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别人的眼中，河南似乎仍处于人类社会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人的出现时期。“豫商”原始而笨拙，他们不过是农民中刚刚分离出来地带着“土气”的“杂货铺的老板”，既无现代经济的专门知识和营作理念，又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因此成为河南人造假、吹牛、土气的典型代表。
1.一个危险的讯号
大概是中原文化太悠远而且过于烂熟，长期以黄河为背景的河南形象，好似被藏到了历史课本的深处，先是懒得有人搭理，既而看到有小商小贩偷偷溜出农耕社会的后门，在汽车占领了的马路边上大喊大叫，甚至还想闹腾点什么时，河南形象一下子成了问题。
在外地人的眼中，河南似乎仍处于人类社会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人的出现时期，“豫商”原始而笨拙，他们不过是农民中刚刚分离出来地带着“土气”的“杂货铺的老板”，既无现代经济的专门知识和营作理念，又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因此成为河南人造假、吹牛、土气的典型代表。
目前一些外地人对河南商人的认知进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泥淖——他们说“豫商”傻，绝不会把他们与“聪明”联系起来，可同时又认为“豫商”狡诈，又否认了他们的傻。反正在种种不健康心态的影响下要丑化抹黑，还讲什么逻辑。正如狼和小羊的故事，狼要吃小羊，总会找到自己的理由。
但若要追本溯源，认祖归宗的话，中国商人实在乃起源于河南。早在夏代时，黄河中下游就居住着一个弱小的商部族。商族耕地少，因此只有常常往返迁徙于各地从事货物交易，后来力量渐渐强大，终于在商汤时灭掉夏朝，建立了强盛一时的商朝。武王伐纣，殷商亡国，周人一统华夏。周朝初年，那些失去家园的商朝遗民被驱赶到洛阳，他们为生活所迫，只好重操旧业，沿街叫卖。周人把这些从事货物交易的人称为“商人”，把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称为“商业”，把他们用于交换的物品称为“商品”，又因这些商朝遗民常常把东方沿海的鱼盐向西转运到中原贩卖，故称“卖东西”。由于这些商人居住在中央都市故称“中国商人”。这便是中国商人和商业文化的起源。其实，中原不仅是中国商业文明的发祥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还曾是中国的商业中心，洛阳、开封一度是驰名中外的商业都市，不是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原才失去了往日的辉煌，逐渐衰落下去了。在目前市场经济下，河南商人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但今天，无论是对河南民工，还是河南商人，乃至整个河南人的抹黑中，“豫商”的问题也就成了根本的“品性”问题。
不可否认，河南近些年的确出了一些“造假”和“诈骗”的案例——正如同浙江、福建经济起步时的情况一样，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好比是瞎子过河，摸着什么就靠什么过。不完善的经验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偏差，河南商人在一定程度上市场经济观念亟待提高，这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各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程度不是整齐划一的，一些河南人在经营中的低水平，导致了自己生意上严重损失，比如郑州亚细亚商场、“红高粱”等企业的经营者为其错误的经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也为全国的经营者提供了吸取教训的个案，很有探讨研究的价值，找出失败真正的原因，对于河南的商人以至全国的商人，都有莫大的参考意义。但这并不表明全部河南商人是“一团糟”。
其实，全国各地的商人大部分人对河南商人的评价还是客观的。一位四川的企业家曾说：“原来听说河南商人不可打交道，后来与他们接触后发现，他们人很爽快，也信守诺言，并没有那么可怕。”即使在今天，河南也出现了许许多多头脑精明、深诸市场的企业家，如莲花味精、双汇火腿的老板等。
总的来说，河南商人的素质20年来从整体上有了相当大的提高，这是他们在商海中摸爬滚打的结果。
河南商人的成熟，需要的是市场经济对他们的磨炼，需要的是先富起来的“兄弟们”的善意的建议和引导，更需要的是闯荡的机会和时间。
而如今外界流传的丑化河南商人的段子和对河南商人的歧视，造成很多地方很多企业“不与河南人洽谈”，将他们封杀在全国市场之外，这对正在奋起直追的河南商人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对河南的经济不利，对国家的经济不利，这是智者、善者的行为吗？
没有谁能忍心地看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被扼杀，但大多数人对河南商人的歧视和蔑视，使他们无形中成了刽子手。我们似乎看到了这样一个危险的讯号：在大多数国人还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的时候，人们不是致力于现代化事业的建设，不是在努力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是把还不够成熟的河南商人逼上绝路。
2.河南人不看市场看政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投身商海建功立业的“商本位”观念和潮流横扫神州，“经商热”、“下海热”成为时尚。而河南的“官本位”现象和“从政热”依然热度不减，甚至愈演愈烈，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商本位”意识、“经商热”、“下海热”形成鲜明对比。
