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顿公学建立于1883年，位于波士顿西北40英里的一个名叫格罗顿的小镇，它的建立者是一位名叫恩迪科特·皮博迪的牧师。
首先让我们熟悉一下这位陌生的牧师吧。
恩迪科特·皮博迪是美国摩根财团的一个股东，他的家族是新英格兰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他的父亲是康采恩驻英国的代表，也是当时显赫一时的大人物。恩迪科特·皮博迪是在英国受的教育，他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当时，英国为特权人物服务的特权教育制度、托利党的改革活动以及英国教堂的教规对他的影响很大。年轻的皮博迪返回美国后，他对家人说，他非常喜欢教书，喜欢和孩子们打交道，而不愿迈进金融事务所的门槛。家里人当然尊重他的要求，于是他当了一名牧师，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矿区小城市呆了半年。之后，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他认为能够理解他的只有那些上层人物，从此他永远离开了那个矿区小城市。
终于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马萨诸塞州的富豪劳伦斯了解到皮博迪牧师的情况后，就慷慨地把格罗顿附近的土地捐赠给了他，并由他为男孩子办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的建立为的是用基督的主旨来培养年轻人。理所当然的，劳伦斯同约翰·皮厄旁特·摩根和金融界其他一些代表人物，一起进入了学校的督学委员会。不久，格罗顿公学就同美国其他权贵子弟学校一样享有盛名。这个学校的学制为6年制，招收12岁的孩子入学，毕业时，他们都将是18岁的青年，对于这一点，学校要求是很严格的。大体上这就是格罗顿公学的初建情况。
我们知道，富兰克林在海德公园时，就开始在萨拉的密切看管下接受正式教育，可以说，这种教育从未超越家庭的范围。无论如何，总给人造成这么一种印象，即母亲竭尽一切可能把他的儿子长期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詹姆斯对海德公园的公立小学很感兴趣，并几次想把富兰克林送到那里上学，让他跟同龄人生活在一起，但萨拉始终没有想这样做。富兰克林有一年夏天到一所德国民族学校上学，这才算尝到一点小学的滋味。萨拉从不相信富兰克林会在学校里学到什么东西，是萨拉自己对孩子进行了启蒙教育。
富兰克林6岁时，在附近他父母的朋友家里，他进了一个由一位德国家庭女教师主持的幼儿班。以后家庭女教师和私人教师又不断地被请到家里来。其中有一位珍妮·桑多斯小姐具有社会正义感，很可能对富兰克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她主要是教富兰克林学习拉丁文、法文、德文、书法和算术，也教一点欧洲史。萨拉对她儿子的教育仍然严加管束，家庭女教师如不按照她的意愿进行教学，就会被辞退。但是，富兰克林不能永远在家里上学，父母当然也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
母亲萨拉为富兰克林将来离开海德公园早已做了准备。她和詹姆斯在富兰克林两岁时，曾到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访友。那时的格罗顿公学刚刚建立一年，但皮博迪的办学思想引起了萨拉的极大兴趣。因为在交谈中，她了解到皮博迪的一些主张，如他坚决主张学校规模要小，就像一个大家庭，由他本人来做家长。校长和董事们，这包括上面所提到的督学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在内，都是出身显赫的名门望族。到此时，萨拉已在心中暗暗打定了主意，但他却不希望够年龄马上就让儿子进这所学校，而是一直拖到儿子14岁时才着手解决他入学的问题。
尽管皮博迪只愿接受准备学习6年的孩子，而不收插班生，但鉴于罗斯福家族当时的地位，富兰克林还是进了格罗顿公学，并被编入了三年级。他在海德公园的邻居埃德蒙·罗杰斯和他一起入学。他的侄子塔迪·罗斯福比他高一级，塔迪是詹姆斯和他第一个妻子的孙子。1896年9月，詹姆斯夫妇把他们的儿子送到格罗顿公学后，萨拉在日记中悲伤地写道：“和我们亲爱的孩子分别，真不容易，詹姆斯和我为此感到非常难过。”
