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盘山下的一次滞留，无意中听到了一个当地女子的漫唱，使王洛宾成为中国第一位将西北的“花儿”曲调记录下来的音乐家；一代音乐大师和一个“西北军阀”的合作，竟然成就了流传大半个世纪，并且成为今天“花儿”的经典之作。宁夏的“花儿王”不仅走进了北京大学讲解、演讲“花儿”，而且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的传承人。宁夏的“花儿皇后”不仅将“花儿”唱到港澳台地区，而且将“花儿”唱进《大敦煌》等影视作品中；宁夏的“花儿王子”马汉东将“花儿”唱到了日本岛根民俗博览会。
一 一曲野“花儿”，改变音乐大师的方向
“文化大革命”后，经平反的新疆的一批文艺界人士去北戴河疗养，这次疗养对新疆诗人贺维铭来说，有一个很大的收获，这个收获和宁夏有着间接的关系。
著名音乐家王洛宾也在这些疗养的人当中，“文化大革命”中相同的遭际使两个人很快有了共同语言。一天晚上，贺维铭作了一首歌词，王洛宾看后很感慨，提出谱曲唱和，并连夜开始谱曲。在这不久前，贺维铭的一个学生正好给他去了一封信，贺维铭在回信时很激动地将这首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王洛宾合作的词曲全文抄录，寄给了这位学生。这首歌曲至今未见发表，这个学生的丈夫——著名雕塑家郭德茂细心地将信及词曲保留至今。
2006年5月11日，郭德茂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题为《让王洛宾感动过的几位女性》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因为他的妻子是贺维铭的学生，贺维铭便带他到王洛宾家里去过两次，王洛宾谈到对自己音乐生涯产生重大影响并促使自己后半生留在大西北的几个女性中，其中一个就是六盘山脚下叫“五朵梅”的宁夏女子。
王洛宾自幼就生活在一个音乐氛围很浓厚的家庭环境中，后来又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接受了西方音乐的专业教育。1938年4月，王洛宾和著名作家萧军等人，受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修权的派遣，奔赴兰州做抗日宣传工作。他们抵达六盘山下时已经是一个春寒料峭的黄昏，他在写于1986年的《万朵“花儿”永世飘香》一文中回忆：“40多年前，我来西北的途中，遇到连天阴雨，在六盘山下一个车马店里住了3天。”3天的滞留，对于长途跋涉的客人来说，异地他乡的春雨造成客程滞缓，本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夜晚深处，战乱时期的六盘山下，春雨淅沥，更衬托出一片寂寥，就在这样百无聊赖的时刻，突然从客店里传出了一种他没听见过的山野之音，那是一个西北的女子自由而深情的漫唱。
熟悉当地情况的客人告诉他，当地人心里闷得慌时，大多会哼上几句这种叫“花儿”的小曲，由于多是些不适宜大声唱出来的、表现思念等内容的，所以人们称之为“骚花儿”，他们叫漫花儿。女人们大多是在夜深人静时低声漫几句，男人则是会在干活累时，在旷野中漫的。天亮后，王洛宾赶紧向店主打听昨天晚上唱花儿的人，店主王文林说，是店里来帮工的女子，大伙儿都叫她“五朵梅”，倒不是这个女子长得多漂亮，而是山里人有个头痛脑热的，便自己掐太阳穴，久而久之便有了紫痕，如梅花瓣。萧军和王洛宾还悄悄地观察过，“怎么数也不够五朵”，王文林说，那是大家的随意称呼，并不是说她的太阳穴上真有五朵梅花瓣。几十年后，当年年仅10岁的王文林的儿子王学礼提到当年的情形时说：“当时是有几个穿洋服的人，找‘五朵梅’学花儿，他们在草房外，听她唱花儿。”山里的女子害羞，当王洛宾他们提出要听花儿时，“五朵梅”反而唱不出来了。王洛宾在他后来向别人的介绍和自己的文章中，都认为“五朵梅”是店里的女主人。
3天过去了，春雨一停，翻越六盘山的路通了，王洛宾一行大清早就要离开了，和“五朵梅”道别后，踏上了蜿蜒在山间的盘旋公路，就在他走出100多米远时，身后传来了一曲“花儿”：
走哩走哩（者）哟的远（哈）了，
眼泪的花儿漂满了，哎哟的哟，
眼泪的花儿把心淹（哈）了。
走哩走哩（者）哟的远（哈）了，
