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黝黑，这是阳光肆意狂吻皮肤留下的印痕？与阳光长期亲密接触的结果？在中国，这属于农民色，在欧洲，这属于富人色，但他却与富人无缘。
瘦，精瘦，既没有营养过剩，更没有中部崛起，这也是许多人追求而不得的衡量富裕与健康的象征。
一头乱发，桀骜不驯地铺陈在光洁的脑门，其中的几缕常作冲冠状愤怒地崛起，严重缺乏耕耘。
一口佶屈聱牙的宁波官话，常把“机遇”读成“妓女”，把“政策”读成“警察”，到杭州工作已近30年了依然如此。
如果不是那副啤酒瓶底一样厚厚的近视眼镜，以及近视眼镜后面那闪烁灵动的目光，把他随便往人堆里一推，不用化装，活脱脱就是个农民。
岂但是农民！前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称他是“浙江第一农民”，现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称他是“超级农民”。
这位十多年前给记者留下以上印象的“超级农民”就是原浙江省农办副主任、现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三农发展组组长、浙江省农经学会会长、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顾益康。
盛夏时节，记者走近顾益康，感受他那丰富多彩的三农生活。
目标：为“三农”问题奋斗终生
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邵峰说：“我跟随顾主任20年，学了4个字：思想方法！”
顾益康的思想方法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
1978年，32岁的顾益康在当了10年知青农民后考上人民大学农经系。大学期间，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杜尔阁的土地理论、威廉·配第的“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理论，都使他入迷，尤其是对《资本论》，更是精读细研，做了数十万字的笔记，重要章节都能背下来，工作后又通读了3遍，一部《资本论》已烂熟于胸，在他看来，《资本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也是市场经济的百科全书。由此，他确立了牢固的市场经济理念，再加上人民大学“实事求是”的校训和当过10年农民的特殊经历炼成了他特有的思想方法。
1983年，全国农产品价格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一与会代表向大会递交了8篇论文，《农业经济论丛》的编辑读罢浩叹：“这位老先生《资本论》功底很深啊！”
“老先生”即顾益康，此时他大学毕业方一年。
顾益康1947年出生在浙江宁波，1966年作为知青下乡当了10年农民，这段经历使他对农村的穷、农民的苦有了铭心刻骨的体验。
毕业后，顾益康被分配到浙江省农业厅。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三农”问题的论文。他的第一篇论文《从农业生态经济观点看我国农村人口问题》发表后，于光远给他写信与他探讨。
当时的省农业厅厅长孙万鹏很赏识他：“像顾益康这样有着农村经历，对农民感情这么深而且这样有才华的人很少见。”1984年，他被破格提拔为农业厅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从此，顾益康投身农村改革的最前沿，在农业发展战略和农业现代化理论、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既具理论前瞻性又有现实创造性的改革思路、政策意见和决策建议；他还直接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的一系列重大规划、纲要、政策、法规的起草制定和改革方案的执行；他创造性地将浙江经济发展模式总结为大众市场经济模式，独创性地提出，浙江经济发展模式孕育了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民本发展经济学；他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创富模式”，他成为“新重农学派”的代表。
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使顾益康成为名闻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与“三农”学界的著名专家和领导信任的农村工作参谋与智囊，他发表论文和调研报告200多篇，主持完成了20多项国家和省级重大课题，编著出版了一批直接面向农村干部群众的教材和专著，为浙江农业、农村改革发展和“三农”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作出重要贡献。
立场：做农民利益的代言人
世纪初的一天，一篇报道使顾益康感到震惊：有关机构对青少年志向进行调查，想当公务员的占65%，想当工人的1%，而想当农民的竟然是零！
震惊之余，顾益康是深深的忧虑。青少年不想当农民，是因为农业还不是一个能够致富的产业，农民从事农业还无法像其他社会群体一样体面地生活。
