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在“以天地为师”中，受益颇深，从此他更加注重在自然中收集素材，激发创作灵感，在石涛的“黄山是我师，我的黄山友”启迪下，他明白学石涛最好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亲游黄山。1927年5月，张大千第一次游历黄山。
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山势壮美，千岩竞秀，万松长青，烟云变幻，飞瀑送爽，素有“无山不石，无石不松，无松不奇，无奇不有”，是历代画家都喜爱表现的主题。
张大千以他特有的胆量和意识，耗时两个多月，观云门、登清凉台、看人字瀑、望莲蕊峰，画了大量的写生，亲临其境使他明白了石涛画黄山奇峰的意境，也渐渐明白了石涛是如何将大自然中的奇峰提炼成作品中的奇峰的。
清凉台上观看黄山日出壮美的景象使大千激动不已。
东方的天空渐渐地亮了起来，慢慢衬托出峰峦如斧劈刀削的刚劲轮廊。越来越明亮的天幕，烘托出远山近峦的层次。橘红色的朝阳躲在云雾里，慢慢地闪现出一道光环，闪闪烁烁，终于跳了出来。“日出，黄山的日出！”朝晖映红了张大千的脸颊，云腾七彩，朝霞流丹。张大千伸开双臂，要拥抱这朝阳。
后来，他对学生说：“不到黄山，不亲眼看到黄山云海，谁会相信天地间有这样的云海，谁又画得出这样的云海呢？”他在《黄山云海》这幅画上题诗道：
蓬池几四干，
桑田几番收。
谁信天地间，
竟有山头海。
1927至1928年张大千确定了自己在上海画坛的地位。他这个时期的作品清新俊逸，散发出一种勃勃的生机，使人瞩目。
1933年，张大千经不起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徐悲鸿先生等人的轮番劝说，受聘为南方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前后一年多的时间，每周六小时课，风尘仆仆来往于南京、苏州之间。最终，因张大千喜欢云游采风，自由自在，经不起长久刻板的约束，最后不告而别。
辞职前大千心想，正正经经地辞职不会被批准，他考虑许久终于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寄了一份声明给南京的《中央日报》，所谓的理由是：
“大千才疏学浅，教授一职，实难胜任。为免误人子弟，遗患青年，故辞去中大教授一职。另外，上有高堂老母，不宜久离膝下，回川奉亲去也。”
其后他确实因母亲卧病，乘船回乡侍奉了一段时间。然后又赴日本、朝鲜游历，最后在北京落脚。在北京，张大千陶醉在历代故都富丽繁华之中，一时间真有些“乐不思蜀”。
颐和园是中国名园，占地四千多亩，园内由万寿山和昆明湖两部分组成，亭台楼榭，流水环绕，水木清秀，长桥卧波，曲径通幽，令人心旷神怡。
颐和园建自金代，当时为“金山行宫”；元代更名为“好山泊”；明代在山上建有“圆静寺”，湖滨建有行馆，改名为“好山园”；清代乾隆皇帝为母后祝寿命名为“万寿山”、“昆明湖”，称作“清漪圆”。后由于八国联军的破坏而渐渐荒废；到了光绪时，为了奉养慈禧太后，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挪用海军造船经费重修，命为“颐和圆”。
园内明湖波平似镜，楼台掩映如画。这样的好地方，张大千非常的喜欢，因此他在北京期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颐和园里的“听鹂馆”中。这一带是颐和园的精华。这种地方原是皇家的御苑。虽然到了民国，但仍是下台皇帝居住地，一般平民难以涉足颐和园。大千通过著名清朝皇族画家溥心畲介绍，花了一大笔租金，住进了听鹂馆。
大千接触到许多闻名全国的人物，山水画家溥心畲，工笔画家于非暗，金石名家方介堪，收藏家张伯驹，戏剧泰斗梅兰芳、荀慧生、马连良。
最为有意义的是“南张北齐”聚首。大千刚到北平，就主动拜访了齐白石。齐白石长大千近四十岁，但一交谈，对艺术有很多相同的见解，两人谈得非常的投机。白石老人认为绘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极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张大千认为：“大抵画一件东西，不应当求极像，也不应该故意求不像。求它像，当然不如摄影；如求它不像，那又何必画它呢？所以一定要在像与不像之间，得到超物的天趣，方算是艺术。”
这个时期张大千以荷花为题，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墨荷》、《没骨荷花》、《朱荷》、《金荷》各呈异彩，不论是丈二巨幅、六尺大幅，还是扇面小品，都独巨匠心，实有个性，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他画的荷花，当时被人们称为一绝，是人人喜爱的珍品。在北平期间他的画荷技法，有了一个飞跃。由于在颐和园中与荷朝夕相处，他以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长期捕捉荷花的特征和瞬间动态，通过自己的审美情趣加以提炼概括，大胆夸张，寓意深刻，生气勃勃。
