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彬是消灭南唐时的大功臣。从开始任用曹彬讨伐南唐时，宋太祖对曹彬说：“等你给我活捉了李煜（南唐国主），我让你当宰相。 ”出任副帅的潘美听到皇帝许诺曹彬攻克南唐后，让他当宰相，于是就向曹彬预贺，曹彬却说：“不然。这次去攻打南唐，得仗天威，尊庙谟（皇帝的妙算），才能平定江南，有我何功啊。况且使相是极品。”潘美十分不解，问：“你这是怎么说的！”曹彬说：“太原未平也。”果然，正如曹彬所料那样，宋太祖觉得攻克南唐之后就授曹彬为相，未免太容易了些，于是又反悔了，改变了主意，待曹彬平定江南，回到汴京，宋太祖就对他说：“本来要授卿相位，可是北边的刘继恩还未消灭，你还是再等一等吗！ ”潘美听宋太祖这样说，就视曹彬而笑。宋太祖问其缘故，潘美就把当时曹彬不信仅平定南唐就会以他为相的话说了出来，宋太祖也大笑起来。于是另外对曹彬再赏钱五十万。退朝后，曹彬对潘美说：“人生何必非做宰相，好官不过是多得钱罢了！”曹彬的话不但是真心话，也是说给宋太祖听的。他了解皇帝宁可让臣下喜欢钱，也不愿让他们喜欢权，自己表明心迹，让皇帝放心。
宋太祖分利，也是笼络人心的一种方法。给人以利，人才会死心塌地地为你效力。否则，他们就很可能会从邪门歪道去图谋利益。
刚登上皇位，边境的安宁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外面强敌林立，内部人心未稳，如果边境再乱了，大局就会失控。宋太祖选用最信任的人去守边，但是信任归信任，利益归利益。宋太祖为了让他们安心守边，给予这些边将很多特权，如优恤他们的家属，多给俸禄，加官晋爵，允许他们在辖区内从事贸易，特免征税。
每次边将回朝，太祖必定召对命坐，厚为饮食和赏赐。太祖认为只要财用丰盈，这些边将能秉承君意，作为皇帝就是减少后宫、克勤克俭来筹集边费，也在所不惜。太祖曾经命令相关部门为洛州防御史郭进修造住宅，厅堂全部用琉璃瓦。有人议论说，这种待遇只有亲王、公主才能享受。太祖很是生气，他说：“郭进控扼西山十多年，使我没有北顾之忧，我视郭进难道薄于儿女吗？赶快督役，不要妄说。”
宋太祖还充分意识到了官员的俸禄多少和保持廉洁之间的关系，提倡“高薪养廉”。在开宝四年（公元 971年），他曾下令说：“官员不廉洁那么政局就会不稳，薪俸不足则饥寒交迫，因此，为了侵渔和夺取一点点小的利益就损害骚扰老百姓，究其原因是由此而引起的。既然要责令他们廉洁奉公，当然也应该向他们表示皇上倍加的恩惠。从现在起各道、州幕职官员，并依照州、县官的条例设置出领薪俸的人户。”
虽然，宋太祖对臣下大施恩惠，百般优待，但并不是毫无原则，有求必应。对贪赃枉法、玩忽职守、枉杀百姓、经商营利的，都严惩不贷，依法处理。宰相赵普爱财出名。一次，南唐国主李煜曾经送 5万两银子给他，赵普想发财却不敢收，怕人说他里通外国，就向宋太祖报告了这件事，请示处置方法。宋太祖便说：“他既送来，也不可不受，你既向我汇报此事，我也不怀疑什么。”宋太祖虽然这么说，可赵普还是不敢轻易收下，他一再叩头辞让，宋太祖说：“这并不只是你个人与南唐之间的事，宋朝作为大国，体面不能丢，不可自为削弱，当使南唐对我们感到神秘莫测，这才是我的本意。”赵普这才敢收下这份厚礼。
宋太祖要赵普收下银子，他的想法是复杂的，他是想让赵普在内心深处留下一个无法消除的阴影，让他总为这件事而感到内心不安，让他以后不敢对自己有任何的隐瞒。这就是宋太祖对赵普施加的最有效最深沉的控制。
在后来，南唐国主派其弟李从善来宋觐见，宋太祖在正常的赏赐之外，又密赠他 5万两白银，与南唐国主送给赵普的数目一样多。这件事传到南唐，使他们的君臣都很震骇。宋太祖是借此事向南唐表明，自己对于臣下与你们的一举一动都洞若观火，而你南唐要想在我们君臣之间搞什么阴谋，只不过是枉费心机罢了。同样是 5万两银子，这一收一放，起到多重效用，真是一箭双雕。
宋太祖的分利策略，更有一种和平主义倾向，他不愿拿军队和百姓的生命去冒险。
宋太祖为天下守财，自己生活俭朴；而为天下用财时，出手慷慨大方。宋太祖讨伐平定南方各国时，没收其府藏，另外贮存为一库，叫作“封桩库”，每年国家财政支出后的剩余部分也存入其中。他曾经对亲近的臣子说：“后晋的石敬瑭割让幽燕地区的各州郡给了契丹。我怜悯那八个州郡的百姓长久沦陷于契丹的统治之下，等到库藏积蓄到五百万缗，就派人到契丹去赎回这些州郡。如果契丹不听，则拿出这些钱招募士兵，以图谋攻取。”他还说：“辽兵数次侵扰边境，如果我用二十匹绢的价钱收购一名辽兵首级，辽军精兵不过十万人，总共只需花费我二百万匹绢，而辽兵就会被我消灭殆尽了。”他的算法过于简单，但是无论募兵也好，赎买也好，都体现了不愿人民受苦，希望用金钱换土地的方式解决问题。宋太祖是一位雄才之主，不避艰险，有这样的贿赂政策实出有因，那就是宋的军事实力远比不上契丹。换土地、释兵权这些做法固然不如血火拼杀，屠杀功臣来得彻底，但是确实能减少风险和人民的损失。从这点来讲，与能分利的人合作起来则风险更小。
对待钱财，宋太祖态度豁达，他不守财、惜财，而是用“财”换得集于一身的权力，用财换得将士的安心和忠心，用财换得边境的安宁。树立自己的威信，用威来震慑人，用恩来感化人，一向都是统治者提高自己声望和地位的重要手段，这两种方式一刚一柔，往往非常有效。
恩和威就像唱戏中的“双簧”，一个主唱红脸，一个主唱黑脸。在通常情况下，恩惠更能够收买人心，使人乐于效命。作为领导者，如果有威无恩，别人只会怕他，决不会敬他，一有机会就会反叛。因此施恩是驭下的基础。
对于“恩”的诠释，各学派都有许多言论，总结归纳起来，其主旨是大同小异。都集中在恩惠这一点上。虽然说恩惠有大有小，性质和程度也不一样，但是最主要的是给了别人好处和方便，对别人有所帮助。
在人类历史长河之中，有关受恩与报恩的故事很多，在百姓中流传的“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知恩图报”、“好人终有好报”等，也都与这个话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那么，到底什么是“恩”，怎样又算“恩”呢？这要视情形而定，标准是不同的。比如说，你家财万贯，富甲一方。一天，一个叫花子来到你家，乞求给点饭吃，给点水喝。对于这点要求，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极其容易办得到。假如你满足了这个叫花子的要求，你便对此人有了恩，因为你在他困难和饥渴时帮助了他。但是，对于另一个有钱人来说，哪怕你给他十倍甚至百倍的水和饭菜，也不见得是对他的恩惠，因为他本来就不需要你的给予。从这点说起来，“恩”跟雪中送炭，雨中送伞有相同的道理。从儒家经典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对“恩”是十分重视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被学生们称为“恩师”；挽救他人生命之人，被称为“恩人”。在被施予者的心目中，他们的所作所为被称为义举。其故事也会被世人作为佳话传颂。
儒家的创始人孔丘，被称为“圣人”的原因，是他创立的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上至天子皇帝，下至渔民樵夫，都自觉地运用儒家学说来规范和约束自己，把儒家学说作为一种社会准则来遵循和服从。此外，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也是能人辈出。相传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之多，仅贤者就达七十二人。这些弟子，一直把孔子奉若神明，把恩师的教诲牢记心间。
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在古代的兵家眼里，是一种最高的境界。不需要通过战场上兵戎相见，也不需要流血牺牲，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却能够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确实是一种最佳结果。怎么实现这一目的呢？其手段之一就是恩威并施。
在《史记》中，记载了一则“弦高犒师”的故事。秦国派军队想偷袭郑国，将它灭亡。恰巧在无意之中，郑国的商人弦高发现了秦军的动向。为避免自己的国家被敌人消灭，弦高在无奈之中，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只牺牲了自己的数百头牛羊，就使秦兵知难而后退，免去了一场战争和杀戮，也保全了郑国。
其实，在当时郑国是毫无准备，即使弦高马上派人送信也为时已晚。于是，弦高急中生智，自称是郑王派来犒劳秦军的使者，对秦军的劳师动众表示慰问。一方面，他是想向秦军统帅说明，郑国早已知道秦军的动向，并且已做好了充分的应战准备，这就是立“威”，以警告秦军不要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他又把自己刚买来的牛羊无偿地捐献给秦军，给秦军改善一下伙食，这就是“恩”，用以表示郑国对秦国的友好。秦军统帅见此情景，也只好向秦王建议取消军事行动，班师回国了。弦高的举动，可以说是兵家战史中的恩威并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极好例子。
以仁义著称的皇帝宋太祖，他处理问题的原则当然是以仁义为先。在对待功臣的问题上，他既不像西汉的刘邦，也不像后来明朝的朱元璋，为给后世子孙留下稳固的基业，而大肆杀戮功臣。他选择的是一种柔和的手段，就是历史上被称为美谈的“杯酒释兵权”，让功臣们感受到皇上的恩典，为打消皇上的顾虑而心甘情愿地解除兵权。另外，宋太祖还将自己的子女与一些解除兵权的大将结为儿女亲家，巩固自己的统治。
在“杯酒释兵权”之前，太祖就把自己寡居在家的妹妹、秦国长公主嫁给忠武军节度使高怀德。此后，太祖又亲自牵线搭桥，使皇弟赵光美娶了义弟张令铎的第三个女儿为妻。在公元 970年，宋太祖把长女昭庆公主下嫁给王审琦的儿子王承衍。公元 972年，太祖又把次女延庆公主下嫁给石守信的公子石保吉。这样，虽然那些功臣通过“杯酒释兵权”而退居乡里，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感受到皇恩浩荡，内心对宋太祖仍然深怀感激。
宋太祖对于手下那些战功赫赫的大将，也不忘经常用恩典来感化他们，让他们牢记圣恩，心甘情愿地为赵宋朝廷建功立业。
在乾德二年（公元 964年），宋朝兵分两路向后蜀进攻，战争进行得比较顺利。有一天，宋太祖在讲武殿处理政事，京城开封下起了鹅毛大雪。由于天气寒冷，殿中置设毡帷，太祖戴着紫貂裘帽。宋太祖触景生情，对左右侍者说：“我穿戴得这样厚实，身体还觉得寒冷，那么西征将帅士卒冲犯霜雪，处境一定更难。”说完，立即解下裘帽，派人送到战争前线赐给统帅王全斌。王全斌拜赐感泣，决心率西征将士全力以赴，用消灭后蜀的行动来报答皇上的赏赐之恩。
宋太祖对待士卒，并不总是一副威严的面孔。平时，宋太祖对待士兵是和蔼可亲的。在未当皇帝之前，宋太祖在士兵中的人缘极好，他把受到的赏赐经常分给手下的士兵，如果士兵家里有困难，也能够及时提供必要的帮助，所以，他很受士兵拥戴。当上皇帝后，他仍然经常参加军事训练，与士兵们一同摸爬滚打。根据史书上记载，宋太祖经常到玉津园参观或指导禁军骑射，到讲武殿检阅或训练士卒。他虽然贵为皇帝，但绝不是常居深宫而不出，反而经常亲自到水陆练兵场教练士卒，致使各级军官对训练工作丝毫不敢懈怠，更加认真地为国家训练军队。
在攻打北汉时，宋军将太原城重重围住，可是太原城非常坚固，以致久攻不下。太祖的侍卫亲军看到皇帝为这座孤城整日愁眉不展，自告奋勇要求作为攻城先锋。东西班都指挥使李怀忠率众攻城，不想失利而归，且身中流矢，险些丢了性命，宋太祖得知后深表惋惜。于是，当殿前都虞侯赵廷翰率各班卫士再次叩头请战时，宋太祖一番话就让这些侍卫们感激涕零。宋太祖对这些侍卫们说：“你们都是天下兵中的精中之精，无不以一当百，就像是我的爪牙。我宁肯不得太原，也不愿让你们冒着生命危险，踏入必死之地。”说完之后，下令班师退兵。众人听太祖这么一说，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叩头齐呼“万岁”。或许宋太祖早已有退兵的打算，但他能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还是让禁卫军感激不已。
作为一个皇帝，要震慑住群臣，落实自己的执政方针，所依靠的就是足以服众的威严和手腕。仅就威严来说，能够让臣下做到敬畏有加，不敢觊觎宝座，并且能够诚惶诚恐、鞍前马后地为皇帝效力，就足够了。然而皇帝的威严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步积累起来，并被广大人群所信服。只有这样，他的天子地位就会逐渐稳固。
在历史典故中，人们大概都会记得这样一件史实：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受聘于吴国，吴王想让他帮助自己训练军队，以便在称霸过程中派上用场。为检验他的能力，吴王先从自己的姬妾中挑选出百十人让孙武训练。这些姬妾大部分都是吴王的宠爱之人，平日里在宫中也是呼风唤雨，一听说吴王让她们接受军事训练，觉得十分新鲜，以为是一种游戏，于是欣然答应。可是，没想到训练刚一开始，孙武就宣布了军令，规定一定要服从指挥，否则严惩不贷，须按军法从事。在训练中，迟到是家常便饭，在队列中众人也是有说有笑。眼看吴王规定的验收期限就快到了，而这些姬妾仍是散沙一盘，根本拿不出手，孙武心中焦急，就决定先立威来震住她们，然后再继续训练。
有一天在训练时，他抓住机会，把两名带头不听指挥的姬妾从队列中揪出来，先是训斥一番，见二人毫无顾忌，便痛下决心，将二人砍头示众。这一砍，威严立现，把其余人吓得目瞪口呆。等到吴王接到报告急速赶来，斥责孙武为何杀掉这两名最受宠的姬妾时，孙武正色答道：“大王既然信任我，并让我训练她们，我就有义务完成好您交给的任务。为完成任务，必须严格执行军中的纪律，无论谁违反了军纪，都要受到惩罚。”吴王听了之后，无言以对。后来，这些姬妾对孙武服服帖帖，训练进入正轨，而孙武也因为训练有方，逐渐受到吴王的器重。
如果要慑服众人，就必须有一定的胆魄和权谋。芸芸众生中，大家看起来都相差不多，但总会有出类拔萃之人。在一个群体中，总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位领袖人物，也就是大家公认的头领。
宋太祖的威信来源于严明的军纪。
宋太祖在加入郭威的部队之后，就是凭着出众的武艺和过人的胆识在同僚中树立起威信。在高平之役中，宋太祖的表现非常优秀。在周军败退，阵脚大乱之际，是宋太祖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有条不紊地指挥禁军侍卫，勇猛向前，挫败了敌军的锐气，也鼓舞了己方的士气，最终使周军反败为胜。在这一仗中，宋太祖打出了名声，得到了上至皇帝周世宗柴荣，下到一般卫队士兵的敬重，他的威望在军中日渐提高。在跟随周世宗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宋太祖披坚执锐，身先士卒，进一步确立了他在禁军中的无人能及的地位。治军应从严，只有把军队震慑住，让他们绝对服从指挥和调度，这样的军队才有战斗力，打起仗来才能够百战百胜。对军队中的将领和士兵，宋太祖平时所受到的奖赏，大部分分给将士们，自己仅取其中的一小部分，在将士中留下了不贪财的美名。在战斗中，他却是绝不手软，对违抗军令、不服从指挥的将士从严处置。
六合战役中，宋太祖率 2000人的部队驻守六合，而南唐部队有二万之众，是他的十倍兵力。经过顽强抵抗之后，南唐部队众不敌寡，被迫撤离。面对眼前的战机，宋太祖不顾己方兵少，断然决定追击溃逃之敌。但当时有的士兵认为，双方兵力悬殊，能把他们打退就很不错了，追击起来，万一敌军顽强抵抗，或者反扑过来怎么办？所以，有一部分士兵在追击过程中畏缩不前，不敢向前冲。坐镇指挥的宋太祖为了鼓舞士气，亲自在后督阵，催促士兵勇猛向前追赶。对那些怯懦怕战的将士，宋太祖在他们每个人所戴的竹笠上用剑砍下记号。战后，又毅然决定将这些人全部斩首示众，以儆军心。这样的事，在整个后周的军队立刻传开，全军为之震动。从此以后，跟随宋太祖行军打仗的队伍中再也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还有一员大将叫王全斌，也是因为触犯军纪而受到严惩。大将王全斌英勇善战，曾跟随周世宗平定淮南，收复瓦桥关，后来又追随宋太祖南征北战，平定李筠叛乱，又率军伐后蜀取得大捷，可以说为宋太祖统一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在他的骨子里，仍然是五代以来将领贪暴不羁的性情。在平定后蜀时，他违背了太祖事先立下的军法，即“不得焚荡庐舍，殴掠吏民，开挖丘坟，剪伐桑柘，滥杀无辜”，而他日夜宴饮，不理军务，还纵容部下随意掠夺女子和财物。此外，王全斌擅自开启国库，敛民财物，专门杀戮降兵，导致后蜀百姓官员心怀怨恨，反抗者此起彼伏，浪费了国家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宋太祖对王全斌这样既有战功又是亲信心腹的人，为了严明法纪，还是给了他比较严厉的惩罚，将王全斌革职查办，永不录用。
