要说到商会，最早的历史是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开始的。1906年虽然是一个动荡颓败的年代，但在温州，一种新鲜的力量却开始滋生。
光绪二年（1876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温州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大量洋货进入温州市场，冲击着温州的小商品生产和自然经济，为了自保，一些行会开始出现，称为同业公会。
根据戊戌变法以后商部奏定的商会章程，为了“保卫商业，开通商情”，清光绪三十二年温州府商会成立，它的发起者是酱园、典当、钱庄、药业、木业、布业等六个同业公会。温州商会的百年历史就此开始。
自温州府商会成立后，旧同业公会最鼎盛的时期数量达到103个，温州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尚有98个同业公会存在。
温州商会从成立之初就一直是民间组织，缺乏政府的支持力量，到了近代，温州商会就更加举步维艰，因为它逐步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民间社会。
在国民党当权的时代，国民党政府安排亲信担任会长，从而间接控制了温州商会。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成立的工商联取代了原来的商会，此时，温州商会的性质、功能完全发生了的转变。随着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特别是1958年的“反右”以后，温州古老的同业公会完全停止了活动。
1.温州商会的新生
同业公会的停止活动并不代表温州人就此停住了经济活动，他们还要为自己的经商活动寻求一个民间的支持组织。1988年，是温州商会的一个历史性时刻。10月15日这一天，温州市三资企业联谊会宣布成立，11月28日温州市食品工商同业公会和百货针纺同业公会宣布成立，这三个行业商会都是企业自发组建的。
沉寂了30多年后，温州商会再次屹立在温州经济活动的前列，并且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温州商会的再次复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温州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但也是最“臭名昭著”的地区之一，因为那时的温州，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
如温州“享誉全国”的劣质皮鞋，甚至在俄罗斯等国际市场上也恶名远扬，1987年8月8日，还发生了杭州武林门火烧温州劣质皮鞋的事件。
就在此时，温州各大鞋厂的负责人坐不住了，几十块，甚至几块钱的皮鞋怎么不会一穿就破？如果再没有一个组织带头抓好质量，恐怕温州鞋业这块牌子从此就砸了！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住温州鞋业的这块牌子，自发性的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成立。在规范的市场下，温州鞋业的发展一飞冲天，奥康、康奈、红蜻蜓这些著名品牌就在这个机会中脱颖而出。
2.名牌产品的发祥地
所有人都记得温州柳市假冒伪劣低压电器充斥市场的时候，在温州，不光是低压电器、鞋子产生过伪劣产品，服装市场也曾一度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1994年前后的温州服装已经进入到恶性竞争的阶段——七八十块钱的西服满街都是，各种牌子都有，很多衣服品质低劣，一扯就破。
为了规范市场，1994年2月，在温州服装界德高望重的老会长刘松福的召集下，在一栋灰砖木地，楼梯咯咯作响的2层小楼里，10多位服装企业老板坐在一起商讨服装商会成立的相关事宜。自此以后，雅戈尔、杉杉、美特斯邦威这些全国闻名的服装大品牌就从这个小楼里坐着的这些企业家的手里飞向了全国各地。
3.“奇怪”的自动管理
在我国，政府一直是市场秩序的管理者，但从现代市场经济来看，政府的这种管理并不具有多大的成效。比如政府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一直不遗余力，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其中的原因在哪里？就在于有心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想尽一切办法逃避国家的检查和监督，这样当然就不可能做到彻底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温州的市场却是自发的维权，不像其他地方，由政府出面进行维权。
2001年11月12日，温州五金商会的锁具维权委员会成立。随之，商会发起了举行“独立开发创新，决不模仿他人”大型签字仪式，制定了《锁具维权条例（公约）》，规定每月10日为维权日。这个消息传出后，全国上下一片叫好声，国家专利局甚至认为这是“对专利法的有益补充”。