张大千作画之余，更忘不了他的第二职业听戏。当时的北平是中国的戏曲中心，名伶云集，好戏连台。梅兰芳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程砚秋的《荒山泪》、《梨花记》，马连良的《九更天》、《四进士》，俞振飞的《人面桃花》、《御碑亭》等剧目，他都每场必到，成了北平城里有名的戏迷。
1936年5月，大千的母亲曾友贞在四川原籍病逝，大千守丧尽孝后，又到上海住了一段时间，这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在芦沟桥向中国军队猖狂进攻，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开始了，历史又翻开了血腥而悲壮的一页。
大千考虑到留在北平的家人，急忙赶回北平，然而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张大千被困在颐和园内，无法脱身。
8月3日，日军来到了颐和园，把园内所有的人都赶到了排云殿前，听候询问盘查，人们像待罪羔羊，经过大半天的检查，才度过了一次劫难。
8月5日，张大千才被学生接回城，一位朋友为了给张大千压惊，请他到春华楼吃饭，酒席间张大千气愤地将在回城路上看到日军抢劫、强奸、杀人的暴行告诉了大家。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张大千揭露日军的言行传到了日本宪兵那里。这一天他被请到日本宪兵司令部，日军表面上虽然对张大千很客气，但骨子里充满了杀气，声言：“请张先生来是调查军纪的事，你说在颐和园附近有抢、杀、奸的情况，请列举出来，如果调查属实，我们整顿军纪；如果查无此事，你要负责任。”
张大千随即被扣押在宪兵队里，等待调查。一个多月以后张大千才被释放，但是在新闻报纸上已登出“张大千因侮辱皇军，已被枪毙”的新闻，消息传到上海，亲朋好友无不悲痛万分，有人伪造假画在上海举办张大千遗作展。
张大千虽然被释放，但日本人不准他离开北平，他闭门作画，谢绝一切交往，此刻的张大千就像是网中的鱼、俎上的肉，随时有被宰割的危险。
日本人知道张大千收藏了很多石涛、八大山人等人的古代字画，想让他捐出来，大千推托说：“我的收藏画都留在了上海。”后来日本人又请张大千担任北平艺专的校长，被他拒绝。
由于上海等地盛传张大千已死，张大千就向日本人提出到上海，澄清谣言，同时取留在上海的画。日本人不愿背这个残杀艺术大师的黑锅，明知是金蝉脱壳之计，但考虑到上海也已被他们占领，就同意了他的要求，发给他一个月期限的通行证。就这样，张大千从天津乘船回到了上海，随后销声匿迹。张大千暗中计划返回四川，但由于交通封锁，只好转道香港回四川老家。
回乡后正值抗战开始的第二年，全国人民热血沸腾，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尽心竭力为抵抗日军的侵略贡献一己之力。大千二哥张善子以画虎之笔，大力为抗日做宣传，鼓舞民心士气不遗余力。张大千归来后，与兄长合作举办义展。他又准备了一巨幅作品，以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名义，由善子携往欧洲举办“张善子、张大千兄弟画展”，为抗日战争募集捐款。
1940年，抗日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张大千出售了部分珍藏的字画，筹集去敦煌考察的经费。早在上海从师曾熙、李瑞清时，大千曾经多次听他们谈敦煌石窟的佛经及绘画，后来到北平又听说敦煌石窟中有色彩绚丽的壁画，从而使对艺术有执著追求的张大千决心赴敦煌进行实地考察。
初步的计划是由成都到广元，游览该地著名的千佛岩，欣赏精美绝伦的石刻，然后赴兰州，转道敦煌。可是正当大千被广元千佛岩所深深打动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他改变了计划：二哥张善子病逝于重庆歌乐山宽仁医院。张大千几乎痛不欲生，星夜兼程赶回重庆，为家兄料理后事，伤心之余，万念俱灰。
大千在青城山过了好长的时间，心中的悲痛才渐渐平静，于是敦煌之行延至1941年3月，心中的悲思和凄惨，伴随着大千的西行。
敦煌位于甘肃省的西陲，也是沙漠中一块绿洲，是中国古代通往西域及中亚细亚的交通要道。西面是与新疆接壤的玉门关，西南是阳关，东南有座山，三峰峻峭，因此称三危山。
早在汉代，敦煌就成为陆地交通的枢纽，南北对峙时期，前秦符坚为开发西域并把它作为征服西域的前沿阵地，“徒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在此时莫高窟开始兴建，到了宋代为西夏所占；明代曾强迫民众迁移酒泉，封闭嘉峪关；到了清代才复设沙洲卫。
东晋时期有一个法名乐樽的游历和尚，路过敦煌鸣沙山下，正值夕阳西下，余晖返照，三危山上万道金光闪烁，山上的奇岩怪石，仿佛是千尊佛像，乐樽惊异之余，伏地膜拜，并发下宏愿，要在石壁上凿洞供佛。于是他奔走募捐，终于在鸣沙山上修建成第一个洞窟群。后来历经各代修建，形成了现在大小一千多个石窟。该地原名“漠高窟”，意思是指沙漠中高山上的洞窟，后来称“莫高窟”。由于有一千多个石窟，所以也叫“千佛洞”。
