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宁夏长城是一个中国陆地长城的博物馆，那么，战国秦长城就是走进这个博物馆的序言部分。
魏晋时期，从西域传入中国的狮子，在固原被截，留下了关于狮子在中国的较早记载。从西域传入中国的不仅有狮子，还有固原博物馆里的两件“国宝”：1500多年前的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鎏金银壶和玻璃碗。
沿丝绸之路传播的佛教，在宁夏境内留下了众多塔寺石窟，“中国最具有艺术魅力和震撼力的三大石窟造像”之一的须弥山石窟，就在宁夏固原市境内。宁夏通过丝绸之路，东连内地，西通西域，拓展着国内、国际交往与交流。
一 狮子之路，2000年不断的旅影
狮子这种在中国被神化的动物，其实并不出自中国。张骞通西域后，流入中国的西域特产猛增，其中包括狮子。
《汉书·西域传》说：“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公元87年，安息（今伊朗）国王阿萨息斯一世派商队沿丝绸之路把狮子作为礼物送给汉章帝而传入中国。
在魏晋之前，文献中没有发现更多关于狮子的记载，因而，在魏晋时期发现的关于狮子的记载就显得更具文献价值，这个记载就在宁夏。
魏晋时期，今宁夏南部的固原是北魏政权在宁夏境内设立的两大军事重镇（另一个为北部的薄骨律镇）。魏晋末年，鲜卑人万俟丑奴带领关陇一带的农民起义，528年7月，万俟丑奴在高平自称天子，成为南部宁夏在6世纪中期地方政权的统领者。而高平一直是汉朝以来西域和中原王朝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联系的重要地界，盛产狮子的波斯国为北魏政权的国都洛阳进献的狮子等物产，正是沿着丝绸之路途经高平进入中原的。万俟丑奴政权的建立，切断了西域和北魏政权之间的联系，双方进行交流的物产等也往往被万俟丑奴政权掠取。当万俟丑奴看到波斯国进献的狮子时，认为这种以前从没见过的怪兽是一种神兽，如果放在自己的国家饲养，会给自己带来好的运气，便下令将波斯狮子据为己有，并将这个“神兽”和自己的政权联系在了一起，将狮子称为“元神兽”。两年后，北魏军队收复了高平，彻底摧毁了万俟丑奴政权。万俟丑奴被俘后押往洛阳，而那头被当做神兽的狮子也被北魏军队送往洛阳。
这头狮子被送到洛阳后，北魏孝庄皇后第一次看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奇怪的动物，也认为是神兽。在她的心里，虎是最凶猛的动物了，她想看看虎见到这头神兽时是怎样的神情，便下令捕获两只虎、一只豹子，放进皇家禁苑内和这头狮子同处，并带皇帝及大臣去观看，结果是虎和豹子见了这头狮子后，都闭上了眼睛，不敢抬头看狮子。当时的另一处叫华林园苑的皇家园林里养了一头熊瞎子，性情很温顺，孝庄皇后便让人将那头熊牵来，和狮子相会，结果是熊瞎子还没到狮子前，远远地闻到了狮子的气味，就惊恐地跳了起来，脚步不稳地拽着锁子逃跑，引得孝庄皇后当场就大笑起来。
虎在中国的帝王和百姓心中一直有着很高的地位，具有威猛的外表和无言威力的狮子，在这场虎、豹、熊、狮斗中，表现出了自己的威力和威严，被称为“兽中之王”，从此动摇了我国民间对虎的威信，渐被人们奉为辟邪瑞兽。它一直矗立在各级衙门的门口。直到今天，也同样矗立在许多单位，尤其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门前。随着狮子的传入，它逐渐也成为中国艺术史中的一个艺术题材。
看完这场虎、豹、熊与狮斗勇后不久，孝庄皇后就被大臣高欢杀害。广陵王即位后，宣布自己为魏简文帝，他登基后不久就说，把禽兽关押起来是违背它们天性的做法，该将它们放归山林中。于是，魏简文帝下令将狮子送回波斯，护送狮子的兵士在前往波斯的途中，因为考虑到路途遥远，便在途中杀死了狮子，自己返回了。这头狮子在丝绸之路上的遭遇，仅仅是从波斯传入中国的许多狮子中的一个。在古代波斯人的眼里，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也是一条狮子之路，在这条路上不但有东西方各自生产的各种物产，更有古代波斯和中原地区之间友好关系的动物——狮子。到北宋时期，宁夏的海原一带被西夏政权占领，丝绸之路被切断，从汉朝至此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这条古道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而宁夏就处在这条纽带上，不仅有狮子这样的动物故事，就连在宁夏发现的国宝也是通过这条路来到宁夏的。
二 博物馆里的国宝为什么是波斯的工艺品
