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震亚
从友人推荐在《白银文艺》上编发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浅草》至今，我与高财庭的文稿交往已有20余年了。记忆中，当时的他还在其家乡县城的一所中学教书，《浅草》自然是反映校园师生文化生活的作品了。不要说是现在，就是在当初，说《浅草》写得多么多么好，那纯属一种不切实际的“捧杀”，但又像有人所言《浅草》写得怎么怎么“不行”，也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棒杀”……我对以上两种极端观点，均不以为然。
其实，我就是通过《浅草》这篇不太成熟却透露出作者思想情怀的小说作品，而知道了高财庭并发现他的写作才华的。在文如其人的传统意识思维下，逐步与这位小我八九岁年龄，后来成为了官员作者而交往而为文友的。
而今，他不仅是一位地道的官员作家，而且还成了我的直接领导。其第六本书《北方的槐》出版在即之时，就多年来对其人品与文品的认知，谈点儿看法，似乎是义不容辞的，也是天经地义的。
一
小说《浅草》不复有，便有散文人眼来。大概是写小说更费时间的缘故吧，逐步由中学教员而至靖远县某局局长，又因一篇文言文碑文，被伯乐型领导、时任靖远县县长的张国华慧眼识才，一举提拔为政府办公室主任，后又当选为靖远县副县长的高财庭，当时真有些少年得志，气韵流畅，才华多显了。他为官又为文，写散文、吟对联，多公少私，意气昂然，自然潇洒，志得意满。有些是出于工作上的需要，原本是要请当地文人作的，但他胸中有才，即兴则可解决，不必劳驾他人；另一方面，他生性爱读书好写作，加上年轻有精力有想法，又勤于笔耕，长于耐力，因而工作之余，激情来时，便洋洋洒洒，一挥而就。一副副对联、一篇篇叙事抒情散文，就那么月复月、年复年地写出来了，并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这还不够，还要结集成册子出版，结果，不经意间桌案上就有了四五本署着高财庭大名的文学书了，其文名还要比当地的好多所谓文人的大。细想起来，还真有些像历史上的那些大小官员们，无论为官长短，几乎均有诗文流传于世的相承脉流。看来，高财庭他是明显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所见所闻，或悲或喜，或忧或乐，都要写出来，并要流传于世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是件很了不起的事。试想，如果唐诗三百首中少了张九龄等一批宰相当年写就的诗，那该是多么的黯然失色啊！如果少缺了唐宋八大家那批为官文人的散文词作，中国文学史上有关精品力作又该是怎么一种境况？依次类推，在号称甘肃文化大县的靖远，不管什么原因，倘若没有了高财庭这个不大不小的官员作家当年写作和主编的那批作品，20世纪90年代乃至现在，当我们予以总结回顾或回顾总结时，恐怕都是比较寂静甚至尴尬的文学时段了。也就是说，高财庭在本地为官又为文及其所做的工作，今天对得起养育了他的时代将来又能责任于历史，实在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尽管，有的官员，至今还不能对其正视。甚至有人在政治上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但旁观者清，正好说明了现任官员当中一部分人学识上的浅薄，他们根本还不懂得诚如著名作家冯骥才经典名言中关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直接关系：“文化似乎不直接关系国计民生，却关系着民族的性格、精神、意识、思想、语言和气质。抽出文化这根神经，一个民族将成为植物人。”也不懂得“经济的一半是人文”这一并不深远却深刻的道理。如果这些都懂，那就纯粹是道德上的问题了。这里不作论及。
大约是从前年开始，由于各方面的积累到了产生写作想法的时候了的缘故吧，突然之间，我不满足于用小诗抒发小情小调，散文回顾往事，报告文学褒贬时事，而是热衷上了关注作家群的创作势头及其对有影响的文学作品的批评鉴赏，尤其结合现实社会对现今作家群及其现况做比较深刻的研究认识发生了兴趣，关注上了作家职业与业余写作者的“错位”社会现象。意思就是：在我们国度体制下的人们，有的本该在文学艺术事业上去发展的，却偏偏追求于做官，事实上也有了一定级别的官位，但并未把官做好，白白失却了爹妈与老天给予他（她）的那份艺术天分；有的人原本是适合于官场角逐的，并已在仕途上迈出了得劲的几步，却突然痴迷上了艺术创作，被官场政敌攻击为“不务正业”，而他本人骨子里确实少了些艺术细胞，所以喜爱之下硬写了几年，硬是没有写出什么名堂来，结果落得个写作误了他，他误了写作的结局。本该有的官位也丢失得所剩无几，让人看得有些得不偿失之下的怅然若失之凄然了。