富兰克林进格罗顿公学时，恩迪科特·皮博迪已经39岁了。1940年，罗斯福总统在给年迈的校长皮博迪的信中写道：“40多年以前，您在学校教堂讲道时说过：不能让青年人的生活丧失理想。这就是您教导我们的格罗顿的思想。我没有忘记这些话。您的声音一直在我和我国千百万青少年的耳边回响。”1934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又说过：“在我的一生中，除了父母亲以外，皮博迪博士和夫人对我的影响和将要给我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人都大。”他的这些话决非一般套话。他当总统后，在白宫举行的隆重的宗教仪式，他都尽量请恩迪科特·皮博迪主持。可见罗斯福对这位早年的导师的敬重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格罗顿公学所经受的，如果说不是一次危机的话，也可以说是一次真正的冒险。
富兰克林很晚才离开母亲的庇护，走出家门，过去，他在海德公园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中心，甚至可以说是宠爱的主要对象，享有许多舒适的生活条件；现在，他却住在一间小卧室里，过着几乎是僧侣一般的生活，房门口挂着一块布帘，在皂石洗涤槽里用铁皮脸盆洗漱。过去在家里，生活节奏由他自己掌握；而现在，在学校里，他必须严格遵照规定的日程度过一天，从早晨进教室开始到晚间上自习，必须准时，不得有误，否则就会受到严厉批评。这真有点像斯巴达式的生活，比起海德公园来说，的确是严酷单调得多。
有趣的是，皮博迪按照19世纪末自由主义化的托利党精神，把为国家服务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无数次热情而朴实的讲话同他那平易近人的风度十分和谐。他强调美国的政治必须清除污泥浊水，格罗顿的学生任何时候都不能同丑恶妥协。这位每天睡觉前都要跟110名学生一一握手的校长，常常抽象地宣讲基督教的美好教义，可是却总是忘记个别地或当众告诉他们，如何把这些诱人的原则变成现实。不能不说这种教学方式有点脱离实际生活。
还有，皮博迪把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生活方式搬到格罗顿公学中。每个学生有一间2米宽3米长的斗室，室内有床、桌子和椅子，墙上的衣钩代替衣柜。为了强调生活俭朴，早晨必须用凉水淋浴，用冰水洗脸，另外还立了一条规矩：晚餐要穿晚礼服，衬衣的领子要浆得笔挺，而且要穿漆皮鞋。生活的规矩达到近乎苛刻的程度。
富兰克林在入学的头几个月，学习很认真，成了优秀学生。可他很快发现，当一名优等生会在同学的眼里名誉扫地。年终时，他终于第一次得了个2分，并为此感到庆幸。这个有心机的孩子给家里写信说：“今天我第一次得了个不及格，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认为我对学生集体没有感情。因为我在课堂上尽说废话，疯老太太巴巴洛斯给我打了2分。”从此以后，富兰克林的成绩单上总有一些不及格的分数，但始终达不到老师叫去训话的程度。学校规定，得6个2分就要被叫去训话。富兰克林就这样从容不迫地适应了新的环境。
如果说上面的这种适应能力后面还隐藏着紧张不安的心情，那么，在他和父母闲话家常的信中却没有反映出来。他在第一封家信中写道：“我的心情和身体都很好。”他的一举一动完全符合格罗顿公学的传统习惯：他参加了校内足球比赛，所在球队由11人组成，在校内是第四流的。他忍受着多次擦伤、碰伤和软组织撕裂的痛苦，可是情绪仍然很高；给学校足球代表队当拉拉队，喊哑了嗓子。皮博迪向他的父母报告说：“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聪明和诚实的孩子，也是个好学生。”这的确可以证明富兰克林已完成了从海德公园到格罗顿公学的顺利过渡。
在格罗顿公学，皮博迪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富兰克林父亲的替身。当时，詹姆斯已年逾七旬，而且多病。这位杰出的校长似乎用自己的人格在每一个格罗顿学生身上都打下了烙印，在年轻的富兰克林身上打下的烙印并不是最轻的。
皮博迪尽管讲课单调呆板，布道索然寡味，但他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朴实单纯，他有一头金发和运动员的骨架。当然，他又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有一副令人生畏的神态，可以把最傲慢自负的孩子制服。
有一次，一个桀骜不驯的学生当着全体同学的面说校长处事不公，皮博迪给那个学生记了6个品行不良的罚点，并且告诉他：服从高于一切。皮博迪相信宗教、品格、体育和学业，而它们的重要性也似乎依次排列。按照皮博迪的传记作者的说法：“正像同学们一样，他对足球运动员要比对非足球运动员本能地产生更大的信任。”皮博迪和他的先辈们一样也反对享乐，禁止学生在星期日溜冰。在格罗顿学校的毕业生离开他的宗教约束以后很久，他还责备他们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失检之处。
