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窥人
1959年9月，流放我到北方边境的第二年，我又与二十来个互不相识的人，脚尖踩脚跟，相继钻进大森林边缘的一间地窨子居住。最先伐木，而后，沿山麓一圈，打了十三座坟墓形状的炭窑，剃山们的光头，烧枫炭，替公家开拓挣钱的门路。
这群被叩上荆冠，食粟茹菜亦颇艰窘的人，到底逃离（被逐出）假面社会，在林木秀茂的腹地栖息停当了。渐次间且与耸天而语的枫柳榆杨推引融解，谐慕相处，直至成为投缘的人。但没有一片叶子晓得，我们是来砍它们头颅的刽子手。栖息既久，厮磨日深，我才突破陈旧的知解畛域体认到，我们逃离的通都大邑，其实是葬送大自然的墓地，是毁掘一方大自然后，种植屋宇，繁衍人类，拓开昼夜“谵语”连天的市街，栽上失掉自然风情的街树对之守望，让难以窃逃人生苦乐的子民，让思想梯度悬殊的官商黎庶人等，颠倒在这些市街上。于是，自然万象相继死亡。尽管上智人物们象征性地把“大自然”的花草林木装饰在公园里，并将大自然的灵物熊狮虎豹囚于笼柙向人们展览“大自然”的风貌。然假造的伪色，与“可餐”的“秀色”毕竟相去十万八千里。
这次迁居于地窨子，命遭丁酉（反右派的1957年的甲子）的人中，穿过橄榄绿的人居多。有的如周素新现已物故，有的如潘荣光不知去向，有的如被人背后呼为“国际盲流”的陈尔真，新羽丰肌，八十年代据说在厦门大学任教（原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制作动画片，七十年代曾在虎林一中教英语）；还有位四川老乡小罗，中央教育部来的，北大出身，我们一盘锯伐木，一见如故，有倾盖之欢，不久浮肿，下山投医，再没归来，生死未卜。由于一见如故，来不及探名问姓，至今思之，憾不能平。
而在当时，我们从无涯的大旷野，突然被推入这种大自然的石榴裙下栖于一枝一巢，也就恍如旧雨新知了。林间无路，随便走走脚都熟悉了。我们提着打炭窑的木榔头每天横越森林腹地时，每每风惊叶落，芬癙入怀，每个人由此都听见林风用无言的语言媒介道破的大自然的清香品位。从此我们悟透，通都大邑确实是对立于大自然，以毁弃大自然为代价而崛起的世俗复杂社会这个哲思。
住在这个五千年来都没有地名的林荫交叠里，谢绝故旧，远疏世俗，方才感到一切都在红尘之外，恍如落脚精神净土。每天推开地窨子的门，看到的每一株树的形式感都很清晰如画，这株的形式感与那株及东西南北各株形式感的比肩，并存，勾勒出谐和安详，流泻着艺术话语般的自然美。我们两年前刚从政治暴风雪的漩涡中蒙羞而来，在交谈中便有一种共识，认为以人际关系的龃龉为其性格特征的世俗社会，没有人和大自然默契相处的那种亲切，温存，纯洁而无利害冲突，即使那美丽绝伦的境域里，忽然跳出一只野兽把你吓跑，而你，却依然思念着她，渴望回到她的美丽绝伦里，去提取一些人际间缺乏的补偿因素。
在这种自然背景下，我们忽略了拂之不去的饥饿，而饥饿确确实实向我们袭击来了。
在我们的一怀洁思化为淋淋漓漓的汗水中收获季节告终，收成还算差强人意。但这一丁点儿没有左右到我们的生活水准。我们都感到，原先全国各地无代价支援垦区的供应线都在压缩或已剪断；我们已三月不知肉味，分场商店每月一次开来开去的流动售货车绝迹了；偶尔难得吃一次大米，里面尽是米粒状的碎石。饥荒之象，已由无情的人与被蔑视被虐待的大自然这两个不协调的因素酝酿成熟，向我们这群躲不开的人探头探脑窥视了。
群山与森林形成的笼柙关闭着我们，变我们为聋子瞎子。天然环境的封囿，消息渠道的闭塞，使我们不可能了然全局，考察不到社会流变的脉络、细节，领会不透普通子民精神底蕴的实质，只能凭借供应尽寸的短缺及副食阙如，来判断身外世外之事。
我们看不见社会是什么样子，然而，社会看见了我们是什么样子。原先我们管够吃，不限量。1959年1月开始黄牌警告：定量供应；定多少量，并无明文。有些人不免枵腹从公。难以果腹的话题，被人们在背后或长或短议论，长吁短叹不已。非“右派一族”的家属尤为敏感，公家地里的土豆刚刚收获尚未运走，就手提三齿钩涌到地里复收，顺手牵羊的事自然难说。我8月仍在放牧，呆头呆脑的猪们亦萌发自我保护的小智小慧，圈门一开，立即走火入魔，拼命向土豆地奔突，唔唔交谈，不断拱出又圆又大的土豆，嚼得津津有味，令我羡慕不已。总之，五花八门的变异，使人预感到巨大的困难可能横亘面前，可万万想不到，种皇粮吃皇粮的人，会在太平年月饿瘪肚子。
芳草无涯，不能解饥，然引出人钻牛角尖的思维。1959年7月，上边派交通部打下来的胖上海人老黄帮我熬饲料。有天午间收牧，却见大锅贴满香喷喷的玉米面大饼子。老黄说，劳改犯在附近修路，借我们的大锅贴一锅饼子。老黄问劳改犯的定量，说每月48斤。而我们，是30斤。一锅饼子，物品亮眼，发人思索，让人不能不向事实折腰，问题如庖丁角牛般立刻就得出答案：我们这些被人痛击的“诽神谤圣”之徒，果然被人判为“罪”在桀纣之上，以致我们的生存价值生存标准远在劳改犯之下。我愣怔半天，欲哭无泪。事隔四十余年，我依然不敢疏忘此事于万一。这是五十年代的事实。
大约秋8月末，我奉旨将养猪事宜交给铁道兵来的山西人章云英夫妇。这阵子，打麻雀战的大兵团作战方式，改为化整为零的散兵作业。我又成了散兵游勇，忽而修桥补路，忽而到大田码垛。伙食也由按质论价付款的方式，变为沾了全国刮共产风余沥的“共产主义大食堂”，有时让人白吃，有时每月六元包干。我们的口袋好歹每月至少能剩22元。
人处于窘困时期，就像风浪里坐一只船过河，人际关系会相对趋向平衡。交通部来的，替我们主灶的小金，有感于此，也很卖力。他拨开压花的荆棘，独出一招：为饱我们的口欲，又不犯超支下粮之病，他熬起了土豆泥，按一斤面粉掺五斤土豆泥的比例，蒸出的馍鲜甜可口，人人胃口大开，我和空军来的大肚汉唐持甚至还展开较量，三两一个的馒头，我们都吃掉八个，接着我又加码半个，唐持只好甘拜下风。这种饕餮之争，正是饥饿扰人的反映，人的肚子已空空如也。人们相处，注意力都牵扯到这些方面去了，意气之争就大为减少。
但是，饥饿越来越不可漠视。我们不止堂而皇之乃至肆无忌惮地在大庭广众訾议，而且深切感受到饥饿的侵扰。9月底住进地窨子后，劳动形式出现作坊作风，每天开两顿饭，上午八点半，下午三点半，膳食之糟糕，又回到1958年初到边地时的老样子，过之无不及。主食顿顿是土褐色的两个拳头般大高粱米面窝窝头，菜肴是冻萝卜缨子。虽说不见可欲，其心不乱，但肚子反感，愤忿依旧切齿上脸，主灶的小金难为无米之炊，多次提出辞呈均被焦勇夫驳回。我于心不忍，乃开箱将58年59年夏秋放猪时捡的几斤干木耳蘑菇交给他做汤。
地窨子的生活，只有我们这些阳禄未终的人才感觉“香留舌本”而品不出死亡气味。地窨子多设于阜冈地势之处，水源相对短缺，周遭如无积雪化水，主灶的人便只能拎着水桶，像化缘僧那样，到远远近近的泥沟小汲几勺，以解燃眉之急。蒸馍的水一经反复使用，类如阴沟泥汤，其味刺鼻，蒸出的窝窝头色恶味败。此外，盥洗供水自然免除，我们也没人携带盥洗器具。我们这种咀嚼艰难的内化力，与适应厄运而不乱的内控力，都是前无古人的。以故，人人如鬼，相安无事。
饥饿扰人的日子，一饥未解，一饱难求的人们，从走路的姿态都看得出来，像川剧庄子戏妻戏《南华堂》里的二百五，扇子都能摇动，都是一副“不似之似”的抽象样儿，纵然空气具有世界第一流的鲜美，纵然风景具有世界第一流的亮丽，令人洗眼见爽，骨力怡泰。然而，这类精神满足抵消不了肚子的饥饿。
何况我们除生理上的饥饿难以缓解外，更有一层心理上的精神压力无法缓解。十三座坟墓般的炭窑打完了，接着，我们将扮演屠杀美丽的刽子手了。纵然百馐罗列，五味杂陈，宴请我们做这种角色，我们都会拂袖拒之。如今，站在低檐下，饿着肚子叫你也要杀去……
地窨子之夜
像一匹驽马，多年服役于政治驭手驱驰的铁甲车，也没尥蹶子，只偶尔开口舒舒气，不料屁股上沉重一鞭，就被赶到这个“圣土秀壤”来了。一前一后聚集到这个车成马就的地窨子里的，都是缺心少肺，跌倒在地的人，亦即因唇齿之罪成堆儿被赶到边北的流徒。先在风雪长大长高的旷野拓荒，播种，收割，开河，伐木，放牧，疲于奔命，幸而不死。如今瘪着肚子，出入于秀茂流脂的大自然之中，被诱惑，被感染，被点化，渐渐在饥饿与大自然的双重启迪下，感悟到了，人际间需要和缓与稳定的桥梁，乃是一种生存的必要。
那时我们的生存天地，几乎艰窘到了生而不存的苦况。
现在住到地平线以下来了。这个茅草梳着刘海头饰的地窨子，层次最为陋鄙，没有窗户，没有椽子，室内没有通气孔道，火塘里投放的是炭头。炭头是，炭窑装足木头点火后，火焰便从上往下，也就是从顶着窑盖的头向立地的脚跟燃烧，不是凡俗理解的，从脚往头燃烧。没有烧成木炭的木头部分，称为炭头，这是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的废品。炭头刚投入火塘时，青烟缭绕，呛人，在其透红透底前，门须敞开一条缝隙跑烟。门虽半敞，每寸空间仍极暖和，数九寒天，子夜时分，我们也没有感到过寒意，可见地窨子倒是适宜于羁绊我们这些性行刚正，世所难容者的笼子了。
地窨子多设于浅阜矮丘腹内，掘地而入，深达三四米。走下荒草稀疏的七、八级泥土台阶，即走到为开门之便而空出来的，东西五米多长，南北六十公分宽的一条空旷的廊道（北大荒住宅大门俱往外开，许与防范野兽破门而入有关），入门则是东西相对的两铺木头支搭的草炕。东炕横抵南北两壁，西炕南端留有一方闲地堆放杂物，火塘亦设于此。
拉门而入，白昼如夜，夜似白昼，这是缺少窗户设备的地窨子的原貌，开初，住的人都很不习惯，久了才自然了些。
深山老林，昼短夜长，冬季尤甚。上午七、八点天才拂晓，午后二、三点，暮色便渲染在林子上了。我们每天在地窨子逗留的时间，长达十七、八个钟头。入夜，两铺炕前，两根绷直的铁丝上就坠着十几盏煤油瓶灯。有的两人分享一灯，有的一灯一人。因为无桌无椅无凳，迁客们都下半身伸入被子，支起上半身书写浏览缝补（山间无路，出入灌木丛时，衣服时被撕破）。黄烟炭烟灯烟混杂散发着朦胧之雾，既模糊又淡然。恍惚一瞥，洵如腮边怒放十余朵石榴，馨染视线。这儿是冤案窝子，欢愉沉沦，然灯粲炭红，人随心远，都可放任思想于千山万水之外，缘续千里，以弥补旷途绝险之隔。不过，精神优美，语言优美，物态优美，以致家长里短，琐碎闲言，地窨子通统没有。我们仿佛在世界地盘外活着，但我们也不是没有自己的世界，如脚底这方“圣土秀壤”。这里如果还有一丁点儿“人情味”的话，总也是瘦削的畸形的，这就很不错了。住地窨子没有完整性可言。