但也有为官为文两不误的“两栖”类所谓官员作家或艺术家。也即他在做官的当儿，不经意间把文章做多了、做好了。我以为，在白银这个不大也不小的政坛文坛圈子内，高财庭在他的家乡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副县长期间的为官从文时段，即属此类。理由是，他从一个乡下孩子，通过读书考取大学，毕业进入家乡县城，在无政治靠山背景、无山野高人指点的现实生活面前，硬是凭了才气与实干，一口气成为了家乡人民当选出的副县长，并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写作出版了三部文学作品。这不管从何种角度讲，都是强者的形象，成功者的得体标志。
在这之前，所有邑人释典中实不多见，在后亦不见来者。于身体力行中，创造了茫茫人海，百代苍生不太多见的人文景象。之于个人、家庭、社会，特别是一方地域乡土，都是可圈可点的事与物了。今天是一道风景，明天则是比较厚实的一段人文历史。
如此，上升到文化承传的角度看，那意义就更广阔博大而又深远了。
诗仙李白当年在赞美屈子时说：“屈子辞赋悬日月，楚王舞榭成荒丘。”
我说：文章千古事，官场三五年。政治家表演毕了或正在表演时，文学家在看在记在酝酿……毕了才是史学家的事。
二
由于编辑工作，也由于认识、熟知了人的缘故，零零星星读高财庭散文作品的时间记录，少说也该有十五、六年了。开始，除读到了其捕捉生活灵感、才情火花的能力外，主要是读到了他非同寻常的高产……那让搞专业的人士都难以达到的作品产量，很能让圈子内外的好事者下意识关注并产生“妒忌”。但就我而言，在这之前还没有读到他本有才情却未表达到位，进而使文章内容厚重，质量上乘的真正意义上的精品散文，直到有一天，于不经意间发现了他乡情之下的《高巷》，才使我眼前一亮，生出些许惊喜的文思晨曦来。
初读《高巷》放篇还不足两千字的短散文，我即被高财庭充满生活乐趣、富有乡俗情趣氛围的朴实文句所感染，那洋溢着儿童稚嫩情怀与向往，岁月追恋的慕斯文气，使整个高家长巷内外，成为了人寿年丰、和谐呈祥、天伦理乐的大家庭风情画。就在这幅立体式风情画当中，我仿佛看见了孩提时的高财庭和他的那帮小伙伴们，从光着双脚丫子，高高兴兴，在一条不长也不短的土巷里，平平仄仄地出人，在大小不一的槐树、杨树、柳树、榆树上上下，在高低不等的枣树、梨树、杏树下馋嘴的憨态举止、顽皮行踪，和一路走来的时代光影的斑驳陆离、出人来去，也从风动声远、鸡鸣狗叫的四季乡情，人勤春早、智慧高巷的精神层面，感受到了高巷内外的文化内涵，落实在写作者的心灵世界，那便是他的才情、审美目光以及赤子情怀所致。正如他在文章的开篇所言，“高巷是我们高家的一条土巷，巷道不长，弯弯曲曲，两边植满了绿树：槐、枣、梨、杏、桑、柳、杨、榆无所不有，遮天蔽日，将一条小巷掩映在绿树丛中，绿树给了小巷生机，小巷滋润了绿树的生命。”于是，高财庭便凭了他从会听、会说，有记忆、多经历、有情感分辨乃至生活道德、伦理情趣、乡俗陶冶等文学积累后的情思得到调动而一经着笔时，因为早先有过的修炼，达到了简约却有韵味，干练又不乏情愫，而且还要选择早晨、中午、晚上，春夏秋冬、春节，那些最聚人气、最能让乡俗风情集中饱满地为人们所表现、展示的时间段、时辰内，诗情灵动地表述，时空变换地穿插，从而使整个高巷人文飘逸，特色活鲜了起来。自然，高巷内那排列错落有序的门的“吱呀”声，婶婶婆姨们的家长里短等长言碎语，四爷们高声低调的古今，都从高巷内飘荡而出，像长长一条巷子里，任何一户人家热锅里滴进去的一两滴纯纯的胡麻油，香气弥漫，香味扑鼻，让一群光屁股孩子馋得直流口水。灵动的、有生气的孩子们，所表现的时代特征似乎最为逼真明显，譬如高财庭在《高巷》的二、四自然段中叙述孩子们的特点时这样写：
“高巷是孩子们学步的温床。每到‘早春风力已轻柔，瓦雪消残玉半沟’的初春时节，高巷柳条蘸绿，迎风吐蕊，柳笛便成了儿童们的爱物。放学归来，折取一枝，利刃划中，轻轻揉搓，不多时变成了一支响亮柳笛。孩子们噙在嘴里，腮帮子一鼓一瘪，指若游丝，变化开阖，鱼跃似地划出一道道鲜亮的轨道，悦耳嘹亮的笛声顿时似泉水样潺潺流淌，流淌一巷笛曲，在明澈而又充满温馨的春光里彰显‘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生动春韵。”
“高巷是娃娃们的家庭作业本。因为生活困难，放学回来，我们不得不蹲在地上划写一天的家庭作业……密密麻麻，平躺横卧，几十个孩子，内容不同，课程迥异，作业方式一模一样。写完了互相订正、检查，‘作业日当午，汗滴脚下土。’不识字的爷爷奶奶们瞧着黑不溜秋的孙儿脚下的路路盘，从歪歪斜斜的作业中，端详着孙儿的前程、未来。要是轻松了，我们便学着老师的样子，敲打着高巷的门板或墙壁，摇头晃脑，哥哥给弟弟上课：‘蛋、蛋，鸡蛋的蛋；调皮捣蛋的蛋，乖蛋蛋的蛋，红脸蛋的蛋，张狗蛋的蛋，马铁蛋的蛋……’惹得大人们一阵欢笑。”