身上的褡裢轻下了，哎哟的哟，
心上的惆怅重下了。
郭德茂这样描述王洛宾回忆起当年这一幕情景：“王洛宾说到这里时，动情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一只胳膊向后伸开去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在阳光照射着的红褐色高坡上，五朵梅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哽咽着唱这支歌。”
王洛宾后来在《万朵“花儿”永世飘香》一文里，这样回忆那一刻自己的听觉感受：“欣赏到车马店女主人漫的‘花儿’”，“多么迷人醉心的歌，这是最古老的开拓者之歌，那逶迤动听的旋律，口头文学的朴实，句句渗入人心。原来车马店女主人是六盘山下有名的‘花儿’歌手——‘五朵梅’。”那一刻，这种带着土的味道的声音，直接走进了他的内心，使一直渴求着去巴黎寻求西洋音乐的王洛宾对自己的音乐追求开始产生了怀疑。他说：“这段因缘，使得我逐渐放弃了对西洋音乐的向往，投入了民歌的海洋。从此，我在民歌中吸取了生命的营养，那首浓郁芬芳的‘花儿’，的确是我一生事业的转折点。‘五朵梅’的‘花儿’把我们几人听得发呆了，真挚、苍凉和博大。我开始想这样一个问题，音乐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后来，王洛宾将“五朵梅”唱的那段“花儿”叫《眼泪花儿漂满了》，并根据自己的记忆谱录了这曲“花儿”，这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个谱录传播“花儿”的现代音乐家。
这一首“花儿”，是王洛宾第一次听到一个西北女子发自内心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他称赞为“迷人醉心的歌”，“句句渗入了人心”，甚至成为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他深深地感慨：“最美的旋律、最美的诗就在西部，就在自己的国土上。大西北的民歌有欧美音乐无法比拟的韵味和魅力！”
到达甘肃后，王洛宾开始逐渐沉迷于“花儿”的世界中了：“我大量收集‘花儿’是从兰州和临洮开始的。到兰州时，我发现黄河里的羊皮筏子上，水手们唱着动听的‘花儿’；到临洮后，又发现洮河里的木排子上，水手们也唱着‘花儿’。黄河里流的是‘花儿’，洮河上漂的还是‘花儿’，太美了！”他惊喜地发现在大西北的土地上，到处都能听得见那些从土地上生根的音乐。在他的感受中，那是一种感人心魂的深情韵味，也是一种令山川震荡的悠远嘹亮的旋律。
到了青海，王洛宾曾经在统治青海的马步芳手下做过文职人员，得知王洛宾对西北的民间音乐尤其是“花儿”感兴趣，马步芳对王洛宾的音乐才华及他对西部民间音乐的认同很欣赏，两个人的私交逐渐加深，对西北民间音乐同样喜欢并且喜欢写歌词的马步芳，特意将自己写的一首歌词给王洛宾，王洛宾配以自己在青海谱录的“花儿”调的《四季歌》：“春季里来百花开……小呀哥哥。”
新中国成立后，“花儿”调的《四季歌》又改编为歌舞节目《花儿与少年》。如今，《花儿与少年》成了风靡全国的“花儿”代表作。
二 黄土深处：“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2004年9月29日下午，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迎来了一位宁夏老人，老人穿着为上北京特意买的一双几十元的皮鞋，第一次进京的紧张、拘谨、不安等心情，在他受邀演唱宁夏“花儿”时，全部消失了，立即进入了一个自我的空间，只见他右手贴近耳际，扬扬头，歌声便勃发而出。有人形容他的歌声像一碗酽苦的砖茶，苦涩中透出来自生活本真的味道，高音抖擞着直奔云霄，低音婉转而下，直接就堵在了人的心上。这是北京大学百年来第一次请来一个宁夏的农民演唱、讲解“花儿”，也让北京大学的师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听到来自西北黄土高原上的民间音乐，这个农民就是宁夏的“花儿王”马生林。（我曾经几次前往海原采访过马生林，在他家低矮的土房里、在他家屋后的黄土地里听这位东乡族老人那带着土的味道的“花儿”，到这本书再版修订时，这位老人已经归真，在此特意向这位民间花儿大师致敬！）
