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作缘起
读过许多回忆苦难的文章和专著，蒙冤者都习惯地写什么“19××年，我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被送到什么什么地方，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劳动改造生涯……”读到这里，我就想，这些朋友如果不是蒙受不白之冤，他们可能都不具有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而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惩罚的象征，一旦他们得到公正对待，他们也就再不是普通劳动者了。
而我却没有这种幸运，我从1957年1月，就作为一个连普通劳动者身份都不具备的改造对象，被送到工厂劳动改造去了；后来罪加一等，又被送进农场，随后又在农村、工厂劳动多年，直到平反，我才有了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而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对于我来说，就是最高的尊严。
根本就不具备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在生活底层被改造了25年的时间，我接触到的，只是普通劳动者对我的歧视和惩罚。对我的惩罚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权力对我的惩罚，说明白了，就是国家机器对我的惩罚，譬如农场场长，他就代表国家政权，干部们对我的申斥，从日常的辱骂到每年年终对我的审查，几乎使我过不上一天安静的日子，而且每年还要整上我几天，惟恐我忘记了自己右派加反革命的双重身份；另一方面，则是普通劳动者们对我的羞辱，在羞辱我的同时，普通劳动者得到了一种心理满足，他们在对我施行专政的同时，享受到作为工人阶级一名成员的优越感，除了可以任意羞辱专政对象之外，他们几乎感知不到任何先进阶级的实际内容。于是许多自认为是工人阶级成员的人，就尽其全部智慧，在我的身上实现他们的阶级价值，在他们羞辱我最感得意的时候，说来也是一种奇怪的感情，我却发现他们最是可怜。
于是，我就成了一个在普通劳动者中间生活了25年、而又不具备普通劳动者身份的不可接近者，对于普通劳动者，我有一个仰视的视角，而且在精神上，我还有一个俯视的视角，小半生时间，我对于当权者，对于成功人士的心态不甚了了，但我对于普通劳动者，也就是对于生活底层的穷苦人，了解得最为深刻，我看到过高尚，我更看到过卑劣，我看到过美丽，我更看到过丑恶，我看到过正直，我更看到过卑鄙，我看到过光明，我更看到过黑暗。
最最重要，我在社会底层经历了这25年间的政治运动，如果说反胡风运动时我还接触过一些文化界的名流，那么从1958年之后，我就沦入社会底层，而只和底层的民众生活在一起了。在底层，虽然没有权力斗争，虽然没有什么阳谋阴谋，但底层社会有更残忍的斗争，也使用着更无情的手段。在高层的政治风险中能够平安度过来的人自然值得庆幸，但是在社会底层的苦难中能够活过来的人，就更是万幸了。
所以，我的反思历史，不仅仅是只透过个人遭遇去审视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我更在和我一起共同度过这25年岁月的底层社会民众的经历中，认识历史所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伤害，就像野蛮的砍伐破坏了自然生态一样，野蛮的岁月更摧残了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心灵。我们渴望光明，但我们没有看到过光明，我们祈求善良，但从来没有得到过善良。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过的，都是一部负面人生，无论你自以为曾经是一个胜利者，或者从一开始你就是一个时代的罪人。
不幸不仅仅只属于我自己，那些曾经加害于我的人，甚至就是因加害于我而曾经得到过晋升的人们，他们就是胜利者吗？在被扭曲的时代，首先被扭曲的是他们的心灵，而一旦生活拨去雾霭，岁月留给他们的只是羞辱。
负面人生，是我们共同的经历，给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了心灵的创伤。
在生活底层，我结识过成千上万的人，说这些人是普通劳动者，其实倒不如说这种人是穷苦百姓，这些穷苦百姓，解放之后，有了基本的生活保证，他们对于共产党政权怀着极深的感激，他们形容自己旧日的生活是吃不饱、穿不暖，有一支歌唱着：“旧社会好比是，黑格隆冬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尽管这是一支歌唱妇女解放的歌曲，但这个“解放”却包括所有的老百姓，每一个受苦受难的中国人，都因解放而得到幸福，这种翻身幸福感，已经成为发动群众运动的巨大精神力量。
在中国，每一次群众运动都是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为最高目的的，而社会主义制度则就是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切身利益；没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就要重新沦为奴隶，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甚至于就要人头落地。于是人民群众一次一次地被这种恐惧感所驱动，起来向可能使他们重新沦为奴隶的形形色色敌人进行战斗，并将他们的敌人置于死地，从而取得一次一次巨大的胜利。
但是，胜利了的人民群众又得到了什么利益呢？当然最大的利益是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巩固，敌人的猖狂进攻被一次一次地击溃，那些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又一次一次地被人民群众粉碎，于是人民群众才能一次一次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过着幸福的生活。
当然，只有这样空泛的利益是远远不足以动员群众投身政治运动的，还一定要有实际的利益，哪怕只是小恩小惠。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全国范围内提高了一次工资，平均每个人长了几元钱，那时我已经被送到工厂劳动改造，当广大的工人干部们看到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不但没有长工资、反而受到降职降薪处分的时候，他们很为自己每个月长了4元钱工资而兴奋异常。1958年大跃进，年底一个通知下来，每人增发半个月的工资，只有右派分子除外。增发半月工资的那天，就像是盛大节日一样，高音喇叭里放着激昂的歌曲，人们的脸上闪着兴奋的光芒，在打退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生活得幸福的现实面前，那些右派家庭妻离子散的悲剧，也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而且最最重要，是每次运动之后，那些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们得到了提升，这对最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就是在我所在的这家工厂，几乎所有的干部都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得到提升的，从工厂党委主要负责干部，到班组长，都是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尤其令人为之垂涎的，是提干，在工厂，就是脱产，坐办公室，参加各种会议，享受干部待遇。虽然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没有什么特殊，而且干部还要吃苦在先，但是当上干部就不参加劳动了，就是干部参加劳动，也是每周只有一天，这和每天8小时的劳动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年青人当了干部连搞对象的条件都提高了，亲戚之中说起来更是光荣非凡。工厂在每次运动过后都要向外输送一批干部，我所在的工厂，就真有一个原来的工人，一步就被输送到区卫生局做干部去了。正好这个区的一家产科医院缺少一个院长，这个工人摇身一变，真的就成了产科医院的院长了。如今说起来荒唐，但那个时代，这却是非常正常的事。
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尽管一直生活在贫穷线上，但中国的老百姓很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得意，就是每个月45元的工资，也被认为是一种莫大的恩情。中国老百姓多年流行过一句话：“旧社会我们吃不饱，穿不暖。”于是，新社会吃得饱、穿得暖，全都是恩赐，以中国老百姓自己的命运，这一切一切都是不可能得到的。
为了保护已经得到的一切，为了再得到不是每一个人都可能得到的一切，中国老百姓一次一次地积极投入到新的政治运动中去，他们要以自己在运动中的积极表现，换取到物质的恩赐，甚至于还有“直升飞机”式的提拔。一个工人，一夜之间就当上了厂长、书记，甚至于更有人一夜之间就当上了副总理，就是没有实际的位置，也得到“亲切接见”和“热烈握手”，还可以合影留念，这一切一切对于一个没有文化的老百姓来说，实在是太富有诱惑力了；被这样五彩缤纷的憧憬所驱使，中国老百姓们投身政治运动的热情是一点也不难理解的。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一切一切的诱惑，都被最后化为泡影了，中国老百姓抱着最大的热情投身于其中的这场运动，以使每一个人都沦入灾难而宣告结束，中国老百姓以切肤之痛感觉到文化大革命对普通民众的欺骗，就是在运动还没有宣告结束的运动中期，许多人已经感觉到自己这次是上了当了。
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是以老百姓的觉悟为最大基础的，普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是运动反动性的最大暴露，而普通百姓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首先在于这场革命对于人民群众的欺骗，它许诺给人民的一切，最后都被证明只是灾难，那个人头落地的恐怖原来并不存在，倒是生产大破坏，上山下乡，贫穷愚昧，才是这场运动的辉煌“成果”，政治运动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厌恶，无论发动了这一场运动的人如何声嘶力竭地喊叫要把这场运动进行到底，但这场运动也只能是等着以彻底的失败而宣布结束了。
正是百姓认识到了自身的可悲，才会使政治运动失去它的根本基础。1980年，当我最后于得到彻底平反离开工厂的时候，那些以整人起家的英雄们纷纷找到我，对我宣誓说：“今后再有运动，我若是再给他们当枪使，我就不是人。”后面的话说得很粗野，如今也就没有必要复述了。
中国每一次政治运动，受害最深的，永远是人民群众，多年来，为了对付我一个死硬敌人，工厂里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作班子，这里面还都是一些有点文化的干部，也有工人中的积极分子，这些人多年来就是注意我的动向，分析我的言行，一遇运动便揭发我的罪行，批判我的言行。许多年的时间，这些人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日子过得也很轻闲，在工厂里，这些人是有一种优越感的，人们也羡慕他们的受重用，有许多人想钻进这个班子，还不够条件。但是，突然工人下岗，那些只能老老实实参加劳动的工人们，这些年好歹也有了一点养家活命的技能，有人去开出租车，有人做了别的什么事情，据说只有那儿位骨干，身无一技之长，如今就靠每月的那一点点最低生活费维持生活。工厂里的人什么时候见到我，总是告诉我说，什么什么人如今可是惨了，床上病了好多年，连医药费都没有地方报销，可怜了。
历次政治运动最直接的受害者，永远是老百姓，荒唐的岁月，我挨了长达25年的整，但挨整使我的孩子知道只有好好读书才能给自己创造一点希望，这样，拨乱反正之后，我的小孩一直是优等生，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被国外学校录取，至今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科学家了。再看那些注定我永世不得翻身的英雄们的后辈，悲惨了，他们的父亲没有告诉他们要好好读书，他们的父辈以他们的行为影响了他们的儿女，他们因自己的投机，而毁掉了他们子女的前程。
在工厂、农场、农村，我经历过长达25年的劳动生活，这期间我连做一名普通老百姓的权利都没有，我仰视着领导阶级的每一个成员，我看到了他们由热衷政治运动，到厌恶政治运动的全过程，我也看到了普通百姓被愚弄、被欺骗的现实。如果说我对于上层集团内部的摩擦不甚了解的话，但我对于底层民众的政治经历却所知甚多。正如对于战争的剖析已经由对于决策者内幕的关注、转而成为对于一个士兵命运的关怀；那么对于中国的政治运动，如今人们也已经由对于决策层的神秘感，转而成为对于普通百姓命运的关注。也许如此更能够对于历次政治运动多一些理解，也会对中国的政治多一些认识。
如今，老百姓已经明白，无论知识分子之间怎样人整人，也无论政治家之间进行怎样的路线斗争，至少老百姓再不会被动员起来参加运动了，而且只要老百姓不抄家，不揪斗，不打人，或者说只要不发动义和团运动，任何分歧都可以最后得到妥善的解决。这正如当我离开工厂时，一些工人对我说的话：“今后我们再不犯傻了。”
也许，这就是觉悟；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回顾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负面人生吧。
二、双重冤案
1955年，我19岁，一场反胡风运动，使我受到株连，并被打成胡风分子，因此被从文学队伍中清除出来，于1957年的1月1日“下放”到天津市机床厂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在我离开作家协会的时候，作家协会秘书长通过我的一个朋友向我传达了天津市委对我的处理决定：第一，严重受胡风思想影响，被定为胡风分子：第二，年轻，有才华；第三，只要在劳动人民中好好改造，将来还大有希望。对于这个决定，我自然知道第一条是最重要的，这一条确定了我“参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活动性质，还属于思想问题，虽然被定为是胡风分子，但不以反革命罪行论处。于此，我当然万分感激。这倒不是因为我真有什么“罪行”，如今得到了宽大处理，而就是我没有一点罪行，只一条我受到阿拢的器重，要把我抓进监狱，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事过多年，贾植芳先生在一篇怀念公木先生、题为《背影》的文章中写道：“他（公木先生）河北人，参加革命时间较长。50年代中期反胡风运动时，他负责天津作协和文联领导工作，当时中央主持胡风专案的同志（刘白羽）通知他说，天津有个叫林希（侯红鹅）的青年作家，也是个‘胡风分子’，应该批判审查。他（公木先生）拒绝执行，并说林希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至多认识天津作协的方纪、鲁藜、阿垅，找不出他与胡风有什么直接关系，不应该无证无据地随便抓人，随便地划成什么分子，就这样他被调离了职务，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
读过贾植芳先生的文章，并听他亲自对我述说过这件事情，我心里真是诚惶诚恐，我万万没有想到，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我因和阿垅有些交往而受到株连，而就在我受到株连的同时，还有人因我再受到株连。受我的株连，也可能，譬如我少年时代的好朋友柳萌，他和我同龄，又和我是同学，1957年他为我申冤，说我不是胡风分子，结果被打成右派。而公木先生是我的长辈学者，又和我从来没有见过面，就因为他不肯抓我，还说我不过就是一个小青年，结果因我而蒙受了长达20多年的冤枉，说起来，我也真是应该感到羞愧了。公木先生20年的时间不能从事写作，真不知道到底是我应该愧对公木先生、还有别的哪位大人物应该愧对公木先生了。
反胡风运动结束后，我在天津作协等候处理，一年之后，我被定性为“胡风分子”’并被送到工厂劳动改造。但这场劫难远没有就此结束，我才到工厂不久，社会上的反右运动就开始了。报上每天都在揭发右派分子们的罪行和他们的种种反动言论，直到看见那些在反胡风运动中有不俗表现的英雄们一个个地也现出了右派丑恶面目的时候，这场运动还没有触及到我的头上。因为在工厂里，我没有参加任何“大鸣大放”的机会，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向党发动恶毒攻击，原以为这场运动我就要逃过去了，但是突然工厂通知我去一个地方开会，在会上我被公开点名，说我犯下了向党进攻的罪行。