依高财庭所言，高巷是充满诱惑的。就在这充满诱惑的高巷内，他还以“纳凉的广场”、“一族人的幸福和希望”作比喻，写得生活气息昂然，时代特征明朗，不留任何刻意痕迹地增强了文章的厚实感。这在他以往的好多散文篇什中都没有做到，或做得不够理想。这也是我初读《高巷》时眼睛为之一亮的其中生辉的一个原因。另外，与先前我读到他的所有作品比较，《高巷》中引用古人诗句也显得体无赘，如写早春时所引“早春风力已轻柔，瓦雪消残玉半沟”、“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等古诗，都是恰到好处地引用的，起到了增色增韵的效果。即便在冬天引用柳宗元的《江雪》全诗，也是十分贴切自然的。这在高财庭的散文写作中实在是一个大大的突破性提高。
恕我直言，在《高巷》之前，作文时喜欢引经据典的高财庭，由于过多的旁引，篇篇的贯穿，和个别的牵强，所以往往给人以累赘之嫌，这是后话。之于短短的《高巷》，我是确确实实从中读出了高财庭散文写作上的飞跃了，是要走出高巷，走向另一个高度、走向旷远四面八方的那种思维、目力之飞跃。
为这种认知，我在八年前读他的这篇短文时，就曾写下有关他驾驭生活素材趋于成熟的感言眉批文字，现原原本本摘抄下来，很能原汁原味地表述我对其散文的认知性评述。
读《高巷》，整个高家之土巷便是一幅风情画了，我在且读且观赏时，觉得这幅年复一年，四季常新的社会风俗画、人间山水画，似在祖国的江南水乡诞生的，是比较秀美夺目而又引人神情的豫园。这神情往往让人不由自主地进入儿时的无忧贪玩、年长后的天伦之乐情趣中而不能自拔。这大概就是这篇不足两千字的散文所具有的魅力了。不过魅力归魅力，到底是在巷内，加上巷子还是姓高的高，比低要高些的那种高，所以就无法避免也无法抵挡地给人一种空间上的狭窄细长的直感。于是乎，《高巷》之文，好是好矣，特别是较之于本人的后期作品，但到底有些巷子狭窄，土墙比树还高的不够强势或高度的风味，即便有些年轮的古槐，长出了青枝绿叶，越过冬天的朦胧葱郁，还是没有成为昂扬青葱的思想，所以让整个《高巷》没有厚重、宏大，充其量仍为“小家碧玉”，少了些北方文人的豪放气魄，更少了苍茫大地的宏阔背景，如茅盾的《白杨礼赞》、秦牧的《土地》、翦伯赞的《内蒙访古》那样所拥有的背景。
我这样谈论时，未免对官员作家的高财庭刻薄了些，但实际也是高看一眼的必然。既未捧，也未贬，而是第一感觉之下的实话实说。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高巷》里的作家本人，毕竟已是一棵有了目标，开始跃跃欲试外面大世界的槐了。在高巷。
新世纪开年不久，高财庭在《飞天》杂志上发表了他自以为比较满意的散文《北方的槐》。单从发表刊物的级别上看，显得比较高雅，为此多人也以为这又是他写作上的一个里程碑，其实这也是不无道理的，但更实质一点考究的话，似乎还不够准确，我以为：《北方的槐》整体上还没有超越《高巷》的艺术水准。如果说，《高巷》已显示出了作家本人灵活选用生活素材为我所用的话，《北方的槐》依然囿于他多年形成的多借古人话语、追求典籍入文的手法，其结果造成我眼中的厚古薄今，与现实渐行渐远的认识感觉。这种手法的长期运用，虽在不少读者当中形成高财庭博学多闻的印象，但在现代写作中毕竟有明显的缺陷。在此我们不说他有老学究般的“掉书袋子”之嫌，单是不断地重复一种写作思路与手法，向来是艺术大家们所要回避的了。那种手法一致，数量多多，篇目相像的文章，如果仍处在行政官员位置上，是可以拍手称快称好的，但一经进人了文学艺术专业机构从事专业领导工作，那就不一定了！不要说像我等这样的眼光要重新审视他和他的作品，恐怕稍微有写作档次的业余作者也会向他提出艺术审美上的新要求了。
“不在多，要精、要精品……”
“要有像在全国获奖的楹联那样质量的好散文。”
要像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白银赋》那样，在塑造白银形象的同时也将自己重新塑造得文气十足，华年更盛，借牛年之牛气，再虎气呼呼一番……其实那即是未来美好的前程无疑。
不过，我还是承认，从《高巷》《北方的槐》，绝对是高财庭在散文写作上的一个高度，说它是一个成功的里程碑也不为过。至少，在这个时段高财庭在散文写作上的水准，已由靖远营防滩高家巷内的一株弱槐、小槐，而成为了迎风傲雪挺拔于北方大地上的一棵劲槐、大槐了，或为高槐强槐了。
你听，他对槐树又在一番引经据典的介绍之后是这样释怀现实生活中的北方的槐：
“北方的槐，坚挺茁壮，苍郁古朴。新叶初绽时青翠嫩绿，不待入夏便就泛出淡青的绿色，郁郁葱葱，如云如盖，将村庄、城郭渲染成一幅古色古香的彩墨画。夏天是槐树着花的季节，淡绿色的花蕾羞羞涩涩地从枝叶间孕发出来，仿佛一串串碧玉琢磨成的珠链，未几，便绽开了小小的朴素的白花。槐花味甚清香，夏风轻拂，这香气便袅袅得飘散开来，弥漫在古城的大街小巷。暑天里的人们就着槐荫赶路，小憩、纳凉，北方的城镇、村落便被轻轻地包围在槐香和绿荫之中。”
我敢断言，高财庭在《北方的槐》中写下这段文字时，并没有着意寓自己形象的想法，可我偏偏于有意无意中读出了他在其中的文学形象，像槐树枝叶的生机气象及其荫及等等。至少在苍茫靖远大地是。其实这就是“诗中有我”也即文中有我的成功标志之一。