1983年9月，地处古丝绸之路要冲的宁夏南部固原县（现为固原市原州区）一带，一地庄稼刚刚收拾完毕，庄稼撤身后的大地被腾出大片空白，对考古学者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季节，县城南郊的10余座古墓前出现了宁夏考古队员的身影。那年，一地丰收的庄稼带给农民们喜悦，也仿佛暗示着这些考古队员在这片丝绸之路经过之地或许也会迎来一场丰收。
那次挖掘对当年参与考古挖掘的韩兆民来说，无论时间过去多么久远，其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挖掘工作进行了1个月后，他们在墓室、甬道口底部开始发现了大批颜色鲜艳的彩绘陶俑，在墓室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随葬品。墓室内出土的墓志石盒两个，其中一个上面刻有楷书“大周柱国河西公墓铭”字样，随着考古人员脚步的深入，在墓室西北角发现了一把鎏金银壶和一个玻璃碗，掀起了宁夏考古的一个高潮。这两件器物经过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等专家的考证后，认为是波斯萨珊王朝的文物，如今，固原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就是这两件1500多年前波斯制造的玻璃碗和鎏金银壶，它们怎么出现在宁夏南部的山区呢？它们沿着怎样的路线，从遥远的波斯蜿蜒而来？它代表了当时怎样的玻璃制作工艺呢？以及对中国的玻璃制作历史起到了什么作用？
在那次挖掘中发现的漆画的内容表现了本土文化的丰富性，同时，漆棺两侧的漆画分为上中下3栏，栏与栏之间的分割是大约4厘米宽的云纹带饰，下面是连珠龟背纹，而连珠龟背纹恰恰是出于波斯的一种图案装饰。固原出土的这座北魏墓葬中的漆棺画，就是中西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在固原交流的见证。更有研究者从墓主人举杯和持扇的动作及其特殊风俗，和苏联的乌兹别克南部铁尔梅兹市西北郊的巴拉雷克达建筑遗址所出土的壁画上的人物相似。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座古墓中出土的3件珍贵文物不是中国产的，其中1件就是鎏金银壶。
这件一直让固原博物馆以及宁夏文物考古者引以为荣的银壶，高37厘米，整体造型别具一格：鸭嘴形的流，细长的颈，上立胡人的弧形把，胡人像高踞整个壶的最高处且凝视壶嘴，玉壶春瓶似的腹和喇叭形的座结合而成的稳健、奇特的造型。以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专家认为：这是波斯萨珊王朝的文物。波斯萨珊王朝的工艺品为何烙上希腊文化风格的印记？这件文物是怎样流传到固原的？
银壶腹部的3组人物图案叙述的是一个古希腊的神话故事：3位女神赫拉、阿西娜、阿佛洛希忒为“谁是最美丽的女神”而争论不休，众神之王宙斯命令由帕里斯判定。帕里斯是特洛伊国王的儿子，他以英勇无畏而闻名。这是一个选美的难题，帕里斯王子斟酌再三仍无法定夺，3位女神都是美丽无比。阿佛洛希忒向帕里斯许诺，如果自己被选中，将把天下最艳丽的女人海伦送给他。最后，帕里斯将刻有“献给最美丽的女神”的金苹果献给了阿佛洛希忒，第一组图案表现的就是这个内容。帕里斯在阿佛洛希忒的帮助下越海前往希腊寻找海伦，海伦是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王后，一见到远道而来的帕里斯顿生爱慕之情，趁丈夫离开王宫之际，带上珠宝首饰与帕里斯私奔到了特洛伊城。第二组表现的就是海伦手拿珠宝首饰盒与帕里斯相约私奔的内容。得知此事的墨涅拉俄斯怒火中烧，于是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拉开了序幕。
10年的征战与抵抗使双方难分胜负，最后，希腊军队巧妙地实施了著名的“木马计”才彻底击败了特洛伊守军。墨涅拉俄斯夺回了心爱的王后海伦，这场争夺美人之战最终尘埃落定。第三组图案表现的就是头戴盔帽的墨涅拉俄斯迎回海伦的内容。
波斯萨珊王朝的统治时间是226年～650年，而这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刚刚送走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汉朝，高高的克什米尔和冈底斯山默默地审视着分居在东西两侧的这两大帝国在疆土和文化的双重扩张中进行的各种战争与交流。强大的汉朝在疆土扩张和国内形势基本稳定后，开始了向遥远的帕米尔高原更远的地方的探寻，这种探寻通过张骞等负有国家使命的探险家、外交家和更多没留下姓名的民间商人来完成，而承载这些使命的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连接着中国和推翻安息王朝后建立起来的萨珊王朝，王朝内部的人民继承并发扬了金属工艺品的艺术制作，其制作工艺涵盖了锻錾、雕刻、锤揲、镶嵌、鎏金、铸造、焊接等诸多方面，并且通过丝绸之路将他们的工艺品以及物产（甚至像上节所说的狮子）传入中国。