当南方经济发达地区许多机关干部纷纷停职、辞职“下海”经商，办企业，搏击商海之时，在内地河南，机关干部却舍不得丢掉“金饭碗”和“铁饭碗”，许多人还挖空心思往“官场”里钻，“官瘾”十足。
很显然，在河南人“官本位”与南方人“商本位”现象的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更深远的区域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的巨大反差！
在历史上，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曾经是封建政治、文化势力的根据地，中原文化的灵魂是代表官方正统的儒家文化，显得“官气”十足。这里是封建性、正统性、保守性较浓重的政治“禁锢之地”，人们敬官畏官，又想当官，崇拜权威，唯上是从，完全是一种政治取向、权威取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而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在历史上远离封建政治中心，长期作为经济中心区域有悠久的重商传统。文化上受正统儒家思想影响相对较弱，有某种“亚文化”的地域特色，与中原文化相比，少了一些“官气”和正统性，多了一些世俗性、商业性和开放性，是一种世俗取向、平民取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通过以上对比观照，人们对中原文化的正统性、“官气”和河南的“官本位”现象，以及河南人“政治——权威”取向的人生价值观，会有更深的印象和更透的理解。
与政治崇拜关联的，就是河南人重门第、重背景、重身份的传统。如果你在河南街头看到一堪称“美男子”的小伙，挽着一位面色苍黄的“灰姑娘”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大惊小怪。你很可能会被告知，她是某某局长的女儿，那位男士的内心显然很平衡。
不少河南商人与大大小小的官员有联系，路子广、信息灵，他们热衷于做大买卖，而且往往能成功。河南商人在经商过程中通常将商业活动与政治联系起来，然后从政治背景、人事关系、领导人态度等去分析、去揣摸、去猜测、去评价。比如说如果你的名片上赫然印的是某某大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或总裁，河南商人便会对你油然而生敬意，与你认真谈生意，而如果你的家族或朋友中有在政府为官者，河南商人则会让企业中总裁一号的人物亲自出马，与你洽谈生意，并且招呼极为周到，丝毫不会怠慢。
一位革命导师说过，经济与政治是对双胞胎，诚哉斯言，要不然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教科书叫《经济学》，而我们的教科书是《政治经济学》。
平心而论，关心政治并不是一件坏事，河南商人的有些人，出于责任感、正义性等高尚的情结而产生的某些焦虑、忧患意识等更不是什么“恶习”。对于真正有觉悟，政治素质比较高的人来说，政治其实就是他们人生的全部，至少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他们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许多与政治信仰有关。而一切的奉献或努力，离开了这一基础，有时候就显得荒唐而可怜了。可问题在于，第一，出发点的正确不一定代表观点、观念的正确；第二，即便想法、看法是正确的，能不能被接受又是一回事；第三，有些事关尊严、理想的东西，轻易是不可动摇的——即便时代变化思想更新所要求的改变有些是必需的。
实际的情况是，不少人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政治”忽然给抛到一边了。当然，我们现在明白了“发展是硬道理”，也明白了如果“姓资姓社”的争论仍在继续，我们绝对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别说小康，重回“东亚病夫”的可能都有。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改革开放之初思想领域、经济范畴发生过一些混乱。
在“两手都不硬”的时候，不法之徒大发横财，国家经济遭到破坏，假货流行，浮夸成风，通货膨胀严重等现象的确是有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而这一切，它的产生、流行或者说其根源，一般的看法是“外来”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这儿原来没这些东西。而河南，这个历来以“正统”自居的城市，比别人生出更多的惶惑进而感到更大程度上的失落，也就是必然的了。
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如果把河南人分为两大类，即“小人”和“君子”、“蠢材”和“智者”的话，那么这两种人就都感到自己失去了一些东西。政治的淡化，使这两种人都产生了无依无靠的感觉，都有些不舒服。
广东人问什么能干，除了不能干的全去干；上海人问什么能干，能干的抓紧干；河南人问什么能干，能干的还要看一看。看什么？看政治动向和政治气候，看是否符合上面的政治意图。自古以来河南人的思想觉悟都比较高，跟上头一直跟的很紧，他们动不动就说，上头来人了，叫干啥就干啥，上头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只要是当官的，都是上头。河南人有崇上传统习惯，差不多已经成为一种情结，因此，有人说在河南搞运动容易，搞生产难。这种政治意识对河南商人的行为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南方，企业家是盯市场，注意市场变化；而在河南，企业家盯政策，“当好厂长当市长”，是不少厂长、经理的奋斗目标。由厂长而市长，在一些人心目中是成功企业家的模式，而一些厂长、市长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企业家以其政治的敏感性盯“政策”，办企业不是对市场负责，企业行为容易随长官意志变化，不是按市场规律办事，而是看上级眼色行事；企业家盯“政策”，其精力往往多使用在“政策”中，而对开发市场的劲头不大、想法不多；企业家盯“政策”，容易使企业经营活动政治化，多拿奖状，多拿锦旗，多官员视察的照片。丰富的政治经验、娴熟的政治技巧短期内对企业发展可能产生奇效，但对于企业长期的发展却可能是一种灾难。