高财庭说：“我从槐树下走出了村庄，走进了县城。如今走在大街上看着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槐树，凝望着一朵朵洁白、紫红、姹紫嫣红的槐花，心中充满了亲切、温馨。”这就不可不承认地进入我阅读视觉中那株生在高巷的槐，先是由小而苗壮，从高家巷子走出村庄，继而再高再大地进了县城直至傲然于北方大地上，蕴生机、有神韵、有思想、成形象。
我们说“文中有我”是创新的有效途径，是克服程式化、概念化和所谓“窠臼语、浅率语、太现成语（清·方回《瀛奎律髓》）已见逾越的标志。”
高财庭还说：“槐树是北方的神，滋润着山，净化着空气，美化着城市，装扮着村落……”我言，诞生于作家思想情怀的文学作品，当然是有神的，这神就灵动韵致在朴素优美的文字中间，活鲜在形神兼备的作品形象之中。虚实结合，既有作家本人的影子，也有纯文字塑造的影子。合二为一时，便是饱满的文学形象了。
《北方的槐》中，有从高巷走出的高财庭的做人作文的影子，即文中的“我”。既虚又实，亦实亦虚。称得上人文象征。
此认知，不经意间便应验了他在自序中的文眼性观点。那么他又怎么说呢？他如此说：
穿越时光的隧道，槐树在北方的大地，在北国的田野，在塞北的街边，和星星一样深邃而美丽。
槐树见证着黄河文明的进步，见证着马家窑、辛店彩陶的纹路，见证了日出日落、云卷云舒。春风夏雨，槐撑一把巨伞，便撑起一片蓝天；秋露霜降，槐抖动一身的潇洒，便有万千的金蝶翩翩；冬雪大寒，槐用傲岸的嶙峋，直面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哦，槐轻摇绿扇，冷眼相看，雷击过、雪压过、雨打过、火烧过、刀砍过，一身伤疤啊，是一身英雄的诗篇。
槐吸纳了太阳、月亮和地球的力度：太阳下的反光是你神采奕奕，月亮的神情是你拥抱大地的清晖，地球的承载是你容纳岁月的胸怀。哦！在我寻找灵感抒情的时候，北方的槐是一种完美的表达。
北方的槐，真正的英雄和诗歌，你是北方的骄子……
既然如此，《北方的槐》冲的人文象征，不就显而易见了吗？
大气、达人、豪迈、气魄。
著名散文家韩小蕙先生认为：“散文写作可以分为四个境界，一靠个人才气灵动地写，此以天分取胜；二靠独特的人生经历直抒胸臆地写，此以真情取胜；三靠深刻的思索研究智慧地写，此以思辨取胜；四靠渊博的学识形而上地写，此以书卷气取胜。能达到以书卷气取胜者，才是大家。”并又说：“在这个意义上，不少老作家如施蛰存、秦牧、黄秋耘、金克木、林斤澜、汪曾祺、柯灵、萧乾、季羡林、叶君健、冯至、郭风等，都常有新作问世。宝刀不老，其锋尚重。”韩先生视野宏阔，目光深邃，质疑解惑高屋建瓴，所述观点自然在我认同之中了。
目前，就我目力审美之下，高财庭笔端的散文作品原本是不可以与以上各位散文大家的同日而语的，但因生活中多了几分感情色彩，此时站在比较学的某个台阶层面上，以兰叶春葳蕤，朝露待相惜的发展眼光看待之，还是有着许多的内在成因与魅力的，至少是同品系的不同长势或结果饱瘪关系，有关基础学养、作品数量水准，和所拥有的外部形象与内在神韵，基本上是一辙同道上的质量检验，差距轻重不同的辙痕显像，即文章与文章写作背景的不同，内容饱满程度的有别、所揭示的人世哲理深浅不一等诸多不同而导致的艺术水准的差别，一句话，是迈步在了正道上的先后与姿势步伐问题。仅此而已。有个别的作品，其实只距大家一步之遥了。当然，这一步之遥的距离，对不同作家而言，有的可能在今明两天即可抵达，而有的则是他终生无法逾越的鸿沟了。高财庭目前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就我目前具备的艺术目力，还是无法穿透的。但有一点我可以直言不讳：无论是对谁，通过什么方式，因其作品而能被我与上述文坛大家联系起来评说一番的，其实已经是颇有些写作实力的标志性显示了。
高财庭的散文有不少已于早年的20世纪就吸引了我的眼球，并发出过应有的光亮，今天在他的精品集《北方的槐》出版在即之时，再全面地、系统地细读，作为一个他曾称呼过老师的老编辑，也是比较有兴味的事。
纵览《北方的槐》所收集的已在省内外级别不等、水准不一的报刊上发表的百篇散文，整体印象十分不错。如果借用当前政界公务员每年考核干部的打分制加以评估，为其打个良好还是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做到的。无论是他凭了几成天分才气产生的不乏诗味的篇什，以个人经历完成的真情实感之作，还是具备思辨因素已显智慧写作端倪的篇章，抑或是靠了旁征博引，向学者型写作亲近，讲究知识气而完成的文气作文等等。这就是说，从高财庭散文的现有文本中，从不同题材的分野归类下，总能读出韩小蕙先生认为的那四个境界层次间的散文文气、意蕴及其走向，但在思想性主题、艺术水准上，还有亟待丰盈提高的差距。才气有，但还没有达到灵动地写，或灵动得不够；经历亦丰厚，但在写作中没有营造出厚实宏大的背景；哲学思辨才是零星的初露与闪现，没有形成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下的对整个社会或人生进行立体式的考问性思辨；学识学养均有相当的基础与层次，知识也较丰厚，但运用在散文写作中还没有达到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的纯熟程度，因此其不少散文是初露了些书卷气息，却不浓烈，没有相应的厚度，不够丰沛。