地屋内糊涂，出门就不会糊涂了。
一湾又一湾秀林，纡曲环绕地窨子，宛如崇拜它的溪流湖泊流泻而至。闷在地窨子里发呆发傻的人，不时出入，也就沾着些许灵气，甚至于忽然萌发一些抽象思维的美，空灵通神；而纯洁无瑕的树与雪的结构，还可做人的“文学模特”，给身上扫除一下思想忧伤。
虽说身外没有收容我们的世界，没有足以庇荫自己生命的屋檐与篱笆，我们毕竟比同样“穿鞋戴帽”的同类，比饥饿在暴风雪中的人好受些。优美的风景虽不是俭岁梁稷，我总感觉，静止如水的自然，可以半饮，虽不解饥，仍可止一时渴。人与自然，被地窨子开门关门互为吞吐消化，沾丐一庐的炭火，也使我们饥而不寒。精神比躯体更需要休憩，地窨子便是我们日后远涉岁月的过渡驿站了。我们在这儿的生存方式，是搁浅，不是停泊。我们这些被人出卖的坦坦君子，决不会被引流到草鲜花冶的众香国里去的，住一天就坦然一天好了。这些话虽没人敢说，却装在肚子里早发酵了。
我想到来这儿前两年的艰窘生涯。
被政治暴风雪击倒在地的我们这些人，是属于政治破产者之流亚，渴求皈依人的位子也都很难。我们不敢承认，也不敢注视自己的存在。当我身披一袭无形的罪衣，头顶荆冠，一无所有地抱住“所欠惟死”的心态，以拓荒者的坚毅形体，以生命为许诺，以血肉为代价，卓然兀立在无边的处女地上，让无边的胡貉之地，逐渐熄灭荒芜以接纳我们的血肉之躯，听命我们的安排。这时，我们忽然回头一瞥，才寻找到我们的另一种存在，发现我们这些流放来的“罪人”，也是一尊有精神力量的实体，是困难的死敌，是大自然之子。这形成了黏合群体的一种观念，那种彼此怀抱戒心独来独往的个体，开始探索性的交往了。我们是在这种饥饿的时候聚集来的，饥饿使人失掉斗性而和善。
自我的赝品、赝品的自我开始收敛了。
自然，地窨子不是闲聊的茶馆，而我们又远不具备闲聊的品质。石榴灯下，沉默依然是地窨子每夜的主题意象，这是一种精神现象，因为，我们都没有步入正等正觉的境界。对谈是磨合时间，沉默也是磨合时间，一个有声，一个无声，个中三昧，谁能化脓解瘀言之？谁能诠释：千言万语沦入沉默消解，是什么颜色的悲哀？是否不说就是说了？我们高举的手制偶像也是沉默。沉默是我们追索热闹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你该相信，有些时候，无言的表层感情往往容涵着坚实的热闹，人人的内在感应都表现在如深水港湾里的船只入眠的状态。这是那种年代我们的一种生命状态。“右派”脸皮上的微笑合乎政治逻辑吗？肯定是受用不起的。
我们品味逃离了玄天乎地境界的沉默，是品其穆然而非木然，它让你在封闭中感受种种丰富：白昼是古井，沉默到底，没人说话；入夜，各想各的，异趣异逵，凌跨时空，不计主题。有的屈膝做桌，有的兀然端坐，有的细声款语讥弹世态，但从没人指切时弊。静的婆娑世界，图案清晰入目，一人一态，一人一相：拨弄炭火，压雪化水，东张西看，望灯沉思，飞针走线，手不释卷，缓步过道，推门远眺。无时无事不静，而心思活着，如灯而燃。尽管人人都像有些变态，加上火塘燃烧时的絮语，灯花炸响时的火星，遂构成夜的独特魅力，囚地人文气氛。我们的思维活动，在地窨子是拐弯的，因为，活在这里的人，政治灵魂被抽掉了。
两排垂悬的灯点燃这些形象形态动感静姿，夜夜仿佛一样，却夜夜并不一样。或许由于沉默，由于静穆，有些事物，在密不透风的地窨子里，甚至包括时间、空间，都焐成熟了，我就品尝过时间熟透了而非不生不熟的那种果实。人人也知道，周素新与李春田两位，是遭遇了妻散子离之痛的人，当他们如达摩老祖，面壁不语时，那就是说，他们已走入这个痛苦的思考。于是，好像谁下了死命令，一起无语，一起沉默，没有人说一个字去挑破地窨子的宁和与寂寞，也就如在他们的伤口上种植鲜花而不是涂抹盐粉。这时，静穆就比语言表述的内涵深刻得多，空气熟透了，时间也不生涩了。
可惜天意弄人，这种囚居，一住半年。
横贯这半年时间隧道的主题意象是沉默，主题思想则是糊涂。想想也是，当流刑犯，瘪着肚子，还对地窨子津津乐道，非糊涂而何？
“货郎”归来
带着透身暖意，我走到地窨子外，往瓷盆里压雪，打算端回火塘化水，冲点艰难到手的代乳粉解饥。我的饥饿感，始于1959年8月。有天放牧，见一野物窜入茅草丛中，草高，厚实，蹦不出来，被我举棒击昏，收牧时拎着一只麻灰野兔回去，也没开膛，在沸水里滚烫几下，就剥皮吃了个一干二净。年轻时在成都盐市口，拌上麻辣酱汁卖兔肉的小贩，满街都是，跟踪吆喝，诱你问津，我一口不尝。这次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尝野物野味，吃得心安意得。吃得自己都吃惊起来，我实在饥饿了。
今夜买到正宗的代乳粉，反而使我想起几个月前，品尝非正宗的野兔子肉而不恶心的事来。这种代乳粉，人们都叫豆面，掺入不少白绵糖（当时四角五分一斤），每斤买一元四角五分，用水泥袋纸包装，一袋40斤，一斤的价格相当于七斤杂鱼的时价，是农场的土特产。吃的时候，用温水调匀，加热后小半盆能膨胀为冒尖的一盆。在饥荒早已抛头露脸的农场，十分畅销，也只能买到这种高价物品，没有其他食货供应。
林边浅沟里的雪，如羊脂玉，细腻粹白，在月色浸润之下，纯洁洗眼，给人一种视觉上的美感。每次在火塘上化雪，清澈明洁，一尘不染，每每使人感到红尘已远，客子无归之叹。
压满瓷盆支起腰来，那夜，我惊呆了。年来，饥饿之风，将人们脸孔上的红润，纷纷吹落，吹上苍白。我一支腰一抬头，怎么对这种压抑我们的环境天地，居然产生认同感呢？
我支起身子时，偶然向地窨子敞开缝隙通气的门一瞥，骤然看到绯红嫩暖的灯光炭火，若一丛红玫瑰怒放到门外。近两年左右，从我1958年4月23日流放到边境开始，实际上过的是半劳改的生涯，每天的劳动时间，都在十七个钟头以上，破晓前三点出窝，傍晚八点收脚；此外，半夜三更，时不时还有突击任务派到头上，伸眉肆时的休沐日一天没有过。1958年严冬打冻层，睡冰大坂，开掘坚硬如花岗岩的河道，尤为艰苦，几乎死在那里。这天夜晚，才见到一丝芬馨，甚至，不禁使我想到宋祁“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名句。接着我自己就骂开了自己：狗屁，什么春意！历涉苦难人生悲剧的不幸者，即使一丁点儿与已不相称的恬和，从脚边滚过，他也会那样少见多怪，惊怔无已。
其实，这是不属于我们的镜花水月的一种逆向媚气，与扑到身上来属于我们的寒流，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对立存在。这种逆向表现的媚气，是饥饿陶冶出来的副产品，它媚你片刻的代价，是对残忍的饥饿现实的容忍。1959年，我们将一怀洁思化作淋淋漓漓的汗水，灌溉出金字塔般堆砌的粮垛，而我们分享到的，却是：饥饿。
我们的供应，每天勉强维持在8两左右。而烧炭的活计中，伐木，截木，装窑与出窑等等，都是重体力劳役。敞开肚子吃，8两不够一顿，再要瓜而分之，只能开两顿饭，劳动时间也就不能不定为夹在两顿饭之间的六、七个钟头。这就像把压断骆驼脊梁的那根稻草，暂时取掉那样，与原先比每天少十小时的活，而且，劬劳委地后，突如其来楔入突击任务的事，也取消了。余闲既多，芒忽相望，看面孔看熟透了，心也悄悄相印了，我们这些糊涂虫，也瞥见媚气，有芬馨之感了。
这种异样的一时感受，使我停步在雪地上，思味不已，眼睛只顾直勾勾望着怒放到门缝的红玫瑰，以及那典雅的雪压的屋脊，那几根以矜持的线条勾勒出来的一幅不俗的肖像画，有一种肌理状态的效果，我们仿佛自拥了一方小小天地了，这是不是纷至沓来的饥饿把我们饿昏了产生的错觉？
我这种不合时宜的一时心境，与“货郎”刚刚驮货归来营造的氛围，也许息息绾连。周素新是烧炭队头头（也是“右”字号人物）指派的“货郎”，每月外出一次，替我们和山外世界打交道。他刚归窝。当几句声响洒落门外，我才回过神来，匆匆赶回地窨子去。
这个坐落在大森林大山腹地的地窨子，与外部世界处在隔绝状态。然而，我们既然还活在世界上，也就不得不每月派人出山，采购生活必需品，收发邮件，领取大家微不足道的生活费。这个相当于“货郎”的角色，派给了原北京警卫部队的军官周素新，外号红鼻子，身体结实，脾气好。他外出两三天后，于抵暮返回地窨子，累得支不起身子，我们这些苦行头陀劝他先睡一觉，他就和衣躺下了。
晚九点后老周倦意消解，看到迁客们期待的眼神，一骨碌跳下炕，先取出些信交给收信人。地窨子寒灯粲然，火塘炭红。陈尔真开始夜课：锉锯了。他是专职锉锯手。锉锯声柔润怡人，有时还起到催人入眠的效应。
老周挑回来的物什，放在两炕间的过道上，百十斤不止。由于都是一个品牌的人，又处在山高皇帝远，无人问津的苦闷角落，随着分散物品的物质活动，也便天南海北，七嘴八舌，不由经论，放谈自如一番，把“货郎”围在中间考问。老周有时也言不由衷，问东答西。这是破两年来噤若寒蝉的先例的夜谈。
一个月中，也就是这么几个小时，“货郎”归来，分发实物邮件的时候，过得还像个人的日子。人对人的防线，如果平素还有那么一点的话，这时也撤除了。这些人下人，都伸出耳朵，想聆听山外的世态变化呵。
老周的线路图清晰如画。他先到统管我们的云山畜牧场领生活费，扣除每人每月六元伙食，每人实得22元；该发该领的邮件，一一领发。而后根据出发前登记，遂一采购，记下价格；有些物品，例如烟叶（香烟没有，即使买到，一盒“蝶花”一角卖到一元）、棉胶等紧俏货品，需远走虎林自由市场去碰运气。出门费事，费力，费钱，老周朴实，随身带着糇粮水壶，去得寒碜。回来则负重如牛，走得掉魂掉肉，一脸倦态。而地窨子内，却弥漫着超越时空的那种气氛：我们这些打尖的过客，足不出户，居然也独沽一壶，各有所得。
进入这种各沽一壶的情感空间，人们从嘴里吐露出来的是语言，是疑问或是解答，不是腹剑。离弦走板的话，也有人敢问两句，也因此，才使恒河沙数般的忧苦消解了一些。
