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诗中有一句：“千金散尽还复来”。宋太祖在用财上也颇有此风，他用大把的钱去收人心、换土地、稳权力、保平安。
所谓真龙天子，皇权天授都是假的，皇帝是一个大群体的利益总代表。往小了说，他要保有满朝文武的富贵，往大了说，他要让天下百姓生活相安，有利可图。否则，就会有人去掀他的龙椅。所以成大事者不着眼于一珍一宝，而看中那些能保有财物的东西——人心、土地、权力等。
宋太祖能散财分利，首先是他自己不爱财、不贪财，在钱财这点上想明白了。成大事者，多不看中财物和奢华的生活。因为财物太不稳固了，今天你可能富有一国，满室金银，明天就可能成了人的阶下囚，不名一文。而奢华的生活正是把人拖入不思进取，腐化堕落境地的勾魂牌。
宋太祖当了皇帝后，他的家人曾对他说：“你当了这么久的天子，难道不能用珠宝装饰轿子，出入皇宫吗？”宋太祖说：“我以四海之富，宫殿全部用金银为饰，也完全可以办到，但要知道，我要为天下守财，岂可妄用？古人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如果用天下的财富来奉养天子一个人，让天下之人仰赖谁呢？”
吴越王钱俶曾向宋太祖献上一条宝犀带，宋太祖看了这条犀带，说：“朕有三条宝带，与此不同……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钱俶听宋太祖这样一说，大为愧服。作为一国之主，所关心的是什么，直接体现出他的治国水平。吴越王只知道以奇珍异宝为宝。宋太祖则正相反，以漕运的三条运输河流为宝带，表现了高人一筹的境界。
宋太祖在分利上最明显一着是给利不给权，以利换权，可谓以小换大。
在“杯酒释兵权”的过程中，那些被半逼半劝解除了兵权的节度使在交权时，有的向宋太祖讲起了自己一生在刀丛中拼命的苦日子。宋太祖也知道他们的意思，无非是想多要些钱与待遇罢了，便说：“这都是以前的事了，大家都辛苦了，我不会亏待各位的。”于是大家心照不宣，尽欢而散。到了第二天，将军们都呈上辞职书，宋太祖一律批准，同时给予优厚的待遇，让他们安安心心地养老去了。宋太祖深知，收了人的权，再不给人利益补偿，他们的心里会不平衡的。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赎买政策。在这种政策的导向下，从宋太祖时开始，武将掠取土地、经营谋利、聚敛财宝的风气就已形成，并且逐渐盛行。宋太祖对此一般听之任之。在他看来，只要他们不危及皇权就行。
不但对那些不放心的老臣，即使是正当用的新宠，宋太祖也是给钱不给权。
曹彬是消灭南唐的大功臣。在开始安排曹彬讨伐南唐时，宋太祖对曹彬说：“等你给我活捉了李煜（南唐国主），我让你当宰相。 ”出任副帅的潘美听到皇帝许诺曹彬克南唐后，让他当宰相，于是就向曹彬预贺，曹彬说：“不然。这次去攻打南唐，得仗天威，尊庙谟（皇帝的妙算），才能平定江南，有我何功啊。况且使相是极品。”潘美不解，问：“你这是怎么说的！”曹彬说：“太原未平也。”
果然正如曹彬所料，宋太祖觉得克南唐之后就授曹彬为相，未免太容易了些，于是又反悔生变，改了主意，待曹彬平定江南，回到汴京，宋太祖就对他说：“本来要授卿相位，可是北边的刘继恩还未消灭，你还是再等一等吗！”潘美听宋太祖如此说，便视曹彬而笑。宋太祖问其何故，潘美就把当时曹彬不信仅平定南唐就会以他为相的话说出来，宋太祖也大笑起来。于是另外对曹彬再赏钱五十万。曹彬退朝后对潘美说：“人生何必非做宰相，好官不过是多得钱罢了！ ”曹彬的话既是真心话，又是说给宋太祖听的。他了解皇帝宁可让臣下喜欢钱，也不愿让他们喜欢权，自己表明心迹，让皇帝放心。
宋太祖分利，也是笼络人心的一种方法。给人以利，人才会死心塌地地为你卖命。否则，他们就会从邪门歪道去谋利。
刚夺了皇位后，边境的安宁至关重要，因为外面强敌林立，内部人心未稳，如果边境再乱了，大局就失控了。宋太祖选取最信任的人去守边。但信任归信任，利益归利益。宋太祖为了让他们安心守边，给予这些边将不少特权，如优恤他们的家属，多给俸禄，加官晋爵，允许他们在辖区内从事贸易，特免征税。
边将每次来朝，太祖必定召对命坐，厚为饮食和赏赐。太祖认为只要财用丰盈，这些边将能秉承君意，作为皇帝就是减少后宫、克勤克俭来筹集边费，也在所不惜。太祖曾经命令有关部门为洛州防御史郭进修造住宅，厅堂全部用琉璃瓦。有人说这种待遇只有亲王、公主才能享受。太祖生气地说：“郭进控扼西山十多年，使我没有北顾之忧，我视郭进难道薄于儿女吗？赶快督役，不要妄说。”
宋太祖还认识到了官员的俸禄和廉洁之间的关系，提倡“高薪养廉”。开宝四年（公元 971年），他曾下令说：“官员不廉洁那么政局就会不稳，薪俸不足则饥寒交迫，因此，为了侵渔和夺取一点点小的利益就损害骚扰老百姓，究其原因是由此而引起的。既然要责令他们廉洁奉公，当然也应该向他们表示皇上倍加的恩惠。从现在起各道、州幕职官员，并依照州、县官的条例设置出领薪俸的人户。”
宋太祖虽然对臣下大施恩惠，百般优待，但不是毫无原则，有求必应。对贪赃枉法、玩忽职守、枉杀百姓、经商营利的，都严惩不贷。
宰相赵普爱财出名。一次，南唐国主李煜曾送 5万两银子给他，赵普想发财却不敢收，怕人说他里通外国，便向宋太祖报告了这件事，请示该如何处置才是。宋太祖说：“他既送来，也不可不受，你既向我汇报此事，我也不怀疑什么。”宋太祖虽这样说，可赵普还是不敢收下，他一再叩头辞让，宋太祖说：“这并不只是你个人与南唐之间的事，宋朝作为大国，体面不能丢，不可自为削弱，当使南唐对我们感到神秘莫测，这才是我的本意。”赵普这才敢收下这份重礼。
宋太祖要赵普收下银子，他是想让赵普在内心深处留下一个无法消除的阴影，让他总为此事而内心不安，让他不敢对自己有任何的隐瞒。这就是宋太祖对赵普施加的最有效最深沉的控御。
后来南唐国主派其弟李从善来宋觐见，宋太祖在正常的赏赐外，又密赠他 5万两白银，与南唐国主送给赵普的数目一样。此事传到南唐，使他们的君臣都很震骇。宋太祖是借此事向南唐表示，自己对于臣下与你们的一举一动都洞若观火，而你南唐想在我们君臣之间搞什么花样，只不过是枉费心机。同样是 5万两银子，这一收一放，起到多层效用，一箭双雕。
宋太祖分利更有一种和平主义倾向，他不愿拿军队百姓的生命去冒险。
宋太祖为天下守财，生活俭朴；而为天下用财时，出手慷慨。宋太祖讨伐平定南方各国时，没收其府藏另外贮存为一库，叫做“封桩库”，每年国家财政支出后的剩余部分也存入其中。他曾经对亲近的臣子说：“后晋的石敬瑭割让幽燕地区的各州郡给了契丹。我怜悯那八个州郡的百姓长久沦陷于契丹的统治之下，等到库藏积蓄到五百万缗，就派人到契丹去赎回这些州郡。如果契丹不听，则拿出这些钱招募士兵，以图谋攻取。”他还说：“辽兵数次侵扰边境，如果我用二十匹绢的价钱收购一名辽兵首级，辽军精兵不过十万人，总共只需花费我二百万匹绢，而辽兵就会被我消灭殆尽了。”他的算法过于简单，但无论募兵也好，赎买也好，都是不愿人民受苦，希望以金钱换土地的方式解决问题。宋太祖是雄才之主，不避艰险，有此贿赂政策实出有因，那就是宋的军事实力远负于契丹。换土地、释兵权这些做法固然不如血火拼杀，屠杀功臣来得彻底，但能减少风险和人民的损失。从这点讲与能分利的人合作起来风险更小。
宋太祖对钱财态度豁达，他不守财、惜财，而是用“财”换得集于一身的权力，用财换得将士的安心和忠心，用财换得边境的安宁。
用威来震慑人，用恩来感化人，一向都是统治者提高自己声望和地位的重要手段，这两种方式一硬一柔，往往有效。
恩和威正如唱戏中的“双簧”，一个主唱红脸，一个主唱黑脸。在大多数情况下，恩惠更能够收取人心，使之乐为效命。作为领导者，如果有威无恩，别人只会怕他，决不会敬他，一有机会就会叛变。所以恩是驭下的基础。
对于“恩”的诠释，各家都有许多言论，但归纳起来，其主旨是大同小异，都集中在恩惠这一点上。虽说恩惠有大有小，性质和程度不一样，但最主要的是给了别人好处和方便，对别人有所帮助。
在人类历史中，有关受恩与报恩的故事多得数不胜数，在百姓中流传的“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知恩图报”、“好人终有好报”等，也都与这个话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那么，究竟什么是“恩”，怎样又算“恩”呢？这要视情形而定，标准是不同的。比如说，你家财万贯，富甲一方。一天，一个叫花子来到你家，乞求给点饭吃，给点水喝。这点要求，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极其容易办得到。假如你满足了这个叫花子的要求，你便对此人有了恩，因为你在他困难和饥渴时帮助了他。但是，对于另一个有钱人来说，哪怕你给他十倍甚至百倍的水和饭菜，也不见得是对他的恩惠，因为他本来就不需要你的给予。这点说起来，跟雪中送炭，雨中送伞是相同的道理。
从儒家经典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对“恩”是非常重视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被学生们称为“恩师”；挽救人们生命之人，被称为“恩人”。他们在被施予者的心目中，所作所为被称为义举。其故事也会被世人传为佳话。
儒家创始人孔丘，之所以被称为“圣人”，是因为他创立的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上至天子皇帝，下至渔民樵夫，都自觉地以儒家学说来规范和约束自己，将儒家学说作为一种社会准则来遵循和服从。此外，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中，也是能人辈出。相传孔子的弟子三千，仅贤者就达七十二人。这些弟子，一直把孔子奉若神明，对恩师的教诲牢记在心。
在古代的兵家看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种最高的境界。不需要通过战场上兵戎相见，也不需要流血牺牲，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却能够达到战争目的，消灭敌人，确实是一种最佳结果。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呢？其手段之一便是恩威并施。
《史记》中记载了一则“弦高犒师”的故事。秦国派军队想偷袭郑国，将之灭亡。恰巧郑国的商人弦高无意中发现了秦军的动向。为避免自己的国家被敌人灭亡，弦高在无奈之中，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只牺牲了自己的数百头牛羊，就使秦兵后退，免去了一场战争和杀戮，也保全了郑国。
当时，郑国是毫无准备，即使弦高派人送信也为时已晚。弦高急中生智，自称是郑王派来犒劳秦军的使者，对秦军的劳师动众表示慰问。一方面，他向秦军统帅说明，郑国早已知道秦军的动向，并且已做好了充分准备，这就是“威”，以警告秦军不要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他又将自己刚买下的牛羊无偿地捐献给秦军，给秦军改善一下伙食，这就是“恩”，以表示郑国对秦国的友好。秦军统帅见此情景，也只好向秦王建议取消军事行动，打道回府了。弦高的举动，可以说是兵家战史中的恩威并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绝好范例。
宋太祖是一个以仁义著称的皇帝，他处理问题的原则是以仁义为先。在对待功臣的问题上，他既不像西汉的刘邦，也不像后来明朝的朱元璋，为给后世子孙留下稳固的基业，而大肆杀戮功臣。他采用的是一种柔和的手段，即历史上被称为美谈的“杯酒释兵权”，让功臣们感受到皇上的恩典，心甘情愿地解除兵权，打消皇上的顾虑。此外，宋太祖还将自己的子女与各位解除兵权的大将结为儿女亲家。
在“杯酒释兵权”之前，太祖就将自己寡居在家的妹妹、秦国大长公主嫁给忠武军节度使高怀德。此后，太祖又亲自牵线搭桥，让皇弟赵光美娶了义弟张令铎的第三个女儿为妻。公元 970年，宋太祖将长女昭庆公主下嫁给王审琦的儿子王承衍。公元 972年，太祖又将次女延庆公主下嫁给石守信的公子石保吉。这样一来，那些功臣虽经“杯酒释兵权”而退居乡里，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感受到皇恩浩荡，内心中对宋太祖仍然深怀感激。
对手下那些战功赫赫的大将，宋太祖也不忘时常以恩典来感化他们，使他们牢记圣恩，心甘情愿地为赵宋朝廷建功立业。
乾德二年（公元 964年），宋朝兵分两路进攻后蜀，战事进行得较为顺利。有一天，京城开封下起了鹅毛大雪，宋太祖在讲武殿处理政事。由于天气寒冷，殿中置设毡帷，太祖戴着紫貂裘帽。宋太祖即景生情，对左右侍者说：“我穿戴得这样厚实，身体还觉得寒冷，那么西征将帅士卒冲犯霜雪，处境一定更难。 ”说完，即解一裘帽，派人送到战争前线赐给统帅王全斌。王全斌拜赐感泣，决定率西征将士全力以赴，消灭后蜀以报答皇上的赏赐之恩。
在对待士卒方面，宋太祖并不总是一副威严的面孔。平时，宋太祖对待士兵是和蔼可亲的。在未当皇帝之前，宋太祖在士兵中的人缘甚好，他将受到的赏赐经常分给手下的士兵，遇到士兵家里有困难时，也能够及时提供必要的帮助，因此，很受士兵拥戴。做皇帝后，他仍然经常参与军事训练，与士兵们一同摸爬滚打。史书上记载，宋太祖经常到玉津园参观或指教禁军骑射，到讲武殿检阅或训练士卒。他虽然贵为皇帝，但绝非居深宫而不出，而是经常亲至水陆练兵场教练士卒，致使各级军官对训练工作毫不敢懈怠，更加尽心竭力地为国家训练军队。
攻打北汉时，宋军将太原城重重围住，无奈太原城十分坚固，以致久攻不下。太祖的侍卫亲军看到皇帝为这座孤城整日愁眉不展，自告奋勇要求充当攻城先锋。东西班都指挥使李怀忠率众攻城，不想失利而归，且身中流矢，差点丢了性命。宋太祖得知后深表惋惜。于是，当殿前都虞侯赵廷翰率各班卫士再次叩头请战时，宋太祖一番话就让这些侍卫们感激涕零。宋太祖对这些侍卫们说：“你们都是天下兵中的精中之精，无不以一当百，好像是我的爪牙。我宁肯不得太原，也不愿让你们冒着生命危险，踏入必死之地。”说罢，下令班师退兵。众人听太祖如此一说，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叩头齐呼“万岁”。或许宋太祖早已有退兵的企图，但他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出来，还是让禁卫军感动不已。
作为一个皇帝，能够震慑住群臣，实行其执政方针，靠的就是足以服众的威严和手腕。仅就威严来说，能够让臣下做到敬畏有加，不敢觊觎龙座，并能够诚惶诚恐、鞍前马后地为皇帝效力，就足够了。皇帝的威严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积累而成，并被广大人群所信服，这样，他的领袖地位就会逐渐确立。
粗通历史典故的人大概都会记得这样一件史实：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受聘于吴国，吴王想让他帮助训练军队，以便在称霸过程中派上用场。为考验他的能力，吴王先从自己的姬妾中挑出百十人让孙武训练。这些姬妾大部分都是吴王的宠爱之人，平日里在宫中也是呼风唤雨的主儿，一听说吴王让她们接受军训，觉得很新鲜，以为是一种游戏，于是欣然答应。可是，没想到训练一开始，孙武便宣布了军令，规定一定要服从指挥，否则严惩不贷，按军法从事。在训练中，迟到是家常便饭，在队列中众人也是有说有笑。眼看吴王规定的验收期就快到了，而这些姬妾仍是散沙一盘，根本端不上桌子，孙武心中焦急，便决定先立威来震住她们，再接着训练。
于是，在一天的训练中，他抓住机会，将两名带头不听指挥的姬妾从队中揪出来，先是训斥一番，见二人毫无顾忌，便痛下决心，将二人砍头示众。这一砍，威严立现，把其余人吓得目瞪口呆。等到吴王接到报告赶来，斥责孙武为何杀掉这两名最受宠的姬妾时，孙武正色答道：“大王既然信任我，并让我训练她们，我就有义务完成好您交给的任务。为完成任务，必须严格执行军中的纪律，无论谁违反了军纪，都要受到惩罚。”吴王听后，无言以对。后来，这些姬妾对孙武服服帖帖，训练踏入正轨，而孙武也因为训练有方而逐渐受到吴王的器重。
要慑服众人，须有一定的胆魄和权谋。芸芸众生中，大家看起来都相差不多，但总会有出类拔萃之人。在一个群体中，总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个领袖人物，也就是大家公认的头领。
宋太祖的威信来源于严明的军纪。
加入郭威的部队之后，宋太祖更是凭着出众的武艺和过人的胆识在同僚中树立起威信。在高平之役中，宋太祖的表现可圈可点。在周军败退，阵脚大乱之际，是宋太祖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有条不紊地指挥禁军侍卫，勇猛向前，挫败了敌军的锐气，也鼓舞了己方的士气，终使周军反败为胜。这一仗，宋太祖打出了名声，得到了上至皇帝周世宗柴荣，下到一般卫队士兵的敬服，他的威望在军中日渐提高。在随周世宗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宋太祖披坚执锐，身先士卒，更加确立了他在禁军中的无人比及的地位。治军应从严，只有把军队震慑住，让他们绝对服从指挥调度，这样的军队才有战斗力，打起仗来才能够无往而不胜。宋太祖对军队中的将领和士兵，平时有什么奖赏，大部分分给将士们，自己仅取其中的一小部分，在将士中赢得了不贪财的美名。在战斗中，他却是绝不手软，对违抗军令、不服从指挥的将士严加处置。