建立于阿拉伯半岛的大食帝国入侵萨珊王朝后，最后的一位萨珊国王逃到当时已经属于唐朝疆域内的西域，他的儿子卑鲁斯被唐朝封为一个没有帝国的皇帝。他们在帝国消亡后选择了亲近唐朝，自然也促进了萨珊王朝的诸多物品、技艺走进中国。固原出土的玻璃碗就是这个历史背景下走进中国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沿丝绸之路而来的西方玻璃器不仅走进中国，而且开始对中国玻璃器皿产生影响，尤其是玻璃制作工艺中的吹制法传入中国，带动了中国玻璃制造业的革命性变化，形成了中国古代玻璃器的一个大转折时期，在质地、造型、工艺等多方面，都出现了崭新的气象，《魏书》中就有“波斯出金瑜石、珊瑚、琥珀、东渠、玛瑙、多大真珠、颇黎、琉璃”的记载。
大量国外的钠钙玻璃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玻璃配方和工艺产生影响，前代延续的铅玻璃系统被铅玻璃和碱玻璃替代，这一改变经三国、西晋、东晋的过渡，到魏晋南北朝的中晚期才基本改造完成，并延续至后来的隋唐和宋代。
1983年秋天出土的这件鎏金银壶和玻璃碗就是萨珊王朝的物产经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见证。由于这件鎏金银壶是中外历史文化交流的见证，是丝绸之路连接东西方商贸与文化交流的缩影，不但在中国仅此一件，在世界现存的萨珊文物中亦属罕见的珍品，因此就有了固原的国宝是萨珊王朝的物品。
三 一地塔窟，四季佛音
从匈奴人建的海宝塔到清朝的镇河塔，宁夏境内连续书写了2000年之久的一部塔史显得完整而厚重。如果说佛教石窟进入中国是一场诗意而久远的旅途，那么，宁夏境内的固原须弥山石窟、中宁石空石窟、彭阳无量山石窟、西吉火石寨石窟、海原天都山石窟等佛窟就是这场旅途的中间路段的界桩，遍地窟语里，无论窟制、壁画、造像，都或多或少、或暗或明地书写着佛教石窟东渐华章中的一章章精彩。
公元前534年前后，喜马拉雅山麓尼泊尔地区的一个城邦里，释迦氏族的王子乔达摩创立了一个宗教体系，从29岁创立佛教到公元前480年辞世时80多岁，乔达摩将一个小众的宗教传播为一个在当地有很大影响的宗教——佛教。此后的几百年时间里，尤其是印度阿育王在位期间改信佛教，直接推动了佛教向整个印度大地之外的地区扩散。汉朝后期，佛教经过西亚传入中国后，逐渐成了当政者和民众的精神信仰之一。
从汉朝到北魏时期，在长期分裂局面下的执政者和民众一样“丧失了自信而提倡来世超度之说的新群众性宗教，在西方是基督教，在东方是佛教。起初由野蛮民族建立的魏，成为佛教强有力的推动者，留下了极其丰富的佛教艺术遗产”（见罗兹·墨菲《亚洲史》第5章《古中国文明》，第152页）。由鲜卑人占主力的北魏政权在洛阳定都后，很快产生了影响中国的一件大事——推行佛教。从洛阳到敦煌，漫长的古丝绸之路上出现了数不清的洞窟、佛像。宁夏南部地区的须弥山石窟就是其中之一。
须弥，佛家用语，意思是“宝山”，佛教经典中的须弥山往往指神仙居住的地方。一个坐落在宁夏南部山麓中的石窟，一直默默展示着发生在这一段佛教东渐之路上的历史烟云。
北魏政权对北方的相对统一，使得途经固原的丝绸之路继续保持着畅通，加上来自政权统治阶层对佛教的尊崇形成的整体崇佛的政治环境，以及民众逐渐认知并接受佛教的大众土壤，固原一带的宗教氛围日益浓厚。十六国、前秦、北朝时期，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须弥山，就开始了初创时期，叮叮当当的石刻之声响彻山谷，整个庞大而系统的石窟佛像刻凿及寺院建设工程一直在进行着，工匠们的刻凿声、来往于丝路上的驼铃声或马蹄声、日益浓郁的佛号声与晨钟暮鼓声，使寂静的须弥山逐渐被日益浓厚的佛光笼罩。
唐代的文化是博大而优美的：高雅文化和世俗文化在各自的生存空间里发展、完善。宗教在当时占据了帝国内部世俗生活很大的内存空间，它的流行不仅在民间有着宽泛的土壤，而且在帝国的宫廷里也有着足够体现其尊贵的席位。皇帝作为佛教徒的出现，更是为佛教在当时的中国盛行提供了政治基础，广建寺院和宝塔等佛教建筑，给信徒们提供了信仰的场所，也为当时的中国建筑师们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遇。精美的佛像塑造以及洞窟艺术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在宁夏，须弥山石窟就是代表之作。