河南商人还是少一点政治味吧，把眼光放在该放的地方——市场。
3.商业意识的滞后
提起河南人，人们恐怕很难将他们与“商”字联系在一起；几千年的农业文明造就了河南人封闭保守、因循守旧的“内陆意识”。中原自古轻商，再加上河南经济落后，因而在中国商界几乎没有河南人的一席之地。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前几年，河南在外知名度较高的“特产”，也不过是少林寺与红薯馍而已！
然而，河南人不甘落后，眼看着东南沿海与周边各省乘着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经济呼啦啦直往上蹿，他们再也坐不住了，也寻思着要乘着改革的春风大干一场。
早些年，纵贯南北的交通动脉107国道建成通车了。在几千多公里的国道上，南方人都在围绕着107国道做生意赚钱。为了给过往旅客留下好印象，服务员往往彻夜不眠，殷勤服务，给旅客一种温暖安全的感觉。在南方各地，沿途是一座座供旅客食宿的小楼，即使是在雨夜，这些小楼也会亮着明亮而又温和的灯光，一排排服务员或站或坐在灯光里，一旦马路上有汽车经过时，他们便立即起来，朝旅客高声呼唤着，或者向旅客微笑着招手。他们的热情和礼貌好客，使每一个路过此地的人，难以违逆他们的邀请，而下榻此地。不仅如此，无论多晚，服务员都是笑脸相迎，服务殷勤周到，使人有宾至如归之感，临走的时候，还会有几个服务员到门口欢送，祝旅客一路顺风。但一进入河南境内，路边虽然也有供人们食宿的小楼，但从外观看上去就十分简陋，而且黑灯瞎火，使人不禁想起那些神秘小说里令人恐怖的古堡。其实，河南人也想赚钱，在107国道沿线也盖起了不少小楼，但他们做生意的热情却远没有南方的人高。他们的经商意识还停留在只要开了门做生意，财源就会“滚滚来”的阶段，而远不知现代社会，人们要求的不仅是消费本身，更是消费本身所附加的人性化服务。
业务员小李就讲到了他在河南住宿的一次经过。他下火车不过是刚过午夜，但信阳市内的大小旅店却都已关门闭灯，整个信阳市似乎都沉睡了。他来到信阳某宾馆门前，站在关闭的大铁门前喊了一阵，才从里面摇晃出了一个看管车辆的老头：老头把拎着公文包的小李打量了半天，才把他放进去。又把总服务台的地点指给他，便只管睡觉去了。小李敲响了总服务台的门，敲了半天才听见里面响起一个很不耐烦的声音：“从餐厅进来！”
“餐厅，在哪里？”却再无回音。小李只好在朦胧的月光中寻找。终于在经过几个拐弯后，到达服务台跟前。服务员却裹着被子在服务台里睡觉，小李又唤了几声，她才支起半截身子，但下半截身子依然坚韧不拔地缩在被子里，很不耐烦地为小李办了手续。
大楼的服务员自然也在睡觉，当小李终于住下来后，才发现房间里的被褥非常肮脏，上面还有毛发……
要不是赶了一天路，他绝不会在这里住下来。小李和衣躺在那肮脏的床头，直摇头，大发感慨：“从深圳往北，广东、湖南、湖北三省的大小城镇，宾馆都是想着办法让我们去住宿，想办法为我们服务而赚我们的钱，我们掏了腰包心里舒服。只有到了河南，反过来了，我们求着人家住宿，掏了钱心里窝囊了。”
河南人做生意就是这样，似乎总在等着别人求上门去，总在等着人家把钱送上门来。
4.不打冒险牌，以保本为经营准则
河南地处中原，长期以来封闭型的经济形态，造就了河南人过于正统的民族性格。在封建社会，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由于对气候的不可预知性，使得靠天吃饭的人们不得不吃了上顿就得计划下顿，长此以往，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狭隘、保守、墨守成规、知足常乐等观念根深蒂固。而深处中国内陆腹地的河南人更为典型，他们消费观，颇有点儿巴尔扎克笔下葛朗台的味道。但不同的是，他们不是有意识的吝啬，而是对生存无奈的节俭。
河南人又何尝不向往广东式的生活，向往北京的气派与上海的殷实？但有时似乎承受不了紧张的工作和精细的商业文明，河南人做生意总是以保本为前提；河南人炒股总是见好就收，因而河南的股市总是风平浪静。
河南豫西某县盛产草莓，每到收获时节便堆积如山，但本地消费力毕竟有限，于是年复一年，河南商人推着车子一担担地担去卖，卖不掉的便任其烂掉，结果外地人却看准可以在这里兴建了果品加工企业，不仅可以及时加工解果，防止其烂掉，而且还可以消化这里廉价的劳动力。其实河南商人也并非愚顽不化之辈，并非没有人有过办果品罐头厂的念头，但却不敢去细想，说到底是怕冒风险，怕办企业万一销路不好赔钱。亏本买卖河南商人是万万不会去做的，总想一本万利，最起码也要保住本钱。
河南商人不打冒险牌，还表现在对生意火候的把握上。无论是多么赚钱的生意，也必定是见好就收，绝不一条道走到底。豫北某县有位个体户，做生意发了财，少说也赚了好几万，但他便从此洗手不干了，激流勇退，见好就收，根本没想去投资扩大经营规模。于是，将几万元人民币全部存入银行，以备将来急用，平时节衣缩食，勤俭持家。据说他已经将存折装进几个塑料袋内——大概是怕受潮，然后在院子里、房子里挖坑深埋；除非有强盗前来洗劫，否则万无一失。这种做法，在善于经商的南方人看来，是十分可笑的，“不让钱转，又哪来钱赚”。但在河南城乡，这类做小本生意的个体户却屡见不鲜。
不仅生意人如此，就连居家过日子也是小心翼翼。豫东某县有位老太太，把多年的积蓄装在一只破鞋里，藏在床底下，她以为这样才放心，至于去银行存款是万万不敢的，“万一银行倒闭了怎么办？”——真可谓杞人忧天！结果，多年来辛辛苦苦积攒的几千块钱成了老鼠的一顿美餐。像这类新闻在河南各地时有所闻。