在六合战役中，宋太祖率 2000人的部队驻守六合，而南唐部队有二万之众。经过顽强抵抗之后，南唐部队众不敌寡，被迫撤离而逃。面对战机，宋太祖不顾己方兵少，断然决定追击溃逃之敌。但有的士兵认为，双方兵力悬殊，能把他们打退就已经不错了，追击起来，万一敌军顽强抵抗，或者反扑过来怎么办？所以，有一部分士兵在追击过程中畏缩不前，不敢向前冲。坐镇指挥的宋太祖为鼓舞士气，亲自在后督阵，催促士兵勇猛向前。对那些怯懦怕战的将士，宋太祖在他们每个人所戴的竹笠上用剑砍下记号。战后，又毅然决定将这些人全部斩首示众，以儆军心。这样一来，整个后周的军队立刻传遍了此事，全军为之震动。以后，跟随宋太祖行军打仗的队伍中再也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另外一员大将王全斌也是因为触犯军纪而受到严惩。大将王全斌英勇善战，随周世宗平定淮南，收复瓦桥关，后来又追随宋太祖南征北战，平定李筠叛乱，又率军伐后蜀取得大捷，可以说为宋太祖统一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他的骨子里仍然是五代以来将领贪暴不羁的性情。在平定后蜀时，他违背了太祖事先立下的军法，即“不得焚荡庐舍，殴掠吏民，开挖丘坟，剪伐桑柘，滥杀无辜”，而是日夜宴饮，不理军务，还纵容部下随意掠夺女子和财物。此外，王全斌擅自开启国库，敛民财物，专门杀戮降兵，致使后蜀百姓官员心怀怨恨，反抗者此起彼伏，浪费了国家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对王全斌这样既有战功又是亲信心腹的人，宋太祖为了严明法纪，还是给了他严厉的惩罚，将王全斌革职查办，永不录用。
对待“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外征将领，宋太祖以威治人，防微杜渐。
在征讨江南时，太祖命曹彬为主将，潘美为副将。出发之前，宋太祖赐宴于讲武殿。酒过三巡，曹彬等人起身跪拜于榻前，请求面授机宜。曹彬表示自己能力有限，可能无法完成任务。但身为副帅的潘美，却积力表示自己对征江南的信心及意见。于是太祖正色对曹彬说：“所谓大将者，在于能斩出位犯分之副将而已。”太祖从怀中取出一封折叠好的书信交给曹彬，说：“如何处置军务，尽在其间。从潘美以下有罪之人，只要打开文书，就可径自斩之，不需上奏禀告。”站在一旁的潘美等人大惊失色，不敢仰视。在征讨过程中，众将士严格遵守军纪军规，没有一人违法犯罪。
大军凯旋之后，太祖又在讲武殿设宴为他们接风。酒过三巡，曹彬、潘美二人起身跪于榻前，禀告说：“我们幸好没有违犯军法，没有袭掠百姓的事情发生，临行前您交给的文书，现在可以还给您了。”太祖接过文书后，慢慢拆开，将其中的信纸拿给众人看，众人不由面面相觑。原来，这只是一张白纸，没有任何字迹。
所以，史书上记载说，宋太祖英明妙算、机巧威权至如此，实凡俗辈难料。太祖这样做的真正意图是为了警诫诸将士，申明法令，不使江南丧失民心，而且在将帅之中树立威权。众将士一直奉此事为太祖用术的经典，对太祖佩服得五体投地，无不折服听命于他。
对于恃宠而骄的将领，宋太祖绝不袒护。
自古以来，世上就多居功自傲之人，往往恃其功名而横行于世，做出种种违法之事，这里的张琼就是一个例子。他依仗着自己救过皇帝的命，所以才敢私自选用官马乘骑、收纳叛臣仆从、私养部曲、自作威福，使禁军中的将士畏惧。
建隆年间，宋太祖命张琼出任殿前都虞侯。张琼英勇无畏，但性格暴躁，士卒稍有得罪，便重加治罪。禁军军校史珪、石汉卿奉宋太祖命负责反映将士动态，监视官兵言行。张琼就对他们产生怨恨，斥责史珪、石汉卿是一伙搅乱军心的巫媪。张琼私养部曲、自作威福、禁旅畏惧。因他私自选用官马乘骑，收纳叛臣李筠仆从，被举报有罪。虽然论罪当诛杀，但宋太祖念及他救过自己的命，就亲自对张琼审讯，怕冤枉了他。谁知张琼面对指控，拒不认罪。于是便把他交御史台调查核实罪状。张琼性情刚烈，见皇帝没有袒护他，便羞愤自杀了。对张琼之死，宋太祖大为震惊，但对举报张琼有罪的史珪、石汉卿二人也没有治罪。
宋太祖治军严厉有法，因而使军中无骄将悍卒。因此也使宋军在统一战争中屡战屡胜，很快就消灭了大多数的割据势力，实现了统一大业。这里需要谈的是宋太祖不仅厉行军法、执法如山，而且不徇私情。
古人有大义灭亲的忠臣，宋太祖也能大义灭亲。乾德三年初（公元 965年）十一月，宋太祖的内弟、国舅王继勋指挥的禁军雄武军，因为主官领导无方而导致军纪松懈，竟在大街上掠人子女，京城里巷为之不安。宋太祖闻讯大惊，将肇事者全部捕获，又将百余名参与者连同肇事者悉数斩杀，连小黄门闰承翰也因为见而不奏被决杖数十。直接长官王继勋虽然由于孝明皇后的关系，又因没参与违纪的事而未被追究责任，但在次年六月却因恃恩骄恣、多办违法之事而被部曲告发。经查实后，宋太祖立即把他的军职革除。
合该王继勋当诛，后来又生余波。被免职后，王继勋闷闷不乐以致心理变态，便拿家中的奴婢发泄怨气，将奴婢身上的肉割下来切碎为乐，前后被伤害者很多，而外人不得而知。一日下大雨，王继勋家的墙围倒塌，被他伤害的奴婢一起逃奔到国门诉冤。宋太祖这才了解了王继勋所做的坏事，立即将他的一切官职全部免去，又将他软禁在私宅，后又定罪流放登州，继而斩杀。
王继勋是王皇后的亲兄弟，皇后母仪天下，他便是国舅。他若能老老实实地做人，决不失富贵，可他却依仗地位的尊贵，不好好地做官，对属下不加约束，恣生邪僻，违乱法纪。他自己也恃恩骄恣，多为不法，以脔割奴婢为乐，伤害苍生。《诗经》上说：“人而无耻，不死何俟？”荒淫无耻，不守法制，诛之事小，万人唾骂事大。
宋太祖不仅以执法如山、惩治奸邪、镇压暴虐之徒标榜于天下，而且以身作则，身为皇帝而处事质朴自然，不藏邪僻，不徇私情。既不惜爵赏，也不吝执法。软硬结合，刚柔相济，宋朝之初社会风气之澄明，由此可见其成因。
借用自己和身边的亲信来立威，大概是最简单而又最有效的捷径了，因为大家从中感受到了公平和公正。曹操割发代罪，诸葛亮泪斩马谡，都是极有说服力的范例。这样的举动，虽然对自己的心理造成一定的损伤，但其收效却事半功倍，不仅树立了自己的威信，而且鼓舞了士气，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
对待原来各割据小国的君主，宋太祖也是很好地贯彻了恩威并施、以恩取胜的策略。
平定后蜀后，宋朝的疆域急剧扩大，与建都于广州的南汉政权相接壤。在当时各个割据政权中，南汉统治者最为昏庸残暴，其奢侈残忍，令人发指，使国中臣民人人自危。南汉主刘长在位时，整日在后宫淫乱，将政事全部委托给宦官和宫女，宫中仅宦官就多达 7000余人。他还认为，大臣有家室，便不能对国主竭忠尽智，于是强迫朝中有才能的官员全部自宫，然后才可以做官。此外，刘长还仿效商纣王，在宫廷中设立烧煮、剥剔、刀山、剑树等酷刑，或者强迫犯人与虎豹等猛兽决斗，从中取乐。在他的统治下，全国上下怨声一片，人民生活得极为痛苦。宋太祖听说后，惊骇至极，决定救此一方之民于水火之中。当宋军还在筹划之时，刘长自动送给宋太祖一个征讨的口实。当时宋汉接界，南汉军为了抢掠，经常骚扰宋境，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宋军完全准备齐全之后，便开始了名正言顺的自卫反击战，一鼓作气，将引火烧身的刘长俘获。
南汉主刘长降宋后，被封为恩赦侯。一天，刘长随宋太祖到讲武池，太祖赐刘长一大杯酒。这一举动宋太祖虽是无意，却把刘长吓得魂飞魄散，以为性命休矣。原来，刘铱在南汉时经常用鸩酒毒害臣下，此时他以为赐给他的也是一杯鸩酒，所以泣不成声，跪地求饶说：“臣承袭祖父基业，违抗朝廷，有劳王师前来征讨，本来罪重当斩。陛下既然赦臣之罪而不斩，但愿做一个普通百姓，有机会能看到大宋的太平盛世，实在不敢饮此酒。”宋太祖听到侍从的解释后，抚须大笑，上前搀起刘长，说道：“我与你推赤心于腹中，哪里有想毒死你的意思？”于是命人取过刘长的酒一饮而尽，又另赐给刘长一杯酒。刘长感到十分惭愧，无地自容。
在平定江南时，宋太祖以南唐后主李煜托词有病而不到开封觐见之名，命大将曹彬率 10万大军伐唐。后主李煜虽然在文学方面卓有建树，号称“词中之帝”，但对于治国和统军却知之甚少。战前便自乱阵脚，多次在部下中散布悲观情绪：“宋军强劲，谁能敌之！”而宋太祖为了一举灭掉南唐，战前做了充分的物资和心理准备，他一方面周密部署部队，一方面又告诫统帅曹彬：“平定江南之事，全靠你了。切记要严明军纪，用恩信争取民众，不要滥杀无辜，不要抢掠民财；并应尽可能地迫使南唐投降，不要逞一时的匹夫之勇而攻城陷阵，避免无谓的伤亡。如果迫不得已而攻城，破城之后也不要加害李煜及其家属。”这一番话，虽然主要意图是巩固胜利成果，以便尽快恢复南唐的安定，但也不难看出，宋太祖对后主李煜及其家属，甚至南唐百姓还是比较仁义的。
对吴越政权的统治者钱俶，宋太祖更是以仁义待之。由于钱俶很早就归顺宋朝，加之宋伐南唐时钱俶又率兵 5万助战，立有大功，所以宋太祖对钱傲非常宽容。有一次，宋太祖宣钱俶人开封朝见，并表示一定放他回去。在送别时，宋太祖赐给钱俶一个黄布包袱，并再三嘱咐他到途中方可打开。路上，钱俶打开包袱一看，吓得直冒冷汗。原来包袱中全部都是宋朝臣僚要求扣留钱俶的奏折，共有十几封。宋太祖之所以放走钱俶，而后又加以警示，其目的有二：一是表示自己信任钱俶；二是委婉地警告钱傲，不要玩手腕，要恭顺地服从宋太祖。这一招，令钱俶既感激宋太祖的仁慈，又恐惧他的权谋。
统一基本实现之后，对各地政权的统治者的安抚工作又摆在宋太祖的面前。要想安定各地民心，稳定形势，除了要在各地废除苛捐杂税，取消以前的暴政外：对各地的统治者也要妥为安置。宋太祖在这一方面是毫不吝惜官位和金钱，他隆恩广布。
后蜀主孟昶被封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南汉主刘长被封为检校太保、右千牛大将军、恩赦侯、南唐后主李煜被授予检校太傅、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其家属也都得到厚赏和封赐。这些本来担心受斩的降王，看到太祖如此厚待，非常感激太祖的仁厚。在讨伐北汉之前的一次宫廷宴会上，刘长高兴地向宋太祖进言：“现在皇上的恩泽遍布天下，天下的伪主今天都在此，只是缺少北汉的刘继元。刘继元迟早也会来的。等到天下的伪主都聚齐的时候，请皇上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在降王中封我一个降头。”这话虽然是嬉笑之言，但也可以从中看出宋太祖仁政怀柔之下，降王们尽皆心悦臣服之态。
宋太祖对这些降王，可以说仁至义尽，不要说把他们杀死或处罪，连责骂也很少听见。宋太祖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让他们感受大宋王朝的皇恩浩荡，借以晓谕新征服地区的官员和百姓，使他们认为宋太祖是一个仁义的贤君圣主，以此使百姓和官员能够很好遵守国家的法令，本本分分地做人，以维护赵宋王朝的基业。
宋太祖虽给这些小国的君主封公赐侯，但不难看出，在其所赏赐的封号中，有威权的意思。刘长被封为恩赦侯，其意很明显，说明刘长本来是罪犯之身，理应受到重罚，但考虑到安抚南汉民心，所以才封他为侯，其中的“恩赦”二字，便是宋太祖对他以往罪行的宽大。南唐后主李煜投降之后，被封为违命侯。这其中的意思更加明显，意即李煜胆敢违抗圣命，对抗天朝的统一大业，实乃违抗天命，应当重罚。虽然出于与对待刘长同样的目的，但对李煜却是比较严厉，故封其为违命侯，使其时常牢记自己的违命之举。
事实证明，采用仁政和恩义要远比采用暴力和滥杀更有益于国家的稳定。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对六国的君主杀的杀，贬的贬，造成国内怨声一片，各地的亡国之君迫于无奈，纷纷豢养死士，准备刺杀秦王。像荆轲刺秦，图穷匕首现的故事，已从民间传说中被搬上了戏剧舞台。恩惠与威慑一样，都是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只不过方法不同而已。一把无坚不摧的绝世利刃，虽可以削金断铁，无往而不胜，但它在绵绵的流水面前，却也无可奈何。它的锐利，挡不住涓涓的细流。而一段木头，一堆泥土，却可以阻挡流水的速度，改变流水的方向。治理国家也是如此，一味用强硬手段，只能使人们在内心产生一种畏惧心理，并不能使人们心服口服。而重用恩典，再辅以威严，才可以使人们心口俱服。
对群臣的驾驭，仅凭皇帝九五之尊的身份和高高在上的地位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权谋，用威望震慑住他们。宋太祖运用“恩”和“威”这两样攻心术，牢牢控制住将士和大臣，使他们成为维护其统治的基石，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古人说：“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要赢得天下，既要用武力，也要用巧劲。宋太祖就是善于权谋的行家，他的战术往往是虚虚实实，虚实相间。善于权谋的人总是通过设计，借他人之手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样，既省力，又可以达到预期效果，一举而两得。
当上皇帝之后，宋太祖便急于完成其统一大业。在征讨南唐时，为除掉英勇善战而且足智多谋的南唐名将林仁肇，宋太祖巧施反间计，让南唐后主李煜杀掉了国家的栋梁，自断臂膀。林仁肇能征善战，在南唐的官员和百姓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宋军攻打南汉的时候，远在南唐的林仁肇便意识到了来自宋王朝的威胁。为此，他向李煜建议：“趁宋军在淮南的兵力不多，不久前刚刚灭掉后蜀，现在又攻打岭南，道远师疲。希望给我几万兵马，让我从寿春北渡，定可收复江北的失地。即使宋朝派兵增援，只要我牢牢守住淮南，他们对我也无可奈何。为了避免牵连朝廷，在我发兵之时，对外就称我是背叛您而自行其是。如果我成功了，那么国家就会获得利益；一旦我失败了，就由我一个人来承担责任，与国家和您没有一点关系。”然而，胆小怕事且胸无远见的李煜没有采纳他的良苦建议，南唐也丧失了一个收复失地的绝好机会。
为除去林仁肇这个不能为我所用的良将，宋太祖巧妙地运用离间之计，使缺少政治经验的后主李煜不辨真伪，自毁长城。宋太祖先是用重金，收买了林仁肇家中的一个侍从，让他偷来林仁肇的一幅画像，并将它悬挂在府中的一间空房子当中。当时的情况下，既没有现代的摄影照相技术和器材，也没有街头流行的人物肖像画家，人们偶尔请一个画匠，将自己的画像供在家中，而且是富有的人家才会这样。所以，画像从不外传，更不会馈赠他人。一天，当南唐的使者到开封办事之余，宋太祖故意派人将这个使者引入挂有林仁肇画像的这间屋子，见使者面露诧异之色时，不失时机地告诉使者说：“林仁肇将来降，先持此为信物。”又指着一所空宅子说，这就是赐给林仁肇的新居。使者回国之后，马上将所见所闻如实地向李煜回禀。李煜果然中计，他信以为真，不听林仁肇的辩解，下令赐给他毒酒让其自尽，还以为除去了敌人安插在自己内部的奸细一般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借李煜之手除去劲敌之后，宋太祖便立即发动了大规模的征讨南唐的战争，失去了林仁肇的南唐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群龙无首，指挥又不当，结果很快就溃败亡国了。
就这样，宋太祖巧施离间计，借李煜之手，让他自毁长城，达到了除去劲敌的目的。
宋太祖的善用权谋还可以从他对大将李汉超和郭进的两件事的处理中看出来。
治军先御将，御将须得法，严厉中包含着仁慈，气度豁如，推心置腹，质朴自然，不事矫饰，治军治国，无有邪曲。人无完人，对每个人的要求自然也就各不相同。
关南巡检使李汉超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他作战勇敢而有谋略，在防卫辽朝上可圈可点，确保边关数年无事。但平时也有一些毛病，如贪财好色等。有一次，一个边关的农夫千里迢迢赶到京城，向皇上控告李汉超借贷钱财不还，而且还强抢他的女儿为妾等不法之事。宋太祖深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道理，而李汉超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但无论如何，对臣子的不法行为，也不能置之不理。
于是，宋太祖想出一个两全之策，他将农夫召入便殿，设宴为他接风，农夫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一看皇上亲自为他接风，感到受宠若惊。喝到高兴之处，宋太祖与这个农夫拉开了家常，太祖问：“自从李汉超到关南后，辽军一共入侵了几次？”农夫具实以报：“一次也没有。”太祖又接着开导他：“过去辽军每年都会侵犯关南，边将不能率军抵御，河北地区的民众，每年都受到辽军的劫掠，家破人亡的不计其数。如果是那样，你还能保住你的家财子女吗？如今李汉超借你们的钱财不还，和辽军的抢劫比起来，哪个更多呢？”顿了一顿，太祖又问：“你家一共几个女儿，嫁的又都是什么人呢？”老农回答说另外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当地的农夫，宋太祖听完后又说：“既然她们所嫁的，都是村野莽夫。而李汉超则是我的重臣，因为喜爱你的女儿才娶了她，想必不会亏待你的女儿。嫁给村夫跟嫁给大将相比，哪样更富贵呢？”农夫一听太祖如此解释，心中的不满顿时消散一空，高高兴兴地告辞回家了。
太祖虽然打发走了老农，但对李汉超的不法之事仍念念不忘，他觉得不能让李汉超为所欲为，否则国家的法令就成了摆设。因此，宋太祖特意派使者前往关南，警告李汉超：“你需要钱，为什么不告诉我而向平民百姓告贷呢？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做这类违法的糊涂事了。 ”并赐给李汉超几百两银子，让他把借贷的钱如数还给百姓，以改变百姓对他的反感。如此一来，李汉超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太祖的恩情感激不尽，立誓以死来回报。