皮博迪十分明确他的教育目的所在，那就是他在训话中所说的：培养出果断的基督教性格，不但重视智力发展，而且重视道德和体力方面的发展，他本人就是这些目标的化身。他身着蓝色西服，上浆的领口打着白领结，步履矫健地巡视各个教室，或劲头十足地参加学生的各种比赛。他支配着校园里的一切，在他身上体现了他所笃信的基督教教义。学生对他既爱戴又畏惧，所以不敢放肆。一位校友在其他方面对校长颇有微词，但却说，学生从皮博迪身上学到了决心和无畏。
富兰克林需要这样的榜样。尽管他从容地从海德公园的生活过渡到格罗顿的学生生活，但有时仍有不安全感，对自己在格罗顿的生活缺乏信心。他时常担心考试会经常那样不及格。他写了一篇故事投给校刊，在家信中写道：“我的稿件几乎没有被接受的希望。”实际上，富兰克林偶尔产生的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在这所学校中，他在许多方面都感到自己不能胜任。
尽管富兰克林幼年在家中接受过家庭教师的极好教育，而且口齿伶俐，但在格罗顿公学的最初几年，各科成绩平均为C，以后几年他也只把成绩勉强提高到B。尤其是最受年轻人所推崇的体育项目，更让他丧失自信。但他那种敢于拼搏硬干的出人头地的精神是很可贵的。
富兰克林在格罗顿公学修道院式的日子里，严格遵循着不变的程序。上午是祈祷和上课，下午参加体育活动，晚间又是祈祷和自习；最后，学生们换上伊顿公学式的硬领、蓝色服装以及浅口无带皮鞋，列队从皮博迪身边走过，和他握手，互道晚安。生活就是这种钟摆式的运动，反反复复，但也不尽枯燥。
秋季有足球赛，大家高兴极了。
随后，圣诞节来临，校长的父亲给学生们朗读狄更斯的《圣诞节颂歌》，这使他们终生难忘。
冬季，下午的时光很短促，他们乘雪橇滑坡，坐雪橇滑行或是穿雪屐滑雪。
春季来临了，他们便去划船、游泳、打高尔夫球，为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游行而进行操练。
格罗顿公学全神贯注地忙于这些日常活动，对外部世界毫不关心。然而，1898年发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犹如晴天霹雳，震撼了格罗顿公学。前面已提到，富兰克林因为美西战争而异常激动，他和两名同学确实曾经打算乘卖馅饼的小贩的货车从格罗顿逃走，入伍当兵。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却因患病而不光彩地病倒了。
当然，并不是说富兰克林就喜欢这种死板的生活。格罗顿公学有位校友后来回忆说，一到假期，学生们对学校那种与世隔绝的、修道院式的生活做出反应，就像上岸度假的水手那样。
在短暂的假期里，富兰克林兴高采烈地重新投入海德公园的生活。也许只有在这里，他才会拾起他的童年趣事，真正感到赏心悦目，幸福的日子又来了，自由又回到了身边。海德公园里的一草一木无不给他一种亲切感。夏季，他通常是在坎波贝洛度假，最大的乐趣就是驾驶着他的那艘帆船“新月号”出游，那是他最快活的日子。
皮博迪的教育思想体系并不复杂。按重要性排列就是如下几门课程：宗教、性格形成、体育和科学。富兰克林正确地估计了学校的三个足球场对于发展美国足球运动的作用。我们多次说过，他曾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想使自己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但是由于他发育较晚，身体孱弱，没有取得明显成绩。而这种情况从某种意义上促进了他的性格形成，这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起着非同一般的作用。还有一点富兰克林做得非常明智，那就是体育不好虽然不会带来某些荣誉，但他却从不把自己置身于体育之外，也就是不把自己置身于集体之外。集体的观念在幼小的富兰克林深心处是扎下了根的。
富兰克林坚决地把自己置身于集体之中，虽然集体有淹灭个性发展的危险，但离开了集体的土壤，个性的种子也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空间了。
皮博迪幻想为统治美国的上流社会培养一代新人。然而，格罗顿的教学大纲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是陈腐的。
皮博迪认为，必须在那些罐头大王、锌业大王、钢铁大王和人造奶油巨头当中增加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因此，格罗顿公学热心教学生拉丁语、古希腊语、法语和德语。美国资产阶级思想家还坚定地认为，他们的国家走过了异乎寻常的道路。在19世纪末，皮博迪却清醒得多，他的学生学到了几乎全部欧洲国家的基本历史知识，而不仅仅是让学生知道一部美国开拓史，这一点不能不说是有先见之明的。