如今，那座高20.6米的佛像，稳坐在须弥山的半山腰上，是须弥山石窟中最大的造像，其艺术成就使它和山西云冈、洛阳龙门石窟造像并身为中国最具有艺术魅力和震撼力的三大石窟造像。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到陕西彬县的大佛寺佛像，从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的须弥佛像到甘肃敦煌的北大佛像，这些散落在丝绸之路上的佛像，串起来的路线何尝不能证明，从北魏到唐朝甚至后来的时光里，古老的丝绸之路在那段时光里是一条佛光普照之路。
如果说须弥山石窟因为其规模与艺术价值而跻身中国十大佛窟之列，使之如一枚佛教宝珠闪闪发光，那么同处六盘山地区的彭阳无量山石窟、海原县天都山石窟以及西吉县的扫帚岭、石寺山、禅佛寺等构成的火石寨石窟则如同一个个珍珠镶嵌在六盘山地区的佛教文化版图上。如果说六盘山地区的佛教石窟见证了佛教在宁夏南部地区的兴盛，那么，贺兰山稍南的石空佛窟以及贺兰山东麓遍布的一座座佛塔，则见证了佛教香火在宁夏平原上的兴盛。
“叠嶂玲珑竦石空，谁开兰若碧云中？僧闲夜静燃灯坐，遥见青山一滴红。”这首佚名诗人的诗，说的是中宁的石空大佛寺，一个坐落在中宁县城西北20公里处、穿过宁夏境内3条丝绸之路的中路上一处的宗教文化圣地。
庞贝的神秘是因为一座繁华的城市突然消失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火山爆发，石空大佛寺的神秘是因为上百年中流沙掩埋了它的真迹。
倚腾格览华夏大佛载金望石空
乘双龙观早春古渡流筏问长城
这副石空大佛寺门前的对联，用26个字将这个上千年历史的古寺的地理位置与闪现在不同季节的人文景观告诉了人们。寺门东侧录写着《陇右金石录》和《甘肃新通志》的记载：“石空寺以寺得名，寺创于唐时，就山形凿石窟，窟内造像皆唐制。”寺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相传寺院是唐代名将尉迟敬德（他也是春节期间家家大门上贴的门神）监修的，结合尉迟敬德曾经到灵州来过的史实，这个传说倒有很多的可信处。这些记载也告知我们，唐代的丝绸之路是经过这里的。
石空大佛寺依山而建，其石窟开凿与甘肃敦煌莫高窟类似，具有较长的延续利用的历史，也经历过人为的诸多破坏。它的致命之伤是身后腾格里沙漠的流沙日渐将这个古寺掩埋，在逐年增多的流沙下，默默诉说着一个见证当地佛教历史的古寺的命运与遭际。
直到20世纪中期，周围村庄的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千年古寺埋在黄沙下，他们根据祖先流传下来的各种传说，确定了古寺的大致位置。在那个特殊时期，村民们不能大规模地去清除流沙，只能在夜晚偷偷地去清除，一天天过去了，一月月过去了，经过很长时间的清理，终于使这个古寺露出了掩藏在黄沙和历史双重忽视中的真面孔。千年古寺从黄沙中露出面容，引起了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视，1961年，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1983年，有关部门拨出经费对大佛寺进行了长达3年的清理，终于使洞窟和洞窟内的彩绘、雕塑重见天日。清理后，在洞窟内没有发现任何晚于明代的物品，这说明这个古寺已被风沙掩埋了300多年。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之人。”这是很常见的一个写弥勒佛的对联。石空的这个千年古寺既然叫大佛寺，那么，这里究竟装了些什么？石空寺石窟群依山而凿，主要有石空寺窟（也称万佛寺）、灵光洞、万佛洞、百子观音洞4窟。中寺的9间无梁奇洞，是整个石窟的中心，曾被收录在《中国名胜古迹大辞典》中。洞宽敞宏大，宽12.5米，高约25米，进深7.24米，上面有3个大佛龛，正中的大龛为一铺五身群像，本尊是石胎泥塑的释迦牟尼佛坐像，高5米，仪态雍容温和慈祥，左右的两菩萨，头戴花冠，颈佩璎珞，袒胸露背，腕戴钏镯，着贴身长裙，系彩色腰围，脸部丰满，长眉大眼，鼻子微微隆起，额下有条弧线，额的正中眉宇间点有一颗红色吉祥痣。造型似盛唐时期，形态慈祥动人。后壁为光焰光环，两旁则有彩色壁画，从脱落部分观察，壁画有里外两层，说明此窟重修过，外层绘有佛经故事，如迦叶渡海等人物造型，色彩运用、气氛渲染等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手法。山门曾有一副古对联写道：“座下莲华压倒西湖六月景，瓶中杨柳带来南海一枝春。”从中不难看出这里曾经的盛景与繁华。
