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同花园作画的日子里，徐悲鸿结识了许多人，特别是老乡。老乡见面倍觉亲切，友情自然就更深一层，蒋栖笙就是悲鸿在上海期间结识的一个同乡。
蒋栖笙是江苏省宜兴县人。他学问造诣很深，受人尊敬，在当时的上海大同学院任教授。悲鸿是在一位朋友家里偶然遇到来访的蒋栖笙先生的，他们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蒋栖笙虽比悲鸿年长许多，但对悲鸿的才华和为人十分钦佩。这次见面后，蒋栖笙就邀请悲鸿到他家做客。
蒋栖笙的家坐落在哈同花园附近的哈同路民厚里50号。这是一座别致的两层小楼，楼下是书房、客厅，楼上是蒋先生夫妇和小女儿的卧室。
一个晴朗的星期日，徐悲鸿在同乡朱子洲的陪同下，应邀到蒋栖笙家中叙谈。
踏进蒋家客厅，徐悲鸿就被这里的艺术气氛感染了。大厅正中挂着任伯年的人物画，两侧是笔力遒劲的书法。蒋先生热情地邀请他们入座，并唤人端来水果和茶水。忽然，从楼上传来一阵悠扬的箫声，悲鸿一听便知道，这是一首古老的《引曲》。箫声优雅如流水，让人听了如醉如痴。悲鸿完全被乐曲吸引住了，竟忘了手中的水果。
“徐先生，请吃香蕉。”蒋栖笙热情相让。
悲鸿不好意思地笑了，连忙谢道：
“不客气，不客气。这箫是……”
蒋栖笙回答说：“这是我的小女儿棠珍吹的。她闲来无事，每天都吹箫，这是她的最大乐趣。”
就完，蒋栖笙就叫夫人把女儿叫下楼，请她见见两位客人。
棠珍落落大方地来到客厅。她年龄有十八九岁，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眸子里闪出聪明和多情。白□的肌肤，中等个头，齐耳短发更透出青春的朝气，让人感到聪慧伶俐，风情动人。
蒋先生对女儿说：“棠珍，这是徐先生和朱先生，都是你的老师。”
棠珍腼腆地笑了笑，恭恭敬敬地给他俩鞠躬，然后就低头坐在父亲的一边。
徐悲鸿和棠珍相互看了几眼，谁也没说什么。
悲鸿和朱子洲在蒋先生家吃完中午饭，便起身告辞了。他也许不知道，在他和朱子洲离去的时候，二楼的窗户旁，棠珍正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直到看不见了，她还倚在窗边沉思着。
徐悲鸿来蒋栖笙先生家的次数愈来愈多。蒋先生和蒋夫人对他十分喜欢。悲鸿外貌英俊，文质彬彬，举止大方，谈吐不俗，无论与谁交谈都显示出他的学识和对问题的深刻见解。在蒋栖笙家里，悲鸿有一种归家的感，蒋夫人做的饭菜香美可口，直让他说：“好吃，好吃，称得上天下第一！”“天下第一”是悲鸿的口头禅。有时赶上蒋先生做诗，徐悲鸿领略意境，帮助推敲。在这里，他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重新得到了父爱。
徐悲鸿的到来，犹如在平静的水里投下一粒石子，激起了层层涟猗，给蒋家的生活增添了活力。他每周六下午来，一直要到星期一早晨才回去。
随着时间的延续，悲鸿和棠珍的接触愈来愈多，两人经常在一起交谈。从谈话中，棠珍了解了悲鸿的身世，也知道了悲鸿不屈不挠的奋斗历程：从小没进过学堂，父亲教他读书、绘画；为了生活随父流浪，走遍太湖沿岸的乡村、城镇；只身来到上海，抗争、奋斗……棠珍也得知悲鸿在家乡的原配妻子亡故后，至今也没有娶妻，不禁对悲鸿不幸的经历更多了一份同情。
原来，在徐悲鸿十七岁时，由父母包办定了亲。当时父亲重病在身，十分孝顺的悲鸿尽管心中一百个不愿意，但还是被迫同意了。妻子是邻村一位家境贫寒的农家姑娘，由于先天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婚后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劫生”，意思是遭劫难而出生的，悲鸿来上海不久，妻子便不幸病亡。后来，劫生也因为出天花而夭折。