对待外征将领，存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宋太祖能够以威治人，防微杜渐。
在征讨江南时，太祖任命曹彬为主将，潘美为副将。出发之前，宋太祖在讲武殿赐宴。酒过三巡，曹彬等人起身跪拜于榻前，请求面授机宜。曹彬表示自己能力有限，可能无法完成任务。但身为副帅的潘美，却极力表示自己对征江南的信心及意见。于是，太祖郑重地对曹彬说：“所谓大将者，在于能斩出位犯分之副将而已。”太祖从怀中取出一封折叠好的书信交给曹彬，说：“如何处置军务，尽在其间。从潘美以下有罪之人，只要打开文书，就可径自斩之，不需上奏禀告。”站在一旁的潘美等人大惊失色，不敢仰视。在征讨过程中，众将士严格遵守军纪军规，没有出现一人违法犯纪的行为。
在大军凯旋之后，太祖又在讲武殿设宴为他们接风。酒过三巡，曹彬、潘美二人起身跪于榻前，禀告说：
“我们幸好没有违犯军法，没有袭掠百姓的事情发生，临行前您交给的文书，现在可以还给您了。”太祖接过文书后，慢慢拆开，将其中的信纸拿给大家看，众人不由面面相觑。原来，这只是一张白纸而已，没有任何字迹。
所以，史书上记载说，宋太祖英明妙算、机巧威权能达到这样，实在是凡俗之辈所难料。太祖这样做的真正意图是为了警诫诸将士，申明法令，不使江南丧失民心，而且在将帅之中树立威权。众将士一直把这件事作为太祖用术的经典，对太祖佩服得五体投地，无不折服听命于他。对于恃宠而骄的将领，宋太祖绝不袒护。
从古自今，世上居功自傲的人很多，往往恃其功名而横行于世，做出很多违法之事，这里的张琼就是一个例子。他凭借着自己救过皇帝的命，所以才敢私自选用官马乘骑、收纳叛臣仆从、私养部曲、自作威福，让禁军中的将士很怕他。建隆年间，宋太祖任命张琼出任殿前都虞侯。张琼英勇无畏，然而性格暴躁，士卒稍有得罪，就重加治罪。禁军军校、石汉卿奉宋太祖之命，负责反映将士动态，监视官兵言行。张琼就对他们产生怨恨，斥责禁军军校、石汉卿是一伙搅乱军心的巫媪。张琼私养部曲、自作威福、禁旅畏惧。因为他私自选用官马乘骑，收纳叛臣李筠仆从，被举报有罪。虽然论罪应当诛杀，但是宋太祖念及他救过自己的命，就亲自审讯张琼，怕冤枉了他。谁知张琼面对指控，拒不认罪。于是就把他交御史台调查核实罪状。张琼性情刚烈，见皇帝没有袒护他，便羞愤自杀了。对张琼之死，宋太祖很是震惊，可是对举报张琼有罪的禁军军校、石汉卿二人，也没有因此治罪。
宋太祖治军严厉，有法可依，因而使军中无骄将悍卒。因为这个原因，宋军在统一战争中屡战屡胜，很快就消灭了大多数的割据势力，实现了统一大业。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宋太祖不仅厉行军法、执法如山，而且不徇私情。
古来就有大义灭亲的忠臣，宋太祖也能做到大义灭亲。乾德三年初（公元 965年）十一月，宋太祖的内弟、国舅王继勋指挥的禁军雄武军，因为主将领导无方而导致军纪松懈，竟然敢在大街上掠人子女，使京城里巷为之不安。宋太祖闻讯大惊，将肇事者全部捕获，又将百余名参与者连同肇事者悉数斩杀，甚至因为小黄门闰承翰见而不奏，也被决杖数十。虽然直接长官王继勋有孝明皇后的关系，又因没参与违纪的事而没有被追究责任，但在次年六月却因恃恩骄恣、多办违法之事而被部属告发。经查实后，宋太祖立即革了他的军职。
王继勋被诛实属应该，后来又生余波。被免职后，王继勋闷闷不乐以致心理变态，就拿家中的奴婢发泄怨气，将奴婢身上的肉割下来切碎为乐，前后被伤害者很多，而外人无法知道。一日下大雨，王继勋家的墙围倒塌，被他伤害的奴婢一同逃奔到国门诉冤。宋太祖这才了解了王继勋所做的事情的恶劣，马上把他的一切官职全部免去，又把他软禁在私宅，后来定罪流放登州，继而斩杀。
皇后母仪天下，王继勋是王皇后的亲兄弟，他便是国舅。如果他能老老实实地做人，决不会失去富贵，可他却依仗地位的尊贵，不踏实地做官，对属下不加约束，恣生邪僻，违乱法纪。他自己也恃恩骄恣，不法之事做了很多，以脔割奴婢为乐，伤害苍生。《诗经》上说：“人而无耻，不死何俟？”荒淫无耻，不守法制，诛之事小，受万人唾骂事大。宋太祖不仅凭执法如山、惩治奸邪、镇压暴虐之徒标榜于天下，而且能够以身作则，身为皇帝而处事纯朴自然，不藏邪僻，不徇私情。既不惜爵赏，也不吝执法。软硬结合，刚柔相济，宋朝开国之初，社会风气澄明，其成因由此可见。善于借用自己和身边的亲信来立威，可能是最简单而又最有效的捷径了，因为大家能从中感受到公平和公正。曹操割发代罪，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都是成功的范例。这样的举动，虽然可能对自己的心理造成一定的损伤，但却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仅树立了自己的威信，而且鼓舞了士气，起到了良好的警示作用。
宋太祖对待原来各个割据小国的君主，也较好地贯彻了恩威并施、以恩取胜的策略。
平定后蜀后，宋朝的疆域扩大，与建都于广州的南汉政权相接壤。当时，在各个割据政权中，南汉统治者最为昏庸残暴，其奢侈残忍程度，令人发指，国中臣民人人自危。南汉主刘铱在位时，整天在后宫淫乱作乐，将政事全部委托给宦官和宫女，宫中仅宦官就多达 7千余人。刘铱还认为，大臣有家室，就不能对国主竭忠尽智，于是强迫朝中有才能的官员全部自宫，然后才能做官。此外，刘铱还仿效商纣王，在宫廷中设立了烧煮、剥剔、刀山、剑树等酷刑，或者强迫犯人与虎豹等猛兽决斗，以供其取乐。在他的统治下，全国上下怨声载道，人民生活得极为痛苦。宋太祖听说这些事之后，惊骇至极，决定救南汉人民于水火之中。当宋军还在筹划之时，刘铱主动送给宋太祖一个征讨的口实。当时宋汉接界，南汉军队为了抢掠，经常骚扰宋国边境，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宋军完全准备齐全之后，就很快发动了名正言顺的自卫反击战，宋军一鼓作气，将引火烧身的刘铱俘获。南汉主刘铱归降后，被封为恩赦侯。有一天，刘铱随宋太祖到讲武池，太祖赐刘铱一大杯酒。宋太祖的这个举动虽然是无意的，却把刘铱吓得魂飞魄散，以为性命休矣。原来，刘铱在南汉时经常用鸩酒毒害臣下，这时他认为赐给他的也是一杯鸩酒，因此泣不成声，跪地求饶说：“臣承袭祖父基业，违抗朝廷，有劳王师前来征讨，本来罪重当斩。陛下既然赦臣之罪而不斩，但愿做一个普通百姓，有机会能看到大宋的太平盛世，实在不敢饮此酒。”宋太祖听到侍从的解释后，抚须大笑，上前搀起刘铱，说道：“我与你推心置腹，哪里有要毒死你的意思？”于是，命人取过刘铱的酒一饮而尽，又另赐给刘铱一杯酒。刘铱感到非常惭愧，几乎无地自容。
平定江南时，以南唐后主李煜托词有病而不到开封觐见宋太祖，因此，宋太祖以此为由，命大将曹彬率 10万大军伐唐。虽然后主李煜在文学方面卓有建树，号称“词中之帝”，但是对于治国和统军之道却知之甚少。战前便自乱阵脚，多次在部下中散布悲观情绪：“宋军强劲，谁能敌之！ ”而宋太祖为了一举消灭南唐，战前在物资和心理上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一方面周密部署部队，一方面又告诫统帅曹彬：“平定江南之事，全靠你了。切记要严明军纪，用恩信争取民众，不要滥杀无辜，不要抢掠民财，并应尽可能地迫使南唐投降，不要逞一时的匹夫之勇而攻城陷阵，避免无谓的伤亡。如果迫不得已而攻城，破城之后也不要加害李煜及其家属。”这一番话，虽然主要意图是巩固胜利成果，以便尽快恢复南唐的安定，却也不难看出，宋太祖对后主李煜及其家属，甚至对南唐百姓还是非常仁义的。
对吴越政权的统治者钱俶，宋太祖更是以仁义待之。因为钱俶很早就归顺宋朝，加之宋伐南唐时钱俶又率兵 5万进行助战，立有大功，所以宋太祖对钱俶十分宽容。有一次，宋太祖宣钱俶人开封朝见，并表示一定放他回去。在送别时，宋太祖赐给钱俶一个黄布包袱，并反复嘱咐他到途中方可打开。在路上，钱俶打开包袱一看，吓得直冒冷汗。原来包袱中全部都是宋朝臣僚建议扣留钱俶的奏折，总共有十几封。宋太祖故意放走钱俶，而后又加以警示，有两个目的：一是表示自己信任钱俶；二是委婉地警告钱俶，不要玩手腕，要恭顺地服从宋太祖。对这一招，令钱俶既感激宋太祖的仁慈，又害怕他的权谋。基本实现统一之后，摆在宋太祖的面前的主要是对各地政权统治者的安抚工作。要想安定各地民心，稳定国家形势，除了要废除各地的苛捐杂税，取消以前的暴政外，对各地的统治者也要妥善安置。在这一方面，宋太祖是毫不吝惜官位和金钱，他隆恩广布。
后蜀主孟昶被封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南汉主刘铱被封为检校太保、右千牛大将军、恩赦侯；南唐后主李煜被授予检校太傅、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他们的家属也都得到厚赏和封赐。这些原来担心会受斩的降王，见到太祖这样厚待自己，十分感激太祖的仁厚。在讨伐北汉之前的一次宫廷宴会上，刘铱兴奋地向宋太祖进言：“现在皇上的恩泽遍布天下，天下的伪主今天都在此，只是缺少北汉的刘继元。刘继元迟早也会来的。等到天下的伪主都聚齐的时候，请皇上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在降王中封我一个降头。”这话虽然是说笑之言，然而也可以从中看出宋太祖仁政怀柔之下，降王们尽皆心悦臣服的态度。
对这些降王，可以说宋太祖仁至义尽，不要说把他们杀死或处罪，就连责骂也很少有。宋太祖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感受大宋王朝的皇恩浩荡，用来晓谕新征服地区的官员和百姓，使他们感到宋太祖是一个仁义的贤君圣主，让百姓和官员能够积极地遵守国家的法令，本本分分地做人，以维护赵宋王朝的伟大基业。
虽然宋太祖给这些小国的君主封公赐侯，但很容易看出，在其所赏赐的封号中，有威权的意思存在。刘铱被封为恩赦侯，其意很明显，说明了刘铱本来是罪犯之身，理应受到重罚，但考虑到安抚南汉民心，因此才封他为侯，其中的“恩赦”二字，便是宋太祖对他以往罪行的宽大处理。南唐后主李煜投降之后，被封为违命侯。这中间的意思更为明显，意即李煜胆敢违抗圣命，对抗天朝的统一大业，实属违抗天命，应当重罚。同样出于安定南唐的目的而封侯，但对李煜却是比较严厉，故封其为违命侯，让他时刻牢记自己的违命举动。
大量事实证明，采用仁政和恩义要远比采用暴力和滥杀更有利于国家的稳定繁荣。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对六国的君主杀的杀，贬的贬，造成国内怨声一片，各地的亡国之君迫于无奈，纷纷豢养死士，随时准备刺杀秦王。像荆轲刺秦，图穷匕首现的故事，已经从民间传说中被搬上了戏剧舞台。恩惠与威慑一样，都是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只不过方法不同而已。一把无坚不摧的绝世利刃，虽然可以削金断铁，无往而不胜，但是，它在绵绵的流水面前，却也无可奈何。它的锐利，挡不住涓涓的细流。而一段木头，一堆泥土，却可以阻挡流水的速度，改变流水的方向。治理国家也是这样，一味用强硬手段，只能使人们在内心产生一种畏惧心理，并不能让人心服口服。而重用恩典，再辅以威严，才可以让人们心口俱服。对群臣的绝对驾驭，仅凭皇帝九五之尊的身份和高高在上的地位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一些权谋，用威望震慑住他们。宋太祖运用了“恩”和“威”这两样攻心术，牢牢控制住将士和大臣，使他们成为维护其统治的基石，使自己的权力得到了巩固。
古人云：“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要想赢得天下，既要用武力，也要有巧劲。宋太祖就是一位善于运用权谋的行家，他的战术通常是虚虚实实，虚实相间。善于权谋的人经常是通过设计，借助他人之手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样，既省力，又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可以说是一举而两得。宋太祖当上皇帝之后，便急于实现其统一大业。在征讨南唐时，宋太祖巧施反计，让南唐后主李煜杀掉了英勇善战而且足智多谋的南唐名将林仁肇，使之自断臂膀。林仁肇能征善战，在南唐的官员和百姓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在宋军攻打南汉的时候，远在南唐的林仁肇就意识到了来自宋王朝的威胁。为此，他曾向李煜建议：“趁宋军在淮南的兵力不多，不久前刚刚灭掉后蜀，现在又攻打岭南，道远师疲。希望给我几万兵马，让我从寿春北渡，定可收复江北的失地。即使宋朝派兵增援，只要我牢牢守住淮南，他们对我也无可奈何。为了避免牵连朝廷，在我发兵之时，对外就称我是背叛您而自行其是。如果我取得了成功，那么国家就会获得利益；一旦我失败了，就由我一个人来承担责任，与国家和您没有一点关系。”但是，胆小怕事且胸无远见的李煜并没有采纳他的良苦建议，南唐也丧失了一个收复失地的绝好机会。
宋太祖认为，林仁肇虽是良将，但不能为我所用，必须除去。所以，他巧妙地运用离间之计，使缺少政治经验的后主李煜不辨真伪，自毁长城。宋太祖先是使用重金，收买了林仁肇家中的一个侍从，让他偷来林仁肇的一幅画像，并把它悬挂在府中的一间空房子之中。当时的条件下，既没有现代的摄影照相技术和器材，也没有街头流行的人物肖像画家，人们偶尔请一个画匠，将自己的画像供在家中，而且是富有的人家才会这样。因此，个人的画像从不外传，更不会馈赠他人。一次，当南唐的使者到开封办事之际，宋太祖故意派人将这个使者引入了挂有林仁肇画像的这间屋子，见使者面露诧异之色时，抓住时机告诉使者说：“林仁肇将来降，先持此为信物。 ”又手指一所空宅子说，这将是赐给林仁肇的新居。使者回国之后，立刻将所见所闻如实地向李煜作了汇报。李煜果然中计，他信以为真，不听林仁肇的辩解，下令赐给他毒酒让他自尽。之后他还以为除去了敌人安插在自己内部的奸细，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借李煜之手除去劲敌之后，宋太祖立即发动了大规模的征讨南唐的战争，失去林仁肇的南唐军队虽然人数很多，但是群龙无首，指挥又很不当，结果当然是溃败亡国了。
就是这样，宋太祖巧施离间之计，借李煜自己的手，让他自毁长城，达到了除去劲敌的目的。
从宋太祖对大将李汉超和郭进两件事的处理中，也可以看出他确实善用权谋。治军先御将，御将须得法，严厉中包含着仁慈，气度豁如，推心置腹，质朴自然，不事矫饰，治军治国，无有邪曲。生活中，人无完人，所以对每个人的要求自然也就因人而异，各不相同。
关南巡检使李汉超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作战勇敢而有谋略，在防卫辽国上表现良好，确保了边关数年无事。但是，他平时也有一些毛病，如贪财好色等。有一次，一个边关的农夫千里迢迢赶到京城，向皇上控告李汉超借贷钱财不还，而且还强抢他的女儿为妾等不法之事。宋太祖深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道理，而李汉超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然而无论如何，对臣子的不法行为，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
最后，宋太祖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他将农夫召入便殿，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农夫当然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一看皇上亲自为他接风，感到受宠若惊。喝到高兴之处时，宋太祖与这个农夫拉开了家常，太祖问农夫：“自从李汉超到关南后，辽军一共入侵了几次？”农夫如实以报：“一次也没有。 ”太祖又接着开导他：“过去辽军每年都会侵犯关南，边将不能率军抵御，河北地区的民众，每年都受到辽军的劫掠，家破人亡的不计其数。如果是那样，你还能保住你的家财子女吗？如今李汉超借你们的钱财不还，和辽军的抢劫比起来，哪个更多呢？”顿了一顿，太祖又问：“你家一共几个女儿，嫁的又都是什么人呢？”老农回答说另外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当地的农夫，宋太祖听完后又说：“既然她们所嫁的，都是村野莽夫。而李汉超则是我的重臣，因为喜爱你的女儿才娶了她，想必不会亏待你的女儿。嫁给村夫跟嫁给大将相比，哪样更富贵呢？”农夫一听太祖这么解释，很是高兴，心中的不满顿时烟消云散，爽快地告辞回家了。