1983年，石窟群中的上寺——大佛寺基本被清理出来，清理出埋在黄沙下面多年的有考古科学价值的彩塑像100余尊，使唐代丝绸之路灵州道上深埋地下千年的珍贵文物重见天日，再放光彩。这里曾发掘出土了唐、宋、元、明、清等历代的彩塑像、壁画、地砖、铜佛像等国家级文物100多件，它们在吸引人们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不法分子的垂涎。1992年10月17日，石空大佛寺第一次被盗：殿内的2个罗汉头、2个小罗汉和1个观音头不翼而飞。11月9日，石空大佛寺第二次被盗：36个小罗汉身在原地，头却被掠走，2尊罗汉被整体盗走。至此，摆放在大殿的塑像较为完好的所剩无几，只好另室保管，才使准备送日本展出的26尊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较高的塑像幸免于难。1993年2月，这些塑像同样在劫难逃。有关人员清点发现：原准备去日本展出的26尊塑像除一尊已先搬到大殿供奉和一尊头部伤残的，盗贼看不上眼外，其余24尊，全部惨遭毒手，身首分离。这次，文物犯罪分子干得更为干净、利索，他们将玻璃罩内的塑像头一个个“拧”下，然后又将玻璃罩一个个照原样罩好，居然连一个玻璃罩都未打碎。临走，他们又将大门用铅丝拧住。而看守人员居然连文物是哪一天被盗的也说不准！只能根据前后两次进殿的时间推断：文物被盗应在2月18日～21日。
石空大佛寺就这样背听腾格里沙涛，面视黄河水东流，曾目击过丝绸之路上的繁华和盛景，也默默注视过宁夏平原腹地的变化与沧桑，它以自身的文物价值从容地走进《中国名胜古迹大辞典》《中国旅游指南》《中华佛教两千年》等大型书刊画册，也以自身的视角收录着平原上的往事或回忆。
石空佛窟建在背靠贺兰山余梢面向宁夏平原的地带上，从这里沿着黄河往东直行，在青铜峡峡谷地带就能发现108座喇嘛塔组成的塔群。“古塔排峦云作阵，长河入峡浪翻空”的古诗描述的就是这组西夏时期的古塔。塔群依次排列在山上，浑黄色的塔身，辉映着青铜色的峡谷，远远看去，耀眼的金色仿佛是这些古塔的外衣。
20世纪60年代初，有关单位组织人员对108塔进行挖掘，专家根据出土的西夏时期的佛帧、佛经、彩绘绢画以及上面的西夏文，认定古塔是西夏时期的建筑。1987年修复古塔群时，出土的西夏砖雕佛像、绢画、塔模、塔刹、西夏文残经等，更加证实这是西夏时期的佛教建筑。塔群坐西向东，背山面河，顺山势凿石分为12阶，塔置于阶上，成等边三角斜坡。藏传佛教的建筑常建于山上，擅长借用地形就势而建，因地制宜，总体来说高低错落富于变化，不似汉地佛教建筑的宫殿式庄重。塔数自上而下依次为1、3、3、5、5、7、9、11、13、15、17、19奇数排列，共108座塔。塔的单体结构均为实心喇嘛塔，首层独塔高3.5米，体型较大，塔基为方形，塔身为覆钵式，2层以下塔均为单层八角须弥座，高2.5米。2～4层塔，塔身呈八角鼓腹尖锥状。5～6层塔，塔身呈葫芦状。7～12层塔，塔身呈宝瓶状。各塔的建成方式为中立竖木，内填土坯，外砌以砖，刷以白灰，再涂以彩绘。但是，现在彩绘早已没有了。
塔群排列呈等边三角形，以双行奇数向上递减。最顶端是一座大塔，塔后还有一座规模不大的小庙。当地人说，这些塔表示着人生有108种烦恼，数一塔就少一种烦恼，于是，到此一游的游客们都开始一边攀登，一边点数，常常点来点去，数字就忘了，只好从头再来。这些喇嘛塔，圆肚尖顶，高约两米，不仅风格一致，而且材料统一，成色也属于同一时代。可以断定，这些塔是由一个建筑师设计并督造的。
塔是佛教的产物，伴随着佛教东渐的步伐进入中国。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成佛后，80岁那年在继续传道的路上得重病死在树林中的吊床上，他的弟子火化其身体，火焰消退后，出现了诸多晶莹光亮的硬珠子，弟子们尊呼为舍利。释迦牟尼的众多弟子将这些舍利分别拿到各地去安奉，这些舍利被埋入地下，上面堆起一座圆形土堆，在印度被称为“浮图”，译成中文为“塔婆”，逐渐被简称为塔。塔作为一种受佛徒膜拜的纪念物，在遍播佛音的西夏王朝，更是遍地塔影，而在西夏王朝的国都、贺兰山下的兴庆府（今银川市）内外，更是塔影四布，一地或模糊或清晰的塔影中，银川就有3处4座古塔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宁夏境内的佛迹盛传，不仅有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汉传佛教的佛窟，也有从青藏高原而来的藏传佛教。对宁夏而言，那些见证唐宋时期的古塔，因为集中、优美而为这里赢得了“中国唐宋时期古塔博物馆”的美誉。尤其是标志西夏帝国在吸收汉、藏佛教艺术方面的古塔，更成为中国唯一见证西夏王朝佛教文化最大的活化石。史料中明确记载但已经消失的西夏高台寺塔、宏佛塔，已经被炸毁但遗迹深藏于贺兰山深处的西夏方塔。目前在宁夏唯一保留的匈奴人所建、西夏时期兴盛的海宝塔，西夏皇太后为太子祈福的承天寺塔，无法确定年代但明显带有西夏建筑风格的、银川最南端的李俊塔，和银川城隔河而望的镇河塔，宁夏境内唯一的西夏双塔，贺兰山上唯一的藏式白塔，等等，透过一地塔影，我们能读到这里曾经弥漫的多少佛音呢？又能从另外一个通道了解到多少这片土地上掩隐在香火与佛迹深处的文化呢？