参加大会回来，工厂里已经成立了战斗组，那时候还没有专案组的说法，因为那时人们对于三反五反运动记忆犹新，工人们都称战斗组是打虎队。把我当作老虎打的“打虎队”有十几个人，队长是教育科的一个干部，还有几个工人。不要以为一个只有上千人的工厂居然也有足可以打退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先进分子，在中国，不光是学术、文艺单位有政治精英，随便一个什么地方都有理论水平超群、斗争艺术成熟的政治精英。过去在作协机关，那些政治精英们不俗的表现，我是领教过的，如今到了工厂，这里的政治精英一点也不比文学界的政治精英逊色，一开始向我摆好阵式，我就对此有所了解了。
打老虎，自然要有打老虎的打法，参加打老虎的人，第一要打破情面，第二要对敌人怀有强烈的仇恨，第三要勇敢、还要机智。
老实说，经历过反胡风运动，我虽然对于政治斗争有了一点了解，但那到底还有一个作家圈子，整我的人，也还斯文，就是后来公安局介入，也还是表面上客客气气，绝对没有人格上的侮辱。到了工厂，斗争的残酷性，就表现在对敌人的无情了，第一次斗争会，就喊出了“打倒林希”的口号。初听“打倒林希”，我几乎要笑出来，我有什么好打倒的呢？打倒我，又能给各位带来什么实际利益呢？但听过几位精英的揭发，我才慢慢地明白，原来不把我打倒，中国就要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就要失败，人民也就要重新沦为奴隶，帝国主义就要卷土重来……
谢谢各位精英对我的器重，老实讲，我还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无论我有没有这么大的本领，但我的右派言论已经是无法抵赖了。打虎队的领导对我说：“右派是客观存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你也休想狡猾地逃过这一场运动。”打虎队的结论绝对正确，果然我的右派言论就被揭发出来了。我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反动言论，共有三条。第一：我曾经散布不学马列主义也可以写出好作品。第二，我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民主。第三：我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
够了，只要有其中的一条，就足够定一个右派了，何况我还有三条“罪行”，定我是右派分子，果然就是客观存在了。
只是，这三顶大帽子，怎么就扣到我头上了呢？
一连多少次斗争会，革命群众都要我回答为什么如此恶毒地向党进攻？当然，革命群众也知道我不会老老实实承认这些罪行，所以开始的几次斗争会，先端正我的态度，你愿意不愿意接受党对你的教育和挽救？你愿意不愿意选择坦白从宽的道路？你愿意不愿意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罪行？
斗争会，自然不会温文尔雅，百多人围着我坐成一个大圈，在人圈中央，自然也有我的座位，但这样的座位明明就是被审判的座位，坐在上百人的中间，听他们一个一个挥着拳头向我指出光明的方向，那真是一种人身侮辱。但中国人似是不懂得向围着自己坐成一个大圈的人们询问：“你们有什么权利向我吼叫？”当然人群中也有人似是觉得不应该随意向一个人吼叫，斗争会中间，有一个人向我吼叫着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对你怀着仇恨吗？我们恨的是你脑袋瓜子里面的反动思想，我们恨的是你的右派言论。现在，你必须端正态度，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否则摆在你面前的，就是死路一条。”
无论我的态度是否已经端正，打虎队很快就进入了实质性斗争，一天晚上，我被带进一个会场，与其说是一个会场，这里更像一个刑堂，我也看不清会场里到底有多少人，就是觉得黑压压的一片，连刺眼的水银灯都显得暗淡了。就在人群为我闪开一条路的时候，震耳的口号声向我扑了过来，我更看见有人向我挥着拳头，明明，今天革命群众一定要把我置于死地了。
过程已经毫无意义，我只是不能理解，中国的老百姓，就说工厂里的这些工人干部，他们每个月的工资最低的只有37元，只够一个人吃最粗的饭菜，常常听见工人们报怨，这个月的日子又过不去了。工人说的“过不去”，就是没有钱用了。怎么办？只能是借。向谁借呢？在那个低工资的时代，所有的中国人都过着极度贫穷的日子。没有办法，只能向这个人借1元，再向那个人借1元，好歹也不能饿肚子。但就是这样，这些贫苦的中国人却对政治表现出了极大的狂热。他们把贫穷当做作是一种光荣，甚至为贫穷而感到骄傲。他们被告知，穿体面衣服、吃富有营养饭菜的人是可耻的，自然，领袖除外。
我绝对不相信事过多年之后、当年那些政治精英们说的那些话，什么他们本来对我没有仇恨，他们向我挥拳头，喊口号，甚至一连斗争我16个小时，直到我因过度紧张而昏倒在斗争大会的会场里，原来那时他们都只是听由领导的摆布。“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不是的，我不相信这些话。
因为，我从人们的目光中看到了仇恨，看到了那些毒恶的面孔，听到过撕裂喉咙的喊叫，甚至斗争过后，在我从禁闭室出来和什么人遇见的时候，我看到那些人目光中的幸灾乐祸，和对于他人落难的欣喜。
当一个人发现世界不是天堂的时候，他最大的快乐就是他知道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地狱；而且倘若他再看到那些他不可企及的人在他的面前落难的时候，他会因此而感谢这个世界。
中国的治世者，自然很明白这些浅显的道理，而反面教员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剂安定剂，一场反右运动果然收到了意料中的效果，整个中国一片鸦雀无声。
终于，我在定案材料上签了字，这也就是说，我“老老实实”地承认了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罪行。
我何以就承认了这些无中生有的诬陷呢？
反动言论的第一条，有检举材料，是我在作家协会时一个和我住同屋的人写来的，这个人说，一天晚上他从外面回来，正看见我在屋里读小说，这个人对我说，你应该多读马列著作。当时我回答说，不学马列主义一样可以写出好作品。
有没有这件事情？当然有。但事情不像检举人说的那样。这位检举人，本来是一个小无赖，他靠讨好天津作家协会一个负责干部，从学校调到了作协，调他来作协的理由，就是加强政治力量，直接的使命就是监视我。他一到作协报到，秘书长就把他分配到我的住房，和我同住一间房。然后，第二天，他就向秘书长报告了我前一天晚上的反动思想活动，由此，这个人就更受到了秘书长的重用。确实，一天晚上，他从外面玩够了回来，正看见我在读书。他也确实对我说过，你应该多读马列著作，但我当时回答他说的话却和他检举的材料不一样。我当时回答他说，学习写作，也应该多读些文学作品。
然而，对于打虎队来说，告密者的材料是可信的，既然有这样一件事，我的一切申辩都只是狡猾，而告密者的材料，才是事实。就这样，我的第一条罪行成立了。
第二条，我恶毒攻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民主。我不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也是有人告密，说我在一次选举人民代表的时候，说过这几位代表我都不认识。难道这不正是恶毒攻击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民主吗？
第三条，我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那就更是客观存在了，我是胡风分子，我心里肯定不服，更肯定想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不需要任何证据，我的第三条罪行成立了。
何以我就承认了这些无端的诬陷呢？没有别的理由，很简单，我再也经受不住那种可怕的折磨了，那一次一次连续16个小时的斗争会，还有没完没了的个别“谈话”，一连一个多月，打虎队不让我睡觉，更使用最恶毒的手段逼供，把我关在一间小黑屋里，没有起码自由，最后，我和所有经历过劫难的人一样，只想着结束这一场磨难，无论是怎样的结局，都比每天每天的折磨要好得多。我们也知道，承认这一切，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就会被送到劳改农场，就会永远受到人们的歧视，但无论怎样也比现在好，只求一死，不也是一种解脱吗？
对于后辈人说来实在是一件无法理解的事情了，何以1957年之后相继被送到劳改农场去的时候，我们这些人的心情反而非常轻松。自然，一些有家室之忧的人，被送去农场，就意味着妻离子散，他们的心情远不似我们这些未婚青年这般轻松，我自己坐着大卡车，颠了几个小时终于到了农场，从卡车上把行李扔下来，然后纵身跳到地上。当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可到地方了。
农场的日子自然是不好过的，不光是超重的体力劳动，更有种种人身监禁，队长们对学员们的辱骂，还有右派之间的相互告密。这一切一切我已经写过一本小书，书名叫做《拜遏人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于此，也就不再赘述了。只有农场场长对于我的一句话，倒足以证明我的双重“罪行”是何等的严重，那位场长于接受我的时候，对我说，你应该枪毙，别人枪毙时挨一枪，你应该挨两枪。
于此，我倒没有什么反感，当时，我只是在心里想，一枪是死，两枪也是死，而且在挨第二枪的时候，我早就什感觉也没有了，再多挨几枪，也无所谓了。
三、出庭出“证”
1964年，农场没有向我们做任何说明，就通知说整理好行李，带好我们带来的所有东西，农场将有专车送我们这些人回城。
在农场，我已经劳动了将近4年的时间了，因为类如我这样的右派，一不是劳动教养，二不是服刑罪犯，送我们到农场来的时候，也没有说期限，我们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还会把我们送回天津，因为几年来农场一直告知我们要在农场劳动一辈子，而我们这些人原来的城市户口早就被注销了，商品粮，也早就没有我们的“定量”了。
但突然通知说将送我们回天津，也不向我们说明任何理由，就是送我们回去，无论是摘了帽子的右派，也就是摘帽右派：还有没有摘掉帽子的右派，就是如我这样的戴帽右派，一律送回天津。
从农场送回城市，生活上固然是好了一些，可以每天回家，再也不吃农场的窝头煮白菜了。但是，回城，也仍然是一个阳谋，把右派放在众目睽睽之下，那滋味不是好受的。但到底还是被送回天津来了，还是回到了天津市机床厂，人事部门分配我去一个车间，当了一名生产计划员。虽然我还是一个戴帽右派吧，但我不是还有点文化吗？1964年还没到“天天讲”的时代，对我也就控制使用了。
回到工厂之后，生活倒也平静下来了，除了一些会议不允许我参加之外，其他的倒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歧视。我自己也努力把工作做好，更努力和工人们处好关系，不多说一句话，再按时向领导汇报思想情况，日子倒也过得安静。
1965年，工厂为我摘掉了右派帽子，从此我的处境也就更好一些了，虽然也是一个摘帽右派吧，可到底表面上不把我当作敌人了。
突然，历史进入了1966年，1966年，中国发疯了。
疯狂的1966年，对于我来说，是从出庭作“证”开始的。
1966年2月的一天，工厂保卫科的干部通知我到保卫科去一趟，走进保卫科的办公室，一眼我就看见了反胡风运动时公安局负责审查我的一个干部，大家都叫他是胖刘，胖刘身边还坐着一个人，我不认识，但我估计今天他们到工厂来找我，一定和胡风案件有关。
“回到工厂来了？”胖刘到农场去过，自然知道我这几年的情况，他还是那副样子，不带什么威严地和我说话。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他就是这副神态，尽管有的人“态度”不好，但他从来没有骂过人，也没有亮出过铐子、手枪。我坐在他们的对面，和胖刘说起了这几年的情况，他听说我已经摘了右派帽子，倒是也表示高兴地对我说着：“以后好好工作吧。”
说过几句话之后，胖刘指着和他一起来的那位干部向我介绍着说：“这位是检察院的王处长。开门见山吧，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胡风案来的，也就是为了阿垅的事找你来的。”检察院的王处长自然是一副专政机关代表的神态，他自然知道我和胡风事件的关系，但他今天还是要亲自向我询问种种经过，他像是审问案件一样地向我问着我和胡风、阿垅的关系，又问了我本人“参与”胡风事件的情况。我自然要一一地回答，我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询问，我等着他们说明他们为什么又来问我这些事。
“胡风案已经拖了十年。”王处长待我叙述完过程之后，对我说着，“现在检察院准备正式向法院提起公诉，这也就是说要给“胡风分子”判刑了。按照治病救人的政策，最后向法院提起公诉的只有胡风和阿拢两个人，其他的人全都释放了……”一桩震惊全世界的重大案件居然一拖十年而不能提起公诉，这也是极为罕见了。我在农场的时候，听说过一条规定，说是公安局拘留嫌疑人不得超过6个月，6个月之内如不能向法院提起公诉，就必须放人。所以，才有了送我们到那里去的农场，那个农场就是收容拘留半年的小刑事犯的。这些人做了一些恶事，还不到判刑的地步，可是又必须给他们一点惩罚，于是就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农场，把他们关在里面，关上半年，再放他们出去。再做坏事，那就要送法院判刑了。而胡风案蒙冤人居然被公安局拘留长达10年之久，“最后还以宽大的名义释放出来，这到底是“宽大”呢？还是政治迫害。
中国的事情是不能深究的，深究之后常常会得出非常可怕的结论。胡风案蒙冤人的遭遇，就是强权破坏法律的铁证，是20世纪发生在人类社会最野蛮的一起恶性事件，它使一个国家蒙受耻辱，这是一起永远也无法向后人解释的历史过错。
然而，居然要堂堂正正地提起公诉了，一桩将当事人拘禁长达10年之久的“案件”，还有什么法律的尊严呢？
经历10年的时间，又经历过反右运动，还经历过几年的农场生活，我已经不再是10年前的那个小青年了，多多少少，我也成熟一些了，我也有了一点思考，对于美丑善恶，多少有了一点自己的看法。听到王处长说要对胡风、阿垅提起“公诉”，我既不感到吃惊，也不感到恐惧。
“今天找你，是要你出庭做证。”王处长最后向我说明了他们的来意。
这倒真是让我大吃一惊了。“出庭做证？”我向王处长反问着说，“我能证明什么呢？阿垅在重庆、上海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是解放后因为学习写作才认识阿拢的。”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王处长就沉下了脸，他以一种极是威严的声音向我说着：“阿城案涉及到许多人，这些人都要出庭做证。涉及你的事不多，就是拉拢你参加“胡风集团”的事，指使你写文章攻击党的文艺政策，其余的问题，我们不会问你。”说到这里，王处长停了一会儿，似是让我做一下选择，随后他又向我说道，“自然啦，出庭做证是自愿的，我们不强迫，不动员。我们想，既然你已经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断绝了一切关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你就有义务和人民站在一起对颠覆国家的反革命罪行提供证明。当然，你也可以拒绝，但你拒绝出庭做证，并不等于事实不存在，国家对于应该出庭做证、而拒绝出庭做证的人，也有权利采取相应的措施……”
王处长说话，态度倒也不算是多少恶劣，但每一个字都向我暗示着可怕的后果，我当时想到的是，到了这样的时刻，一个微不足道的我，是不可能有任何做为的，我的一点点对抗，对于胡风案也无济于事，我只能就范，让我做什么我就只能做什么。
如果说，在反胡风运动的当时，我出于一种愚忠和真诚，还没有想到这是一起冤案的话，但经过长达十几年的思考，我早就不再认为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有什么过错了，我是从自己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亲身经历中醒悟到胡风、阿拢“反革命活动”的“本质”的，这样我也就估计到这将是一场怎样的公诉了。但是从我固有的观念说，出庭做伪证，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强迫，都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尽管现在我可以向人们解释当时我的可怕处境，但对于出庭做证，我总是有一种深深的内疚，中国的知识分子被可怕的政治运动吓破了胆，他们总是希望能够保住一己的平安，于是我们就这样一步步地退让，一步步地忍受，而最后的那一场“大革命”，才使我们认识到正是我们自己的甘于被愚弄，才最后一起走向毁灭。
一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就只有听从安排了。
“我证明什么呢？”我向王处长问着。
“对了，这就好谈了。”王处长满意地说着。
这时，王处长和胖刘一起打开了卷宗，王处长对我说，阿垅的思想问题和文艺思想是不能判刑的，当年无论批判得多么严重，现在也不能提起公诉，阿垅的罪行就是颠覆国家、进行反革命宣传，而要我出庭，就是证明阿拢对我进行反革命拉拢，要我和他一起颠覆国家。