敦煌的石窟沿峭壁自南向北排，有的地方上下四层，绵延二公里，石窟大的像礼堂，小的仅容一人。这些石窟上溯至前秦、北魏、隋、唐、五代、宋、元各朝代，有一千多年历史，蕴藏着我国历代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窟内墙壁上精美的工笔壁画和彩塑佛像，异彩纷呈，令人为之目眩。据统计，现存480多个石窟壁画排列起来长达二十五公里。
由于连绵的战乱，昔日繁华的敦煌逐步衰落，最后自生自灭。到了1900年，一个叫王圆禄的道士偶然发现藏经洞，内藏经卷甚多，包括汉文、藏文、印度文、和阗文、回纥文及龟兹文。有手抄的，也有木版刻印的。但王圆禄只知是古物，不知其价值，随意送人。
到了1906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花了几百两银子，买走了四十骆驼的经书、书画，这些文物后来成了印度西域博物馆和英国大英博物馆的收藏珍品。
法国的汉学家白里欧听到消息，亦在第二年春来到敦煌，他是一名中国通，掠夺的文物虽然没有斯坦因多，但质量上却远远地超过他。
1908年，日本人数次到敦煌，软硬兼施，强取豪夺，掠走大量的经卷和文物。到了1909年，清政府才将所剩经书、文物运往北京。
敦煌石窟有许多价值连城的历史文物，包括书籍、画卷、经卷、地志、小说、医书等，多数被法国、俄国、日本人以低价购走，少数散藏人间，只有石窟的壁画及彩塑因无法运走而遗留在洞窟中。虽然有些损坏，但大致保持着完整的状态。
敦煌石窟的壁画及彩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几千年来艺术演变的过程，上接汉、唐墓室的壁画，下接明、清近代壁画，补充了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内容，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张大千携夫人及次子心智在有识之士的支持和帮助下，于1941年3月8日到达莫高窟，在高大的白杨与垂柳掩映之中，层层叠叠的洞窟散发出神秘的色彩。张大千迫不及待地提着马灯入洞探视，看罢大千惊叹不止，金碧辉煌的壁画与琳琅满目的彩塑，比他想象中的要精美不知多少倍。
张大千的工作是修路开道，为三百多个洞窟编号。在此之前，法国人伯希和曾为敦煌石窟编号，但缺乏顺序，杂乱无章。
张大千根据水流的方向，自上而下，从南至北，再由北向南，很有规则地为三百零九个洞窟编号。这一次工作进行了四个月之久。如果人们去游览的话，按他的编号，一天可以参观完多个洞窟，而不至于走冤枉路。
同时张大千建议政府在石窟南北两面筑墙，禁止牲畜进入，并严禁过往行人在洞中取火做饭，以使壁画能长久留存下来。
他们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虽然每星期一次由敦煌县派人送来补给，但也是吃不好、睡不稳，还得时刻提防土匪的骚扰。真正的困难是饮水和烧柴问题。千佛洞前虽然有一条小河，但是水质碱性太重，无法饮用，必须到三十里外三危山脚下的观音井去取水。而烧柴要到戈壁沙漠中去拾捡。四个多月的工作，使大千感到人手不足，于是返回兰州，调来自己的弟子，并到青海塔尔寺请来五名画师，再度返回敦煌。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大千便开始了临摹壁画的工作。他们废寝忘食，克服重重困难，清晨起来入洞工作，直到薄暮时分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有时晚上还要加班加点地工作。张大千自己回忆说：“朝夕浸沐其中，已至忘我的境界，当时也不觉得辛苦，也浑忘人间时日。”
大千在敦煌三年的面壁临摹，表面的收获是临摹二百七十六件作品，但真正的收获却是难以估量的。这要从敦煌壁画艺术方面的价值谈起。
张大千说：“敦煌壁画是集东方美术之大成，代表着北魏至元代一千多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有一个概念必须明白，那就是我们敦煌壁画，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约有一千年，而现在发现尚属相当完整，这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
以前常有人说，中国文化多受西方文化影响，张大千研究了敦煌壁画以后，认为这种观点不确切。敦煌壁画所绘的人物，可以作为考证历史的依据，从这一点上说比艺术欣赏价值更为重要。
大千面壁两年六个月，历经千辛万苦，在兰州举办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受到各界人士的瞩目，其后又在重庆、成都相继展出。这不啻是唤起中国文艺复兴的号角。
当时报刊评论说：“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的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独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民族之艺术上另辟一崭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近三年的琢磨、研究、观察、分析的结果，张大千著有一篇学术性的研究报告，题目是《谈敦煌壁画》，这也是张大千一生仅有的一篇画论，由张大千口述，别人笔录，内容大致可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敦煌壁画的起源、来龙去脉，并将敦煌壁画分为佛像、人像、鸟兽、花木、楼阁、器皿、故事、山水、图案等九个部分。