西夏时期的贺兰山，在无论帝王还是百姓的眼中，都是“神山”与“圣山”的代名词，历代君王相继在这里大兴土木，建造离宫别墅、佛塔寺院、陵园寝殿，并派重兵设防。贺兰山中仅有的3座西夏高层砖塔，都在拜寺口沟内，这表明拜寺口在西夏时期的地位和佛教文化活动中的重要性。贺兰山方塔经过930多年的时光洗礼，犹如一名隐士，将自己曾经的辉煌、丰沛的历史、被炸毁后的残败一并隐藏在贺兰山的腹地与银川众多的古塔中，即便是现在，能见到方塔之影的人还是屈指可数，因为它藏得太深——不仅是指它位居贺兰山深处让人难以走进，也指它身上具备的神秘而灿烂的、常人甚少知晓的文化气息。
2009年春天，踩着山沟里逐渐变薄的积雪，我以宁夏卫视《馆藏宁夏》系列专题片总撰稿的身份，再次走近方塔。从拜寺口进入时，任何机械交通工具都无法进入，只能徒步穿越，两侧尽是枯黄的山坡，不时有岩羊站在山岩上打量着我这个陌生人。经过长时间的跋涉，20多公里的山谷行走，甚至几次误进和藏着方塔的那条沟形似的山沟，早上进山，直到下午才看见夕阳披在残垣上的古塔废影。这里的山坡上全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林，在山风的吹拂下，发出阵阵松涛，900多年来，就是这从未间断过的松涛在陪伴着西夏方塔，那些散落在山坡上的擦擦像、破损的砖瓦，裸露的塔基洞口，在寂静的山林中，默默注视着这里昔日繁华的祭祀活动与其他宗教仪式伴生的景象，逐渐走进历史的尘烟深处了。1990年11月末，寂静的贺兰山被一声巨大的爆破声惊醒，几个不法之徒用军用炸药炸毁了这座深藏于贺兰山腹地的古塔。第二年8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古塔废墟进行了历时一个多月的清理发掘，从炸毁后的废墟中，发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文物。15年后，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西夏方塔的研究成果不断面世。对方塔废墟出土文物的研究，也成为西夏考古成果最丰硕的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出土西夏文献最多的一次考古行动。
15年间的考古成果，首次揭示了拜寺沟方塔的结构是全国唯一采用自下而上以中心柱为支撑的砖塔。这座古塔直贯塔顶的塔心柱，更是为我国现存古塔中所仅有，足见其古老。这里出土的3种汉文经书是国内第一次被发现；这里出土的汉文诗集，填补了西夏文献的空白；这里挖掘出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在西夏文佛经中是海内外孤本，也是藏传佛教密宗经典中最早的印本，同时也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它以实物的形式将我国木活字技术使用时间提早了100多年，回应了有些外国学者对中国“四大发明”中印刷术发明权提出的挑战，有力地捍卫了中国在印刷术发明上的首席发言权。更令人赞叹的是，这些西夏文佛经，将西夏文化、吐蕃文化和中原文化完美结合，已经成为我国古代各地、各民族人民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共同进步的历史见证。它的发现也表明，西夏王朝在活字印刷技术的传播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
沿着贺兰山东麓的沿山公路而行，在拜寺口就能远远看见两座双子塔，以巍峨的贺兰山为背景矗立在路边不远的地方，13层的自然高度和西夏时期皇家寺院的人文高度，使这对姊妹塔于1985年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双塔是宁夏境内目前唯一保留下来的西夏双塔，塔龄超过900年。
走近双塔，仰视整个塔身，都是13层八角密檐式空心砖塔，双塔的装饰，从其题材、内容与色调看，是藏传佛教密宗艺术的遗迹，这也为藏传佛教东传进入西夏时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塔身上的西夏文字和大量与西夏陵相似的灰布纹砖瓦、绿黄琉璃建筑残件与瓦当和滴水进一步说明双塔是西夏时期一处重要的皇家寺院，并由宗教地位很高的上师主持寺务。2007年春末，我邀请青海省玉树州佛学院院长、藏传佛教噶举高僧、著名的藏传佛教学者丹求达哇仁波切前来银川，考察藏传佛教噶举派传入西夏的路线、时间等。站在双塔之下，他感慨地说：“热巴应西夏国王邀请前来传教，这在藏文文献及噶举派的一些典籍中都有记载，他们在西夏赢得了极为尊高的地位，但他们主要讲法、弘教、译经的地点在哪里呢？他们从雪域高原而来，一定不适应贺兰山下的炎热气候，山下作为西夏的国都，繁华与喧闹也不利于他们静心修行。