历朝历代，农业在我国一直被看成是安天下稳民心的产业，却绝非是农民致富的产业。我国发展农业往往只是为社会提供充足的农产品。然而，顾益康在研究日本、德国的农业法时却发现，它们发展农业都有两个基本目标：为社会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同时要使农民在从事农业中致富。而在我国，农民为社会提供农产品，农业为工业和城市发展作贡献，但他们的利益却长期被忽略、被牺牲、被剥夺。
20世纪80年代，顾益康就建议用法律来保障农民利益。他在建议出台农业法的文章中说，我国农业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还要让农民务农致富、务农也能体面地生活。他的观点引起了农业部的重视，80年代末《农业法》制定时他应邀成为主要起草人之一。
顾益康始终把农民利益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始终把农民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政策举措好坏的唯一标准。前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曾感慨地对他说：“老顾啊，我们都是知青，都有一种农民情结。你是全省农民利益的代表，始终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说话，难得啊！”
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极度重视粮食生产却一直忽视农民利益。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一直束缚着农民的手脚，粮食生产一直是以政府指令的形式下达，农业结构长期是“粮经特”，首先保证粮食生产，然后才能考虑经济作物和特产。
1984年，顾益康超前地提出：我国的农业结构要以农民增收为主要方向，要从原来的“粮经特”转为“特经粮”，要根据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农业要向商品经济转轨，要把生产经营自主权交给农民，种什么不种什么应由农民说了算。
在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一统天下的当时，顾益康的观点无疑是异端邪说，文章一发表，顿时舆论大哗，激起一片讨伐声。一批专家联名写信告状，《浙江粮食四十年》一书公然记载着对他的批判。然而顾益康却始终相信，历史会还他公正的评价。
近年来，针对生猪价格猛涨供求紧张的情况，有关部门出台了给生猪上保险等扶持政策，在大家为此叫好时，顾益康听到了农民的另一种感叹：“给老母猪上保险很好，但何时能够给农民的老母亲也上保险呢？”顾益康为此呼吁国家要把尽快建立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内需、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举措。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贫困发生率36%，扶贫一直是浙江农村工作的重点。扶贫工作如何开展？顾益康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注重对扶贫工作的规律性总结，把扶贫经验概括为“破穷障、改穷业、挪穷窝、挖穷根”的浙江模式。“破穷障”就是政府投资欠发达地区的公路、水利、电力、生态等基础设施建设，破除影响发展和开放的地理交通等自然障碍；“改穷业”就是调整产业结构，改变传统的小农经济状况，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等比较优势产业；“挪穷窝”就是让库区、高山远山农民下山迁移至城镇异地脱贫致富；“挖穷根”就是重视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培训，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等。他说，浙江扶贫模式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伟大创造和惠民德政。历代反动派苛政暴敛把农民逼上山，共产党科学发展把农民请下山；他形象地将“改穷业”比喻为“老公种地养老婆，老婆做饭洗衣服侍老公，这种自给自足、自我服务的小农经济永远是穷光蛋经济！老公种出来的东西要给别人家的老婆吃，这就成了商品；老婆要为别人家的老公服务，那就是发展家政服务和农家乐，农民只有进入市场参与社会分工分业才能摆脱贫穷！”他的扶贫理论通俗易懂，他的扶贫建议不仅在浙江省得到采纳和推广，也为许多中西部省份的干部群众所接受。
在顾益康的诸多被采纳的建议中，有一个建议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震动，这就是废止农业税的问题。
1999年，顾益康到云和县调查研究，看到几个农民在种香菇，他忙停车到田头与农民聊天。
“你们最喜欢什么干部，最不喜欢什么干部？”他问。
“最喜欢扶贫办干部，他们给我们送钱送物送技术；最不喜欢乡镇干部，他们要钱要粮要命。”农民七嘴八舌地回答。顾益康敏锐地感觉到，农村基层干群冲突，很大原因来自征收各种税费。