究其原因，河南为内陆农业大省，经商从来都是“副业”。即使有人要做生意，也大多以“杂货铺”为主要经营形式，以“赚点小钱，够养家糊口就行了”为主要经商目的。
一直到今天，乡下的农民洗了泥腿、进了城，城里的职工办了下岗、退了休，普遍想到的谋生之道，还是租间门面房，开个杂货铺，甚至连门面房也可以不租——集贸市场摆个摊儿，马路边扎辆售货车儿，生意就可以做起来了。
但河南人也并非一直如此。战国时期的吕不韦是河南濮阳人，他以贩卖海盐起家，后来生意遍布天下，除了经营齐国的盐田铁矿外，还兼营巴蜀和楚国的木料、药材，以及赵、魏两国的大宗粮食生意，控制着赵国粮食市场和大批田地，是战国时期的一代豪商。
而且，吕不韦的经商基地不在河南而在河北，他的生意往来区域也几乎都在河南以外。吕不韦之后，河南再也没出过能够纵横于全国、领一时之风骚的大商人。
几千年来，在经商方面，河南人既缺乏晋商、徽商的气派和传承，又缺乏江浙粤等沿海地区商人的精明和生意头脑，倒是渐渐练就了一套“杂货铺老板”式的经营头脑。
经营杂货铺，投资有限，场地有限，每天赚不了几块钱——发展空间也有限，唯一的好处就是省心省事儿，甚至连做账都可以省掉。所以人们常形成一种错觉：认为做生意真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不需要专门的经验、技术，谁都可以干。
如今，在河南的各个城市，大型百货公司接连陷入经营困境，生意红火的倒是个体摊贩聚集之处，如郑州的苑陵商场、敦睦路服装市场、开封的相国寺大市场、洛阳的关林市场等等。这个现象，凸现了河南人“做小生意绰绰有余，做大生意捉襟见肘”的“杂货铺老板”素质。
河南一些中小商贩大多都是见好即收，适可而止，经营态势极为保守，没有长久地经营战略，若长此以往，河南商人充其量也只能是小打小闹，难成大气候！
5.竞争≠双赢？
在市场经济越发成熟的今天，“竞争”已成为市场生存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环节。有竞争就会有输赢，但这种输赢却并不是绝对的，只要是良性竞争，也有可能赢来“双赢”的局面。但河南人却不是这么看的，至少说看得并不是这么透彻。据河南省《城市早报》载，当年，郑州紫荆山百货大楼恶意拖欠郑州华侨友谊公司的500万元高息贷款逾期不还，“华侨友谊”组织数百名员工前去围堵“紫荆山”大门。“友谊”组织的人员打开横幅堵住了紫荆山百货大楼的西门、北门和西北门。“紫荆山”出动保安驱散人群。双方发生冲突，互有人员轻伤。郑州市公安局调动了7个派出所及巡警支队的100多名警力，才将事态平息下去。
这是一起典型的由竞争走向两败俱伤的事例。作为对手，生怕自己吃亏，实在不行就撕破脸皮，拼个你死我活。
河南人出门在外，虽然也重乡情，但与山东人相比，不够心齐，不够抱团。河南人很聪明、很勤奋，单打独斗时都很优秀，但河南人一挤到一块，特别是形成竞争时，就难以和平相处。有些人甚至用不正当手段排挤伤害对方，根本不顾乡情，以致形成恶性竞争和内耗。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两位河南老乡韩非和李斯就在秦国（今陕西一带）上演了一出“窝里斗”的悲剧。当时的秦国丞相李斯嫉贤妒能，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用排斥才能出众的韩非，就造谣中伤、借刀杀人，最后狠下心将自己的老乡、同学韩非害死在狱中。在这中间，官场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利益冲突的逼迫固然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河南人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已露端倪。
像这种“竞争”在商界也屡见不鲜。
1995年4月，当“红高粱”在郑州开设第一家烩面馆，并且生意红火时，郑州市众多饭馆迅速转变身份，克隆它的经营模式，甚至店名也大多以“红”字开头，如“红辣椒”、“红番茄”、“红友谊”、“红玉米”乃至“高粱红”等等，其速度之快、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这些后起者发扬“当仁不让”的古训，也像“红高粱”一样纷纷制订宏图大略。一家“红”字号的老板一开业便雄心勃勃地放出风声：“两年之内，我要在郑州开出100家连锁店，非把红高粱打趴下不可！”
商场犹如战场，但毕竟不是战场。战场上敌对双方不消灭对方就会被对方消灭。而商场却不一定如此，为什么非得争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呢？
在这方面，也许河南商界老总们真该向温州人学学。温州是中国的皮鞋城，那里有1300家皮鞋厂，每年生产皮鞋10亿只。为什么能达到如此巨大的生产规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温州工厂的专业化程度相当的高——光为皮鞋配套的小工厂、小作坊就有上万家。温州的鞋厂都搞高度专业化的生产，各种鞋料都从本地市场上购进。温州市区的鞋料市场也可称为“中国之最”——这里有五六百家鞋料店，各类皮革、鞋料、鞋饰、鞋胶、鞋带，品种和规格多达上万个。温州的鞋匠们没有恶性竞争，而是进行高度的专业分工与协作，为温州鞋业带来了无穷尽的活力以及蔚为可观的规模效益。
大自然中弱肉强食的现象较为普遍，这是出于它们生存的需要。但人类社会与动物界不同，个人和个人之间，团体和个体之间的依存关系相当紧密，除了竞赛之外，任何“你死我活”或“你活我死”的游戏对自己都是不利的。
在社会上行走时，采用“双赢”的竞争策略，并不是对实力的轻视，认为无力扳倒你的对手，而是为了现实的需要，如前面所说，任何“单赢”的策略对你都是不利的，因为它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
除非对手是个软弱角色，否则在与对方进行争斗的过程当中，必然会付出很大的心力和成本，即使是打倒对方获得胜利时，自己大概也已心力交瘁了，甚至所得还不足以偿付你的损失。
商场竞争也要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由于不可能将对方毁灭。那么可能因为一时的贪心，给自己造成潜在的危机。