宋代大文学家曾巩评论宋太祖对待有功之将：“隆之以恩，厚之以诚，富之以财，小其名而崇其势，略其细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责其成。”曾巩对宋太祖的评价平而见深，赞叹未已。由齐地百姓诉讼案而观宋太祖的处事方式，可以看出宋太祖兼顾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的一面，他先是召讼者慰劳之，明袒李汉超，而暗责他令以改过。所谓：“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知所恶，孰知其故？”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事表面看来罪不可恕，然而其中却有许多内在的原因，这种事最不好处理，于是就只有糊涂了之。宋太祖处理李汉超之事，便是这种圣人犹难之事，也只好如此处理罢了。
宋太祖身边的侍卫亲兵，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千里挑一的人才，不但身体强壮、武艺出众，而且对皇帝赤胆忠心。他们平日里只是担任皇帝的贴身保镖，一般不到战场上与敌人搏杀。所以，日久天长地，他们的战斗力大不如前，斗志也没有一般的前线士兵那么高昂，几乎成了少爷兵，中看不中用。宋太祖对这一点也早有洞察，于是制订出一套让亲兵们到各前线实战的计划，但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这种实习已成为一种形式化的东西，大多数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官场的积弊，导致边关将领领会不透皇帝的用心，以为皇帝只是想让这些人到边关来看一看，走个过场，增长一些见识而已，所以对这些御林亲军优待有加，一般不给他们安排特别危险的任务。
然而，十指不齐，有长有短。担任西山巡检镇守北部边关的郭进，是一个军令严明、铁面无私的猛将，素以军法严厉、不徇私情而著称。他的部下，对他的号令奉若神明，不敢有丝毫违抗，否则，轻者施以军杖，重者斩首示众。郭进这个人虽有些粗莽，但作战勇猛，对皇帝忠心不二，且指挥有方，很少打败仗。在同北汉的屡次交锋中，经常能够以少胜多，将捷报送达京师。
对郭进这种大将，宋太祖内心是非常喜欢的，对他的所作所为也能够理解。一次，太祖选派三十多名禁军军官前往郭进营中效力，事先曾反复告诫这批军官说：“你们应当小心谨慎，遵纪守法。否则，即使我不追究你们的过错，郭进也会把你们杀掉。”这批军官到达后，正赶上同北汉军队作战。其中有些人从未真刀真枪地上过战场，一看到双方的血腥恶战，心中不免害怕，有的畏缩不敢前进，还有的临阵脱逃，极坏地扰乱了军心。战后，郭进为整肃军纪，将这些畏首畏尾和临阵脱逃者处以斩刑，一次就杀了十多个禁军军官。这样一来，京城中的侍卫亲兵们议论纷纷，大多指责郭进胆大妄为，连皇帝身边的亲信军官也敢擅自斩杀，一点也不顾及皇帝的面子。于是，太祖耳中，告郭进状的话语不断。
宋太祖也痛惜一下子失去这么多亲信将官，埋怨郭进处事太过急躁和简单。可是转念一想，这确与自己的初衷有共同之处，将亲信军官派往边关效力，磨炼他们的斗志，不就是希望他们增加实战经验，这样才能在自己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不惜牺牲性命为自己护驾的吗？如果像他们那样在战场上贪生怕死，又怎能担当起护驾的重任呢？一想到这，宋太祖对郭进的做法无意中加以肯定，认为忠君之臣应当像他这样，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皇帝尽心办事，完成好皇帝交派的任务，这样才能使皇帝安心地坐在龙椅之上，治理国家，抵御外敌。
为平息身边众侍卫的怒气和怨言，宋太祖假意谴责郭进的过激做法，做出一副盛怒的样子，安慰众人说：“这些侍卫官都是千中挑一的难得人才，培养他们极为不易。如今他们小犯过错，就遭到郭进的横加杀戮。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即使人再多，也不够他杀的。我一定要给郭进一点颜色，让他尝尝苦滋味。”
另一方面，宋太祖又暗中派人赶赴西山，告诉郭进说：“这些人自恃是我的宿卫亲近，平时就倨傲不驯，我早就想整顿一下。现在在你的部队中，竟敢不听从号令，且扰乱军心，你以军法处置他们，我觉得你这样做是正确的，杀掉这些人也是应该的。”这样一来，本来忐忑不安的郭进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对宋太祖的不怪之恩感激涕零。郭进的部下一看，连皇帝身边的亲信违犯军法也照斩不误，深表欷欺，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违抗军令，部队的战斗力迅速上升，成了远近闻名的一支威武之师。
宋太祖此举虽近于两头买好，但一边是贴身护卫军，一边是前线部队，确实需要平衡抚慰，万一激起变乱，后果不堪设想。
宋太祖善用计谋，他的计谋不但用于行军打仗，而且用在驾将驭人上，这不但在军事上高效省力，而且在治国和用人上也刚柔相济，很具技巧。
宋太祖以仁德治天下。在建国之初，他以宽容的气度包容了后周的旧臣和周世宗的儿子；在治国的过程中，他对待将士和敌人将领也显示了一代仁君的宽容风范。
对别人显示出宽容的气度，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容，对自己来说，是体现了自己博大的胸怀，使自己的眼界豁然开朗。对别人来说，做过的错事能够得到原谅，势必产生一种知恩图报的感激之情，为己所用。
在宽以待人方面，古代齐桓公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典型。齐桓公之所以能在春秋乱世中成为第一个霸主，主要是因为他重用管仲，在治国治军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而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最终成为号令天下的霸主。
齐桓公的父亲齐襄公死后，诸子争立，引起宫廷内争不断，最后大臣们商议决定，从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和公子纠二人中选出一位国君，因二人此时都在国外避祸，遂约定先回到齐国者为国君。听到这个消息后，远在莒国的小白和鲁国的公子纠都急忙赶赴齐国，以求尽早回到皇城即位。此时，辅佐公子纠的管仲充分运用自己的智谋，一方面让公子纠尽快返回齐国，一方面又率一支兵马埋伏在公子小白返齐的必经之路，以拦截小白。后来，小白果真从这条路上经过，管仲躲在暗处向小白突施冷箭，正中小白，小白应声倒地。管仲等人见小白中箭倒地，确信小白必死无疑，便放心地撤兵而去。当公子纠得知小白已被射死的消息后，得意忘形，认为自己已经是胜券在握，不必急匆匆地赶路了，因为竞争对手已被除去，王位早一天晚一天都将是自己的。
殊不知，管仲的那一箭并没有射中小白，而是射在了小白腰间的带钩上，并没有入肉而危及生命。小白见有人暗算，急中生智，倒地诈死，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公子纠。待管仲等人离去后，小白迅速翻身上马，率部下急行军，抢先进入齐国都城临淄，并在公子纠到来之前完成了继位大典，成为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立即向曾帮助过公子纠的鲁国发难，通牒鲁国：“公子纠是我的亲兄弟，我不忍心亲手杀死他，请你们把他杀掉；管仲是我的仇人，请你们立即给我活着送来，我要亲手把他剁为肉酱，以解心头之恨，如果你们不照办，我将发兵把鲁国灭掉。”弱小的鲁国无力对抗强大的齐国，只好照办，将管仲押解到齐国。齐桓公马上就想将管仲处死以解仇恨，这时他的谋士鲍叔牙劝谏道：“大王是想仅仅把齐国治理好呢，还是想称霸于天下呢？”齐桓公回答说：“当然能够称霸天下更好。”鲍叔牙又说：“如果只想把齐国治理好，有我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想要称霸天下，则非管仲莫属。”接着，他又列举了管仲的才华和处事能力，以让刘桓公相信。齐桓公是一位非常开明的君主，仔细琢磨后，觉得鲍叔牙言之有理，与管仲一交谈，更为他的才华所倾倒。于是，齐桓公摒弃前嫌，授予管仲相国之职，让他负责谋划称霸大业，管仲为齐桓公的宽容所感动，竭尽自己平生所学，帮助齐桓公成就了一番霸业。
被史家称为宽厚仁慈的宋太祖，在这方面做的要远比曹操高明许多。即使是对待敌人，宋太祖也充分体现出宽容和大度，不滥杀降卒，不惊扰地方，每攻占一地，必先安民，更何况对待自己的文臣武将呢？
早先宋太祖在游历期间，曾一度衣食无着，到达当时的复州（今湖北天门）时，他去投奔父亲原来的同僚、复州防御使王彦超，希望王彦超能看在父亲的面子上，收留并提携一下自己，闯出一番事业。可是，当时王彦超看到宋太祖穷困潦倒，不愿收留他，只是看在他父亲面子上拿出 10贯钱便打发了宋太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想到后来宋太祖竟然当了皇帝，王彦超反而仍是一个臣子。
一天，宋太祖在宫中设宴招待群臣。酒酣耳热之时，宋太祖偶然发现了正在坐席之上的王彦超，不由想起了当年他流落时的窘况和 10贯钱的事。太祖忍不住便问起王彦超：“昔日我落魄之时，到复州投奔于你，你为何将我拒之门外？”王彦超一听此话，立刻吓得酒意全无。惊慌中答道：“当时臣下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刺史而已，一勺之水哪里能够容得下您这条神龙呢？假如臣下我当时收纳了陛下，陛下怎能有今天呢？”宋太祖听后，觉得回答巧妙，遂抚掌大笑，继续与大家喝酒作乐，此事也从此打住。事后，王彦超还担心宋太祖会对自己不利，但最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王彦超的官场生涯一直比较顺利。
宋太祖在流浪期间遇到的另一件尴尬的事情是在随州（今湖北随州）。时任随州刺史的董宗本也是宋太祖父亲的老友，他虽然顾及老友的面子，收留了落难的宋太祖，但他的儿子董遵诲却打心眼里看不上宋太祖这个远道而来的流浪者，经常借故羞辱、打击宋太祖。宋太祖经过磨历，也深知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所以处处忍气吞声，让着董家这位少爷。
一次，二人在一起讨论兵书战策，模拟带兵打仗之法。董遵诲整日不学无术，只知吃喝玩乐，在行军用兵之事上根本不是宋太祖的对手，议论起来自然一败涂地。此时，董遵诲虽知自己输了，但少爷脾气却上来了，指着宋太祖便大肆挤兑挖苦：“阁下既然如此足智多谋，才华盖世，又怎会落得今天这个地步呢？”说罢，便扬长而去。经过此事，宋太祖深受打击，再也不愿呆在董家受窝囊气，一怒之下，离开董家，又开始了新的流浪生活。
宋太祖当上皇帝后，董遵诲也在朝中为臣，任骁武指挥使，每次见到宋太祖都是心惊胆战，生怕太祖提及旧事，治自己的罪。有一次，太祖在便殿之上召见董遵诲，董遵诲以为太祖要和他算老账，自忖死罪难逃，便要自杀。他的妻子却表现出了不凡的见识：“等到皇上要你死时，再去死为时不晚。万乘之主，岂会小肚鸡肠，同你计较过去的一点私嫌旧怨？”在董遵诲朝见之时，有人因为听说皇上的旧事，以为宋太祖要治罪于他，便趁机上奏董遵诲的不法罪状十余条，企图落井下石，置董遵诲于死地。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太祖不但没有治罪于董遵诲，反而令左右将他搀扶起来，和颜悦色地对董遵诲说：“我现在正在赦罪赏功，怎么还会算计以前的不快之事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仍然会重用你的。”董遵诲听完，深受感动，感激太祖不念旧恶的宽大胸怀，决心以死效忠于皇上。
后来，董遵诲受命镇守边地，为通远军使，十分尽力，屡立战功。当董遵诲派人赴京向太祖进献良马时，太祖将自己所穿的珍珠盘龙衣脱下来赏赐给他。大臣们纷纷反对说，臣子不能穿这么贵重的衣物。太祖却说：“我与董遵诲的关系不同于一般人，用不着这个那个。况且，我派他为国家戍守边地，也不能计较太多。”
另外，当太祖得知董遵诲的母亲流落在契丹人控制下的幽州，母子多年未得相见的情况后，多方设想，重赂边民，将他的母亲偷偷地接回来，使母子二人团聚。所有这些，都让董遵诲一家感激涕零，还怎能不为皇帝肝脑涂地、鞠躬尽瘁呢？
五代正是乱世，屠杀和劫掠如家常便饭，人命不值钱。而宋太祖超出寻常之处在于他的宽仁，他要走一条和平之路。他考虑的是长治久安，既要统一，又要少流血，少制造仇恨。这个原则是极富智慧和仁爱的。
宋太祖讨伐各国的统一版图，是不可阻挡的大业。但由于各国立国已久，割据形势公认。所以，伐人之国还要师出有名，哪怕是牵强附会的借口。可是南唐国主李煜一向小心侍候，一时难以找到出兵的借口。宋太祖等不及了，发出了赤裸裸的战争威吓：屯兵 10万于南唐边境，要求李煜北上朝拜。南唐后主李煜手下有两位大臣非常忠诚，一个叫徐铉，一个叫张洎。李煜派以能辩而闻名当世的徐铉去开封，和宋朝理论。当时，宋朝的大臣自觉理亏，难以在言辞上和徐铉争辩，都互相推诿，不愿接受和徐铉谈判的任务。宋太祖却不当回事，亲自召见徐铉。徐铉当面问：“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又言：“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从未有什么过失，为何要兴兵讨伐？”宋太祖答道：“你说我同李煜，犹如父子，那么你听说过父子可以分家而居吗？”徐铉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得灰溜溜地回到江南。时过不久，徐铉再次街命北上，见到宋太祖，反复争辩：“李煜事奉朝廷，礼仪周全、态度恭顺，只因有病未能前来朝谒，并非故意违抗诏令。”宋太祖对徐铉的喋喋不休颇感厌烦，手按剑柄勃然大怒：“不必再说了。江南是没有什么罪过。但天下一家，卧榻旁边能容他人鼾睡吗！”徐铉再能辩此时也哑口了。
李煜君臣投降后，宋太祖召徐铉责问。他厉声责问徐铉为什么不早劝李煜归顺朝廷。徐铉正色答道：“臣为江南大臣，而国灭亡，罪固当死，不当问其他。”宋太祖听后，不怒反乐，和颜悦色地安慰徐铉说：“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
对张洎的责问，要比对徐铉严厉得多。太祖首先责问张洎：“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并出示了张洎起草的调兵诏书，意欲置张洎于死地，张洎毫不害怕，面色凛然，答道：“实臣所为，犬吠非其主，此其一尔，他尚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太祖听后，改变了要杀他的念头，并称赞说：“卿大有胆，朕不罪卿。今事我，无替昔之忠也。”此后，太祖授予张洎太子中允之职，后又改任刑部。而张洎的仕途也从此一帆风顺，至太宗朝时官任参知政事。
宽容，并不是顺其自然的宽容，其中应有一个度。否则，就会演变成纵容，性质也会相差万里。宋太祖虽以宽容见长，但对宽容的理解基本上还符合度的标准。对那些屡教不改、目无君主的狂徒和佞臣，太祖丝毫不会纵容，而是施以颜色，改正他们的错误。
宋太祖一向治军严明，对于胆敢违抗军令，不服从军纪的将士，他绝不纵容姑息，一律按军法从事。即使是屡立战功的宿将老友，宋太祖也能功过分明，奖功罚过。王全斌在国家统一过程中战功卓著，屡次受到太祖嘉奖，并得到雪夜千里送裘衣的殊荣。但他在伐蜀时违背军令，擅自妄为，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遭到太祖严厉斥责，最后丢官去爵，老死乡里。
对于读书人，太祖一直是宽厚大度的，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文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而且文人犯了过错，一般都会得到较轻的处罚。然而，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误，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处罚。
对于违反法令的官员，宋太祖依律办事，尤其对那些贪赃枉法之徒。用《宋史？刑法志》中的话来说，就是“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
宋太祖对玩忽职守的官员，或减俸或免官，或除名或降职。公元 961年，大名府馆陶县民郭贽状告官员括田不均。太祖当即派人前往核查，查清后，将县令程迪施以杖刑并流放海岛，将括田使常准连降两级。
对枉杀百姓、草菅人命的官员，大多处以极刑。即使当时没有发现，后来被人告发属实的，也同样予以追究严惩。据记载，公元 968年，监察御史杨士达因“鞫狱滥杀人”而被处以弃市之刑。
对于贪赃受贿、以权谋私的官员，大多视其贪赂的数量而量刑，一般处罚都比较严厉。因此，死于此事的官员也相对较多。仅开宝四年、五年这两年中，就有六位大臣犯此类罪行而被处以弃市或杖杀。其中，有右千牛卫大将军桑进兴因“监陈州仓受贿”而被弃市；监察御史闾丘舜因“通判兴元府盗用官钱九十万”而遭弃市；太子洗马王元吉因“知英州受赃不法”而被弃市；殿中侍御史张穆因“通判定州犯赃钱百万”而遭弃市；右拾遗、通判夔州张恂因“受赃”而被弃市；内班董延谔因“监车营务盗粟，累赃数十万”而遭杖杀。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一直是儒家治世的千古良言。对别人宽容，并不是说明自己软弱，而是一种心态，一种修养。它包含的哲理其实非常深奥，也只有懂得此理的人才能够熟练地运用这种技巧。俗话说，与人方便，便是与己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穷追猛打。宽容之心与狭隘之心对比，更能显示出不同的效果，一个是收天下之心为己用，一个是夺己之财富于无形。对于智者而言，大多以宽厚见长，因此也为自己留下一个宽厚的好名声。
