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来干什么？我又不饿！”我气呼呼地面对着父亲，毫不掩饰心中的不耐烦。他像是没有注意我的语气，一边将搪瓷杯递给我，一边抹着额头的汗水：“早晨怎么不吃饭？你妈担心你饿了又胃疼，非让我给你送来，喏，蛋炒饭。还不凉，你趁课间吃吧。唉，在外面住宿，得按时吃饭，省着你妈老惦记，嗯？”他又抹了抹汗，我抬眼瞥见他额角的白色发丝——那是我平日里不曾注意的。
“我得走了。单位还有事——骑车回去还得一个多小时……”我这才想到，这个小县城每天只有一趟早班车。为了这区区一杯蛋炒饭，父亲要骑着自行车往返上百里！
临走时，父亲默默地看了我好一会儿，却只说了一句话：“行了，回去吃饭吧。我尝了一口，不咸。”
看着自行车上父亲踽踽远去的背影，我使劲儿地仰起脸，却挡不住泪水奔流。
十几年过去了，我总也忘不了那白色搪瓷杯里蛋炒饭的滋味。父亲错了，那实在是我一生中吃的最咸的蛋炒饭，因为他不知道，我在其中掺进了多少眼泪。
列平心而论，对于母亲来说，孩子得以身心健全地成长，便已是一份千金不易的礼物了；而对于孩子来说，子欲“爱”而亲犹在，也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大幸福了。
孩子的礼物/尤今
孩子自从懂事以来，每一年的母亲节都给我买礼物。虽然觉得这个节日已经高度商业化了，可是，我还是乐得每年一度享受这种物质重于精神的母爱。唯一的遗憾是：孩子老是花钱买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比如说吧，那些摆设品，不但不美，而且大件、易碎，收着嫌碍地方，摆着嫌格调不高，丢掉嘛，却又于心不忍，真是名副其实的“鸡肋”。今年，我采取了一个“革新”的做法——根据他们的“经济能力”，列出了一个购物名单：老大买热水瓶、老二买雨伞、老三买电脑磁碟。
母亲节那天，三个孩子一早便相偕出门去了。我喜滋滋地坐在家里，等待他们把实惠耐用的礼物带回来。中午时分，大中小三个孩子脸上闪着神秘而又兴奋的笑意进门来了，长子将手上那个大大的方形纸盒放到我面前来。嘿！他们居然送我这样一个全无纪念意义、毫无收藏价值的礼物！我瞪着眼前这个从名牌酒店买回来的大蛋糕，难掩失望之情，脸上笑容硬是灿烂不起来。
次子细心，单刀直入地问：“妈妈，您好像不喜欢我们的礼物？”我不善掩饰，直话直说：“买这个蛋糕的钱，可以买几把雨伞呢！”女儿满腔委屈地说：“您平时最爱吃榴莲，我们三个人花了很大的心思才想到订做这个榴莲蛋糕啊！”这时，长子也插口说道：“您要的热水瓶、雨伞和磁碟，我们随时都可以买给您，但是，母亲节，我们应该买一些让您感到惊喜的东西呀！”
望着那三张热切盼望我快乐的脸，听着他们嘴里流出来的话语，惭愧之情骤然飞卷而来。真不敢相信，我居然成了商家“成功”地“荼毒”的对象，“物质化”得不可理喻！平心而论，对于母亲来说，孩子得以身心健全地成长，便已是一份千金不易的礼物了；而对于孩子来说，子欲“爱”而亲犹在，也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大幸福了。父母与子女，相看两不厌，天天都是母亲节，日日都是父亲节，时时刻刻都是儿童节！同样的，只要健健康康地活得扎扎实实，我们天天都可以对着自己愉悦地高唱“生日快乐”！
所谓孝与不孝的区别，其实就差这一小口。
一小口/莫小米
一道美味的食物，有人只尝了一小口，就给另一个人吃，这是谁和谁？有人吃到只剩下一小口，才给另一个人吃，这又是谁和谁？
答案很简单，前者是母亲与孩子，后者是孩子与母亲。只能如此。
母亲尝一小口只为了知道那食物是否烫嘴，是否走味，甚至，是否有毒，然后，才放心地让孩子吃；孩子想到应当与母亲分享的时候总是剩下一小口了，因为这时他已经吃不下了。也只有母亲才会愉快地接受这一小口，并因此夸耀她的孩子孝顺。
