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3日，在杭州望湖宾馆的一个客房里，我开始采访陈寿朋教授。
2006年12月，我的老师、老领导兼老乡陆永龙向我推荐采访陈寿朋教授，并陪我专门去他家拜访。陆永龙曾任《光明日报》内蒙古记者站站长、《光明日报》记者部副主任、《光明日报》工会主席，他是我进《光明日报》的领路人，我第一次到《光明日报》报到，就是他回乡探亲时领着我去的。长期以来，这位热情助人、对我倍加关心的长者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对他充满感激。他交给我的任务我当然要完成。
但是，当他告诉我这位被采访者的身份时，我曾一度感到犹豫。
陈寿朋，1931年出生，江苏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毕业，任《人民中国》杂志俄文编辑，1961年调内蒙古大学，成为中国最权威的高尔基研究专家，出版有专著和译著20余部。1993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开始关注生态问题，他奔走疾呼，率先提出生态道德概念，呼吁生态道德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并组织编写了生态道德教育读本，成立内蒙古沙尘暴研究促进会，后来组建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任会长。
从他的学者身份以及所做出的业绩来看，报道他应该是毫无问题。但是，老陆告诉我，他是“皇亲国戚”，地位非常显赫，他每到一地，一旦地方的行政官员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马上会高规格接待。
一听说他是“皇亲国戚”，我就感到这样的人物轻易不能写。也许是文学作品中的那些皇亲国戚骄横傲慢留给我太深的印象，我担心，我所写的人会不会目空一切、颐指气使？会不会仗势欺人、无恶不作？如果那样，我是绝对不会去写一个字的。我曾将这样的疑问问陆永龙老师，他笑了：“恰恰相反，陈老师是一个非常谦和非常儒雅的人。这样吧，你先见见他，认为值得写你再写。”
于是就有了那次到陈老师家的拜访。
陈老师住在北京北面星河弯的一处住宅区里。出现在我面前的陈老师是瘦高个子，清秀俊朗，温文尔雅，鼻梁上架一副眼镜，风度儒雅，彬彬有礼。他与老陆非常熟悉，我是第一次见他，他谦恭而不失热情地把我让到座位上，并亲自为我们泡茶。后来与他接触多了，我发现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谦恭，进电梯、进房间，他必定要躬身站在一侧让别人先进去，如果有女性，他更是坚持非得让女性先行。到外地的宴请也是这样，他非得站起来走到客人身边一个个敬酒。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介书生，谦谦君子，待人亲切和善，根本看不出豪门权贵的一点痕迹来。
陈老师对《光明日报》非常看重，他也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报纸格外尊重。我带去几份我发表在“人物版”的人物通讯，老陆则在一旁为我做广告，陈老师同意接受采访。“我本人没什么可写的，宣传生态道德，很有必要。”他说。他还希望我去一趟内蒙古，那里有他创办的沙尘暴研究会，他长期在内蒙古工作。我很乐意。20年前，我曾去过内蒙古，参加报社组织的1987年内蒙古40周年大庆采访活动，樊云芳老师任组长，老陆任副组长，我是组员，我们三人在内蒙古采访达一个多月。那次采访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那是我新闻从业20多年中印象最深的一次采访，终生难忘。如果能旧地重游，那是最好不过的事。
那天晚上我们和陈老师共进晚餐，地点就选在陈老师家小区的一个不大的餐馆里。老陆和我共同的朋友李林华得知我们在北京，那天晚上便专程赶过来要请我们吃饭。李林华当过高级领导人的秘书，后下海，经营非常成功。李林华一拿起菜谱点菜，陈老师就声明，他不吃鱼翅鲍鱼，也建议我们不吃。老陆笑着解释，陈老师是生态保护者，不吃不生态不环保的食物，譬如野生动物。李林华是学林业的，闻此干脆把菜谱交给陈老师点菜。陈老师也不谦让，那晚的菜就是陈老师点的，简单，素净，数量适中。
那一晚，当餐桌上的盘子里基本空了时，晚餐结束了。这时，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陈老师突然对服务员说：“请你拿个饭盒打包！”我们都感到奇怪，因为除了那盘鸡还剩少许肉外，所有的盘子都空了。看着我们惊异的目光，他微笑着说：“不可以浪费的，更不能暴殄天物！”
以他的身份，以他的经济条件，能够如此节约，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品德！这一细节很使我感动，也使我对他心生敬意。这个人可亲可敬可佩。这次见面，我的犹豫和迟疑烟消云散，我决定写他。
我开始收集他的材料，陈老师的助手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包括他写的书。但采访却一直拖了下来。直到2007年“五一”长假期间，陈老师在老陆陪同下因事来杭州，我才有机会采访他。
那天的采访是在望湖饭店进行的。我发现，已经70多岁的陈老师性格内向拘谨，也不特别善于言谈，不特别善于表达，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就结束了。
采访结束，我将材料做了整理，还不够，我希望再采访他，包括采访他身边的人，但苦于一直找不到机会。6月底，报社在北京开发行工作会议，我感到这个稿子不能再拖下去了，就根据现有材料和自己的采访先拉了个初稿，稿子写完，我非常不满意，就拿着稿子向报社写人物的高手、我的好友、北京记者站站长杜弋鹏征求意见。杜弋鹏看后毫不客气地说：“这是你写的人物稿中最糟糕的一个。不行，必须重新来！”我也为自己的稿子写得如此差而脸红。同时，杜弋鹏提出了他的意见。
按照杜弋鹏的意见，我又改了一稿，稍好一些，我就把稿子发给陈老师看，我说我还要继续采访，现在只是一个初稿。陈老师看后，竟然说写得不错。我知道，以陈老师如此宽厚的个性，他是绝对不会说别人不好的。
不过陈老师建议我去一趟内蒙。
这个稿子没有写好，主要是没有深入，没能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我决定深入采访。此时，老陆听了陈老师的建议，自告奋勇陪我去内蒙。我很高兴，我知道，老陆在内蒙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是个内蒙通，内蒙的朋友太多了。于是我在老陆陪同下，到内蒙的呼和浩特、包头等陈老师工作过的地方采访。
内蒙采访加深了我对陈老师的认识，采访后我又写了一稿发给陈老师，他认真做了订正修改。
2007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推出人物通讯《陈寿朋：茫茫沙海上的海燕之歌》。稿子刊出后，“人物版”主编邓凯发来短信，对稿子表示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