2000年，顾益康作为省委扶贫调研组成员，提出了把减免农业税费作为普惠性的扶贫政策建议。并向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进言：农业税制度存在耗散现象。农业税的本意是“取之于农，用之于农”，但农业税的收取成本极高。如果说农业税是一瓶水，有半瓶水要养税务人员，有些乡镇税务所就有10多人。而税收上来到返还农民还要被层层截留，返还到农民手里，一瓶水只有几滴了。收税成本中还有政治成本，造成干群关系的紧张，还不如把农业税彻底废止，把一瓶水完整地留给农民。顾益康还谈到，中央领导高度关注减轻农民税费负担问题，提出了破除黄宗羲定律的命题。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他提出历史上历代新王朝诞生，统治者往往会减轻农民负担，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于是开国往往是太平盛世。但随着统治者权力的稳固，赋税加重，人民起来造反，旧王朝结束。如此周而复始，农民的皇粮国税负担越改越重，这就是黄宗羲定律。顾益康认为，要彻底破除黄宗羲定律，最彻底有效的办法是费除一切农业税赋，浙江当前农业税在财税中的比重已经很小，作为黄宗羲故乡的浙江省，既有条件也应该在全国率先停征或废除农业税，率先破除黄宗羲定律。
2001年，浙江省率先在欠发达地区免征了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次年又对低收入农户减免了农业税，免征的结果是，邻省农民把猪拉到浙江来屠宰。
2002年，浙江省给中央有关部门打报告，要求在全省率先停征农业税，有关部门没批，农业税是千百年的皇粮国税，历代都有法律规定，废止岂不违法？报告被退回，并要浙江检讨。
“严格地说，所有的改革都是对原有法律法规的突破，在一定时间里都是违法的！”顾益康说，“不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政策法规，哪叫什么改革？”
“老顾说得有道理！”省委书记张德江称许道，“免除数千年的皇粮国税，让农民享受实惠，这是真正的执政为民！”
2003年末，顾益康参加中央一号文件起草讨论时，把浙江要求免除农业税的建议提了出来，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出台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免征农业税”的政策。当年，浙江就对全省种粮农户全部停征农业税；次年，浙江全面废止农业税，成为全国率先废止农业税的省份。
2005年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废止《农业税条例》，我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成为历史，千百年皇粮国税终止于共产党，这一举措赢得了9亿农民的拥护，在世界范围引起巨大反响，国际舆论一片叫好声。
此举也标志着中国由此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和农业无税时代。
1984年至2008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连续24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这是浙江探索出来的农民主体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道路的实践成果，是浙江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里也有像顾益康这样“三农”参谋智囊们的奉献。
角色：当好党和政府的参谋
2000年，浙江省农办的一批智囊集中研究新一轮的扶贫开发的思路和政策，大家都为缺乏一个明确的叫得响的新的扶贫目标和抓手在苦苦思索和探讨。用什么做扶贫抓手？顾益康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包烟抽光了，他一拍大腿两眼放光：“有了！”既然全省还有100个左右乡镇没有脱贫，就把新一轮的扶贫计划定为“百乡扶贫攻坚计划”，这一方案被省委、省政府采纳实施。
顾益康是个很善于将政策具体化、将对策载体化的人，也因此，他的意见建议大部分被省里和中央采纳。
农业政策研究人员是党委政府的参谋，顾益康无疑是个好参谋。
2006年1月4日，一辆面包车在丽水山区逶迤而行，浙江省长吕祖善带领有关部门同志进行扶贫考察，顾益康随同前往。
“老顾，说说基层的情况，谈谈你对扶贫的看法吧。”吕祖善省长说。
顾益康一口佶屈聱牙的宁波官话，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一次背诵《资本论》片段，他得了满分，下课后老师却对他说：“你背得很流利，但我一句也没听懂！”
然而，浙江省几届领导都很喜欢听他的宁波官话。
“最好的扶贫是智力扶贫。”顾益康说，“智力扶贫靠的是教育，而仅仅靠九年义务教育是不够的，农村因为教育落后却在不断生产着没有专业技能的农民工。欠发达地区农村低收入家庭，初中毕业因读不起普高和中职就外出打工，十几年后，他们拖着伤残的身体、苍老的面孔、绝望的心态回到故乡，仍然还是扶贫对象！这是扶贫对象再生产啊！如果让他们初中毕业再读职业技术学校，让他们有一技之长，农民工就会在历史上消失。浙江应该把实行免费职业技术教育作为重大扶贫举措！”
“现在农业老龄化的现象非常严重，特别是在山区农村，往往只有两颗牙的老婆婆老公公在干农活，没有牙的老农干不了现代农业，有牙的年青的不愿意搞现代农业，问题严重啊！大中专农学类招生萎缩，原因是有钱的不上农大，没钱的上不起农大，上了农大也不愿意学养鸡，要改学计算机。吃饭总不能吃计算机吧？鼓励青年上农大，最好的办法是省财政出钱。现在新农村建设的很多事情，就是政府给农民贴钱，农民就给政府贴金，农民才能与党贴心！”