第二部分：阐明敦煌壁画出自名家之手，并非工匠所画。
第三部分：论述了魏、隋、五代、西夏等不同时期的绘画风格，其中以唐代画风为最精到。
第四部分：总结分析了敦煌壁画的优点。一是规模宏大；二是技巧娴熟；三是内涵精深；四是保存的得失。
第五部分：敦煌壁画对后世画坛的影响。一是佛像人像画的兴起；二是重视线条的运用；三是继承传统的染色技巧；四是使画风趋于博大；五是画面充实，构图饱满；六是对佛像有了新的认识；七是画中女性人物形象丰满；八是历史画走上写实之路；九是画佛要运用超现实的方法；十是西画不能统治中国画坛。
著名的书法家沈尹然看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题诗云：
三年面壁信堂堂，
万里归来须带霜。
薏苡明珠谁管得，
且安笔砚写敦煌。
1945年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人民欢庆胜利，大千画了巨幅作品《西园雅集》和《大荷花》表达自己的内心喜悦之情。
接着张大千携带自己创作和临摹的作品，先后到北平、上海展览，造成极大的轰动。后应法国巴黎博物馆的邀请举办画展，旋即又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现代美术馆的展出，又被邀请到伦敦、日内瓦、布拉格等地展出，均获得极高的评价。
当时的北平人文荟萃，碧瓦红墙，浓郁的书香、醇厚的人情以及深邃的文化氛围，使他眷恋不已，因此他决定以重金买下一所前清的“王府”，但是后来因为遇到了罕见的三幅古人名迹，便舍弃了“王府”而购买了三幅古画。
这三幅古画是《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江堤晚景》。《韩熙载夜宴图》是南唐（937-975）画院待诏顾闳中奉旨，后主李煜想了解大臣韩熙载的生活情况，便命顾闳中潜入韩府，窃视韩家夜宴情况，回来后顾闳中靠目识心记得来的印象创作了《韩熙载夜宴图》。画中韩熙载（907-908）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诗文书画及音乐无不通晓。因韩熙载是北方人而仕于南诏，到李后主时已是三朝元老，然而李后主对于江南以外的人士，尤其是来自北方的官员一向不太信任，对韩熙载才大位高尤为放心不下，因命顾闳中窃探韩熙载私下的生活情况，遂画下这幅《韩熙载夜宴图》。
《潇湘图》、《江堤晚景》为董源作品。
张大千得到这三幅珍品非常高兴，据他自己回忆说：“在北平琉璃厂发现这些古画时，观后为之狂喜，觉得非买不可，可是索价奇昂，房子和古画既然不能兼得，经过数度考虑，终将古画买下。因为那所大‘王府’不一定立刻有主顾，而《韩熙载夜宴图》却可能一纵即失，永不再返，所以我把买房子的金条完全移用买画。”
从此张大千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这三幅画，寸步不离，并自刻一方图章“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别离”，印在画卷上。
1949年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先后夺取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的胜利，最终把美式装备的国民党赶到了台湾，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此时的张大千居住在成都，国民党撤离大陆不但卷走了巨额的财物，而且也软硬兼施带走了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张大千当然也在此列。有人千方百计想让张大千离开大陆，国民党的一些达官贵人络绎不绝地踏进张家的门槛，三寸之舌鼓噪起来，言语中尽是诬蔑人民政府之词，张大千处在舆论包围之中。然而真正使张大千离开祖国的主要人物是国民党军政要员张群，由于他们是四川同乡，而且都姓张，对古字画尤其对八大山人、石涛有共同的爱好，因此两情甚笃。张群也知大千的秉性，极少和他谈政治。
张大千迷惘了，由于对人民政府的不了解，加之反动的宣传，何去何从，他失眠了。
这时正好印度大吉岭大学邀请张大千去讲学，举办画展，当年敦煌临摹壁画归来，艺术界有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那就是有人认为敦煌壁画是佛教艺术，敦煌壁画就是印度艺术传入中国的。张大千则不这么认为，坚持敦煌壁画是我国历代艺术家融会贯通后的杰作，是中国人自己的艺术。他早有印度之行的想法，到印度进行实地考察，做番研究，以解开长久的谜团。
就这样，在张群的帮助下，张大千带夫人徐雯波女士到了香港。
一天，有人通报廖仲恺先生的遗孀何香凝老人来了。早在20世纪20年代张大千和何香凝、柳亚子、于佑任等先生在“岁寒三友社”有很深的交情，他们一起切磋艺术。张大千十分钦佩何香凝老人的人品，视她为前辈。听说何香凝老人来访，兴奋地迎出门来。