另外，从双塔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周围的山形地脉来看，这里兴建寺院符合藏区寺院修建的地理条件，双塔下面自然就是热巴这样的国师级别的高僧修行之地。”从双塔北边的藏传佛教塔林来看，先后有80多位高僧圆寂于此。当年参与考古挖掘的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孙昌盛研究员说：“塔中十字折角束腰座塔源于藏传佛教，是藏传佛教在宁夏地区传播的一个具体实证。”贺兰山到了西夏时期，就逐渐变成了一个佛教圣地。一个个来自西域或青藏高原上的高僧走进了贺兰山，一座座藏传佛教色彩的佛塔耸起，一卷卷藏传佛经被翻译，一场场法事在月明星稀或晴空万里之时进行。塔影佛声，佛光遍地的贺兰山迎来了历史上宗教文化最灿烂的盛期。藏传佛教因为蒙元政权的青睐而一直持续保留，并被发扬光大，在贺兰山一带，元朝政府并没有摧毁贺兰山中的那些寺院。到了明代，朱元璋的孙子朱秩炅来到贺兰山下的拜寺口，见到许多僧去寺空的庙宇，写下了“文殊有殿存遗址，拜寺无僧话旧游”的诗句。
贺兰山下塔影长，空有佛迹话凄凉。贺兰山不仅收藏着佛塔古迹，山下的平原上，自然也有不少佛塔，银川城内的承天寺塔是西夏佛塔的代表作之一。950年的历史成就了它的厚重，比西安大雁塔还要高出0.5米，使它成为西部第一高塔，西夏皇家古塔建筑风格的完整体现使它赢得了“西夏佛塔活化石”的美誉。现存于宁夏境内的400余座佛塔中，唯有它被确定为西夏梁太后为自己的太子修建的，是目前国内所存西夏古塔中修建年代最早的佛塔——始建于1049年。古塔建成后的第三年，塔旁立起的一块碣石记载了古塔修建的史实以及埋葬佛顶骨舍利的经过。铭文中这样写：“今上皇帝，幼登寰极，夙秉帝图。”接着叙说的是嵬名元昊被年轻的西夏王子宁令哥刺杀身亡后，1周岁的幼帝谅祚即位，没藏氏作为太后与他的兄长没藏讹庞共同执政，揭开了西夏历史上女人当政、后族掌权6年时间的序幕。1055年，没藏皇后派遣使臣到宋朝求得一部《大藏经》，为收藏这部佛经，没藏皇后征调民工数万人，围绕佛塔建造了一座皇家寺院，并赐名“承天”，没藏氏和谅祚时常到这里来听高僧讲经。当时的承天寺，与凉州（甘肃省武威市）护国寺、甘州（甘肃省张掖市）卧佛寺，同为西夏三大佛教圣寺。
在银川市的北郊，新开的北塔湖水面上，倒映着一个古老的塔，俗称北塔，宁夏目前最古老的一座寺塔，又称海宝塔、赫宝塔、黑宝塔。至少有1600多年的塔龄明确告诉走进北塔者，这是一个匈奴人修建的佛塔，明《弘治宁夏新志》载：“黑宝塔，在城北三里，不知创建所由。”《朔方新志》有这样的记载：“黑宝塔，赫连勃勃重修。”可见，它的修建时期应该比赫连勃勃时期更早，但它的盛大时期是在西夏，西夏时期这里是都城北郊一个盛大的宗教场合。明清时期，海宝塔为宁夏八景之一，称“古塔凌霄”。1961年，海宝塔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银川城之外，北边贺兰县的宏佛塔和南边永宁县的李俊塔，分别居于银川远郊的两端，远距离地守护着银川的一脉佛香。1990年6月，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专家在银川市北20公里处贺兰县潘昶乡红星村东面的一个废寺（宏佛塔）里进行勘查。这个西夏藏传密宗喇嘛斜塔内出土的7尊藏彩绘泥塑佛头像，或双颊流泪，或单面流泪，构成了中国出土佛像中“流泪的佛”（见目录001彩图）的独特景象，那滴滴清泪缘由何在？世人不得而知。它造型独特，塔体中空外饰彩绘，风格浑厚古朴，是我国现存古塔中仅有的一例。塔体是宋代风格，塔身粉装彩绘的图案色调，完全是藏密艺术的反映。说明藏传佛教的建筑艺术已深入西夏腹地，它的许多绘画风格在承袭中原传统的同时，吸取回鹘、藏密的艺术成就，融入党项民族的习俗，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这里发现的西夏绢画填补了我国绘画史中卷轴画的空白，宏佛塔天宫内发现的《玄武大帝图》是国内发现最早的道家玄武大帝神像图。
与已经界定清楚是西夏建筑的宁夏同心县韦州镇东南隅的康济寺塔、贺兰县境内的宏佛塔、拜寺口双塔相比较，位于银川南郊永宁县李俊镇内的李俊塔和这些塔有着很多相似处：塔身上下垂直成圆柱形，覆钵体与塔基间施莲瓣纹一周。塔身之上，砖砌逐级收分成八边形13层密檐实心体，冠为“十三天”相轮。塔体外围以砖，内为土筑，外表原来通体抹白灰，故有“白塔”之称。
在银川城郊的古塔中，和银川隔河而望的镇河塔（又名东塔），位于灵武市东塔镇，是河东第一塔。《灵武市志》记载：镇河塔始建于清代康熙七年（1668年），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竣工。此后的20年间，古灵州先后发生两次大地震，镇河塔彻底倒塌，成为一片废墟。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又在原地重建，历时19年终于建成，即现在的镇河塔。镇河塔高43米，为13层八角楼阁式空心建筑。塔室内建有木梯，可以盘旋而上。镇河塔巧妙的设计体现了清代独特的建筑风格。