于是，棠珍对悲鸿逐渐产生了一种同情、敬佩、爱慕的复杂情感。
蒋栖笙夫妇也不无遗憾地想：难得的人才啊，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
十九岁的蒋棠珍，心中常常涌起一股难言的愁绪。她常常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将在苏州读中学的未婚夫？一个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十三岁时便与她订了婚的官宦子弟与悲鸿比较，觉得真有天壤之别。她渐渐被悲鸿吸引住，偷偷地爱上了悲鸿。
常言道：青年男子善钟情，妙龄少女亦怀春。徐悲鸿敲开了蒋棠珍心中爱的大门。她不止一次地想过未来。当时的大上海，新潮思想迭起，青年人开始向封建守旧的陈规陋俗挑战，这种大气候对蒋棠珍来说，无疑是一种推动。
徐悲鸿开始步入顺境，生活变得安定而平稳。外貌发生了变化，心情也发生了变化。面对美丽多情的棠珍，他的内心触发了一种不可抑制的恋情。每次来蒋家，悲鸿都想单独和棠珍在一起，听她吹箫，与她谈心。可这种机会很少。蒋先生总是陪坐在一旁，他俩只有靠眼睛交流彼此的情感。
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徐悲鸿找蒋栖笙有事，可蒋先生和夫人不在。棠珍和悲鸿走了个迎面。她的脸顿时红了，心跳加快。悲鸿也极不自然。棠珍轻声地对悲鸿说：“徐先生，父亲的朋友桂天木开办了一所学校，要我到那里去工作，过几天我就要走了，到了那里，我给你写信。”
她低着头，眼睛不敢直视徐悲鸿。
听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悲鸿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因为棠珍离开这个家，就等于小鸟飞出了笼，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了。到那时，他们就可以自由通信、自由往来，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
没过多久，棠珍果然到了她父亲的朋友桂天木办的小学里工作。从那以后，棠珍便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到长长的信里，寄给悲鸿；悲鸿也同样把心中的情感写在信纸上，捎给棠珍。鸿雁传情，两颗年轻的心撞在一起，溅起了爱情的火花。
康有为知道徐悲鸿的热恋后，极力支持、帮助他们。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悲鸿和棠珍对坐在两块鼓形的太湖石上。眼前是一片盛开的鲜花，淡淡的清香飘进他们的心里，甜甜的，美美的。
初次约会，两人都紧张得不知说什么好。沉默了片刻，徐悲鸿先开了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叫棠珍呢？”
棠珍抬头看了看悲鸿，不好意思地说：
“在我出生的那天，正巧我家房前的海棠开花了，祖父看那美丽的海棠花，又看了看我，忽然兴致勃勃地说：‘有了有了，就为我的幺孙女取名棠珍吧！’祖母也应和说：‘她姐姐叫榴珍，她叫棠珍，再好不过。’于是，我这棠珍的名字就从此叫开了……”
悲鸿听到这里，笑着摇摇头说：
“这个名字倒是挺雅的。不过……海棠花太妖太嫩了，缺乏一种可贵的坚韧精神，等以后我一定要为你取一个比‘棠珍’更富有诗意的名字。”
“你打算为我取什么名字？”棠珍迫不及待地问。
悲鸿神秘地笑了笑，轻声说：“还不到时候呢！”
棠珍的脸更红了，不知所措地问：“你为什么叫悲鸿呢？”