虽然太祖打发走了老农，但是他对李汉超的不法之事仍念念不忘，他觉得不能让李汉超胡作非为，否则国家的法令就成了摆设。所以，宋太祖特意派使者前往关南，警告李汉超：“你需要钱，为什么不告诉我而向平民百姓借贷呢？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做这类违法的糊涂事了。”并赐给李汉超几百两银子，让他把借贷的钱如数还给百姓，用来改变百姓对他的反感。这样一来，李汉超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太祖的恩情感激不尽，立誓以死来回报，对朝廷衷心不二。
宋太祖对待有功之将的做法，宋代大文学家曾巩是这样评论的：“隆之以恩，厚之以诚，富之以财，小其名而崇其势，略其细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责其成。 ”曾巩对宋太祖的评价平而见深，赞叹不已。由齐地百姓诉讼案来看宋太祖的处事方式，可以看出宋太祖兼顾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的一面，他先是召讼者慰劳之，明袒李汉超，而暗中责令他及时改过。所谓：“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知所恶，孰知其故？”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事表面看来罪不可恕，可是其中却有很多内在的原因，这种事最不好处理，于是就只有糊涂了之。宋太祖处理李汉超之事，就是圣人也很为难，也只好这样处理罢了。
保护宋太祖的侍卫亲兵，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千里挑一的人才。他们不但身体强壮、武艺出众，而且对皇帝赤胆忠心。他们的任务，是平时担任皇帝的贴身保镖，一般不到战场上与敌人搏杀。所以，日久天长以后，他们的战斗力大不如前，斗志也没有一般的前线士兵那么高昂，几乎成了少爷兵，逐渐显得中看不中用。对于这一点，宋太祖也早有洞察，于是制订出一套让亲兵们到各前线实战锻练的计划，然而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这种实习已经成为一种形式化的东西，大多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官场的积弊，导致边关将领领会不透皇帝的用心，以为皇帝只是想让这些亲兵到边关来看一看，走个过场，增长一些见识而已，所以对这些御林亲军优待有加，通常不给他们安排危难险重的任务。
但是，十指不齐，有长有短。担任西山巡检镇守北部边关的郭进，是一个军令严明、铁面无私的猛将，素以军法严厉、不徇私情而著称。他的部下，对他的号令奉若神明，不敢有一点违抗，否则，轻者施以军杖，重者斩首示众。虽然郭进这个人有些粗莽，但是他作战勇猛，对皇帝忠心不二，并且指挥有方，经常打胜仗。在同北汉的屡次交锋中，他能够以少胜多，及时将捷报送达京师。
宋太祖内心是非常喜欢郭进这种大将的，对他的所作所为也能够理解。一次，太祖选派三十多名禁军军官前往郭进营中效力，事先曾经反复告诫这批军官说：“你们应当小心谨慎，遵纪守法。否则，即使我不追究你们的过错，郭进也会把你们杀掉。”这批军官到达后，正好赶上同北汉军队作战。他们之中有些人从未真刀真枪地上过战场，一看到双方的血腥恶战，心中不免害怕，有的畏缩不敢前进，还有的临阵脱逃，极大地扰乱了军心。战后，郭进为整肃军纪，将这些畏首畏尾和临阵脱逃者处以斩刑，一次就杀了十多个禁军军官。这样一来，京城中的侍卫亲兵们大多议论纷纷，指责郭进胆大妄为，连皇帝身边的亲信军官也敢擅自斩杀，一点也不顾及皇帝的面子。于是，太祖耳中告郭进状的话语接连不断。
宋太祖一下子失去这么多亲信将官，也很痛惜，心中埋怨郭进处事太过急躁和简单。可是转念一想，这确与自己的初衷有共同之处，将亲信军官派往边关效力，磨炼他们的斗志，不就是希望他们增加实战经验，这样才可能在自己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不惜牺牲性命为自己护驾。如果像他们那样在战场上贪生怕死，又怎能担当起护驾的重任呢？一想到这里，宋太祖对郭进的做法无意中加以肯定，认为忠君之臣就应该像他这样，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皇帝尽心办事，完成好皇帝交派的任务，这样才能使皇帝安心地坐在龙椅之上，治理国家，实旌统治。
宋太祖为平息身边众侍卫的怒气和怨言，假意谴责郭进的过激做法，做出一副盛怒的样子，安慰众人说：“这些侍卫官都是千中挑一的难得人才，培养他们很不容易。现在他们小犯过错，就遭到了郭进的横加杀戮。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即使人再多，也不够他杀的。我一定要给郭进一点颜色，让他尝尝苦滋味。”另一方面，宋太祖又暗中派人赶赴西山，告诉郭进说：“这些人自恃是我的侍卫亲近，平时就倨傲不驯，我早就想整顿一下。现在在你的部队中，竟敢不听从号令，且扰乱军心，你以军法处置他们，我觉得你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杀掉这些人也是应该的。”这样一来，本来忐忑不安的郭进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对宋太祖的信任感激涕零。郭进的部下一看，连皇帝身边的亲信违犯军法也照斩不误，深表欷饮，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违抗军令，部队的战斗力不断上升，成了远近闻名的一支威武之师。
宋太祖此举虽然是两头买好，然而一边是贴身护卫军，一边是前线部队，确实需要平衡抚慰，万一激起变乱，后果都很严重。宋太祖善用计谋，不但体现在行军打仗，而且体现在驾将驭人上，这样，不但在军事上高效省力，而且在治国和用人上也刚柔相济，很有技巧。
宋太祖以仁德治天下。在宋建国初期，他以宽容的气度包容了后周的旧臣和周世宗的儿子；在治国的过程中，他对待将士和敌军将领也充分展示了一代仁君的宽容风范和气度。
对别人显示出宽容的气度，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容，对自己来说，是体现了自己博大的胸怀，使自己的眼界豁然开朗。对别人来说，做过的错事可以得到原谅，势必产生一种知恩图报的感激之情，为己所用。
谈到宽以待人，古代齐桓公可以说是一个十分突出的典型。齐桓公之所以能在春秋时期的乱世中成为第一个霸主，主要是因为他重用管仲，在治国治军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从而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最后成为号令天下的霸主。
在齐桓公的父亲齐襄公死后，诸子争位，引起宫廷内争不断，最后由大臣们商议决定，从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和公子纠两人之中选择一位国君，因为他们二人当时都在国外避祸，遂约定先回到齐国者为国君。听到这个消息后，远在莒国的小白和在鲁国的公子纠都急忙赶赴齐国，力求尽早回到皇城即位。这时，辅佐公子纠的管仲充分运用自己的智谋，一方面让公子纠尽快返回齐国，一方面又率一支兵马埋伏在公子小白返齐的必经之路上，以拦截小白。后来，小白果然从这条路上经过，管仲躲在暗处向小白突施冷箭，正中小白，小白应声倒地。管仲等人见小白中箭倒地，确信小白必死，毫无怀疑，就放心地撤兵而去。当公子纠得知小白已被射死的消息之后，得意忘形，认为自己已经是胜券在握，不必急匆匆地赶路了，因为竞争对手已被除去，王位迟早都是自己的。
殊不知，管仲的那一箭其实没有射中小白，而是射到了小白腰间的带钩上，并没有入肉而危及生命。小白见有人暗算，急中生智，倒地诈死，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公子纠。待管仲等人离去以后，小白迅速翻身上马，率领部下急行军，抢先进入齐国都城临淄，并且在公子纠到来之前完成了即位大典，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马上向曾帮助过公子纠的鲁国发难，通牒鲁国：“公子纠是我的亲兄弟，我不忍心亲手杀死他，请你们把他杀掉；管仲是我的仇人，请你们立即给我活着送来，我要亲手把他剁为肉酱，以解心头之恨，如果你们不照办，我将发兵把鲁国灭掉。”弱小的鲁国没有力量与强大的齐国对抗，只好照办，将管仲押解到齐国。齐桓公马上就想将管仲处死以解心中仇恨，这时他的谋士鲍叔牙劝谏道：“大王是想仅仅把齐国治理好呢，还是想称霸于天下呢？”齐桓公回答说：“当然能够称霸天下更好。”鲍叔牙又说：“如果只想把齐国治理好，有我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想要称霸天下，则非管仲莫属。”接着，他详细列举了管仲的才华和处事能力，以便让齐桓公相信。齐桓公是一位很开明的君主，经过仔细琢磨，觉得鲍叔牙言之有理，与管仲一交谈，更为他的才华所倾倒。所以，齐桓公摒弃前嫌，授予管仲相国之职，让他负责谋划称霸大业，齐桓公的宽容，管仲非常感动，竭尽自己平生所学，帮助齐桓公成就了一番霸业。
宋太祖的宽厚仁慈，做的要远比曹操高明，被史学家所称赞。即使是对待敌人，宋太祖也充分体现出宽容和大度，不滥杀降卒，不惊扰地方，每攻占一地，必先安民，更何况对待与自己同甘共苦的文臣武将呢？以前，宋太祖在游历期间，曾一度衣食无着，到达当时的复州（今湖北天门）时，他去投奔父亲原来的同僚、复州防御使王彦超，希望王彦超能看在父亲的面子上，收留并提携一下自己，以便闯出一番事业。但是，当时王彦超看到宋太祖穷困潦倒，不愿意收留他，只是看在他父亲面子上，拿出 10贯钱就打发了宋太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也没料到，后来宋太祖竟然成了皇帝，王彦超仍然是一个臣子。有一天，宋太祖在宫中设宴招待群臣。酒酣耳热之时，宋太祖偶然发现了正在坐席之上的王彦超，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当年他流落时的窘况和 10贯钱的事。太祖忍不住便问起王彦超：“昔日我落魄之时，到复州投奔于你，你为何将我拒之门外？”王彦超一听这话，吓得酒意全无，惊慌中答道：“当时臣下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刺史而已，一勺之水哪里能够容得下您这条神龙呢？假如臣下我当时收纳了陛下，陛下怎能有今天呢？”宋太祖听了之后，觉得回答很巧妙，于是抚掌大笑，继续与大家喝酒作乐，此事也不再提起。事后，王彦超还担心宋太祖会对自己不利，但最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王彦超的官场生涯也一直较为顺畅。
在流浪期间，宋太祖遇到的另一件尴尬的事情是在随州（今湖北随州）。时任随州刺史的董宗本来也是宋太祖父亲的老友，他虽然照顾老友的面子，收留了落难的宋太祖，然而他的儿子董遵诲却打心眼里看不上宋太祖这个远道而来的流浪者，时常借故羞辱、打击宋太祖。宋太祖经过磨历，也深知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所以他时时处处忍气吞声，让着董家这位少爷。
有一次，二人在一起讨论兵书战策，模拟带兵打仗之法。董遵诲整日不学无术，只知吃喝玩乐，在行军用兵之事上当然不是宋太祖的对手，议论起来自然一败涂地。此时，虽然董遵诲知道自己输了，但少爷脾气却上来了，指着宋太祖便大肆挤兑挖苦：“阁下既然如此足智多谋，才华盖世，又怎会落得今天这个地步呢？”说完就扬长而去。经过此事之后，宋太祖深受打击，再也不愿呆在董家受窝囊气，一怒之下，从董家离开，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流浪生活。
宋太祖成为皇帝后，董遵诲也在朝中为臣，任骁武指挥使，他每次见到宋太祖都是心惊胆战，生怕太祖提及旧事，治自己的罪。有一次，太祖在便殿之上召见董遵诲，董遵诲心虚，以为太祖要和他算老账，自忖死罪难逃，便要自杀。但是他的妻子却表现出了不凡的见识：“等到皇上要你死时，再去死也为时不晚。万乘之主，岂能小肚鸡肠，同你计较过去的一点私嫌旧怨？”在董遵诲朝见之时，有人因为听说了皇上以前的旧事，以为宋太祖要治罪于他，就趁机上奏，列举董遵诲的不法罪状十余条，企图落井下石，置董遵诲于死地。但是，发生了出乎大家意料的事情。太祖不但没有治董遵诲的罪，反而令左右将他搀扶起来，和颜悦色地对董遵诲说：“我现在正在赦罪赏功，怎么还会算计以前的不快之事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仍然会重用你的。”董遵诲听完，深受感动，感激太祖不念旧恶的宽大胸怀，死心踏地效忠皇上。
在后来，董遵诲受命镇守边地，为通远军使，十分尽心尽力，屡立战功。当董遵诲派人赴京向太祖进献良马时，太祖把自己所穿的珍珠盘龙衣脱下来赏赐给他。大臣们纷纷反对，认为臣子不能穿这么贵重的衣物。太祖却说：“我与董遵诲的关系不同于一般人，用不着这些规矩。况且，我派他为国家戍守边地，也不能计较太多。”
此外，在太祖得知董遵诲的母亲流落在契丹人控制下的幽州，母子多年未得相见的事情后，多方设法，重赂边民，把他的母亲偷偷地接了回来，使母子二人团聚。所有这些事，都让董遵诲一家感激涕零，发誓要为皇帝肝脑涂地、鞠躬尽瘁。
五代正逢乱世，屠杀和劫掠就像家常便饭，人命真是不值钱。而宋太祖超出寻常人的地方，在于他的宽仁，他决心要走一条和平之路。他考虑的是长治久安，既要统一全国，又要减少流血冲突，尽量少制造仇恨。这个原则是极富智慧和仁爱的。
宋太祖讨伐各国并统一版图，是历史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大业。但是由于各国立国已久，割据形势为大家所公认。因此，伐人之国还要师出有名，哪怕是牵强附会的借口。可是南唐国主李煜一向小心侍候，一时难以找到出兵的借口。宋太祖实在等不及了，用赤裸裸的战争来威吓：屯兵 10万于南唐边境，要求李煜北上朝拜。南唐后主李煜手下有两位大臣十分忠诚，一个叫徐铉，一个叫张洎。李煜派以能辩而闻名当世的徐铉去开封，与宋朝理论。当时，宋朝的大臣自觉理亏，无法在言辞上和徐铉争辩，都互相推诿，不愿接受和徐铉谈判的任务。而宋太祖却不当回事，亲自召见徐铉。徐铉当面问：“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又言：“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从未有什么过失，为何要兴兵讨伐？”宋太祖答道：“你说我同李煜，犹如父子，那么你听说过父子可以分家而居吗？”徐铉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得灰溜溜地回到江南。时隔不久，徐铉再次衔命北上，见到宋太祖，反复争辩：“李煜事奉朝廷，礼仪周全、态度恭顺，只因有病未能前来朝谒，并非故意违抗诏令。”宋太祖对徐铉的喋喋不休感到很厌烦，手按剑柄勃然大怒：“不必再说了。江南是没有什么罪过。但天下一家，卧榻旁边岂能容他人鼾睡！”徐铉再能辩，这时也哑口无语了。
李煜君臣投降以后，宋太祖责问徐铉，为什么不早劝李煜归顺朝廷。徐铉正色答道：“臣为江南大臣，而国灭亡，罪固当死，不当问其他。”宋太祖听后，不怒反乐，和颜悦色地安慰徐铉说：“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宋太祖对张洎的责问，要比对徐铉严厉得多。太祖首先责问张洎：“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并出示了张洎起草的调兵诏书，想要置张洎于死地。张洎毫不惧怕，面色凛然，答道：“实臣所为，犬吠非其主，此其一尔，他尚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太祖听后，立刻改变了要杀他的念头，反而大加称赞，说：“卿大有胆，朕不罪卿。今事我，无替昔之忠也。”