两人谈话间，何香凝老人提出：
“张先生，请你画一幅画，送给一位朋友可以吗？”
“可以，何先生为何客气？不知是送给哪一位？”
何香凝想了一下说道：“送给毛润之先生。”
一听是送给新中国毛泽东主席，张大千眼睛一亮，高兴地点点头，然后拿起画笔，画了一幅他最为擅长的荷花。
这幅《荷花图》长130厘米，宽64.7厘米。墨画荷叶莲花设淡色，左上角提款：“润之先生法家雅正，已丑二月大千张爰。”旁压两方朱印。
图中近处画两个舒卷自如、卓然而立的茂荷，远景是掩映在荷影中的一朵白莲。整幅画面清新秀美，散发着阵阵荷香之气，给人一种生机盎然、万象更新的印象。
大千画完，放下笔十分诚恳地对何香凝老人说：“请代为转赠，并请代向润之先生问候。”
这幅画现藏于毛泽东故居。
1950年五十二岁的张大千到印度的大吉岭大学讲学，并游菩提伽耶等六大佛教圣地，后又到印度西南部旃陀石窟观摩，考察壁画及文物古迹。
大吉岭大学位于印度北部风景区，峰峦高耸入云，山峦幽壑，地势高寒，清新宜人。当张大千漫游到此，一下子便喜欢上这个地方，决定在此地看山看云，吟风赏月，一住便是一年多。在这段日子里，他的身体、精神都极佳，绘画功力也正值巅峰状态，日夜作画，寄情遗兴于笔墨纸张之间。
他在一幅《松荫鸣琴图》中题诗曰：
解道无声胜有声，
寄情将意一泉明。
怀人坐负三更梦，
得汝松梢缺月生。
虽然在印度大吉岭山居清幽，云海古木，然而大千一颗心却始终梦系家乡。青城山的晨雾，川江的烟云……无时无刻不在他的脑海里涌现。他曾作诗云：
夺眼惊秋早，熊熊满树翻；
坐花□病客，溅血泣孱魂。
绛帐笙歌隔，朱楼燕寝温；
青城在万里，飘梦接云根。
正当大千举棋不定，一个突发的事件促使他离开了印度。这年秋冬之间，大吉岭一带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山摇地动，一块重达两吨的巨石从山上滚落下来，差一点就砸在张大千居住的房子上。大吉岭形同危地，无可留恋，就这样大千带领一家老小，还有几只印度猿回到了香港。
在香港居住了半年，他又举家迁至南美。他选择南美定居的理由有四个：
第一，南美地广人稀，一切尚在待开发阶段，受到文明的污染最少。
第二，在香港经常要进行无聊的应酬，影响自己的创作。远在异国，可以隔绝繁华，深思熟虑，施展功力，多作几幅称心如意的作品。
第三，可以借机把中国的艺术介绍给外国，西方人对中国的艺术了解得还很不够，通过自己的作品要让他们理解和认识中国艺术。
第四，中国许多的古代名画，在衰落和战乱年代流失海外，可以借此访求，即使不能完璧归赵，至少也可观赏。
张大千在赴南美之前做了一件令许多人大惑不解的事。他将自己视为大风堂藏画镇室之宝的《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等三幅古迹出售。《韩熙载夜宴图》这幅价值连城的珍品仅卖两万美元。
人们的疑惑不是没有道理，张大千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卖掉自己心爱的藏画。张大千离开香港以后，国家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先生专程从北京来到香港，从大千好友手里购得了这三幅传世之宝。人们这才恍然大悟。
1983年北京一家权威杂志《□望》载文披露了这个谜底：“五十年代，大千先生先后把他珍藏的古画《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武夷放棹图》卖给国内，现在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
真相终于大白，张大千先生以他特有的方式将这三幅名画卖给祖国，绝不是从金钱上考虑，而是他满腔热忱的爱国之情。
初到南美张大千选择了阿根廷。这位中国绘画大师的到达，轰动了整个阿根廷。阿根廷报纸电台纷纷报道，张大千这位美髯翁一时成了阿根廷的新闻人物。
张大千对阿根廷的民俗风情不甚了解，仍然抱着观望的态度，自喻为春来秋去的燕子，并没有常住久居的打算。他在风景秀丽的曼多洒租赁了一座很大的花园洋房，题名为“昵燕楼”，寓有暂时居住的意思。
他曾作诗赞美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怡然自得的心情，诗中云：
且喜移家深复深，
长松拂日柳垂荫。
四时山色青宜画，
三叠泉声淡入琴。
时隔不久，张大千又迁往巴西。他在阿根廷时结交了许多侨居巴西的朋友，大家把巴西说得像一朵花一样，其中有两个优势使张大千动心，一是华侨众多，在阿根廷总是和一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打交道，他希望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能多看到一些自己的同胞，听到一些熟悉的乡音。另一点是在巴西居住权容易解决，因为他在阿根廷住了一年，但居住权始终悬而未决，因此他决定再迁巴西。
当时的巴西正在吸引大批的移民共同开发，张大千看中了距离圣保罗七十五公里的一个地方，这里绿树成荫，溪流环抱，酷似成都平原。
这地方原是意大利药房老板的柿树园，约有二百七十亩，整个是密密麻麻的柿子树，另外还种了两千多株玫瑰花，恰好这个意大利人要回国定居急于出售，张大千便立刻买了下来。