“其实，我的名字也不叫‘悲鸿’，而是叫‘寿康’。”徐悲鸿看了她一眼，感慨地说，“我出生的时候又瘦又小，家境贫苦，父亲希望我健康长寿，快快乐乐地生活，就给我取了这个名字。可没想到，我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在黄连树下唱句歌都唱不出来，只好改为悲鸿了……”
两个年轻人亲切地交谈着，谈谈幼时的顽皮与童年的梦想。棠珍告诉悲鸿，自己小时候很淘气。她从八岁起读的是《世说新语》和《虞初新志》一类有趣的故事书。小时候很爱热闹，只要父亲不注意，就赶快溜出书房，跑到院子里捉蜻蜓，有时是把饼干渣拿来喂蚂蚁，观察蚂蚁列队搬家的有趣情景呢……
听了棠珍的介绍，悲鸿长叹一声：“唉，我小时候可没有你那么享福，也没有你那伶俐，我很笨，有一次竟把老虎画成了狗……”
棠珍笑了起来。
“真的，我不骗你！”悲鸿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家很穷，从小我就帮助家里干农活儿，每当西瓜成熟的时候，我就和父亲在地里搭一个棚子，夜里就睡到棚子里，以防有人来偷瓜。等到西瓜成熟以后，父亲总是全部卖出去，换回一点钱过日子，剩下那些生的、烂的自己留着吃……每次把那些又大又圆的西瓜装上木船，沿着门前的河运走的时候，我总是怀着惆怅的心情，久久地站在岸边，望着那只满载西瓜的木船走远了，小得看不见了，这才肯回家……”悲鸿停了片刻，深有感触地说，“贫困而勤劳的生活，使我从小就养成了刻苦、奋发的性格，对世道不满，对贫苦人满怀同情，所以，我总是要在我的画上盖上‘江南贫侠’或‘江南布衣’的印章……”
他俩不停地谈着，从过去说到现在，又从现在说到将来。
一天清晨，蒋太太一面给棠珍梳头，一面漫不经心地说：
“日子过得太快了，明年你就要出嫁当新娘了，查家一切都准备好了。”坐在对面的徐悲鸿心里一惊，脸上顿时流露出若有所失的神态。棠珍更是一震，脑子里一片空白。
“怎么办？怎么办？”棠珍思绪乱了，不知如何是好，急急忙忙跑到楼上去。
蒋太太自然不知道两个青年人的心事，到外面忙别的事去了。
悲鸿思前想后，鼓起勇气来到楼上。此时此刻的棠珍，心里一团乱麻，难受极了。她看到悲鸿上楼来，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悲鸿走到她面前，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头，说了一句：“不要难过，我自有办法。”又塞给她一个纸卷，然后赶忙下楼去了。
棠珍擦擦眼泪，急忙打开纸卷。原来这是一幅画：一汪清池，一株杨柳，两个青年人并坐吹箫，池中一对鸳鸯在水中嬉戏……
棠珍破涕为笑，她的心中涌起了希望，她相信悲鸿会有办法救她的。
徐悲鸿离开了蒋家，疾步来到康有为府邸。他把情况对康有为讲了，然后说：“我想去日本，带着棠珍一起去。”
康有为听完表示赞成：“好主意，只有这么办，才能让她逃避这桩婚姻。”并嘱咐徐悲鸿：“这事一定要保密，千万不可让蒋家知道半点消息。”
悲鸿点点头，又赶忙去找朱子洲。
朱子洲也赞成悲鸿带棠珍远走日本。可悲鸿却愁眉苦脸，不知如何与棠珍联系。朱子洲拍着胸脯说：“别犯愁，这事全包在我身上了。我一定成全你们俩？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够朋友吧？”
听了朱子洲的话，悲鸿脸上的愁容顿时消失了。
“你打算怎么帮忙？”徐悲鸿着急地问道，“一是要稳妥，二是要越快越好。”
朱子洲说了自己的打算，悲鸿一听，觉得可行。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朱子洲见四周无人，就悄悄地对棠珍说：
“假如有一个人想将你带到国外去，你去不去？”
棠珍听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心中不觉一震，但她很快想到了这个人一定是徐悲鸿。她勇敢、坚定、毫不犹豫地回答：“去。”