温州五金商会主要对新产品的“外观设计”、“结构设计”及“包装设计”进行维权认定。企业研制的新产品，经商会维权委员会登记、调查、测试合格后，由专家鉴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确定维权期限，并在报刊上进行公示、通告，发给维权证书。
温州五金商会的锁具维权委员会成立4年多以来，商会共维权280多起，发生侵权行为12件，通过维权委员会调解，侵权单位都是主动销毁模具。
不光五金商会如此，更让人惊奇的是，其他一些商会甚至还主动邀请质监部门直接上门来年检，温州的眼镜、皮革化工等商会，甚至还与质监部门或相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合作，分别建立各自的质量检测中心站。这种行为在一些政府性行业协会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因为这种事情都是其他一些企业躲都躲不及的事情。
4.背靠大树好乘凉
温州商会最值得关注的方面不是他的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广，而是在许多地方，政府对它的承认程度令人惊奇。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温州商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2003年11月18日，河南省安阳市温州商会成立。安阳市委破例把成立仪式放在市府大楼前，而且特批500多条庆祝成立的横幅悬挂在安阳各主要街道，这在安阳历史上是没有的，在全国的历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
1997年，四川省温州商会成立的时候，时任四川省省长的宋宝瑞大力支持。
据统计，目前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累计投资达到1760亿元，创办工业企业1.88万家，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600亿元。
现在只要是各地温州商会成立，当地政府要员都是拼命欢迎，在各方面都大开绿灯！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温州商会在各地办事自然如鱼得水。
相比较处于弱势的企业如何和政府打交道，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是企业的一个重大问题，而这也正是温州商会最重要的使命，也是温州商会深得人心的关键所在。
包头温州商会常务副会长何经鹏对这个可说是有深刻体会。何经鹏有一家编织厂，规模一直不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家媒体对何经鹏的工厂做了点宣传。没想到第二天何经鹏就傻眼了。工商税务全部上门来查账，而且是一年六次，原因是：既然你何老板这么有钱，就应该来查查有没有偷税漏税，守法经营的何经鹏怎么经得住这样的折腾！
苦恼之中的何经鹏不知该怎么办，后来何经鹏加入了包头温州商会，他的烦恼在商会的协调下顺利解决了。
石头缝里滋生的异地温州商会
现在，全国已有近80个温州商会，活跃在除北京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在夹缝中滋生的温州商会，顽强地壮大并蔓延到全国各地，成为温州商人征战商场最有力的支撑。温州商会率领数目庞大的“家族”成员，作为近200万温州在外创业者的中坚力量，承载着数以千亿元计的商品和资本流动。
这些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散布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温州商会，主要由民间自发组成，并在短时期内获得了广泛的合法性和认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被称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黏合剂”。
第一块难啃的硬石头
1995年8月28日，在焰火的映照下，在身居昆明的温州人的狂欢中，昆明温州总商会获准成立，自此以后，每一年的这一天都成了每个在昆明的温州人的节日。
当时，昆明的温州商人已达3万有余，在昆明的经济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这些在外漂泊创业的温州人却“心无所属”，没有一个自己的“家”，有了困难不知找谁解决，有了烦恼不知向谁诉说，受了委屈更是举目无亲，连个倾诉的地方都没有，眼泪只能往自己肚里流，于是，这些身居异乡的温州人渐渐萌发出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以保护自己的念头，于是他们联名向昆明市民政局申请成立商会。