后来，太祖授予张洎太子中允之职，后又改任刑部。而张洎的仕途也因此一帆风顺，至太宗朝时官任参知政事。
宽容，应有一个度，并不是顺其自然的宽容，否则，就会演变成为纵容，性质也会改变。宋太祖虽然以宽容见长，但是对宽容的理解大体上还有一个度的标准。对那些屡教不改、目无君主的狂徒和佞臣，太祖丝毫不会纵容，而是给予惩罚，改正他们的错误。
宋太祖一向坚持严明治军，对于胆敢违抗军令，不服从军纪的将士，他绝不会纵容姑息，一律按军法从事。即使是对战场上屡立战功的宿将老友，宋太祖也能功过分明，奖功罚过。王全斌在国家统一过程中战功卓著，多次受到太祖嘉奖，并得到雪夜千里送裘衣的殊荣。但他在伐蜀时违背军令，擅自妄为，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遭到太祖严厉斥责，最后导致丢官去爵，回乡终老一生。
太祖对于读书人一直是宽厚大度的，这不仅提高了文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而且文人犯了过错，通常处罚都比较轻。但是，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误，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制裁。
对于违反法令的各级官员，宋太祖常常依律办事，特别是对那些贪赃枉法之徒，绝不姑息。用《宋史？刑法志》中的话来说，就是“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
宋太祖对玩忽职守的官员，处罚严肃，或减俸或免官，或除名或降职。公元 961年，大名府馆陶县民郭贽状告官员括田不均。太祖立即派人前去核查，在查清后，将县令程迪施以杖刑并流放海岛，将括田使常准连降两级。
对枉杀百姓、草营人命的官员，大多都处以极刑。即使当时没有发现，后来被人告发属实的，也同样会予以追究严惩。据记载，公元 968年，监察御史杨士达因“鞫狱滥杀人”而被处以弃市的刑罚。
对于贪赃受贿、以权谋私的官员，大多视其贪赂的数量而量刑，通常处罚都很严厉。所以，死于此事的官员也相对较多。仅开宝四年、五年这两年中，就有六位大臣犯此类罪行而被处以弃市或杖杀。其中，有右千牛卫大将军桑进兴因“监陈州仓受贿”而被弃市；监察御史阊丘舜因“通判兴元府盗用官钱九十万”而遭弃市；太子洗马王元吉因“知英州受赃不法”而被弃市；殿中侍御史张穆因“通判定州犯赃钱百万”而遭弃市；右拾遗、通判夔州张恂因“受赃”而被弃市；内班董延谔因“监车营务盗粟，累赃数十万”而遭杖杀。
儒家治世的千古良言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别人宽容大度，并不是说明自己软弱无能，而是一种心态，一种修养。它包含的哲理其实很深奥，也只有懂得此理的人才能够熟练地运用这种技巧。俗话说，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穷追猛打。宽容之心与狭隘之心对比，更能显示出效果的不同，一个是收天下之心为己用，一个是夺己之财富于无形。对于智者而言，大多以宽厚见长，所以也会为自己留下一个宽厚的好名声。
古代皇帝处置前朝或割据统治者，通常使用最简单有效的方式，那就是消灭，而宋太祖的和平之谋对敌人也是十分有效的，终其一生，他没有杀掉一个降国之主。
在刚平定蜀国后，蜀主孟昶的母亲李氏随同孟昶来到汴京，宋太祖对她说：“老太太自己注意保重，不要悲悲戚戚怀念故乡，以后会送你回去的。”这李氏也是颇有见识的。她深深地知道，宋太祖再大度，也不愿让废君的势力回到故国。所以她说：
“我的故乡在太原。倘若能回到老家，那才是我所愿。”而当时山西尚在北汉手中，李氏这话无疑把山西已视为宋朝国土。宋太祖一听非常高兴，说：“等平定了刘钧，就让你如愿以偿。”
有些人对敌人、客人反倒能保持宽容，因为这样做可以收揽人心，博取名声，但是对自己人反而心狠手辣，不念旧情。宋太祖内外一致，对自己人也是同一条策略：宽待以收心。
一个真正宽容的人，能记住别人对他的恩情，又可以忘却别人对他的冒犯。赵普显贵后，就曾把贫贱时的仇家一一开列出来，请求宋太祖铲除。宋太祖没有答应，他说：“如果人们能在芸芸众生中知道谁将成为天子宰相，那不早就贴上去了。”
宋太祖有着十分宽广的胸怀，他接纳了曾经得罪过他的人和敌军中有才能的将领，他的宽容和仁厚为增强他的统治集聚了更多的人才，也为他夺得了将士的忠心和人民的爱戴。
君主要有治国之道，要赏罚分明，信赏必罚，当赏则赏，当罚则罚。通过奖赏有功之人，可以激励他人，导人为善；通过处罚有过之人，可以抑制恶习，净化社会。
君主行使权力，主要是通过对臣下的控制和驾驭，来完成治理国家的任务。而驾驭臣下最好的方法，就莫过于奖功罚过。依法赏罚，得到奖赏的官员就会因受到鼓励而更加努力地做好本职工作，被惩处的官员也不会有什么怨恨而自责改过。臣子对君主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处事的能力和态度，能做到赏罚分明，就是对臣子最好的鼓励和鞭策。
贤明的君主，通常都能够依照制度规定，公平公正地行使手中的权力，对官员进行赏罚鉴定，能起到激励贤能、打击邪恶的功效。
唐太宗曾经说过：“国家大事，唯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
《十六经》中说：“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倾，刑德相养，逆顺乃咸。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章。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 ”
这也就是说，帝王的奖赏是光明的，但是如果没有刑罚的配合也不能生效；帝王的刑罚是严肃的，但如果没有奖赏的配合也注定要失败。因此刑罚与奖赏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治理国家既需要施以光明之赏，也需要施以阴晦之刑。
奖赏，是对人的为善之举和功劳的一种肯定和褒扬，用来激励人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继续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刑罚，是对人的为恶之举和过错的一种否定和惩戒，用来制止这种行为的发生，防止再出现危害社会和百姓的事情。
奖赏的方式大致有四种：赐物，如绢、帛、粮食等；赐官、赐爵，如公、侯、伯、子、男等爵位；赐秩，即增加薪俸。
大约在春秋以前，奖赏形成了一种制度。据记载，西周的天子对有功绩或有权势的官员进行赏赐，共有九种形式，即“九锡”。其中，舆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虎贲，是用来表示荣誉地位的，弓矢表示军事权力，铁钺表示司法权力，柜鬯表示祭祀权力。这些奖赏，不仅仅是对有功官员的一种物质奖励，还是赋予他们的一种权势和地位。
封建官僚制度的出现和确立，促使赏赐制度也越来越完善，统治者采用各种手段，不断激励官员建功立业。俗话说：不予奖励，何以勉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和平年代里，奖赏可以引导民风教化淳美，狱中无囚，争讼绝息。在战争年代中，奖赏可以激励士气，振奋人心，使将士们作战更加勇敢，对将帅更加忠诚。
随着赏赐制度的不断完善，褒扬也更多地出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褒扬虽不能直接带来物质上的实惠，但是作为一种精神鼓励，对于振奋人心，满足人们的虚荣心却大有益处。古人重视名节，信奉“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把名节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统治者正是利用这一点，才广泛采取这种不花本钱的做法，以玺书勉励，荣誉称号、画图像、榜记、赐谥号等方式，对有功之臣加以封赏，从而起到激励人心向上、向善的作用。
刑罚作为惩恶的一种手段，自古以来就存在于社会之中，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其内容与程度也不断发展变化。官员遭受刑罚的原因多种多样，大致也归为四类：一是谋反作乱，一是贪污受贿，一是渎职失守，一是残害百姓。刑罚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多不胜数。
在诸多刑罚中，最严厉的应当是诛灭九族。秦王赢政曾下令，将与太后私通并扰乱朝政的缪毒“灭九族”。在历代史书中，遭受灭族之灾的官员也很多。随着法制的强化，刑罚也逐渐变得更为严密。仅死罪一项，便有凌迟、枭首、弃市、赐死等许多形式，其他的刑罚更是多如牛毛。因《史记》而名传后世的司马迁，就曾因上书汉武帝而招致宫刑；孙膑因遭庞涓妒忌而惨遭膑刑；屈原也曾被楚王杖刑后放逐。另外，还有罚俸、降职、免官等相对较轻的刑罚。
然而，不论赏罚，都是人治社会对某些行为规范的判断，其根本出发点也常常是基于统治者个人的好恶。君主的决策正确与否，对于赏罚制度的公正起着决定性作用。
治国之道，贵在赏罚分明。只有赏罚公正无私，才能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否则，乱赏就会使臣民不思进取，不严守国法；滥罚，就会使坏人暗中为非作歹，不思改过自新。无功受赏，无罪被罚，就会失去民心。君主一旦失去民心，就失去了治国的稳定基础，国家就会出现混乱局面。
因为西汉哀帝宠爱年轻帅气的郎官董贤，不但提拔他做官，而且对他言听计从，赏赐给他大量的珍宝，他的家人也因此被授予各种封号和爵位。随后，哀帝又晋封董贤为高安侯，位列三公之中，掌握朝中军政大权。像董贤这样一无战功，二无政绩的人得到这样的重赏，自然引起了大臣们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丞相王嘉代表众臣向哀帝进谏说：“高安侯贤，佞幸之臣，陛下倾爵位以贵之，单贷财以富之，损至尊以宠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惟恐不足。”但忠言逆耳，哀帝一点也听不进去，反而下令将王嘉逮捕入狱。正是由于哀帝的滥赏与乱罚，引起了朝中百官的强烈不满，一些有野心的政客乘机广结势力，图谋篡权。在哀帝死后，外戚王莽便夺取了政权。
滥赏不行，严刑峻法也同样不可取。前秦厉王苻生性格乖僻内向，反复无常，经常滥杀臣吏。有一次，京城刮起龙卷风，苻生认为这是有人故意捣乱，就随意杀了不少无辜的大臣和侍卫以平息天怒。还有一次，他突然下诏让群臣至咸阳故城面圣，因为事情仓促，许多大臣没有及时赶到，苻生二话没说，便宣布将迟到者一律处死。大臣们在他面前说话，个个心怀恐惧，生怕哪句话得罪了苻生而招致杀身之祸。
贤明的君主中赏功罚过时，应当遵循一定的尺度，而不应随着个人的喜怒情绪肆意妄为。臣民们依法办事而建有功业，就应给予奖赏；臣民违法办事而犯下罪过，就应作出惩罚。应该得到奖赏的，即使对君主没有直接好处，但只要有利于国家和民众，也应同样依法奖赏。应该受到惩罚的，即使对君主的名声威望没有损害，但只要损害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也要依法惩处。同样地，贤明的君主不能让臣民不经努力就轻易获得奖赏，也不能轻易惩罚那些尽了力而没完成任务的人。
宋人徐宗仁曾说：“赏罚者，军国之纲纪。赏罚不明，则纲纪不立。纲纪不立，军国将倾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而只有信赏必罚，军国之纲纪即可立也。否则，误国之罪不诛，则用兵之士不勇；而利国之功不赏，则建功之臣日怠。 ”所以，除害建功者一定要赏其功，使其获得利益；而兴害为祸者也一定要惩其过，使其受到惩罚。
在宋太祖为政时期，不管是率兵征伐，还是治国安民，都强调信赏必罚，并且说到做到。他曾经发布诏令说：“国家慎重选贤用才，参加国家大事的管理。钱、财、物等权力集中的职位尤其重要。已经被选拔任用的官员，应各自竭力诚心，尽职尽责。每年年终时都要考核官员的政绩，赏罚的规定是一定要实行的。没有功劳或是不能胜任的就要罢免或辞退，有功劳的则要分别给予奖赏。”
平定后蜀之后，宋太祖对攻蜀将领进行奖罚。虽然大部分将领平定后蜀有功，但有些并没有按照太祖事先要求的去做，在安定后蜀百姓方面留下了很多隐患。只有曹彬统率的水路军队，严格执行太祖的命令，对百姓秋毫无犯，军纪肃然。所以，太祖对独保清廉本色的曹彬大加封赏，封他为宣徽南院使、义成节度使。曹彬看到其他诸将都受到责备，而只有他一人受到奖赏，便到朝廷辞谢说：“征讨后蜀的将领都获罪，唯独我受奖赏，心中实在不安。我思来想去，不敢接受陛下的封赏。”太祖回答说：“你有功无过，又不骄傲自大，连王仁赡都说情廉畏谨，不负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如果你真的犯有一点过失，他难道会替你隐瞒吗？惩恶劝善，赏功罚罪，是国家必须执行的法令，你就不必推辞了。”
与此同时，太祖还对王全斌等人违抗圣命、掠夺人口财货、杀戮降兵、私开府库等一些罪状严加审查。经文武百官议定，王全斌等人罪当大辟。然而，太祖考虑到他们虽然犯有重罪，但在平蜀过程中也立有大功，本着将功抵过的原则，特地对他们从宽处理。王全斌被贬为崇义军节度观察留后，崔彦进被贬为昭化军节度观察留后，王仁赡被贬为右卫大将军。对于太祖处理结果，后人吕中评论说：“我太祖之兴，其用兵行师，伐叛吊民，尤切留意于赏罚之际。王全斌、曹彬，平蜀将帅也，曹彬有功无过，则擢用而不疑；王全斌贪恣致乱，则贬降而不恤。 ”
太祖为了求得永远的和平安宁，还采用赏赐的办法，鼓励百官上书直谏。公元 972年，太祖下诏：凡官绅、儒士、贤才等一切平常熟知治河的有识之士，或懂得疏导之法的实干之才，均可写奏折上书，经驿站送至京城。朕当亲自阅览，采用他们好的建议。凡上书建议被采纳的人，将视情况给予不同的奖赏。
能够把握住刑罚的尺度，当严则严，当轻则轻，是太祖处事的又一重要原则。公元 967年，禁军将领吕翰率众谋反，有人揭发说禁军中大多数人都参加了这一叛乱，建议将他们及其妻子、儿女一起处以极刑。太祖刚开始既震惊又愤怒，决心严惩谋逆之人，但是转念一想，此案牵涉人员过多，如果举报不实，岂不枉杀大批的无辜之人。经过慎重考虑，太祖召来检校太傅李崇矩商讨。李崇矩认为，叛乱是不赦之罪，应该杀掉，但是如果这样一来，该杀的人有一万多，也未免太多了。太祖说：“我认为这其中绝大多数人是被迫的，谋反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其实并不想谋反。”于是，太祖当机立断下诏免除所有参与叛乱之人的罪，声明只追究带头者的责任。这样一来，立即在叛军中产生巨大反响，被胁迫参加叛乱的将士被太祖的宽厚行为所感动，纷纷脱离吕翰，重新回到了太祖阵营。吕翰众叛亲离，很快就被平定。
太祖对待犯有重大过错的官员，通常不会轻易宽宥。《宋史》称，开国之初，一些武将功臣贪赃遇赦，经过一段时间后仍然得到升迁。太祖发现这种情况后十分生气，说：“这样做，怎么能够惩戒贪吏呢？”于是下诏重新修改法令。新的法令作出规定：即使大赦之时，十恶之罪、官吏受赃罪等不得赦免。
对于既有功又有过的大臣，宋太祖能够作到赏其功，罚其过，尽力保持公正公平。
在建隆四年（公元 963年）三月，宋太祖授命军校尹勋督民夫疏浚五丈河。本来尹勋是个很负责的军校，然而他处事浮躁，缺少经验，对度的掌握不好，对民夫督责过严，结果导致了陈留的民夫夜间逃跑了很多。尹勋没有请示上级，而是亲自率兵将逃跑的民夫全部抓获，尔后又斩杀了带头逃跑的 10名队长，割掉了七十余名逃夫的耳朵，以示严惩。
尹勋的这种残暴行为引起了民众公愤，有许多疏浚河道的民夫到京城上诉要求严办尹勋。兵部尚书李涛也很气愤，抱病上奏，力请宋太祖斩杀尹勋以平民愤。李涛的家人担心他的病情会越来越严重，极力劝阻他不要管这件事，而李涛断然说道：“我身为兵部尚书，知军校无辜杀人，岂有不论？”
宋太祖十分赞赏李涛的行为，对他慰勉有加，又委任他为督疏浚河官，对被害民夫予以抚恤。但是他认为尹勋是为朝廷做事尽忠，并无私情，只宜薄责，不宜处以极刑，于是降尹勋为许州团练使而了事。宋太祖对李涛很赞赏，慰勉有加，便是以轻诺相许，而没有对肇事人尹勋给予重责，必将使李涛产生不信任感。宋太祖宁肯这样，也不多杀一人，真可谓是“圣人犹难之，最终无难”。