时序迁流，斗转星移，每月深入心灵空间的常态画面，那几乎是濡沫相存的，怡人一夜的世界，“货郎”归来的夜晚又到了。这天顷刻过去，需苦等一月，才能轮到。老周这次归来，负荷最重。除针头线脑，邮花纸张（缺货得厉害），少量烟酒，每月固定的二十斤煤烟（一角二分一斤，没法分斤掂量，放在炕下公用，费用平摊）。这次我记得千真万确的是，买回不少酱油膏，一袋代乳粉。这袋代乳粉，分出十余斤后，没人再要，被我买断。分完货品，老周开始谈些见闻，许多广为人知的事，我们却闻所未闻，叹为新鲜。总之，山外千姿百态，依然可用两字概括：饥饿。据老周说，虎林街头巷尾，到处可见不少体面的人，拿着高档衣物、手表兜售，换钱充饥度荒，成为一怪现象。听起来中国好像在饥饿了。
往地窨子走时，方圆二十里邈无人烟的宁静，使门缝里漏出来的只言片语，即使听不清楚是什么话，也使人能心领神会其意，在感觉上，地窨子似乎独具一种引人入乎其内的应变力，它宛如一座恬和的教堂，而且还是，让你进去解饥，不必去膜拜偶像忏悔的教堂。我一拉门，走到枫炭透红的火塘那里……
货品分到手的人，正挑灯与老周夜话。在我们的生命抑或命运尚未定位的时期，这个地址，就是精神上也饥饿的人们的避风港了。
癚象续篇
折翅于完达山麓十里森林里的我们这支伐木队，就其文化素质而言，在煌煌中国版图上，恐怕是独一无二，无出其右的。虽说时运不济，一林之中，尽是早已“收名定价”的失路之客，然除开读书种子外，还是读书种子。这种优势在严酷的劳动场合就变成劣势了。起码我们是没有回家路标指示的人，这种没有归宿感的人，往往也很愚蠢。处在那种封闭的、精神奴役的圈子里，环境与负罪心态，使我们放不长思维跑道，故小彻小悟都谈不上，甚至还失掉对任何事物的洞察力，纷纷降格为末流星象师不如的狐言鬼语的制造者散布者。
刘森之猝死，造成一场不小的精神地震。
人死了才感到这人的可爱。面对死亡才使我们发现生的尊严。为人冲和，貌如其心的刘森，仿佛以其姓名谐音“附”讳而留（刘）在古老的“森”林了。天高不闻，地远不应，我们这些不擅琼思玉想的人，忽然涉入这种谶纬像语言境域，倒也不是良知澌灭，而是过度忧生伤死，计无所出，这才抓起枫炭当红薯，急欲解惑，以安人心，信口说一说的。我们是最知道是非的人，这时，好像又不懂是非了。刘森的铺位始终空着，没人挤过去。连续几个夜晚地窨子的灯都是哑巴的样子，空气也死了。大伙匆匆啃完一个三两的高粱面窝窝头，喝半浅碗汤水（积雪化的水）；全都蒙头大睡，这大约就是我们最沉痛的悼念了。
“右派”之死，比之墨子提出的朴素最原始的“桐棺三寸”（《墨子·节葬下》）的设想，还要朴素原始。象征性的粗糙的三寸“桐棺”也一概从免，以大地为载体，赤裸而入，所以，到何处去涕零我们都不知其所往了。然而，人们眼里有泪水，我就在林深叶阔的一个地方，看到了最年轻的伐木人李廉青的泪水，那是刘森归道后好些日子的事了。音容虽逝，心迹长存。
处在“伐毛洗髓”改造中的人，那种常人无涯之戚，情不可终的情绪，绝不可能拖泥带水地老纠缠着我们这些人。我们连自己的身子骨都不拥有，自然也就既不拥有欢乐，亦不拥有悲哀（这不，哭的地方都找不到了）。我们有过剩的眼泪，也不吝啬挥洒。但在沉重的劳动与饥饿中，我们总是感到岁月阑珊，筋疲力尽，对前后左右逼视我们的问题也都难以尽言，难以言尽。刘森辞世的次日午间，上边大约怕触动我们的哀思苦想，不知从什么地方派来了几个人，秘密地草草将他埋葬了。谁也不清楚埋在什么地方。这是当年北大荒处理“右派”死事的枕膝独传方式。我们连问都是不敢问的。
我们对这种处理方式反感，愤慨，“人奴而养”，“刍豢养之”，无过于此。但愤慨闷在肚子里，不敢说。朝夕相处的人毕竟有感情，何况刘森人缘好，我们都想凭吊他，以寄托我们一些哀思。然寄托无地。以故每天来去，老是感觉林木间浮动着惊愕气氛，老是感觉断桥分成此岸与彼岸，谁也见不着谁了。我们故意避开走熟的老路，故意躲开被死亡猝然击倒的那个罪孽的场所。我们因此两次迷路，在老林里推磨，走不到昨天开锯的场地。开口便俗的周冶秋，说了句极俚俗的话：真是拐子的屁股：斜门儿。话虽滑稽，没人笑。笑不起来。我们这群人中，最苦的，是与刘森一盘锯的老魏头，他亲眼看见杨森当胸一击，击得刘森口吐鲜血而亡的惨状。意夺神骇，心折骨惊的老魏头垮了，他老觉着自己时不时也在口喷鲜血，步刘森的后尘。
事过不久，没有斗斛之禄，每月只领启动生活的28元而默然用命的苦役人，遇到了一场“大雪满弓刀”之雪。临近薄暮时分，林子内外，飞飞扬扬，狂风肆虐，掷地而起，树木折腰，路径失迹，形如黄河长江弥天泛滥。小头头一看扎眼，立刻向远近传告命令：收工！
那雪之大，风力之强劲，使往回走的人竟挪不动步子，个个素衣缟服，若举幡而前。大伙遵照命令，捏成一团闯路，怕再闪失丢人。大雪围着人的前后左右浑浩流转，刮起移天易地的大烟儿泡，甚大甚急甚凶，将我们卷入急流的旋涡，脖颈袖口裤角全塞满雪粉，给人增加了一份沉重。最精明的几个人，包括主演《小兵张嘎》的主角小张，走在前头探路。遇着这种变脸天气，幸亏当机立断，及时撤退，离四个地窨子的聚集地又不很远，虽说几次走错了道，但纠正也快，七点左右到底还是摸回老窝子了。万一失落野外，找不到暖脚暖身的“驿站”，死在半路，亦不稀奇。我们肤浅行事，遇灾罹祸不能观其堂奥。这天没有迷途而知返，带点侥幸。
我们这支伐木队，有人专司锉锯，捎带管烧两个地窨子的火塘。
我们走下土台阶，拉开地窨子的门，温馨之气扑面而来，我们的精神巢穴到了。火塘里炭头透红。人们都在门外扑打尽满身的霜雪才进门去的。那个多嘴多舌的人又谈起老生常谈的话题来了，他劝告锉据手，勤到外边铲铲积雪，说这门（北大荒的门全是往外开的）若被积雪封死，金刚力士也推不开，火塘里的二氧化碳排泄不出去，会捅出大娄子。我们认定，这场大雪，一夜指定下不够。我们倒可由此歇几口气，养养精神头儿，刚辞世的刘森，也会得到一片安息的净土了。
沉闷了好几天的话匣子今晚上打开了。
话题自然离不开上工、收工走岔了道的事，今天要不是走错了道，早就梦见周公了，何至于连饭都没有打到手。有人插话说，在父天母地的北大荒，走岔了道算什么？小菜一碟！有人不这么看，认为天天见面的轻车熟路，闭着眼都能摸回来，偏偏一再出错，这还不值得思索？东拉西扯，言人人殊，谈不出所以然。
这群高文化低水平的人，谈着谈着，走了邪道，抱着老皇历不放的人多了，终于又沿着谶纬象的小道走了起来，叹着气，沉默着。
我们被驱赶到这里来改造世界观，却被悲剧的余绪改造了。我也不例外。
疲乏的劳力汉子们，在柔曼的锉锯声与敲击屋顶、大门的暴风雪吼声中睡去，三、五声狼嚎挤入门缝，雪花挤入门缝，落入火塘发出滋滋微响。那雪真大，如激流狂涛在屋顶滚来滚去，门被咚咚袭击，就像不速之客叩关。
北大荒的野蛮风貌，使五湖四海流放来的劳力汉子愕然。地窨子门前的空当被大雪一夜之间夯得死实死实。其实，锉锯的人，一夜都在出出进进，进进出出，天色拂晓他才上的炕。不过半个时辰，门就被封死了。几条汉子拼出死力往外推搡，费去一个时辰，才挤开一条容人出入的空隙。积雪与门前两米深的大坑平齐了。外边只能活动两个大汉，一个朝东，一个朝西，泼水似地抡动板锹，掏了一个小时，积雪才被清除。可那雪仍从天上汹汹涌涌往坑里扎堆儿。大伙出门一望，积雪过膝，哪里还有路径？我们从未见过这么纯洁的世界，童话境界，一尘不染，我们手持饭盆不忍心迈出一脚……
不远处一声裂帛马嘶，使人全都目瞪口呆，怎么回事？队里的车把式小吴，足蹬长筒毡靴（东北人叫毡疙瘩），从运送粮食枫炭的马爬犁下来，满脸满身敷着霜雪，那马成了雪塑的马，嘶嘶鸣叫不止。小吴一头冲进我们的地窨子，抓下皮帽扑打起来，抖落的雪在火塘里响叫。有人问他：这种天气，干吗还出车？小吴唉声叹气说，出发时部队那边只星星点点落着清雪，靠近你们这儿，才有烟儿泡；要不！也不敢冒这个险。真是北大荒，一里一种气候。
雪大风紧，伐木只得待命。我们那时开两顿饭，上午八点半，下午三点半。头头让我们座谈得失。长期郁结于心的情感一下子冲开了决口。有人开门见山议论说，这场特大风雪，这里不见天不见地，相隔咫尺的队部那儿却风雪淡然，我看是刘森的阴魂不散；有人补充，说没错儿，我看也是。置身这种场合，记忆之弦脆弱得一个字都能把它碰响。但我守口如瓶，一言不发，闷在炕上，听人说“古”。人们都陷入玄而又玄的面向死亡的象怪圈转着磨子，据李廉青（现在东方红林业局，已退休）说，开锯之初，就有不祥之兆，有人伐一株黄榆，竟淌血糊糊的水，两人没敢声张，怕当报丧的乌鸦，不久刘森出事，更不敢说了……
晚餐前后，风雪出现收敛迹象。临睡前我们将门口外的残雪统统清除。次日拂晓，推门而望，才感受到东北的静态尊严之美，那封山蔽野的浩渺之雪，一统天下，皑皑而白，如配上那行走生风的难得一见的动态尊严美的东北虎，便是动静璧合的东北了。
我们不能不以猎人出击的全副装束出发，从棉胶到膝盖，用裹腿布捆实，双手套上手子。八个虎头健汉手持八盘板锹当开路先驱，我们随后用脚踩实。路的两边，顷刻堆起雪墙，低洼地带的雪墙高达六十公分，行步之难，于此可见。大约两个半小时（平时不过十分钟），才走到前天的采伐点，膝盖以下全部湿透后又冻成硬板。“雪后寒”的凌厉，使人上下牙齿碰得发响。
今天没有大干，也大干不起来，无非只是小试牛刀而已。锯声不温不火地响着，拂不落忧思，也没添欢意。举止都很木然。我们与伐木有感情隔阂，与环境有感情隔阂，加上我们自己的懦弱，心不在焉，使我们吃够一个个苦果，并在历经磨洗历经摧残中感受到现实的沉重，至于历史那份沉重就无暇去思索了。到采伐点后，惟一的收获是，人和人的距离消失了，饥饿以及大自然对我们的不宽容使我们产生了互相体谅的愿望，且有一种共识：这么蛮干下去，不伤骨也要伤皮，不出人命就是上上大吉了。伐木人的锯声是我们的一种语言，谁能听出它在絮絮叨叨说些什么？
人和人的距离消失后，夜晚的一盏油灯，就散发着温馨，也轻轻启开了感情交流的闸门。我原以为，这支高素质的伐木队，都因信奉“刘森”乃“留在森林”这种谶纬象之言而堕落了。可是，安徽望江人刘鑫、海军杂志社的范德一和我交谈，都持决不认同的态度，但又都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得体的解释吗？最后我亦认为：这虽是最蹩脚的解释，却也是最好的解释。往后大约再不需要这种解释了。
不！又被人“象”一次，在结束伐木那天。