打个比喻：就像夏季里我们老家东南山后，时不时有近乎形成下暴雨的云，但往往是在短暂的时间内，于那山头上略有显脸亮相，才略成气象，倏然之间就被陡起的阵风刮得不见了一丝儿下雨的势头，不像北山后边常常形成有那种铺天盖地的滂沱雨布之云，下的下得酣畅淋漓，感受的也感受得酣畅淋漓。对此，我不止一次地做过思考分析，认为，可能是他长期从事行政工作，受那些八股文风客套官腔熏染的缘故吧！虽然他有忙里偷闲读书写作的兴趣爱好甚至形成了习惯，但毕竟环境干扰下的学习潜心不够，写作也细致不够，时间范围内的诗内功夫尚欠火候，因而纵然有初显大家气象的文句短章，又总难形成那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大景象，难以让人在朦胧的云里雾里、山巅烟岚无定缥渺、海滨潮汐有序起落，并能远近各异地窥视到云龙飞马般的形象本真，从而得到厚实向往与仰视高度的享受。
如果再详细一点谈是论非，高财庭百篇散文集《北方的槐》，是他近些年来全部散文创作的精选作品集，无论我怎么挑剔，也难否定其成功的部分、好的篇目。如部分写人的长文《俯仰无愧忆立公》、《大家张慎微》、《寻访范振绪》、《寻找陈国均》、《静水深流》、《我的老师张克让》涛；部分寄意山水物候情思的短文《靖远梨花舞春风》、《情醉青城》、《屈吴山记》、《白银的雪》等；部分的游牧山南海北、发思古之幽情的凭古吊今文《穿墙而过的文化》、《杭州二题》、《仰止靖远钟鼓楼》、《三槐村访古》澤；和以《丙戌六记·会食记得》、《州牧县宰说》为主的几乎全部的官场生活文章等；部分写乡俗风情、赤子情怀的抒情文《又到端阳》、《靖远人家》、《吾家有女》等等。当然，这里被我排布在最后一类中的《高巷》和《吾家有女》是我之目光审视中认定的最为理想的篇目了。
概括述之，百篇散文集《北方的槐》应该呈这样的气象：精短好文多多，但过于写的随意简单，严格讲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散文也存有一少部分。这就是说，高财庭的百篇散文集《北方的槐》，虽为他多年散文创作的精选本，但还是存在有艺术水准、主题开掘诸方面参差不齐的明显不足，也即美中不足吧。具体一点说就是：有的篇章已居大家水准，有的则显得单薄瘦弱，有的似才写出了一点书卷气息，却未能展得开来而释放本来能让人荡气回肠的忧思情、喜悦气，从而让人觉得惋惜了些。像《有福方读书》这类短文。下面，我就这篇短文为例，再一家之言一回其散文写作之得失。
但凡读书作文者一睹就明，就《有福方读书》这题目而言，是和“无聊才读书”的“顶针”了，但这并非本意，本意是地道的国泰民安、家和业兴前提下的读书享受或享受读书。是的，官员作家高财庭从清代礼部尚书李端棻“无欲乃积寿，有福方读书”这副楹联出处着笔写意，引经据典了宋人金石家、李清照夫妇俩，曾以读书取乐，兴致非凡的故事；哲学家程颐“读书之味，愈久愈深”的警句；还有西汉文学家刘向所言“书犹药也”，笛卡尔、范仲淹等中外名家有关读书的名句和名句中的释义为理由，做了一系列的“读书是福”的道理证明，客观地说，这也是一种写作方法，也是多读书的一个见证，但从现代散文写作的大气开阖、文中有我方面高要求，是缺乏了自我感受中的神情表达。而这类篇目，曾是高财庭散文写作主渠道里的丰产对象，在即将付梓印行的《北方的槐》中亦有为数不少的一批。这类文章，在目前各报纸副刊上还很有数量，说明写作者也有客观人数，绝非高财庭孤军作战。其特点是，无论字数多少，篇幅长短，必要大小，均要引经据典的。初读似有些书卷气，有一定知识含量，但细品之，因为程式化地为说明一个道理而“一二三四”地罗列串联，甚至几何证明题样地“因为……所以”，所以就必然陷入机械呆板的窠臼。读一两篇还算可以，读多了不仅会将原以为是文中的书卷气冲淡，而且给人一种为写作而辑录的感觉。少缺了行云流水、天然去雕饰的最高境界，唯美形式。当然，所成篇目不会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妙手之产物。
但我绝不否定必要的引经据典。我向来以为，能够引经据典，是书卷气散文的一个表象或宣示，但不是散文书卷气的唯一标志。经典的掌故，如果为“我”之思辨和主题所向，而壮了声威，饱满了意象，博大了主见，那无疑是大视野下的高妙之手笔，如果是停留在为证明一个浅表的说教上、一个简单的问题上，显然是有为作文而作文的嫌疑与不足了。