《宋史》赞曰：“宋初诸将，率奋自草野，出身戎行，虽盗贼无赖，亦厕其间，与屠狗贩缯者何以异哉？及见于用，皆能卓卓自树，由御之得其道也。”按照《宋史》的这个论断，驾驭宋初出身于草野戎行的军中将领，甚至还包括盗贼无赖、屠狗贩缯者在内的乌合之众，是“非圣人不能为之”的事，宋太祖虽然不是圣人，但是却本着一颗真诚之心，通过种种难为的手段，将他们整合为一支训练有素、战无不克的军队，可见他的用人谋略高明之处。
因为宋太祖坚持赏罚分明，治国、治军有方法和策略，宋太祖得到了有功之臣的忠心辅佐，也有效地防止了不法之臣的犯上作乱。他的军队纪律严明，作风良好，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通过恩威并重的方法，宋太祖实现了对臣民的有效统治。对有功之臣，他不吝施恩，通过金钱和感情获得将士的忠心。同时，他又宽严有度、赏罚分明，在臣民中树立威严。正是这种恩威并重的方法，让宋太祖的臣下对他既忠心又尽心，维护了大宋的稳定，使宋朝摆脱了五代十国以来的“短命王朝”的命运，为以后大宋统一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人们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宗教可以通过修炼和忏悔，使人们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宗教既有善的一面，又有其迷惑性。宋太祖重视利用宗教积极作用，并巧妙地消除人们对封建迷信的盲目信仰。
其实，在封建社会，宗教成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强大思想武器，通过它的影响，让人民服从和遵守，以达到维护其政治统治的目的。
佛教在魏晋以后，一直占据宗教界的统治地位。大多数王朝的皇帝与佛教之间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有的皇帝是虔诚的佛教徒，有的皇帝只是借助或利用佛教来维护其统治。皇帝对于佛教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佛教在国家内部的生存环境。如果皇帝笃信佛教，便会倡导佛教，并让百姓们也信佛、尊奉佛教。比如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萧衍、隋文帝杨坚等。如果皇帝认为佛教的影响已经严重干扰了皇权，危害了其统治，就会利用行政手段加以干预，有时甚至不惜动用军队镇压佛教势力。例如，在中国历史上，就有数次毁佛事件。
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神权与皇权的关系，神权只能作为皇权的附属，无条件地服从皇权，他们只能是从属关系，一切都服从皇权的利益。
皇帝对于佛教的重视，要从东晋时期算起。晋元帝是尊崇佛教的第一位皇帝，在他的影响下，东晋的皇帝们大多明白要利用佛教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因此，佛教得到极大的发展，不断壮大，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晋哀帝、孝武帝经常请佛教高僧进宫讲经，以至出现了一些佛教徒窃权干政的现象，这些干政的僧人曾经“权倾一朝，威行内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怪事。
在南北朝时期，因为皇帝的笃信，佛教进入发展的高峰期，各个地方不断增修寺庙，佛教徒的人数也急剧上升，南齐时出家僧尼有 3万多人，至南梁武帝时仅一次受戒者竟然达到 4千人以上。
虽然佛教教导信徒们从善去恶，对社会教化有积极作用，但是广建寺庙，又是对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而且，出家的僧尼不从事生产活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产生消极影响。
在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是道教，源于古代民间巫术和秦汉时期的神仙方术，同时还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具有浓厚的民间和原始色彩。道教被统治者推上政治舞台，在时间上要远比佛教晚，在唐代达到兴盛时期。
佛教讲究修身度人，道教注重炼丹以求长生不老之术。当然，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的把握，假如没有这个“度”，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历史上对宗教的狂热信仰而导致误国误民的帝王很多。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做了皇帝又当和尚的人是梁武帝萧衍。他笃信佛教，基本上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广修寺庙，用百姓的辛苦钱来铸佛像和布施僧尼，其中仅一次布施就达 1096万钱。这还没有完，他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先后 3次剃度出家做和尚，不问国事，逼得百官没有办法，只好出巨资赎回他，两次的赎金竟高达 2亿钱。这样一来，无形中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隋文帝杨坚虽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但是就在他执政期间，对佛教的痴迷也非常严重。他即位前，一位尼姑曾经预言他晚年当得天下。所以，他得到天下后为了报恩，在称帝的当年就下令：听任百姓出家当和尚、尼姑；在全国各地，一律按人口征钱以营造佛寺、塑造佛像及缮写佛经。根据史书记载，杨坚在位期间，所度僧尼总数达到 23万人。这么多的人出家诵佛，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十分严重。
道教的负面影响也十分显著。唐武宗在位期间，痴迷于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术，封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门教授先生，并拜其为师，日夜修炼神仙术，以至废寝忘食，将治理国家的大事抛于脑后。而道教所谓的“金丹”，有百害而无一利，不但无法使人长生不老、返老还童，而且还可能因其毒性发作而致人死亡。据史书记载，由于服食“金丹”而中毒身亡的唐代皇帝有：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那么，宋太祖对于佛、道保持什么态度呢？客观地讲，宋太祖虽然也把佛、道当做维护其统治的思想武器而加以利用，却完全不醉心于此，只是采取中庸之道，就是敬重而不放纵。
宋太祖即位初期，曾延续周世宗对练佛教的政策，废停寺院，毁天下铜佛像用于铸钱。但时隔不久，他就意识到这种过激的政策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是不利的。因此，宋太祖下令停止废毁寺院，并剃度童僧 80人，让僧众的数量保持在一定的规模。此外，他还下令：已经铸成的佛像，不要再毁。同时下令雕刻《大藏经》，而且资助去天竺求法的僧人每人 3万钱。
为了使佛教更好地为皇权服务，宋太祖对佛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敬意。据说，宋太祖即位后巡幸相国寺，按照寺规，佛像面前，众生平等，即使作为皇帝天子也应跪拜。宋太祖开始不愿跪拜，就故意问僧人：“当拜不当拜？”僧人见此情景，连忙迎合说：“不拜。”太祖问其原因，僧人解释道：“殿上佛像是过去之佛，而陛下是今世活佛，活佛不必拜死佛。”太祖听后哈哈大笑，接着出人意料地走到佛像前，恭敬地行了跪拜之礼。
太祖还亲自召见各寺院的主持和方丈，了解其品行及学问，从中选出合适的僧官，以教化、引导僧众为善去恶，防止佛教徒为害社会。
为维护宋朝统治，宋太祖对佛教还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不允许诋毁、亵渎佛教的事情发生。有一位河南进士李霭，不但不信佛，而且还著书立说，取名为《灭邪集》，用激烈的言辞批评、诋毁佛教。此外，他还将佛经用针线缝起来当做内衣。这些做法，对佛教是大不敬的，引起僧人的强烈不满，将李霭告到朝廷。宋太祖为了平息僧人怨气，也觉得李霭做得过分，便将他决杖流放到沙门岛。
宋太祖对待道教，也本着与对待佛教一视同仁的态度。据《续湘山野录》记载，宋太祖与道教略有渊源。宋太祖登基前曾经与赵光义、赵普二人一起到长安游玩，在途中碰到一骑驴的道士陈抟。陈抟热情地邀三人入酒肆饮酒。赵普无意中坐到席左，陈抟十分生气地批评他说：“紫微帝垣乃一小星，岂可据上座？”几年之后，陈抟的预言应验，宋太祖果然当了皇帝。因此宋太祖对德高望重的道士非常礼遇。
在宋初，有一处士名王昭素，有志行，为人忠直达观，著有《易论》 33篇，门生满天下。太祖听说此人后，就下诏在便殿召见他，这时的王昭素已是年过七旬。太祖问：“何以不仕？以致相见之晚。”王昭素答曰：“不能。”继而为太祖讲解《易经》之“乾卦”。在讲解之中，王昭素旁征博引，其间还夹杂着规劝皇帝做利国利民之事谏言，太祖十分佩服其知识的广博。当太祖问起治世养身之术时，王昭素说：“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太祖非常喜欢这两句，立刻将其书写下来，作为警励自己的座右铭。
另外还有一个志行高洁、素为世人敬佩的道士苏澄隐，也得到太祖敬重。太祖曾亲至兴隆观拜访苏澄隐，询问养生之术。苏澄隐回答说：“臣养生，不过精思练气耳。帝王养生，则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白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享国永年，用此道也。”太祖听了之后，感觉有很有教益，连连称是，并赐给他紫衣一袭、银五百两、帛五百匹。
在尊重佛、道的同时，宋太祖意识到了其对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就对其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宋太祖曾经下令，禁止用铜铁铸造佛像。但是时间一长，民间又出现销毁农具而铸造佛像的情况。为此，太祖再次下令，严禁此类事情发生，违者重罚。为了控制寺院和僧人数量，他还下令：周世宗时期已被停废的寺院，不得重新复兴；各州每百名僧尼只许岁度一人。
在公元 972年，太祖下令：出家修行的僧尼互相不统领，接收出家男女信徒各于本寺置坛受戒。同时，禁止只穿道士服装而不信教念经的假冒道士，不允许私度道士。这些法令的出台，对于严肃佛道门规，净化社会风气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宋太祖严厉打击以佛道作掩护而做出不法之事或有伤风化的活动。平定李重进叛乱后，宋太祖率军返回京城，僧道与百姓、官员一起夹道相迎。而皇建院僧人辉文等人不顾礼法和戒律，携妇人在传舍中饮酒作乐，被人告发。经审讯核实后，太祖下令将首犯辉文在大庭广众之下施以杖杀之刑，从犯录琼隐等 17人被决杖流放。
在中国古代社会，天命迷信非常盛行，即使到了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迷信也有极大的市场。《礼记？表记》篇记载，子曰：夏代尊崇天命，畏敬鬼神但不亲近；殷代尊崇鬼神，并教人服侍鬼神；周代尊崇礼仪，敬鬼神而远之；到了唐末五代，由于社会动荡，人们的生命得不到保障，只能寄希望于天命，迷信更是泛滥一时。王朝的兴衰更替，个人的祸福荣辱，都被认为是上天的旨意，是神祗显灵的结果。所以迷信之风盛行，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也给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带来了重大影响。
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宋太祖曾经两次利用迷信天命制造影响，达到目的。第一次是借桃木符把张永德赶下台，第二次是借“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的传言，为其登基制造舆论。然而，当他登上帝位之后，为杜绝他人利用迷信制造混乱，严禁他人从事或宣扬天命迷信，除非这种天命迷信对自己的统治有利。
在消除天命迷信的不良影响时，宋太祖并没有采取强硬禁绝的方法，而是以毒攻毒，“紊其次而杂书之”，使之真伪混杂并存，一旦失去效验，人们自然会放弃。
古代迷信流行，谶书就是其中的一种。谶书是有人对将来的事作出的一种预测，大部分不着边际，小部分或因巧合，或因附会，或因真有人参透了历史的规律，也会有预测应验的。一些人利用它煽惑视听，制造思想混乱以从中起事。宋初一段时间内，唐末五代民间流传的谶书非常流行，为害很深，宋太祖即设法消除其影响。如《推背图》，托唐朝天文学家李淳风所作，流传了几百年，民间有很多藏本。有一天，赵普上奏说，违反禁令传抄这本书的人太多了，实在杀不过来。宋太祖说：“不必多禁，应该混杂搅乱它。”因此，他让人找来旧本自己亲启看验，然后打乱它的次序胡乱写了一通，又制造了约百十本，让这些假冒伪劣的盗版书混杂在原版中一起流行到民间。传抄的人也搞不懂到底先后次序是什么，不知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偶尔再有存留这些谶书的，因为它不灵验，也都不收藏了，宋太祖从内容上紊乱谶书，使之真伪混杂并存，一旦失去效验，人们自然会弃之不藏。这种“以毒攻毒”的做法，别出心裁，要比用强制禁止的方法容易得多，效果明显。
公元 972年，太祖下令：“禁玄象器物、天文、图谶、七曜历、太一、雷公、六王、遁甲等不得藏于私家，有者并送官。”还规定释道不能私习天文、地理，以防这些人利用天命迷信煽动人们滋事生非，不利于维护其统治。一旦发现“私习”、“私藏”者，立即给予严惩。通事舍入宋惟忠，便先因不法事被除籍为民，后来又因私习天文，妖言利害，蛊惑众听，而最终被弃市处死。
在宋初的一些地方，巫术也十分流行。很多人生病后，不就医诊治，反而求助于巫婆神汉，以致贻误时机而死亡。当时岭南一带巫术极为盛行，“深广不知医药，唯知设鬼而坐致殂殒。”为改变这种不良风俗，引导人们相信医学，用医药去除疾病。公元 966年，太祖下令：诸州长吏察民有父母亲属疾病不视医药者，深惩之。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很多地方官员带头宣传科学，倡导百姓以医药治病。邕州知州范曼不但坚决推行太祖的禁令，而且自己出钱购买药物，亲自调和，解救了不少病人。他还将医书《方书》刻于石龛，置于厅壁，时间一长，“部内化之”。
宋太祖对宗教的作用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以佛、道来教化民众，另一方面，他清楚地意识到了宗教的消极作用。对待迷信和巫术，他多方面实施引导，并用巧妙的方法及时破除。
宋太祖性格较为内向。他虽然出身行伍，但与那些缺乏文化素养的武夫大不相同，他酷嗜观书，虽行军打仗，也手不释卷。听说民间有奇书，通常不惜千金购得。后周显德年间，跟随周世宗攻打淮南，有人向周世宗告密，说：“赵匡胤攻下寿州，私自运载货物，达数车之多，都是一些贵重的东西。”周世宗将信将疑，派遣使臣前往检查，打开所有的箱子一看，却是书籍数千卷，并没有什么贵重东西。周世宗急忙召见赵匡胤，对他说：“你刚刚做我的军事将帅，为我开辟封疆，应当努力坚甲利兵，要这么多书干什么？”赵匡胤顿首道：“我没有奇谋上赞圣德，承蒙皇上重用为将帅，常常担心完不成任务，因此聚书观看，为的是从中学到知识，广见闻，增智虑。 ”
即位以后，宋太祖更喜欢读书，经常派人到史馆借书看。兵部郎中、知制诰卢多逊担任史馆修撰、判馆事后，总是预先派人打听太祖所要借阅的节目，然后预先通读一遍，在心中对该书的内容有个大致的了解，等待宋太祖问询。而每当太祖问到涉及书中内容的问题时，卢多逊当然是对答如流，常常令同僚佩服不已。