上演悲剧的日子并非都是阴暗的。林间旷地的阳光，在四月出头的北国边境显得温乎乎如一泓止水。我们身边的树，每一株都是一名巨人。如今巨人日渐其少，到外都是敞亮的空旷。看得出来，人们宽容的面部表情表述的不是遗忘而是另一种沉重。尽管如是，处变不惊的伐木人，感到又将走完一段人生之旅，在敢效一命的冲动中，就有不在乎的样儿。独当一面的头头则忧心忡忡，盖所谓编筐编篓，全在收口。队部的苏医生平素不来这里，今天也背着药箱上山了。“鱼在水中，深浅自知。”没有人想到会发生不测，以故都有些忘乎所以。史宗仁那利盘锯伐的是榆木，树的正反两面锯口都已到位，茬口也锯到了尽头，树却岿然不倒。史宗仁自然而然走到树前随手一推，哪知这棵桀骜不驯的榆树，倒地时往后一击，击中史宗仁的腹部，击倒在地。苏医生奔了过去，立刻采取救急措施，连连剔灯救蛾，用尽抢救手段。眼看逢凶化吉无望了，他才下令撕碎衣服绑担架。鲜血从史宗仁的嘴唇流了出来，前襟尽湿。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忙对身边的知己说：“我死而无怨，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妻子儿女……”抬担架的人一听，泪水长淌。走到半路，老史停止了呼吸。江淹说：别虽一绪，事乃万类。这种生者死者之别是最伤心最落泪的一类。血相视的人不抬了，不走了。没人走动，没人说话，人人苦泪横流，坐地不起。停放担架的阳坡上，冬雪初融，数花偶发，依草而出，像对踽踽独去的史宗仁发出哀思……
这是住地窨子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们的乡土是天涯，随处都是驿站。我们该走了，我们分享了清丽古朴的大森林的尊严，糟蹋了它，它也糟蹋了我们，讨了我们两条人命；我们无所求而来，又无所求而去。当两条生命倒地时，那个神会造化的磬磬一老，那个叫周冶秋的人又慧黠谐谑而悲哀地说了：
“开锯时刘（留）森去了，收锯时又走了一个“失踪人”（史宗仁），命也夫命也夫！”
听着听着我们心里淌着血。人们却认可了。
林如人
我被驱赶到边北胡貉蛮荒之地后，依然昼夜苦于政治帽子勒着头皮，勒得惊寒发憷发慌，到处受人蔑视，抬不起头。不料一入大自然，走到深邃的茂林秀木盘桓之处，这顶被人横加的“帽子”好像就飞掉了，不存在了。走着走着，身子清越，脑子灵发。何故这样呢？没遇见人？未必尽然；我在草甸子放牧，也没遇见谁，仍感那“帽子”压得紧。我推论再三，怀疑人类许多好的品质，原先仿佛都由我们的先祖提炼、汲取自大自然大森林之生存状态。如今，能亲近我们这些落难者的，只有坦坦的大自然了。由是，一入林子即如见故人。在这种佛国净土，空气恬鲜，叶子碧玉如流，时花吻手，芳草暖足，好鸟弄晴，林溪涤尘。我在这里才发现自己仿佛站在一种哲学高度上，“帽子”于我何有哉，有没有一样。
这就是1959年冬，我带着饥饿的困扰，第一次走进完达山余脉树与树结构成的大自然时的最初感受。我几乎流出了眼泪，这种感动是纯自然的，没有政治动因掺杂其中。
过去，我们只在草甸子旷野劳役，垦荒，播种，脱坯，筑屋，与这个林荫洗面的大自然比较，那种大自然显得呆板粗犷，矮咄咄的像个塌鼻子女人，没有林木交臂的立体感与静态美的气势。草甸子人迷不了路，大森林里迷路是常事，故而更加迷人。我的老家峨眉林荫遮蔽，名木流芬，可那时我到大自然的森林里，是去休闲取乐，一无日后出身之累，二无今日“帽子”落顶之苦；如今到森林里，荷“罪”在身，顶着政治帽子，来是消灾补过，服劳役，伐木，烧炭。
伐木是与大自然为敌，而非与大自然为伍的行径，是项羽扛鼎拔山的重力气活，将茂林秀木毁容杀绝。处在愚昧于生态均衡的那个无知年月，我们亦知是白羽入泥，干的是不干不净的缺德的活。树被纷纷伐倒，便觉人头纷纷落地，木屑一如树木的血液，流淌一地。这时我们就感到人如林（我们也是被伐倒的林子），林亦如人，我们有着感同身受的痛苦。而久已窥视我们的饥饿，随着劳动量的骤然加剧，一下子在肚子里揭竿而起，闹得你五佛出世，忍耐不着。别的分队，头头也是“右”字品牌的人物，可人家却挑选精悍卒子，四出掏老鼠洞，受益不菲。望着携带掏洞工具，扛着沉甸甸麻袋，来而复去“打野食”的人，我们除投以羡慕的眼光外，对焦勇夫的过于拘谨持重，产生了一种失望，幸亏优雅的大森林，每天用“若可餐”的“秀色”给我们洗胃，仿佛也替我们分散些许苦难。
当我们从人情淡薄如纸的都邑被逐出，左流右徙，终于接近妩媚默视我们的大森林，承受他恢宏纯洁的品格陶冶，挖山野菜，挖野百合的块根充饥，从此，久久凝视，亲切交往，采他的肌体烧炭，温暖我们的巢穴，这时才发现树们独特的“人格”品位。树如人，林如人，人如林。他们的生存方式，无疑曾是我们活动在大森林中的先祖汲取的生存范本。他们盘根错节，有限的生存距离是这样亲近，远望如拥抢而生，永恒地，彼此厮守着，一步不移，像一个誓死与大地共存亡的家族，活得蓬蓬勃勃，活得骨力非凡，除非盗伐者如我们闯入（连砍伐他们的贼子，他们也没有学会断然拒绝，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愤怒时刻，才撞死过两个腰斩他们的人），他们不失掉或赶走任何一株，因为，他们不争地盘。即使特大暴风雨暴风雪雷殛袭来，偶有浅薄的巨人树被连根摧倒，他亦不会叛变大森林，而是长跪不起，如在忏悔他们没有充分吸纳大地的感情之过。
望着这些倒下的林木，每每使我默念着“忍看朋辈成新鬼”的句子，思念因饥饿而染病死去的、被树愤怒撞死的几个人，戴着一顶政治帽子半途饮恨离去，到阴曹地府也是痛苦的。
讨伐从古至今荫庇着人类风光着人类的森林，居然出以时髦的新招，以“放卫星”的突击方式相吆喝。我们那时缺乏生态平衡的观念，亦不敢罢工怠工，只能借助饥饿的口实，慢条斯理悠着干着。我和海军杂志打下来的范德一，拉过一盘锯，后来就和教育部栽下来的小罗，忘形尔汝的固定在一盘锯上，直至他撒手人寰。那柄锯被人称为德国快马子，锯齿一吃进木头，木屑就如血花喷溅，一抱的树，十几分钟就能撂倒。我们在扼杀美丽，与如人之树为敌，林荫深处流响着“顺风倒”“顺山倒”的口号，为森林被毁灭唱着挽歌。这是万物之灵，五行之秀的人制造的悲剧节奏，剃山丘的光头，不问良莠，一律腰斩。
到处有骚扰的锯声，在锯断时间与空间，如人的林子倒地了，树桩如古战场上死难者的头颅。许多原木码在人迹难至的谷底，除上报一笔功绩外，转过两个年就会腐烂如泥，而长大成材却需要几十年。我们在背叛大自然的恩泽时，也受到大自然的严重警告，先后有三人沉痛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他们是无罪的。
尝一脔而知全鼎，处在那个楚痛的饥荒年代，人人如树瘦，而有的树却又为人瘦而死。原先，从虎林到西岗的六里公路两侧，碧流成一条溪水的枝茂叶亮的老榆树，少说也有三、四十年的树龄。“自然灾害”三年，树皮全被剥光，百里之内也是这样，无叶无花，一起裸然而死。当人的生命受到枯萎之灾的时候，都忘了树的好处，拿树开刀了。
我们在森林中栖息的时间是有限制的。春暖雪融，土地等待我们回去播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怀揣难以解释的矛盾，依依告别森林。我们不再与他刀刃相见，伤害他了，他也再不能提供美丽以缓解我们的饥饿于万一了。
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到1961年，农场个个内外拮据，捉襟见肘，连我们这些人每月28元的生活费也支付不出来。我所在的农场分场，为摆脱困境，乃于1961年9月18日，离家百余里，派人深入完达山大森林，为公家捡酿酒的橡子。
1961年9月21日，为独辟蹊径，不和于众，我块然独行，在林木如人的大自然中，忘乎所以，竟迷失于茫无涯的原始森林，找不到归路。险惶恐外，还不无担心，我是顶着政治帽子的“分子”，夜不归巢，少不了被人怀疑越境叛逃。然而，惟其在这种时候，在万千林木的簇拥下，我才公然抱住豁出去的态度，边找归路边也感染点儿大自然的风貌，自卑自贱的囚徒感忽然离我们而去，“帽子”没了。大自然的森林又将我归属在他的名下了。
我流放到边地后，感情积蓄得最丰富最亲昵的领域，就是装潢大自然揩洗大自然的森林。一入林木腹地，就宛如身临香泽之国，即使躲在几片叶子下荫蔽片刻，也会觉得物我一体。一阵林风淡荡之余，就感到人体融入自然，自然化入肌体，多年的内在疮痍，也被款款化解，如年少时淡坐杜甫草堂雅逸之处，搁下万世是非，品茗赏花，移神动性，无过此时。尽管迷失后走得匆忙，无意鉴赏风景，风景仍如一池荷花化于心地随人进退。脚底癅发响的枯枝碎叶，是我和森林的寂寞对话，特别刻画出揽人入怀的神圣雅静。甚至，身后两百米处，一声石破天惊，响起野兽般的粗嚎，我骇然一惊之外，意识到我被土著野物当成非法入侵者受到驱逐了。可见我们和大自然，暌违得太久，不受欢迎了。我被等距离地追索几小时后，一棵槭树让我爬上去过夜，搭救了我。
原始森林犹如未失洁的处子，一泓碧叶，无涯可寻，没有任何砍伐过的形迹，刚直坚挺的树木，枝癆牵手，叶叶交荫，林林总总，带着尊严的古典美参天而立。在冷峻封闭，拒绝一切探索者妄入的原始森林里，毫无路迹，你走一步，路就给你一步，不走，路就消失。希望在于走入走出。爬上槭树过夜，也是走的一种特殊方式，是次日黎明走出原始林的起步。
9月的原始林，雨丝缠绵，被洗净的月亮，从严峻的树丛后窥伺地探出身子。反正今夜精神巢穴回不去，就让雨与月构思的朦胧画幅，诱惑视觉到颠倒衣裳吧。我点燃最后一支蹩脚牌号的香烟，细细品味着心仪已久而又难得一夕如此相会的大自然。这是我一生中最深刻的一次哲学品味。槭树底下静出了一种进入宗教境界的禅味佛意，人到此时，乃感到自己是这林子中的一木一枝，感到原始林浑然具有人间的宫殿气势，远处高树如壁，近干如柱，茂密的叶子铺就屋顶，层次错落的灌木丛，如台阶参差，四处装饰的时花异草，虽看不见，但芬馨依旧。雨声淅沥，似人来人往的脚步声；围着我在树底50米外低嚎的，是一帮青皮痞子窜入市邑的骚扰。这是北国夜雨洗冷日的奇观，坐在东交民巷的办公室是看不到的。