现在说起来，就是连一个几岁的孩子也会觉得可笑，阿垅，一个写了几本书的作家，再加上一个没有写出过任何文章的小青年，居然梦想颠覆拥有几百万军队的国家，这到底是谁在说疯话呢？然而在那个时候，这却是现实，而且是披着法律外衣的现实。
“好吧，我出庭。”终于，我答应了。
王处长对我说，需要出庭做证的事情不多，时间也不长，规定给我的证词只需要1千字，出庭做证，只给我5分钟的时间，内容也极简单，只证明说我原来是一个中学生，认识阿垅之后，思想发生了变化，逐步受到胡风思想影响，开始写文章攻击革命作家和革命路线，对党的文艺政策抱有敌对情绪。对此阿垅夸奖我有才华、有前途，想把我当做胡风集团的接班人。根据这个要求，王处长要我尽快写成证词，他们很快再来找我。
果然未出半个月，胖刘和王处长又到工厂找我来了，他们带走了我写的证词，说是带回去研究。我想一定是给他们的领导审查吧。又过了一些日子，胖刘和王处长又找我来了，对我写的证词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前前后后十几次，最后证词才算确定下来，说是就这个样子吧。
但王处长对我说，出庭做证不能带文字稿，为避免做伪证，必须只能是口述，这样就要把1千多字的证词背下来、熟记在心里。而且出庭时不能紧张，以免一时心慌忘了证词，法庭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那是一点差错也不能出的，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一切后果只能由自己负责。
每次王处长来，都是以一种严肃的口气提醒我，要我一定认真准备好证词。从此我白天劳动，晚上就准备证词，反复地把这篇证词背得滚瓜烂熟，这期间胖刘和王处长还来过许多次，演习出庭的种种过程，他们先听证词，然后再向我提出几个问题，说是出庭的时候，就是提这几个问题的。而且他们更嘱咐我，到了法庭，万一阿拢向我提什么问题，万万不可回答，要我不能和阿拢直接对话。
对于我的证词和表演表示满意之后，王处长告诉我说，阿拢“认罪”的态度很不好，三番五次地推翻对于他的种种揭发，现在是最后的判刑，有可能他把一切都认下来，这对他有好处，也可能他把一切都推翻，但是已经对阿垅做过交代，告诉他那样做只能对他自己不利。
对于我的出庭做证，我久久地不能释然，这明明是对我最大的侮辱，而且更使我在阿垅面前丧失人格。阿拢能不能理解这是出于一种无奈，或者他能不能谅解我的“处境”，就像是一块巨石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想也许阿垅出狱之后，还有机会容我向他做出解释，因为当时如果我拒绝出庭，王处长说国家也会对我有相应的办法，言外之意，我将再一次从社会消失。
本来认识阿拢，开始是我主动地给他写信，说阿拢对我进行“特务拉拢”，是歪曲事实。阿拢后来给我写信，谈的只是写作上的问题，与政治丝毫无关，而且我们两个人从来也没有商量过颠覆国家的事，阿垅没有向我攻击过共产党，更没有对我做过反动宣传。写文章是我自己的事，文章写好之后向阿拢征求意见，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向前辈学者求教的正常现象，把这一切说成是反革命罪行，而且还要我出庭做证，受戏弄的不止是我一个人，受戏弄的是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民族。
终于，我接到了法院的传票，要我出庭做证。开庭的那一天，我早早地来到了天津中级法院，王处长和胖刘在法院门口等我，他们两个人显得有些紧张，王处长告诉我说，昨天晚上阿垅接到起诉书后态度极坏，他们到狱中做了一夜的“工作”，阿拢才答应今天到法庭上认罪的，王处长并告诉我说，不必紧张，估计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院里早就停下了十几辆小汽车，几位气宇轩昂的大人物从车上走下来，跟着随员，披着大衣，走进了审判大厅，看得出来，这些人都是当年反胡风运动的领导人，自然也有市里的要人，今天他们要来出席审判，亲自看看他们的敌人“应得”的下场。
坐在证人休息室里，隔窗望去，正看见那些要人们不可一世的神态，只是我倒也觉得这些人的可怜，他们今天居然要由一个只有二十几岁的小青年，而且又是一个挖过河，沤过粪、挨过饿的证人来证明他们的正确和胜利，说起来也实在是太可悲了。
坐在证人休息室里，我心里乱糟糟地不知想了一些什么，从北京来的几个证人，我没有见过面，天津的李篱过去见过，如今也是老得不行了，相互见了面，也就是彼此看看，更不敢多说话。
正是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一个陌生人向我走了过来，这个陌生人个子很高，很瘦很瘦，我看了半天，也没想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陌生人。这位陌生人走到我身边之后，看了看我，然后向我问道：“是侯红鹅吧？”
侯红鹅是我以前的名字，这位陌生人也一定是我过去的朋友，但我看了好长时间，实在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朋友了。
“我是芦甸。”陌生人见我认不出他来了，便主动向我做自我介绍。
芦甸，一下子我惊呆了，这怎么会是芦甸呢？我认识的那位芦甸是一位英俊、而又极富风采的人，现在告诉我说他就是芦甸的这个人却完全成了一个老人了，目光中再没了一点光彩，神色呆滞，弓着腰，穿着一件破棉大衣，看上去就和一个老工人一样，那个睿智潇洒的芦甸已经不再存在了。
听说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芦甸，立即我迎上去伸出了双手，我知道这里是法院，而且我们又全都是证人，我们的一行一动全要受到监视，所以我只好控制自己的感情，不敢表现得过于激动。紧紧地握着芦甸的双手，一时之间，竟然忘记了向他问一声好。
在我的记忆里，此时的芦甸不会超过50岁，但长达10年的监狱生活摧残了他的青春，早在王处长到工厂找我的时候，他就告诉过我说芦甸已经被“释放”了，算是不予起诉，很是够宽大的了。他们还告诉我说，芦甸在狱中得了一点点病，现在已经好多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芦甸在狱中精神失常，他无法理解这一桩冤案，在长达10多年的监狱生活中，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自己到底是不是反革命？他更在思考胡风是不是反革命？他得不出结论，渐渐地就得了精神分裂症。芦甸的夫人——李嘉陵到狱中去看芦甸，芦甸见到妻子竟然不问一句家里的情况，而是呆呆地给他的妻子背诵《实践论》，李嘉陵看着芦甸背诵《实践论》的样子痛哭失声，而芦甸还是毫无表情地在背诵着毛主席著作。
芦甸夫人李嘉陵是一位伟大的女性，芦甸被捕入狱之后，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依靠60几元的工资养活着全家，还赡养芦甸的老母亲，因为受胡风案的株连，李嘉陵蒙受着冤屈，但她一直相信芦甸的无辜和清白。
“你还好吧？”终于我想起要向芦甸问一声好了。拉着芦甸的双手，我万般激动地说着。
“过去的一切让它过去吧。”芦甸坐在我的身边和我说着，“在里面这么多年，我心中最大的负疚就是觉得对不起你，我们的事牵涉到你的头上，那时你才只有19岁呀。”
“你怎么会想到这些呢？”我向芦甸问着，“我没有怪罪过任何人。”
因为法警提醒证人们要考虑出庭做证的事，我们不可能多说话，匆匆忙忙地我只能向芦甸说了说这些年我的情况，芦甸也告诉我说，可能安排他去一个农场。我劝慰他说，暂时先有个地方安身，情况总会一天天地好起来的。我和芦甸约定，等他有了准确的去处，一定要告诉我，我去农场看他，我们还要好好地说说这些年的经历。芦甸又嘱咐了我一些话，我们就分开坐下了。
在休息室里，我还见到了几位师友，但不允许我们多说话，大家只好告知一下现在的处境，然后就想着自己出庭的“证词”了。
“各位证人。”一位法警极有礼貌地出现在休息室门口，到底是一种法律的表演，一切都显得和善，法警恭恭敬敬地向大家敬了一个礼，然后又向大家说道，“现在已经开庭了，法院委任我向各位证人发出邀请，大家有什么要求，可以向我提出。”
证人之间，再不能相互说话了，大家拿着自己的小本本，最后再熟悉一下证词。
法庭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法警出现在门口说：“请证人侯红鹅出庭。”我应声站起身来，心情紧张得几乎无法控制。
跟随在法警的身后，我走进了法庭，法庭里坐满了人，我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前面来的，迎面的高台上，一字排开坐着约莫20几个人，自然是法官，还有陪审员，我太紧张，没有向上面看，自然也不知道上面坐着的都是一些什么人，我只是想看看阿垅，看看我敬重的老师。
和电影里的法庭一样，证人站在旁边，面对法庭坐着阿垅，和我只有几步的距离。阿垅的头发全白了，脸上那种永远和善的笑容不见了，脸上的皱纹已经僵硬了，目光变得凝重。他坐在一只小木板凳上，前面有一张小课桌，课桌上放着对阿垅的起诉书，我看到那起诉书上有阿拢画的红道，起诉书旁边放着一副眼镜。阿垅坐在被告席上，神情显得倒不紧张，他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愤怒了，甚至于给人一种平静的印象，比我还要平静。
“证人侯红鹅，现在请你回答法庭的提问，你是怎样和阿垅认识的。”法官向我开始提问了。
按照事先准备的证词，这是第一个问题，我把背下来的证词向法官做了回答，然后又等着下一个问题。
就是在法官向我提问的时候，阿垅侧过脸来向我看了一眼，这时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遇到一起，我心里颤抖了一下，他的目光也颤动了一下，这一瞬间，我想我们已经说出了许许多多的话。我看到阿垅微微地闭了一下眼睛，他好像是为能看到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感到安慰。
“请面向法庭！”法官冷冷地向我和阿垅提出了警告，我想法官可能意识到这种目光的相遇会在双方的心里产生怎样的震动，他们绝对不允许这种不需要语言的沟通。
立即，法官又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按照事先准备的证词，我一一地做了回答，这时，我突然想起芦甸刚才对我说的话，芦甸说他的狱中最大的负疚就是想到自己的事情牵涉到了我，于是我在回答法官提问的时候，就多加了一句原来证词中没有的话。我向法官说道，我个人的“罪过”已经得到了人民的宽恕，现在我正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走自己的人生道路。阿垅似是听明白了我的暗示，我看到他平静了下来，不再似刚才看我时那样激动了。
法庭展现了证物，就是阿垅写给我的信，和我写的文章，和那上面阿垅的几处修改，把这样的几张信纸当做颠覆国家的罪证，当然有些滑稽，就连法官似是都有点不理直气壮，但此外法庭还能拿出什么证物来呢？武器？或者是后来的“571计划”，我想如果能拿出那样的证物来，法庭该是何等的骄傲呀！
法律在戏弄人民的时候，其实是法律在戏弄自己。
“阿垅，对于侯红鹅的证词，你有什么质问吗？”法官向阿垅问着。
这时，我显得有些紧张了，我想阿垅一定会向法庭争辩的，因为事先王处长就对我说过，阿垅有申辩的可能，而且他们还告诉过，如果阿拢申辩，你不必直接回答，法庭会有办法让你出来的。
“没有。”阿垅只说了两个字，就再也不说话了。
前前后后只用了5分钟的时间，我完成了自己作为证人的表演，法官宣布我可以退出法庭，这时法警又带着我从法庭走了出来。
回到休息室里，我心中总想着刚才阿拢凝望我的目光，我知道那目光中有千言百语，如果允许我们相互说话，我想阿拢一定会对我说许多话。想着阿垅的目光，我更想自己刚才的证词会不会在阿拢的心里留下什么疑惑，但想着阿拢最后简短的回答，我相信阿拢理解了一切。
我是最先出庭的一个，而且只做一次证，回到休息室之后，就再也没有我的事了，其他的证人要出庭四、五次，法庭规定，开庭之后，休息室里不允许交谈，看着别的证人出来之后，我也不能询问法庭里面的情形，我就只是呆呆地在休息室里坐了两个多小时。
大院里许多人从法庭出来休息，看得出来法庭的审问结束了，这时，一位看着像是大人物的干部披着大衣走进了证人休息室，那位在我面前威严无比的王处长走在这位大人物的身边毕恭毕敬，王处长也没有向证人们介绍这是一位什么要人，这位干部举目向证人们看了看，然后拉着长声说道：“今天很顺利，几位证人很好，阿垅的态度也好，这对大家有好处，对阿垅更有好处。”说罢，他笑了笑，也没有再和任何人说话，就被众人簇拥着走出去了。
休息之后，重新宣布开庭。这时王处长来了，他对我们几个证人说：“本来证人是不能够出席宣判的，但是大家一定想知道宣判的情况，请大家随着我到法庭去，一定不能让阿垅看出来。”说着，我们几个就随着他走到法庭里面来了，王处长让我们坐到最后一排，这时阿垅又被引了进来，法官开始宣判。
阿垅再次走进法庭之后，没有让他坐下，只让他面对法官站着，法官和陪审员们也站了起来，站在中间的首席法官一字一字地读着宣判书，宣判书自然是概述了阿垅的“罪行”，然后又做了根据法律条文的种种说明，最后，宣判对于阿垅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此时的阿拢已经被关押了11年半。
人们自然能够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判决，一个被关押11年半的“犯人”，被宣布判刑12年，那就是说，再有半年时间，阿拢就可以恢复自由了，因为总不能让刑期少于关押期吧？再长于12年，又有什么理由呢？
宣布判决书之后，人们坐下，这时法官向阿垅说道：“被告如有不服，三日内可以提出上诉。”
这时，法庭里一片死寂，人们在等着阿垅最后的申述，当即，阿垅就回答法官说：“我放弃上诉。”阿拢的声音很镇定，却又让人感到压抑着巨大的愤怒，他选择了自我牺牲的道路。最后他对法官说：“一切事情都由我负责，与任何人无关。”说罢，他站起了身来。
四名法警“押”着阿垅走出法庭时，他从法庭两廊座位中间走过，他的身子挺得笔直笔直，头微微地昂着，目光平视，步子迈得极是镇定。就像我第一次见到阿拢老师时那样，他在众人的目光中走上讲台，走得那样镇定，带着几分严肃。
我几乎站起身来，我们几个证人，几个他旧日的朋友都微微地站了起来，希望他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大家再相互注视一下。但他没有看任何人，他更不知道刚才的几个证人现在坐在什么地方，他就那样镇定地走出法庭去了，从容地走出去了，默默地走出了人们的视线，再也没有回来。
四、黑色的八月
1966年8月，中国大地失去了光明。虽然，开展文化大革命是从传达《516通知》开始的，而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更是在8月13日发出的，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早在春天就燃烧起来了，每一个中国人都预感到，一场更激烈的政治运动就要开展起来了。
本来，早从1965年开始，对于毒草电影的批判，就已经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后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连没有什么文化的底层人民，也预感到中国要出事了。出什么“事”呢？用老百姓的话说，那就是又要“运动”了。“运动”，就是要整倒一批人，把一批人打入地狱，再使另外的一些人飞黄腾达，然后老百姓还是过穷日子，只是心里感到距离进入天堂已经是又近了一步。
而这次的运动却比以往任何一场运动都来势凶猛，这次运动是朝着高层人士来的，更是冲着所有知识分子来的，所以，运动还没有开始，全社会就笼罩在了一片恐怖之中，谁也不知道这场运动将会触及到谁，谁也无法预料自己会不会在这次运动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们只是屏住呼吸静观事态的发展，或者就是听天由命地等着灾难的降临。
516通知下达之后不久，学生们就停课闹革命了，学生们闹革命，就是斗老师。在天津第一个闹起革命来的是耀华中学，耀华中学是天津的名牌中学，教育质量高，学校的设施更好，解放前是天津的一所贵族中学。这样的一所学校，肯定就是封资修的大本营，学校的教师自然也就是革命的对象了。我的一个弟弟，当时正在中学读书，一天晚上他没有按时回家。全家人紧张地一直等到夜半，最后当他回来时，人们发现他面色苍白，吓得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全家人向他询问，他只是嘟嘟囔囔地乱比划，好不容易说出了几个字，家里人还以为他是说胡话。
“老师，老师，跪在地上，打打，拿木棍打……”
全家人顾不得再向这个弟弟询问，只得先安抚他不要害怕，第二天，不必再询问什么，各个学校都把老师拉到大街上，给每一个老师戴上一顶高高的纸帽子，让他们排成长队，还自己敲着破锣，学生们则扮作战士，穿着军装，用大木棍押着他们的老师游街了。
社会上，人们还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何以把老师当成了敌人，但学生们的革命激情却燃烧起来了，整个一个天津市，每条马路上，每时每刻都有学生们押着他们的老师游街，被革命焕发起来的智慧是可爱的，学生们想出了一切办法丑化他们的老师，我看见过学生们在他们老师的身上糊满旧报纸，旧报纸上写着他们老师的名字，再用红墨水在老师的名字上画个大大的十叉。我还看见有的学生押着他们的老师游街，让他们的老师每人拿一只破铜盆，老师们一面走着，一面敲着破铜盆，敲一下，自己喊一声：“我是修正主义分子谁谁谁，我是王八蛋！”学生们自然非常得意，但在一旁观望的市民，却都是一副冷漠的面孔。