在中国很多地方，许多民歌的传播范围往往只局限于某一个具有相同特征的小地区，比如“信天游”只流传于陕北，“爬山歌”只流传于内蒙古的一些地方，其他如白族的“三月街”、瑶族的“耍歌堂”、壮族的歌墟等活动上所唱的民歌，都是在一个地区内流传，很少有能跨越两三个省区的。作为一种原生态的文艺形式，根植于民间的“花儿”有着自己的宽广的土壤和顽强的生命力，和藏族、蒙古族的一些民歌一样，突破了在一个地区的传唱，既流行于黄土高原，也悠扬在青藏高原，甚至传唱于天山南北，地域上要比其他种类的民歌广大得多。如今，在新疆的昌吉、甘肃的临夏、青海的河湟地区、宁夏的西海固等地区，都有规模不同的“花儿”大会。
“花儿”到底是个怎样的艺术品类，能让一代音乐大师王洛宾如此沉迷？能够有如此宽广的分布地域？能够形成中国西部地区文艺形式中独特的景致？流传在西北地区的“花儿”，经过长期的积淀形成了一种规模宏大的民间狂欢，规模最大的是每年农历六月初一到初四在甘肃临夏、康乐、临潭交界处的莲花山“花儿”会。白天对歌、夜晚媾和的内容使它成了黄土高原上生活着的民众压抑日久的一次精神发泄和狂欢。对于这种民间音乐形式为什么叫“花儿”，一个流传在莲花山的传说或许就是个答案：莲花顶峰的玉皇阁修成后，天空中飘来了两位载歌载舞的仙女，她们手中的莲叶飘落在莲花山上，同时，她们口中唱的“花儿，等着少年来摘”的歌声也为人们传唱，其中后来被广泛传唱的那首“站在高山上看平川，平川里有两朵牡丹，白牡丹白得（的）耀（音为rào）人呢，红牡丹红得（的）破呢”，据说就是那天传唱到民间的。莲叶飘在山上，化作了一片碧绿，这也是为什么莲花山周围是茫茫黄土和荒凉，而山上却是水草丰美，林木葱郁。有寺庙而无庙会，就如同莲花缺少绿叶一样，那些降落到人间的歌声，吸引着周围地区的群众丰富着“花儿”的内容和形式。早在20世纪30年代，甘肃人张亚雄担任《甘肃民国日报》编辑期间，公开征集流传于甘青宁的一种民歌，在他后来编辑出版的《花儿集》中，他第一次将这种民歌写进书中，并称之为“花儿”：“‘花儿’是流行于三陇——甘、青、宁的一种山歌，亦多有称之为‘少年’者。‘花儿’，指所钟爱的女人，‘少年’则是男人们自觉的一种口号。”这是中国第一个将“花儿”书面化并写成集的音乐工作者。经过西北地区的各民族的传承和弘扬，“花儿”如今已经成了西北地区回民喜爱的一种大众化娱乐方式。
青海也是“花儿”的故乡，青海东部的河湟地区，是“花儿”最为流行的区域，王洛宾在六盘山脚下听到的“花儿”，就是从甘肃、青海一带传来的“花儿”，只是这些“花儿”到了宁夏大地上，被生活在这里的回民赋予了更新的形式和内容，使宁夏的“花儿”在中国众多花儿流传地区有了自己的独特声音。宁夏的“花儿”，俗称“干花儿”“山曲子”“野花儿”，是广泛传唱于宁夏南部地区的一种代表性民歌体裁。它一方面汲取了河湟谷地和洮河地区的“花儿”营养，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六盘山地区古代山歌（徒歌、相和歌、立唱歌）的某些特征。《诗经·豳风》《汉魏南北朝乐府》中的《陇山歌》《陇板歌》等原音构件也走进了这些民间音乐中。就这样，宁夏“花儿”在自然中汲取各种营养，形成了中国“花儿”大菜园中的一方碧绿韭园和一条长长的河。复合性、多元性文化使这里的山歌更多地呈现过渡文化和边缘文化的特征，广泛传唱的回族“山花儿”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
一代代黄土深处的宁夏人，使这些具有浓郁本土特色的“花儿”，弥漫在山间地头，或者是烈日高照时的耕作间隙，或者是夜晚深处的炕头屋内，或者是思念浓烈时的一丝寄托，或者是郁闷至极的几声发泄，或者是粗犷豪放的高迈激越，或者是流畅优美的小调韵味……这些弥漫在宁夏人生活中的“花儿”，逐渐就成了这里民众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刀刀拿来头割下，到老死我就这个唱法……”
海原是宁夏“花儿”的中心地，那些高亢、嘹亮、豪放、雄浑、哀婉、凄切、悲伤的曲调，会不时飘荡在此起彼伏的群山中，贫瘠的土地没能长出养活人的庄稼，但滋生出了一曲曲滋润人们精神的“花儿”。苦难的日子里，“花儿”才是医治苦难中的人们心灵焦渴的药剂。这种滋生，多数来自那些黄土深处默默耕作的农人们，宁夏的“花儿王”马生林就是他们中的一个。这个1950年10月出生于宁夏海原的东乡族人，祖籍甘肃临夏，新中国成立前，他的爷爷逃难来到海原，也将那里的“花儿”艺术带到了这个逐渐在宁夏生根的家庭。