皮博迪经常说：“我不喜欢想得太多的年轻人。有很多人总爱想很多事情，我们不去想也照样过得去。”他竭力灌输调和主义，毕业生必须观点一致。因此，首要的，高于一切的就是教堂，每天从教堂祈祷开始，以教堂祈祷结束。随着年龄的增长，富兰克林对宗教的兴趣越来越大，他再也不患在海德公园的那种“星期天头疼病”了。
在格罗顿的四年当中，富兰克林看起来似乎生活在集体之中，而实际上是孤僻的；这是学校的环境本身造成的，再加上皮博迪的影响。富兰克林未必同意哈里曼对皮博迪的看法。哈里曼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你知道吗，爸爸，如果校长不那么狂热地信仰基督，他就太迷人了。”富兰克林参加了近郊农村的教堂工作，干得很好，并同穷孩子一起度过了一部分假期时间。这不是在校长的强求下做的，皮博迪也曾在格罗顿附近为那些孩子组织过野营活动。富兰克林始终认为皮博迪是个很好的校长，他很喜欢这位基督徒，事实如此。
富兰克林口齿伶俐，思维敏捷，又在格罗顿学到了一些辩论艺术，他在学校最后一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已经不是单纯地从理论上进行辩论了。美国从1897年开始，掀起一股沙文主义浪潮，这是为进行反对西班牙的战争做准备。战争能否打赢取决于海军。这时的富兰克林已经认真研究过海军制胜理论的理论家马汉海军上将的著作，都快成为海军制胜理论方面的专家了。据说，这种理论可以保证世界大国的地位。富兰克林非常积极地参加学校就“美国海军应该扩大”、“夏威夷归并美国”以及对其他一些论题所进行的辩论，并积极投入到具体的行动当中去。
在这个时候，富兰克林早就成为堂叔西奥多·罗斯福的崇拜者了。西奥多是富兰克林心目中的英雄，并且永远成为了他学习的榜样。1897年春天，富兰克林在给父母亲的信中写道：“咱家的亲戚西奥多给我们作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讲他在警察局时的惊险故事。他讲警察如何杀人，警察在纽约取得的成就，讲了一个多小时，使整个大厅始终笼罩着紧张的气氛。”西奥多的神速侦破能力，使少年富兰克林十分神往。随着这种对堂叔的崇拜，进而产生了“国家没有暴力机关是不可想象的”的信念。从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施政后极力武装美国的一些政策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这种根深蒂固的信念。
在格罗顿四年的学业结束了。
富兰克林感慨万分，却无从表达。他的确显得比以前更加成熟和自信。他对母亲萨拉有了更大的独立性。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萨拉心中有一种难言的喜悦，儿子是他的一切，儿子有朝一日或许会离开她，这是令她感到痛心的，这就是一个身为母亲的伟大的自私。
如果给富兰克林作一个毕业鉴定，我们可以这么写：他的学业四年来有所进步，而且光荣地当上了宿舍长和九人垒球队的干事。有的同学认为他自以为是，好与人争吵；有的同学却很喜欢他。有一位同学记得他有“灰色的眼睛，冷静，沉着，聪明”，脸上挂着“最热情的、最友好的和充分体谅别人的微笑”。但是，有证据表明富兰克林并不认为他在格罗顿是一帆风顺的，他并未取得高年级级长这个人人想干的职位。对于校长出自“偏爱”而选中了别人，他感到气愤。
离开格罗顿公学那年，他17岁，这个善于思考的少年开始走向生活。
毕业前不久，他戴上了夹鼻眼镜，以为夹鼻眼镜要比一般眼镜更适合于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也保持了戴夹鼻眼镜的习惯。并且他染上了吸烟的习惯，他认为吸烟似乎能表明他有智谋。我们也许对这个身材瘦长、戴着夹鼻眼镜、牙齿上装着矫形钢丝套的小伙子感到有点陌生，但这的确是他毕业时的外貌肖像。
毕业时，他得到的纪念品是40卷的《莎士比亚全集》。皮博迪在同富兰克林分手时，在他的毕业证上写道：“他是个诚实的孩子，在整个学习期间，他在集体中的表现是非常令人满意的。”许多年后，这位老校长在又一次概括富兰克林的学校生活时说：“他是个文静的令人满意的学生，智力高于一般同学，在班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并非出类拔萃。在体育运动方面，由于身体十分瘦弱，没有取得什么成就，我们都喜欢他。”这也许是对富兰克林四年生活的极恰当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