我这一生厄运频仍，不可开交，坎坷，跌撞，倒霉，袭击，侮辱，这些年惟一补偿过我的就是大自然大森林，刻入骨，铭于心，没齿难忘。当1979年宣布我戴的“政治帽子”为莫须有，复出后我第一首发表的诗，就是赞叹森林在精神上荫蔽我的《森林两题》（1979年8月《诗刊》。赘述一笔：1980年8月东北三省诗人在丹东聚会，座谈会上，一位“先锋诗人”认为我表述的，是像我这样的小花小草受到老一代庇荫之事，甚不以为然）；1985年秋末，国际笔会中心约请各国知名诗人献诗，并于1987年春季编选出版的《国际诗歌选集·诗人支援非洲》，我入选的作品《我们，我们！》（中国另一入选诗人是杨牧）陈述的，又是具有人的情貌的大森林对大地的种种承诺，那深不可测的情感，使我对大森林大自然的爱恋入了魔。
那平视王侯，超逸卿相的大森林，渐次成为我思想深处的文学模特及经典意象，这类作品的比重，大大超过了我的其他作品，林如人，人如林。而我，也无愧于一株刚直的树木，狠狠抓住大地深入，昂起头颅，直薄云天……
衣灰炭灰
年年9月，都是边境纯正的成熟季节，空气像刚流泻出来的乳汁和一清见底的溪流，路上走动的人，个个透明如水，非常新鲜。我们这些被捆绑在土地上每天劳动十六、七个小时的人，倦顿不堪后，此时也稍可活泛活泛手脚筋骨了。
1959年9月某天，昧昧将暮的时分，我在“右派”一族聚栖的七间房草坡上闲步，一架马车缓缓在背后滚动，车老板霍地炸出一鞭，那车就一阵风从身边赶了过去。车上如阜如丘的橄榄绿衣物，余香扑襟，比通都大邑罗绮照眼的服饰动人心弦，一下子点燃视线，一直烧到我的心之深处。而且，我漠然站着了。如同想起百年前身，我想起，我在边境行迈不止，道梗且长的这段坎坷，溯流而上考之，起源就在军旅生涯的一泓止水中。如今，山荒水野，日月其除，恶衣恶食又是一年有半。人活在感情透支里，才深感境况窒人之苦。
自从龙颜大怒，戴帽充军以来，命运始终类如转蓬，落脚到转业官兵经管的农场后，这种不堪忍受之苦，使我多次下了狠心，想把部队牵着来的藕丝掐断却掐不断。半个月前，部队派人下来，说部队首长考虑到你们“下放”时，衣装单薄，准备每人发一件御寒的军大衣，不收布票，只象征性的收个成本费，他专门下来统计各人的号码。想不到赶到木落霜飞之前，这一车橄榄绿就拉回来了。
我们这些被天饲地养的部队打下来的“右派一族”，大约两百人上下，都是被划为“二类右派的“极右”分子（“一类右派”当然更是“极右”，归属劳动教养，已厕身犯人之数了），七间房不少，紧邻这儿的另一个队五间房，可能是大本营。离开军营后，心寒意冷，牵愁惹恨一年有半，早就两无关涉，今天干吗又伸出施舍之手，让人去领“嗟来衣”？
1958年4月20日离开东交民巷美国兵营时，每人发过12尺全国通用的军用布票，说是带上，以备不时之需。三弟的妻子刘惠芳，怕我过不了冰天雪地之厄，让我寄布票到成都去，给我做棉衣寄来。布票我寄去了，但没写我的通讯地址及衣服尺码，实际上以此婉谢了对方的好意。1958年严冬在旷野打冻层，挖排涝河道，摸爬滚打，和衣露宿，棉军装被糟蹋得如鹑衣百结，穿上装个样子都不伦不类，遑论御寒？这次发“嗟来衣”，倒是送来一枝绿荫，让秃头生发了。
掌灯时刻，把我们这些人吆喝到部队门外排队，按登记号码，唱名领衣，不收布票，只收成本费8元。我一米六七的个头，领了件小号。这是件两年来头次领物品。我像初做母亲的人抱住婴儿走回住处，紧紧搂住，缓缓走着，暖热扑在脸上，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感受。回屋，连忙拨大油灯灯捻儿，弹掉灯花，深深将瞳孔浸沉在这件橄榄绿的军大衣里。穿了一年多的布衣草裳，这件鲜亮其色，落落其形，朴素大方，絮棉厚实，如银针玉线缜密缝织的大衣，会使依草附木的人，生活上也如在火塘边有一些暖和么？
10月初头，收割打场结束，我们这一族就被切了西瓜，三下五除二，部队所在地只剩老弱病残，也就是长期抓药的老病号与十余个女“右派”。我的猪倌一职，让我移交给铁道兵复员来的章云英夫妇。交接不久，猪就断粮，熬人粪喂，个个瘦骨伶仃，状如饿狗。我不忍看，低头走开。我忍痛把两柳条箱书丢下，挑着行具随人走20里，翻山越岭，来到地窨子，先打炭窑，之后伐木。
1959年冬最难厮混，既是歉年俭岁，又是祁寒年头。这件大衣我分到手后，如贴身长的肉，随我进退。本该早就派上用场的，但我舍不得穿。穿着它走在寒山野岭，那不是项羽嗤之以鼻的“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吗？衣固然是穿了人要看的，而一暖其事，尤为现实。在烧炭队，我干的是轻活；看火，看枫炭烧成与否的火候，不穿大衣熬不着，我穿上了。
住在林深寒谷，出入林薮，最伤衣服。山林没路，全靠身子横冲直撞。一到冬季，叶子落尽，枝枝癆癆，既粗且硬，犹如利爪，旧薄衣服，穿上几天就被撕破，补缀衣服因而成为我们的必修课。好在走的是人迹罕至之地，我出门就将大衣翻起来穿。我身无长物，唯暖身之一衣而已，故惜之如万金裘，一路心专志粹，躲着张牙舞爪的灌木走，那份仔细，一生不曾有过。穿了一、二个月，还像刚下缝纫机那样崭崭新新。
大衣与人，人与大衣，就这么亲切依存。
当今被人视为愚蠢之极的傻事，我们那时却奉为神圣，干得纯正而又诚实。有次查窑，约在午后两点钟前后，我刚转过山弯走下坡，老远就发现已封火成炭的六号窑，窑顶塌出个洞。窑顶塌陷，就是江河开口，必然化炭，一窑成品，将成灰烬。那座窑像张开嘴巴在呼唤我。我一脸错愕，手足无措。奔向洞口一瞥，热气拍人，说明火未熄透；再看竖着的枫炭，根根犹如墨玉。我感怆之余，胸中立即打完挽救的“粉本”。揖让救火之法是行不通了，必须采取断然的措施封闭塌口。
我飞速在塌口横上几根木杆，将军大衣脱下盖严塌口，飞锹掘土压上，而后飞身回家报信求援。情势云蒸龙变，谁知会发生什么意外？只怕死灰复燃，窜出火焰，殃及山林。盖军大衣自是抱佛脚，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一袭大衣，算不得什么了，回家告急要紧。
我像戏剧里的探子：打听军情事，报与诸公知……
我一溜烟跑回家找焦勇夫，大口喘着气说：六号窑，塌方！快去灭火！十几个人马上放下手头活计，一人拎一把锹跟我往六号窑跑。我们打了十三眼窑，这是头次塌顶。俗语云：编筐编篓，难在收口。打炭窑从基础往上打，用木榔头层层夯实，层层往小收缩，最后剩下一个瓷盆大小的口子。等窑内装足木头，口子下铺实条子茅草，再盖实泥土，用榔头夯实。然分寸难掌握，用力过猛，土落窑中；用力不猛，则夯不实。窑一旦塌顶，若没冷透，余火复燃，就会化炭，化为乌有。倘若没有大衣化灰的挽救，抢不出时间，便是一窑炭灰。
劳力汉子们一边跟着我跑，一边诘难我脱掉大衣去盖塌口，说必然无济于事。果不其然，赶到出事地点，军大衣已烤成碎片，窑内蠢蠢欲动之火，犹然闪烁可见。大家这才认识，不盖严大衣闷住，后果将不堪设想。十几个人马上采取铁壁合围的战术，绕窑一圈，一起开弓放箭，扬土扬沙，埋实枫炭，将奄奄欲燃之火，除根塞源，将其闷死，救出一窑上等好炭。人们擦汗议论时，发现我冻得瑟瑟发抖的窘相，当场就有人脱掉毛衣棉衣，催我穿在身上。这种人的温暖与感情的交流，使我在通过饥饿的永巷时，头上的北斗星，方位从来没有倒置过，这一次好像更明显些。
烧掉棉军大衣，是理所固然，势所难免，不是一时犯傻。
但烧掉棉大衣后，我却真的犯了“傻”了：为了避寒，我不得不从帆布箱子里，取出1956年冬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做的呢大衣，披在身上。万一再遇到窑顶塌落（这种可能性不但有，而且不小），这件呢大衣，我也会脱下来盖上去吗？有人推论说，照梁南这个秉性，难说他不脱下来盖上去。
百里扑空
命遭丁酉，套牢了荆冠，发落来边境一线的，前后约有四、五百人，落脚于被“右派一族”们形象称为五间房、七间房的两个队（因无地名可考，姑妄以房屋多少言之，类似地图上为数众多的六人班、七人班之属）。两队相距约一里左右。这些人物虽则百人百衣，百相百态，但与穿上囚衣，剃光头发，做犯人一个样子，故平素两队人员绝少交往，从不交谈。
俗话说“裁缝要少，郎中要老”。这些落难的人物里，恰恰没有一个裁缝一个郎中。绝大多数不老不少，岁数中不溜秋，感情牵扯不如老年人执著，虽说都是一个品牌的人士，其实视同路人，互不搭界。把他们的命运握在手心里的人，也希望他们陌生一世，老死不相往来，以免不明究竟之时“乱”从中起。
不过，从事农业上的浩大群体活动，例如1958年严冬，在十里旷野攻坚打冻层，开辟次年排涝的河道，任务艰巨，又不许染指雷管、炸药，全凭人力与原始工具，便不能不混合编队，联手管理了。事隔一年，到了1959年年末，诸多浩大工程，如基建，筑路，水利，农田建设，俱已安排就绪；对我们这种人，本来就用不着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故立刻将这些斗筲之器，分而割之，三十人编为一队，派出去打短工，过着像欧洲吉普赛人一样浪迹天涯的生活。
大篷车是吉卜赛民族无远弗届的双脚，车到哪里，人到哪里；人到哪里，车亦随之，不用我们那样肩挑背驮。只需坐在摇摇晃晃地在大篷车上，唱着忧伤的民谣，走乡访镇，专向人烟稠密之处流动。我们的双脚就是路。不是我们走路，是路走我们，无止无休，自负沉重的行具，专走穷乡僻壤，去进行生命枯萎的探索而不是命运前奏的演绎与述说。一个社会处在饥饿状态时，一切都无不表现出一种疲惫颓丧，人的命运也都大体相似，而生命的欲生欲死的方式却大不相同了。
有人等待死亡，有人走出死亡。
从1959年的年终岁尾走向1960年，不亚于闯荡枪林弹雨摆脱死神那样艰苦。1960年的每张日历，记录的只有几个字：我们饥饿。
渐渐荏弱不堪的我们这些人，仍然抱住云水襟怀在天涯流徙，自然不免老脸起皱，苦泪湿脸。万方多难，归止无所。我们这些蠢然一物，依旧蹈迹承响，到处去出卖诚实的劳力。在那种无生命之欢愉，不得一饱的清苦世界中，生命糜烂者倒是没有几个人，以故，人们即使蒿目而死，亦没有干过背前面后为非作歹的事。世界在饥饿，外表还算安宁。
我们越是在饥饿线上挣扎，越被派到被饿得一塌糊涂的地方去。
