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是个缺乏自信的人，这并非我天生自卑，而是历史造成的。在我短暂的求学生涯中，有三位老师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使我增加了自信，因而改变了命运。
张云州老师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我们全家被下放农村。从此，我便成了一个受人歧视的“右派儿子”，自信就是从那无处不在的歧视中离开了我。
小学四年级，班里新来了个班主任，他叫张云洲，是个“非常厉害的老师”，班里几个上课捣乱、打架逃课的学生听了，不以为然。然而张老师的第一节课便将他们征服了。
上课铃响过，一个健壮敦实的青年走进教室，他四方脸，眉毛浓黑，目光威严。这节课是地理课，张老师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地球绕太阳一周是多少时间？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但是，这个“太简单”的问题却把所有同学震住了。
张老师从第一排开始让学生站起来回答问题，答不出的不让坐，这叫“插蜡烛”。就这样，不多一会，我前面的“蜡烛”已插立成一片森林。
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何答不出？几个成绩好的同学完全能回答的，但是，在新老师的威严前，他们失语了。
森林在蔓延，在向我逼近，我本来就在陌生人前犯怵，此时更感到自己的心越跳越快，内心在呼喊，不要叫到我，不要叫到我！
然而，不可避免地，我站了起来，血，直往脑门上冲，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我已失声，终未能将那个清晰的答案说出来。
张老师的第一节课给全班同学一个下马威，所有的同学，包括那几个无所畏惧的“鼻涕英雄”都臣服了。
农村老师往往身兼数职，张老师除教我们地理，还教历史、语文。他第二次给我们上的是作文课。作文是我的拿手戏，我的作文常常被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读。有了那次地理课之辱，我决心挽回在张老师心中的印象，好好表现。
那篇作文我写得非常顺畅，一气呵成，整整写了4页。
按惯例，下节课是讲评。好不容易等到下节课，作文本在讲评前发了，没有我的。我心里更有底，那肯定是老师讲评时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于是我轻松地期待着屈辱之后的好评。
然而，张老师并没有在班上宣读我的作文，当张老师开始布置另外的作业时，我开始慌了。既不讲评，又不发作文本，那是什么意思呢？经验对这位新老师失灵了。我无心听课，开始反思我的作文，于是许多不足之处便一个个显现出来，遭了，要挨批评了！张老师会怎样批评我呢？说我骄傲？说我作文写得不好？说我？ 我越想越怕。
就在此时，我发现张老师已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的正是我的作文本。他冲我点点头，嘴角微微翘起，那分明是微笑：“唔，你好好看看！”
我急忙打开，又迫不及待合上———我看到，作文后面是红红的一大片。
不用说，那是对我的作文的批评！
此时，我蓦地发现———我自认———挂在张老师嘴角的笑中蕴涵着讥讽。我不禁悚然一抖。
我怎么会写出这么糟的作文！
这一节课，我不知道老师讲了些什么。
下课铃一响，我第一个冲出教室，跑到学校后面的小山坡上，急切地打开了作文本。
苍劲有力的行书，字体圆润漂亮，读着张老师的批语，仿佛是一股暖流缓缓注入我的心田，这股暖流盘桓在我的心海，继而逆流而上，冲上了我的喉管，涌上鼻腔，我感到嗓子眼发热，鼻腔发酸，泪水情不自禁地漫上眼眶。
张老师在批语中热情地赞扬了我的作文，并以探讨的口气，对文中的几个段落提出修改意见。“如果这样写，是不是更好些？”“这一段如果能？ ？可能会更动人。”
我是一个受人歧视的“右派”儿子，而此时，我的老师竟然与我探讨文章写法，我只是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
所有的害怕、担忧，此刻都变成了感激，由衷的感激。