古代皇帝对前朝或割据统治者最简单有效的处置方式就是消灭，而宋太祖的和平之谋对敌人也是有效的，终其一生，他没有杀死一个国主。
刚平定蜀国之时，蜀主孟昶的母亲李氏随同孟昶来到汴京，宋太祖对她说：“老太太自己注意保重，不要悲悲戚戚怀念故乡，以后会送你回去的。”这李氏也是颇有见识的。她知道，宋太祖再大度，也不愿让废君的势力回到故国。于是她说：“我的故乡在太原，倘若能回到老家，那才是我所愿。”而当时山西尚在北汉手中，李氏此言无疑把山西已视为宋朝国土。宋太祖一听更是高兴，说：“等平定了刘钧，就让你如愿以偿。”
有的人对敌人、客人反倒能宽容，因为这样做可以收揽人心，博取令名，但对自己人反倒心狠手辣，不念旧情。宋太祖内外一致，对自己人也是同一条策略：宽待以收心。
真正宽容的人，能记住别人对他的恩情，又能忘却别人对他的小冒犯。赵普显贵后，就曾把贫贱时的仇家一一开列出来，请宋太祖铲除。宋太祖不答应，他说：“如果人们能在芸芸众生中知道谁将成为天子宰相，那不早就贴上去了。”
宋太祖用他宽广的胸怀接纳了曾经得罪过自己的人和敌军中有才能的将领，他的宽容和仁厚为他的统治集聚了更多的人才，也为他博得了民心和将士的忠心。
治国之道，要赏罚分明，信赏必罚，当赏则赏，当罚则罚。奖赏有功，可以激励他人，导人为善；刑罚有过，可以抑制恶习，净化社会。
君主运用权力，主要是通过对臣下的控制和驾驭，来完成治理国家的任务。而驾驭臣下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奖功罚过。依法赏罚，得到奖赏的官员就会因受到鼓励而更加努力地建功立业，被惩处的官员也不会有什么怨恨而自责改过。臣子对君主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处事的能力和态度，能做到赏罚分明，便是对臣子最好的鼓励和鞭策。
贤明的君主，一般都能够依照制度规定，比较公正地行使手中的权力，对官员进行赏罚鉴定，能起到激励贤能、打击邪恶的作用。
唐太宗曾说过：“国家大事，唯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
《十六经》中说：
“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倾，刑德相养，逆顺乃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章。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
也就是说，帝王的奖赏是光明的，但如果没有刑罚的配合也不能生效；帝王的刑罚是严肃的，但如果没有奖赏的配合也注定要失败。所以刑罚与奖赏应该相辅相成，治理国家既需要施以光明之赏，也需要施以阴晦之刑。
奖赏，是对人的为善之举和功劳的一种肯定和褒扬，用以激励人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继续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刑罚，是对人的为恶之举和过错的一种否定和惩戒，用以制止这种行为的继续发生，防止再出现危害社会和百姓的不良影响。
奖赏的方式大致有四种：赐物，如绢、帛、粮食等；赐官、赐爵，如公、侯、伯、子、男等爵位；赐秩，即增加薪俸。
奖赏形成一种制度，大约在春秋以前就出现了。据记载，西周的天子对有功绩或有权势的官员进行赏赐，共有九种形式，即“九锡”。其中，舆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虎贲，是用来表示荣誉地位的，弓矢表示军事权力，铁钺表示司法权力，柜鬯表示祭祀权力。这些奖赏，不仅是对有功官员的一种物质奖励，还是对他们赋予的一种权势和地位。
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出现和确立，赏赐制度也越来越完善，统治者采用各种手段来激励官员建功立业。俗话说：不予奖励，何以勉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和平年代，奖赏可以导致民风教化淳美，狱中无囚，争讼绝息。在战争年代，奖赏可以激励士气，振奋人心，使将士们作战更加勇敢，对将帅更加效忠。
随着赏赐制度的逐步完善，褒扬也更多地出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为一种精神鼓励，褒扬虽不能直接带来物质上的实惠，但对振奋人心，满足人们的虚荣心却大有益处。古人重视名节，信奉“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把名节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统治者正是看到这一点，才广泛采取这种没有本钱的做法，以玺书勉励，荣誉称号、画图像、榜记、赐谥号等方式，对有功之臣大加封赏，从而起到激励人心向上、向善的作用。
刑罚作为惩恶的手段，自古以来便存在于社会之中，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其内容与程度也不断发展变化。官员遭受刑罚的原因很多，大致也归为四类：一是谋反作乱，一是贪污受贿，一是渎职失守，一是残害百姓。刑罚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数不胜数。
在诸多刑罚中，最严厉的应数诛灭九族。秦王赢政曾下令，将与太后私通并扰乱朝政的嫪毒“灭九族”。在历代史书中，遭受灭族之灾的官员也不在少数。随着法制的强化，刑罚也逐渐变得更为严密。仅死罪一项，便有凌迟、枭首、弃市、赐死等许多形式，其他的刑罚更是多如牛毛。因《史记》而名传后世的司马迁，便曾因上书汉武帝而招致宫刑；孙膑因遭庞涓妒忌而惨遭膑刑；屈原也曾被楚王杖刑后放逐。此外，还有罚俸、降职、免官等较轻的刑罚。
但是，不论赏罚，都是人治社会对某些行为规范的判断，其出发点也是基于统治者个人的好恶。君主的决策正确与否，对于赏罚制度的公正起着决定性作用。
治国之道，在于赏罚分明。只有赏罚公正，才能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否则，乱赏就会使臣民不思进取，不严守国法；滥罚，就会使坏人暗中为非作歹，不思改过自新。无功受赏，无罪被罚，就会丧失民心。君主一旦失去民心，就失去了治国的稳定基础。
西汉哀帝因宠爱年轻帅气的郎官董贤，不仅提拔他做官，而且对他言听计从，赏赐他大量的珍宝，他的家人也因此被授予各种封号和爵位。随后，哀帝又晋封董贤为高安侯，位列三公，掌握朝中军政大权。像董贤这样一无战功，二无政绩的人得到如此重赏，自然引起大臣们的不满和反对。丞相王嘉代表众臣向哀帝进谏说：“高安侯贤，佞幸之臣，陛下倾爵位以贵之，单贷财以富之，损至尊以宠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惟恐不足。”但哀帝丝毫听不进去忠言，反而下令将王嘉逮捕入狱。正是因为哀帝的滥赏与乱罚，引起了朝中百官的强烈不满，一些有野心的政客乘机广结势力，图谋篡权。哀帝死后，外戚王莽便夺取了政权。
滥赏不行，严刑峻法同样不可取。前秦厉王苻生性格乖僻内向，反复无常，经常滥杀臣吏。一次，京城刮起龙卷风，苻生认为这是有人故意捣乱，便随意杀了不少无辜的大臣和侍卫以平息天怒。还有一次，他突然下诏让群臣至咸阳故城面圣，因事情仓促，许多大臣未能及时赶到，苻生二话没说，便宣布将迟到者通通处死。大臣们在他面前说话，个个心怀恐惧，唯恐哪句话得罪了苻生而招致杀身之祸。
贤明的君主赏功罚过，应遵循一定的尺度，而不应随着个人的喜怒情绪肆意妄为。臣民们依法办事而建有功业，就应当奖赏；臣民违法办事而犯下罪过，就应当惩罚。应该得到奖赏的，即使对君主没有直接益处，但只要有利于国家和民众，也应同样依法奖赏。应该受到惩罚的，即使对君主的名声威望没有损害，但只要损害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也要依法惩处。同样，贤明的君主不能让臣民不经努力便轻易获得奖赏，也不能惩罚那些尽了力而没完成任务的人。
宋人徐宗仁说：“赏罚者，军国之纲纪。赏罚不明，则纲纪不立。纲纪不立，军国将倾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而只有信赏必罚，军国之纲纪即可立也。否则，误国之罪不诛，则用兵之士不勇；而利国之功不赏，则建功之臣日怠。”因此，除害建功者一定要赏其功，使其获其利；而兴害为祸者一定要惩其过，使其受其罚。
宋太祖为政时期，无论是率兵征伐，还是治国安民，都强调信赏必罚，并且说到做到。他曾经发布诏令说：“国家慎重选贤用才，参加国家大事的管理。钱、财、物等权力集中的职位尤其重要。已经被选拔任用的官员，应各自竭力诚心，尽职尽责。每年年终时都要考核官员的政绩，赏罚的规定是一定要实行的。没有功劳或是不能胜任的就要罢免或辞退，有功劳的则要分别给予奖赏。”
平灭后蜀之后，宋太祖对攻蜀将领进行评价奖罚。大部分将领虽然平定后蜀有功，但并没有按照太祖事先要求的去做，在安定后蜀百姓方面留下了许多隐患。只有曹彬统率的水路军队，严格执行太祖的命令，对百姓秋毫无犯，军纪肃然。因此，太祖对独保清廉本色的曹彬大加封赏，封他为宣徽南院使、义成节度使。曹彬看到其他诸将都受到斥责，而只有他一人受到奖赏，便到朝廷辞谢说：“征讨后蜀的将领都获罪，唯独我受奖赏，心中实在不安。我思来想去，不敢接受陛下的封赏。”太祖回答说：“你有功无过，又不骄傲自大，连王仁赡都说‘清廉畏谨，不负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如果你真的犯有一点过失，他难道会替你隐瞒吗？惩恶劝善，赏功罚罪，是国家必须执行的法令，你就不必推辞了。”
同时，太祖还对王全斌等人违抗圣命、掠夺人口财货、杀戮降兵、私开府库等罪状严加审查。经文武百官议定，王全斌等人罪当大辟。但太祖考虑到他们虽犯有重罪，但在平蜀过程中也立有大功，本着将功抵过的原则，特地对他们从宽处理。王全斌被贬为崇义军节度观察留后，崔彦进被贬为昭化军节度观察留后，王仁赡被贬为右卫大将军。对于太祖如此处理，后人吕中评论说：“我太祖之兴，其用兵行师，伐叛吊民，尤切留意于赏罚之际。王全斌、曹彬，平蜀将帅也，曹彬有功无过，则擢用而不疑；王全斌贪恣致乱，则贬降而不恤。”
为了求得永远的和平安宁，太祖还用赏赐的办法，鼓励百官上书直谏。公元 972年，太祖下诏：凡官绅、儒士、贤才等一切平常熟知治河的有识之士，或懂得疏导之法的实干之才，可写奏折上书，经驿站送至京城。朕当亲自阅览，采用他们好的建议。凡上书建议被采纳的人，将分别给予不同的奖赏。
把握住刑罚的尺度，当严则严，当轻则轻，是太祖处事的又一原则。公元 967年，禁军将领吕翰率众谋反，有人揭发说禁军中大多数人都参加了这一叛乱，请求将他们及其妻子、儿女一起处以极刑。太祖刚开始既震惊又愤怒，决心严惩谋逆之人，但转念一想，此案牵涉人员过多，如果举报不实，岂不枉杀大批的无辜。经过慎重考虑，太祖召来检校太傅李崇矩商讨。李崇矩认为，叛乱是不赦之罪，应该杀掉，但是这样一来，该杀的人有一万多，也未免太多了。太祖说：“我认为这其中绝大多数人是被迫的，谋反并非他们的本意，他们其实并不想谋反。 ”于是，太祖当机立断下诏免除所有参与叛乱之人的罪，声明只追究为首者的责任。如此一来，立即在叛军中产生巨大反响，被胁迫参加叛乱的将士被太祖的宽厚行为所感动，纷纷脱离吕翰，重新回到太祖阵营。吕翰众叛亲离，不久便被平定。
对待犯有重大过错的官员，太祖一般不会轻易宽宥。《宋史》称，开国之初，一些武将功臣贪赃遇赦，经过一段时间后仍然可以被升迁。太祖发现这种情况后非常生气，说：“这样做，怎么能够惩戒贪吏呢？”于是下诏重新修改法令。新的法令规定：即使大赦之时，十恶之罪、官吏受赃罪等不予赦免。
对于既有功又有过的大臣，宋太祖赏其功，罚其过，尽量做到公正公平。
建隆四年（公元 963年）三月，宋太祖授命军校尹勋督民夫疏浚五丈河。尹勋本是个很负责的军校，但处事浮躁，缺少经验，对“度”的掌握不够，结果对民夫督责过严，导致陈留的民夫夜间逃跑了不少。尹勋没有请示上级，就亲自率兵去将逃跑的民夫全部捕获，尔后又将带头逃跑的 10名队长斩杀，将七十余名逃夫的耳朵割掉，以示严惩。
尹勋的这种残暴行为引起公愤，很多疏浚河道的民夫到京中上诉要求严办尹勋。兵部尚书李涛气愤不过，抱病上奏，力请宋太祖斩杀尹勋以平民愤。李涛的家人担心他的病会加重，极力劝阻他不要管这件事，李涛断然说道：“我身为兵部尚书，知军校无辜杀人，岂有不论？”
宋太祖非常赞赏李涛的作为，对他慰勉有加，又委任他为督疏浚河官，对被害民夫予以抚恤。但他认为尹勋是忠事朝廷，并无私情，只宜薄责，不宜处以极刑，于是降尹勋为许州团练使而了事。
宋太祖赞赏李涛，慰勉有加，便是以轻诺相许，而未对肇事人尹勋给予重责，必将受到李涛的不信任。宋太祖宁受寡信而不多杀一人，真可谓“圣人犹难之，最终无难”。
《宋史》赞曰：“宋初诸将，率奋自草野，出身戎行，虽盗贼无赖，亦厕其间，与屠狗贩缯者何以异哉？及见于用，皆能卓卓自树，由御之得其道也。”按照《宋史》此论，驾驭宋初出身于草野戎行的军中将领，甚至包括盗贼无赖、屠狗贩缯者在内的乌合之众，是“非圣人不能为之”的事，宋太祖虽非圣人，然而却本着一颗真诚之心，通过种种难为的手段，将之整饬为一支训练有素、战无不克的军队，可见他的用人谋略之高明。
正因为宋太祖坚持赏罚分明的治国、治军方法，宋太祖得到了有功之臣的忠心辅佐，也有效地防止了不法之臣的作乱。他的军队纪律严明，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宋太祖通过恩威并重的方法实现了对臣民的有效统治。他对有功之臣不吝施恩，通过金钱和感情获得将士的忠心。同时，他又宽严有度、赏罚分明，给臣下以威严。正是这种恩威并重的方法，让宋太祖的臣下对他既忠心又尽心，维护了大宋的统治，使宋朝摆脱了五代十国以来的“短命王朝”的命运，为大宋统一中原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据《避暑漫抄》记载：建隆三年（公元 962年），宋太祖诏令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誓碑秘不示人，只有当新天子即位后，在拜谒祖庙的典礼结束后，才由执事官奏请皇帝恭敬地去观读誓词。此时，只能由一个不识字的小太监跟随，其他人在夹室外远处站立。皇帝独自到碑前，复行跪拜之礼后，瞻默诵记，熟记碑词后再行拜礼退出。群臣近侍，都不知道誓碑上刻写的内容。从此以后，赵宋帝王恪守家法，都仿效这种方式拜读誓碑，奉为祖传秘方，传家至宝。
直至北宋末年靖康之变时，金兵侵入开封，宫城各门洞开，人们在混乱中才知晓誓碑的秘密。誓词共有三条：
（一）后周帝室子孙，有罪的不要施以刑罚，即使犯有谋反叛逆之罪者，亦只可于狱中赐其自尽，不得于市曹杀戮示众，更不得连坐其旁系亲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
（三）子孙有逾越此誓不按规定办者，上天一定会杀死他。
宋太祖以这三条传世家法来约束后代皇帝，让大宋开国之初以仁治国的方针通过立誓的方式传承。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自古以来便是如此。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也是这个道理。作为一个统驭天下子民的皇帝，如果连自己的小家都管不好，更何谈治理偌大的一个国家呢？
在专制体制的社会中，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彻底的法治社会。因为封建专制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法律完全可以根据皇帝的利益而改变；当法律违背了皇帝的意志，或皇室成员触犯了法律时，法律便极有可能只是摆设而已。在专制社会中，皇帝或其家族成员如果能身体力行，约束自己，力争不犯法，也就难能可贵了。
法规既然对皇帝也有约束力，对大臣就更有约束力了。宋朝的法典是率土以遵行，也即普天之下都要遵行，自然也就包括官吏在内。《礼记？曲礼上》中有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古往今来，中国的法律对上层阶级始终保持着特权。上层人物犯了法，不但能减刑，而且可以赎刑。所谓赎刑，就是用资本和钱物买得自己免罪。周朝的刑罚条律并没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但因为周朝有赎刑的规定，所以有钱的大夫们犯了法，就用自家的财物赎刑，以此免罪并保留自己的生命。正因为这个赎刑的规定，《礼记》上才出现了刑不上大夫的话。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朝代根本没有刑不上大夫的条文。战国时，商鞅执秦国政，刑公子虔。后来商鞅得罪，被秦惠王车裂致死。秦、汉之时，大夫因有罪被刑屡见不鲜。隋、唐之际，大夫的命旦夕不保。可以说，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中，刑不上皇帝是自然的，但刑不上大夫却有些站不住脚。宋太祖制刑律，以法治国，更没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就是在赎刑方面，他也予以一定的限制。