革命开始了。
看着社会上发生的一切，我最担心的就是哥哥的境况，哥哥在一所中学教书，多年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培养学生也真是鞠躬尽瘁了，哥哥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谨小慎微，从来不多说少道，更不像我这样对什么事情总是要问个为什么。哥哥相信马列主义，更相信他的领导告知他的一切，从来没有怀疑过任何一家报纸的社论，而且他更是想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现，无论上面号召什么，他都是积极投入。1958年大炼钢铁，他在学校里自己筑起了一座土“高炉”，日日夜夜守在他的土“高炉”旁边，吃在炉边，睡在炉边，“钢”没有炼出来，人倒先病倒了，得了病他还不肯离开前线，后来发展为严重的心脏病，最后不到60岁，他就去世了。
忠心耿耿的哥哥当然不会犯任何错误，但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他肯定不会幸免于难。匆匆跑到哥哥家里，果然哥哥早就被打成牛鬼蛇神了。
也真是对于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了，怎么就发明了一个牛鬼蛇神的词儿了呢？曾经有过地主、富农、还有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好歹也有个指向。地主有土地，富农的日子过得比一般农民好，反革命分子要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或者杀人放火，右派说过反党的话，胡风分子，认识一个名字叫胡风的人，等等等等。那么，牛鬼蛇神又是一些什么人呢？说不清楚，也不需要说清楚，说牛鬼蛇神通通要打倒，就把一切划为是牛鬼蛇神的人打倒在地，然后再踩上千万只臭脚。
何谓“牛鬼蛇神”？翻译成民间话语，就是过去常听人说的那句“这帮乌龟王八蛋”，对于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来说，一切反对自己的人，一切可能反对自己的人，一切看着就像是反对自己的人，统统都是“这帮乌龟王八蛋”，说得政治些，就是牛鬼蛇神了。
谨小慎微的哥哥何以被打成牛鬼蛇神了呢？什么原因也没有，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教师。跑到哥哥家里，已经是入夜时分了，哥哥还没有回来。祖父和哥哥住在一起，疼爱大孙子的祖父告诉我说，哥哥一连多少天吃不下饭，晚上一听见街上有什么声音，吓得就整夜不能入睡，祖父怕他出意外，只要他一回家，就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祖父担心哥哥经受不住学生对他的侮辱，更经受不住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很晚很晚，才听见有人上楼的声音，脚步声是那样的沉重，祖父立即迎了过去，几乎是祖父搀扶着哥哥走上了楼来。
哥哥看见我向他迎过去，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用力地咬紧嘴唇，他怕哭出声音。
我怎么安慰哥哥呢？只能是扶他坐下，再给他送过一杯水，看他似是平静下来了，我才对他说：“坚强起来，你什么问题也没有，不要怕。”
哥哥还是咬着嘴唇向我点了点头，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又微微地闭上了眼睛。
哥哥内心的痛苦我是能够理解的，他忠心耿耿地在学校工作了几十年，而且全心全意地相信共产党，从来没有过一丝离心离德的念头；今天，突然他也成了革命的敌人，他于感情上实在是无法接受。我也能够想到，这样的人都非常脆弱，他们很可能选择极端的道路，他们只能在阳光下生活，他们没有能力经历劫难。
无论祖父和我怎样劝解，哥哥仍然不能平静，我就对哥哥说：“你不是没做什么坏事吗？你没做过坏事，而且你还好好地教了这许多年的书，光明磊落，他们把你当作牛鬼蛇神，这是他们的耻辱，越是这样越是要活得理直气壮。”心胸狭窄的哥不会接受我的劝解，他只是叹息着，疲惫不堪地坐在椅子上，微微地闭着眼睛。
直到很晚很晚，我们才劝着哥哥吃了一点东西，最后我又陪他回到他的房里，回到房里，突然哥哥放声地痛哭了起来，一面哭着，还一面对我说：“如果我有了什么意外，你一定要把你的侄子侄女抚养成人，教育他们热爱毛主席，教育他们听党的话……”
是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哀，无端地受到如此野蛮的凌辱，如此无端地受到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他怕自己没有能力活下去，但他还在想着教育自己的儿女热爱领袖，还教育自己的儿女听话。
一直到入夜，哥哥才似是安静了一些，他看着天时已经不早，就劝我也应该回家去了。我是下班之后直接到哥哥这里来的，家里一定担心我会出什么事情，因为妻子早就预感到我是逃不过这一场劫难的了，当然，妻子也知道我不会有任何意外。
从哥哥家里出来，大街上还挤着成千上万的人，电车已经不能行驶，每一条大街都是灯火辉煌，中国就像是过重大节日一般，每一个人、每一条马路、每一个窗口，都燃烧着烈火一般的激情。不知道多少高音喇叭在放送着歌唱领袖的歌曲，一队一队的游行队伍，在高声地喊着“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也就在一队队的游行人群中间，还走着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这些人被涂着黑脸，穿着纸糊的衣服，扛着中国传统祭祀死人的纸幡，游行的人们把一切可以敲击的响器拿了出来，大鼓，铜锣，而牛鬼蛇神们又每人一只脸盆，大家一起敲着、喊着、跳着，缓慢地走着。
一直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我才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一直走到天津最热闹的劝业场地带，那里正在开斗争会。就在马路的中间，搭起了一个高高的台子，就和戏楼一般，上面还挂着横幅，台上高压水银灯亮如白昼。抬头向高台上看过去，一下子，我几乎吓呆了，满满地在台上跪着几十个人，听下面的人说，是斗争原来的一家财主，“劝业场就是他们家的”，老天津卫有名的高姓人家，跪在最前面的自然是这户人家的家长了，后面是他的儿女，男人们穿着西装，自然是被丑化了的，女人们则穿着那个时代早就绝迹的旗袍，最最让人不忍心看的，就是跪在成年人身后，还有几个孩子，看着最小的一个孩子，也就是三几岁的样子，他会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乖乖地跪在台上，听他身边的人喊口号，更有一个红卫兵抬起一条腿，把穿着军靴的脚，踩在孩子的头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台上台下，几万人同声地一齐高喊口号，那声音让人听着真是毛骨悚然。
台上的红卫兵小将们自然人人气宇轩昂，人人都是一只手叉在腰间，一只手抓着牛鬼蛇神的头发，抬起一只脚，踏在牛鬼蛇神的背上，大有革命成功的气概。而最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却是，围在台下看热闹的人们，许多人的眼里闪动着兴奋的目光。看那神色，就像革命许诺给他们的美丽人生，今天已经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了，他们终于看到了敌人的可耻下场。
绕开热闹地区，我只能选择静些的小胡同走，小胡同里灯光很暗，人们都跑到热闹地方看革命去了，但走着走着，就看见在黑暗处有两个黑影，呆呆地立在那里，不像是什么生命，可又看不清是什么物件，胆怯地向前走着，啊，我几乎吓得喊出了声来，原来那两个黑影是两个人，跪在那里，再走近些看，是两位老人，一男一女，明明是一对老夫妻，他们已经跪了很久很久，两个人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几乎是瘫在了地上，让人不敢相信他们还有呼吸。
再向四周看看，这两位老人的身后，并没有任何人看守，红卫兵显然跑走看热门去了，可怜的是这两位老人就在红卫兵离开他们的时候，也不敢稍稍休息一会儿，他们还是跪在小黑胡同里，连一点声音也不敢出。
走过热闹的劝业场，再走进黑暗的小胡同，台上跪着的孩子，红卫兵踩在孩子头上的一只大脚，更有小黑胡同里跪着的一对老夫妻，我似觉得自己正在地狱中穿行，中国，已经变得完全陌生了。
这一切不需要理解，也不需要思考，我读的书不多，经历也不丰富，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很容易使我产生了许多联想。我只是一个平民，我只知道以自己的直觉感受世界，我不懂得什么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也不需要站得高些、或者是看得远些，更不知道要去看什么深远意义，我就是看见红卫兵踩在孩子头上的那只脚，我还看见了小黑胡同里跪着的一对老夫妻。
革命会使一些人吓得精神崩溃，但看见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我反而变得镇定。革命总是要消灭一些人，如果说我曾经逃过了1955和1957两次劫难，那么1966年，对于我来说，将是大限了。一个孩子尚且被踏上一只脚，谨小慎微的哥哥尚且被打成牛鬼蛇神，一贯被认为立场反动的我，能逃过这一场革命吗？作好思想准备，我预感到一场大劫，正在等着我。
回到家里，妻子看我没有什么变化，舒了一口长气，然后才向我询问工厂里的革命情况，据妻子说，他们工厂的革命已经开始了，许多工程师被拉出来跪在大院里，造反派的英雄们，在工程师们的身后狠狠地踢他们。
没有说什么话，早早地睡了，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去工厂的路上匆匆赶到哥哥家里，祖父告诉我说，后半夜大约3点，哥哥被红卫兵从家里拉走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点消息。
五、革命初始
工厂里贴出了大字报：《为什么我们这里还是死水一潭？》看着社会上的革命热潮，富有革命热情的激进入士们已经坐不住了。革命自然要有对象，随之就有向我发难的大字报贴了出来。本来，从农场回来之后，我在工厂里最是小心谨慎，不多说一句话，更不敢发表评论，让我做什么我就低头去做什么，要想拿我开刀，我自认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当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时时讲的年代里，想从我这样的人身上找点什么罪名，那不是太容易了吗？
社会上闹起了革命，学生们斗争了老师，地富反坏右、反动资本家都受到了“冲击”，工厂里，“群众”的情绪一时时地高涨，工厂党委没有接到通知，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只好一旁看着，听天由命地等着革命形势的发展。
1966年的8月26日，工厂里的革命终于暴发了，才一到工厂，就觉得情形不对，一些工人手持木棍站在工厂门口，就像是警卫一般，活像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当我走过工厂大门的时候，我看到持棒站岗的工人向我投射过来凶恶的目光。不光是我有了某种预感，工厂里每一个人都预感到今天一定要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平日我走进工厂，人们还很随便地在我身边走来走去，今天走进工厂，迎面走过来的人就像躲避瘟疫一般地躲着我走路，人们连头也不敢抬，似是不敢看将死的人一样，人们害怕留下可怕的记忆。
难道今天真的要活活把我打死吗？
我做好了精神准备。
上班铃才响过，就像是刮起了狂风暴雨一般，安装在大院子里，安装在车间里的每一只大喇叭都放出了赞美领袖的革命歌曲，真的革命就要开始了。还没容我去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看见人们呼啦啦地全往大院里跑，最先高举革命大旗的英雄们正在工厂大院集合呢。
领头的是一个工人，我认识，肤色极黑，没有文化，可能是因为出身好吧，就自觉地担任了领袖，他手里拿着一根大木棒，就是镐头的大木柄，一米多长，胳膊一般粗，一棒子就能打死一个人。可能是自发组织起来的战士们站成一列长队，胳膊上也佩着红臂章，每个人手里也都拿着大木棒，看着少说也有五六十人。这一些人站成一列长队，正听那个领袖喊话，远远的我听见领袖向他的战士们喊着说道：“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站起来的日子到了，现在我们立即出发去抄那些反革命的家，把他们的老窝砸碎，回来我们再收拾那些王八蛋们，牛鬼蛇神们听着，你们的末日到了。”
然后，这些人跳上一辆大卡车，一阵风，就开走了。
他们去砸谁的老窝呢？想都不去想他，即使他们去砸我的“老窝”，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抄家之风已经在社会上刮起来了，每天都看见红卫兵们耀武扬威地抄牛鬼蛇神的家，一大车一大车的家具，衣物被拉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也有的当从焚烧，一团一团熊熊的大火就在街头上燃烧着，满街砸碎的器皿，据说都是封建时代的遗物，而至今仍然保留着这些东西的人，其实是梦想着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
大约到中午时间，抄家的英雄们回来了，同时还拉回来几汽车的旧家具，据说还有贵重的衣服，都是工厂里那些富裕人家出身的人的东西，这些人虽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他们的家庭比一般工人家庭要富裕，所以就成了这次革命的对象，再有的人过去是私方人员，还有的人家有历史“污点”，革命一来，就无一能够得以幸免了。
听看热闹的人回来说，好像没去抄我的家，因为我是思想反动，立场反动，这些反动的货色是带在身上的，是藏在脑袋瓜子里面的，去家里，很可能倒抄出著作来了，我不会把反动思想写在纸上、再贴在墙上的。
抄家的英雄们回来之后，倒也没有别的任何行动，但工厂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人人都预感到一场暴风骤雨就要降临了。这场暴风骤雨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也不过就是社会上的那些做法吧，游街，当众罚跪，任由人们辱骂，逆来顺受吧，人人都接受这个现实，我一个人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做好了精神准备，我不想反抗，也不敢反抗这场暴风骤雨。
我正在车间扫地，到这时候，我已经成为车间辅助工了，因为早从社会上一开始革命，就有人提出不能把生产指挥权交给一个右派，那时候有一部电影，说农村一个地主破坏生产，公社让他赶大车，他就狠命地打牲口，于是贫下中农说，要把赶车的鞭子从地主的手里夺过来。按照这个逻辑，我也就不能再做什么生产管理员了，工厂的人事部门通知我当辅助工，我立即拿起大扫帚，打扫卫生了。
在车间里扫地，就看见许多人在外面贴大字报，把车间外面的墙壁都贴满了，偷偷抬头向墙上看过去，许多大字报上都歪七竖八地写着我的名字，名字上还打着红叉，名字下面写着“一定砸烂狗林希的狗头”之类的字，除了我之外，大字报还说要砸烂其他几个人的狗头，都是五类分子之类的人物，也点了工厂党委书记的名，问他为什么压制工人的革命热情。
我自然知道，这些大字报意味着革命风暴就要向我扑过来了，还是那句话，等着吧，如今已经是插翅难逃了。
午饭过后，工厂大院里就闹起来了，只听见人们在喊革命口号，也看见人们往大院里跑，我不敢出去看热闹，就蹲在车间角落里等着有人来抓我，果然，就在大院里的一片口号声中，几个工人闯到车间来，在角落里找到我，恶凶凶地向我吼道：“狗林希，出来！”
不敢违抗，连让我出去做什么都不敢问，我就跟着这几个人从车间里出来了，那几个人带我走到工厂大院，我心里突然烧起一种火焰，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就像是一只被激怒的野兽，我几乎要发疯了。
黑压压，工厂大院里跪满了人，我看见跪在最前面的是总工程师，后面有几个有历史问题的人，还有几个技术人员，跪在院里也无所谓，外面革命的情况我也不是没看见过，最最无法接受的是，工人们想出最下流的作法，让每一个跪在院里的人，嘴里叼着一只臭鞋。
车间里，总是堆着一大堆臭鞋，也不知道是谁的鞋，干脏活的时候，找来一双就穿上，穿过之后，就丢在车间里，日久天长，车间里总有一股臭味。如今揪牛鬼蛇神，真不知道是谁想出了这样一个下流的作法，把最脏最臭的鞋，给牛鬼蛇神们叼在嘴里，真也是恶毒到极点了。
还没容我想好在这种局面下应该如何办，早有人把一顶纸糊的帽子扣在了我的头上，我还没有挣扎，立即又有一个人过来，把一只臭鞋向我举了过来：“叼上！”
“叼上！叼上！”疯狂的人们一起喊叫着，不知道是多少只拳头向我挥着。