张老师的出现使我在饱受欺凌和歧视中感到了一股人性的温情，他小心地呵护着我这颗备受蹂躏的心。逐渐地，我感到有了自信，开始能挺起胸膛面对同学了。
但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了，我才读了5年小学就被迫辍学。不久，张老师也离开了我的母校，至今音讯杳然。
平慧善老师
1978年底，在武汉钢铁公司当民工已达3年的我突然接到父亲来信，父亲的右派问题平反了，按照政策，我们可以回杭州安排工作。天降福音，我欣喜欲狂。
父亲在农村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经历了3年天灾人祸，带着身心的伤痕，于1965年回到杭州大学，而母亲和我们兄弟几人却被留在了农村。
而今我们也能回杭州生活，能脱离那个带给我们太多伤痛的山乡，我们就像囚犯逢特赦，其欣喜之情难以言表。
1979年春，我和弟弟来到杭州———哥哥已经超龄无法回来———等待着落实政策。
等待的日子是难熬的。父亲说，你去补习班听听课吧。于是我插班进了杭州大学办的高考补习班。
这个补习班的老师全来自杭州著名中学或大学，学员基本上是杭州人，他们都是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考生，唯独我是一个小学肄业生。
此时我已经25岁，长年的受歧视已使我形成极度内向的个性，强烈的自卑使我在这些城里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我从不与同学交往，独往独来，孤独地打发着那段日子。
但我却非常喜欢上课的内容。对一个没上过中学的青年来说，所谓补习的课程对我却全都是新鲜的，这些新课程如春风般沐浴着我，我敞开心脾吸纳着这新鲜的知识。
语文老师叫平慧善，杭州大学中文系教师，一口带方言的普通话，课却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
才上了几节课就遇到期中考试，试题是就“浅尝即止”这一成语写一篇议论文。我写得很顺畅，文章大意是，一个人要想学有所成，就必须持之以恒，不能浅尝即止。因为知识是没有穷尽的，即使是名家也会因无知而犯错，我用恩格斯向鸭嘴兽道歉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
下一节课是讲评，平老师分析了考试的得失后拿起一份试卷说：“这里有一篇作文写得很好，我来给大家念念。”说着就读了起来。我愣住了，怎么好像是我的作文呢？可我马上就把这个念头否定了，不可能，我们班有100多人，哪个同学的学历和水平都比我高，怎么会轮到表扬我呢？就在这时，平老师扬起了手，把试卷高高举起高声问：“叶辉同学来了没有？”
教室里顿时一片寂静，所有的目光都在搜寻目标。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却吓得不敢吱声，我最不善于在大庭广众露面。旁边一个同学捅捅我说：“叫你呢！”我吓得赶紧踢了他一脚。
这件事情虽小，对我来说却非常重大，它给了我自信，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没有学历，但我并不比别人差！
在父亲的一再鼓励下，我终于考上了杭州大学中文系，跨进大学的神圣殿堂。
后来平老师成了我的大学老师，但她始终不知道，她的一个不经意的举动，竟彻底改变了一个学生的命运。
张春林老师
上课铃响了，所有的同学都已就座，老师却没来。
这节课是考试，上节课结束时老师严厉地作出规定：下节课考试，谁都不准迟到，谁若迟到，取消考试资格！
也正因此，这节课没有一个同学迟到。
可是，老师自己却迟到了！
这位老师便是杭州大学中文系著名的“鬼才”张春林。
这是我们入学以来在杭州大学中文系广为流传的逸事。
老师迟到后，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时间一分一分过去，焦急变成了抱怨，教室里吵成了一锅粥：要别人不迟到，自己却迟到！太不像话！
抱怨声中，张老师终于匆匆而至，他把夹在腋下的考卷往讲台上一放，没有半句道歉的话：“现在开始考试！”
试卷发下，教室里一片惊叹声：考试的题目竟是《当老师迟到的时候》。
张春林老师身材魁梧，一头长发杂乱地铺陈在宽阔的额头，长发不时遮盖住那双充满睿智的眼睛，于是他不时以五指作梳将头发往上理；不修边幅，有一种文人的随意。