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那种“你死我活”的争斗在实质利益、长远利益上来看都是不利的，因此应该活用“双赢”的策略，彼此相依相存。
在商业利益上，讲求“有钱大家赚”，这次你赚，下次他人赚，这回他多赚，下回你多赚。何必如此贪心？
总而言之，“双赢”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更适合于现代社会的相互竞争。因此河南商人还是要以前车为鉴，免得红红火火开场，落个惨淡收场。如果是这样，一切努力都将成为泡影。
6.旱鸭子下海，水土不服
尽管河南在历史上曾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但在当今社会上却鲜有什么特色，谈文不及北京人、上海人；论武不及山东人、东北人；经商不如广东人、江浙人，这大概是因为河南人生长在中原腹地，既少有边塞风云的磨砺，又缺乏江南水乡的陶冶，因而性格中就少了许多诸如剽悍、勇猛，或柔顺、灵秀之类典型化的特色。如果非要找什么特色的话，河南人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心态浮躁、浮夸。这一点在生意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但河南人并非不能成事，许多搞科研、做学问、搞经营的河南人，在河南苦苦奋斗多年不能成功，一旦离开河南到外地发展，很快“出人头地”，业绩突出，成名成家，往往能成为出类拔萃者。
这究竟是为什么？
有人戏言：中原大地的土地干涸，不适合下海“畅游”。
事实上，单个的许多河南人，是非常勤奋和聪明的。之所以现在成大气候的河南人不多，并不是这些人本身素质不高、能力不强，而在于干事创业的环境令人不满意。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怨种子不好，只怪“水土不服”。
在河南人扎堆的地方，总是内耗太大，其个中原因纷繁芜杂，而这里的“复杂”包含许多因素，比如官场风气、人际关系、人事关系、单位内部的风气、人才价值观念、分配政策、评级晋升的标准和程序，决策的透明度，等等。
许多有成就的、想干事创业的人才离开河南，并不完全是因为经济待遇问题，更多的是承受不了过多的内耗。河南人作为一个群体来说，还需要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作为个体来说，则需要增强公共意识和团结协作意识。
缺乏团结协作意识，是当今中国人的通病。但是具体到河南人来说，表现在“豫商”身上最明显。
经商是一门精细的学问，特别是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需要知识、胆识、科学的决策、周密的策划和精细的分工，因此对经营者素质和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一方面，河南也不乏成功的大企业家和大商人，像成功经营房地产业和建业足球俱乐部的建业集团总裁胡葆森，双汇集团的总裁万隆，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业务的奠基人李经谋，许继电器集团公司的总裁王纪年，新飞集团总裁刘炳银，莲花味精集团总裁李怀清，宇通客车集团公司总裁路发尧，新乡京华实业集团公司总裁、“中原女杰”刘志华，南街村的“领头人”王洪彬，等等，这些“豫商”中的精英人物，都以自己独特的经营谋略和人格魅力，干出了一番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和赞誉。
这些作为个体的“豫商”精英，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儒家文化赋予的人格精神力量和道家文化赋予的深远谋略，集中体现了河南人的优秀品质和中原文化的精华。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坚忍不拔，兢兢业业，深谋远虑，步步为营，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而且为人大多低调谦逊。他们是当代“豫商”的中坚力量和主流，也是未来“豫商”的希望所在。
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从轰动全国的“亚细亚现象”、“红高粱现象”、“郑百文现象”中看到了另外一些失败的“豫商”。
这些“另类的豫商”，也曾经非常“成功”，风光一时，知名度甚高，被作为“成功的企业家”吹捧和宣传，也正因为捧得越高而摔得越重，他们就像是五彩斑斓的肥皂泡，消逝得无影无踪。
这些失败的“豫商”，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有着赌徒式的投机心态，缺乏敬业精神，满足于个人欲望高于对事业的追求，违背了现代商业运行的基本规律。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遗产做了错误的理解和运用，抛弃了儒家文化中的仁义和诚信，歪用了道家文化中的谋略；玩谋略而不讲诚信，事业就一定走不远、做不大，必然招致失败。
中原文化的精髓在于忠义和诚信，这些失败的“豫商”个个都是知识丰富，才华出众的“能人”，但他们却没有弘扬河南人优秀的品质和作风，而是把河南人性格和民风中华而不实的阴暗成分呈现给世人。这是一副“扭曲的河南人形象”，而不是真实的完整的河南人形象。
7.坚定的“拿来主义”者
眼看着傍着港澳的先富了，挨着海路的也富了；吃政策的先富了，啃老本的也富了。一富遮百丑，麻子变金豆。这时，一辈子还在穷窝窝里打转的河南人也急了。他们也开始寻求致富的门路，但别人的生意经，河南人只学到了一些皮毛，并没有把人家心理上的赚钱意识学到家。
曾经有这么一则笑话：河南某县一位农民，驾驶一辆四轮小拖拉机进城拉货。进入城区的十字路口，车辆在交警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前进着。这位农民开着拖拉机“通通通”直往前进，交警一看，急忙打手势让他停下，但冒着黑烟的拖拉机还是直向前冲。眼看就到指挥台前，交警一跃跳下指挥台，让这位农民靠路边停下。