说来也巧，甚至是命中注定的，张大千的故乡古时称“巴西郡”，而这里小镇读音类似“摩诘”，大千便索性译为“摩诘镇”。
张大千的理想是要建一座中国式的花园，除了中国传统式样的房舍以外，要有假山、池塘、松林、梅园、奇石、曲径、小亭，以及四季盛开不败的花草树木，还有各种各样的盆景点缀。
待一切就绪后，张大千把庭园命名为“八德园”。池名“八德池”，取意于佛经中的“八德功水”。他为何取名“八德园”？大致有三种含义：
一是遵照中国传统的“四维八德”，所谓“八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表现出大千虽身居异域，不忘中国人的伦理道德。
二是该地原为柿子园，古称“柿有七德”，据《酉阳杂俎》说：“柿有七德，一长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张大千又发现柿树的叶子泡水喝可治胃病，因此加一德而成“八德”。
三是张大千排行第八，晚辈叫“八叔”，学生称“八先生”，取名“八德”也有番情趣。
在二百七十亩的“八德园”中，修了一个三十多亩的池塘，养鱼植荷，使这座偌大的园林平添了几分生机。由于池水引不进来，因此“八德池”只有依赖老天的帮助，许久不下雨池塘就会干涸。有一次居然三个月不下雨，张大千因而忧心忡忡，一夜忽然大雨滂沱，张大千喜不自禁，披衣起床，提笔挥洒一幅《喜雨图》，并题诗：
三月晴干无好坏，
抚筑日日觅花开。
夜来一雨缠绵甚，
更有山樱怒破蕾。
张大千定居巴西十七年，在“八德园”中生活的岁月，大约就是张大千心情最为平静的一段岁月，平日吟诗作画，种竹莳花，游兴大发时便外出云游，买卖古画，举行画展。东京、巴黎、纽约、曼谷、香港、台北等地，经常有张大千的身影出现。
夏秋之时巴西多雨，经常是丽日当空，一霎间乌云四合便下起雨来，远近一片空？似烟似雾，朦胧灵奇，于是大千心有所感，意有所适，便以泼墨及泼彩的方式宣泄于纸上，形成一种极富形式感的风格。他的泼墨山水，就是在“八德园”中捕捉到的灵感。更有题诗云：
老天夜半清兴发，
惊起妻儿睡梦间。
翻倒墨池收不住，
复云涌出一天山。
在巴西“八德园”居住的十七年中，张大千平日足不出园，埋头作画，养精蓄锐，做进军世界画坛的准备。1956年大千在日本东京举行了盛大的展览，引起了当时正在东京旅游的巴黎罗浮博物馆馆长萨尔的兴趣，于是不久以后，张大千便被邀请到巴黎，展出了三十幅代表作品。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艺术荟萃的巴黎。这次展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一幅《秋海棠》被国际画协会推选为全球最伟大的画家杰作，并获得金质奖章。中国的绘画艺术，终于在张大千的努力下，获得了世界的崇高荣誉。
在他流连于巴黎期间，曾到尼斯港会见了法国世界级绘画大师毕加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张大千久仰这位现代艺术大师，来到巴黎以后很想会晤一下毕加索。但是，张大千的朋友担心毕加索架子太大，瞧不起东方画家，所以，不愿让张大千去。
张大千心里很是不服，他一定要见毕加索。正巧报载毕加索翌日将到埃城附近一个小镇主持一个陶器集会的开幕式，而毕加索古堡式的别墅就在附近，所以张大千不揣冒昧，请翻译电约毕加索。毕加索也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位轰动巴黎画坛、美鬓飘逸的东方画家，所以回电，约张大千翌日会场上会面。
第二天，张大千和夫人及华裔画家赵无极，一同前往埃城小镇。到了那里，人们像潮水一样拥着毕加索，他也好像忘了与张大千的约会，因此，张大千一行受到了冷落。大千的陪同翻译非常气愤，上前质问毕加索，毕加索才恍然大悟，因琐事缠身，约定第二天到他的别墅进餐叙谈。
1956年7月29日，艳阳高照，张大千夫妇到了面对地中海的一座城堡式的别墅，这位西方艺术大师夏天在家里从不穿上衣，因为张大千和夫人前来，为尊重女士，所以破例穿了一件花纹衬衫，而且也穿上了长裤和皮鞋，盛情接待了张大千，并把大千请到他的画室叙谈。谈话间，毕加索拿出五大本他习中国画的作品，请大千指教。
张大千一看便知道他是习齐白石的画风，简简单单的几笔勾勒，虽然显出他运用线条的功力，但是缺乏中国画讲究的“墨分五色，层次互见”的特征。
张大千委婉地解释中国绘画讲究精神与玄象，不必过分追求形似，毕加索频频点头，也发表了一番惊人的见解。
毕加索说：“西方没有艺术，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中国人的艺术；其次是日本人的艺术，当然，日本艺术又源自中国；第三是非洲的黑人有艺术。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东方人要到巴黎来学艺术？”
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话使张大千异常激动。在异国的土地，世界级的绘画大师，对中国艺术给予崇高评价，使他感到无比的自豪。
毕加索平生不喜欢拍照，那天在张大千夫人的请求下，在古堡的庭院中，高高兴兴地与张大千夫妇拍了照片，临别时毕加索赠给张大千一幅《西班牙牧神像》，并按照中国画的习惯，在画上题道：“赠张大千，毕加索1956.7.28.”