高财庭于20世纪90年代写作并发表的散文《有福方读书》，是一篇只有一千二百字的短文，却能够四处之多地为我们提供历史上有关读书是福的韵文掌故，实在是多读书的一种写作宣示或显露，常人很难抵达矣！至少我目前就无法达到。但从现代主流散文写作的多信息、要文中有我、要文中有大我等高要求大境界来讲，真的是少了些自我意识感受的多元信息量。我之见，如果作家本人能把文中第一段中的过渡文句“倘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的历史内容，改变主意地成为自己所亲历的现实生活中的读书感受心得，穿插在某个历史断面的回顾中展开去，也就是在写现实生活当中读书感受的同时，巧妙地恰到好处地引入古人幸福读书的例趣故事，今古穿插，现实历史地盎然一番幸福读书的文气与浩气，文章的深度与广度均会增厚而扩延，书卷气似乎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流露与展现。倘若这样了，借句宋丹丹电视小品中那般夸张抒情的语言文句就是：那家伙……那可是相当的有层次、有文气了啊！
所以，在此我又要不怕篇幅延长地品评一番自认为在《北方的槐》这本册子的百篇散文中，高财庭最具主观意识、最有现实生活气息、最有家室男人情怀的豪气得意之作《吾家有女》。大概是爱女杨娃太让当父亲的高财庭喜欢了，我的主观意识下《吾家有女》是他所有散文作品中真正意义上的有感而发之作，具备了情不自禁、言不由衷、得意得志、豪气豪情等一篇好散文所应有的几乎全部。
诚然，《吾家有女》似乎是一气呵成的。一气呵成的《吾家有女》中，作家高财庭，情不自禁、言不由衷爱女杨娃的“淘气”、“懒赖”，淘气中的强词夺理，撒娇地让你就范；懒赖中的逼你服从她、给予她、喜欢她等目的，都是为父的爱心所在，正话反说……高财庭表达得文气荡漾、理趣充沛。文章开门见山：
“吾家有女，年十四，天天淘气。这不，我正在客厅看电视，她来了，一把抓过遥控板，问人不问人的，就调起了频道。刷刷刷……一圈圆了，又是一圈，管你看不看的。”紧接着他又说：“有女的家庭是淘气的。我们的淘气主要是在吃饭和讲卫生上，女儿人胖，常常在吃饭、洗澡等事上与她妈争吵，她妈老让她少吃多动、勤洗澡，而她却是我行我素，管不住自己。有时在家里少吃，出去了在街上又偷着吃。一次饭后，我们出去，偶尔碰在一起，她嘴里正嚼着东西，慌忙中将手里的方便面扔在了地上……”
可见“吾家有女”——杨娃，实在是淘气得很，但又是那么淘气得可爱。
我们知道，八零后、九零后的娇男惯女，有很多的普遍的个性特点，其中之一是善于语言狡辩，狡辩是多角度的，往往显出幽默诙谐的智慧之狡辩，往往让人在哭笑皆非中更加可爱，尤其在家庭生活当中。
高财庭笔下的女儿杨娃，就是典型的这样一个充满狡黯之幽默，智慧之娇女的宠爱“淘气包”，儿童个性鲜明，父母宠而未惯的人性典型。特别是在她懒得不肯自己的事儿自己做时，无论是在妈妈之前，还是爸爸之前，总要找借口把责任推到比她自己还“懒”的爸爸身上，其惯用语是：“谁叫我爸遗传的呢！”这猪八戒倒打一耙的调皮话，每每让你不禁失笑，无法生气起来不说，还觉得调皮得可爱。诸如此类的“淘气”还有：你让他为你递个东西或去街上买个小东小西什么的，她就会“自己的事儿自己做”，抑或要劳务费，而且还要把小嘴嘴对在你的耳朵门子上神秘兮兮地悄悄话：“给我一块钱，我就去！”更有甚者，连父母亲亲一下她也要“亲一下一块钱”地逗你玩，你要是这里才答应，她那立即紧逼：“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请问，在现今中国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这样“淘”而不“气”的事还少吗？但这样的事儿谁又如此生动地写成散文让我们一饱眼福地享受呢！阅读量不算少的我苏震亚，至今只读到昔日的普通作者，今日的直接领导高财庭的《吾家有女》。
我说高财庭的《吾家有女》写得豪气豪情，除了贯穿在通篇的溢于言表的喜气之外，当然也是有具体的出处的。譬如他写有关他的联作“玉轴悠悠，越数百年沧桑，气壮金城水港；戽斗匝匝，洒万斛甘露，泽润陇上人家”获兰州水车园征联三等奖，得六百元奖金后，与爱女杨娃、妻子萍燕等分配奖金时的幽默情趣，特别是在他当选靖远县副县长，县电视台正在播出，七八岁的杨娃双手抱拳，嘴里说着“恭喜恭喜，盛大恭喜！”学着古人样子为他祝贺的举止等等，那实在是比唐朝诗人孟郊中了进士后，“一日看尽长安花”还要喜不胜喜的环境氛围的了。
这时，我又以为，高财庭笔下的豪气，不只在诸如以上的那些段落细节里，豪气在整个文章的背景中，和学有建树、仕途有道的成功得意中。
看来，人逢喜事精神爽是真，得喜为文豪气存也是真，得志文气壮三分更是真了。高财庭是在多有喜事喜气之后才一气呵成了《吾家有女》的，全文能有些豪气乃天经地义，男儿本色。
可喜可贺的是，杨娃果然“淘”而不“气”，“顽”而不“皮”，秀丽聪颖，已见巾帼英气，也显男儿大志。所以为父高财庭在文章的结尾就写得万分的自信、高兴而又意愿衷肠、志得意满、浩气油然了：
“……她的文科一直是很好的，六年级时就在报刊上发表了《我爱我家的冬果梨》，并被评为甘肃省‘英才杯’小学生作文大赛二等奖。她的兴趣又在文科。
女儿正在长大，现在懂事了，大人讲话他能听进去了。
俗语云，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女儿在变，越变越好。
女儿的梦，纯真美丽：未来的作家、教授、北京市市长、联合国环卫大使……都是女儿的梦。