由于农忙及个性上的内敛，马生林多数情况下并不唱（当地人叫“漫”）“花儿”的，漫起“花儿”来也不是像外界理解的那样放开喉咙尽情唱，尤其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那些表现情爱内容的“花儿”更是不合适在晚辈和小孩子面前唱的。
4间土坯房，窗歪门斜的，屋檐低矮，墙体土层脱落，像是孩子过家家随手搭起的积木，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这就是我2004年、2005年先后走进位于海原县城西边海城镇高台村的马生林家看到的。低矮的屋里，一通土炕占了房屋一半的地方，一个显得陈旧、上面绘着花草的矮柜靠墙立着，上面一只电炒锅可能是这屋里最奢华的东西了。房屋后面，就是厚厚的黄土塬，也是他们那年年指望但却因为缺少雨水而长不出多少庄稼的土地。马生林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出生、成长的。从10多岁在山上放羊时，马生林就会唱“花儿”了，家族的遗传和自己不断学习，使他掌握的“花儿”越来越多，以致后来的人生应了一曲“花儿”里唱的“‘花儿’呀，本是我心上的话，不唱它由不得自个”。再后来，赶上不许唱“花儿”、只准唱样板戏的年代，他在工地做工，给大家做饭送水，一次送下水，大家干活很累，缠着他要唱“花儿”，拗不过大家的邀请，他就唱了一个，结果是唱一个不行，还要接着唱，大家都不做工了，围着听“花儿”。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马生林就多次代表海原和宁夏参加区内外演唱，1987年荣获由中国歌谣学会、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主办的“黄河歌会”的优秀民歌手奖；同年获宁夏回族自治区宣传部、文化厅、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颁发的“宁夏第二届民间文学金凤凰奖”。在西北第一、二、三届民歌（花儿）比赛中曾获得一等奖和特别奖。2008年2月28日，文化部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宁夏回族“花儿”代表性传承人——海原县马生林名列其中，这表明“花儿”这种民间文艺，已经成为国家保护的文化遗产。这一天，马生林以宁夏回族“山花儿”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参加了文化部主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颁证仪式。
经过众多和马生林这样的宁夏民间音乐人的代代努力，使宁夏地区的“花儿”成为西北地区“花儿”家族中一个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花儿”独特品种，成了宁夏地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间原音标志。
三 “花儿”之幸，插上翅膀的声音
生活的窘迫、“花儿”自身内容的内敛、高难度的唱腔、“男儿有愁唱一唱，女儿有愁哭一哭”的男人唱“花儿”的专利等，使目前能够掌握多首曲目和风格的宁夏山花儿的唱家已属凤毛麟角，且多已过古稀之年，自然传承纽带已断裂微存，加之现代文化的冲击使其乡土文化本色特点不断流失，“山花儿”的生存出现了危机。如何打造以“花儿”为特征的宁夏音乐品牌，在保留传承民族民间音乐、弘扬民族地区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是宁夏“花儿人”思考的一个问题。
和马生林这样的东乡族人传承“花儿”一样，生活在宁夏的各族人民，都在呵护着这个艺术种类。高琨是个汉族人，1935年出生于固原。小时候，他就老听见当地的脚户哥和放牧人吼唱的一种曲儿，后来才知道那叫“花儿”。抗美援朝回来后，他放弃了在城市工作的机会，一头扎进西海固的“花儿”海洋中，几十年间从没间断过对“花儿”的整理和挖掘。后来，他发现，传统的“花儿”歌词不多，随着时代的进步，“花儿”讲究随意抒发心意，描写时代生活，他便发挥自己的写作特长，开始了“花儿”的写作，他写作的“花儿”出版成《红牡丹》《绿牡丹》两本书。