此时的毕加索七十五岁高龄，张大千五十七岁。其时正值毕加索声名最盛之时，而张大千亦备受推崇。
回到旅馆，张大千为毕加索补画了一幅《墨竹》并题曰：“毕加索老作家一笑，丙申之夏，张大千爰。”
第二天，张大千和毕加索会晤的消息在巴黎各种报纸上广泛报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这次会晤是“中西艺术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代”“艺术界的高峰会晤”。有的美术评论家认为：“这次历史性的会晤，显示近代中西美术界有相互影响、调和的可能。”
时光荏苒，十多年过去了，1968年张大千七十大寿时，曾感慨地画了一幅自画像，并题诗曰：
七十婆娑老境成，
观河直觉负平生。
新来事事都昏聩，
只有看山两眼明。
心情的萧然跃然字里行间。为什么在功成名就之时会有如此落寞的心情呢？那是因为他历尽千辛万苦经营的“八德园”，即将要忍痛放弃。
由于巴西政府准备在“八德园”附近修建水坝，按设计规划，这一带将被淹没，所以政府要征收。
1969年，就在完成《长江万里图》长卷以后，张大千忍痛离开了他经营多年的“八德园”。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曾经花费过他的心血，一旦离去，心中的失落是难以言表的，但是他还是带着夫人、儿子、女儿及一家人移居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南观光小城□□卡弥尔的临时居所“可以居”。
“可以居”比起“八德园”的宽敞与气魄来，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但环境非常秀美和壮观，它的附近是颇负盛名的“十七里海岸”，怒涛拍岸，岩石奇特，苍松处处，如茵的草坪，奇花异卉，珍禽驯鹿，海中有小岛，海鸥群集，白浪滔滔，真可谓人间仙境。
取长补短，渐渐地大千心里也就平静了许多，在“可以居”的日子里，张大千陆续在美国洛杉矶美术馆、旧金山美术馆、台北故宫博物馆以及香港大会堂举办了画展。
1972年刚过春节，他终于在“十七里海岸”内找到了一处地方，“十七里海岸”曲折而壮阔，公路两旁到处是一片花海，他看中的新居地点不靠海，但是数栋平房周围尽是茂林修竹，浓荫垂碧，青翠欲滴，对于长久患眼疾的张大千，多看一些绿色的景致，对他是有益处的，于是他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命名为“环荜庵”，并有《移家》诗云：
万竹丛中结一龛，
青□传守自潭潭；
老依夷市贫非病，
久待蛮姬语亦谙。
得保闲身惟善饭，
未除习气爱清潭；
呼儿且为开萝迳，
新有邻翁住屋南。
以前在国内各地时，张大千从来不亲自构筑园囿，上海的租界、苏州的网师园、北京的颐和园听鹂馆、青城山的上清宫，自从到了北美洲以后，施展开拓精神，把画面上的构想和创意，适度地转到实际园林上，凭借经营“八德园”的丰富经验，他把“环荜庵”修建得井井有条。曲径小路、竹亭梅园，几经寻觅，运来一块重达五千公斤的巨石置于梅园，并题为“梅丘”。
在“环荜庵”居住期间张大千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还在美国旧金山美术馆举办“张大千四十年回顾展”。又先后在台北、香港、汉城等地举办大型画展。1974年，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授予张大千“人文博士”荣誉学位。
在美国的“环荜庵”虽然风景优美，但是地处荒僻，而且这时的张大千已年近八旬，体弱多病，所以就医十分不方便，经常千里迢迢跑到纽约哥伦比亚就医。基于健康原因，前后酝酿了一年的时间，张大千终于1978年8月举家迁居台湾省台北市，觅地建屋做“长住久安”的打算了，开始在旅馆中住了一段时间，后又迁到台北市的“云河大厦”。然而由于画室自然光线不足，通风设备不够，一生酷爱大自然景物的张大千，颇不习惯。
他想找处有山有水的地方，不脱离都市的繁华，但却能享受到乡野的宁静，能够与朋友交流，又能让他有安心作画的时间及空间，这才是他理想的居住环境。
寻寻觅觅，前后马不停蹄地不知看了多少地方，一年过去了，又是岁暮春回的季节了，终于看上了台北近郊外双溪中游的一处三角地带，有山有水，景色宜人，张大千激动不已，十分满意，立即买下。
他按照北京“四合院”的格局，建起一幢有走廊连接的二层楼住宅，并按自然的地形，设计了内外花园，“环荜庵”的重达五千多公斤的“梅丘”，也由船运回，许多的花木及盆裁也远由巴西的“八德园”及美国的“环荜庵”用飞机运来。另外则就地取材，不惜重金购买，历时一年修建完工，门楼上悬挂着“摩耶精舍”的匾额。“摩耶精舍”的命名，取自佛经典故。
整个建筑群远远望去“两山耸峙，溪水中流，流泉清越，翠竹丛生”。近前观看，成直角形的两道长堤与四合院两层建筑之间，形成一个后花园，由“梅丘”和“影娥池”两部分组成。因大千酷爱梅花，鉴于古人有“梅林”、“梅村”、“梅苑”、“梅园”，才把巨石题名“梅丘”，并把它作为百年之后的墓碑看待，间有《题梅丘石畔梅》，诗云：
片石峨峨亦自尊，
远从海外得归根。
余生余事无余憾，
死做梅花树下魂。