立即，那只臭鞋已经塞到了我的嘴边，一股恶臭呛得人不敢呼吸，紧紧地咬着牙关，我就是不肯张开嘴巴，似是我的举动激怒了革命群众，那个拿臭鞋的人，突然一使劲，把那只臭鞋压在了我的嘴巴上。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是从哪里来的一股邪劲，在众人的揪扯下，我用力地挣扎出来，向着围着我的人群，我大声地说道：“无论我有什么罪，国家有法律，我接受国家法律的制裁。”
人们没有想到会有人不服从他们的侮辱，我的反抗使人们变得疯狂了，立即就出来一个人向我问道：“你是不是右派分子？”
“曾经是过！”我冷静地回答说。
“你是不是反革命？”那个人又向我问着。
“我不是。”我还是冷静地回答着。
“让他叼上！”人们自然不会和我多费唇舌，又有人向我喊了起来。
我当然还是不肯叼那只臭鞋，就在我躲闪的时候，人群中有人喊了起来：“打死他！”突然，就像是天黑下来一样，我只感觉到有人在我的头上狠狠地砸了一拳，呼啦啦不知道多少人就向我涌了过来，我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一下就被人打倒的，也不记得头上挨了多少拳，身上又挨了多少脚。我只听见人们喊叫着，只觉得似是有一股狂风滚动在我的身下，我被人们踢过来，又被人们踢过去，世界变成一团黑暗，我听不清人们在喊着什么，也感觉不到人们在怎样打我，又是怎样踢我。
不知道是多少只脚踩在我的头上，也不知道是多少只脚在踢我，又是多少只拳头在狠狠地打我，我似是也感觉到有人抢起木棍向我的后背打了下来。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了，也没有时间想我会不会就这样被他们打死，更没有去想这场野蛮的拳打脚踢要到什么时候结束。
据说，工人们兴奋了，多少年之后，一位好朋友告诉我说，在我被打的时候，从工厂各处不知道有多少人疯狂地往大院里跑，人们一面跑还一面喊叫：“打便宜人去呀！”那位朋友看到这一切，他说至少有上千人围着打我，外面的人打不着我，就使劲往里面挤，从里面打够了我的人被挤出来，我的朋友告诉我说，那些人的眼睛里闪动着兴奋的光芒。
打人，可以让人的血液沸腾，而把一个人活活地打死，更会让人变得疯狂。工厂里的人们，也就是社会底层的穷苦人，平时看着如我这样的人斯斯文文，心里就老大的不舒服，今天我被人们踩在脚下，可以活活地打死，他们心中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这场革命所以能够在几天的时间里把群众“发动”起来，就是先激起人们的疯狂，那些在老师们的面前规规矩矩的孩子，那些不堪承受功课之苦的学生，那些对老师每天的训斥早就怀恨在心的少年，一旦有了可以任意辱骂和折磨老师的权利，立即他们就会卷起一股狂潮，一场空前野蛮的革命，就一日之间开始了。
被踩在众人的脚下，更被愤怒的人们踢得滚过来、滚过去，我几乎已经失去了知觉，这时，我真的有一种死的预感，如果不出现奇迹，人们不会停手，而此时此际，在中国打死一个人，或者说是打死一个知识分子，那就和随便打死一只苍蝇一样，不会有人追究任何责任的。不光是没有责任，还要受到赞赏，因为他打死了一个敌人，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说，那就是：“要铲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就在我躺在地上等着被人活活打死的时候，突然人们停住了手，我身上也觉得再没有人踢我了，停了一会儿，就听见有一个人向我大声地喊着：“狗林希，你怎么敢和革命群众对抗，把他揪起来！革命的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上狗林希的当，他想打乱我们革命前进的步伐，我们坚决不答应。革命的同志们，你们把狗林希交给我们，我们一定把他治得服服帖帖！”
就在这位工人向大家说话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人把我从地上拉起来了。遭到人们的毒打之后，当时我几乎没有疼痛的感觉，就是觉得全身的皮肤发胀，头也重得抬不起来，努力睁开眼睛，又什么也看不清楚，我想象一定是被打得全身是伤了。凭直觉，我听出向人们说话的人是一位车间的老工人，他因为出身好，在车间里一直是政治骨干，在刚刚结束的四清运动中，他是车间的领导成员，也是车间党支部的委员。这位老工人一直是车间的政治核心骨干，但他对我一直很好，虽然也不说什么同情的话，但他从来不和我为难。可能是他看见我已经被人们毒打得几乎就要失去知觉了，不能出面搭救我，就以车间领导的身份出来解救我，但他不能为我开脱，就说是带我回车间去“狠狠地收拾”我，而且还一定要把我治得服报帖帖。
众人只顾着打我，把满院的牛鬼蛇神丢在一边了，不把我交代一个地方，革命已经无法进行了，这位老工人来得正是时候，大院里的革命群众就让老工人把我带走了，他们还有革命使命要完成呢。
跟在老工人的后面，拖着重重的脚步，我走回了车间，这时，老工人把我带到车间后面的一间小黑房里，让我坐在一条板凳上，然后自然是恶凶凶地对我说：“林希，你听着，你和革命群众对抗，绝对没有好下场，只有低头认罪，才是你惟一的出路。”
说过，老工人就把我扔在小黑房里，又把房门从外面锁上，还留了一个青年人在房外看守，然后他就离开了小黑房。
是这位老工人救了我一条命，如果不是他出来解救，就是人们不把我打死，也会把我打成残废。被关在小黑房里，我依着墙，这时才有了疼痛的感觉，腰部被他们狠狠地踢过，从后背到尾骨，疼得难以忍受，肩膀也疼，腿也疼，头发被他们揪得更疼。看看胳膊、看看腿，胳膊、腿上好几处地方已经踢得又红又紫，至于看不到的地方，那就更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这时，我的脑袋空荡荡的，什么想法也没有，我只想喝水。
六、祸从天降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不到半年的时间，我才结婚，有了一个家庭，妻子是一个工厂里的工人，甘心和我过苦日子，而且绝不嫌弃我的右派身份和胡风分子的可怕政治背景。在我建立小家庭的时候，我也只是以为大的政治风暴可能已经过去了，从今之后，只要自己老老实实地出卖劳动力，养家活命总还是可以的吧？但谁也没有想到，紧跟在一切政治运动后面的，竟然是这样的一场浩劫，它把整个的一个中国推开了灾难的深渊，除了“四人帮”那几个败类之外，几乎无一人得以幸免。
早在工厂还没有开展运动之前，妻子就嘱咐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一定要逆来顺受，万不可犯“混”脾气，要知道你已经是有家的人了，而且这时妻子已经怀孕四个月，进入8月以来，妊娠反应越来越厉害，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妻子已经就要支持不住了。
但，政治无情，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早在我被打成牛鬼蛇神之前，她在工厂里就已经被视为是反革命家属，每天下班之后，除了参加大家都得参加的政治学习之外，妻子还要再集中到一个地方去参加反革命家属的学习。这样，每天她从工厂回来，总要到很晚很晚，有时候，马路上开批斗会，电车不能行驶，她还要步行15公里，一步一步地走回家来。妻子为我受的劫难，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
8月26日夜晚，妻子又很晚很晚才回到家来，一直等到入夜12点，还不见我的踪影，她估计我在外面“出事”了，虽然一点东西也吃不下，但想到第二天还要上班，更想到才怀孕4个月的孩子，强迫着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和衣倒下、更是强迫自己睡一小会儿。第二天，她又去工厂上班，心里乱乱糟糟地挨过一天，晚上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学习，再回到家来，还是没有我一点消息。这时妻子真是坐不住了，想去打听打听我的下落，可是找谁去打听呢？向工厂里打个电话？那就更不可能了，谁会在电话里告诉她我的情况呢？在疯狂的年代里，一切正常的想法都是疯狂的，强迫自己安静下来，她勉强休息一会儿，第二天早晨，早早地还要往工厂跑。
在万分的焦虑中度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这期间，有两天的时间下着滂沱大雨，晚上从工厂回来，又没有电车，妻子是淌着满街的水，顶着大雨一步一步地走回家来的，就是在大雨中，还不时地有游街的队列走过来，妻子说，看着那些被大雨淋得全身湿透了的牛鬼蛇神，再听那些革命群众的喊叫声，真和穿行在阴间一样，本来就胆小的妻子，一路走着，已经就怕得魂不附体，回到家来，又得不到我消息，一个怀着身孕的女人，活在那样的时代，才真是最大的不幸了。
终于到了公休日，妻子来到工厂，想打听我的消息，她走到工厂大院门外，往里看，工厂院子很深，什么也看不到，再往里面望望，满墙的大字报，其中有我的名字，还画着红叉叉，妻子当然能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妻子不是来打听我是不是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妻子只是想知道我是不是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等了好长时间，也从大院走过来几个人，妻子想走上前去问一声，但人们看见工厂门外形迹可疑的人，便知道这是些什么人，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还没容妻子向他们询问，人们便匆匆地跑开了。
据妻子后来对我说，去工厂的路上，她的心情还万分紧张，她害怕看见什么可怕的景象，到了工厂大门外，看里面倒还平静，也听不见斗人、打人的声音，渐渐地她才平静下来，再远远地看看大字报，她料定我还活着。按照她的经验，她们工厂里有人经受不住折磨，自杀了，但革命群众不但没有被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自杀吓着，反而就在尸体旁边开批判大会，还满工厂贴大字报，“什么什么人死有余辜”。妻子在工厂门外看看，大字报上写着：“狗林希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如此，她才感到万分欣慰，我还活着，而且还没有“投降”。
在工厂门外看了好半天时间，妻子绕路到一位姑妈家去看看，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到姑妈家去过，姑妈家只有两位老人，惟一的儿子一一我的表哥，也是右派，在北京郊外一家金矿劳动改造，估计他可能和我一样，又“出事”了。妻子说，听听表哥的情况，也可以猜测我的情况了。
走了好长时间的路，妻子已经很累很累，好不容易来到姑妈家，一进门，还没容妻子向姑妈询问表哥的情况，姑妈倒先向妻子问道：“你也知道了？”
妻子自然非常诧异，便向姑妈问道：“我知道什么了？”
妻子后来对我说，也许是姑妈当时已经精神失常了，也没有向妻子多说任何话，当即姑妈就对妻子说：“你表哥没有了。”
一时之间，妻子没有听明白姑妈这句话的含意，便还向姑妈问道：“怎么就没有了？”
姑妈冷冷地对妻子说：“死了！”
一下子，妻子几乎昏了过去，后来她对我说，那时候就像是天塌下来了一样，她的眼前一片漆黑。
“你到后面院子里看看去吧，你表哥的尸体就‘停’在那里了。”’独生子的突然死亡，使姑妈失去了理智，永远也无法解释，她为什么要让我的妻子去看她儿子的尸体。
妻子后来对我说，当时她也似是变得麻木了，也不想想看了表哥的尸体会给她怎样的刺激，麻木地她就向后院走了过去，及至走进姑妈家的小后院，就看见院里的木板床上躺着一个人，身上蒙着一条白被单，想来那一定是表哥的尸体了。
妻子说，她一下就懵了。
没敢再往前走，妻子回到姑妈房里，妻子后来对我说，她也没有说一句安慰姑妈的话，反倒告诉姑妈说：“林希也多少日子没有消息了。”
姑妈没有回答任何话，突然双手捂往脸，姑妈放声地大哭了起来。
突发的事件，使人们的神经完全错位了，人们几乎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更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悲痛。
很晚很晚，妻子才从姑妈家回来，那一夜妻子一点也没有睡着，而且一连多少天，妻子也无法入睡，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姑妈家小后院里躺着的表哥的尸体，一闭上眼睛，她就几乎吓得失去了知觉。直到多少年过去，就是到了现在，妻子还常常从梦中大叫一声醒来，而且从此妻子变得胆小，看见什么都怕，有时候会怕得大声惊叫。
我们自幼生活在大家庭中，不仅是亲兄弟姐妹间感情极深，就是表兄弟、表姐妹之间，也非常要好。就是我的这位表哥，他比我长一岁，我们两个人小时候形影不离，从早到晚在一起，直到后来我去唐山，我们分开，就是这样，每次我从外地回来，在天津住多少日子，我们就在一起呆多少时间。
表哥家姓郭，自幼努力读书，不似我这样心猿意马地总想着早早地出人头地，表哥就知道安心读书，从小学、到中学，在小弟兄间，他的学习成绩最好，我们这一茬小弟兄，无论谁在学习上有了难题，都去找他，只要一找到他，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明白的难题，表哥几句话，就使我们豁然开朗了，表哥在我们这茬小弟兄之间，威信极高，长辈们也说，将来表哥一定是最有出息的一个。
高中毕业之后，表哥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工业学院录取，北京工业学院是一所重点大学，造就军事工业人才，表哥又是优等学生，在学校里进步很快，成了学校团的干部，应该说，光明的前途已经向表哥展开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1957年的一场反右运动，把表哥打成了右派，表哥和姑妈都是爱面子的人，他被打成右派的事，一直到他被学校开除出来，放到矿上去劳动改造，我们才知道他出了“事”，也就在这同时，我被送进了农场，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几次面。
1964年，我从农场顶着右派帽子回来，春节的时候，在姑妈家见到了表哥，这时他已经摘掉右派帽子了，正在金矿上做技术工作，我看到他的笔记本，那上面记载着的内容，我一点也看不懂，我只是看出他的工作很有成效，更看出他工作的努力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表哥和我虽然同是右派，但我们从来没有表露过对于反右运动的不满，表哥更是非常严肃地向我说，这些年的劳动改造，使他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他更是对我说，过去我们都是吃了骄傲的亏，其实我们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只有到劳动人民中改造自己，才知道个人的力量原来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经历过劳动改造，表哥从心里认识到了自己曾经犯过的严重错误，从感情上他有一种重新做人的动力，他绝对不似我这样，从感情上就不接受反右运动对我的“批判”，反右运动给我定的罪行，完全是无中生有，因为反胡风运动中我受到株连，又因为那时候我年龄太小，无法给我定太重的“罪”，更不能逮捕我，正好有一场反右运动，顺理成章，就把我打成右派了。
表哥的被打成右派，只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太好，更是因为他对革命和领袖的无限忠诚，其实在大鸣大放时，他并不是学生领袖，他也没有任何右派言论，或者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向党进攻，一个学理工的学生能够懂得多少政治呢？但到底他没能逃出那一场劫难，由此，也就毁了他的一生。
据姑妈后来对我说，就是在我被关押在工厂的第二天，8月27日晚上，姑妈正在家里做什么，就听见外面有人问：“郭家是住在这里吗？”姑妈闻声迎了出来，只看见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外，姑妈说，谁也没有料到是她的儿子出了“事儿”，明明就看见门外不远处停着一辆大汽车，可是谁会想到就在那辆大卡车上“停”着她独生儿子的尸体呢？
姑妈把陌生人迎到房里，这时陌生人向姑妈介绍自己说是北京金矿上的人。姑妈想，可能是儿子最近不能回家，有事情让人给家里送个信儿来，就还客气地给陌生人送茶，还问陌生人吃过饭没有。
坐了一会儿，姑妈向陌生人问是不是儿子有什么事情要告诉家里，或者是向家里要什么东西？这时，陌生人停了一会儿，慢慢地对姑妈说：“你的儿子在矿上出了一点事，矿上派我来给家里送信。”
“哦。”姑妈答应了一声，心想儿子会出什么事呢？他的右派帽子早就摘掉了，文化大革命么，不是人人都要受教育吗？
“矿上的领导嘱咐我说，见到您之后，一定要先安慰您冷静。”矿上来的人还对姑妈说。
“在外面工作，有什么好冷静的？”姑妈对矿上来的人说。
“这件事情很严重，您一定要冷静。”矿上来的人还是对姑妈说着。
这时，姑妈已经感到情况有点不对了，但无论怎样，姑妈也不会想到她的儿子“没有”了。
“有什么事情你们说吧，他不就是五七年那点事吗？再严重还能严重到哪儿去？”姑妈也是严肃地对矿上来的人说。
“事情比您想的还要严重，你的儿子自杀了。”