吾家有女，好梦成真。”
试想，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爱女，当我们自己亦有事业上的成功与仕途上的得志时，挥笔为文记趣，能不产生几分豪情豪气吗！
我在以上的评述赏析当中，其实已忽视了高财庭散文成功的一个重要部分，那就是知识性与史实性。谈到知识性的成功之处，也就不可避免地也包括了在前我比较苛刻地批评过的一批为作文而引经据典之作。当然这是摆在高标准高要求的层次上说的。事实上不管目前处在哪个层面上的作品，就整体上评估衡量，其百分之七八十的段落句章中总有我们在这之前没有读到的字、词句、典故，也就是说读高财庭的散文时，有许多我们是要拿了字典、辞海和有关工具书在查阅中来读的（尽管其所有文章还都存有艺术性尚欠火候的不足）。其实有了这一点已经是很能引起部分读者青睐的一个高度与层次了。
是的，一篇文章能给我们一定的知识量，如人文的、史学的、天文地理的、自然环境的、民俗民情的、诗词楹联的，或直接的文学史掌故，稀奇的人物事件，抑或望文生义中的一字一词之得等等，都是从文写作者值得借鉴学习的。随便举一例子：
2003年他发表在《民主协商报》上的《情醉青城》一文，总字数不过千二八百，其中就写进宋人狄青筑城、张栋起名一条城，明神宗万历年间扩建并为纪念狄青改名一条城为青城等历史沿革、人物故事等。一路走来的文笔中，还有诗人杨介夫之诗、清代民国经济人文、共和国才人名家等。因此，很有些可读性与史料性。
史料性即时事性。这也是高财庭散文的一大特点。今日的时事即明日的史实。所以除了思古忧今地写了不少访古文之外，还不惜笔墨写了数量更多的现当代文化艺术名人及其相关的活动要义等。前面提到的《静水深流》冲的在世九旬邑人师直、甘谷籍靖远人张克让、画家苏宰北等故土名人和为热土靖远做了事的贤达名流，有为农夫等等。《诗人兴会颂乌兰——甘肃诗人靖远采风侧记》
就集中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有意与刻意。实质地说，发生于2004年7月10日的甘肃诗人靖远采风活动，是副县长高财庭“以权谋私”地抬举文化人为当地增加人文气息亲自组织的一次“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践行活动。就组成人员讲，因为当时的三县一区文人均看不起铜城这个只有娱乐文化，少了真正意义上的大文化之地而让苦心撑持者也老受白眼，这次白银文人没有一个受邀的事实我一直耿耿于怀。其实，那次受邀的当地所谓诗人，就写古体诗而言，有几个比我等强的呢！这是闲话。言归正传再说正题：高财庭散文中的时事性。
《诗人兴会颂乌兰》这篇侧记，是广义上的散文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纯纯的散文，即便如此，它的时事性里的所含是相当有价值的。别的不说，单是以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甘肃诗词学会会长、著名词人袁第锐为采风团长的事实，以后的靖远县志中也当写进去的。况且还留下了那么多的格律不太严格但诗意尚可的诗作。活动间，有些趣事已成轶闻，而且还会随时间的推移越有韵味的。我一直认为，像这样有组织有计划的文事活动，作为时任副县长的高财庭，他是本着为打造名副其实的甘肃文化大县而采取的赤子行为无疑。不然，他就不会仔细详情地写得那么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那么诗缘悠长，情意绵绵了。诚如他在该文结束时情愿并重地祝福：“古人云：文以景生，景以文传。我们相信诗人笔下的靖远必将名传千秋，流光溢彩。”这就不难看出，赤子高财庭当初开始的以文兴县的思想轨迹了。应当在靖远的文化大事上留有精彩的一笔。能留有精彩笔墨的还有《俯仰无愧忆立公》中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他亲自致书索求下为靖远法泉寺题写匾牌的原委过程等。
有此类价值的文章，高财庭写了不少，《北方的槐》中收集了不少。
另外，还有语言追求的特点。可能是早年喜好上了对对子的缘故吧，高财庭散文语言注重文句修炼中的字数相等、对仗和骈文句等形式，尽管不全都是，或很难做到，但较之于甘肃、白银已知作家群的写作语言，还是比较有区别的。当然有的已经修炼得比较漂亮了，如《品味黄河石》中，在描述分类象形石里的被称为《水墨江南》的奇石时这样讲究、运用语言写作：
“……此石40公分大小，灰质而黑纹，烟雨苍茫之中，春雨时断时续，画舫渐行渐远。俯视水底，深黛而明澈；近岸浅波，虫鱼戏逗，荇草摇曳；远眺众岛，岩苍而螺翠；树木深处，茶烟袅袅，山市嚣然。山重水复，一弯一胜景；水复山重，一岛一生机。浅水湾中，可见鸥影横波，银鱼似雪；徜徉山间，可赏石窦飞瀑，小鸟依人。有茶山处必有茶寮，有胜景处必有长亭。山一伸必至浅滩，浅滩即船市；水一折必有码头，码头即花坞。大哉瑶池人间，美哉再生千岛湖。真正是江南水墨中的神来之笔，抑或，可比拟于桂林山水中的鬼斧神工。”