交警一个敬礼，告诉这位农民：“同志，你违章了，罚款10元。”农民似乎吃了一惊：“我违啥章了？”“你闯红灯了。”“闯红灯？你的红灯在哪儿？”交警用手一指：“那不是！”农民咧嘴一笑：“你真会开玩笑，你的红灯挂恁高，俺咋会闯着它哩！”交警一听，哭笑不得。
这当然只是个笑话，时至21世纪，不知道红绿灯含义的人恐怕已为数不多，何况是经常进城拉货做买卖的农民？但这个笑话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河南人思想意识的滞后，法律意识的淡薄。
我们不妨将此引申到经济领域。目前，中国南方特别是广东已从中国较贫困的地区发展成为中国最开放、经济最欣欣向荣的地区。
经济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职工收入等方面的南北反差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北方人南下广东取经。北方人半是羡慕，半是不服气，他们认为广东可学的只有那一句“对付中央”的顺口溜：见到红灯绕着走，见到绿灯赶快走。见到黑灯摸着走。对此，北方各省也有不同的理解，以吃苦耐劳、务实肯干著称的山东人将其改为：“见了绿灯大步走，见了红灯原地走。”广东人强调，除了不能干的什么都可以干；山东人说，能干的一切都要干。河南人则把这个顺口溜曲解为：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以干。于是，中原大地上，勇闯“红灯”者不计其数，因而，自己身陷囹圄不说，也败坏了整个河南人的形象。
河南人做生意，就其技巧而言，少有惊人之处，这当然是指正道买卖。但少有惊人之处的河南商人却成了“奸商”的代名词，这可能跟个别河南商人急功近利是分不开的。如果说温州商人的“拿来主义”是模仿和仿制，那么河南商人的“拿来主义”则是在没有被授权的情况下直接把别人的牌子拿来用，于是沦为“造假派”。
河南籍作家李佩甫在刻画河南风情的长篇小说《羊的门》中，曾提到一个“造假亿元村”村长的辩白：
“要叫我说，（香）烟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毒害人的。那么，真的，就是真毒；假的，就是假毒。相比起来，是假毒好呢，还是真毒好呢？再说了，烟总归是一股烟，冒冒气而已。我这里真也罢假也罢，养了多少人呢。别的不说，光镇上的干部养多少？工商、税务又从我这里拿走多少……”
这种观点，在河南的许多造假、卖假甚至打假者心中，都堪称一种共识。
一个从行贩中滚打出来的郑州人说：“抢银行要杀头，跑单帮风险大，做馄饨收益薄，养花卉周期长，卖甲鱼太辛苦。当今之世赚钱最快的要算造假冒名酒了。”
这话不能不说是他的心里话，如今名酒价格居高不下，做假冒名酒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一般来说，名酒的生产工艺较为复杂，周期长，产量少。而生产假冒名酒就用不着如此复杂了，买二三元一斤的老白干，贴上名酒商标，摇身一变就成了茅台、五粮液。一瓶就赚百多元，脱手就是几十万，其暴利仅次于贩卖海洛因、鸦片、大麻。销售假冒名酒虽然谈不上是“杀人越货”，也是个“巧取豪夺”，而它所需承担的风险远比抢银行金库的风险要小得多。
于是，有些人似乎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如何假冒上了，不仅名酒如茅台、五粮液、西凤、汾酒、董酒敢冒，就连刚创出牌子的如浏阳酒、宋河粮液、孔府家酒等也敢冒。只要见有厂家在电视上大做广告，便有不法酒商心领神会，马上“投产”，等于别人替他做了广告。
造假之风盛行，原因简单可以归纳为三点：原因之一是品牌意识的缺乏。很多河南人认为只要东西是真的，即使牌子是假的也无所谓。滑县的“道口烧鸡”闻名全国，河南滑县城里就到处可见“正宗道口烧鸡”的招牌，谁看了也不以为怪；开封的“天下第一楼”包子是中原美食一绝，但现在不但开封，就连郑州都有好几家互不相干的“天下第一楼”包子在热卖。似乎商品与品牌是分离开的，如果是抢了别人的商品当成自己的来出售，这种的行径肯定会为众人所不齿；但若是抢过别人的牌子，贴在自己的商品上卖，大家就都会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原因之二，是河南对品质观念的忽视，喜欢打擦边球。即使东西不是真的，但只要跟真的差不多，就也会心安理得地卖给别人。比如拖拉机和推土机“差不多”，就有人把旧拖拉机改装成推土机来卖；从下水道里打捞出来的“泔水油”跟色拉油“差不多”，就有人把“泔水油”提炼成色拉油出售……
当然，也有一部分刻意“追求”品质的造假者，但他们并非是想通过全面质量管理，来生产出一流品质的产品，而是千方百计追求虚假的“品质”，如大量掺杂“增白剂”使劣质的面粉看起来显得雪白，大量使用花生油、白蜡油使陈旧的大米看起来显得鲜亮等等。这些商品表面的“品质”越好，顾客也就受害越深。
原因之三，是在河南商人心中，还没有普遍确立起经商的信用观念。信用体系脆弱不堪，假货就必定会大行其道。
齐白石曾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模仿和借鉴是可以的，但一旦陷入了“造假”的泥淖，就将为市场经济不容了。
8.踩着别人的脚步前进
不敢放手干大的，也就不敢放手干在前面，河南商人只好亦步亦趋地模仿别人，紧跟不掉队，以单纯的模仿为满足，其境界只能达到“邯郸学步”的地步。
10年前的郑州商战，其实是一场超级模仿表演。五大国营商场对“亚细亚”的做法，如广告促销、迎宾小姐、队列表演等先是异口同声地声讨、表示不共戴天的义愤。但这些东西得到社会各界普遍认同、赞赏时，各大商场一转而为竞相模仿“亚细亚”的做法。
比如“亚细亚”有仪仗队，“华联”、“商城”、市百货大楼也都搞仪仗队；“亚细亚”搞了开门前队列表演，“华联”就搞军乐表演，商城大厦的小姐则练起了团体花环操。“亚细亚”搞的每一次促销活动，马上都有人模仿。