后来姑妈对我说，当时，她似是什么也没有听见，看了看矿上来的人，姑妈什么话也没说，就是呆呆地坐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似是从梦里醒过来之后，姑妈才向矿上来的人问道：“你说什么？”
但是，没有等矿上来的人回答姑妈的询问，眼前一片漆黑，姑妈已经昏倒过去了。
等姑妈醒过来之后，表哥的尸体已经从大汽车上抬到了后院，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在院里放好一对床板，就把表哥的尸体“停”放在床板上了。
见到我，姑妈放声痛哭，一面哭着还一面泣诉着：“这是谁做的孽呀，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惹了你们谁了呀，你们就不让他活下去了呀。”
看着姑妈哭得几乎要昏过去，我只好在一旁劝解，表哥和我一起长大，又一起蒙冤，我心间的悲痛绝不比姑妈轻多少，只是，这时我哭不出来，我只是觉得心上压着一块重石，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了。
劝说了好长时间，姑妈才终于有了平静说话的能力，这时候姑妈告诉我说，据矿上来的人说，表哥本来没受什么“冲击”，也没有他的大字报，他在化验室工作，每天晚上就在化验室“学习”著作，表现上也没有什么问题。他自杀的那天晚上，才开过一个批斗会，是批斗一个领导干部，在揭发到这个领导干部重用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时候，愤怒的群众再也捺不住愤怒的感情，一些人为触及这位领导干部的灵魂，就动手打了他，偏偏不巧就把胳膊扭伤了，也不是多重的伤，送到医院打了石膏。很晚很晚，这位骨折的领导干部从医院回来，正遇见我的这位表哥，平时他两人的关系很好，这位领导干部也没和我的这位表哥说任何话，我的表哥回到化验室，不多时人们就听见从化验室里传出来一声喊叫，一声很怕人很怕人的喊叫，人们闻声跑过去，推开化验室的门，就看见我的这位表哥倒在地上，嘴角上有一丝血渍，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就这样，表哥在绝望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表哥的死，不仅对于姑妈家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亲戚朋友，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多少年的时间，人们总是回避提到表哥的事，就像是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人似地，只有在后来姑妈去世的时候，人们才说起姑妈的可怜，她惟一的儿子早在她去世之前，就离开她了，只留下一个孤单的姑妈，还给她留下那样可怕的记忆。
祸从天降，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毁掉了。表哥的死使妻子受到可怕刺激，多少年过去，妻子都无法从那次可怕的记忆中清醒过来，妻子说就连我们的孩子从生下来看见什么都怕，也是妻子受了那次刺激的原因，到底我们三口人都还没有留下太重的影响，为此我感到万幸。
七、过“热堂”
“正确对待群众”，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视为是一个最重要的态度问题，而且惟有正确对待群众的人，才有可能在运动中受到应有的教育，从而也才能经受运动的考验，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向前；再至于牛鬼蛇神，那就更要正确对待群众了，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牛鬼蛇神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还被告知，群众是通情达理的，而且群众一定能够自己教育自己，任何人都不要说三道四，对于群众运动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首先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能挫伤群众的革命热情，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取得胜利，关键在于群众是否发动了起来，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果然，通情达理的群众就在运动中发明了许多革命创举，最先是喷气式，在批斗牛鬼蛇神时，由四个壮汉从背后扭住牛鬼蛇神的胳膊，再把牛鬼蛇神狠狠地往下压，看着就和喷气式飞机一样，惟有如此才能表现出群众誓死保卫的决心，也才能表现出群众对于牛鬼蛇神的仇恨。
坐喷气式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在工厂里看到过群众给机械局的一位老干部坐喷气式，四个壮汉揪着他从工厂大院走过，还没有走进会场，这位老干部就几乎失去知觉了。当然斗争大会还要召开，就看着四个壮汉似拉一只麻袋一样把这位老干部拉进了会场，然后就是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打倒走资派。”
社会上斗走资派，再毒恶也还是没有打死过人，喷气式之外，还要挂牌子，是一块大木牌，用绳子吊在脖子上，更野蛮的作法，在大木牌下面坠上一块砖头，我看见过有坠三块砖头的，以作为群众对他们不走革命路线的惩罚，但到底走资派是内部矛盾，对于敌我矛盾的牛鬼蛇神，就更不客气了。
在工厂里，革命群众把批斗我，叫做是过热堂。封建社会，对于公堂上动用刑具拷打罪犯，叫做是过热堂，此中还不包括打板子，打板子是必须的审案程序，不打板子，岂不就“请客吃饭”了吗？更何况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行动，如今对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更不能“温良恭俭让”了。
在工厂里，我可能是第一个过热堂的阶级敌人，因为在揪牛鬼蛇神的第一天，我和革命群众对抗，最后是车间老工人把我救了出来，我才没有被愤怒的革命群众活活打死。在小黑房里关了好几天，除了白天在大院里扫地之外，革命群众也没有对我采取行动，但我知道革命群众是不会轻放过我的，在这期间，将我救出来的那位老工人还以车间领导的身份和我谈过话，那位老工人说，我们把你救出来，只是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一点也不是我们对你的同情。你的反革命罪行，你自己应该负责，只有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你才能得到革命群众的宽大处理，否则一切后果只能由你自己负责了。
老工人的谈话，我自然能够理解，他暗示我再也不能和革命群众对立了。我当然也知道此时此刻的形势，拿鸡蛋往石头上撞，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别人可以忍受的一切我也可以忍受，不就是“低头认罪”吗？别人怎么低头认罪，我就如何低头认罪好了，以我的反革命“罪行”，总不至于判处死刑吧。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说，革命群众开始要给阶级敌人过热堂了。我当然预料到这一场劫难，我是逃不脱的了，再不想和什么人对抗，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只等着给我过热堂了。也就在这时候，以老工人为首的车间领导也被革命群众打倒了，因为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造反派起来夺得了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朝着更革命的方向发展了。
一天下午，我被几个小青年从车间叫出去，他们通知我说，过一会儿要对我进行批判斗争。远远地站在我被看管的地方，就看见车间里已经挤满了人，还拉上了大标语，远远看过去，气氛非常紧张，看得出来，今天是要给我过热堂了。
在车间外面等了一会儿，显然里面在向人们做什么布置。没有过多少时间，突然从车间里传出一声大喊：“把狗林希押上来！”声音未落，冷不防有人从背后狠狠地踢了我一脚，毫无准备，一下子我就被踢倒了。没容我站起来，背后的四个壮汉两个人扭着我的胳膊，两个人揪着我的头发，他们大步地向前跑，我弓着身子跑不动，活像是拉一只死猪，身子倒在地上，四个人就把我拽到车间里来了。
“打倒狗林希！”一片口号声中，我被扔在地上，没容我从地上爬起来，就觉得黑压压地一群人扑了过来，不知道多少只脚，就从四面八方向我踢了过来，更有人狠狠地用脚踩着我的头，踩得我连气都喘不上来了。
不知道被踢、被打了多长时间，似是终于人们散开了，这时又上来几个人把我拉起来，向下按着我的脑袋，又有人扭着我的胳膊，喷气式，革命群众开始对我进行揭发批判。
我根本就听不见人们向我喊了些什么，也不外就是辱骂呗，有人问我是不是反革命？还有人问我是不是混蛋？我只有点头，还有人要我重复革命群众骂我的话，我就只能自己骂自己说：“我是混蛋。我是反革命。”
也还是我太善良了，我原以为众人把我毒打一通之后，下面就是揭发批判了。我们自己往往真是幼稚可笑的，就在几个人揭发批判之后，又走上来几个人，领头的一个向我问了一句：“狗林希，革命群众对你的揭发批判你听见了没有？”当然，我只能回答说“听见了。”但是，我的话音未落，这几个壮汉就向我喊叫着说：“你听见个屁！”忽一下，几个人同时举起了拳头，狠狠地向我打了过来，我来不及躲闪，也没有地方躲闪，几拳落下来，我就流出了鼻血，眼前只是一片黑暗。
过“热堂”的记忆，我终生不会忘记。今天许多人早已经忘记了那一场“革命”，更有一些年青人对于那一场革命毫无兴趣，我也常常听到有的年青人说：“总提那档子事儿干什么呀？”是的，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一场革命并不可悲，而忘掉那一场革命才真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
打过我的那些人，我永远不会忘掉。你会忘记打过你一记耳光的人吗？而且，他打你耳光，并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过错，他打你耳光，就是因为他有打你的权力，打得好玩，打得解气。打过你之后，他们凑到一起还在论说谁打得狠，更会有人炫耀自己那一脚踢得多么重，又踢得多么是地方，然后他们再一起策划，下一次踢什么地方，下一次把他打到何等的程度，善良的人们，你会忘记这一切吗？如果你忘记了这一切，那就是你已经不再善良了。
过热堂，我不是最厉害的一个。
牛鬼蛇神白天劳动，晚上接受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揭发批判之后，再回到牛棚来睡觉。有的牛鬼蛇神被拉出去之后，整夜不放回来，夜静之后，就听见远远传来群众喊口号的声音，也能听到牛鬼蛇神过“热堂”的惨叫声。
我虽然罪大恶极，但在工厂里我没有“民愤”，我是胡风分子，还是右派，我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关老百姓的什么事？打我的人，有两层原因，一种原因是打人好玩，天津人说的那种打便宜人，的确机会不会总有，第二种原因，就是可怕的嫉妒心理，他们出身贫穷，没有上过学，平时看着我斯斯文文，成了反面教员还一副学生模样，读过好多书，还会外语，他们心理上承受不了，今天我终于落到革命群众手里，他们怎么会轻放过我呢？但这些人打我，总还不敢下狠手，打我不得民心，给我过热堂的时候，我注意看到，许多善良的工人，更有许多女工，都远远地躲开，没有人上来帮着打，打过我之后，他们虽然很得意，但回到家里，他们的妻子会骂他们臭王八蛋，下次他们也就不敢下手了。
牛鬼蛇神之中，确实有些人民愤大。什么人有民愤？技术强，得领导赏识，手中还有一点小小的权力，譬如给人们长工资呀，调动工作呀，他都说了算。偏偏他还有点什么问题，譬如参加过反动组织呀，开过小工厂呀，都是革命对象，如今落到革命群众手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真有过热堂时被打得遍体鳞伤的。
一位姓陈的车间主任，平时对工人要求得十分苛刻，长工资、定工级、评模范都有名额限制，不可能皆大欢喜，自然就得罪了许多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人揭发他原来在东北的时候参加过什么组织，立即，他被打成特务，也被哄进了牛棚。
革命群众给这位陈主任过热堂，可真是下了毒手了，每次陈主任过热堂回来，都似死了一般，倒在地上好长时间苏醒不过来。牛鬼蛇神自然不敢过去询问，因为牛棚都开着观察洞，有人在外面随时观察里面的动静。过好长时间陈主任醒过来，头一件事，就是找人给他点上一支烟，他连划火柴的力量都没有了。
据说，给陈主任过热堂，工人们还不敢亲自下手，因为人们还顾虑万一日后陈主任官复原职，他们就更休想长工资了。给陈主任过热堂，工人们只揭发陈主任的罪行，而动手打人的，却是从附近学校请来的革命小将，小将们打人打痒了手，还有种种足以制报敌人的手段，他们更要在陈主任的身上试验种种酷刑，如此，没过几次热堂，陈主任就支持不住了。有一次他请我代他写交代材料，交代材料中他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找他谈话，布置他潜伏下来，找机会把天安门炸掉，还要他刺杀人民领袖。他要求革命群众对他严惩，请求公安局给他定罪，他自己认为，他的罪行应该枪毙。
陈主任过热堂时所受的磨难，是令人发指的，学生们用橡皮鞭子蘸了水打他，让他长时间地跪在地上，用上千瓦的灯泡烤他，一切一切都是学生们从革命小说里学来的手段。学生们打过陈主任之后，工人们请他们去食堂吃一餐夜班饭，两只馒头，一碗夜班的营养菜，不收钱，只收4两粮票。
过热堂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野蛮手段，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机关使用这种手段折磨过共产党人，解放之后，废除肉刑，就是对待刑事犯罪，也不许动用刑具，再也没有过热堂的一说了。许多青年教育读物，在写共产党党员英勇不屈的时候，描写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动用私刑的细节，青年学生于接受正面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负面教育，如今要他们制服阶级敌人，顺理成章，他们也动用刑具，给阶级敌人过热堂了。
过热堂的背后，是咬牙切齿的仇恨，进入1966年，新中国建立已经超过25年，旧的仇恨应该说已经消除了，而新的仇恨又是自何而来的呢？就说给我过热堂的那些人，他们对我的仇恨是煽动起来的，这许多年的教育一直在告诉人们有一些人对于亡国共产极不甘心，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要出来兴风作浪，而他们兴风作流的目的，就是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想重新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又有了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恐怖神话，于是一种要严惩敌人的欲望就萌生在许多人的心间，如今革命把惩罚敌人的权力交给了革命的基本群众，动用私刑，给敌人过热堂就成了一种享乐。这就和猫儿捉到老鼠一样，先要尽享胜利者的欢乐，最后再把它吃掉。
惩罚阶级敌人使许多人血液沸腾，给阶级敌人过热堂，更使许多平日萎靡不振的人精神焕发，许多人在贫穷的日子里终于看到了希望，他们幻想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就要过上幸福生活了。只要在运动中有好表现，他们就可以升任科长，就可以长一级工资，尽管一级工资的级差是8元钱，但就是这8元钱，也要等好几年的时间。如今总算有了希望，只要你对阶级敌人有仇恨，在批斗阶级敌人时有好表现，说不定，你就可以得到那盼望多年、而又一直没有得到手的8元钱。革命就在长一级工资，批准入党的诱惑下，把群众“动员”起来了。
也许过热堂的记忆过于残酷，但，善良的人珍留下历史的创伤，为了告诫后人不要重演历史的悲剧：历史不会留下空白，更不会留下无法解读的谜团，也许历史缺少光明，但越过历史的黑暗，便有永远的光明。
八、恩怨