留存的古塔身影下，闪耀着一段段历史中的佛光睿智，而一个个消失的古塔，给宁夏大地上留下了模糊的佛迹背影。
四 宁夏，通过丝绸之路的国际交往
丝绸之路对宁夏的历史意义而言，其中之一就是见证了宁夏与国际间的交往。而这种交往史，最早可以上溯至2000多年前的汉代。不少专家指出：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的丝绸之路壮举中，宁夏境内震响过丝路驼队缓缓行进的驼铃声，黄河流域古代文明、古代波斯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和欧亚草原古代文明等，都在宁夏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丝绸之路始发长安，通常沿渭水而行，穿越甘肃河西走廊至敦煌，而后再分南北两道分驰安息（今伊朗）和疏勒（今新疆喀什），最终会聚于古罗马，宁夏的固原地区便是长安至河西之间平坦易行的简短路线之一。从沿途的安全角度考虑，宁夏南部地区通往河西走廊一带，还没有完全被中原势力控制，不少少数民族在这一带形成势力不等的地方政权。张骞出使西域时，过六盘山后，就沿着现在的西（安）兰（州）大道往西而去。
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国使节、客商、僧侣前往长安时，多经今天的宁夏固原市，北魏时期高平起义领袖万俟丑奴在六盘山下称帝，截获吠哒国经高平的使者及朝贡北魏的一只狮子，就是中国和国际上进行交流的一个明证。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商贸和文化更是达到空前繁荣。唐代在“丝路”上长安至河西段每15公里就设置一个驿道，主要运送中外使节、各级官吏、传递公文信函。设在今固原市的萧关驿道是这一段路途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这个驿道穿越今天宁夏境内的固原市原州区和海原县。
唐朝末年至五代时期，随着唐朝军事实力一度稳稳地控制了宁夏北部地区，丝绸之路在宁夏境内也开始向北移动：经今宁夏吴忠向西，由青铜峡过黄河，由中卫进入甘肃武威，再融入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或经今宁夏银川，向西越贺兰山，从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境内入甘肃省酒泉市后融入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这次的丝绸之路北移，使沿途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唐朝以及与国际上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繁荣。西夏政权建立后，不仅将唐朝形成的宁夏境内北段丝绸之路彻底切断，而且由于西夏控制了河西走廊后，使自汉朝以来形成的丝绸之路路线彻底改变：从长安经由兰州到西宁，穿过柴达木盆地后，通往新疆境内，宁夏依靠丝绸之路进行的国际交流被迫中断。到元代，由于元政权的国际交往更多地依赖海上丝绸之路，宁夏逐渐因丝绸之路的衰落而变成了一个和国际交往的死角。就西夏疆域内的对外交流而言，宁夏境内的北段丝绸之路上，回鹘、党项、高昌、龟兹等西域各部族甚至更远的中亚、西亚一带人，就是通过丝绸之路经由河西走廊北段进入西夏境内，暂居或定居，这些人中不少变成了西夏的“回回军”，成为西夏和宋朝、元朝等政权交战的主力。成吉思汗西征时，从中亚一带带来不少穆斯林，安置在后来所征服的中国境内，其中的一个途径就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完成的，宁夏境内的穆斯林更是遍布丝绸之路。
明代，由于在嘉峪关设置了相当于海关性质的关口，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国际交往更加衰败，宁夏因为地处中国边地，国际交往更是寥落。清朝时期，康熙皇帝亲临宁夏指挥平定准噶尔叛乱，使宁夏成了一个战前指挥所，丝绸之路在宁夏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昔的辉煌与光荣，古老的丝绸之路在宁夏变成了一条和其他地区的交通要道没什么区别的普通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