当然，模仿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但它只是学习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河南商人的毛病，恰恰是把模仿当成了目的。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各项资源都能够公平自由地交换。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企业的运作要非常明确，达到数字化管理的地步，不能含糊其辞，不能只从“原则上讲”。
麦当劳在每个城市设分店前，对城市进行考察的项目达850个，直到条件完全符合才会进入。
1995年，沃尔玛选择深圳作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是因为它聘请的市场调查专家预测到深圳市2000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0亿元，比1995年翻一番；而且深圳人来自全国各地，素质普遍高，易接受培训，进步快。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沃尔玛的市场调查人员花了近两年的时间进行市场跟踪调查，对深圳每家商场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对每个阶层的消费心理都专题研究过，因此“基本上知道哪些是顾客需要我们做的，哪些是我们能做的”。
近年来，河南商人也学会了开店之前要搞市场调查、提出可行性报告，并预测开业后效益，但却总好像“在西装里面套件棉袄”那样，学得不伦不类。比如，当年亚细亚集团要在南阳市开分店，也搞了一份《可行性报告》，但这个报告是在集团领导已经拍板决策之后提出的，纯属锦上添花。该报告对商厦开业后销售额的预测方法是，以当地销售额最高的南阳商场做对比得出“南阳亚细亚商厦开业后第一年销售1.3亿元，年递增率10%”的预测结论。
这种静态分析的致命缺陷，在于它没有预测到未来几年南阳乃至全国零售业效益的普遍下降。作为参照的南阳商场，自“亚细亚”到来后，销售额便开始滑落，3年后年销售额仅有1700万元，以前的“年递增21%”现在变成了“年递减21%”。它更没有预测到市区人口仅40万的南阳市，大商场数量由两家飞速发展到5家，而且有多家批发市场相继开业，与各大商场拼抢客源。
结果，南阳亚细亚商厦开业后，第一年销售9433万元，第2年6189万元，不升反降36%，第3年销售2236万元，下降幅度更达59.4%。到该年上半年，商厦累计亏损已达2678万元。
亦步亦趋地跟风是河南商人的致命伤。在创业初期，必要的跟风是必需的，但倘若不依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改变，那么就只有死路一条。
9.开放也要讲原则
在伟大的黄河两岸，生活着一群勤劳、古朴、敦厚、本分的河南人，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扎根。然而，也许是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得太厚，也许是黄河水漂染得太久，农耕文明使河南人千百年来走不出春夏秋冬周而复始的封闭圈子，羞于经商、耻于言利的遗风至今犹存；沐浴在悠久文化中的河南人谨记知足常乐、与世无争的祖宗古训；内陆的地理位置又使河南人封闭保守、因循守旧的“内陆意识”特浓。当传统的农耕文明与现代的工业文明碰撞的时候，一辈子靠土地吃饭的河南人困惑了。
在以农为本的时代，土地就是命根子，置田置地才是大事。然而，改革的春风吹来后，缺地少土的东南沿海与周边各省却大搞第三产业而富得流油。难道是“副业”比“农业”还要重要？
把“农业”看作天的河南人，很难理解三大产业同步发展的多元产业结构的优势。在他们的心中，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水火不相溶的。1987年，河南某市长决定把长年亏损的企业拍卖或租赁给浙江某民营企业，岂料风声一出，全市舆论大哗：“这是败家子行为，企业卖光了，让我们喝西北风！”“集体的东西，咋能私人所有！”结果，市长苦心一片，却成了“千古罪人”。
也就在这个时候，江苏某市市长却将该市亏损和赚钱的企业一股脑儿地全“嫁”了出去，与全国一流的大中型企业“联姻”，迈出了对外开放的坚实步伐。尽管此事并未得到老百姓的强烈呼声，但社会各界也并无责难之声。
同类事，一败一成，唯观念迥异而已！
1992年春，神州大地再次掀起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的高潮。历史再次将机遇送到河南人面前。曾坐失了第一次快速发展的良机后，不甘落后的河南人决心搭上这班改革开放的“特别快车”，力争与经济发达的兄弟省份并肩齐踵，急切的心情自不待言。在市场面前，河南人拿得出手的只有具有国花美誉的“牡丹”和令外国人佩服的“少林功夫”。洛阳牡丹吐蕊时节，当一位菲律宾籍华裔巨商乘兴到洛阳一睹牡丹芳姿时，市长也亲自出马“全天候”陪同这位富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这位富商在洛阳投资百亿多元，开发20平方公里土地的项目终于签字，河南迈出了引资招商的第一步。
而闻名天下的少林武术，被河南人用于经济舞台而大显身手。尤其是郑州举办的国际少林武术节，更是实现贸易总额近100亿元。昔日封闭保守，足不出户的河南人，纷纷走出省门、国门招商引资。不少港、台商人赞叹道：“河南人变得开放了！”
对外的门户一旦打开，河南人在商业及整个经济领域便显示出勃勃生机。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土意识”使河南人勇往直前，“敢为天下先”的势头有增无减。河南人变了，变得比过去精明了。“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东奔西走，要喝宋河好酒”；“莲花味精，粒粒香浓”。当中央电视台把这些精心制作的广告送向神州大地时，人们便强烈地感到，河南的“俏妹子”正以崭新的姿态、不可忽视的竞争力走向市场。