宋太祖不但自己好学不倦，还经常劝导文武臣僚和皇室子弟读书。赵普在他的大力劝导下，养成了读书的习惯，终日手不释卷。赵普在年轻时，其实并没有多少学问，只是对吏事较为精通。做了宰相后，太祖时常劝他多读点书，否则在朝廷难以立足。赵普于是有了好学不倦的习惯，每日处理完政事回到家中，就关起门户，从书箱中取出书来，“读之竞日”。于是从书中获取了丰富的知识，“少习吏事”的赵普临政处事，更加如虎添翼，得心应手。赵普去世以后，家人打开箱子一看，原来是《论语》二十篇，因此有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对于手下的武将，太祖也鼓励他们读书，他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皇室子弟更应该读书，他曾对秦王侍讲说：“帝王的后代，应当多读经书，知道历史上治乱的情况。”
太祖读书有明确的目的，即广见闻，增智虑。劝导文武臣僚读书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知为治之道，知治乱大体。具体地说，就是吸取书本上的知识以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办事能力。读过书后，他经常召集大臣一起研究讨论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及其执政者的得与失。公元九七四年（开宝七后）闰十月二十日，监修国史薛居正等呈上新修的《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第二天，宋太祖就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他说：“昨观新史见梁大祖暴乱丑秽之迹，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贼虐也。”公元九六六年（乾德四年），太祖策试科举人的时候，同翰林学士承旨陶谷等人一起谈到历代帝王得失问题时，他说：“则天，一女主耳，虽刑罚枉滥，而终不杀狄仁杰，所以能享国者，良由此也。”史称宋太祖“留意听断，专事钦恤”，对御史台、大理寺等部门的官员的任用特别严格慎重，这与太祖注意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很有关系。他曾对御史台官员冯炳说：“我每读《汉书》，见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天下没有冤民，这正是我所期望于你的。”太祖曾经立有一条“家法”刻在碑上，藏于秘室之中，就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制定出这条家法，也是宋太祖善于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结果。
宋太祖爱好读书，非常重视收藏书藉。唐末五代之际，兵火战乱不断，图书散失很多，部分流落民间。在统一战争过程中，宋太祖对各国的图书非常珍视，想尽办法加以搜罗和收藏。平蜀后得书一万二千卷，平江南后得书二万卷。公元九六六年（乾德四年），太祖专门为搜求、征集民间藏书颁布诏令，凡是官吏、百姓奉献上的书籍，由史馆查看篇目，凡馆中没有的书就加以收纳。为了鼓励人们献书，规定献书人都可到学士院接受关于做官的道理的策试和询问，符合任职条件的记录下姓名，然后上报太祖。在这一年，涉弼、彭干、朱载等应诏献书，共计一千二百卷，受到奖励，赐给科名。通过向民间征集书籍，迅速丰富了国家藏书，积累了大量书籍，仅史馆藏书量就很快增至八万卷。丰厚的藏书为随后大型类书的编纂创造了物质条件。
太祖读书很多，有一定的文学根底，有时善于借助诗词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和想法。他早年四处漫游，有一天，看到几个文人对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吟诗。面对这种情景，他禁不住也吟出几句来：
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
这首《日》文辞朴实，吟出了朝阳不凡的气势，也吟出了太祖希望找到机会一展才华的迫切心情。攻下荆湖后，太祖派使者到后蜀侦察。使者回来后，太祖问道：“剑外情况如何？”使者说：“但闻成都满城诵朱长山《苦热》诗曰：烦暑郁蒸无处避，凉风清冷几时来？”太祖说：“此诗意甚明，及蜀民思吾之来伐也。 ”江南国主李煜归朝之际，太祖对李煜说；“闻卿能诗，可举一联。 ”李煜思之良久，列举了一首咏扇诗：“捐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不料，宋太祖回答说：“满怀之风何足当！”显然，太祖的意思是，再强大的割据政权也绝对挡不住宋军的攻势。
宋太祖深信“兼听则明，偏听则晴”的道理。所以，自他即位之后，便十分重视从不同途径多方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为决策提供可靠依靠。宋太祖即位之后，为了了解到社会的真实情况，尤其是人心的向背，多次独自一人便装出访。说不定，哪天便会从某一功臣家门路过。宰相赵普每天处理完政事，退朝回家不敢脱衣冠，由于太祖时常来家里商量国家大事。有时候尽管天下大雪，太祖也会不期而至。有人劝谏太祖不要轻易出宫，由于赵宋政权刚刚建立，人心还没有完全安定，频繁微服出访，倘若遇到意外，后悔莫及。太祖坦然地回答说：“帝王的兴起，自有天命神助。执意地向往，不一定可以得到，而有意拒绝也不一定拒绝得了。想当年，周世宗见到将领中的方面大耳者均格杀勿论，而我终日侍候在他的身边，却未遭到不幸。若命中注定应该当天子，别人怎么夺也夺不去。天生不应为天子，便是闭户深宫也是徒劳无益的。”从此，太祖微服出行的次数更加频繁了。遇到劝谏者，他便对劝谏者说：“有天命的人，能够代替我做天子，我不禁止你。”言辞之中流露出得意和自信之情。
后来，宋太祖感到他一个人微服出访，不可能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因此他又派遣耳目寻访京城内外的形势。史料记载，太祖即位初期，想全面了解京城内外之事，命令军校史珪博访广采。哪曾想史珪察访到几件事，报告给太祖。经太祖检验核实，全部属实、史珪因此得到太祖的信任，迁升为马军都军头，领毅州刺史。史珪利用皇帝的信任，渐渐开始作威作福。当时，德州刺史郭贵权知邢州，国子监丞梁梦升权知德州。郭贵的族人和亲吏，在德州多为奸恶，梁梦升一一绳之以法。郭贵因而对梁梦升非常仇视。郭贵一向与史珪友善，于是派遣亲信到京城向史珪告密，企图利用史珪的影响罢除梁梦升。史珪把密函内容全部记录在案，打算找机会向太祖报告。一日，太祖忽然对史珪说：“近来中外所任官吏，皆得其人。”史珪连忙接过话茬讲：“今之文臣，也未必都得其人。”于是，一边拿出揣在怀中的记录进呈给大祖，一边接着说；“例如，梁梦升权知德州，欺侮刺史郭贵，几至于死。”太祖说：“此必定是刺史所为不法所致，梁梦升是真正的精明强干的官吏。”宋太祖一边拿起史珪记录的文字，下令内侍送付中书，一边说：“就以梁梦升为赞善大夫好了。”内侍已走远了，太祖又将其召回，说：“授为左赞善大夫，仍为德州知州。”史珪才不敢再作声。史珪曾经听说京师有百姓购买官物不给钱或者少给钱，便派遣手下的人秘密侦察，告其诬罔。被告者许多人都被处死，这样一来京师的店铺有的巧夺天工甚至白天都关门闭户。太祖获悉此情况后，立即下令今后购买官物不得随意增损价钱，欺罔官钱，一经发现，以枉法论处。自从这件事之后，史珪的话，很少被太祖采纳。后来，史珪因为泄漏宫中秘密，被贬为光州刺史。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太祖处理问题一般都要根据自己掌握的实情，不听信一面之辞。所以他能够深得民心。杨承信曾经参加平叛李筠的战斗，随后调任护国军节度使。当杨承信到达治所河中时，有人告杨承信蓄意谋反。杨承信本为叛臣之子，其父杨光远在后晋时曾经据青州反叛朝廷。杨承信所处境遇十分险恶。宋太祖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杨承信的前途和命运。所幸的是，太祖未偏听偏信，而是，先派遣作坊副使魏丕借赐给杨承信生辰礼物之机，顺便察看是不是有谋反迹象。结果，魏丕回来报告说，根本未发现造反的迹象。杨承信于是化险为夷。乾德二年（公元 964年），吏部尚书张昭与翰林学士承旨陶谷一同掌管官吏铨选，陶谷诬奏左谏议大夫崔颂嘱托给事中李叻将自己的亲信授为东畿县令，引张昭作证。宋太祖听说这件事非常生气，为了弄清事情原委，召宋张昭当面说清此事。张昭知道其中的隐情，在太祖面前摘下帽子，大声说陶谷欺罔皇上。太祖因此弄清了事实，有关人员受到惩处。平定后蜀初期，禁军军校吕翰聚众叛乱。军中士卒有许多人参与其党，有人请求诛杀他们的妻子和儿女。太祖觉得问题十分严重，不可草率行事，于是召来枢密使李崇矩询问有关情况。李崇矩说：“叛亡之徒当然应该戮其妻儿，但是查看档案，符合诛杀的人还有万余人。”太祖说：“朕恐怕其中有不少是被其强迫参与叛乱的，并不是士卒的真实愿望。”于是下令全部释放。吕翰知道后，也慢慢失去了信心，不久败亡。因为太祖善于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弄清事实真相，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动乱。
宋初社会脱胎于五代，各种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其间的恩怨时常演绎新奇的故事。很多投机钻营者纷纷出笼，大显身手，以诬告他人为能事，企图达到直身的目的。严酷的现实要求宋太祖处变不惊，认真对待每件诬告事件，在掌握事实的前提下妥善处理。这既是巩固赵宋中央集权的需要，又是维护清明吏治的需要。为了做到兼听则明，宋太祖一方面坚持亲自处理国家大事，虽说不上事必躬亲，也算得上事事过问。在位期间，曾多次亲临教船池，教习水战；亲临教场，督率士卒骑射；亲临造船务，督促造船；亲临国子监，勉学劝学；亲自对官吏考察，量才授任；亲录系国，清明刑政……太祖每日的工作日程都排得很满的，甚至晚上还要通宵达旦地处理政务。此些情况反映了宋太祖励精图志的决心和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另方面坚持随时就有关政事亲自召对文武官吏，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以佐听断。唐宋以来，文武官员朝见或者辞别皇上，一般由御史台通报，由门官吏引接到内殿与皇帝见面。一次，宋太祖召见关南兵马部署张仁谦咨访边事，连值正街前殿没有人值班，没有办法入对。太祖十分奇怪，责问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说惯例向来这样。太祖觉得不妥，影响随时了解情况，于是在程序上做了改革命令，从此以后官吏朝见或者陛辞，先赴内殿接受召对，然后再赴正衙前殿辞谢，有紧急使命者可以免正衙辞谢。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宋太祖虽主观上想做到明察秋毫，但是毕竟政务繁重，不能事事都能弄个水落石出。
他自己就曾经贪图快捷办错了很多事，也曾经受过奸臣蒙蔽，冤枉过正直忠良。张琼曾舍命救过太祖，太祖称帝之后，擢张琼掌典禁军。后来，殿前都虞侯赵光义任开封府尹，太祖道：“殿前卫士如虎狼者不下万人，非张琼不能统制。 ” 于是将张琼提拔为殿前都虞候。张琼性格粗暴，当时军校史珪、石汉卿正在受宠，红得发紫。张琼看不起他俩，日之为巫媪。史珪、石汉卿因此恨之入骨。张琼曾擅选官马乘骑，又纳李筠的仆从于麾下。史珪、石汉卿抓住这些“把柄”，馋言张琼豢养部曲百余人，作威作福，禁旅畏惧，还说张琼曾经诬毁皇弟赵光义为殿前都虞候时的事。当时，太祖已颁布郊祀制书，准备郊祀此，正欲肃静京城，加强社会秩序和治安管理。太祖召张琼当面审问有关他的“不法之事”，张琼自然不会“认罪”。太祖龙颜大怒，命令杖击。石汉卿一看时机到了，举起铁挝奋击张琼的头部，把张琼击昏在地，被人拖出，交给御史府审问。张琼自知在劫难逃，行至明德门，解下所系皮带留给他的母亲，然后自杀。不久，太祖得知他家没有多少资财，只有奴婢三人，非常后悔，便责问石汉卿说：“你说张琼养部曲百人，人在哪里？”石汉卿说。“张琼所养者一人相当百人。”太祖明知受到蒙蔽，却未将把石汉卿、史珪治罪，只是优恤张琼家属，任命他的哥哥为军官了事。一件并不难弄清的事件，因为太祖的疏忽而成为冤案。
泾州马步军教练使李玉，性情凶狠狡猾，与彰义节度使白重赞有隔阂。一日，李玉与部下阎承想策划谋害白重赞，先派人暗地里购买了一副马缨，并且伪造了一份制书，说白重赞蓄意谋反，命令夷灭其族。李玉自持伪造的制书和马缨，向都校陈延正报告说：“派人把此些东西带到朝廷去。”陈延正得到马缨和假命令书后，却将此些东西全部交给了白重赞，白重赞密封其书上报朝廷。宋太祖见状，非常惊骇，核查制书，皆为诈廖。于是命令六宅使陈思诲日夜兼程，前去泾州擒获李玉和阎承恕。结果，李、阎伏罪弃市。太祖从此件事中受到启发，命令各州今后凡涉及有关机密的制书，均要详细审核检验印文笔迹，谨防上当受骗。从总体上观看，宋太祖基本上做到了不受或者少受外界影响，或者亲自审问，或者派人进行周密调查，从而比较稳妥地处理了大量类似的事件，降低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宋太祖虚怀纳谏，知人善任，在中国古代帝王君主中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此也是宋初政治比较清明的根本原因。赵普是赵匡胤的佐命功臣，当了十年的宰相，深沉刚毅，办事果断。赵匡胤对他十分信赖，经常到赵普家里就国家重大政策、人事安排的有关问题征求意见，像统一战争中的“先南后北”策略、集中行政权财权及削弱高级禁军将领兵权的“杯酒释兵权”等一些重大举措，基本上都出于赵普之谋。赵普在宋朝初期的人事安排上费尽心机，经常向赵匡胤荐贤举能。一次，他推荐一个人可以做某官，宋太祖不同意擢用。翌日，赵普又推荐这个人，宋太祖还是不同意用。第三日，赵普仍推荐那个人，要求予以任用。宋太祖龙颜大怒，抓起赵普的奏折，撕成碎片，摔到地上。赵普不动声色，跪下地把纸屑捡起来，回家贴补好，第四日继续推荐那个人，直到宋太祖同意任用为止。宋朝初期百废待兴，需要很多有作为的治国安邦的人才。当然，推荐上来的人不可能全是皇帝所喜欢的人。不过，在赵普等人的坚持下，宋太祖有时候也能改变自己的态度，从而在人事关系上维护封建政权的大局。一次，一位将军立了战功按规定应当升官，但宋太祖一向讨厌此人，当然没有获批准。赵普反复劝解，请求批准。太祖发怒问道：“我就不给他迁升，你能如何？”赵普平静而严肃地说：“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历来这样。何况，刑和赏不是陛下您一人专有的，怎么能以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决定呢？”宋太祖听不进如此正确的建议，拂袖而去。赵普跟在后面。太祖进入宫中，赵普就恭敬地站在宫门外，很长时间不离开。最后，宋太祖终于同意那人升官。
前文说到宋太祖心中十分清楚什么样的人适合担任什么样的职务，其实，什么地方什么部门需要什么样的人去进行治理，太祖心里也是非常清楚的。且不说边境将帅的任命需要合适的人，就拿治理西京洛阳来讲，他选用焦继勋代替向拱，使“久不治”的洛阳一举“肃安”。符颜卿久镇大名府，专恣不法，属邑都没有办法得到治理，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太祖决定特选精明强干的官吏前去主持县政，于是任命大理正奚屿知馆陶县，监察御史王祜知魏县，杨应梦知永济县，屯田员外郎于继微知临清县。后来，太祖得知周渭很有才干，又选用周渭知永济县，他为政果断，执法公正，颇受重用。其他如勉令窦仪就职翰林学士、任命李处耘权知战争活动之后的扬州、不用伶人卫德仁为刺史等等均体现了太祖量才授任的用人之道。