1960年7月，我们被派到一个穷得像没裤子穿的队去打短工。那阵子，虎林垦区各队，忽然刮起一股开小饭铺的时风，公家获利，泽被万家，一时令人叹为异数。我们这些没有以家做遮掩，闭门闭户大吃公粮，特别饥饿的一族，一见饭铺，都不敢不倾其所有，但求一饱。我们去的这个穷队，是个极少的例外，连卖咸菜疙瘩的幺店子都找不到，每天干巴巴喝六两份量不足的稀糊糊，没汤没菜，饿得我们腰肝都支不起来了。纵使我们能吞刀刮肠，饮灰洗胃，都清除不掉肚子里的饥饿种子，这种百药不治的之病，透衣入骨折磨人，没法子，我们就成群结队，像流民一样四处去挖野菜。野菜被土著的人挖光了。这是行子断肠的角落呵！
8月1日开镰割麦，也就是说收获期到了。
三点钟人们都起床了。夜色悄悄逃离，远远近近露出了人。领导人守口如瓶，不透口风，三点过开饭时才善门洞开，居然大开恩典宣布：今后从早三点半干到晚八点半，让大伙敞开肚子吃，管够，但不许往外夹带。门外有人站岗搜身，这是针对我们的损招。这无疑是动人听闻，事美一时的头条消息。历经磨难的人，对什么灾厄都已不在乎，在不敢有任何绯思绮想的年代公然破例至此，令我等喜形于色之余，不免还有半分怀疑。十余个饿急了眼而不知好歹的人，拉直了肠子往下囫囵吞枣，一下子吃得大腹便便，割麦时弯不下腰，又不敢不割，只得跪地挥刀，膝行而前，半天下来，膝盖都磨出了血。我们背后，戴着大草帽，反背着手督战的总场组织部长柏祥伦，竟忍俊不禁，笑得不亦乐乎。此所谓饱汉不解饿汉之饥也。我们脸上那种愧疚，心想得到，口说不出，我们毕竟不是“知味者”呀。
这个队穷，闭塞，缺少康拜因收割机这些设备，全用人工收割。突击半月，吃了半个月饱饭。麦收告终，供应尺寸又恢复旧例。鼓腹半月后，饿上一天，比从前饿几个月难以忍受。
麦收后没有立即脱谷，得码垛风干几天，加上脱谷机没有借到手，我们闲手了几天。闲饿尤其难耐，在行迈不止，道梗且长的年灾岁厄中，我们不可能进入解脱自我的悟境，反而一门心思想些摆脱瘐死冤地的实际招数……
一股软风蓦然香入耳朵，说农场某队在公路边支锅搭灶，专卖炸豆腐渣丸子，不收粮票。这是那时最耸人听闻的消息。可某队离公路十余里，怎么能上公路支锅搭灶？可是，说的人不止一个，一脸信誓旦旦的样儿，不由人不信，更怕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我和潘荣光交换了些看法，就冒着丧已于物，失性于欲的议论，决意自己当自己心灵的执法人，向二十里外闯荡一趟。
那会儿，临时开张的小饭铺顾客极多，成为既抓了钱又度了人的中介场所。斯时丹东造纸厂在铁路沿线收购草包，一吨25元，劳力汉子们割刀一挥，一天能挣百十元，下饭铺绰绰有余。我和老潘拖着疲沓骨散的身子，走了二十里赶到那里。时运不济，变易无迹，赶到时人家正在倒油卸锅收摊。灶上只剩半斤丸子；对方不卖。好说歹说，感动了掌勺的大汉，花了一元买到手，当下就分享了。
对这类“马路饭铺”，我们倒是兴趣浓郁，一路问东问西，也不怕人反感。原来，这个队最近也抢收小麦，做豆腐调剂生活。伙房趁机派人到路边支锅搭灶，炸豆腐渣丸子卖，替部队抓几文闲钱做办公开支。我们与这里相距二十里，上午九点开饭后再来，就赶不上趟了。掌勺的人说，离这儿二十多里的湖北村镇那疙瘩也卖炸丸子，比他们火，不收粮票，一天炸好几十斤卖。你们要是不吃早饭就上路，准能买到。
我和老潘品着饥荒年月的极品豆腐渣丸子，反刍其味，感慨良深，难以释怀。饥饿世界是静态的，一路到家，绝无鸟鸣牛噪之声，只有我们雨中的沙沙步声发响，世界仿佛饿倒在地上死去了，与1958年势如九川涤原的豪气比较，至少是个零度世界。人说人间亦有地狱，周观天下，我持宁信其有的态度。
我们两个边走边商议，明天放弃早餐，一泻而去，直抵湖北村镇。关山无极，湖北镇不远，五十里左右，“望梅”而行，不算太远，决不会起了个早，赶了个晚集。
次日破晓，天公戏人，又下着小雨。哪怕前边发生交火事件，我们的脚尖亦绝不会偏离湖北镇的。赴五十里外的湖北镇（在密（山）东（方红）铁路线上的凯北车站左近），依旧是我和老潘两个死党。我们除一顶遮颜的破草帽外，别无长物。头天晚上，我们反复商议，一致认为，吃完早饭再走，那指定是吕蒙正赶斋，必扑一个空。湖北小镇靠近车站，辐射八方，小看不得。五十里路，照我们那时的身板，需赶五、六个小时。我们四点起床，向排长告了假，每人写了个便条，托人在伙房代打饭，然后冒雨起程。为慰藉枵腹之苦，只能枵腹从“私”上路了。
开初雨势不大，然时间一长，一顶破草帽能顶个什么天地？走不几里，雨水就顺着帽沿而下，湿透背脊前胸，我们不得不走几步，就像“拨浪鼓”似地转动脑袋，把草帽上的积水甩掉，但一身还是湿漉漉的难受。幸亏肚子饱过半个月，余绪未尽，还能勉强走下去。
小镇的炊烟在望，活在我们眼里来了。
我们一身雨水汗水，半身泥泞，不到十点就赶到了。上街一问，便见远远的大街上有人排队，队列不小。走到门面前，正是卖炸丸子的所在。我们两人循规蹈矩立刻排在最后。排队的人说，这是湖北公社办的小铺。如今是农忙季节，向内部的人卖炸豆腐泡，对外卖炸豆腐渣丸子，二元一斤。八点开的门，买的人从十里八里赶来的不少，全是菜园肚皮的人物。我仔仔细细扫视了一番站队的人，没一个不是弱不禁风的苦命样儿，唇腐面皱，手脚枯瘪，出的气犹如游丝。我们用眼睛直勾勾望着往下垮堆的丸子，担心这趟又白跑了。果不其然！卖到我们前面四、五个人，没货卖了。
我简直想大哭一场，这比被人痛击一顿难受，来去百里之遥，驿站的快马都不易轻松对付下来的，况且是两个的饿汉。
我想到商业上支预订金的招数，人家说农忙季节已结束，小铺明天歇业，何时开门没准。这是生命的皈依自我的时刻，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线希望。我们像艾青在《乞丐》一诗里刻画的乞丐：“乞丐用固执的眼凝视着你，看你在吃任何东西，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然而，在小镇上，见不到吃任何东西的人，而用嫉妒的眼光，看着用报纸捧住炸丸子走过的人，为数倒不少。
我们在袖珍小镇上来而复去，总想把口袋里的几文钱化为填肚子的东西而不可得，连稻草上的一个谷粒，我们也没有找到。往回走时，心里流着泪……
尖刀排
人生如寄，风雨虐人。
当我们像陶犬瓦鸡样被人摆弄于股掌之上，戴着荆冠，背着挑着行具，品着如荼的世味，在经纬百端的人生路上，双脚插入泥泞，东歪西倒，冒着雨向老远扫地以待（不是扫榻以待）的一个队赶路的时候，乃深切体味到革出教门后的堵般况味，难怪污脸百皱，苦泪横流之不暇了。人生太难了。
我们这柄东“突”西“击”的“尖刀”刀把，不知操于何人之手？挪窝迁徙，节奏紧凑，舒眉肆时的一隙之闲也都阙如。东方打柴，西方造饭，北边起床，南边上炕。风雨其途，昼夜兼程。这不，我们刚在一个矮立如栅，围之在内的队一天雨水，一天火焰，受尽雨浴火浴苦刑，刚过芒种，偏欹一方这才几天？一个电话，又让我们这些凡胎俗体，擂鼓登场，投入另一场大会战之中，又要让我们刺刀见红了。
北大荒土著人的农事俗谚说：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天吃饱饭。北大荒本来就水丰壤沃，五月积雪化尽，开犁下种后，土壤含水量充沛，墒情甚好，足够种子萌芽根植之用。等到六月，庄稼茂发，土壤里的水分已被植物汲尽，此时“连天”落雨，解饥解渴，定然丰收在望。1960年，天候却颠而倒之，雨水泛滥，大部分农田泡汤，灾祸显像了。
这次路远，上路前破例施舍给每人二两糊糊。上次赶路，水深路烂，柔肠寸断；这次赶路，路面经过两个暴热天的蒸发，狂晒，满地泥泞类若鹅卵石，碍脚戳脚，况味别具，三言两语难尽其态。总之，雨又回光返照了。雨中咱们这一族的形象颇不雅观，所有的破衣烂衫，都张扬在行李上身上，好在路上也没人看。精神上和实际上路途的坎坷，使人步步走得意兴阑珊，没一点儿“尖刀”样子。幸而这雨下得适中，赶路过半，泥土疙瘩瓦解，起脚落脚好受了些。可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沉重得累赘不堪。草帽与衣服下摆始终渐渐沥沥得不亦乐乎。走这种路，干这类活，每次我们都是孤注一掷，不剩半分力气，不计后果。
欢乐的生涯，一生只如俯仰之间；苦难日子，则一步恍若一生之长，芒种都从日历上撕掉了，怎么还拉着弓，箭在弦上？还能播大豆吗？然农事何时有个尽头，何况我们只是干活的料，没份闲手坐地。从1958年4月23日投边以还，两三年间，包括元旦春节，没分享过一天假期，除非大雨滂沱，怕大田被踩板结了，不得不歇工外，在今天这样的淫雨下边，我们不是还像水人一样低头赶路吗？
如同走了半生。从七点半起步，走到十二点半，把三十里泥泞路赶完，远远就望见前方路旁的茅屋，炊烟，外加鸡犬之声。
走到岔路口，从袅袅炊烟舒卷自如的茅屋背后走出一人，他在那里看来已等候多时，他撑着油纸伞，一路无话，领我们到两间门破窗毁的老屋，脏兮兮的，蛛网张布，泥地相当潮湿。不错的是，屋角放着些茅草。我们薄薄垫上一层，摊开雨水半透的行具，一头雾水地坐在铺上，到底走到了，觉得汔可闲手片刻了。排长老高见大伙衣衫淌着水，汗流满面，也没吱声，两步跨出门外，脱掉衣服，拧干水分，扑腾几下，便在屋角绷直的绳子上晾起来。我们亦步趋檐下，拧干水分，晾在绳上。
我们这些人，要农场管辖区内，前后到过三、四十个这样的弹丸小国，没有一个小国之君前来和我们说过话，看望自然从免。打交道的人员，多系复员士兵，态度虽然严肃，不苟言笑，蔑视之色见之于眼角，但马路政客式的人物却没有遇见过。这天接待我们的，之后才听说是炊事班长。他走后不久又来招呼我们去大食堂用膳。那天吃的，是年来最好的一顿饭，每人二个窝窝头，半碗小豆腐。所谓小豆腐，就是豆浆豆渣一锅煮一锅点。至今令人思之。这种前所未有的礼遇，使我们这些受尽侮辱的人，立即表示出铅刀一割的激越。
好像鼓掌欢迎“右派”光临，雨下大了。
我们被深切的感化了，我们的思想非常脆弱，滴水之赐，涌泉相报。走出食堂，高排长立刻去部队领任务领工具。不久，保管员拎着一草袋豆铲放在门外，接着统计支着伞领我们到地头。这坪大田，地阔天宽，目尽天涯。刚到地头，队里派人抬了两麻袋豆种来。统计对老高说：过了芒种，不可抢种；种了肯定减产，但这块地撂荒太可惜了。高排长多少天来第一次开口说话：行，咱们干！