本来以为会顺顺当当解决的事，却遭遇了极大的障碍——当时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不鼓励成立异地商会和同乡会性质的民间社团；一些政府部门还担心温州人就此结成帮派，这样不仅不能规范市场，反而会扰乱市场；同时，政府部门也十分担忧经济组织政治化这个问题。
此后整整一年多，发起者们在昆明市政府的上下四处奔走，反复阐明温州人只是商人，成立商会只是为了更好地管理，更好地经营，并不是要组成帮派，他们还举出北京“浙江村”的例证来证明自己的意图；温州市经协办也专门派人赴昆明游说。
在多方的努力之下，昆明市民政局终于松了口。虽然当时的时间已经不是很早了，但这确实是新中国第一个合法登记的异地民间商会。
第一块硬石头啃了下来，人们效仿的就多了起来。同年10月8日，西安成立浙南工贸协会（后变更为西安温州商会）。此后短短几个月内，异地温州商会已达6个。
尽管先例已渐次出现，但随后其他省市的商会成立之路并没有像人们想象那样顺理成章地平坦起来。在大连的温州人就付出了5年多的漫长努力，广州的温州商会也经历了近4年的筹备期，才终于在2002年成立了当地的温州商会。
据统计，已经成立的异地温州商会已有80多个。但数量的增多并不表示成立商会就那么容易，事实上，国家对于异地商会的政策闸门并未彻底打开，而且在已成立的温州商会中的管理制度也非常独特，这是温州人为了折中才采取的方法。这个折中指的就是异地温州商会的“双家长”制。“双家长”制指的是异地温州商会由所在地政府和温州政府相关部门共同主管。温州市经协办受市政府委托成为一方“家长”，而所在地的另一方“家长”则并无具体规定。
出于国家政策的原因，异地温州商会当地的“家长”往往对商会能否获准成立握有关键性的筹码。也正因如此，各地温州人找到的当地的“家长”面貌不一。
对于温州人来说，谁当这个“家长”都没有关系，只要让他们成立商会就行。在昆明，这一角色由昆明市经委扮演；随后成立的其他商会中，这个“家长”或是当地经协办，或是当地统战部、工商联、招商引资局等。
异地温州商会的多重角色
异地商会成立后，当地温州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有娘家了！”。温州人家族观念极重，对他们来说，“娘家”就意味着安全、信任与温暖。小到夫妻吵架，大到巨额合同纠纷，温州商人都习惯性地找商会出面为他们解决。但与传统家族或宗族不一样的是，温州商会连接会员的纽带，主要是利益。温州人成立商会，第一是挣钱，第二是挣钱，第三还是挣钱。
商会的存在并不仅仅只是温州商人的家那么简单，同时它也是温州商人的监督者。温州人极重面子，他们做生意以做人为主，人品非常重要。一旦失去信用，就会在圈子里立不住脚，没有了立足之地再想做大生意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商会因此也担任了这个自我管理的功能。对于逾矩的人来说，在商会内部进行通报，比政府给予严厉处罚还要难受。
成立商会的目的自然是要更方便地赚钱，温州人都非常聪明，他们自然明白，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最有效的途径显然是与政府合作，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得资源，因此，每个异地温州商会的理想就是“成为政府最好的伙伴”。
但这样的伙伴关系能否建立，最终仍取决于双方是否有可平等交换的资源。温州商会能昂立异地的底气也恰恰来源于此：精明的企业家群落和强大的民间融资平台，能有效将政府手中的土地、政策、项目等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资本。资源和资本的交换，使温州商人和当地政府各得其所——政府得到GDP、税收、就业，而温州商人得到利润。
对于温州人来说，他们根本不缺钱，缺的是值得花钱的项目。只要是好项目，不愁找不到钱。数亿资金通过合股的方式在数日内聚集，已是并不鲜见的温州故事。
在各有所求之下，温州商会和当地政府的伙伴关系很容易就建立了，这样，异地商会自然而然成为当地政府与温州资本之间的信道。每年到温州的外地招商团，大部分是由商会安排的。就以沈阳的温州商会来说，商会成立后，与沈阳市政府共同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赴温招商团，几年时间里，引回的资金从数十亿一路上升到200多亿——而在此之前，温州人在沈阳投资鲜有过亿。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温州商人不担心没有安全保证吗？而能让温州商人放下这个心的也还是温州商会那庞大而灵敏的情报系统。遍布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温州商会就是温州商人的眼睛、耳朵。一位温州商人首次到新疆投资时，从下飞机到签下7000万的并购合同，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而已。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作出决策，全靠了当地商会提供的全面信息，这些信息中甚至包括了合作伙伴的为人与喜好！这么强大的网络支持，温州商人怎么能不成功呢？
好商会的影响力