当然，还有好多类似于以上文句的段落句章，因文章内容不同而点缀在各自的篇目当中，闪亮着他传统文学基础知识及其全方位修养功力的文学能量。
《北方的槐》，不失为一本有相当艺术水准，融知识性与可读性于其中的好书。
高财庭，堪称一位比较成功的官员作家了。
今年开春，已在白银文联我的顶头上司位置领导工作三四年时光的高财庭副主席，在单位全年工作个人年内计划工作表态时，继去年又重复提到了他的“五个一”、“三娱”、“三联”与“三力”。
五个一即五个一工程：一篇赋（《白银赋》写作发表）；一本书（《槐英轩联稿》的编辑出版）；一个博（博客的建立运用）；一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的申请加入）；一笔字（毛笔字的习读书写）。三娱即：散文娱孩子，诗联娱自己，碑文娱朋友；三联即：联谊、联合、联办。通过三联活动，从而提高三力：文联辐射力、文联影响力和文联的凝聚力。
四月上旬，他的大作《白银赋》在五月五日《光明日报》“百城赋”栏目刊登。这时，我于不经意间确知，高财庭于先年夸下的海口：个人五个一工程随着《白银赋》的见报已全部落实。至于“三娱”、“三联”与“三力”当然是在动态当中与日俱进的事了。就在一帮文友为他的《白银赋》荣登大雅之堂——光明日报，而聚会暖贺的会上，他第三次催要关于出版在即的《北方的槐》评析感言文稿。我不禁有些压力。时间上的。之后，我虽然没有拿出整块的时间，一气呵成开年就已开笔定名为《走出高巷的槐》的评论稿，但已在途中的阅读似乎抓得更紧了。然而，整体上我还是从容不迫，坚持不捧、不贬的主导，力图切中得失要害，客观实在地说出个区区道道。
现在，全部想法成文，到底如何，除了高财庭本人过目之外，主要还待同行同道再发心声了。
最后还要赘述的是，高财庭散文中最有分量部分的杂文性。由于那批散文的引经据典和直面现实，有些是很有讽刺意味和批判力的。但由于直得不够含蓄婉转，基本走上杂文序列。杂文是散文的范畴，但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散文要求还有点距离。所以，高财庭这类散文中的力度来自双刃剑，如果能恰到好处地裁剪处理，肯定是能在短时期内有一个突破的。
为此，建议官员作家高财庭在以后的散文写作中克服一下随意性。
为此，我借鲁迅文学奖得主阎连科有关散文写作的灵俯感言《敬畏散文》之主旨作为共勉。
写作久了，对日子中所谓的笔耕开始有了惧怕敬畏。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终于明白，文字是有生命的，如同草本植物，见岁枯荣，都是因着生命轮回。如同沙欹砾石头，貌似死物，可也有出生和消失的机缘时候。原来，连石头泥巴都是有着生死寂亡。何况文字。
想到文字的生命，便想到散文对文字之美的念求苛刻。似乎是小说还好，故事、情节，叙述的方法，甚至连夸张塑造的人物，都可以填缺一些文字的白空。甚至诗，似乎更为文字的神灵，却也因此多少放弃着文字里的俗事常物，有意即神，有神必意，二者统一起来就好了。可是散文，唯独散文的文字，它要求内里有诗的韵道神明，又要求有小说中的俗事万物。情也好，景也罢，人心事端，行为说辞，还有高屋建瓴和行下臆想，都要有的。又不能过分偏了一边。小说可以极端，诗可以朦迷巫灵，而偏偏散文，却要明白，又要味深；要情要事，又要物象意象。而最为要的，似乎是都有后的一个“谐”字。是那种含藏的谐韵。那个谐韵，是散文中润滑油，是万物的度的分寸。需要俗事世情，而决然不是小说；需要言语的神明，却又万万不可是诗。需要哲想言辩，却又不是哲学随笔。它有贪婪，却不霸占。什么都要，又都什么也可不要。只要一种淡风细水，流韵细乐，然而这些，不可大全拥有，又不可乌云遮月，没有光亮，只有暗黑。所以，就是那个“韵”字，就是那个“谐”字，就是个“度”字，来鼎立散文，来畏退作者。而这一切，既不能如小说般顺流而下，也不可如诗样金字简言。所以，散文难，尤其是它的行文语言。如果小说的语言可以是一条河流，诗的句式可以是一种梦呓，那么散文的语言，则就必须是梦中想到的淌金的河流。而睡醒之后，看到的河水即便不会淌金，至少也要是可以淘金的溪水。
鉴于这些，我对散文深感恐惧。对散文的字字句句都开始有了敬畏。
至此，我便借大家阎连科语序：鉴于这些，建议高财庭及其我等，对于散文的写作不要轻率、不要随意，像阎作家那样：“再写散文，一定要慎之又慎。因为散文，太为娇贵，她的一字一言，都有呼有吸，有光有雨。”
对，按照韩小蕙先生有关散文写作的四个宏观境界，与阎连科先生的微观感悟，再体悟，再摸索，慎之又慎再下笔，只要是沾了这块料的边，散文写作上的不足定会逐步克服，散文作品质量定会层楼更上，走上中国散文世界的大雅之堂。
2009年3月至10月国庆节于夏雨轩
苏震亚，甘肃省会宁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白银文学》主编，副编审（二级作家），有多部诗文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