随着老高话音落地，我们一行人，就由东向西，一人四垅（来回各种两垅），扇形散开，尚有余垅不少，可见地块之大，大而低洼。最近两天的曝晒，并未减弱多少水势，垄沟仍像烂泥塘子，水淹脚背，垅上杂草丛生，怎么点种？这是个草莱初辟，土薄水浅的队，这片地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转嫁给我们来种名正言顺。倘若任务拖沓，收成欠丰，都得拿我们是问，我们是替罪羊；甚至鹿马调换，诿过于我们的事，也发生过。我们自然不知其详，因为，我们是过客，错是人家背后定的。
雨水袭击身子发出异响，雨大了。草帽沉重，背脊沉重，脚底浑水流淌，好像三千弱水尽汇于此，人、山与远树均被收入雨中。我们深深弯下腰去拥抱遍体鳞伤，瘦骨支离的土地，不是和它告别。只要我们不死，我们就离不开经营一枝之栖的这片土地，生死以之。
我们是老于此道的种田把式，卷起袖口，脖颈上每人都坠着一个装豆种的口袋，考虑往返到地头装豆种麻烦，都宁肯多装些，一般装七、八斤或十斤左右。脚在垄沟里一步一坑，往外拔费力。而老天依然在弄姿作态，零雨潸潸。我弯腰点种时，就感到后脑勺及脖颈被雨水打得生疼，点完左垅，支身点右垅时，雨水就一泻如注，顺着脖着梗子流向后背，老寒浸肤，冷涩逼人，那种不能言说的况味刺痛了人。人在被呆板固执的姿势所苦，不能忍受之时，总想变之动之，缓冲体能的承受力。我略为支了支腰，向左右前边一望，我们三十个人，全在雨中伏地，无一例外。我们都被织入粗犷的雨水之中了。进度大体均衡，除我稍拉后外，都在一条横向线上弯着腰艰难行进。这个野溪乱流的低洼地，水深处如烂泥塘子，豆子点下去随即漂出水面，坐不着，还得再次挖坑，重新掩埋。我们下地不久，雨就连天接地大了起来，背脊成了过水的孔道，渐次往下湿透裤子，裤管里就像灌满稀粥，万分难受。
这幅“雨播图”，既写尽我等生的艰难困苦，也写尽我等与厄运搏斗始终的顽强。
从早至晚，越阡度陌，行迈迟迟，道梗且长。抵暮回屋，筋断骨散，赶忙脱掉全身水淋的衣服拧干，抹两把身子，摊开发潮的被子，立即裸然而入，只祈一枕黑甜足矣。眼尚未闭，蝇言蚊语便由远而近飞来。苍蝇附鼻，蚊子绕耳，这就是边地的梵贝之声了。
七进七出
许多饱汉的议论，对走入饥饿永巷中的忍言禁声者，总显得不那么得体，例如《孟子·尽心》里说的“知命者（善于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不立乎岩墙之下”的话。那些年，想吃一口饱饭，何处不能去？何处不敢去？岂在乎“岩墙之下”乎？特别是，李渔在《调饮啜·太饥勿饱》中说的：“大约饥至七分而得食，斯为酌中之度，先时则早，过时则迟。”李渔是富家子，一生没饿过肚皮，怪不得毫无一丁点儿饥汉的感同身受，对我们自是一副隔世面孔了。
尽管人心深处，百态万象，感受殊异，却又不无雷同之处。然处在饥饱两条生死线上的人，决不相类。纵然每天食苦如饴，我们仍感到陋身难保，久而久之，从前百模千样的新颖形态，龙枯虎瘪，都变成了一个饿相模子，年岁差别几乎都分不出来了。因此，在穷山沟打短工的日子，饿得头焦额烂时，也干起了熬“代食品”的勾当。对我等而言，这就有点“立于岩墙之下”的境地了。除锅之外，均取自公家，是不折不扣的假公济私。我们没法睁开第三只眼思考世界，只能圆睁两只驴眼考虑肚子。大约阳禄未终之故，我们还苟延残喘活着，活得像死一样莫知莫觉。不过，熬“代食品”的资源，旧苞米棒子有限，土著农工扛大麻袋回家熬煮，不多几天，资源告罄。即使资源充足，我也打算另谋出路，不再干“立于岩墙之下”的事了。
往返百里买豆腐渣丸子扑了个空，一身水气回到暂栖的客地，就像笼鸟入笼，槛猿收槛，斗方之地的蜗居内，冷默得如断了气。未死之身，似木偶衣绣，等着活动后卸装再放入戏箱就一了百了了。
也没沮丧几天，我们这些农忙季节的香饽饽，忙完农事，一时闲手，被人又视为粮囤里只吃不干的老鼠，请我们来的小国之君，双手一拱，立刻又送我们回到暌违了几个月的七间房的精神巢穴。
回老窝前，我们绕道咫尺之隔的分场，到收发室逡巡了一阵。我们外出打工，归止无定，邮件都压在分场，尤其是京津沪地区寄来的食物包裹，络绎而至，多是尚未破裂的家庭的妻室儿女，或难得的亲朋好友寄来的一种精神慰问。我见之心动，竟异想天开的给诗坛一位权威人物汇去六十元，求他买些充饥的食物寄来。这位我在徐迟家聆听过他畅谈与某上智伟人谈诗的前辈，给了我一个闭门羹，在我的汇款单上批了一句话：“不认识此人”璧回原地，让邮局的人奚落挖苦我好半天。我万分难堪的踱入收发室，却见桌上躺着一封我的信，肯定是被人从大堆信件里抽出来刚放在桌上的。信是成都寄来的，三弟的笔迹，很厚，拿在手里亦感到它的分量。我猜不透里面藏着什么异物，这么厚重，周围人多，我立刻掖入口袋里。半路上没人，我忙抽出信纸一看，发现几层纸里裹住一张伍斤全国粮票！这像人生秘境里邂逅一位善解人意的美人。这是在成都体育学院任教的三弟寄来的。我像马失前蹄后又被钉上赶路的铁掌那样欢然一笑，一时高兴得忘乎了所以。
世无陶朱公。而那时的粮票，不输陶朱公，尤其是全国粮票，全国通行无阻，人见人爱，犹如金票，生命券，甚至是从死亡线通向活命之路的通行证。我生怕它飞了似的，立刻放入有扣子的上衣口袋里，扣好。满足感使我觉得生命毕竟得到了一种充实。
三弟与妻子刘惠芳薪资菲薄（比我月收入28元自然高些），膝下有一儿一女，但三弟仁厚，将年迈多病的母亲，从故乡峨眉接到成都闲住，生活由是又添了一份沉重，然而，竟寄来以金子论价都难弄到手的全国粮票，使人顿感衣轻席暖之美。
粮票掖入带扣子的口袋后，胜过刨地创出了狗头金，深更半夜，便在兰芷芗泽的梦里滚过来滚过去，反复定着尺寸：如何最得体最合算的将这个金娃娃消而化之。我决定远走虎林盘桓几下再说。我在饥饿中才感悟到，务必不惜一切代价，将生命延续到“难关”以外。
那阵子请假，不问有没有理由，口头一说就准，假条都不用写。队领导人心里有数，我们这些头上有“金箝帽”的人，惹是生非，作奸犯科的事，不会有我们在内；而况，人一外出，队里就省下一份口粮，何乐而不为呢？然发布独门消息的灵通人士告诉我，去虎林饭店或工农饭店就餐的人，光有粮票钱票还不中，还需出示盖上公章的出差证明，即使这么严格，排到一里开外的队伍，从朝至暮还是人流不断。
虎林饭店成了方圆百里的施舍驿站。
当时饶河县合并了虎林，简称虎饶县，是十万转业官兵仰慕的圣地，手下十余个大农场，两个林业局，流动人口可观，盲流亦多。所以，要带出差证。晃过证明，腰包里只要有三两粮票三角钱，就能领到一份饭食：一个窝窝头，一碗菜汤。
我九点钟匆忙吃罢早餐，就掖着证明上了路。滚热的三两玉米面糊糊，只能解渴，不能解饥，走出不到十里地，一身大汗，供不应求的身子，就如病入膏肓的样儿，东边一歪，西边一斜，艰难备尝的跋涉四十里，才赶到辉崔火车站，刚买上票，从密山折返东方红的火车就鸣笛进站了。到虎林，还有凉水泉、宝东及西岗三站，下午两点半到。我外出的理由是看牙病，牙龈红肿已非一日，不敢使劲咀嚼。
出虎林火车站是广场，空荡荡的广场对过就是虎林名气最大的虎林饭店。饭店门外的盛况，一眼便能望见，熙熙攘攘，拥拥挤挤，排了一里三、四百人的长龙，吓我一身冷汗，今儿个会不会又扑个空？看牙病的事，早就忘诸脑后。我火速跑过去站在老末。片刻工夫，背后又续上二三十人。像我这样饿得迈不动步子的人，应该设法自己为自己解除饥饿，哪怕“精神会餐”那种方式，也不是一无是处；不应该饥饿之外，再添一笔饥饿的烦恼。实际上，我们这些年，就是这么自己糊弄自己混过来的。现在有了条件，要实际解决问题了，再“混”下去，命都得搭进去了。
缺乏“动力”的饥饿年代，为消解饥饿而天南海北来排队的“动力”却方兴未艾。三、四百人，手持出差证，粮票，顷刻消化一部分，又后续一部分，蠕蠕动动，永远那么多人，直到灯火阑珊的夜晚，饭店打烊，外边还有人站队。千百张脸，形象不殊，而气质相似。绝大部分，无非是为免于野死沟壑，方从寒荒僻远之地赶来的。斯时斯世，天下已没有梁园嚣客，排上队的，多是以卜度日的常鳞凡介，布衣寒素之人。我始终忧心缘分不及，空跑几十里。然蠕动之快，大出意外。饭店门口专门有人验证，无证走人，免开尊口；进门是四组八人接待，一个收款付窝窝头，一人盛汤。我排的时间二十分钟左右，以此推算，一天流动在万人以上。
授餐与受餐的人，都忙如衔泥筑巢的燕子。在这种时候，我才深切体会到：人要活下去，何其艰难乃尔！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生命才显得尤其可爱而尊严。钱款交清后，我得到一个窝窝头，一碗菜汤。左右一望，十余桌人，没人交谈，手、嘴都在桴鼓相应，相互配合。
菜汤的热气，洇湿人的形象。如今在僧多粥少的世上，千圣万贤，隶卒仆奴，一概都沦入了饥荒，尊卑秩序乱套了。我曾见过菜色脸孔的人攘臂夺食的场面，被抢的人一声骂也没有，一脸洗然。他可能认为，换一个位置，换一个时间，他可能也会去抢去夺，甚至被抢的人，就是今天抢他的人。
所以，坐入八人一桌的位子后，就一手扶着汤碗，一手捏紧窝窝头，以防不测。半碗浮沉着几羽菜叶子的清汤，就是我们昼夜寻之的兰芷芗泽了，那么，能带着一应俱全的物什进入饭店之门，就是步入莲花佛国了。
望望门外就食的队伍，使我想到当年齐国的黔敖施舍饥者时，却有“蒙袂辑屦，贸贸然来”，不愿吃“嗟来食”而饿死的君子。山川不改旧时，二千几百年后，人们又饿得只剩一双眼珠子在动时，不吃“嗟来食”的人没有了。
来虎林前，就听说店内设有豪华的“贵宾单间”。所谓“贵宾”自然不是洋鬼子，而是打鱼摸虾或种烟叶致富的暴发户，多为乡间俗人。内设三百元或五百元一席，十碗八碗，大鱼大肉。我站在门外，向里观望，这些人特别喜欢你向他们东张西望，这也是他们摆谱的时候，乃至不失关东人的豪气，向你敬一杯酒，邀你入桌叙谈。里面老少咸集，朋辈满桌，座中有酒肉面孔，有游口嚣市荡子，有的双脚蹲在凳上，有的耳轮夹着纸烟，大杯小杯，仰脖就灌，好几个成了关公……
窝窝头在饥饿者嘴里，倒是甘之若饴，可惜吃到草木贱躯肚子里，就像没吃。走出门外，我见刚才一桌就餐的人，又迂迴着去排队，我也邯郸学步排在后边。如是者四。我怕守门的鬼脸判官认出我，将我拒之门外，那就人格扫地以尽矣。于是，拐了一个弯，气壮如牛的到农工饭店门外去排队。粮票如金，本不敢秽用，可是，上一趟虎林，肚子都不让吃饱，那就太冤了。农工饭店门外，少说亦有三百人。饭食大同小异，唯汤里多了十几枚珍珠似的黄豆，有点咬头。我又反复三进门三出门。从下午三点到六点，七进七出于两个饭店之门，肚子吃了二斤一两，七碗汤，饱是饱了，可七间房是回不去了。