温州商会的影响力在这些年的发展中是毋庸置疑的，一个好的商会的产生离不开一个好的会长。在四川，温州商会会长何必奖就是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家长”。
在成都温州商会的1万多人中，他的发言权是从没有人置疑的。有这么一件事可以说明：2004年，四川各地温州商会在成都召开年会，需要上百万元的会议经费，而何必奖只在办公室里用了20分钟，打了6个电话就筹集完毕。这种影响力是何其的强大！而这种影响力的取得，并不是来自权力而是来自于所有会员的敬服。在他任会长这么长时间里，四川省温州商会从濒于瘫痪发展成为四川省内影响最大的民间组织。
一个好会长是成功运作的商会的共同特征，这已成为政府、企业和商会的共识。这样的现象根源于温州商会的组织形式。
1906年，早期的温州商会成立时的宗旨是“保卫商业、开通商情”，经费“由商家自行乐输，就贸易之大小，助捐费之多寡”；商会会长由“勤奋得力为众商所信服推重者”担任。而今虽然已过去整整一百年，温州商会依然延续了清朝时的基本模式。
温州商会由普通会员、理事会员和副会长、会长组成。会费按照不同级别，多寡不同，一般情况下，普通会员年费100元，副会长为5000元，常务副会长1万元，会长则达5万元。除会费之外，有时候所必需的其他经费则由会员捐赠补充，原则完全沿袭百年前的“自行乐输”。
会长的选举采取民主制度：理事会员提出数名候选人，上报到两个“家长”处，两个“家长”认可后，由理事会员公开选举。
温州商会的会长不是那么好当的，选举的过程非常复杂，而且也非常紧张，需公开辩论、采用不记名投票，竞争往往异常激烈，一些地方的候选人拥趸甚至诉诸武力。原因其实很简单：温州人极重在“圈子”里的地位，能当选会长就说明大家认可自己的地位和能力；而且商会会长还可以方便地联络当地官员，建立私人关系；同时，会长本人所经营的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更容易获得信任，也容易得到银行贷款。
温州商会的会长，还意味要担任温州商人“高级公关代表”的角色，这个角色虽然有上面所说的那些好处，但也意味着大量时间与金钱的付出。昆明温州总商会会长张国光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参加各种会议；接待、陪同政府官员；出席大大小小温州企业的剪彩仪式；以及处理各种纠纷。而在很多情况下，副会长可以不出席，但会长必须出现。沈阳温州商会会长胡定海则每年为商会自掏腰包几十万元，做会长的，这些钱必须要掏，否则没有人看重你。时间和金钱的付出是温州商会的会长必须要做到的。
这样的现实，使得温州商会的会长呈现出两极分化，好的会长能把所有会员的无形资产聚集在一起，使之增值，然后由大家共享；坏的会长则是把大家的无形资产放到自己或家族的钱袋里。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没有一个制度来约束会长，好和坏只能取决于个人自律，商会除了改选，并无其他办法。
像上面提到的何必奖之所以赢得如此威望，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在于他从未利用会长的头衔为自己征过一块地，要过一项特殊优惠。对他来说，还有比挣钱更重要的事情。他从别人的认同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有好就会有坏，对于另一些人来说，物质的付出一定要有物质的回报，否则付出的就没有意义，所以，在温州商会不长的历史里，不乏因会长的自利行为而分崩离析的事情发生。
双赢
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开始兴起，数以十万计具有逐利和冒险精神的温州人奔赴各地，成为温州产品销售的最大功臣，而一个个的财富积累故事也因此在中国各地上演。于是，向往财富的温州人更多地走出家门奔赴各地，久而久之，散布各地的温州人逐渐形成群落，从修鞋匠、理发师上升为当地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温州本地的原始积累已完成，资本急需向外扩张；而异地温州人的营商模式已开始从个体商贩向商圈经营转换，温州店逐渐扩张成温州村、温州街、温州商贸城，“工厂+专业市场”的温州模式开始逐渐形成并向外扩张。
此时，已完成原始积累的异地温州人需要一个组织来更好地为异地温州商人服务，于是，成立商会就提到了温州人的日程上来了。商会的存在除了保护温州商人的自身权益，更主要的是能使温州商人集体性地获取信息和资源，以降低经营成本和风险。
不管是“温州商人”的兴起还是发展还是壮大，温州市政府都是他们背后坚强的后盾，在成立异地商会的过程中，温州市政府更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毫不犹豫地协助异地的发起者游说异地政府，甚至提出“先发展，后质量”的思路，加快、促成异地温州商会的建立。沈阳的温州商会就是在当时温州市副市长林培云的建议下成立，而南昌温州商会则是温州市市长带队的考察团直接向江西省副省长请示后，异常顺利地得到了批示——2002年8月1日请示，8月3日成立。