他们之间的爱也是如此分配的，无论是留给自己的或是孩子给予的，母亲得到的总是一小口。她为此心满意足。
所谓孝与不孝的区别，其实就差这一小口。
走到一棵树下，一个影子忽然从树根下站起来，吓了我一跳。
最后一份晚报/魏振强
从一个饭局上下来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头昏涨得厉害，又没有出租车，我只好顺着公园边上的环形路，高一脚浅一脚地往家去。走到一棵树下，一个影子忽然从树根下站起来，吓了我一跳。
借着路边的灯光，睁着朦胧的眼睛看了看，是个女孩，10来岁的样子。我清了清嗓子，镇定一下情绪，正准备走，那孩子在我身后喊：“叔叔，叔叔，你等一等。”我停下脚步，回过头来。
“叔叔，你能不能帮我在那个报亭买张报纸？”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前方50米的地方果然有个报亭。“买报纸？”我有些惊讶。“嗯，买张《××晚报》。”孩子边说边将一枚硬币放在我的掌心。我更奇怪了，心想：你怎么自己不去呢？但我没说出口。天这么黑，我一个大人，对孩子的这一点小要求都不能不满足吗？拿着钱，我就过去了，将1元钱递给那个妇女，取了报纸，转身往回走。
那个孩子还是站在树底下。“你怎么站在树底下呢？”我问。“我怕被我妈妈看到了。”“你妈妈？你妈妈在哪？”“就是那个卖报纸的人。”我的酒醒了大半。“你怎么从你妈妈那儿买报纸呢？”我怔怔地看着小女孩问。
小女孩低头摩挲着手上的报纸，说：“我晚上给她送饭时，她还剩下一张报纸，说不卖掉，明天就没有人买了。我在这里等她一个小时了，她肯定卖不掉了。”
我看着小女孩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她的妈妈已在打烊了。小女孩把报纸往我手里一塞，“叔叔，给你看吧。我回家了。”说完，她从树底下跑开了。
假肢，他想要一次性的，而爱在他心里，却是永久的。
一次性假肢和永久的爱/空空裤兜
那是快要过年的一天，他又来了，拄着拐杖“戚医生，戚医生——”地一路喊着。我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他正将拐杖挂在胳膊上，双手伏地，一点点地往上挪，双臂上的青筋条条凸现出来。我们这所医院的台阶一向偏高。
没想到还能见着他，他是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受的伤，一年前的一次意外事故，倒塌的脚手架狠狠地砸到他左腿上。他被送进医院时，膝盖以下的部位仅连着层皮了。于是，按照正常的操作程序：止血、上麻药、截肢、装假肢。
他却死活不肯装假肢，还一遍遍地问我，装上假肢是不是仅仅让双腿好看点？我说差不多就这功效，但也叮以让双腿行走方便点。他又问，那装上假肢后，还可不可以推水泥车？还可不可以挑砖头？我说，这绝对不能。他于是就坚决地摇头了。只因为建筑老板说，如果不装假肢，就给他五千块的补贴。五千块对他而言是巨款了。
以后的很多天，我常看见他拿着一截铅笔头，在纸上涂来涂去，边涂边喃喃自语，五千块够买十多头猪崽了；五千块还可以盖幢瓦房了；五千块交到老婆手上，她该多开心啊……有一天，他忽然问我，上大学要多少钱？我吓一跳，以为他这样的人，也要上大学去。他却说，他的娃今年六岁了，过上十多年也该上大学了，不知道这五千块够不够？
谁都知道现在五千块能给大学生交一年的学费就已经很不错了，何况还有高昂的生活费、住宿费呢。可我还是忍不住点头说，够，够。他忽然咧开嘴笑了，那就把这五千块存着给娃念大学！他的脸上淌着豆大的汗珠，他的左腿，那时刚截下没多久，正是最疼的时刻，他却咧着嘴笑。