张老师是绍兴人，一个典型的绍兴师爷，一个足智多谋的智多星。
张老师教我们写作课，他的课自然是讲得极好。
1982年，我进大学的第三个年头。一天，张老师找我，他说，山西师范学院院长陶本一和他商定办一张专门为中学生服务的《语文报》，编辑部实行流动，由七八个省市轮流负责，他负责创刊号，他让我当他的助手。他说，如果我愿意，毕业后我可以到《语文报》工作。
其时我正面临毕业就业，我的理想是当一个中学教师，想法非常可笑，我没上过中学，当中学教师可以弥补人生的这一缺陷。对于参与《语文报》创刊和到《语文报》工作我缺乏自信，我认为我根本不具备当记者或当编辑的素质。张老师却给我打气：“记者编辑也是普通人，谁都能行，你为什么不行？”
在我心中，记者的形象朦胧而神秘。记得我还在农村时，在城里当医生的叔叔来乡下时带来一个信息：上面来了个记者，惊动了整个县城，县委书记亲自陪同，还给这个年轻记者开车门呢。这个消息从此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者，好生了得啊！
没想到，在张老师的诱导下，缺乏自信的我竟也一脚迈进新闻队伍。
就是那次的绍兴之行，使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的记者。
那天，张老师带我去《浙江日报》绍兴记者站，那天刚好从编辑部下来了一个年轻记者，西装革履，头发油光铮亮，风度翩翩，谈笑风生。
原来记者是这样的！
后来我毕业分配时遇到了麻烦，张老师提出留我在他主持的《语文战线》编辑部，未果；中文系也希望留我，直至杭州大学办公室也希望留我，但都因为我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告吹。
“那就去《语文报》吧。”张老师说，“陶本一老师答应的。”
我最终也没能去成《语文报》，最后却到了现在这家媒体，一干干了20多年。
没有张老师，也许我永远不会入新闻之门吧。
（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8月3日）
后记
收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几十篇稿子大都是我在《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过的，也有部分是写着玩的博文。这些东西按理说都已是废品———“新闻是易碎品”，“只有一分钟的生命”，这些早已没有“生命”的新闻碎片实际上已成为新闻的“尸体”，谁愿意来浏览“尸体”呢？又不是马王堆僵尸，有文物价值、研究价值、使大众好奇的观赏价值。之所以把这些碎片这些“尸体”堆积起来，只是为了让自己走过的足迹留个印记，做个记录，须知新闻还有一个功能：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我无意也无力记录历史，之所以不揣冒昧，不过是一种敝帚自珍，自我安慰而已，为给自己留下一点生命的印记而已。读者诸君如果能对我的“而已”有片刻的关注，我就非常满意了。
作为新闻，这些稿件已没有多少价值。但其中的一些人物却是有着绝对的价值。有机会接近这些人物———有些还是国内甚至国际顶尖的大师，他们都是某一领域取得卓著成就的专家，职业使我有机会走近他们，我为此倍感荣幸，这种荣幸倒也能体现新闻工作的意义吧。
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的11位人物，部分属于大师级的，部分虽离大师还有距离，但也接近大师，迹近大师，姑且以大师论之；第二部分是各色人物，或截其断面，或取其一端，或选其一两件事情以述之，三两笔，粗线条加以素描，故以素描名之；第三部分是一些更加散乱的文字，有些与人物有关，有些与人物无关，也堆放在一起，这就拼凑成了现在这么一个集子。
浙大出版社总编辑徐有智是我20多年的老朋友。他在浙大宣传部副部长位置上干了20余年，本来早该上去，只是因为在浙大圈内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不得不做出牺牲———他已经牺牲了大半辈子了，不上倒下，下到出版社———如今还得继续牺牲———为我这本毫无价值的小书做出经济上的牺牲，因为，我知道，出版我这样的小书，出版社是会亏本的。感谢老朋友的牺牲！
叶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