乾德四年（公元 966年）三月，大理寺卿高继申针对《宋刑统》颁行后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建议修改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员亲属犯罪的荫刑（因先世勋绩可以赎刑）条文，他担心“年代已深，子孙不肖，为先祖曾有官品，不畏宪章”，因而主张改为：“用祖父亲属荫减赎者，即须祖父曾任皇朝官，据品秩得使前代官，即须有功及国，行惠及民，为时所推，官及三品以上者方可。 ”这个建议无疑是为了加强国家的执法力度，达到真正以法治国的目的。宋太祖认真听取了高继申的建议，其实他对千百年来顽固的赎刑荫庇犯法的条文，也同样是很不满的，所以他完全采纳了高继申的建议，从而对特权阶层的荫刑特权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
为了进一步实行以法治国，宋太祖吸取历朝外戚宦官专权的教训，在国法之外，又制订了家法，作为以法治国的王室法规部分。所谓家法，不仅是单指皇帝本家的法律，官吏庶民也可以参考而用。宋太祖的家法有八类，即：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易经？彖辞》曰：“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这些家法在宋朝发挥了其功用。宋人吕中说：“其待外戚也，未尝少恩，然在内不得预政，在外不得为真刺史，则无吕、霍、上官之祸；其于宦官也，未尝滥杀，然内侍官不过留后，虽有功不除宣徽，则无伯牙专恣之祸。”这段话中谈到了两个历史教训：汉朝因无家法，屡遭大患。汉高祖容忍吕后，致使吕后当权，汉朝差一点由此而亡。汉武帝任用外戚霍光辅昭帝（武帝子），权顷内外，族党满朝，屡行废立，威震人主。这种教训其实后世也每每重演，唐朝后期宦官专权，常杀皇帝。
宋太祖制定家法，也就抑制了外戚专横、宦官专权，使宋朝三百多年无内乱，这都是所制家法之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在专制制度下，宋太祖制法及于家人，由此而观之，他的以法治国，的确是真的。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家不治，何以治国家。唐太宗李世民英明一世，却怎么也没想到，因为一时疏忽而留下的祸根，差点使李唐王朝成为短命的隋朝的翻版。后来的朱元璋也没想到，宦官不得干政的戒碑，被儿子废除后，直接导致了大明的衰亡。在此看来，皇帝的家法已经不仅仅是皇家的法，而是整个国家的法。
宋太祖还提出“王者禁人为非，莫先于法令”的主张，又说“若犯吾法，惟有剑耳”。对兄弟子侄，宋太祖也提出了要求。
赵光义是宋太祖之弟，陈桥兵变时是主要参与者，太祖继位后，他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太祖遵母遗命，生前既准备让赵光义作皇位继承人。显贵的身份使赵光义权欲大增。他广揽豪杰，树置心腹，在朝中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权力班底。时人称他的府第是“软绣天街”，比太祖还豪华。老谋深算的赵普曾提醒宋太祖，赵光义罗织心腹、广树党羽问题的严重性。宋太祖对此也早有警觉，但他性情中很看重家庭孝友，有人情味，对此总碍于亲情。但后来兄弟两人的矛盾已渗透到各个方面了。
开宝九年（公元 976年），即宋太祖临终那年，他到西京洛阳视察，并令赵光义随行。按以往的惯例，太祖每次外出京城，都是让赵匡义留守京师的，此次安排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太祖在西京洛阳逗留了 1个月，他对洛阳怀有深深的眷念。
他曾经想把都城迁到洛阳，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赵光义坚决不同意迁都，甚至“叩头切谏”。最后，太祖听从了赵光义的意见。太祖为什么要提出迁都的问题呢？他是想通过迁都，摆脱掉赵光义有强大势力的开封府对自己的不良影响。太祖带着赵光义巡视洛阳，是希望通过洛阳之行，勾起弟弟对往事的追怀，从而唤醒弟弟的良知，以达到携手共进的目的，而不要发生同室操戈的不幸事件。在离开洛阳的时候，宋太祖来到父亲的陵墓前告别，悲恸地哭道：“今生今世将再没有机会来此朝拜了！”忧郁之情溢于言表。从太祖的心理活动看，他一直没有把自己的骨肉兄弟看做外人，对赵光义的防范也一直控制在温和的范围之内。虽然后来有“斧声烛影”之说，史家怀疑赵光义害死了宋太祖。但总的说来，为了戒备而骨肉伤残，其结果也未必就能戒除变故。秦二世杀了哥哥扶苏，也难逃二世而亡的命运。
以法治国，实质上就是以法治人。宋太祖立下家法，对皇室子弟加以约束，缓解了皇室的特权滥用，为维护皇权代代相传起到了积极作用。
宋太祖为仁义之君，他一改五代十国尚武之风，右文抑武，提倡读书，以儒家思想的“仁”德治天下。
《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太祖暮年，壮心不已。晚好读书，尝读二典（《尚书》中的尧典与舜典）。太祖所读之书，大多是有助于治国的儒学经典和史书。他曾说：“我常常观读、研习过去的史书，非常仰慕以前的贤君明主。他们不让贤能的人不得志，从而任用的都是这些贤能的人。 ”他还表示，要效法先代明君，录用那些忠孝仁义、有德有才、文经武略的人才。
宋代之所以成为文风极盛、文人辈出的一代，与宋太祖提倡文治、倡导读书是密不可分的。宋太祖的“仁”的思想来源于书本，起始于儒家，他对读书的重视与他以“仁”治国一脉相承。
宋初，承五代之乱世，文风衰微，武风盛行，世人皆以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作为人生目标。他们信仰“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之中，文人士大夫“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即使位列宰辅，跻身卿相，也只不过是武人的点缀和修饰，只能看武将的脸色行事，供其驱遣。
得到天下之后，宋太祖明白：武将只能在马上打天下，要治理天下，必须要用饱读诗书的文人。于是，便出现了宋代“重文轻武”、“宰相须用读书人”的状况，文人的地位逐渐得到彻底的改变。
宋太祖重视读书，首先表现在他重视书籍上。
用文人治国，首先要求皇帝多读书、读好书，从书中学会治国之策，广见闻，增智虑。太祖读书，首先从收集图书开始。跟随周世宗行军打仗之时，太祖便留意收集民间奇书，往往不吝重金购买。别的将领收集的战利品，大多是金银珠宝，而太祖收集的，则是整箱的书籍。当上皇帝之后，太祖对各地的图书极为珍视，即使在战争中，也要求将士们注意搜集和保护各地的图书。平定后蜀，得到 13000余卷书籍；平定江南，又得书两万余卷。公元 966年，太祖又专门下诏征集民间藏书，规定凡是官吏、百姓献上的书籍，由史馆察看编目，凡史馆中没有的就加以收纳。为鼓励百姓献书，太祖还下诏说，献书人可到学士院接受关于如何做官的策试，合适的授予相应的官职。通过向民间征集藏书，国家书馆中的书籍数量猛增，仅史馆藏书就达 80000卷。
宋太祖重视读书，还表现在他要求文臣多读书。
宋太祖不仅自己发奋读书，而且经常告诫身边的文臣武将多读书，有关这方面的诏令就有数次之多。如“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对皇室子弟，太祖也经常鼓励他们读书识礼，他曾对秦王侍讲说：“帝王的后代，应当多读经书，知道历史上治乱的情况。”
在太祖的鼓励和鞭策下，许多大臣和皇族都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甚至连以前目不识丁的武将也能够耐下心来，捧起书本学起文化知识了。
赵普是宋太祖的亲信之人，跟随太祖南征北战，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美中不足的是，赵普虽是文人，但只精通权术。《宋史？赵普传》记载，赵普从小不甚喜好书籍，而是“少习吏事”，热衷于如何当官，玩弄智巧权术；而对学术文化却不求甚解，知之甚少，故有“少习吏事，寡学术”之称。
有一次，赵普陪同太祖来到朱雀门前。太祖指着门上的牌匾问赵普：“为什么不直接书写‘朱雀门’，中间加上一个‘之’字有什么用处呢？”赵普回答不出其所以然，只好说：“之’字是个助词。 ”太祖听后，很不以为然，讥笑赵普说：“之乎者也，助得甚事！”受到刺激后，赵普才觉自己学问太浅，于是发奋起来，“每归私邸，关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后来，终于达到“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的境地。赵普依靠书中所学的知识，不仅提高了决断、处理政事的能力，而且陶冶了自身的情趣品格，最终成为宋初的名相。
在众多跟着太祖读书的人当中，也有假冒读书而想得到重视的人。太祖经常派人到史馆取书阅读，而负责管理史馆的卢多逊也是一个善于投机奉迎的小人。他经常在太祖派人到史馆借书时，记住太祖阅览的书目，然后抓紧时间通读至熟，将其中的主体部分牢记于心。太祖在上朝之时，有一个习惯，就是为了促进臣子们学习，经常在大殿上将自己所读书籍中的一部分背出来，借以考察诸位大臣的学识。此时，往往只有兵部郎中卢多逊胸有成竹，对答如流。因此，太祖常常夸他勤奋好学而且学识渊博。卢多逊因此官运亨通，逐渐受到了太祖的信任和重用。但时间一长，卢多逊的投机本性就暴露出来了，终于被太祖识破，其官运也由此滞步不前。
宋太祖重视读书，也表现在提倡武将读书上。
对于那些行伍出身，跟随太祖南征北战的武将，宋太祖也时常劝他们多读些书，告诫他们说：“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迫也。”
太祖手下有一猛将名叫党进，虽勇猛善战，却大字不识一个，甚至连自己所统帅军队的数量也不清楚。有一年，太祖派他到高阳戍边。按惯例，赴任前要到朝廷向皇帝致词辞行。太祖知道党进不识文字，就派人告诉他：“太尉边臣，不需如此。”但党进生性好强，坚持要亲自向太祖致词辞行。手下人无奈，只好将致辞先写在手板上，然后教党进背熟。但辞行之时，党进由于紧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握着手板，却又不认识上面的字。忽然，党进挤出两句风马牛不相及的话来：“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此话一出，太祖及侍卫们禁不住掩口而笑，几至失容。事后有人问党进，党进回答说：“我尝见读书人爱掉书袋，我也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由此可见武将想读书的愿望是何等热切。
为了促进读书的风气，宋太祖非常重视科举取士。
从书中获得权力的典型范例，应当是科举取士。士，就是读书人的统称。进一步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才。有宋一代，重文轻武是其既定国策。文臣不仅被用来治国，管理民政与财政，而且以文臣出守州郡，代武将掌管部分兵权。这些文臣的来源，便是饱读诗书的士子，通过科举而跻身政界的读书人。
科举取士是一种设科考试、择优录取的选拔官吏的制度。这一制度始于隋，发展于唐宋，以后逐成定制。隋文帝时，考试只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隋炀帝时，增设进士科。唐代，考试科目大为增加，共计五十余科。宋太祖时，基本继承唐代科举制度，但所考科目大大少于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利于广泛吸收中下层士人参与国家政治，提高官僚队伍的素质和活力。但随着制度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少弊端，如考官擅权徇私舞弊、取士不公等。
为了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杜绝滥竽充数之辈，宋太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禁绝朝臣“公荐”士人，提高了科举取士的透明度。其次，下令及第举人不得称呼主考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再次，限制主考官权力，并增设副职以分其权，有徇私者严惩不贷。另外，为完善和监督科举考试，又增设复试和殿试，由皇帝亲自考核中举的士人。
宋代初建之时，百废待兴。为扩大取士范围，吸引更多的人才参加科考，进而为赵宋王朝服务，宋太祖还取消了对应举对象的诸多限制。无论年龄大小、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只要粗通文墨，均可报名应试。这样，极大地调动了士人仕的积极性，科举也因此重现生机。对家庭贫困的士子，朝廷发给纸券，免费供应赴考途中的食宿，为贫寒士人创造了条件。
读书可以知礼，可以明志，亦可以怡情。《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太祖读《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后十分感慨，说：“尧、舜按罪行处罚‘四凶’：獾兜、共工、鲧、三苗，只是把他们流放到边远之地。而且，当时的法律条文还没有现在的法律条文系统、严密。”因此，太祖告诉身边的宰相们：“五代诸侯，专横跋扈，有的枉法杀人，而朝廷放纵他们，不予问罪。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姑息纵容藩镇武将，还有什么比这更厉害的呢？从此以后，各州县地方处死犯人，应当送案卷报请朝廷，付刑部复核审验后决定处罚适当与否或轻重。”
宋太祖好读书的习惯，对其后继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太祖之弟太宗也是一个发奋读书的好学之帝。他曾对侍臣说：“朕万机之暇，不废观书。”为了读书，他在皇城内修建清心殿，收藏了大量图书，理政办公之余便到此殿读书。他诏令臣僚：“史馆所修《太平总类》，以后每天送三卷来，朕当亲览。”侍臣宋琪提醒说：“陛下爱好历史，以观书为乐，这是大好事。不过每天读三卷太多，恐怕过于疲倦，有伤龙体。”太宗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这部书虽有一千卷，朕准备花一年时间读完。想起那些好学之士，读万卷书，也就觉得不难了。”正是因为每天要送 3卷给太宗御览，所以此书后来便更名为《太平御览》。通过读书，太宗的见识大为增长。在谈到如何治国时，他对宰相说：“治国之道，宽猛得中，宽则政令不成，猛则民无所措手足。”
太祖的后世子孙，也时常以他作为楷模。《帝学》篇中载道：太宗之后，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等多好学，喜欢读书。真宗曾说：“朕听政之暇，惟文史是乐”，“文史政事之外，无他玩好。”英宗也是“好读书，不为燕嬉亵慢，服饰俭朴如儒者”。
宋太祖爱读书，从书中学得仁义之道，并以仁义之道影响满朝文武和后世子孙，建立了以仁治国的统治地位。
宋太祖仁义为怀表现在他以仁义之心统一天下。他以和平兵变减少了杀戮，在征战中也多用巧技，减少正面击杀，并严格约束士兵，禁止滥杀乱掳。
史家笔下的宋太祖，是一个忠厚长者般的帝王。他起于乱世，而能以仁义创两宋三百年基业，繁荣经济，倡导文化，其功业当属不朽。后人评价宋太祖为：建邦立国，崇仁义之德；统一天下，兴仁义之师；安定乾坤，从仁义之政。
宋太祖在乱世中崛起，对于人治和法治都有清醒的认识。他认识到，要达到社会的大治，仅靠严刑峻法是不行的，法律只是治理社会的一个方面，是被动地去治人；而要使天下大治，在于教之以德，提高民众素质。宋太祖一方面看到，对于新建的王朝来说，法律必不可少，因为无刑罚，人们会为争利而犯法，破坏社会秩序，影响统治基础。所以必须制定法律予以限制。但同时又不能推行严刑峻法，久经战乱的百姓，最需要的是宽松的生活环境。国家的主要任务是维持社会安定和生产的发展，这样就需要与民休息，普施仁政。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儒家学说统领中华民族风骚数千年，虽朝代更迭，天子皇帝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但历朝历代用以统治百姓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仍旧是儒家思想。在所有帝王中，将仁义挂在嘴边的无以计数，而将仁义铸于胸中者却寥寥无几。仁，就是仁爱。历代统治者，常常标榜仁政，即使像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也常以仁政来欺骗百姓。作为儒家学说核心的“仁义”，是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精髓，是历代名君圣主兴邦治国的思想基石。