他还效仿汉武帝的“影娥池”，意在池中映着月亮时，“对影成三人”，因他年迈，头晕目眩，不能如李太白“抬头望明月”，只好“低头望明月”。1981年7月，大千先生在“摩耶精舍”画《庐山图》。
张大千一生遍游中外名山大川，却从未登过庐山。他曾有一个宿愿，希望祖国统一后，能一登庐山，再过溪亭上坐憩一回，饱览庐山景色，但很遗憾，他这个心愿，在他有生之年未能如愿。
张大千极其任性，晚年更是返老还童，像个淘气的孩子。有时他还“偷嘴”，有时夜里进城看戏。据他自己说，看花木鸟兽虫画、听戏，都能有助于他作画的灵感。
张大千1983年3月因病住院，与病魔搏斗了25天后，一代国画大师终于4月2日上午8时25分病逝于台北。画坛一代宗师与世长辞，引起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无限哀思。数十年来，大千先生为了弘扬中华文化，继承和发展我国的绘画艺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介绍给世界，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逝世是中国美术界的重大损失。
4月2日，新华社发布了张大千先生逝世的消息：
台北消息，著名的中国国画大师张大千因糖尿病、脑血管硬化和心脏病复发，医治无效，于4月2日晨在台北逝世，终年84岁。……
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家报纸都纷纷刊载了张大千先生的逝世消息，并发表了大量纪念张大千先生的文章、照片、作品、唁电、挽联、悼词，沉痛悼念国画大师。
台湾的报纸也发表了题为《张大千先生千古》的社论：
大千先生是名满天下的大画家，是崇尚自然的诗人、书法家、艺术鉴赏家，更是代表着中华文化精神的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大千先生以他的画、他的诗、他的艺术生命和人格，为中华民族伸张正气，他对民族的凛然大节和他在艺术上的卓绝成就，将永传不朽，永远为世人敬仰、怀念。
美联社发布消息和评论：
把现代美术和中国古代美术形式融合一体而成为中国最杰出的画家之一的张大千先生，今天因患心脏病，在台北总医院逝世……
法新社报道说：
最著名的现代中国画家之一张大千逝世消息传出后，他的画的价格立即上涨了……
4月4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从北京致电居住在台北的张大千家属，对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唁电说：
惊悉大千先生在台北不幸病逝，至感悲恸。先生中国画艺成就杰出，向为人所仰慕，他的逝世也是中国美术界的一大损失。特电致哀，以表海内朋友念慰。
遵照大千先生的遗嘱，除将自作书画留给家属外，他所藏的古人书画文物和家宅“摩耶精舍”的房屋全部捐给台北市。并提出丧礼中不接受花圈、挽幛及奠礼。
4月14日，依照大千先生的生前遗愿，先生遗体于上午10时30分在台北市立殡仪馆火化。
4月16日，张大千先生的丧礼在台北市立殡仪馆举行。因先生生前曾向人言：“至痛无文。”主张丧礼应力求简单、隆重，故治丧委员会依先生遗愿，不发讣文，不收花圈，灵堂正中挂着大千先生的遗像，周围是黄白相间的花丛，真正做到了简单朴素而隆重肃穆。
治丧委员会的挽联是：
过葱岭、越身毒、真头陀苦行，作薄海浮居，百本梅花，一竿汉帜。
理佛窟、发枯泉、实慧果前修，为山同生色，满床退笔，千古宗风。
上午8点，由大千先生的家属先行家祭。面对着先生的遗像和骨灰，张夫人率儿孙再度伤心痛哭。
10点30分，公祭完毕。在哀乐声中，由大千先生之子张葆罗捧着先生骨灰盒，步上灵车开住“摩耶精舍”。
中午12点，张大千先生的骨灰被安葬在“摩耶精舍”中的“梅丘”巨石之下。一代画坛宗师就此长眠，留给后人无限追思。
张大千先生去世后，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台北、高雄都先后举办了张大千先生遗作展，以告慰大千先生在天之灵，海峡两岸的同胞深深敬仰这位国画大师。
张大千的一生仿佛就是一部“中国美术史”，融合了古今中外各家之长，是画坛怪杰，也是一代宗师，他不但消化了传统技法，更吸收了外国抽象表现绘画的精神。他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不仅扩展胸怀而扬画意，而且具备了传统和现代的风采。
张大千的气度、风范和谈吐，承袭了中国传统的风貌，气质高雅，自然亲切，有着持之以恒、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有人说张大千：“虚怀若谷，气象雍容，由于谦冲风度，造就了气势雄伟的风格。他的艺事已与自然结合一体，正如他的人生与自然合而为一是一样的，随心所欲而不墨守成规，达到了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他崇尚自然，悠游自在，更富民族精神，正气凛然，具有高风亮节的君子之风，虽然生活在现代社会，却陶醉在古人的精神生活之中，所以有人说他是“现代的古人”，认为他的逝世，不啻为中国艺术家传统的潇洒形象注上了一个“休止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