朱子洲看到棠珍如此坚决，就走近一步低声对她说：“告诉你，这个人就是徐悲鸿。他最近要……要去法国留学（他多了一个心眼），很想带你同去。”
棠珍早就听说过徐悲鸿想出国深造的想法，可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悲鸿会带她一同出去，这简直太突然了。
“徐先生可是一表人才，少见的有识之士。我这可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啊。为了成全你们俩，我背着你父母，冒多大的风险哪！”朱子洲还以为棠珍不知道，认真地说：“我要告诉你，悲鸿父母逼他娶的那个女人已经生病死了，千真万确。”
棠珍不好意思地说：“我都知道了。”
听了棠珍的回答，朱子洲笑了：“噢，原来你们都已经互通情报了，算我多嘴。”他压低声音，“这件事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至于出国的一切手续，你不必担心，徐先生都会妥当安排的。过几天，他会给你写信。记住，绝对保密。”
棠珍语气坚定地说：“放心吧，我一定会保密的。”
朱子洲听了这话，心中感到安全了，放心地离开了蒋宅。
棠珍躺在床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父母期待她早日出嫁，以了心愿，即使女儿不愿意，也绝对不能解除婚姻。可棠珍想有自己的爱情，她渴望自由，渴望幸福。“去，坚决要去。只要能和徐先生在一起，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想！”
徐悲鸿也在积极筹划。为了能和棠珍一起出去，他煞费苦心，内紧外松。为了不引起别人怀疑，他对很多朋友说，要去法国留学，而实际上，他正悄悄为自己和棠珍东渡日本做准备。
徐悲鸿办事周到、缜密，他一方面说他在5月10日前就动身去法国，而暗地里已定好5月14日清晨驶往日本长崎的“博爱号”船位。
蒋栖笙听说悲鸿要启程去法国留学，便同夫人商量，要大摆家宴为他饯行。宴席上，蒋太太对悲鸿赞不绝口，一个劲儿地对棠珍说：“棠珍，你看人家徐先生多体面，多光宗耀祖呀！现在就要到法国留学去了！你要是个男孩子，也能像徐先生这样出国留学，让做母亲的体面体面该有多好哇！”悲鸿和棠珍相视一笑。二位老人什么也不知道，一个劲地为悲鸿夹菜。大家热热闹闹，都预祝悲鸿此行顺利。
5月10日一过，徐悲鸿便隐居在康有为那里，等待与棠珍一起私奔东洋。
5月13日晚上，康有为设宴为悲鸿饯行，并预祝他和蒋小姐幸福、美满。宴会后，康有为又挥笔写了“写生入神”四个大字赠与徐悲鸿。
5月13日上午，徐悲鸿托朱子洲给棠珍捎去了一封信。下午，棠珍借口身体不舒服，请假离开了林家学校回到家里。悲鸿知道她很少单独出门，所以在信中写得持别具体，信中说：天黑以后，要避开家人，悄悄地溜出来，然后雇一黄包车，到爱多亚路长发客栈找我。并一再嘱咐，雇车一定要找留辫子的车夫，因为留辫子的车夫比较老实可靠。
棠珍回到家里，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她躺在床上假装睡觉，好不容易熬到晚上。吃过晚饭后，蒋太太忙着到隔壁打牌去了，父亲到书房看书去了。棠珍平静地走到窗口，看看窗外的天色，把早已写好的一封信放在母亲的抽屉里，她知道母亲睡觉前习惯于打开这个抽屉看看钱账什么的。棠珍在这封信里含含糊糊地写道：“……我觉得人活在世上没有多大意思，我深感人生的无聊和乏味。有的人深怕自己死了，可我都不怕……”读了这封信，让人既觉得是出去的告别信，又像是死前的绝命书。
棠珍放好信，悄悄地走出屋门，直奔街上。出了巷口，她看见了一辆黄包车，拉车人正梳着辫子，便挥手叫住，让车夫赶快把自己送到长发客栈。车夫一路飞奔，可棠珍还觉得慢，一个劲儿催促：“快点，再快点。”