他见到我出来，很兴奋地腾出一只手臂来挥舞，喊着：“戚医生，还记得我吗？”不容我回答，又赶紧接着说，“我这次是装假肢来啦！”
我吃了一惊，当初老板给报销大部分他不装，要知道装假肢得好几万，凭他的能力，能行吗？他却说，自从他去年腿砸断后，已经一年多没见过妻子跟儿子了，他挺想妻子跟儿子的，妻子也一次次写信来让他回去过年。他又接着说，家人还不知道他的腿被砸断的事呢？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断了腿，这么大的事情，他居然瞒了家人一年。
他说他希望这次回家不让家人瞧出他空荡荡的裤脚，不然家人肯定要伤心的，最主要的是，妻子肯定不会让他再出来打工了。他边说边抹眼泪，所以要装上假肢，那样他们就看不出来了。我忍不住打断他，装上假肢照样会很清楚地被看出来啊。他却说：“我想好了，装上假肢后，你再给我绑上绷带，厚厚实实地绑上，这样就可以告诉他们，我的双腿仅仅是简单的骨折啦。”他接着说：“我知道装假肢挺贵的。我不要那种永久性的。要那种一次性的，我知道现在筷子有一次性的，杯子有一次性的，那假肢也一定有一次性的，我要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装上一次。一次性的假肢，是不是几百块钱就够啦？”
最终，他还是没能装上假肢，因为医院既没有一次性的假肢，也没有永久性的假肢。再好的假肢，也要隔几年一换，再便宜的假肢也至少要上万块。他有些失落，但很快又开心起来，说，没事，还有五千块呢，能供娃上大学就行了，他们也会高兴的，说完，拄着拐杖，一步一摇晃地走了。
我在后面看着他，看着他的背影，眼睛模糊起来。这个土土的没有见过世面，甚至在很多事上有些无知的男人，他的心里却藏着无比坚定的爱。假肢，他想要一次性的，而爱在他心里，却是永久的。
喂，亲爱的，我们现在最大的幸福不在于养花，而是养我们可爱的孩子。
维尼太太的话/周斯明
维尼太太打了很多电话要我到她家去做客，盛情难却之下这次终于登门拜访。这是我在伦敦的第四年，前三年我住在维尼太太家的隔壁，一直承蒙她的关照，所以现在我很不好意思去叨唠她们家。
维尼太太是个很温和的人，而且心地善良。
以前她常常在很多方面给予我无私的关照，她冒雨去为我办医疗卡，又带我去淘市场上便宜的家具，有一次甚至为了我被宿醉的流浪汉欺负和他吵起来，我对她不仅仅是感激，甚至觉得自己在内心深处有一点儿崇拜她，她那么勤劳贤惠而且受人喜欢，她的家庭那么好，她的老公很帅，儿子那么喜欢她。
我在台阶上看维尼先生教５岁的儿子使用剪草机，两个人正嬉闹的时候，维尼先生起身去接电话，可是５岁的小孩子把剪草机推上了百合花圃，可怜的幼苗嫩叶应声而断。维尼先生出来的时候脸色铁青，这一个多月的黄昏，他每天都蹲在那儿观察他心爱的花儿的生长情况，眼看他的拳头高高举起……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时候，维尼太太从厨房里出来了，她轻声地、温柔地对先生说：亲爱的，我们现在最大的幸福不在于养花，而是养我们可爱的孩子。
草地上一丛丛兰花安静地盛开着，又香，又暖。
暖/朱易丝·安瑞森
初春某个假日的下午，我在储物间整理一家人的冬衣。9岁的女儿安娜饶有兴致地伏在不远的窗台上向外张望，不时地告诉我院子里又有什么花开了。
这时，我无意中在安娜羊绒大衣两侧的口袋里各发现一副手套，两副手套一模一样。我有些不解地问：“安娜，这手套要两副手套叠起来用才够保暖吗？”安娜扭过头来看了看手套，明媚的阳光落在她微笑的小脸蛋上，异常生动。