然而，在吸引外资、兴办三资企业时出现的一些令人寻味的事情，也颇令人深思。过分把外商当“大爷”敬待，但最后却落得泪水往肚子里咽的下场，曾有一个外商考察团到河南来，一下飞机有专车恭候，下榻在当时规格最好的某三星级豪华大酒店，市主要领导全程陪同，一切安排得非常周到，彬彬有礼。外商受宠若惊，但由此摸透了河南人急于求成的心理，谈判时态度十分傲慢，报价竟高出30%，当讨价还价时，这位外商跷起二郎腿扔出一句硬邦邦的话：“价格没谈的，要就要，不要就算！”
真是热脸贴上冷屁股，掏心掏肺地对人家，怎么一点面子也不给？
某县要招商引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请来两位外商，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组织人员夹道欢迎自不必说，县里一把手还亲设丰盛筵席款待。席间，恭维寒暄之后，轮番敬酒，外商碍于面子，连饮几杯后，希望杯下留情。一位陪酒者凭经验断想：我们中国是要把酒喝到位了生意就好谈，外国也应该差不了多少。于是站起来双手托杯，敬了上去，外商无奈，只得喝下，敬者又忙不迭地递上一杯说：“请给太太代一杯。”外商不悦，但还是勉强喝下，“再替小姨子喝一杯！”外商终于被这群热情好客的主人“放平”了。第二天，外商拂袖而去，撂下一句话：“如此强人所难，以后还怎么合作下去？”
县里气得顿足：“这‘老外’，怎么这么不识抬举？！”
结果，此事传到市长耳朵里，市长在一次会上大发脾气，“以后谁再用酒把外商灌跑了，我撤他的职！”
还有的县，为了招商引资，竟在招商引资局外贴上标语：“谁与外商过不去，就是与河南某县人民过不去。”
对外开放，不是卑躬屈膝，更不是吃几顿饭，喝几口酒就搞上去的。既要懂得经济谈判等知识，更不能丢了祖训；不卑不亢，有礼有节！河南是在朝着开放迈步，但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不足，说明河南人在经商方面尚欠火候，其经商经验，技巧远不如中原文化之古老成熟。有时尽管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但就其本质而言，远远不如南方人老道成熟，精明强干。河南人要学习的还很多，但重要的是多学习先进的经商理念和技巧，而不是一些表面光鲜的东西。相信河南人会做得更好。
10.善待河南商人
河南这块长期在农耕文明下浸淫，反复遭战争践踏的土地，几乎发端了我们国家几千年历史上所有的文明。从商业发展角度看，河南商丘是中国商业的发源地，王亥是中国最早的商人，3500年历史的商城遗址尽管只剩下了一堆土墙，但它毕竟见证了我们民族商业历史上最初的灿烂。而今，如果说，那位出生于濮阳一直在河北做生意的吕不韦，多少还能唤起一点河南人民的商业记忆的话，绝大多数时间，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要么选择逃离，要么一直挣扎于中国农耕文明的历史深处。
中原故土曾令无数英雄竞折腰，反过来，却长期化作了河南穷困潦倒、生灵涂炭的真实伤痛。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的春雷惊醒了这里的人，经商恐怕至今仍是绝大多数河南人的梦呓，甚至连梦呓都没有。如今，东南沿海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照顾下，站起来了；西部大开发、开发东北的倾斜性政策，使那些蒙恩的人们个个精神抖擞，可是河南呢？这个历史上一直滋养中华文明，长期输出血液和劳动力的人口大省，因为地处中原，在战略布局上扮演着忍辱负重的角色，因为经济焦虑而早生白发，因为无法一夜之间，从地摊式经营中培植出几个像样的“大商人”，于是就成了邪恶的异端，就成了不加分析、不愿分析而嘲讽漫骂迎头痛击的对象，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吗？
在这场典型的中国式“窝里斗”中，河南商人几乎统统成了罪魁祸首，从假电缆、假酒、假电线的一假到底，到王遂舟的“野太阳”、乔赢的“红高粱”……凡是，能够掏出来抹黑河南形象的东西都掏了出来，先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接着报刊、网络更是风起云涌。一时间，“河南商人”好像成了过街的老鼠，到处遭到口诛笔伐。贬损，谩骂“河南商人”变作了一种时尚，仿佛不骂两声河南人，自己也会变成河南人似的。
改革意味着除旧，意味着摸索，当全国都像河南一样，曾经在“白猫、黑猫”的经济重建中，偏离商业道德与儒文化的指引，而犯了一些今天河南商人犯的错误的时候，人们是宽容的，但当从艰难中迈出的人们，在市场经济越发成熟的今天，却反过来耻笑那个还在艰难中探路的河南人。其实就像是每个穿过开裆裤的人们，因为自己的成长，而反过于嘲笑至今还穿着开裆裤的孩子一样的无知。
在河南商人被诋毁得一无是处的日子里，河南省政府对此也引起了相当的重视，河南社会各界也引发了积极的讨论，记得作家李佩甫在剖析这一现象时，把问题的症结归结为“贫、贱”二字，他认为贫是根本，贱是表象，所谓的诚信也罢，保守、好大喜功也好，其实都是由贫生贱，是不对称社会交往或商务活动中的异质表现。李佩甫指陈的是河南，其实，在国门洞开之后，从沿海到内地，全国又有多少想发财和发了财的人，没有经历过这种道德错位？
近几年来，许多河南商人中间不乏脚踏实地、诚实守信的普通商人，更有领先国内市场，与世界高端对话的大企业、大老板。客观地说，他们才是河南经济发展的主流，才是河南虽然落后但一直进取的代表。也许他们缺少晋商、徽商的传统心理优势，也没有南方商人的精明和“财大气粗”，但不可否认的是，河南商人也像全国其他地方的商人一样，为了祖国的繁荣和昌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历史上的车轮飞转，我们从一个商业文化稀薄的国家，进入到经济一体化的滔滔巨浪中，商人是我们重要的资源，是造就财富、造就我们应对挑战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消除歧视，善待河南商人，就是善待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