长发客栈到了，棠珍远远地看见了站在台阶上的徐悲鸿。悲鸿正焦急地东张西望，一看到棠珍来了，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赶忙打发车夫走了，又迅速给棠珍换了一套衣服，领着她到另一家旅店住下。
就在这天夜里，悲鸿给她戴上了一枚戒指，上面刻着“悲鸿”二字。而悲鸿自己的手上，也戴了一枚戒指，上面刻着“碧薇”二字。棠珍不解，悲鸿动情地说：“这是我给你起的名字。”
棠珍心中为之一动：“悲鸿”与“碧薇”，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啊。她幸福地扑到悲鸿的怀里。从此以且，“碧薇”这个名字取代了“棠珍”。
“‘碧薇’二字是什么意思？”她红着脸问悲鸿。
悲鸿笑着说：“意思很简单：你是一块很小的碧玉，没引起别的男子的注意，都被我这个平生多悲、一副傲骨的徐悲鸿发现了，并且地深深地爱上了你。”
听到悲鸿这充满挚爱的语言，她笑了，笑得那么幸福。
5月14日清晨，悲鸿和碧薇换上了新的服装，悄悄离开旅店，雇了辆黄包车直奔码头，登上了驶往日本的“博爱丸”号。
一声汽笛长鸣，“博爱丸”号起航了。悲鸿和碧薇站在板上，向大上海告别。这一年是1917年，悲鸿刚刚二十二岁。
“博爱丸”向大海的深处驶去。
海面上波涛涌，一浪高过一浪。千万个浪头像发怒的野马，撞击着船舷。“博爱丸”在巨大的海面上颠簸着，一会冲上浪峰，一会滑向谷底。面对波澜壮阔的情景，徐悲鸿兴奋极了，仿佛觉得是自己在同大海搏斗，抗争，前进。
碧薇紧紧挽着悲鸿的胳臂，看着波浪翻天的大海，惊诧得目瞪口呆。
晚饭的时侯，他俩走进餐厅。这里没有中餐，只供应西餐。看着摆放在面前的刀叉，蒋碧薇不知如何是好，她偷偷地注视着别人的动作，在心里模仿。徐悲鸿可不管别人怎么吃，他拿起面包大口吃着，并催促碧薇：“看人家做什么？自己吃自己的。这又不是演戏，肚子不饿就行。”
夜深了，大海仿佛也疲倦了，变得安宁而平静。月光洒在海面上，泛出银色的波纹，让人感到惬意。
徐悲鸿和蒋碧薇没有一丝倦意，他们走出船舱，迎着温柔的海风，欣赏大海的夜景。
碧薇紧紧地依偎在悲鸿的怀里，轻声地说：“现在多好，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是的，这夜多么宁静，一切都沉睡了。我真希望永远这样。”悲鸿深情地说，“薇薇，你是真心爱我吗？以后跟我生活在一起，不会后悔吧？”
碧薇柔声柔气地说：“真的，我是真心爱你的。跟你在一起，我不会后悔，否则我就不会离开父母了……”
悲鸿看着她那温柔的样子，开心地笑了：“我相信你，只是你的父母一定恨透了我，是我抢走了他们的小女儿，让他们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说不定，他们还会到官府去告我呢！”
碧薇连连摇头说：“不会的。我爸爸、妈妈都很喜欢你，只是我早已许配给查家，要不他们一定会……”
碧薇停了停，又说：“我爸爸、妈妈对你印象可好了。记得有一次你走后，我爸爸直夸你的人品好、才貌好，将来一定能干出一番成就来。”
“那你母亲又怎么说呢？”
“妈妈一个劲儿地点头，还对爸爸说，如果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你看，爸爸妈妈多喜欢你啊！”
他俩就这样谈呀，说呀，一直到很晚。
清晨，太阳像一只燃烧的火球，跃出了海面。徐悲鸿拿起纸和笔，勾勒出海上日出的壮美景象。同船的乘客都围扰过来，赞叹不已。一位衣着讲究的男青年，看到画的落款“悲鸿”二字时，惊奇地叫道：“噢，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悲鸿先生，久仰久仰。”他自我介绍说，“我姓龚，也是去日本的。”两个年轻人攀谈起来。
龚先生看着碧薇，问悲鸿：“这位是……”