太祖用人的重点和难点是用谁率军平定割据诸国以及平定之后谁上进行统治。在此方面宋太祖也非常成功地做到了知人善任。曹彬等率领宋军从水路经长江三峡征伐后蜀，官兵一心，战争进展顺利，而且未杀害无辜。当初，有些将领很想杀人越货，每次均被曹彬及时制止，因此峡路宋军始终秋毫无犯。宋太祖听到此消息，高兴地说：“吾任得其人矣。”据史料记载，武陵、辰阳、澧阳、清湘、邵阳五州依山阻水，几十万少数民族族众在五代时经常侵袭边境，杀掠民畜，年年不得安宁。太祖平定荆湖之后，“思得通蛮情、习险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镇抚之”。辰州瑶人秦再雄，武健多谋，在五代屡立战功，少数民族族众均愿意听他指挥。宋太祖招其进京经过考察，知其可用，于是将一路政事全部委任给他，并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刺史，授任其子为殿直，厚加赏赐，令他自辟吏属，拥有一州的全部租赋。秦再雄因此感恩戴德，誓死报效朝廷。到任之后，训练士兵，让士兵都能披甲渡水，历山飞堑，捷如猿猴。又选用能说善辩的亲校二十人，出使各部落，宣讲朝廷的安抚政策。各部落纷纷表示归顺朝廷。太祖闻悉，十分高兴，再次召秦再雄到朝廷，再次对他进行嘉奖。后又任命他为辰州团练使，他的门客王允成为辰州推官。因为秦再雄竭力尽心守卫边境，因此终太祖之世，没有出现“蛮陌”之患。五州幅员千里，不增一兵，不费帑庾，而边境安宁，“由神机驾驭一再雄而已”。“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选准了的人才放心使用，毫不怀疑，是宋太祖知人善任的重要特点。如将帅杨信以笃实、田重进以忠朴、刘遇以淳谨、刘廷翰以武勇名闻一时，“故皆终始委遇而不替”。特别是殿前都虞候杨信（又名杨义）善御士卒，“精白一心”，很大相信任。一年，散指挥都知杜延进（又作杜廷进）与同伙十九人蓄谋作乱，事情败露，太祖夜里打开玄武门，派人召来杨信捕捉，黎明时分都被擒获。杨信的廨舍紧挨宫廷的北面，一次，太祖命令御龙直在后池里教习水战，鼓噪之声不绝于耳。杨信听到噪声，不测其故，身着黑色绨袍快速赶到苑门。见到太祖，太祖命令他坐下，然后对他说：“我在教习水战，没有其他意外的事情。”太祖一边目送杨信离去，一边对侍臣说道：“真忠臣也。”杨信一次暴疾之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太祖亲临第舍探视，并赐给缗钱。因为杨信忠直，无他心肠，太祖命令他掌军如故，而且“委任之不疑”。杨信虽不能说话，但是指顾之间，众皆禀命，申明纪律，肃然有度。杨信有名叫田玉的童奴，天资聪慧，善于揣摸杨信的心意。每次向皇帝奏事、指挥军事、戒敕部下、宾客寒暄，杨信都要回头看看田玉。画掌为字，田玉悉知。于是田玉代替杨信陈说，轻重缓急，尽如其意。
与很多封建帝王用人求全责备相比较，宋太祖则善于用其所长，甚至用其长扩其短。太祖有一次与赵普议事有所不合，太祖道：“安得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乎？”赵普回答道：“使维翰在，陛下也不用，盖维翰爱钱。”太祖说：“苟用其长，也当护其短，措大（读书人）眼孔小，赐与卜万贯，则塞破屋子矣。”宋朝初期人才一度缺乏，后周的旧僚以及各割据国的官吏不少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一味追求完美，那么必然很难找到可用之人。用人所长是宋朝初期所面临的政治形势的需要。
宋太祖可做到知人善任，与他平常重视对臣僚的了解和考察密不可分。他有一个小笔记本，谁具有哪方面的才能均随时随地记下来，为量才授任作好准备。有时候，太祖把自己看重的人才派到某地某部门加以锻炼试用，倘若真是个人才，就果断任以大事。平定扬州李重进叛乱之后，太祖任命内客省使王赞知扬州军府事。王赞乘舟前往，不幸在阊桥溺死。宋太祖对左右说：“是杀吾枢密使也！”宋太祖为什么这样伤心呢？原来王赞为河北诸计节度使，五代以来，姑息藩镇，有关部门不敢对藩镇的违法行为依法惩处。王赞以振举朝纲为己任，所到之处，发摘奸伏，无所畏忌，号为称职，太宜颇为赏识。太祖知道王赞的才干可任大事，因此派他前往治理兵火之余的扬州，准备进一步大用，王赞却遽然而死，太祖为失去一位有才干的官吏而深感惋惜。沈义伦为平蜀军的随军转运使的时候，严格遵守太祖的命令，不掠夺人口和财货。进入成都之后，专门找到一个寺庙住下，饮食素淡，拒绝后蜀臣僚敬献的珍奇异宝。离蜀东归朝廷，随身携带的箱子中，仪有数卷图书。宋太祖知道沈义伦为政清廉，于是擢用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宋太祖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了解官吏的各种情况，从中获悉官吏的信息，便于从中择优任用。李穆擅长文学，为朝廷起草文书不尚华靡而崇雅正，改变了五代以来的弊病。宋太祖一次对与李穆有同学之谊的卢多逊说：“李穆性情仁善，文辞方面非常突出，其他方面还没有显露才能。 ”卢多逊回答说：“李穆操行端直，临事不以生死而改变自己的气节，属于仁而有勇一类的人才。”宋太祖从此次平常的谈话当中获知李穆所具备的另外才能，他说：“果真这样的话，我当擢用他。 ”当时太相正准备讨伐南唐，将帅都安排好了，只是没有出师的借口。太祖打算先遣人出使江南，召李煜朝见皇帝，正在物色使臣人选。当太祖从卢多逊口中了解了李穆仁而有勇时，于是派遣李穆出使江南。李穆果不负重望，出色地完成了出使江南的使命。
宋太祖知人善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大多数文武臣僚因此愿效死力。有一次，太祖到讲武池，在水边观习水战，言谈之中发出感慨：“人皆言志身为国，然死者人所难，言之易耳。”在旁边的步军都虞候、保顺节度使李进卿马上回答说：“如臣者，令死即死耳。”一边说，一边跃入水池中。太祖急忙命人把李进卿救起。对于后周以及平定的各割据政权的臣僚，只要忠于朝廷，太祖都亲自嘉奖，甚至弃瑕录用，如徐铉等人“皆承眷礼”。另外如卫融、张洎虽“应答不逊，犹优假之”，因此即使是“疏远寇仇，无不尽其忠力。”
宋太祖在位十几年之中，只要对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有利的意见，大多能虚心采纳，并且付诸实践。为了更广泛地了解下情，听取更多的意见，宋太祖专门设置登闻鼓，每次听到鼓声，多亲自接待来访者，有的意见与事实有出入，他也不责罚。有些意见，则交给臣僚讨论，作出处理决定。乾德二年（公元 964年），前开封户曹参军桑埙击登闻鼓，诉吏部执行官吏考核标准前后相矛盾，“己当为望县令，乃注中县”。宋太祖决定在尚书省召集有关官员商讨，大家均认为桑埙所诉情况属实，意见正确，桑埙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并提升桑埙为殿中丞。为了保证言路畅通，保证上书言事人的生命安全，宋太祖特制作了一块神秘的誓碑，告诫赵宋统治者永远不得杀士大夫以及上书言事之人。从不杀上书言事之这一点来说，既保证了言论的相对自由，又为皇帝了解民情提供了较为畅通的途径。
赵普聪明机智，多谋善变，是难得一见的济世之才。宋太祖遇到赵普并把他纳入门下，是其政治命运中的一个契机。在滁州城内，由于赵普照顾病中的宋太祖的父亲赵弘殷，才与宋太祖有偶然相遇的机会。经过接触，宋太祖对赵普的远见卓识大为佩服，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便将赵普纳入幕中，帮助他筹策军务和政务。赵普也没有辜负宋太祖的厚望，积极为他出谋划策，在帮助宋太祖夺取天下的事业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实际上，对两人来说，这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在宋太祖步步高升的同时，因为赵普献策有功，官位也而逐步升高。两人都在同一契机下互相得利，达到了双赢的结果。
在此之后，在战场上东挡西杀、左冲右突的宋太祖，屡次大败南唐军，帮助周世宗实现了预定目标。就在宋太祖快速升官晋爵、春风得意的时候，突然降临了一场变故。他的父赵弘殷在征讨南唐时不幸染病，以后病情逐渐加重，就在后周取得胜利不久，溘然长逝。按照当时的礼制，父母去世，子女应守孝三年，要辞去所有官职，推掉一切应酬，一心陪伴九泉之下的长辈。如果这样一来，就会失去许多建功立业的机会。这对于宋太祖来说，当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他饱读儒家经典，最终还是选择把仁义孝悌放在首位，辞官为父亲专职守孝。然而没有经过几天，因为战事严峻，周世宗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选，一纸诏书命令宋太祖复职，重新回到作战前线。
赵普在宋初的历史中，是一个位高权重之人，他曾一度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从他照顾宋太祖之父赵弘殷，心思慎密，所以逐渐受到宋太祖的重用，他用其智谋辅佐太祖登上皇位、平定内乱、统一全国，之后又以宰辅的身份帮助太祖治理国家，他的功劳确实不可计数。在宋建国之初的很长时间内，宋太祖让赵普独掌相权。而赵普也确有专权的毛病。可是在总体上，他能做到公忠体国，不顾个人安危。宋太祖也识人善用，有意划清君权和相权的界限，不过多干扰相权，十分尊重宰相的意见。
对于宋太祖而言，赵普就像唐太宗时期的大臣魏征。赵普作为大宋的开国功臣，为宋太祖献出了许多治世良策，也提出过许多正确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在有的时候，他为了说服宋太祖，赵普还显得相当执著和倔强。其中有一次，赵普向宋太祖推荐某人为官。他评论了这个人的优缺点之后，建议宋太祖应给予这个人相应的官职，以利于更好地治理国家。然而当时宋太祖没有同意，也没有说明原因。而赵普对这个人才，却是一心一意要把他推上去。所以，第二天赵普又向宋太祖劝谏，极力荐此人为官。宋太祖还是没有同意。第三天，赵普仍然怀揣荐人的奏章前来面圣。这样一来，宋太祖非常恼火，盛怒之下抓过奏章，一把撕个粉碎，然后扔到地上。看到太祖这样的举动，赵普仍然不灰心，他慢慢地蹲下，把太祖撕碎的纸片一片不落地捡起来，回到府上认真裱糊好之后，还把它呈献给太祖。宋太祖看到赵普这样执著，心中也觉得他所荐之人可能确有过人之处，否则赵普也不会这样三番五次地和自己较劲。因此，宋太祖做出了妥协，照着赵普的推荐授予此人官职。果然，这个人十分称职。
还有一次，有个大臣因某事立了大功，按照规定应该给予奖赏提拔。但是，由于宋太祖对此人一直心存偏见，就是不想提拔他。赵普听说后，便委婉地请求太祖按规定对这个大臣进行升迁褒奖。宋太祖认为赵普总是喜欢多事，总是给自己提意见，便气冲冲地对赵普说：“我就是不想给他升官，你能怎么样？”赵普一愣，感觉很惊讶，但转而劝导说：“刑，是用来治罪的；赏，是用来奖功的，这是古今的通理。况且刑赏，是国家的刑赏，不是陛下您一个人的刑赏，怎么能从个人的喜怒出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呢？”对于赵普尖锐的批评，处于气头上的宋太祖一句也听不进去，袖子一拂，转身就走，将赵普晾在一边。然而赵普是一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人，太祖入宫，他就跟在后面，立于宫外等候，很长时间也没有移动位置。太祖听到手下随从的报告后，非常敬佩赵普的执著，认真一想，确实也应该给那个官员升迁，而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私心而不顾法纪原则。于是，他起身来到宫门口，接受了赵普的建议。
还有一件事，也能充分说明赵普的苦谏与太祖的纳谏之宽。在限制地方兵权的时候，各地节度使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兵权。有一次，天雄节度使符彦卿来朝祝贺，太祖与符彦卿素有渊源，又沾亲带故，就给了他厚赏，而且破例，允许他执掌当地的兵权。由于太祖一时兴起，根本没有考虑这样做可能对地方改革产生负面影响。对于赵普的屡次劝谏，太祖就是听不进去，而且下令发下诏书。任命书下达后，作为宰相的赵普，扣留了诏书没有下发，并再次向太祖讲述利害关系。太祖耐着性子听完，并没有因为赵普扣留诏书而发作，他问赵普：“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甚厚，彦卿岂能负朕？”赵普沉着地说：“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一言惊醒梦中人，至此，太祖才明白赵普的用心良苦。
还有一次，太祖举行盛宴，在宫中款待众文臣武将，因为人数众多，就把宴会地点定在宫里的花园里进行。众人正吃得高兴的时候，突然之间大雨瓢泼而下，这突如其来的大雨将欢宴的气氛冲得一干二净。为此，太祖感觉很扫兴，他怒气满面，口中大发牢骚。众大臣一看皇上这样震怒，人人都噤口无声，不敢劝阻。只有赵普勇敢地站了出来，对太祖说：“今年春天气干旱，百姓们都盼望着下场大雨，以解旱情。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淋湿一点帐蓬和乐衣而已，不影响吃，不影响喝，其实也没有什么重大损失。在这个关键时候，下场大雨是十分难得的。得到雨水，百姓们是个个欢天喜地，我们应该向他们祝贺才对。请陛下让宫中的乐队在雨中奏乐，共同庆贺这场及时雨吧。”太祖一听，认为赵普说得有道理，于是转怒为喜，命乐官在雨中奏乐，接着与百官欢饮。除赵普之外，宋太祖还有一大批敢于直谏的忠心大臣，对于他们的意见和批评，宋太祖最终也可以虚心采纳。
还有一次，在开宝二年（公元 969年），宋太祖率兵亲征北汉，驻留潞州。在当时，各地转运的军需物资全部集中潞州城，造成道路堵塞。宋太祖听说以后，开始以为是非理稽留，准备治转运使的罪。赵普及时劝谏太祖说：“军队刚到，而转运使获罪，敌人知道后，会以为我军储备不足，这不是威慑敌人的策略，应当选拔善于处理繁重、艰难事务的官吏治理此州。”宋太祖没有一意孤行，反倒认为赵普想得深远，就接受了他的劝谏。
对于宋太祖与赵普的关系，在朝廷上为君臣，在私交上又情同手足。赵普不仅为宋太祖出谋划策，而且衷心辅佐宋太祖治理天下。在私下里，宋太祖与赵普以兄弟相称。对赵普的夫人，宋太祖称之为“大嫂”。宋太祖对赵普这样功勋卓著的股肱大臣，恩威并用。对他取得的功劳，不断给以赏赐和提拔，而对他工作中的过失，也能够及时指出，并帮助他改正。在统一吴越的过程中，吴越王钱仿为贿赂赵普这位大宋权臣，派人送给赵普一封书信及十瓶海物，希望他在宋太祖面前多说好话，以保吴越的江山社稷。一天，宋太祖来到了赵普家中，刚好看到了这封书信及十瓶海物。当时赵普非常惊慌，担心会被惩以通敌之罪。在宋太祖的询问下，赵普实事求是地述说了这封书信及海物的来由，并谢罪说：“臣未发书，实不知此。若知此，当奏闻而却之。”宋太祖看到瓶中所装的瓜子金后，笑着安慰赵普说：“但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赵普因为害怕，所以为自己辩解：“我还没有来得及打开书信读，实在是不知道瓶中装的是什么。”宋太祖说：“你接受这些金子也没有什么关系，送礼的人以为国家大事都是由你这个书生来谋划的！”宋太祖最后让赵普收下这些瓜子金。这样，赵普对宋太祖十分感激，他下定决心尽自己所能辅佐太祖，以回报太祖的隆恩圣眷。
赵普的权力越来越大，他的行为也随着变得越来越专断。作为一代明君，宋太祖在恩威并用这一点上做得确实恰到好处。对于赵普，一方面宋太祖用他所长，虚心纳谏；另一方面，当赵普的权力渐大，有专权苗头之时，他又能够采取措施，及时分权。
官员权力过大，就会威胁皇权，对于这一问题，宋太祖采用了“稍分其权”的策略，将权力分配给众多的文武官员，使他们每人都有权，但其权绝对不会过大，更不会对中央皇权造成威胁。
宰相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职位。在历史上，有过许多著名的宰相，最早的应当算周公旦。周武王去世后，天子年幼，周公旦就担当起了辅佐幼主治理天下的大任。他励精图治，平定管蔡之乱，制定礼法，安定四邦，把周朝治理得井然有序。一直等到幼主长大后，他又主动还政给他，心甘情愿做一个忠臣辅佐天子。他的美名，已经成为脍炙人口、老少皆知的传世佳话。
除此之外，还有汉高祖时的宰相萧何，他善断政务，精于理财，而且忠厚仁义。三国时期，刘备的军师诸葛亮，呕心沥血，为治理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有唐朝著名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并称“房谋杜断”他们都为治理国家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使国家不断发展壮大。