《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宋太祖的道德仁义之风淳厚，不在汉、唐名君贤主之下。著名理学家朱熹也认为：太祖“得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故天下一于宋。 ”如果说朱熹是为宋太祖歌功颂德，是因为他是宋代官宦，而《宋史？太祖本纪》却是后代所撰，其客观性当属真实。
宋太祖当上皇帝之后，急需考虑的是统一的问题。唐末以来，各地割据势力为争夺权力和领地，连年战争不断，造成大量土地荒芜，人口凋敝，经济几近崩溃。因此，统一是当务之急。然而，统一必须通过武力来解决，或者说以武力为后盾来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战争是统一的唯一方法，胜者为王败者寇。战争意味着大规模的杀戮，不仅使敌人血流成河，自己也避免不了伤亡惨重的后果。宋太祖在统一过程中，为尽量减少敌我双方的伤亡，且能够达到一统天下的目的，他制定出比较周全的统一计划，采取先易后难，战抚并用的方针，逐步完成了设想。
作为带兵打仗的将领，能够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百战百胜，当然属于勇猛的将才，但算不上最聪明的将才。因为他在取胜的同时，自己一方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真正聪明的将才应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在伐蜀一役中，宋太祖巧妙运用兵伐与怀柔之计，迅速完成了灭蜀的任务。
乾德二年（公元 964年），宋军伐蜀。太祖事先约束伐蜀将士：行营所到之处，不许焚烧房舍，不许殴打与劫掠吏民、开发坟丘、剪伐桑柘。违背者，以军法从事。与此同时，太祖还令掌管工匠制作的八作司在开封汴水沿岸为后蜀皇帝孟昶预建宫舍五百余间，室内床帐器物一应俱全，只待孟昶投降后便可久居于此。在这种情势下，宋军前锋甫一攻下后蜀门户剑门关后，孟昶便急忙派人请降。宋太祖为安定民心，以仁爱宽容厚待孟昶及其家人，封官加爵，打消了后蜀君臣的顾虑。为安定后蜀百姓，宋太祖进一步下令，减免原有的苛捐杂税，取消不合理的制度，并严令地方官吏不得擅自苛害百姓，违者严办。在征蜀时，宋军中也出现过违背太祖命令而残暴虐民的将领。有一个军官，每攻下一城，便在降民中割女人的乳房为乐，致使许多妇女受虐而亡。太祖闻知大怒，立即下令将此人处死。许多将领为此人求情，说他对太祖忠心耿耿，只是出于对敌之恨才干出此事，如果因为这样就杀了这个良将，岂不是一个损失？太祖说：“兴师伐罪，妇人何罪？怎能残忍到如此地步！应当绳之以法，以此为受害者偿冤。”太祖虽然失去了一名善于打仗的良将，却赢得了后蜀百姓的拥戴，其利害得失显而易见。
宋军以微薄的兵力，仅用两个月便灭掉了广饶富庶的后蜀，其主要原因便是太祖制定的兵临城下、怀柔其后的战略。加之战后太祖对蜀地实行仁政，有效地减少了后蜀官吏百姓的对立情绪，很快完成了对后蜀的统一。
自古以来，皇帝被称为天子，代替上天来统治百姓。作为天子统治下的官员百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处理君与民的关系上，不同的帝王有不同的思想和措施，既有秦二世之类的暴政苦民的君主，也有唐太宗、宋太祖这样的仁政爱民的帝王，其结局自然是大相径庭。
宋初，经过唐末以来的连年战乱，河山一片苍凉，荒田万顷，流民遍野，社会处于急剧的动荡之中，这对封建统治者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百废待兴，而且亟需待兴，这是太祖登基以来要解决的第一要务。为安定民心，太祖首先下令在统一过程中，注意保护百姓的财物，不得劫掠，使之安心生产。其次，严贪墨之罪，严惩贪污受贿的官员。再次，爱惜民力，尽量做到不劳民，休养生息。
在统一大业中，各地割据势力法令不一，百姓的捐税多如牛毛，苦不堪言。太祖下令，每当征灭一个国家之时，首先要注意废除该国的苛政。合并荆湘后，下令免除荆南、潭州、朗州等地百姓拖欠官府的租税及其他杂税。平定后蜀后，免除了境内百姓拖欠的租税、无名科役及新增赋调，接着免除了百姓所欠官府和地主的公私债务，并废除了“牛驴死后，皮革完全归官”的规定。平定岭南和江南后，太祖又下令免除以前所有的繁苛重敛及拖欠的租税。
在爱惜民力方面，宋太祖与其他帝王相比，更显其仁政爱民。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兴土木，修长城，筑阿房宫，所耗民力巨大，其所创秦朝仅历二世而亡；隋炀帝频繁征调百姓，大修宫殿，广疏运河，远征高丽，逼得民不聊生，揭竿而起，最终国破人亡。就连创下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其晚年也不思进取，广建行宫，惹得天怒人怨，盛唐从此一蹶不振。这些滥用民力的历史教训，数不胜数。
宋太祖执政后期，境内基本趋于稳定，社会经济生产已逐步走上正轨。一天，宋太祖得一梦，梦到先祖的陵墓非常破旧，觉得愧对祖先。醒来后，便计划大修祖陵，使地下的祖先过上舒适的生活。但想到帝室陵寝的维修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肯定要动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来完成，而且还有秦始皇大修陵墓的前车之鉴。但如果不修陵墓，又觉得对不起祖先。思来想去，太祖终于想到一个较为稳妥的折中方案，即“调厢军千人到京都修先代陵寝”，从而避免了大规模征调百姓，耽误农时的弊端。太祖还下令：“今后再有什么修建的工程，可以镇兵充其役。”
宋太祖以仁治天下，表现在法律上尽量宽简。
宋太祖以宽仁治天下，虽用法而务在宽简。在国家局势稳定之后，他见各项工作已转入正轨，就大力推行立法从宽、执法尚严的治国方针。自开宝以来，他对犯死刑而非情理谋害，也即不是蓄意杀人者，多免除死罪。从公元 969年至公元 975年的七年间，宋太祖所免除死罪者多达 4108人。
建国以后，为了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行，宋太祖下令加强法制建设，制定和颁布宋刑法。在封建社会中，没有法律只靠人治，固然不行，因为执政者的思想不一致，使得社会缺乏统一的规则，结果必然是无法可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但有了法律不见得就好。秦朝推行严刑酷法，结果适得其反，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在还没有现代法治的古代，如何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是执政者的主要任务之一。
在灭南汉之前，当地人民长期受到残酷统治。刘铱在奸相的把持下，制定了很严苛的刑律。当时窃盗很多。按有关法律，盗窃钱财，赃满五贯者就当处死，而按照宋朝的司法程序，对判处死刑的案件则必须上报奏裁。因此，宋朝派去的地方官就向宋太祖请奏说：“岭表遐远，覆按稽滞，请不候报决之。”因岭南离汴京确实太远，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如果判处死刑上报刑部，得用很长时间。为了不让案件稽滞太久，造成关押不便，所以请求宋太祖让他们不报刑部批准就可以对人犯判处死刑，在法律程序上作些变通。
宋太祖所想的却不一样，他首先想到的是窃盗律规定得过于严苛，其次又想到地理区域的不同，因而习俗不同，他不仅没有同意广东地方官对犯盗窃罪的人犯先斩后奏的请求，反而减轻刑律，他答复说：“海隅之俗，习性贪冒，穿窬攘窃，乃其常也。”因而下诏，盗窃赃满五贯者，只给予决杖、黥面配役，满十贯者才能弃市。
宋太祖除了在法律条文上予以放宽外，在具体的案例刑狱上也往往宽缓刑罚。他曾亲自调阅开封府审判案卷，仔细复查后，将数十人解除禁押。乾德五年（公元 967年）四月，他鉴于司法条文中有持杖抢劫者一律处于死刑的条款，又特意下诏，对虽持杖抢劫但不伤人者，只以计赃论罪。
对于那些因为犯罪被羁押的人，宋太祖也从人道的角度予以考虑。开宝二年（公元 969年）五月，暑日早到，天气大热，人皆寻荫摇扇以御暑。宋太祖见暑气方盛，不由寻思，自由民尚不耐暑，何况狱中系绳带枷之人？于是下诏给各州，命令长官督掌狱属员每五日一检视监狱，洒扫狱户，洗涤刑械。贫困不能自存者给饮食，病者给药，轻系小罪即时予以遣释，无得淹滞。从此之后，每年仲夏，都要重申此项命令，以申诫司法官员，后来就成为正式的制度。
据史书记载：“太祖任人而不任法，以处他事则可，以处刑狱则不可，此《刑法》之不可无也。史律令之明，条章之具，使罪应其法，法应其情，奸吏犹且为之轻重，况无法乎！本朝格式律令皆有常书，张官置吏，所以行其书耳。然有司所执之法，有人主所操之权，宽缘坐而严故人，命士人以典狱，责御史无冤民，此太祖用刑之权。”由此可见，宋太祖在推行法律的过程中，也贯穿了他的仁政思想。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矣。”进而又说：“生命是我所爱好的，仁义也是我所爱好的，如果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这里所说的义，就是仁义。在孟子看来，仁义比生命还要可贵；在宋太祖看来，仁义是安邦治国必不可少的柱石，也是一切权术的最终出发点。
宋太祖以仁治天下，还表现在严禁官员责骂奴婢和下属。
奴婢，自古以来身份低微，受凌辱责骂本是常事，惨遭主人杀害的，亦不在少数。太祖在位期间，奴婢被残害的事情，仍然存在，但经过太祖的努力，奴婢的境况较以往有了很大改观。太祖的心腹将领李继勋自从被解除兵权后，一直郁郁不乐。为了取乐，他经常从奴婢身上割肉，太祖得知此事，非常震怒。经核实后，太祖虽看在“义社十兄弟”的面子上不忍严办，但为了惩罚犯罪，还是把他流放到地处荒僻的海边。为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太祖于开宝二年（公元 969年）下令：开封、河南府从今以后奴婢无故致死者，有关长吏必须立时下去检验。
为倡导仁政，太祖还严禁官员对下属过分责罚。当时掌管绫锦院的官员名叫周翰，颇有文采，极得太祖赏识。他虽然饱读诗书，对下人却非常苛刻，属下的锦工稍有过错，便下令施以杖责之罚，引起属下不满。太祖听说后，对周翰很是不满，斥责道：“你难道不知道别人的肌肤与你的是一样的吗？你怎能忍心对下属如此酷毒呢？”并准备让周翰也尝尝杖责的滋味，后因周翰认错态度比较诚恳，才放他一马。
帝王对国家的治理不能事必躬亲，只能依靠文武百官来代行天子之权。而百官也是良莠不齐。如何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其长而隐其短，最大限度地实现天下大治，就需要君主的驭下之智和控制能力了，宋太祖用一个“仁”字，轻松解决了这个困扰古今帝王的大难题。
历代统治者对百官的控制各有手段。武则天重用酷吏，明成祖开设厂卫，用严密的特务组织监控官员的言行，使得百官人人自危。东汉后期的皇帝则对百官放任自流，不管不问，造成政出多门、群雄割据的乱世。如此看来，对百官的控制，严刑峻法不可取，放任自流也不足采，关键在于一个“度”，即对百官的合理控制。宋太祖便用“仁”把这个“度”拿捏得恰到好处。
中国传统的儒家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社会秩序的好坏，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智慧，尤其是最高统治者个人的贤德与才能。宋太祖以仁义为本，善待前朝遗臣，优恤各地降王，并能够给士兵和百姓以生路，实属不易。他的某些行为，虽是仁政，但细思起来不无收买人心之嫌。可是这样做，毕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得多。
宋太祖的仁义措施避免了更多的杀戮和流血，使动荡的社会很快安定下来，大大加快了统一的进程，加速了统一后社会的安定繁荣。
宋太祖为了控制百官，设立了台谏制度。对待手下的忠谏之臣，他一直虚心纳谏，择善从之。
历代的治世，除了皇帝聪明贤达、开明进取之外，还需要一大帮忠臣谋士的良言作为辅助。他们的建议，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问题的结果，是对君主决策的有益补充。
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谏官”这一特殊群体。他们的职责有二：一是向皇帝检举、揭发犯有错误的同僚百官，帮助皇帝更真实、更有效地知晓群臣为国尽职尽责的情况；二是当皇帝本人做出不正确的决断或不当事情时，有责任规劝皇帝，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处并加以改正。
当然，做一个谏官实属不易，尤其是给皇帝提意见时，如果皇帝听不进这些逆耳忠言而大怒，谏官的命运就岌岌可危了，轻者受到责骂侮辱，重者治罪免职，甚至被处死。很多人相信这样一条原则：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历代的传统养成了中国人爱听好话的习惯，对奉承、赞颂之言，即使说得过了头，也只会笑骂一声“拍马屁”。从其脸上的笑容可以看出，他内心里还是非常受用的。
相比之下，那些专门“批龙鳞”的谏官，他们对皇帝说的大多不是赞美之词，而是责问和批评。他们深信，既然自己承担了谏官的责任，又拿着朝廷发给的俸禄，就没有理由不尽心竭力地做好本职工作。他们的本职工作，其中就有“批龙鳞”、“捋虎须”。除了这部分专职的谏官之外，其他的臣子们也有责任向皇帝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帮助皇帝作出正确的决断。
历朝历代，冒死进谏的忠臣数不胜数，但能够从谏如流的明君却屈指可数。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冒死进谏的忠烈之士基本都出现在暴君统治时期，而他们的命运自然会极为坎坷。商朝的丞相比干，为劝谏纣王不要残害百姓和官员，屡次直言劝谏，结果惹得纣王龙颜大怒，下令将比干的心剖开，看看到底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比干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劝谏者，就这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他的事迹，却永远被后人记住，流传久远。今天位于河南境内的比干墓，仍是游客们心中敬慕的圣地。
中国文坛早期领袖屈原的命运也极为惨烈。作为楚国的权贵，屈原尽心辅佐楚王治理国家内政，同周边的邻国处理好关系。对楚王的行为，屈原也是诚恳地指出其不当之处，以期出现一个圣明的君主，把国家治理得繁荣强盛，让百姓们过上富足的生活。然而，生逢乱世，屑小当道，楚王早已被身边的佞臣谗言所围困，自高自大，听不进半句逆耳之言。在虚假的繁荣背后，早已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屡屡进献忠言的屈原，自然没有好下场，被刚愎自用的楚王一贬再贬，最后逐出朝廷，流落民间。看到自己的责任没有尽到，自己的国家日益衰微，满怀抱负的屈原痛心疾首，但也无计可施。为警醒世人，也为了唤起国人的良知，他选择了死，纵身投入滚滚的汨罗江中，将一腔热血与壮志随着江水汇入大海。
当然，比干和屈原遇到的全是昏君和暴君，他们的努力自然不会有好的结果。对于贤达的君主来说，他们的命运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唐太宗李世民也是一位从谏如流的开明皇帝。唐太宗手下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臣，名叫魏征。魏征本来是李世民长兄李建成的幕僚，当时兄弟二人争夺继承权时，魏征曾给李建成出了不少主意，后来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李世民俘虏，李世民是一个爱才之人，颇有齐桓公的遗风。他并没有因为魏征原来是敌对方的谋臣而杀掉他，反而重用他，使之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魏征呢，也知恩图报，对唐太宗恪尽职守。对于唐太宗的过失，魏征坚持直言不讳，丝毫不顾及皇上的情面，经常在廷堂之上，当着百官的面，把唐太宗批评得下不来台。中国人历来是好面子的，皇帝的面子更为重要，它关系着皇权的威严。所以，唐太宗即使再大度，也有受不了的时候。有时被魏征在朝廷上一顿痛批之后，当时不好发作，回到宫中便大发雷霆。有几次甚至觉得魏征欺人太甚而想把这个讨厌的老头子杀掉，以解心头之恨。
但是，恨归恨，气归气。转念一想，魏征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是为了整个大唐的江山社稷，为了唐太宗自己的统治而进的金玉良言。所以，当魏征病逝之后，唐太宗悲痛万分，对左右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宋太祖深知谏臣的重要性，对于谏官所提的建议也予以重视。
有一次，太祖在宫里花园中乘凉，命人召礼部尚书窦仪前来领取起草诏令的任务。当窦仪奉旨来到花园之时，看到太祖正光头赤脚坐在那里，便在门口停步不前。太祖等了许久，也不见窦仪前来，心中纳闷，便向左右打听。左右说窦尚书已经来了一会儿，一直站在门口不进来，原因是皇帝衣衫不整，于礼不合。太祖听后，立即想起刘邦召见郦食其的故事。连忙吩咐更衣，戴上皇冠，穿上鞋，然后令宦官召窦仪入见。窦仪进来后，马上进谏说：“陛下开创大宋江山，应当以礼示天下。臣虽不才，不足以令陛下看重，但恐怕天下的豪杰听到皇上不以礼待人，就会自动散离了。”宋太祖听后，立即正色危坐，谦逊地向窦仪承认了自己的失礼之处，并保证此类事情今后将不会再发生。