我揣着出差证急走六里，赶到西岗住进了两角一宿农场招待所大统铺，整整一夜，肚子都没瘪下去。
一死而未死
蜀汉大将魏延，莽莽撞撞，闯灭了五丈原军帐里诸葛亮祈求活命的“七星灯”，孔明终至死于战事未竟之时；也因此，被孔明判定他后脑勺长着“反骨”，暗中定计，在他死后让人除之。我怀疑自己生不逢辰，命寄蜉蝣春秋，也时时沐手熏香，燃着心上的“七星灯”祈祷。然而，却又时时不知多少次几乎闯灭了心上的“七星灯”。我这条久经沧海横流波涛拷打的小鱼，蓦然回首惊讶一望，才发现自己竟然闯过千层网罟而不死，是我没长反骨吗？
我的这条命，风尘劳瘁，屡经迁易，光是破厄灭灾，死而未死（说白点就是该死而居然没有死去）的事件，荦荦大者，就有七起。仅仅1961年，就有两次而未死的记录，不能不被人叹为异数。
这年8月，我在离虎林镇约二十里，位于红岗车站附近某农场二分场的一个队落脚。因为人已如“行尸走肉”那样没有活气，故未让参与劳役，反而给挂了个“文化教员”的虚癇头衔。不参加劳役不说，亦不传授什么文化。那时处于天下无作品问世而“洛阳纸贵”的古怪时代，饥饿把纸头纸脑都吓跑了，你走遍虎林镇，捡不到一寸纸。不仅“三纸无驴”的文件绝迹，非正规报纸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干脆关门大吉。我帆布箱内锦衣包裹的旧作等等，全部权作烟纸焚化。人们思索的是脑子不是肚子。我既无文化传授之责，又分派我独居一间草屋，意思就是让我将息似死未死之身了。
分场最具活气的场所，是专做红烧鲫鱼卖的饭铺。这个分场号称鱼米之乡，沼泽湖泡，星罗棋布，盛产鲫鱼。而鲫鱼之养身奇效，我不仅久有风闻，还亲见其立竿见影拯人之效。我们刚来分场不久，分场派出去伐木的人也正从山上回来。个个黄皮寡瘦，以行将入木的形象回了家，使人见而惧之。分场党委乃决定送给每人十斤鲫鱼，由饭铺做好分发。我的四川朋友周兴华亦在十余个受惠人之中。数天后这些人缓过气来了，脸色也受看了。我们学着也买鲫鱼调养。分场工人，家家都有几麻袋鱼，可按分场规定价格（5角一斤；市场上卖三元一斤）调剂有无。
饥饿给农场在精神乃至经济上的打击都是致命的，个个一文不名，如同乞丐。我们每月28元的生活费，分场也支付不起，后由高人施计，油印五角，一元的“代用券”，准许在商店、饭铺当现金通用。我成为持券到饭铺买鱼的老顾主。饱更事变之苦的身板，渐次有些起色；我既然眼见鲫鱼大补的神效，便托北京来的戚龄从中搭桥，买一口袋，夜夜沌汤喝，脸色慢慢也中看起来。
苦人清闲，有点儿精神，死神便来敲门了。
8月是北大荒风爽气鲜，色泽绮丽的季候，我却不明底细地猝然被推入腹泻不止的苦境，每天八、九次之多，有时刚提上裤子，又立即要往下撸，疲于奔命，苦不堪言，肠子都拉断了。用过所有的止泻药剂均未奏效，卫生所的大夫不断摇头，摊开双手，表示计穷，爱莫能助，仿佛把我从医疗上判处了“死刑”，只有“等死”这一条路可走了。
就这样等“死”吗？答在问中，问在答中。我劳生扰扰历经千难万险风风雨雨才活到今天，就这么自行了断？我一口否定：不能哲人其萎，梁木其朽！不能呵……
如今落相到皮骨仅存，寸步难行这个地步，与其随吃随拉，当造粪机器，求医无望，无异死而求医，这么下去，何不如中断饮食，绝水绝食几天，以观动静，看它肚里还有什么泻的？处在那种饥荒年代，已经泻得骨瘦如柴，非人非鬼，拿着这副底气耗尽的脆弱身板，还要绝食绝水几天，这是极其可怕的冒险，但又别无选择，别无道路可走。
1956年我去拉萨，就听宗教界的人士说，按藏传佛教的法规，各世达赖成年后，都必须封闭于暗室，七天七夜不许喝饮进食，以验证其是否活佛金身。有的就熬不过七天而一命归天。我的体质，哪能与牛肉羊肉酥油供养出来的健壮藏人比较？
我关门闭户，门外贴了纸条。躺在炕上，对开饭钟声的诱惑听而不闻，对不速之客挥手请之。我在炕上想起这些年风雪泥途扑倒爬起的细节，忍不住泪流满面。绝食到第四天，只泻一次，拉出的秽物状如口水。我估计一天半天死神拉我不去，决定再绝食一天；到第五天，肚腹坦然，泻止。第六天上午，从死神手中逃离出来的我，步履维艰的蹒跚到医生们跟前。他们见我落相到那个份儿上，都万分惊愕；听我说腹泻终止了，又不免愧然相对。望着从棺材里走出来的我，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们认为这个险冒得太可怕了，但又说，死而未死，也值。
二死而未死
许多事实，由于年穷岁尽，代远年湮，品嚼到嘴边时仍不免于镜花水月，雾里望山，只能得其仿佛，甚至不甚了然，不甚了了；而想到人生旅途几死几不死这些刻画在骨头上的事例，想到斯时斯地犯风当雪，草木皆兵，惊魂四绕的况味，则逼肖在前，恍如昨天。
饥饿的六十年代初期，在经济上，农场尤其饥饿不堪，穷得一丝不挂。我所在的某分场，虽被称为鱼米之乡，也不例外。领导人千思百虑之余，决意做一场无本生意，组建五、六十人的庞大副业队，率队打入百里之外的深山老林，以楝橡子（柞树果实，是饥荒年间酿酒的原料，据说喝多头痛）为主，旁及捡猴头蘑，晒干出口苏联还债，80元一斤；再次，木耳，做果酒的山葡萄，亦在收罗之列。
为使这次边缘劳动有点成效，供应标准从即日起，由每天六两提到一斤。蚕老烛尽上山来的老弱病残，听到这个数字，立即欢声飞动，喜形于色。9月20日开头活动那天，除我一人没完成楝橡子60斤的指标外，其余的人，都被早餐那野性的诱惑燃烧得发疯发狂，个个满头插花，嘴角流香，大破特破纪录。这都是打在我身上的当头棒。
我深感老脸丢尽，抬不起头，见不得人。我决心振衣而起，一雪此辱。
次日，1961年9月21日，我囫囵个儿嚼碎两个大饼子一碗热汤。就像蝌蚪甩掉尾巴，我毅然摆脱鱼贯而出的群体，自择一路，独辟蹊径而去。百步林美，千步草香，都没心思一品一嚼，只顾往矮咄咄的柞树直奔，奔到就埋头拾宝，其他皆视而不见，农工们的呼叫对答，则听而不闻。约莫午后三点，橡子在麻袋里冒了尖，80斤不少。虽肚腹枵然，也一时热肠如沸，扶到背上就往家赶起路来。心里踏实得笑了起来，肯定是破纪录了。
橡子轻，不压称，80斤多点，装了满满墩墩一麻袋，高耸过头顶之后，驮在我这个80斤左右的劳力汉子身上（在部队，每年体检都是48公斤；1956年4月随机试航拉萨，5月返西安去人民商场过磅45公斤；如今40公斤左右），自然是一份沉重，尤其沉重的是，我已经没有任何关于“路”的印象了，我像驮着食物找不到蚁穴归去的蚂蚁一样，显然在盲目乱窜。两种沉重交错临头，压着背，累着腿，只能驮着橡子，独立苍茫，徒唤奈何。看看身上，布衣草裳，尽被灌木枝条撕烂。我的衣衫形象，纯粹是一个乞丐，看着寒心。我想拔个尖，结果成了彻底的失败者。
哪怕驮着万两珍珠，没有路，那和驮着草芥有啥区别？何况驮的是橡子。
胡走半天，林薮渐次深不可测，如千丈止水望着人。我断定我已贸然闯入令人朝惊暮惧的，连老猎人都不敢正眼窥其玄奥的原始森林。我必然迷路了。迷入原始森林比走在薄冰上可怕；更可怕的是，一帮绿林豪客（我反复多次推敲，认为是野猪，黑瞎子是天涯荡子，决无群体粉墨登场之理）汹汹嚷嚷，追在背后。我正糊涂莽撞间，鱼龙曼衍，形势丕变：风吹异响入耳，是土著野物向我发逐客令来了。
这些畜生在背后两百米处的一声恶嚎，击痛我的膏肓，可我反而因之走得那么稳而重之，一步不慌。我不能见短于这些异类，若让其品出我是个弱者，必然汹汹而上，我对之能使出什么招数？我自然是孱头，弱者，但不能不装出强者的架势。高耸过头的麻袋帮了我的大忙，使对手见而不敢小癈看我一眼。让畜生们在脚后嚎叫去，我走我的，别惹恼它就行。我装出不屑一顾的样子，手头用木棒重重杵地，脚上长筒水靴重重着地，给畜生们嚎叫一个回答。
然而，我完全明白，我已然走在死亡线上，我那种虚张声势的样子，能坚持多久？每一秒钟，青皮们都可能扑上来咬断脚跟。我是“入侵者”，且又孤身一人，没有地形地貌优势；我是祭台上的羊羔，不是力的斗士，不是搏击者。因之，我必须逃，必须躲，然又不能让追击的土著畜生看出虚实。
在茫茫原始老林中，追与逃，已持续三、四个小时，生命如挂在悬丝上。问题的严重还在于：我能不能摆脱对手，以及，如何摆脱。我敏察到：追索者与我的距离，已由开始时的两百米，慢慢缩短，如今只有一百米左右，死神不远，对手跃跃欲试，想较量一番了。为寻找一个安全的港湾，惟一的办法，就是上树避其锋芒，再徐图解脱。
在北国木落霜飞的1961年9月21日，我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又步入深夜，落着细雨，为保着一条命回到“人的队伍”，我爬上一株高大的槭树，坐于横枝，背依树干，躲过与野兽们一决生死的可怕下场：我每一秒钟都可能被对方扑倒，死于非命，但我没死。
上树坐定后，我自然而然地想到，深山篝灯之夜，对我的走失，夜不归营，人们会怎么议论？指定会有人疑惑（包括领导人）：是否越过边界，跑到苏联去了？这次上山搞副业的人员中，只有我是“在劫难逃者”。人家偷摸卡拿，都沾不上“政治”的边，我走歪一个步子，都是“政治”。我不能背这个黑锅。我得溜下树？赶紧回去“验明正身”。然而，树下左边右边后边，三面被围，嚎叫犹在，我下去，不是兽口投食么……
千万别死，死不得；走回去死怎么都行，死在原始林子，说都说不清了。
这是我一生中七次死而未死中第二次的险境险况，幸而天公地道，该得不死。
陈喜儒简介
作家、翻译家。1946年农历7月30日生于吉林省乾安县。1968年毕业于大连外语学院日语专业。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业余创作，并研究译介日本当代文学作品。创作有散文集《异国家书》、《心灵的桥梁》等，翻译日本长篇小说《泥流地带》、《花葬》、《皇后泪》、《流浪王妃》、《雪娘》等二十余部，中短篇小说二百余篇，主编《世界侦探推理小说名著精选》五卷，《立松和平文集》三卷。1984年参加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1985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