然而，如果用人不当，宰相之位被一些贪暴的小人占据，又将是另外一种境遇。在春秋五霸之一吴国，吴王夫差的宰相名叫伯嚭，此人虽有才学，但为人不端，品行低劣，尤其以贪财著称。吴国打败越国后，将越王勾践拘禁。大将伍子胥曾经建议杀掉勾践以绝后患，但伯嚭却因为收取了越国的贿赂而鼓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夫差饶勾践一死。在接连不断的贿赂的驱使下，伯嚭又劝说夫差放勾践归国，并帮助越国发展生产。然而，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奋发图强，最后率兵灭掉吴国，夫差被逼只好自杀身亡，吴国也随之灭亡了。
同样，唐玄宗后期的宰相杨国忠，也是一个误国的奸臣。他当宰相以后，广树党羽，迫害忠良，欺上瞒下，横征暴敛，以满足他贪得无厌的私欲，结果导致了人民怨声载道，兵乱四起。安禄山以此作为借口，兴兵反唐，使唐朝由此走向衰败。而杨国忠本人，也因作恶太多，落得个被乱军碎尸万段的下场。借鉴历史教训，宋太祖经过再三思虑，他决定分散相权，防止其势力过于庞大。他将国家政务交由三个部门分别管理，就是宰相主管的中书省负责管理政事，枢密使主管的枢密院负责管理军事，三司使主管的三司负责管理财政。而且这三个部门互不隶属，各司其职，互相牵制。其中，枢密使同宰相地位相当，号称执政，且与宰相互不通气，奏事时也是分别向皇帝奏报。宋人王明清在《挥麈录》中说：
“枢密）每朝奏事，与中书先后上，所言两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贰。祖宗也赖此以闻异同，用分宰相之权。”
在开国之初，宋太祖对赵普非常信任，让他独掌朝权，所以赵普也养成了专权的习惯。在他的政事堂里，有一个大瓦壶，不管是朝廷官还是地方官奏上来的表疏，只要他感到不正确的，就把它投进那个大瓦壶里。到一定时候，奏疏放多了，他就取出来，用火烧掉。
当宰相赵普专权苗头初步显露后，宋太祖为分其权，以减轻其压力为由，配备助手，让兵部侍郎薛居正和吕余庆以本官身份参知政事。在开始时，参知政事作为初设的官职，权力十分有限，并不能真正起到制约宰相的作用。据《续资治通鉴长缩》记载，参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升政事堂”，“中书印唯宰相得知，事无大小，尽决于（赵）普，（薛）居正等恐栗备位而已”。即使这样，但毕竟改变了只有一位宰相的惯例，虽然参知政事不能预奏政事，但可以奉行制书。
其实，宋太祖不想让参知政事的权力再度膨胀，同时也不想打击赵普的积极性，就在两方面搞平衡。他让两个新人分赵普的相权，但是又不让他们独自宣示诏书，单独值班，也不能掌管相印，还不能到政事堂议事，只是让他们到宣徽使厅议事，在殿庭上宰相的位置之后另外设座位，在公文签字时，他们的官衔与姓名，都要比宰相低几个字，月俸杂给，也只是宰相赵普的一半。总的原则，就是让双方都过得去，不会明显偏向任何一方。
在后来，随着赵普专权的加剧，文武百官多次上奏，揭发其不法之事。对此，宋太祖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宋太祖后来决定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升政事堂，与赵普同议政事，并与赵普轮流处理国家大事，用来分化宰相之权。自此以后，宰相独霸政坛的旧例再不复存。
赵普与宋太祖的关系非同一般，他是宋太祖的首席智囊、创业宰相，赵普是不会做出背叛宋家王朝的事的。可是，赵普专权也可能导致国家局部动荡，对这一点，宋太祖也是有所防范。
枢密使李崇矩与赵普互相结交，李崇矩把女儿嫁给了赵普的儿子。宋太祖在听说了此事以后，心中很不高兴。然而他不在表面流露出来，而是寻找机会采取应对措施。朝廷的旧例，宰相、枢密使在等候皇帝在长春殿接见时，前一天晚上就要进宫，而同住一庐。宋太祖在李与赵结为亲家之后，就命令准备两个房间，宰相和枢密使各使用一个，表面上看是让他们住得更宽敞一些，实际上是不准宰相与枢密使同住一屋，把他们隔开，以防止他们关系过度亲密，形成朋党。后来，宋太祖干脆找理由罢了李崇矩的官，以警示赵普。
赵普是有一定的才能，但是他心胸狭窄，好用权术而且贪财无度。贪墨一事，按照太祖制定的严惩贪墨之罪，赵普就应该受到多次重罚。然而宋太祖作为宽厚的长者，又顾及赵普的功劳，多次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一次是赵普收受吴越王钱椒贿赂的瓜子金十瓶；一次是赵普违反私贩大木的法规，私自贩木秦陇，经营邸店营利。这两件事，太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处理，给赵普留足了面子。但是贪心无度就会让人铤而走险，在犯罪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后来，赵普又倚仗其权势，强行买他人宅第，聚敛财富，大臣雷德骧等告发了他的行径。
宋太祖虽然还想维护赵普，无奈法令是自己定下的，不能自己打自己嘴巴子，他在心中怨恨赵普愚昧的同时，毅然决然地罢去了赵普的官职，切实维护了法令的尊严。
宋太祖是一个仁义之君，对赵普的忠心和直言虚心接受。在赵普稍稍违反法令制度的时候也多有包容。可是，当赵普贪财无度时，他也只能忍痛割爱，罢免了他，结束君臣情分。这些情况，充分体现了宋太祖善于纳谏，对臣下有宽容爱护之心，但却决不溺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用人原则。
撤罢方镇。从唐代中后期以来，因为藩镇割据混战，使统一的中央政府已经是徒有虚名，社会分崩离兮。因此，宋太祖在黄袍加身后，先后镇压了当时实力最强的两大藩镇李筠和李重进的起兵反抗，接着就开始考虑解决这一为患两百年之久的问题。当初，宋太祖在向赵普请教“国家长久之计”时，赵普觉得自唐末以来帝王兴废如转蓬，战斗不休不止，生灵涂炭的深刻原因就在于“方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所以，治理之道只有简单的三条：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这三条的意思是说只有将各地藩镇手中的用人之权、财赋之权和兵权夺过来，归天子掌握，才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五代时期君弱臣强、藩镇割据不服中央的问题。宋太祖一听即明白，但是因为这一问题所牵涉的人多面广，盘根错节，所以实际处理起来，也就比解除禁军将帅之兵权的难度更大。
唐末五代藩镇能割据一方、自相雄长的原因，其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掌握着地方财经大权。即他们占有地方财赋租税，名曰“留使”、“留州”，上供朝廷者很少；而且又直接控制着各地场院，厚敛取利。这样，方镇依靠雄厚的财力养活了大批军队，兵强马壮的方镇，就可以吞并其他实力较弱的方镇，反之则为人所消灭。这其实是方镇强盛、中央衰弱的根源之一。到了五代时，中央禁军逐渐强大，特别是周世宗施行整顿禁军、削弱方镇势力的政策以后，方镇已难以抗衡禁军，使得在中央政权的更替上，方镇力量已经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对于君主来说，禁军才是腹心大患，而方镇只是肢体之疾。然而各地方镇的气焰仍然比较嚣张，因为周世宗将主要精力用在了统一天下上，感到一举解决的时机还不够成熟，所以对于藩镇之乱遗留下来的积弊，通常采取姑息的对策。比如，当时襄阳节度使安审琦来朝见，周世宗很高兴，给予很高的礼遇，而周世宗亲征淮南返回京城时，有许州百姓来告御状，反映节度使向训的各种不法之事，但周世宗却把那人交给向训审讯，向训就把告发者活活淹死于河中，周世宗一无所问。又有潞州节度使李筠有种种违法之事，周世宗也一反其对朝中大臣严厉处置的脾性，基本予以容忍。但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宋太祖，不愿再坐视方镇的嚣张行为，采纳并逐步推行赵普所建议的三大对策。
在宋初期，因为宋太祖对于后周众臣“无不以恩信结之，既以安其反侧，亦藉其威力，以镇抚四方”，所以当时的方镇大多没有被罢免，只是移镇而已。在“杯酒释兵权”后，那些被解除了兵权的禁军将帅都出任节度使。为了安抚这些节度使，宋太祖特意提升节度使的地位，把节度使这一职务逐渐从称雄一方的藩镇转变为一种位崇爵重而无实权的荣誉官衔，当然，这种转变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另外，宋太祖在推行削弱方镇的三大对策之际，重建地方政权体制，大力强化中央集权统治。
为了实现“削夺其权”，首先，宋太祖收回了方镇对属下的生杀予夺的权力，也就是收回司法权。五代方镇跋扈，常常枉法杀人。建隆元年（ 960年）十月，宋太祖下令改变诸州马步判官人选，原来是由方镇牙校担任并负责审案判狱，现改为由中央吏部选派文士担任。建隆三年（ 962年），下令收回方镇对属下行使死刑的权力，而必须经过刑部的审复，这样，官民之生杀予夺大权即由中央定夺了。同一年，宋太祖根据赵普的建议，恢复了前代县尉的建置，以取代原来由方镇亲随担任的镇将，执掌一县内的司法治安事务。开宝六年（ 973年）中，又下令禁止方镇用牙校审理判决州府刑狱的旧习，而改为用朝廷委派的科举出身的文官，剥夺了方镇审理一般案件的权力。
第二，宋太祖直接任命京朝官知县事，使朝廷权力一直控制到县一级，从最基层削弱州镇势力，任命京朝官知县一事开始于乾德元年（ 963年）。当时由于镇守大名的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专恣不法，属县治理很不好，于是朝廷特地选派一批精明强干的朝官去做隶属天雄军的馆陶、魏县、永济、临清等县知县。因为这些人是以朝廷命官的身份来做知县的，所以能与节度使分庭抗礼。例如，右赞善大夫周渭作永济知县，符彦卿特地到郊外迎接，但周渭连马也没有下，只在马上作揖，直到公馆后才与符彦卿平礼相见，不肯成为其下属，县内有刑事案件，周渭也直接处置，从不送报节度使，符彦卿也是无可奈何？从此之后，由朝廷任免知县的做法成为一种制度。
第三，让支郡直属中央。在唐末五代时，各地节度使割据一方，兼领数州，称“支郡”。为此，宋朝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首先在乾德元年（ 963年）于新平定的两湖地区取消支郡，让各州直接隶属于京师，以防止这些地区重新形成新的方镇。此后，西北及川峡地区的一些州县也逐渐直属中央管辖，以强于弱枝，化分方镇之权；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 977年），宋境内各州都直属京师，没有了支郡。宋代在取消支郡、设立直隶州的同时，在知州之外，另外设立州通判一职。当时宋廷在新平定的各州中，原官员多半仍然留用，因而又始设通判一职，选京官充任，既不是知州的副贰，也不是属官，可直接向皇帝奏事，有权与知州共同处理州事。此后，通判之职逐渐向全国推广，一些事务繁杂的州府，设立左右二通判。开宝四年（ 971年）以后，宋廷又规定通判的主要任务是掌管一州财政，并且带有监视知州的责任，由此极大限制了知州的权力。宋代有一则传闻，就很能说明通判对知州之权的分割和牵制：杭州人钱昆嗜蟹，曾经有人询问他欲去哪一州为知州，钱昆说，只要是有蟹无通判的地方就行。另外，自从乾德二年开始，宋廷还严令节度使不得自己召幕府谋士，时隔不久，又下令节度使掌书记不许任用初任官职之人，必须是经历两任并且有文学才能之人，并且要由中央政府选派。由此，节度使的予夺之权大都没有了。
宋太祖于建隆三年初即已开始实施“制其钱谷”的措施，至乾德二年（ 964年）拜赵普为相以后，就开始采取措施大规模收夺方镇的财权。当时宋太祖下令将各州每年赋税的收入，除地方支用以外，钱帛之类全部运送京师，不得占留，也就是取消了地方政权“留使”、“留州”的特权。此后又多次重申这一禁令。第二年，初置诸路转运使，主管一路财政税收和水陆转运，其后转运使权力扩大，也兼管刑法和民事。至宋太宗时，又规定转运使要轮流进京奏事，报告各地情况。这样地方财利全属中央，州府官员不得签署钱谷之籍，使中央朝廷财力雄厚，而地方州府没有钱财储备，没有财力赏赐将士，从而切断了地方大员与当地驻军相勾结的可能，使中央控制地方的能力大为增强。
此外，唐末五代方镇的另一个重要财源，是他们多命亲信执掌关市税收，这不但不便于商贸，而且加强了方镇的经济实力。因此宋太祖一面下令放宽商税的征收，一面又派京官监临各地关市税收，并逐步完善相应的制度，这在便利工商业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削夺了藩镇的商税收入。所以，宋朝在商业方面的收入，如茶、矾，盐、酒上，大大超过以前各代。如《宋史？食货志》所记载：“于是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即各地财税除一部分留地方外，全部输送到京师，以致仓库盈溢，中央的财税收入也大为增加。
因此，实行“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之余，那些方镇的权力基本都已被削夺了，于是罢免节度使而任命文官知州，也就易如反掌了。
宋初，后周任命的拥有地方兵马的异姓王和带相印的方镇有数十人，在乾德元年（ 963年）后，宋太祖采用赵普的建议，或借故将他们调迁，或让他们遥领他职，或在他们死后不再让其子孙袭职，而逐步任命文臣知州取代之，使节度使渐渐成为无权的虚衔。开宝二年（ 969年）初，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天平军节度使石守信、归德军节度使高怀德、镇宁军节度使张令铎、忠正军节度使王审琦、灵武节度使冯继业等 12位方镇来京师朝见天子，宋太祖假借北伐北汉的需要与地方治理不力等名目，让一部分节度使移守他州，而任命文臣权知潞州、大名府、灵州等地。十月，宋太祖重施故伎，在禁中大开酒宴，邀请后周时期便官拜节度使的武行德、王彦超、白重赟、杨延璋、郭从义等方镇。这些人资历颇深，而且也没有反抗新朝的言行，所以宋太祖登基后，一直没有对他们采取措施。可是随着天下渐趋安定，宋太祖再也不能容忍他们盘踞一方，而要强迫他们把地方军政之权上交中央，所以就上演了一幕“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在这次酒宴上，宋太祖感慨发言道：“卿等皆国家宿将旧臣，久临大镇，政务繁杂，非朕所以优礼贤臣之意也。”因在五代时，赵匡胤去投靠凤翔节度使王彦超，王彦超仅给赵匡胤一些钱，像叫化子一样给打发了，到现在来京城朝见，虽然天子表示不再追究以前的事情，然而他的心中忐忑之情并未消减，这时听出宋太祖的言下之意，赶紧乘机迎合，以便立功赎罪，就避席奏请说：“臣本无勋劳，久忝荣宠，现今年岁已衰朽，幸得乞骸骨归老田园，实臣之宿愿也。 ”
宋太祖听后很高兴，离座嘉慰。但其他几位节度使却在酒水糊涂之际，没有弄明白天子的用意，反而借着宋太祖的话头，竟然大表自己昔日的资历与战功辛劳。岂料宋太祖冷冷地表态说：“此皆前代故事，何足多论！”次日，这五位节度使都被解除了职位，安远节度使兼中书令武行德为太子太傅、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彦超为右金吾卫上将军、护国节度使郭从义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定国节度使白重赞为左千牛卫上将军、保大节度使杨延璋为右千牛卫上将军。因为这些老资格的节度使所授官职都为散官，并无实际职掌，而资历最老的武行德仅为东宫太子太傅，所以大大降低了老臣们的威望。
不但这样，宋太祖还常常有意打击这些旧臣的信心和锐气。比如，郭从义以善于击球闻名，故宋太祖曾特意在殿廷上让他表演击球技艺，郭从义出身行伍，是个粗人，看不出天子的用意，就易衣跨驴，精神抖擞地纵横驰骋，周旋击拂，曲尽其妙。击球完毕后，郭从义喜滋滋地回到殿上，宋太祖命他坐下后，却说道：“汝击球技艺精熟，然此不是将相所该从事者。”弄得郭从义十分羞愧。
宋太祖软硬兼施，在撤罢方镇之时，大量任命文臣为知州以取代它。对于宋太祖的这一做法，宰相范质曾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七、八处大藩镇，都是要害之处，近日没有主帅，皆任儒士，懦弱，权轻力小。”然而他肯定没弄明白，这“懦弱，权轻力小”，正是宋太祖所要达到的目的，想要由此结束藩镇割据局面，建立起全新的地方权力结构体制。因此范质虽然以宰相的身份提出不同意见，但文臣知州现象有增无减。为了避免地方长官权大难制，宋朝以京朝官出任知州、通判，通常不用武将，且三年一换，使他们无法专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