御史中丞刘温叟作为一名谏官，对太祖的过失言行也敢于当面直谏。翰林学士欧阳炯性情豪放，不拘小节，又多才多艺，尤其擅吹长笛。宋太祖听说欧阳炯的特长后，便召他到便殿演奏一曲，以助雅兴。刘温叟听说此事后，立刻赶到便殿，说有要事求见太祖。进入殿中，刘温叟马上向太祖直言：“禁署之职，典司诰命，不可作伶人事。”太祖连忙解释说：“朕近来听说孟昶君臣溺于声乐，欧阳炯曾官至宰相，尚习此伎，因而被我擒获。今日召他吹奏，目的是想验证一下外面传言的真伪而已。”刘温叟知道太祖这是自找台阶，也不便过于为难他，就谦虚地起身告辞说：“臣愚，不识陛下鉴戒之微旨。”自此以后，太祖再也没有召大臣为他演奏伶人之事。
还有一天晚上，刘温叟处理完公务准备回家。途中经过宫门时，仆役们看到宋太祖正率几个内侍在明德门登楼，便告诉主人。刘温叟本该回避，以示对皇帝的尊重。但刘温叟转念一想，太祖此时登楼有失仪礼，便想提醒皇上一下。于是，下令仆从照旧从宫门而过，前呼后拥，热闹非凡。第二天上朝之时，刘温叟出列请求奏事，对太祖说：“人主非时登楼，那么近侍们都希望得到恩惠，京城中的诸军也希望得到赏赐。臣所以昨夜在宫门前用仪仗队开路，呼喝而过，是希望陛下自己知道非时不登楼的礼制。”太祖一听，对自己的随意之举也深表后悔。
宋太祖出身行伍，精通骑术，骑马打猎是他的一大爱好，即使当了皇帝以后，也经常纵马猎场。据载，宋太祖打猎之时，先由禁军划出场地作为围场，五坊各架鹰挟犬相随，浩浩荡荡。太祖一身戎装，弯弓搭箭，射杀围场中的飞禽走兽，每次斩获都颇为丰实。中午就地休息，召近臣赐给饮食，然后继续行猎，至太阳落山时方才回宫。公元 975年，太祖又像往常一样率群臣到近郊围猎。在策马追赶一只兔子时，突然所乘的坐骑马失前蹄，将太祖摔于马下。这一摔，虽然没有伤着太祖，却摔出太祖一时的怒火。太祖爬起身，抽出佩刀，疯狂地向这匹马刺去，直到把马杀死才微微解了恨。过后，太祖自感当时很冲动，有点过火，便自责说：“我作为一国之主，轻事畋游，自己从马上摔下来，却迁怒于马，把它杀掉，它有什么过错呢？”此事对太祖的触动很大，他决定从此再也不从事劳民伤财的田猎。
在《涑水纪闻》中，记载了一则“急于弹雀”的故事。有一天。太祖下朝之后在御花园中用弹弓打鸟取乐。正在兴头上之时，内侍禀告外面有一大臣，说有紧急公务请求皇上决断。太祖一听，急忙换上正装，召见这个大臣入内。可是一听奏告，把太祖气得大怒。原来此人所奏之事并非紧急公务，而是平常之事，并不是急于处理的要事。太祖大怒之下，斥问此人为何欺蒙圣上。此人回答说：“为臣觉得此事虽不甚急，但总比弹雀要急上千倍。 ”太祖听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暴怒之下，夺过侍卫手中的斧钺猛击此人的头部，结果打掉了这个人的两颗牙齿。这个大臣受此打击，却不慌不忙俯下身去，仔细地把牙齿拣起并吹净，揣于怀中。太祖一看，更是怒不可遏，气急之下骂道：“你把牙齿收在怀中，难道还想告我的状不成？”此人回答说：“我自然不能告皇上的状，但是自会有史官将此事记于史册。”太祖此时方知自己急中出错，连忙换了一副面孔，诚恳地向此人表示歉意。
在决定迁都问题上，更能显示出太祖纳谏的大度。宋太祖生于洛阳夹马营，很喜欢自己故乡的风土人情，尤其随着年岁的增长，思乡之情愈发急切。京城开封虽距洛阳并不很远，但宋太祖觉得仍不如住在洛阳踏实。于是，公元 976年，他便召集百官，向他们提出迁都洛阳的计划，并让大臣们商议。
迁都对于一个朝廷来说，是一个极为重大的事情，它关系到一个朝代的兴隆福祉，也牵涉到大量的费用。对此，百官们大多表示反对。起居郎李符向太祖建议，迁都有八难：“京邑凋敝，一难也；宫阙不完，二难也；郊庙未修，三难也；百官不备，四难也；畿内民困，五难也；军食不充，六难也；壁垒未设，七难也；千乘万骑，盛暑从行，八难也。”太祖仔细想了想，这些理由虽然听起来有一定道理，但也算不得是极为困难之事，不足为阻碍迁都的理由，于是没有采信。
不久，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又进一步劝谏：“都城设在东京，有汴渠可以漕运，每年可运来江淮之米数百万斛。都下数 10万兵，全部依靠这些供给。陛下如果西迁，将向哪里取用这些粮食？况且府库重兵，全在大梁，这里长久以来根基牢固，不能动摇。如果突然迁都，我实在没能看到便利在什么地方。”
对此意见，宋太祖仍未听从。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劝谏说明迁都的诸多不便，太祖仍坚持己见，说：“我不但想迁都洛阳，还想迁都长安呢。汴梁地居四塞，无险可守；我意徙都关中，倚山带河，裁去冗兵，复依周汉故事，为长治久安的根本，岂不是一劳永逸吗？”晋王听后，说到“在德不在险”。这么一说，太祖心中微有波动，但仍旧心有不甘，对左右说：“晋王所说的道理固然不错，但还不足。今姑且不迁，但用不了百年，天下的民力就得用尽了。”这场迁都之争，众人的反对主张，虽未能说服太祖，但太祖鉴于群臣的一致反对，也只好屈己从众。
对臣下的劝谏，还需要有一个甄别分析的过程，不能偏听偏信，否则好事就会成为坏事，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悔事。历代明君，不但能够听从好的谏言，也能够分辨出别有用心的诽谤之语。宋太祖处理问题的原则就是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详加调查，不听信一面之词。
杨承信曾任护国军节度使，在平定李筠叛乱中立有大功，他的父亲杨光远在后晋时曾经占据青州反叛过朝廷。于是，有好事者便借题发挥，写信给朝廷告发杨承信有谋反之心。太祖接到密告之后，并没有立即听信，而是派魏丕借赐给杨承信生辰礼物之际，亲临其治所探究虚实。结果，魏丕回来后说，杨承信忠心为国，根本不会反抗朝廷。太祖于是重责告发之人，以正视听。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太祖即位之初，希望全面了解京城内外的情况，于是派军校史珪外出博访广采。史珪东奔西走，顺利完成任务。后经太祖逐一核实，全部确有其事。史珪也因办事踏实而受到太祖恩奖，升任马军都军头，领毅州刺史。但史珪从此便完全换了一个人，利用皇帝的宠信，作威作福。
当时，德州刺史郭贵权知邢州，国子监丞梁梦升权知德州。郭贵的族人和亲吏，倚仗他在德州的权势，为非作歹，鱼肉乡里，被梁梦升全部绳之以法。郭贵因此对梁梦升怀恨在心。正巧，与郭贵私交甚好的史珪成了太祖身边的红人，郭贵便立派亲信前往京城联络史珪，希望借助于史珪的影响来除掉梁梦升。
一天，太祖询问史珪：“近来中外所任官吏，皆得其人，你认为如何？”史珪连忙说：“今之文臣，也未必都得其人。”一边说，一边将早已整理好的揭发梁梦升的材料呈给太祖，并添油加醋道：“例如，梁梦升权知德州，欺蔑刺史郭贵，几至于死。”太祖对梁梦升的忠直素有了解，于是说：“这一定是刺史所为不法所致，梁梦升是真正精明强干的官员。”看完史珪整理的黑材料后，太祖又下令提升梁梦升为左赞善大夫，仍为德州知府。史珪碰了一鼻子灰，大气也不敢出。后来，终因谗言过多而被太祖遗弃。
公元 964年，吏部尚书张昭与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共同掌管官吏铨选工作，陶谷趁机公报私仇，诬陷左谏议大夫崔颂嘱托给事中李昉将自己的亲信授为县令，并以张昭为证人。太祖一向痛恨买官卖官、培植私人的做法，听到此事后十分震怒。为了查明真相，急召张昭当面对质。张昭原来顾忌陶谷，不敢反对，在皇帝面前，他终于说出了实情。太祖因而知晓了陶谷诬陷他人的罪证，对他严加惩处。
泾州马步军教练使李玉，性情凶狠，为人狡诈，因与彰义节度使白重赞有过节，便总想整治白重赞。一天，李玉和部下策划了一个谋害白重赞的法子：派人暗中购买了一副马缨，并伪造一封假文书，内容是揭发白重赞谋逆之事。李玉将这些假证据交给其上司，并嘱托他上交朝廷。而其上司不相信白重赞会谋反，并将证据全部交给他。白重赞按照规定，将这些证据全部密封后，派人快马送给朝廷，请朝廷明断。太祖看到后，急忙秘密派人来往查证，经过复核，断定这些证据都是伪造的。于是，太祖命六宅使陈思诲日夜兼程，前往泾州擒拿李玉等人，并将之弃市处死。
对地方官员的意见和建议，只要合情合理，宋太祖也一并广泛采纳。隰州刺史李谦溥手下有一员武将刘进，勇力非凡，在与北汉的交锋中常常是奋勇杀敌，以少胜多。北汉统治者将刘进视为心腹之患，总是想除之而后快，后来决定用反间计来除掉他。一天，晋州节度使赵赞忽然接到一封密信，上面罗列了刘进与北汉君臣交好的事例。为了边境的安全，赵赞立刻将此事上报朝廷。宋太祖下令将刘进押送京城，严加审讯。李谦溥知道此事后，上书太祖：“刘进为北汉人所恶，此乃反间计。”并表示相信刘进的忠诚与清白，愿意用全家四十余口人的生命作为担保。太祖经过调查，确如李谦溥所言，便恍然大悟，急命释放刘进，官复原职，并赐给他一些财物，以补枉屈。
人贵有自知之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同时也有不足之处。对于长处，可以继续发扬，而对于短处，则需要通过努力和别人的帮助加以改进。对于别人的帮助，要有宽广的胸襟，虚怀若谷地听取别人的意见。有道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自己的错误，应当有承认的勇气和改正的决心，切不可为了一时的面子而错上加错。当然，也不能听风便是雨，毫无判断能力。
自古以来，只有开明的皇帝才能听进臣子的建议和言论。宋太祖不但重视臣民的谏言，而且善于纳谏，显示了他的仁德和大度。
宗教既有善的一面，又有其迷惑性。作为人们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宗教可以通过修炼和忏悔，使人们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宋太祖重视宗教的积极作用，并巧妙地消除人们对迷信的盲目信仰。
在封建社会，宗教成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通过它的影响，让人民服从和遵守，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
魏晋以后，佛教一直占据宗教界的统治地位。许多王朝的皇帝与佛教之间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有的皇帝是虔诚的佛教徒，有的皇帝只是借助或利用佛教来维护其统治。皇帝对于佛教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佛教在国家内部的生存环境。假如皇帝笃信佛教，便会倡导佛教，并让百姓们也信佛、尊奉佛教，如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萧衍、隋文帝杨坚等。如果皇帝觉得佛教的影响已经严重干扰了皇权，危害了其统治，便会利用行政手段加以干预，有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镇压佛教势力，如中国历史上的数次毁佛事件。
因此，在封建社会中，神权与皇权的关系，只能是从属关系，神权只能作为皇权的附属，无条件地服从皇权。
皇帝对于佛教的重视应从东晋时期算起。晋元帝是尊崇佛教的第一位皇帝，在他的影响下，东晋的皇帝们大多懂得利用佛教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因此，佛教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晋哀帝、孝武帝经常请佛教高僧进宫讲经，以至出现佛教徒窃权干政的现象，这些干政的僧人曾经“权倾一朝，威行内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怪事。
在南北朝时期，由于皇帝的笃信，佛教进入发展的高峰期，各地不断增修寺庙，佛教徒的人数也急剧上升，南齐时出家僧尼有 3万多人，至南梁武帝时仅一次受戒者竟多达 48000人。
佛教虽然教导信徒们从善去恶，对社会教化有积极意义，但是广建寺庙，又是对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而且，出家的僧尼不从事生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消极影响。
道教是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源于古代民间巫术和秦汉时期的神仙方术，同时还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具有浓厚的民间和原始色彩。道教被统治者推上政治舞台的时间要远比佛教晚，其兴盛时期出现在唐代。
佛教讲究修身度人，道教注重炼丹以求长生不老之术。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假如突破了这个“度”，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历史上对宗教的狂热信仰而导致误国误民的帝王如过河之鲫。
梁武帝萧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做了皇帝又当和尚的人。他笃信佛教基本上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在位期间，广修寺庙，大兴土木，用百姓的辛苦钱来铸佛像和布施僧尼，其中仅一次布施就达 1096万钱。这还不算完，他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前后 3次剃度出家做和尚，不问国事，逼得百官没有办法，只好出巨资赎回他，两次的赎金竟高达 2亿钱。如此一来，百姓的负担无形中加重了许多。
隋文帝杨坚虽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但在他执政期间对佛教的痴迷也相当厉害。他即位前，一位尼姑曾预言他晚年当得天下。于是，他得到天下后为了报恩，在称帝的当年就下令：听任百姓出家当和尚、尼姑；全国各地一律按人口征钱以营造佛寺、塑造佛像及缮写佛经。据史书记载，杨坚在位期间，所度僧尼总数达到 23万人。这么多的人出家诵佛，严重危害了社会生产，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可想而知。
道教的负面影响也极为显著。唐武宗在位期间，醉心于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术，封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门教授先生，并拜其为师，日夜修炼神仙术，以至废寝忘食，将国家大事抛于脑后。而道教所谓的“金丹”，有百害而无一利，不但不能使人长生不老、返老还童，而且还会因其毒性发作而致人死亡。据史书所载，唐代许多皇帝，如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都是因为服食“金丹”而中毒身亡。
那么，宋太祖对于佛、道又是什么态度呢？客观地讲，宋太祖虽然也把佛、道当做维护其统治的思想武器而加以利用，却不醉心于此，只是采取中庸之道，即虽敬重却不放纵。
宋太祖即位之初，曾延续周世宗对练佛教的政策，废停寺院，毁天下铜佛像用于铸钱。但不久之后，他意识到这种过激的政策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于是，宋太祖下令停止废毁寺院，并剃度童僧 8000人，将僧众的数量保持在一定的规模之上。此外，他还下令：已经铸成的佛像，不要再毁。同时下令雕刻《大藏经》，并资助去天竺求法的僧人每人 3万钱。
为使佛教更好地服务于皇权，宋太祖对佛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敬意，据说，宋太祖即位后巡幸相国寺。按照寺规，佛像面前，众生平等，即使是天子皇帝也应跪拜。宋太祖开始不愿跪拜，便故意问僧人：“当拜不当拜？”僧人见此情景，连忙迎合说：“不拜。”太祖问其原因，僧人解释道：“殿上佛像是过去之佛，而陛下是今世活佛，活佛不必拜死佛。”太祖听后哈哈大笑，然后出人意料地走到佛像前，恭敬地行了跪拜礼。
为防止佛教徒为害社会，太祖还亲自召见各寺院的主持和方丈，了解其品行及学问，并从中选出合适的僧官，以教化、引导僧众为善去恶。
为维护其统治，宋太祖对佛教还采取保护措施，不允许诋毁、亵渎佛教的事情发生。河南有一进士李霭，不仅不信佛，而且还著书于言，名为《灭邪集》，用激烈的言辞批评、诋毁佛教。此外，他还将佛经用针线缝起来当做内衣。这些对佛教大不敬的做法，引起僧人的强烈不满，将李霭告到朝廷。宋太祖为了平息僧人怨气，亦觉李霭做得过分，便将他决杖流放到沙门岛。
对于道教，宋太祖也本着与对待佛教一视同仁的态度。据《续湘山野录》记载，宋太祖与道教略有渊源。宋太祖登基前曾与赵光义、赵普二人一起到长安游玩，途中碰到一骑驴的道士陈抟。陈抟热情地邀三人入酒肆饮酒。赵普无意中坐到席左，陈抟十分生气地批评他说：“紫微帝垣乃一小星，岂可据上座？”几年之后，宋太祖果然当了皇帝。正因为陈抟的预言应验，所以宋太祖对德高望重的道士非常礼遇。