“不是的，妈妈。它暖和极了。”“那为什么要两副呢？”我更加好奇了。她抿了抿小嘴，然后认真地说：“其实是这样的，我的同桌翠丝买不起手套，可是她宁愿长冻疮，也不愿意去救助站领那种难看的土布大手套。平时她就敏感极了，从来不接受同学无缘无故赠送的礼物。妈妈买给我的手套又暖和又漂亮，要是翠丝也有一副就不会长冻疮了。所以，我就又买了一模一样的一副放在身边。如果装作因为糊涂而多带了一副手套，翠丝就能够欣然戴我的手套了。”孩子清澈的双眸像阳光下粼粼的湖水，“今年翠丝的手上没有长冻疮。”
我欣慰地走到窗边拥抱我的小天使，草地上一丛丛兰花安静地盛开着，又香，又暖。
后来我没有问过任何一个人：你爱我吗？
因为我也害怕，他们不给我肯定的回答。
你们爱我吗/吴虹飞
那时父亲远在他乡，一年回来探望我们一次。回来时往往是搭乘深夜过路的火车，我就要竖起耳朵听。我们一年到头通信，信里父亲会告诉我他回家的大概日期，此后的日子我是在倾听中度过的，因为父亲会从县里的火车站坐着屁股冒烟的突突响的小三轮，乘着浓浓的夜色赶到我们家门口。他提着黑色的行李包，轻手轻脚绕到窗户边——那么多个熄了灯的窗户，他必须准确找到我们家的那个，轻轻地敲玻璃：笃、笃、笃。我听到他叫我的小名：伊莲，伊莲，我就知道父亲回来了。
这使我养成了倾听的习惯。母亲上夜班去了，我就一个人躺在屋里的凉席上听。我听到了远处传来的缥缈的歌声。只要是在安安静静心痛的情境下，我就能听到来自远方的歌声。它的韵律是回旋的，却不重复，一直这么延续着，传递下去，从一个到另一个，遥远得如同挽歌。
我几乎没有写过我的父亲。为亲者讳，还有，我对父亲知之甚少。
父亲偶尔失眠。他有些焦虑，他把这个遗传给了我。他有些小气，或者心胸狭窄、为人孤僻，他也把这个遗传给了我。
他把他的眼睛遗传给了我。
父亲英俊，英俊得像别人的父亲。我却从来不漂亮，还有人认为我不够风骚。
这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我很想风骚一把，证明自己的潜质。我烫了头，染了发，穿了以前从来不会穿的，桃红色的，有些低胸的裙子。可是还是有很多人，认为我不够风骚。
看来我们家族缺乏风骚的气质。
比如父亲，其实很英俊，但他没有滥用过他的英俊。
他的女儿，每年都要给他写信，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等待着每年一度的相聚。对于一个家的梦想，幻想了这么久，在信纸上如此积极、如此诗意地建构的关于团聚的一切，都只是纸上的乌托邦。在现实面前，梦想脆弱得不堪一击。父亲和母亲吵架、殴打、哭泣、咒骂，女儿只好又回到了住宿学校。
坐上车将离开家的时候，父亲在后面追赶。他走路时脚有点八字，这样他看起来又苍老又可笑。他举着一袋馒头热切地说，刚热好，要不要带走？
在我14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问我：你们爱我吗？
我的父亲，他一定没有想到，他的女儿会把这句话记得这么清楚，过了这么多年依然不敢轻易想起。
我没有给他肯定的答复。
我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只是因为从来没在信里用过这个字。
后来我没有问过任何一个人：你爱我吗？
因为我也害怕，他们不给我肯定的回答。
派出所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在场的所有人，无不被乐宇那真诚的举动而感动着，这时，有人已经开始擦起了眼泪。
让人心痛的一幕/佚名
乐宇和乐乐的爸妈双双一起下岗了。那年乐字五岁，妹妹乐乐刚过完三岁的生日。
爸爸身体一直就不好，经常是因病痛得满头大汗，一会儿又哮喘得出不来气。妈妈也是个病秧子。乐宇三岁那年起，就已经开始学着在家里帮妈妈干些家务活了。家里吃的只是些萝卜白菜，馒头稀饭，就这样他们兄妹俩慢慢长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