温州市政府之所以能有如此坚定的姿态，他们自然有他们的考虑：身在异地的温州人销售了40%的温州产品；“百万大军”化整为零，解决了全市1/5人口的就业问题。再者，异地商会还可以以民间方式组织、管理在外的温州人，不仅可以承担部分政府职能，同时还能形成庞大的蜂巢状信息和销售网络，延伸温州经济的外延。
相对于温州当地政府，异地政府起初的态度颇为犹豫：当时的国家政策并不鼓励民间商会的形式，要突破的话就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他们的疑虑很快被温州民间资本对外扩张的加速，以及异地政府对资本输入的强烈渴求消解了。甚至在国家清理整顿民间社团审批的1999年，沈阳温州商会还是在当地政府的特批下得以成立。
对于政府的如此信任，各地温州商会无一例外地恪守“不谈政治”的原则予以回报。如此，“民间推动、政府承认（默认）、避免‘抗上’”的合作方式成为温州市政府、异地温州商人、异地政府三方的默契，自发生成的民间商会事实上也已被官方公开接受。
利益的同化自然导致多方的双赢：商会成立并开始运作后，云南、四川、新疆、辽宁等地从2001年起获得的温州资金均以百亿元计，新增的就业岗位以数十万计；2002年在外温州人创造的GDP相当于温州市的GDP，年终汇回温州的存款达100多亿元。
但是，三方的双赢还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温州市政府这一方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担忧：温州资本的大规模外流，导致旧有的利益平衡逐渐被打破，温州市政府不得不为自己当地的利益考虑。据说，有一次某位异地商会会长带领一个政府代表团回温州招商，一贯热情接待的温州市政府这次只是“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说了一些不咸不淡的话”。为了不影响本地经济，温州市政府随后就开始向身在异地的温州人发出了“反向招商”的号召，希望资金能够回流。
温州市政府的这种担忧也不无道理，但是要吸引资金，必须要有资源和优惠政策，对于商人来说，哪里有利益就去哪里，不会因为这里是自己的家乡就格外优待。像在西部，一些地方免费提供土地，而这样的政策在温州显然不现实。实际上，温州市政府也不必过于担忧，因为大部分外流资本的收益最终仍会回到家乡。
“致命”的制度
温州商会存在也有几年了，它的发展也一如既往，但是，它的内部真的就像表面上看来的那样“风调雨顺”吗？事实上，温州商会虽然不是乌合之众，但也并非精英组合，只是由一些普普通通的商人所组成的。是人就会有缺点和优点，所以，在大部分商会内部，争斗与合作一如既往在发生。
对于经营得非常成功的温州商会来说，表面上看来好像一切井井有条，实际上，正是那些赢得众多称许的成功商会，隐含着更本质的危机。四川省温州总商会，因何必奖的正直公正而井然有序，但外人所不知道的是何必奖目前最为烦忧的事情就是选择合格的接班人，他十分担心这样一个“优秀商会”可能因他的离任而改变。透过这些现象，我们所能看到的本质就是：德高望重的何必奖并没有留下与他的个人威望媲美的制度“遗产”。
在沈阳商会，商会的负责人争取到当地政府的极大善待，政府各部门为温州人特设“绿色信道”——“温州人的事情不过夜”，而同在当地的诸暨、福州、四川、闽南等异地商会会员则没有这么幸运。这表面上是对温州商人的优待，实际上背后隐藏的危机却一触即发。对于温州投资者的盛情相待、特事特办，恰恰成为投资环境不佳的表现，这将导致其他地方的投资者望而却步。
温州异地商会还有一个制度瓶颈，就是排外。所有异地的温州商会会长，在组织管理温州商人之外还要担任“高级公关人员”的角色，因此，他们就或多或少与当地高层官员建立了私人情谊。好的会长出于公心，让这样的私人资源惠及商会的普通会员，但这在普通人看来也不过是将受惠范围扩大了一下而已，过去只会照顾以血缘为纽带的小家族，现在只是扩大到了以地缘为纽带的“温州人大家族”。非温州人依然是排斥的对象，曾有没有自己的商会的外地人试图加入温州商会，但是却遭到拒绝，理由竟然是“不会说温州话”。
温州商人的制胜之道就是游走在政策的边缘，所以温州商人对于制度是最没有感觉的，而且，他们已经习惯于游刃于体制内外的窄缝之间，也许已经失去了对更合理制度的主动要求，所以才导致了现在异地商会的制度瓶颈。我想，这也许是对温州商人一个最大的讽刺吧。
温州商人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一景，温州商会也已经成为这一景中最显眼的一朵花。温州商人们出于自利动机撬开了异地商会登记的闸门后，跟进者也纷纷多了起来，仅在昆明，就出现了湛江总商会、福建总商会、潮汕总商会、浙江企业联合会、工商联莆田商会、工商联晋江商会等异地商会，甚至在西部的陕西、青海、甘肃、新疆等地，异地商会也不再是讳言的词汇。更为可喜的是，制度在各地政府间也不再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词——2003年7月，云南省宣布，支持个体、私营企业在云南省发起组建异地商会，由省民政厅进行登记并对其年度检查实行随到随检。
现在，摆在所有异地温州商会面前的就是：温州商会能否促使政府一视同仁地在辖区内保护私有产权，进而获得更广泛的认可？温州商会，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