宋初有一处士名王昭素，有志行，为人忠直达观，著有《易论》 33篇，门生满天下。太祖听说此人后，便下诏在便殿召见他，此时王昭素已是年过七旬。太祖问：“何以不仕？以致相见之晚。”王昭素答曰：“不能。”继而为太祖讲解《易经》之“乾卦”。在讲解之中，王昭素旁征博引，其间还夹杂着规劝皇帝做利国利民之事谏言，太祖非常叹服其知识的广博，当太祖问起治世养身之术时，王昭素说：“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太祖十分喜欢这两句，当时便将其书写下来，作为警励自己的座右铭。
另外一个志行高洁、素为世人敬佩的道士苏澄隐也颇受太祖敬重。太祖曾亲至兴隆观拜访苏澄隐，询问养生之术。苏澄隐回答说：“臣养生，不过精思练气耳。帝王养生，则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享国永年，用此道也。”太祖听后，获益匪浅，连连称是，并赐给他紫衣一袭、银五百两、帛五百匹。
在尊重佛、道的同时，宋太祖认识到其对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便对其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宋太祖曾下令，禁止用铜铁铸造佛像。但时间一长，民间又出现销毁农具而铸造佛像的状况。为此，太祖再次下令，严禁此类事情发生，违者重罚。为限制寺院和僧人数量，他还下令：周世宗时期已被停废的寺院，不得复兴；各州每百名僧尼只许岁度一人。
公元 972年，太祖下令：出家修行的僧尼各不相统领，接收出家男女信徒各于本寺置坛受戒。同时禁止只穿道士服装而不信教念经的假冒道士，不允许私度道士。这些法令，对于严肃佛道门规，净化社会风气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假借佛道的掩护，做出不法之事或有伤风化的活动，宋太祖给予了严厉打击。平定李重进叛乱后，宋太祖率军返回京城，僧道与百姓、官员一起夹道相迎。而皇建院僧人辉文等人不顾礼法和戒律，携妇人在传舍中饮酒作乐，被人告发。经审讯核实后，太祖下令将首犯辉文杖杀于大庭广众之下，从犯录琼隐等 17人被决杖流配。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天命迷信相当盛行，即使到了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迷信也有很大的市场。《礼记？表记》篇记载，子曰：夏代尊崇天命，畏敬鬼神但不亲近；殷代尊崇鬼神，并教人服侍鬼神；周代尊崇礼仪，敬鬼神而远之；到了唐末五代，由于社会动荡，人们的生命得不到保障，只能寄希望于天命，迷信更是泛滥一时。王朝的兴衰更替，个人的祸福荣辱，都被认为是上天的旨意，是神祗显灵的结果。一时迷信之风盛行，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也给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带来了不良后果。
宋太祖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曾经两次利用迷信天命制造影响，达到目的。第一次是借桃木符把张永德赶下台，第二次是借“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的传言为其登基制造舆论。但是，当他登上帝位之后，为杜绝他人利用迷信制造混乱，严禁他人从事或宣扬天命迷信，除非这种天命迷信有助于加强统治。
为消除天命迷信的不良影响，宋太祖并没有采取强硬禁绝的方法，而是以毒攻毒，“紊其次而杂书之”，使之真伪混杂并存，一旦失去效验，人们自然会弃之不信。
古代迷信流行，谶书即是一种。谶书是有人对将来的事作出的一种预测，大部分不着边际，小部分或因巧合，或因附会，或因真有人参透了历史的规律，也有预测应验的。一些人利用它煽惑视听，制造思想混乱以从中起事。宋初一段时间内，唐季五代民间流传的谶书相当流行，为害颇深，宋太祖即设法消除其影响。如《推背图》，托唐朝天文学家李淳风所作，传了几百年，民间多有藏本。一天，赵普上奏说，违反禁令传抄这本书的人太多了，杀都杀不过来。宋太祖说：“不必多禁，应该混杂搅乱它。”于是，他让人找来旧本自己亲自看验，然后打乱它的次序胡乱写了一通，又造了约百十本，让这些假冒伪劣的盗版书混杂在原版中一起流行到民间。传抄的人也搞不懂到底先后次序是什么，不知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偶尔再有存留这些谶书的，因为它不灵验，也都不保藏了，宋太祖从内容上紊乱谶书，使之真伪混杂并存，一旦失去效验，人们自然会弃之不藏。这种“以毒攻毒”的作法，别出心裁，比用强制禁止的方法要好得多。
公元 972年，太祖下令：“禁玄象器物、天文、图谶、七曜历、太一、雷公、六王、遁甲等不得藏于私家，有者并送官。”还规定释道不能私习天文、地理，以防这些人利用天命迷信煽动人们滋事生非，不利于维护其统治。一旦发现“私习”、“私藏”者，立即予以严惩。通事舍人宋惟忠，便先因不法事被除籍为民，后来又因私习天文，妖言利害，蛊惑众听，而被弃市处死。
巫术在宋初的一些地方也极为流行。许多人生病后，不就医诊治，反而求助于巫婆神汉，以致贻误时机而死亡。当时岭南一带巫术尤为盛行，“深广不知医药，唯知设鬼而坐致殂殒。”
为改变这种恶俗，引导人们相信医学，以医药去除疾病。公元 966年，太祖下令：诸州长吏察民有父母亲属疾病不视医药者，深惩之。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地方官员带头宣传科学，倡导百姓以医药治病。邕州知州范曼不但坚决推行太祖的禁令，而且自己出钱购买药物，亲自调和，解救了不少病人。他还将医书《方书》刻于石龛，置于厅壁，久而久之，“部内化之”。
宋太祖对宗教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以佛、道来教化民众，另一方面，他清楚地认识到了宗教的消极作用。对待迷信和巫术，他从多方引导，并以巧妙的方法破除。
要想稳固自己的政权和统治，必要有令人信服之能力。上梁不正下梁歪，统治者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足以影响整个社会，影响到民间的风俗习惯。每一个贤明的君主，都会尽可能地规范自己的言行，以作为垂范百姓的楷模。
楚王好细腰，国人皆饿死。李煜喜欢三寸金莲，国中女子皆束脚缠足，备受煎熬，以至演变成贻害妇女的千古陋习。
孔子曰：“政者，正也。”君主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和象征，是万民景仰和仿效的对象。君主的任何言行，都会在臣民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君主做人要正，做事也要正。这样，下面的臣子才会不敢不正。细分起来，所谓正，就是心正、言正和行正。
苟子认为，正人先正己。君主如同测量日影的仪器日晷，人民如同影子。日晷端正，影子就端正。君主还像一只盘子，百姓好比是盘中之水，盘子圆则盘中之水也就自然呈圆形。
荀子还认为，君主喜好礼仪，尊重贤德的人，使用有才能之人，没有贪财图利、追求享受的私心臣子和百姓们就会讲究谦让，竭求忠信，一心为公，恪尽职守。这样，即使是平民百姓，也不用像古代调动军队那样去验证兵符，辨认契券，就会守信用。彼此之间不用抽签或抓阄，就会得到公正的处理。买卖人相互之间也不必使用秤去称量物品，而做到公平交易。因此，不用奖赏，人民就勤勉；不用刑罚，人民也顺从。官吏们不必劳神费力，东奔西走，事情就可以办成。政策法令不必经常更新，风俗也会淳美。
明代的朱熹对此也有精辟的论断。在朱熹看来，“君正”或者“正君心”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有丰富内涵和具体标准的政治条件。“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但人主之心，并不因其为“以渺然之身，居深宫之中而使人不易觉察，而是其符验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不可掩”。
因此，君主想要臣民们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想让百姓不为，首先自己要不为。
宋太祖在执政期间，为了做一个人人敬仰的贤明之君，对自己的言行严加要求，尽量做出一个好皇帝的榜样，使群臣和百姓们信服。
古人说：“田猎是一种娱乐，宫室是一种奢侈，宦官是一种狎客。三者有一，足以蛊惑君心。帝王只有涵养修身，多接近贤能之人，少亲近宦官宫妾，才能革除奢靡，戒除游佚，以正君心。”在这三点上，宋太祖堪称楷模。
在节俭方面，太祖具有极强的朴素节俭意识，并将俭朴提升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上来认识。他多次下令除掉乘舆、帽子、衣服上的珠宝饰物，并告诫家人不要贪图奢侈华靡的生活，要注意勤俭持家。一次，他的女儿穿着一件用翡翠羽毛装饰的华服入宫，太祖看到后立即严肃地对她说：“你赶快把这件衣服换下来，从今以后再也不要制作和穿戴这样华贵的装束了。”
公主不解，解释说：“这样一件衣服，能用得了多少翠羽？何况有钱人家的小姐也这样穿。”太祖开导她说：“问题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身为公主，穿着这样的衣服，宫内宫外的女孩子都会仿效你的衣着，京城翠羽的价格就会因此而飙升。商人和百姓们为了追逐利益，就会从外地辗转贩运翠羽至京城，这样图财害命的事情就会陡然增多，你就会成为罪魁祸首。你生在帝王之家，应该做一个好的表率，怎么能开这种坏事的头呢？”
平定后蜀之后，太祖听说孟昶日常服用奢侈惊人，连溺器也用七宝来装饰，非常痛心。对左右说：“蜀主用七宝装饰溺器，那应当用什么来盛食物呢？自奉如此，想不亡国，可能吗？”下令将其奢侈之物全部打碎，以戒奢侈之心。
平定南汉之后，太祖听说刘韦长的生活穷奢极靡。为了采集玳瑁、珠、翠等物装饰宫殿，刘长曾在某地招募善采珠的渔民两千人，按军队编制，专门为皇室采集珠贝，号称“媚川都”。这些士兵为了满足刘长的奢欲，脚上系着大石沉人几百尺深的水中采珠，非常危险，每年溺死者甚众。太祖对此痛心疾首，把此事讲述给朝中大臣听，希望他们以此戒除奢侈。并下令解散“媚川都”，废止采珠业。
太祖平日居家甚为俭朴，所穿之衣多是洗濯再三的旧衣，而且颜色素淡。寝殿之中，墙帏窗帘多用青布，鲜有华丽的装饰。皇弟赵光义有一次说了一句“陛下服用太草草”，便招来太祖的一番训斥，提醒他不要忘记过去的苦日子。宫中女眷们在一起议论时说：“皇上尊贵无比，且富有四海，难道还不能用黄金装饰一下车子吗？”太祖听到后，对她们说：“我以四海之富，宫殿全部用金银来装饰，也可以办得到。但我是为天下守财，怎么可以妄用！古语说得好：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当皇帝的如果只想到自己生活富足，那么天下的百姓黎民靠什么来生活呢？”
对平民百姓，太祖也多次下令发扬传统美德，勤俭持家度日，注意节约粮食，不要铺张浪费，婚丧嫁娶也应该一切从简。
正是由于宋太祖的表率作用，宋初成为宋代历史上少有的俭朴之世，也为后继者树立了榜样。宋人吕中对太祖的崇俭抑奢有如此评价：“创业之君，后世所视以为轨范也；宫闱之地，四方所视以为仪则也。一人之奢俭者虽微，而关于千万世者为甚大；致谨于服色者虽小，而关于千万里者为甚远。”
在宋太祖的影响下，朝中出了一批清廉俭朴的大臣。宰相范质去世后，宋太祖评价：“朕闻范质居第之外，不置资产，真宰相也。”御史中丞刘温叟更是以俭朴清廉而闻名于世。按照规定，御史中丞每月可得公用茶钱一万文，如有不足，可用罚没赃物充抵。刘温叟嫌这种钱来路不正，分文不取。赵光义听说刘温叟的清廉之名后，故意派人试探，送给他五十万文钱。刘温叟虽不敢拒绝，却也不动用，将这笔钱封存于房中。第二年，赵光义又派人送去角黍、纨扇。差役看到去年送的钱仍贴着封条放在屋中，回来后便如实禀告了赵光义。赵光义方才相信刘温叟的清廉之名是真的，慨叹道：
“我送犹不受，况他人乎？”
在对待宫嫔后妃方面，宋太祖也表现出不俗的举动。为防止后宫迷惑君心，他下诏：“朕恐掖庭幽闭者众，昨令编籍后宫，凡三百八十余人，因告谕愿归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五十余人，悉厚赐遣之矣。”仅此一点，太祖不贪恋美色之名，就令诸大臣折服。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于一个国家，君主的表率作用尤为重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儒家推崇的治世理念，将正心放在第一的位置，然后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在自己修炼好了之后，才能推己及人，影响兄弟及他人。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连自己都不能做到的事情，而强加于他人，希望别人做到，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宋太祖本着务实的精神戒奢华，把金钱用于国家大事上。他成立了针对辽国的基金，重视武器制造。
宋太祖在位期间，勤谨务实，“夙夜畏惧，防非窒欲”，为求取国家统一，极力克制骄傲之心和欲望，量力而行，表现出脚踏实地，开拓进取的气概。
在平定南方后，金帛珠玉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东京汴梁。对这些金银珠宝，宋太祖并没有用来炫耀和挪用，而是在京城设立封桩库，将缴获来的金银以及国家财政的盈余部分，一并存入此库。设立封桩库的目的，宋太祖本人说得极为清楚：“石敬瑭为一己之私利，割让幽蓟地区以贿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对他们甚感怜惜。打算待此库中蓄满三五十万，便遣使同契丹交涉。如果能将这一地区的土地民众归还，我便拿出库中所藏当做赎款，以补偿辽朝。如果契丹不同意归还，我就散尽库中钱财，招募勇士，以武力攻取。”他还说：“辽兵数次侵扰边境，如果我用二十匹绢的价钱收购一名辽兵首级，辽军精兵不过十万，总共只需花费二百万匹绢，而辽兵便会被我消灭殆尽了。”
在整顿军备方面，宋太祖也本着务实思想，要求军器制作必须精良。在战争中，除了指挥得当和人数多寡外，最重要的要数兵器的质量了。中国近代以后受尽列强的欺凌，其直接原因就是武器落后，用陈旧的大刀长矛去对抗欧洲列强精良的大炮火枪，只有被动挨打的份，毫无还手之力。在这一点上，宋太祖算是比较有远见的君主。
为适应频繁的战争需要，宋太祖下令，在开封城内专门设置管理兵器制造的工署，包括南、北作坊和弓弩院，由禁军、厢军士兵和专门招募的工匠，负责兵器的制造和改良。每个作坊都规定了生产任务，并要求保证质量。为确保兵器的数量和质量，宋太祖还经常亲自到作坊指挥监督，史载：宋太祖每 10天下南北作坊和弓弩院巡检 1次，称为旬检。制造完毕的各种武器，都陈列在武器库中等待皇帝亲自过目检查。这样一来，制造武器的人没有敢不尽心尽力的，所以造出来的武器异常坚固锋利，且完成的数量也很多。
正是由于宋太祖对武器的重视，宋代初期的兵器制造出现了两大飞跃，即近距离兵器向远距离兵器的飞跃，以及冷兵器向热兵器的飞跃。
弓箭，是战争中普遍应用的远距离兵器。在宋太祖时期，弓箭的性能得到进一步加强，主要体现在床子弩的改进上。以前的床子弩射程只有 500步，经过宋代改进后的床子弩，其射程开始达到 700步，不久又达到 3里之遥，而当时中世纪的欧洲所使用的弓，其射程最远才仅仅为 180米。
随着火药的发明，宋代开始将其用于军事上。据载，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 970年），就有兵部令史冯继升等人进献制造火箭的方法，后经试验，造出了可以燃烧和爆炸的火箭，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冯季升也因此受到赏赐。
太祖时期制造的武器，在质量上是非常精良的，即使封存百十年后，仍保持优良的性能。当初宋太祖讨伐李重进时，便将一批多余的弓弩各约千张，封存于扬州作为储备，并下令“非有缓急，不得辄开”。过了一百四十多年，方腊率众起义，宋军才打开军器库，取出这批封存的弓弩，发现这批弓弩不仅外表如同新制，而且性能要远远超过当时制造的弓弩。
宋太祖务实的作风还体现在戒奢崇俭方面。按照礼制，祭祀礼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礼仪制度，皇帝每年都要亲自祭祀天地、祖宗。因五代战乱，各种礼仪制度被破坏得残缺不全，宋太祖即位之初，便下令宰相范质等人组织人力迅速完善各种礼制。在进行祭祀礼时，宋太祖看到路上铺满黄褥子以供皇帝行走，觉得太过铺张，便下令将其撤掉，并说：“朕用洁净祭物与精诚之心祭天，不必非用黄褥子铺路。”在礼制上，规定皇帝在行走时应乘坐镶满黄金珠宝的金辂代步，宋太祖也认为过于奢侈，便询问群臣：“朕不愿乘金辂，希望乘辇以代步，这在历来之礼典上允许吗？”礼官回复：“无妨。”宋太祖于是舍弃了奢华的金辂，而乘坐简单的辇前往祭祀。
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人的思想也必须讲求实效，舍弃那些虚幻的想法和念头。虚名，只是自欺欺人的一种工具，对国家、对个人只能产生麻痹作用，带不来一点益处。所以，务实才是唯一可靠的方法，做人如此，办事也是如此。否则，只能是自取灭亡。
宋太祖提倡朴素节俭和务实，他以身作则，不搞虚浮的铺张浪费，戒奢华，这对大宋的社会风气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