如果不是1966年的这一场浩劫，天津作协大院里的恩恩怨怨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坏事变好事，虽然于道理上未必就讲得通，但是有时候，譬如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候，还说不定就会出现奇迹，本来无法变成好事的坏事，还真就鬼使神差地会变一次好事，而且一变还就变得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就是你想变得这样好，你都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从1956年到1966年，正好是十年的时间，天津文学界在反胡风运动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又进行了好几次大的斗争，一位当年在反胡风运动中有过不俗表现的青年理论家，没过多少日子就被定为是右派分子了，他最要好的朋友，就象他当年在反胡风时的表现那样，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就叫《某某的灵魂已死》，读得我全身发冷。人和人之间，何以就如此冷酷？明明他们两个人是最要好的朋友，就连两个人的家庭，也是最要好的家庭，忽然一夜之间，其中的一个就灵魂死了，而另一个的灵魂却还活着。反右斗争过去不久，又来了一个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天津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出了两个，一个是电影《白毛女》的改编者，杨润身，另一个是王昌定，到这时，天津再加上一个丁、陈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柳溪，那已经就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也是贼心不死吧，我于在工厂惨遭“革命”之时，竟然还对社会上的革命有着颇为浓厚的兴趣，因为我总是想看看，到底还有谁和我一样，也一起被革命了。自己落入地狱，就想在地狱里认出一个熟人来，也算是寻找一点心理平衡吧。
当然，这时候地狱里的人已经是太多了，可是看着看着总还是觉得少了一个人，少的这个人是谁？也说不清；但是，有一天，我终于高兴地发现，这个人找到了，原来就是方纪。
方纪在天津，每次运动都把他列为是重点人物，反胡风的时候，他首当其冲，是他把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拿到他当时负责的《天津日报》来发表的，后来他虽然逃脱了出来，但也还是受到了警告处分。反右斗争，他又是重点人物，他写的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早就被列为是右派作品了，但也是他又一次地“滑”了过来，他把他的好友鲍昌定为右派分子之后，他也就平安地被保护下来了。只是斗争过去之后不久，他又写了一篇《来访者》，这一次他惹下的祸，那已经是任何人也爱莫能助了。报纸上发表了批评文章之后，当时他正在南方，天津市委的一封电报把他召回来，立即就把他关在了家里，让他反省。好不容易他又逃过了反击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后来又来了四清运动，这时，方纪似乎开始成熟了，他下到农村，从此就只写些莺歌燕舞的文章了。
而此时到了文化大革命，方纪，你还想往哪里逃呢？这不是我的话，这是我在街头看到的大字报，那上面就写着这样的话。但是，革命群众没有找到方纪，方纪躲到北京去了。
然而，就是在周扬被定为是文艺黑线头子之后，方纪也被革命群众从北京揪回来了，在街上，我看到了方纪被斗的大字报，那上面揭发着方纪的种种罪行，一桩桩，也算是罄竹难书了。大家都要挨革命么，方纪也不能例外，触及灵魂也罢、触及皮肉也罢，大字报上揭发，方纪自己有自知之明，他说他这次不死也是要脱层皮的。
中国文艺界同归于尽的结局，使我在经历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生活磨难之后，得到了一点心理满足；幸灾乐祸，中国的知识人已经习惯于看着他人蒙难，而自己无动于衷了。最先自然是方纪看着胡风蒙难无动于衷的，甚至是以胜利者的感觉很是有了一些表现；后来到了反右斗争，又是一些人以胜利者的身份斗争倒了另一些人。每次运动都是清除了一些人，而使另一些人由此而青云直上。最成功的范例，当推文痞姚文元；他就是由打倒一个，再打倒一个而自己一步一步地得到赏识的；如果不是四人帮最后的全军覆没，姚文元不正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吗？
那么，命中注定一辈子也做不成姚文元的人，他们最大的生活乐趣，就是看着想做姚文元而没有做成姚文元的人，最后落到和自己一样下场的结局了。说老实话，当吴晗先生最初被点名批判的时候，谁又对这位老左派有过一点同情之心呢？不要总革别人的命了，自己也尝尝挨革命的滋味吧。哀莫大于心死，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已经对于同类没有一点同情之心了。
回忆起来，这种心态十分可耻，但确确实实，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心理活动，让整人的人也尝尝挨整的滋味，也许日后，他们就不整人了。总是有人希望自己能够幸运地逃过一切灾难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明哲保身的哲学，使他们在迫害面前，失去了自卫的能力。这时，我忽然想起了高尔基，高尔基于革命之后，看到大批知识分子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还敢于上书列宁，申诉自己的意见，由此才引出了列宁“走出象牙之塔”的名言；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一个人敢于说一句真话，大家都隔岸观火，到后来竟然是到了此岸观火的地步，再不同归于尽，也实在是没有天理了。
但到底我们是有一些文化修养的人，而同情心又是文化最起码的起点，人类不仅会同情同类所蒙受的灾难，人类还会同情动物所蒙受的灾难；我的对于方纪的同情，是在电视上看到他戴着手铐脚镣，而被“押”上台来，惨遭毒打的镜头之后才产生出来的。从当时我那一点可怜的觉悟来说，我也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没有一点错误，更何况掌握“思想”又是这样难，谁会不说一句错话，不做一件错事呢？但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就要戴上手铐脚镣，就要惨遭毒打，我开始怀疑这场革命的纯洁性了。
那时候刚刚有了电视台，每星期试播一次电视节目，电视机还远没有为民间所拥有；看批斗方纪的现场直播，我所在的那个工厂也不知从哪里借来了十几台电视机，放在大食堂的各个地方，全工厂的人都一起收看。本来，牛鬼蛇神们是没有参加会议的权利的，但这次为了让阶级敌人们看看可耻下场，就把全体牛鬼蛇神们都拉来了，只是革命群众是坐在座位上看，而牛鬼蛇神们则要席地坐在地上看，一反平日只许低头的待遇，今天破例地让牛鬼蛇神们抬起了头来了。
批斗方纪的现场设在天津最大的体育场一一民园体育场里，看那气势，最少也有十几万人，口号声和歌声，早已是震天动地了，那气氛也真够让人发一阵抖的了。为了突出会场的气氛，电视镜头故意多照了一会儿会场外面的情景，那才是一股火药味呢，全副武装的军人们持枪站满了运动场的四周，明明是如临大敌，就是当年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也没见过这样的场面，看着真让人毛骨悚然。随着一声宣布开会的声音，立即警车鸣叫着就开进了会场，台上主持会议的人一声“把反革命分子方纪押上来！”，立时我的心就揪了一下，再看台上，八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拉着戴着手铐脚镣的方纪，走上了台来。当然又是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不光是电视里喊，连电视外面的我所在的这个工厂，也跟着一起喊，好像我也喊了，但我知道我的喊声里充满着对于这场革命的反抗。
批斗揭发，就是在方纪被人们从背后揪着胳膊，按着头，做飞机式姿态站好之后开始了；走上台来揭发批判的，当然全都是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了。而到了这时，什么作协、文联之类的组织，早已经被当做是裴多菲俱乐部而惨遭砸烂了，代之而起的是各个造反派组织，都是以对文艺黑线有深仇大恨而著称于世的。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走上台来，先读一段语录，然后再开始揭发方纪的罪行：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亲眼看见，那位革命组织的代表，走过来在方纪的身上狠狠地踢了一脚，就连看电视的人，都听到了一声重重的声音，可以想象这一脚里是怀着怎样的仇恨了。批斗整整进行了三个小时，当大会宣布结束的时候，我看见方纪是被人拉下台去的，当然还发出了一阵铁链的哗哗声。
口号声、打人声，一起伴随着革命样板戏的唱腔，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一听到那几出样板戏的唱腔就全身发冷？就是因为这种唱腔在我印象里总是和打人，以及被打连在一起的，在我惨遭毒打的时候，工厂大院里在放着革命样板戏的唱段，在我看着别人惨遭毒打的时候，那个打人的会场里也放着革命样板戏，直到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那种野蛮的嚎叫，把那样的声响和那样的场面连在一起，那才真是人类的一大创造，但那只是人类的耻辱，是兽性的最大发作。然而不幸，就是到了今天还是有人要听那样的演唱，但愿这不意味着人们已经忘掉了历史。
看过这样的场面，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人，都不会没有一点想法，这怎么可以说是什么革命呢？就算是群众运动好得很，但是为什么这种好得很就只能对待别人呢？对你们来一次好得很，你们答应吗？而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那几个上来揭发方纪的人，有的还是我过去认识的人，若说这些人恨方纪，我当然可以理解，因为这几个人全都是过去想巴结方纪，而又被方纪最看不上眼的人；今天大言不惭地把自己说成是文艺黑线的受害者，也许不无一点道理。其实这些人才是可怜得很，他们总以为如果自己早一天出道，也许自己早就是姚文元了，但他们并不了解，姚文元只要一个也就够了，再有一个姚文元，其中的一个也是要和我们一样改姓为狗的，那就是说，两个姚文元当中，也要出一个狗姚文元的，一山不留二虎么，历来就是这个道理的。
就是在方纪被批斗的第二天，我又一次地惨遭毒打，也是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材料，说方纪手下最得宠的神童，就是我。于是，就和昨天革命群众痛打方纪一样，这次在一个小小的工厂里，革命群众也要对我下一次狠手了。
毒打我，就在工厂的院子里，全厂的工人都出来了，这次不是大家一起下手，而是有组织、有步骤地下手，先宣布我是方纪的神童，然后就出来几个人，问也不问，上来就从我的身后打了过来，先是打头，从后面打脖子，后来就打我的背，把我打倒之后，就一起踢我的身子。打过一道之后，再把我拉起来，这时候再上来一批人，如法炮制，又和刚才一样，把我毒打一顿，我好像记着是至少打了一个小时，才算胜利收兵，这些没有打着方纪的人，终于在打我的时候，享受到了毒打方纪的乐趣。
从第一次惨遭毒打到第二次惨遭毒打，大约间隔有三年的时间，经过这三年的革命，广大革命群众确实是提高了，第一次革命群众毒打我的时候，我倒确确实实在一些人的目光中看到了仇恨，而在他们打我的时候，也就有人真是下狠手；而到了第二次打我的时候，革命群众目光中的仇恨已经没有了，人们打得十分冷静，打过之后，我的眼镜、帽子、金笔和其他的一些小东西，已经全在被打的时候不翼而飞了：而落在我身上的拳头虽然不像过去那样重了，但是有几拳又确实是过于狠毒了，他们不再乱打，而是一拳一拳打得很是地方，打我的肋骨，打我最疼的地方，如今，果然是打出水平来了。
就是在前不久，一位当年和我在同一个工厂里改造过来的朋友，还对我说起我的那样惨遭毒打，他说在我惨遭毒打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些人急匆匆地往打我的地方跑，这些人一面跑着还一面喊着“打便宜人去呀”，这就是革命群众，这也就是领导阶级。天津人说的“打便宜人”，就是打那些只许挨打、而不许反抗的人，人与人之间本来没有仇恨，但是打人毕竟是一种快乐，“打便宜人”就成了一种革命游戏了：如果再在打便宜人当中顺手拿一些东西，哪怕只是一支金笔呢，不也是又多得一些便宜吗？
而且，惨遭毒打之后，随之就有入找到关我的小房里来，向我要这要那了，这个小工厂，大约有一千多人，向我要过东西的人，至少不下一百人。当然全都是偷偷摸摸地来的，晚上，或者早晨，看得出来，有些人是故意下班之后不回家，就等着在我挨过斗之后，悄悄地找上门来，看看门外没有旁人，推开门就闯进来，然后小声地对我说：“借我十元钱。”你说我是借给他不借给他？借给他吧，这十元钱就算是白扔了，我怎么敢再要他还？而且谁又能够证明他向我借过钱？不借给他吧，只要一句话，他就可以让我明天再挨一顿毒打，没有办法，我只能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他掏出来，当然不够十元，这时有多少是多少，他也就拿走了。
除了这种下流的敲诈之外，再有就是无尽无休地要我随份子：本来我已经是敌人了，可是工厂里无论谁结婚，依然要我随一个份子，因为牛鬼蛇神已经不是少数了，放弃了这些人，就要少收上百元钱，而那时一百元可以买一张桌子，还能买一张床，在这时候拉这些人一把，把他们当做内部人看待，牛鬼蛇神们谁还敢不识抬举？何况收这种人的份子，又可以只要钱，不请饭，不要白不要，工厂里的领导阶级，就是这样的一种水平。
惨遭痛打也罢，惨遭洗劫也罢，对于我来说，都已经是无所谓的事了；而最最刺激我的事情，却是工厂里的人们把我全部的藏书“抄”得没有踪影了。说是扫四旧，他们就抄了我的家，就连生活用品都被人们抄走了，当然许多物品就被抄家的人拿到自己家里去了。而在抄我家的同时，他们还把我的全部藏书也一起抄来了，抄来之后，就放在了一间空房里，还煞有介事地在门上贴了封条，但到了第二天，那间放书的空房子，就被人们砸开了，里面的书也就不知去向了。那里面有家传的明版古籍，只其中的一部《公羊传》，若在现在，也值个几万元的，那已经是绝版古籍了，还有许多家传的珍本书，我向革命群众说过，你们抄我的书，是革命行动，但这些书还有一定价值，千万不要毁掉；想起来，我也是自作多情了，连自己的小命都快要顾不过来了呢，你还管那些书做什么呢？只是，只要有一口气，谁也不忍心看着这些珍贵的古籍被人们烧掉。所幸，倒没见工厂的人烧书；但是，他们却是在一个早晨，就把我全部的藏书抢没了，那些古籍书，他们就你一本，我一本地“拿”走了，当时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也下过什么命令：“今限于在24小时内，把右派分子林希的黑书交回”，那才叫见鬼，拿走那些书的人，就是那几个造反英雄。因为我明明看见他们在看守我的时候，手里拿着的书，就是从我家里抄来的书。后来，在我平反，并要离开工厂的时候，我曾经在工厂里贴过一张《启事》，愿意出高价收回那几部明版古籍，我开出了书名，还写明了这几部书的特征，但是没有一点消息，想来这几部书，早已经被他们撕掉做手纸用了。
直到多少年过去，至今我还常常从梦里惊醒过来，我不是又梦见了在那场浩劫中我所受的磨难，而是多少次我在梦中又看到了我的那些藏书，它们都完好无缺地被保存在一个地方，而且还通知我，从此这些书真的永远属于我了。
对于我来说，经过一场浩劫，我并没有失去什么，反而使我看清楚了许多自己一直没有看清楚的事；但是，这场浩劫，却把我的生活之光熄灭了，每当我想起那些被人们抢得没了踪影的珍本古籍，我几乎就要失去理智变成一个疯子，这一场浩劫，就是这样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
又一次惨遭毒打之后，我又失去了自由，工厂把我关进了一间小屋，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是无所谓了，但对于我的家人来说，他们却以为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到处打听我的下落，但都没有消息，他们到工厂来找我，工厂不让他们进门，我的家人只向工厂的人说：我们不是要来见他，只求你们告诉我们，这个人还有没有？就是这样，工厂的人也还是不说话，也许他们也是闹不明白，这个人到底还让他活几天？
事过多年之后，人们说我能够熬过那一场浩劫真是坚强，其实我才不坚强呢，但我当时就是不想死，他们不是不想看着我自己死掉的，“想不开”的人很有人白白地死了，死了之后，还把尸体立起来，开什么现场批斗会，吓得女工们全身发抖，我所在那个工厂里的一个女工，为此吓得得了精神病。我不死，不是怕把好心人吓着，我只是要看一看这场闹剧的下场。我没有什么政治头脑，我也看不出什么规律，但我总是相信人类不会如此永远失去理智的，中国人也会有明白过来的一天，到那时，他们就会知道这是一场灾难，而他们又绝对不会愿意在这场灾难中葬身。
就是为了要看一看这场灾难的结局，我得到了一种活下来的力量，这样就是再重的磨难，我也是要自己挺过来，活着就有希望。说得辉煌一点，我总是相信我们的人民，我总是相信我们这个民族，我总是相信人类的良知；历史不会这个样子的，这只是一次疯狂，而且世界上不少的民族也都有过疯狂的时候，疯狂过去，人类还是要前进的。
一点一点地，生活似是安定一点下来了，因为人们总是要吃饭的，当人们每个月只有二两油，每个月只吃二两肉的时候，他们对于革命也就失望了，这时再鼓动他们仇恨什么人，也就很难达到目的了。人们总会思考，贫穷终究不是这些牛鬼蛇神们的罪过，就是把他们全消灭掉，大家也未必就能过上好日子。张春桥可以大言不地说他宁肯吃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肯吃资本主义的粮，而人们却是不愿意吃草的，至于粮姓什么，那与人民无关。到了运动后期，人们对于“敌人”，已经没有多少仇恨了。偏又在这时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人们开始思考，何以接班人竟然会机毁人亡？到这时，这一场浩劫，已经是再没有一点号召力了。当然想投机的人总还是有的，他们在这一场浩劫中下的赌注太大了，他们极伯这一场浩劫就如此结束，于是他们也就还是揪住被他们定为是“敌人”的人不放。只是，到这时，就是他们再狠毒，要想打人，也是没有多少人肯下手了。