悲鸿脑子一转，立刻回答：“这是我的太太，名叫碧薇。”说完，给碧薇使了个眼色。
蒋碧薇从悲鸿的目光中明白了丈夫的用意，向龚先生礼貌地点点头。
为了保密，蒋碧薇在日本的日子里，一直叫“郑碧薇”。
“博爱丸”号终于到达了日本长崎。徐悲鸿和蒋碧薇在长崎住了一天，又转乘火车到了东京。
他们在东京，人生地不熟，又不懂日语，处处遇到困难。多亏在船上遇见的龚先生帮助他们找到了一处住房。这是一所典型的日本式平房，共有六间。房东是一位日本老太太，自己住三间，其余三间住的全是中国留学生。
徐悲鸿和蒋碧薇租了一间小屋作为临时的“家”。为了尽快熟悉这里的坏境，悲鸿请了一位老师，每天教他们夫妇学习日语。
蒋碧薇在家里是最小的女儿，平时什么活也不干，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现在过起独立生活，很不习惯。所以，他们把每日的三餐饭都包给房东太太。除了早饭外，其余两顿饭都是两菜一汤，房东太太把饭菜放在一个漆盘中，吃饭时席地坐在榻榻米上，很方便。这样算来，房租伙食费每月40元日币，这和当时国内物价相比，是相当贵的。每隔几日，他们还要邀上几个中国朋友，到中国人开的饭馆里吃上几个地道的中国菜。
为了培养蒋碧薇对中国书法的爱好，徐悲鸿每天教她练字，临摹郑文公碑。如果发现妻子没完成作业，就毫不留情地加倍惩罚她。
徐悲鸿热爱绘画艺术，正是为了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技艺，才漂洋过海来到东京的。他每天在东京藏画的处所观览，欣喜地看到日本画家渐渐脱去了拘守古人的积习，能仔细观察和描绘大自然，达到了美妙、丰富的境界，尤其是花鸟作品，表现得尤为出色。日本的美术印刷也比中国精美，种类很多，还有一些逼真的复制品，他从来没有见到过。悲鸿经常流连于那些书店或画店，遇到满意的，他不计价值地买下来。每次出门，他都要买几本回来。
“碧薇，快来看，这简直和原画一模一样！”他兴奋地叫着，眼睛里闪亮着奇异的光彩。
蒋碧薇每次见他买这么些书，眉头总是皱起来，带着埋怨的口气说：“我们的钱本来就不多，你总买这些书啊画的，很快就会用光的，以后怎么办？”
悲鸿也不辩解，只是冲着妻子笑笑。
有一天，碧薇陪悲鸿上街，在一家商店厨窗里，她看到一对手表特别精致，就叫悲鸿：“快来看，这表的式样多好啊，我们一人买一只，怎么样？”
悲鸿看着碧薇喜爱的样子，便买下了那块女表。
“你再买一块啊。”碧薇催促道。
“哎，我有一块旧怀表就够了，还买新的干什么？手表和怀表，新表和旧表不都一样看时间吗？”悲鸿耐心地解释说：“你看，我这块怀表戴了几年了，照样走时准确，你扔在地上也不坏，多结实！要是你手上戴的这块，恐怕早就不行了。我说得对吧，夫人？”
碧薇无奈地随他走出商店。走不远，悲鸿看到有一家画店，便疾步走进去，一看就是三个多小时。碧薇无精打采地坐在一边，很不耐烦地等着。
为此，蒋碧薇多次对悲鸿提出抗议：“你只爱你的艺术，根本想不到我在旁边等你。”
每到这时候，徐悲鸿都歉意地请妻子原谅他。
尽管如此，悲鸿对艺术如醉如痴的追求一点也没有减退，购买书画的热情依然很高。蒋碧薇从开始的婉言规劝，发展到激烈争吵，双方都很不愉快。生活就是这样严峻地在一对情侣刚刚开始共同生活的时候，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蒋碧薇敏锐地看出：悲鸿的全部心力都放在艺术上。她深深地在心中埋怨悲鸿只爱艺术，并不爱她。这是多么不幸！而悲鸿却在想：即便挨饿、不吃饭，也要省下钱来买书、买画，否则，将成为心中永久的遗憾，永远无法补偿。他总是觉得，蒋碧薇一定能渐渐地理解他，他盼望有一天蒋碧薇也能热爱艺术。徐悲鸿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这种观念上的分歧会愈来愈严重，直到给他带来无以言表的心灵创伤。