“花儿”逐渐跨越了民族和地区界限，吸引了更多的民族音乐人或歌手，投身到“花儿”演唱的行列中。1992年，青海电视台举办花儿会电视擂台赛，《面片片稠稠地捞上》和《脚闪空绊了一身泥巴》两首宁夏原生态歌曲，使盐池县的汉族小伙张建军一举获得了“西北青年‘花儿王’”的称号。1998年8月9日，中国西北“沙湖杯”（花儿）歌手大赛在宁夏著名的风景旅游区沙湖举行，来自西北的众多民歌歌手齐集在这里，张建军获得一等奖，成为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个宁夏人。2004年，满怀豪情的张建军又参加了中国西部民歌（花儿）大赛，并荣获金奖，夺得了“西部民歌（花儿）歌王”的桂冠。
2006年10月1日，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2006 CCTV中国民族民间歌舞盛典”正在现场直播。来自宁夏的张建军演唱的曲目是他那首曾荣获中国西部民歌（“花儿”）大赛金奖的《尕妹弹的是口琴子》，这是宁夏的“花儿”开始走进中国民族民间歌舞阵营中的又一个标志。2007年，由文化部主办的中国原生态民歌大赛上，宁夏报请了10多个曲目，只有张建军的宁夏“花儿”入围。历时半年之久，在决赛上，张建军在217个歌手中脱颖而出，获得大赛独唱及对唱组优秀奖，“花儿”再次成为宁夏文化中的一支软实力。
而把“花儿”唱到台湾地区的则是宁夏的羌族演员严青霞。1957年2月，严青霞生于青海西宁，从小就受河湟“花儿”的熏陶，在陕西省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受过正规的声乐训练，大学毕业后，任陕西省汉中市歌剧团主要独唱演员兼声乐教师。1988年，严青霞调到宁夏，任宁夏歌舞团独唱演员。1987年在陕西省“橘乡之秋”声乐比赛中获美声唱法二等奖。1992年、1999年两次在国家民委、广电部、文化部举办的“和山杯”“孔雀杯”全国少数民族声乐大赛中获民族唱法优秀奖、演唱奖等荣誉后，宁夏地区的“花儿”使这位羌族歌手深深迷恋，她开始了一个歌唱演员对“花儿”的钻研和体验。2001年，她参加了黄河流域八省区政协在港澳举办的民间民俗大型演出，以创新的演唱手法，首次将宁夏的口弦和“花儿”结合在一起，被观众亲切赞誉为“口弦花儿皇后”，获得这次大赛的演唱金奖，使港澳地区的观众第一次知道了“花儿”。2003年3月，在文化部组织下，严青霞随宁夏歌舞团出访台湾，“花儿皇后”再次以“花儿”的魅力亮相台湾。2006年，她将“花儿”唱进电视剧《大敦煌》，成为剧中的主题曲之一。
在河湟地区，每到民间节日，各地都在一些固定的日子里举办“花儿”会，各地的会期各有不同，规模较大的“花儿”会有：西宁“花儿”会，每年农历四月八举行；民和县峡门“花儿”会，在端阳节前后举行；大通县老爷山“花儿”会、民和县七里寺“花儿”会、互助县五峰寺“花儿”会都在农历六月六举行；乐都县瞿昙寺“花儿”会，农历六月十四日开始，十五日为正会期，十六日结束；互助县的丹麻“花儿”会，一般在农历六月十五至十七举行。而在“中国‘花儿’之乡”临夏、康乐县、和政县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别命名为“中国‘花儿’保护基地”“中国‘花儿’传承基地”；在宁夏，“花儿王”走进北京大学并取得“花儿”的民间传承人资格，“花儿皇后”将“花儿”唱进影视剧并带到港澳台地区，“花儿王子”马汉东应邀将“花儿”唱到了日本，“西部民歌（花儿）歌王”的桂冠被张建军夺得，等等。这些荣誉的背后，是宁夏人将“花儿”这个西北地区流传的民间艺术发扬光大的艰辛努力，使“花儿”在宁夏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扩大着它的影响。
2010年3月12日～14日，宁夏本土创作的大型民族原创歌舞剧《花儿》历经3年的不断打磨后，在北京保利剧院成功地上演了3场，百位宁夏回汉演员深情地演绎了一段“花儿”姑娘和牧羊人之间的凄美爱情。这次演出被誉为“为中国舞剧作出了独特贡献”，“花儿”以另一种形式从黄土深处飞出，走向了更广阔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