省长问：“如果免费上农大和让低收入农民子女上职业学校，每年要多少钱？”同行的省财政厅长马上算了账，两项加起来每年得六七个亿。
“六七个亿，挤一挤我们还是拿得出的！”省长说。
回来后，浙江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中，就出台了大中专农业技术类专业免费读书、低收入子女免费上中专职高两项政策。
2007年，这两个政策被中央一号政策采纳。
作为“三农”工作的参谋，20多年中顾益康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
他率先提出浙江现代农业的模式应该是高效生态农业，要走经济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技术密集、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这一建议已成为浙江省建设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
他在2001年就开始了对农村新社区建设的课题研究，提出在全省开展村庄整治的思路。200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全面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决定，这一工程成为浙江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的龙头工程，此举也被中央采纳。
他负责起草的《关于积极引导和完善劳动者联合兴办合作经营企业的通知》成为全国第一个省级政府关于股份制合作企业的政策文件。
他参与起草的《浙江省农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成为全国首个关于农村经济合作社组织规范的地方条例。
他参与全国第一个系统剖析城乡二元结构的农业部课题《中国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研究，参与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城乡二元结构的专著《失衡的中国》的写作。
他率先提出了实施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和“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等一系列创意建议？ ？
他的许多意见建议引起省和中央领导重视，他也一次次被借调参与全国农业政策法规的起草和制订，他3次参与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他的大量具有独创性和前瞻性的观点、意见和建议被省委省政府以及农业部和中央采纳后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政策举措。
在农民眼里，他是亲民的官员；在官员眼里，他是睿智的学者；在学者眼里，他是深谙基层情况且学问高深的“顾三农”；在省长吕祖善眼里，他是最好的参谋。省长说：“他出了好多惠农利民的好主意！”
痴迷：为了让农民过上幸福生活
中学时代，顾益康是小说迷，校图书馆的小说都被他读了个遍。他兴趣广泛，喜欢绘画，喜欢运动。但自从迷上“三农”，他所有的兴趣都凝聚在“三农”上。痴迷“三农”使他在生活上成了一个十足的书呆子。
一日，他匆匆走进办公室，同事发现，他一只脚穿尖头皮鞋，一只脚穿平头皮鞋，刚想问，电话响了，是他女儿打来的。原来女婿刚来看他，出门却找不到另一只鞋，女儿说，肯定是糊涂的老爸穿错了。打电话一问，果然！
对顾益康来说，这类糊涂事经常发生。夫人让他买酱油他买成了醋，让他买冬瓜他买了西瓜，他常攥着钱去买东西，转了一圈回来问妻子：你让我买什么？
一次妻子外出，把饭菜弄好放在锅里，让他热一下与孩子一起吃。顾益康兴冲冲领了任务。中午，他打开煤气灶热饭菜，电话来了，内容是“三农”问题，他滔滔不绝谈起来，早将炉上的饭菜忘得一干二净。结果饭菜烧成了焦炭，锅也被烧坏。从此妻子不再让他动煤气灶。
顾益康买东西从不还价。一次妻子让他去买茭白，他连茭白叶子一起买回一大把，价格还比没叶子的茭白贵。妻子抱怨，他却说：“我们贵了，农民收入不就高了嘛！”
说起他的糊涂，妻子胡榴兰抱怨：“他连儿子几岁都不知道！”原来一次他带儿子外出，路遇友人，友人问：“你儿子几岁啦？”他答：“5岁吧！”儿子马上抗议：“爸爸，我去年6岁，今年怎么5岁啦？”
痴迷，源于他的“三农”梦。因为“三农”这个梦，他的脑子已经专业化了，同事和朋友都说他三句话不离“三农”。对他来说，没有八小时内外之分，没有在岗和退休之分，没有工作和休闲之分，即使现在已是退休之人，还是退而不休，乐此不疲，为“三农”忙得不亦乐乎。
“搞三农工作就是要有心、用心、创新，就是要对农民群众有情、有心、有爱，要凭自己的良心和党性去服务‘三农’，要用创新的思路去开创‘三农’工作的新局面。”这是顾益康对自己几十年搞好“三农”工作的经验总结。
“让农业成为富民的现代产业，让务农成为体面的社会职业，让农村成为美丽的社区家园，让农民享受富裕的幸福生活———这就是我的‘三农’梦！”顾益康说。
（载《人物》杂志2010年第二期，与蒋文龙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