终于到了四人帮倒台的日子，全中国人一起表现出来的那种欣喜，为世界所罕见；但毋庸讳言，我也同时看到，在四人帮倒台的时候，正就是一些过去紧跟的人，却比我们这些蒙难者，还要表现得兴高采烈。为什么呢？最先我不理解，但是后来我还是看明白了，原来有一些人把四人帮的倒台，又看做是一场新的运动开始了，他们急于在这场新的运动中立新功，于是就连参加游行也当做是一种政治表现了。明明，那时候就有人对我说过，你不要认为四人帮倒台了，你就有了出头之日了，四人帮倒台是革命人民的胜利，你永远也休想翻天的。
事过多年之后，一次和流沙河兄说起当时的情景，我们说，四人帮倒台的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快乐，就是感到从今之后，我们可以靠出卖劳动力糊口谋生了，至于别的，那真是与我们无关了。
1979年，平反右派，一些文学界的朋友又在生活中出现了，这时朋友们就找到我，告诉我应该开始写作了；这时我的右派分子问题虽然得到了平反，但是胡风问题还没有得到平反，这个尾巴比右派厉害多了。所以，虽然别人可以开始写作了，而惟有我，却依然没有写作的权利。感谢邵燕祥同志，当我把自己写的诗作寄给他的时候，他毅然做出决定，在他主编的《诗刊》上发表了，这就是我于1979年发表的诗作：《夫妻》。
这时，一批新作家以他们充满朝气的新作品，为中国的文学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应该说，我们这些人是要永远感谢这些新朋友的。以我们当时的精神状态，我们是没有力量开创这种新局面的，至多，我们也就是能够做到重新集合队伍，继续前进，重新拿起笔来写作罢了；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要想开创一个新时期，只靠我们这些人，是不可能了。因为我们毕竟也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达到那样高的境界，从根本上审视我们的过去，从根本上反思我们的时代，就是我们能够做到，那也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是新一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却一步就达到了那样的境界，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幸事，这些朋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功劳，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
中国文学史上的新时期开始了，我们有了信心，有了力量，这样也才开始有了活力：但这时，我得到消息说，我们天津文学界的五名胡风分子，只剩下了三名，阿垅死在了监狱里，芦甸死在了农场，当余晓告诉我鲁黎已经回到市里来了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立即到他的住处去看他，这样，天津的胡风分子们才又算是见了面。
见了面说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些年人们的变化吧，说是鲍昌已经到师范学院去了，方纪得了脑意外，如今已经失语，走路都要拄手杖了，还有一位我们的朋友冯大海，后来到了河北省的一个小剧团去做导演，因为在那一场浩劫中不堪忍受毒打，夜里一个人跳到井里死了。别的人呢，得意的和失意的，也都到了应该互相宽容的时候了，还有什么个人恩怨呢，经历过这一场浩劫，大家应该多少明白一些道理了。也许过去有人寄希望于政治运动，但后来大家在政治运动中几乎同归于尽，也就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了。
就是在1979年的冬天，一位在剧院工作的朋友给我送来了一张票，拉着我去看他们演出的话剧《报童》，晚上我就自己到剧院去了。就在我才走进剧院的时候，我正看见方纪拄着一根手杖，十分艰难地站在大厅里和人们打招呼：当然他已经是一个失语的人了，一只手不停地抖着，完全看不出当年的风采了。本来我是不想过去和他打招呼的，有什么话好说呢？无论过去有什么恩怨吧，一场浩劫，大家一起落到这个下场，实在也就没有什么话再需要说了。但是，就在我向剧院里面走的时候，我发现方纪正在盯着我，我想他一定是在想这个人好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方纪惊人的记忆力，我是知道的，我想也许他认出了我，因为我也曾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到这时，我已经不能不过去和他打招呼了，于是我就在人群后面，向他致意，无论他还记得我或者是不记得我吧，至少我是在对他说，历史终于做出结论，我们都是无辜者。
果然方纪认出了我，他向我伸过手来，用那种已经不具有表达能力的语言，对我只说了两个字：“就是。”
我的眼眶湿润了，方纪的样子实在太可怜了，年轻的方纪，那是何等的风流倜傥，博学、机敏，丰富的情感和严密的思考，一次在他从国外出访回来和大家见面的时候，和众人的蓝布中山服比起来，他又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那才真是让人忌妒呢。然而二十年的时光过去，方纪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可怕的摧残，就这样把一个才子毁掉了。
自然，比起我们这些人来，方纪还是幸运多了，他到底没尝过进劳改农场的滋味，论才气和学识来说，阿垅未必就不如方纪，只是方纪想起阿垅来的时候，是否也像我看到方纪的时候这样，由衷地生发出一种真挚的同情呢？话是可以这样说的：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但是过去了的一切又该是多么不好过去呀？活过来的人，是可以说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至于那些没有活过来的人，又如何说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呢？
这时候，北京传来消息说，胡风已经回到北京了，但，他已经得了重病，我们天津的几个胡风案蒙难者，曾经想去看看胡风的，但芦甸同志的夫人李嘉陵对我说，还是先不要去吧。大家去看他，对他来说只能是一种刺激，还是等他的病情好转些再去的好。还有路翎，他已经神志不清了，当街道通知他说，胡风案已经平反了的时候，他得到通知之后，竟然还扛起他那把打扫街道的扫帚，又走出去了，人们问他去做什么？他回答说，我去扫街道呀。我们天津的几个人听过之后，人人都忍不住地涌出了泪水。
1980年10月，我得到最后的平反通知，这时我才被调回到天津作家协会，宣传部为我们开了一个平反会，一位副部长于念过市委的平反决定之后，对我们说：“这许多年来，委屈了大家，实在对不起。”为此，我们中的一位得到平反的同志竟然感动得哭出了声来，这一声“对不起”实在是来得太不容易了。
活过来的人，可以说一句俱往矣，而对于亲人死在蒙难之中的人来说，这个“俱往矣”的事实，实在是太难接受了。这时我们最惦念的事，就是如何安抚死者的亲属，李嘉陵同志的悲痛，让人为之心碎，她和芦甸追随革命出生入死，芦甸蒙冤之后，她一个人以她只有60几元的工资，抚养女儿，就是等了芦甸多少年，而最后芦甸还是死在了农场里，她的悲痛又有谁能抚慰呢？
终于，一场浩劫就这样过去了，恩恩怨怨，谁又说得清楚？既然是一场浩劫，那就一定是每一个人都是蒙难者，除了那几个民族败类，除了那几个历史罪人。
让活过来和没有活过来的人得到安慰，就是在我们蒙难的当时，善良也仍然是存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存活在蒙难者的心里，也存活在似是无关的人的心里。到这时，我才想起来，这些年无论我在哪里，都似是还有一种力量告诉我，要相信生活，要相信未来。
今天，重温这一切，我的心里是疼痛的，我不说一句刻薄话，但我知道在一些人的心中是有着愧疚的，我回到社会生活中来之后，一位当年的领导曾经给我写来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我说，当时我们把你送走，实在没有想到你后来会经历那么多的磨难：如今，就是在我们后来也受到惩罚之后，想起当年对你的做法，我们的心里也是感到愧疚的。
有人说，噩梦醒来是早晨，这已经是十分美好了；但愿从今之后，我们之间不要再结下新的恩怨；也希望再到了什么时刻，人们会变得善良一些吧。
九、解读文革
十八岁的时候读《资本论》，至今想起来还觉得有些荒唐；的的确确，《资本论》的王亚南译本，解放后的第一版，是1953年出版的，那一年我只有18岁，当我拿着15元钱到新华书店预订这部书的时候，连书店的服务员都大吃一惊，他们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居然拿出15元钱来订这样的一部书，真是有些不可理解了：因为早在延安整风的时候，领袖就批判过十七、八岁的娃娃读《资本论》的事，而我当时就是只有十八岁，恰又值《资本论》出版发行，你说，我能不买来一读吗？
到现在，我还记得自己当年读《资本论》的情景，也没觉出有什么读不懂的地方，还正儿八经地在书上划红扛扛，还记读书笔记，那种认真劲，后来是再也没有了。记得那时候几位领导看着我读《资本论》是很不以为然的，因为他们不读，也读不懂，所以他们看着我读，就认为是犯了天条，早说过的么，十七、八岁的娃娃读《资本论》是荒唐的么，怎么你还读呢？
但是，我还是一口气把三大卷《资本论》读完了，读过之后，有什么收获呢？说不清楚，但是至少也总是懂了一些皮毛吧。懂了一些皮毛就好，就有用得上的时候，而且这点皮毛还影响了我的大半生，多少年来，每到我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不理解的时候，我总是把那些不正常的生活现象去和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种种说教对号：当然有的时候一对号就明白了，然而也有的时候，越是对号就越是不明白。
早有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前，我就对以人的思想意识来划分阶级的做法不甚赞同，马克思好像从来也没有说过一个人的思想意识决定一个人的阶级归属。按照马克思的学说，阶级就是一个大的社会集团，因为这个集团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不同，他们的生产分配也就不同，于是这样就分出了不同的阶级，也就有了不同的阶级利益。马克思从来也没有说过一个人尽管他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但是，只要他对某些现象有自己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又和领导的看法不同，就可以把这个人划到敌对阶级的一方去。多少年来，我就是以这点信仰为基点，而对于人们的把我划为是资产阶级而持对立态度的。
最后到了文化大革命，所有的知识分子全都被划为是资产阶级了，当然我还是不理解：但是革命群众的一顿毒打，还是把我打明白了，我在几乎被活活打死、而又没有被打死之后，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革命”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好办法。
革命群众为什么打我呢？什么也不为，就是他们认为我是“三反”分子。三反分子，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至于我是如何反的？这无关紧要，大家说我“反”，我就一定在“反”，既然是“反”，就应该狠狠地打，于是就把革命成功之后早就摈弃的种种手段全都用上了。为什么还要调用那些非法的手段呢？因为越是急风暴雨才越是革命。
如果说革命的最高目的就是夺取政权的话，那么1966年的中国应该说是早已经有了巩固的政权了：那么这时候再来爆发一场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想来想去，还是为了政权。当然，已经不再是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以这个阶级的名义夺取政权，为一种“高”于阶级利益的目的夺取政权。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话说得极有道理。请客，要有主人，有客人，而且主人和客人还是一种“请”的关系，这其中是有行为规范在内的：而吃饭，也还有吃饭的规矩，上什么菜，用什么酒，使用什么餐具，那是一点也不能越矩的。而革命就顾不得这一切了，革命可以废除一切的行为规范，也无须深究什么关系，就是一个造反有理，一切就全都不存在了，所以，革命是一种解决问题最轻松的办法。
据说，“好得很”和“糟得很”历来是检验一个人对待革命态度的最高标准，的确，并不是一切的革命都好得很，也不是革命的一切全都好得很。世界上有过好得很的革命，也有过糟得很的革命：革命有好得很的一面，有时也有糟得很的一面。本来这并不是什么艰深的哲学命题，对于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人来说，这只是一点常识而已怎么能够说只一个“好得很”和“糟得很”，就分辨出一个人对待革命的态度来了呢？
我这个人本来没有什么政治觉悟可谈的，但是在听了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于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行动高喊“好得很”的时候，我终于悟彻到了这一场“革命”的欺骗性。这场革命的欺骗性，就是要把人间的道理翻倒过来，把法律抛到一边，把社会公德抛到一边，煽动起群众的疯狂，在一场大动乱中，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去做一切多年来不能做、也不敢做的事情。
愚昧和狂热，是这场浩劫的两种原始社会动力；愚昧到不理解贫穷的原因，愚昧到仇恨文化；而狂热，又狂热到造神运动，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力量。一切都可以破坏，一切都可以打倒，只打倒中国固有的文化还不是最后的目的，还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重新飘扬在莫斯科的上空”，还要“让毛泽东思想的红太阳照亮纽约”，不仅仅是狂热，必须还是愚昧，否则不可能产生这样荒唐的念头。
当年读《资本论》，使我懂得了什么是阶级：而到了1966年，我却有幸解读了一次“革命”。如果说我们曾经成功地进行了一次革命的话，那么我们就希望以这次革命为终点，人类就再也不需要革命了，而继续革命和不断革命，都只能是对上一次革命的反动。革命的不能停滞不前，是不能同样用革命的手段来达到的，发展革命成果，就更不能再进行同样的革命了。任何一次革命都只能是对前一次革命的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是一场浩劫，究其原因，就是这场革命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人民为推翻旧世界所进行的那一场成功的革命。它使历史发生了一次大倒退，几乎把我们几十年来所创造的一切断送殆尽，使那个被革命推翻了的封建王朝重新复辟。
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使革命成为永远的过去。如果人类不需要革命，就可以实现自己梦想的话，那又该是一个多么辉煌的时代呀！生活在前进途中先进代替落后，应该说是最美好的事，一定要用革命的手段才能埋葬落后，那只能是人类的可悲：何况更多的时候被革命葬送的还常常是美好的东西，因为腐朽的东西不能容忍美好，于是也就常常要使用革命的手段来葬送美好。
有时候，善良是会被罪恶葬送的，解读一场“文化大革命”，人们应该对革命有新的认识：解读这一场浩劫，才能使我们走出负面人生，也才能使我们更加珍惜光明。
梁南简历
梁南，原名李启纲，1925年12月出生于四川省峨眉县。北平解放时入伍。1956年4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夏被评为国家一级作家。50年代任军委空军记者，以发表长诗《危地马拉兄弟，我望见你》及《最近北阿非利加州发生了什么事情》而知名于诗坛。随后，被政治暴风雪将其卷入北国边境线一带，带着“一生以儒雅为业，不与小人为伍”的精神品位，吃铁吐火，出监入狱，在风雪泥途中承受着繁重的劳动二十余年。1979年初“右派”问题昭雪后，相继出版了引起广泛瞩目的《野百合》、《爱的火焰花》、《诱惑与热恋》、《梁南自选集》、《风雪归来》、《在缪斯伞下》（诗学随笔），以及《寸人豆马随笔》、《笼押随笔》等著作，其作品被选入140多个中外选本，并连续十四年（1979-1992年）被选入国家级新诗“年选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