志趣上的不一致，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愉快。更让他们难堪的是，同在这幢房住的其他中国留学生，好像已经知道他俩私奔的秘密。有一次，同船来日本的龚先生突然问悲鸿：“徐先生，你们宜兴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蒋栖笙也在上海，你认识他吗？”蒋碧薇知道后，心中惶恐不安。她生怕别人知道她是私奔来的，就尽量不见朋友。每当有人来拜访徐悲鸿，她就躲起来，尽量避开。
三个月后的一天，碧薇正在大街上行走，忽然听见有人喊“棠珍”，她大吃一惊，心想：这是做梦吧？她继续往前走，刚走几步，又有人喊“棠珍”，而且喊声越来越近。她停住了脚步，回头寻找，立刻愣住了。远处跑来的是她的姐夫，亲姐夫。碧薇又惊又喜，忙问姐夫：“你怎么会在这儿？”姐夫回答说：“我在复旦大学毕业后，就来这里留学了。”
碧薇带姐夫回到她们的住处，姐夫向他俩讲述了家里所发生的事情：5月13日夜晚，蒋太太玩牌回来后，照例打开抽屉，发现里面有一封信，便打开读起来。没等看完信，蒋太庆便一声哭喊，随后就晕倒在地……
蒋栖笙抢过来一看，气得双手颤抖，嘴里不停地嘟囔着：“造孽，造孽呀！”
第二天，蒋先生和夫人找到朱子洲，问他是否知道棠珍的消息。朱子洲看到二位老人心急的样子，很是不安，但还是什么也没说。
女儿的突然失踪，使蒋先生和夫人惊骇万分。但他们了解自己的女儿，估计她不会自杀，很有可能是跟着徐悲鸿跑到国外去了。即使如此，这种私奔也是蒋家的奇耻大辱，并将受到众人的指责。
果然，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几天后，蒋小姐跟徐悲鸿私奔的消息，传遍了蒋碧薇工作过的学校，传遍了宜兴县城，成了街谈巷议的“爆炸性”新闻。有的小报为了猎奇，甚至大肆渲染一番，写得绘声绘色，不堪入目。
蒋栖笙整日待在家里，不敢见任何人。他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世人所指的现实。但他毕竟是位见多识广的人，盘算再三，终于想了一个既能保全面子又能对付查家的比较体面的“高招”。
蒋先生和夫人商议，立即要她赶回苏州娘家。假说棠珍到苏州探望舅舅，不幸突染重病，不治身亡。蒋先生还在报纸上登出了爱女病逝的“讣告”。
为了蒙骗查家，蒋太太在苏州买了一具柏木棺材，并偷偷在里面装上了石头。棺上贴着“亡女棠珍之灵柩”的黄纸字，还雇了几个老妈子披麻戴孝送葬，尼姑敲着木鱼，口念经文，一路吹吹打打，假戏演得十分逼真。
功夫不负有心人，蒋栖笙总算瞒过了查家。
……
听了姐夫的述说，碧薇泪流满面，悲鸿的眼圈也红了，他也深深感到这幸福实在来得不容易。
半年多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徐悲鸿和蒋碧薇尽管不时发生几句口角，但自由自在的生活还是愉快的。特别是徐悲鸿，参观了许多展览馆，购买到精美的美术印刷品，开阔了艺术眼界，收获很大。
然而，在东京住了半年，带来的2000块大洋已所剩无几。生活上的花费并不多，绝大部分钱被徐悲鸿用来买了书画。如果再在东京待下去，就会发生经济危机。而就在这时1917年11月2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轰击冬宫的炮声震动了全世界，一个新的时代诞生了。
徐悲鸿偕蒋碧薇于1917年11月回到上海。
蒋柏笙看到私奔的女儿和他们喜爱的女婿双双归来，欣喜万分。这尽管揭穿了“棠珍自杀”和假棺材之谜，受到了一些亲朋好友的责骂，但合家团聚的快乐冲散了这些诽谤带来的不快。蒋栖笙和太太喜笑颜开，忙里忙外，准备为女儿的归来接风洗尘。
然而，他们还不知道，在女儿与女婿之间已出现了裂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