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世间的最底层朝上走，脚步是一点儿也不能乱，心里更是一天天的清楚、理智。其实，打从孤儿期始，他就很清楚了，他知道每迈一步，自己是立足在什么地方，然后该怎么样地努力和坚定，朝着他要走的路向前去。就这样，崎岖和坎坷，哀乐和悲欢，这人生，风风雨雨，他足足走了八十年，到了今天。——他就是大家所敬重的萧乾先生。
知道萧乾先生有半个世纪了，初次见到他，是1988年8月在韩国汉城举行的第五十二届国际笔会年会上。为了确定日期和开会地点，我翻看那年的日记，地点是在华克山庄（Walkerhill Sheraton）。28日的日记上，我有如下的记载：
……下午六时笔会酒会，到会三百多人，代表五六十个国家。会场拥挤得很，但很热闹。我看见大陆代表萧乾、黄秋耘、柯灵等人。祖美和志恩在会场猎影，大家都要求跟萧乾合照，因为他是我国著名老一辈的名记者和作家……
汉城《京乡日报》特举办了一次会外会，邀请萧乾先生、许世旭先生和我三个人对谈，主题是“文学的分隔与统一”。我们三个人所代表的三个地区（大陆、台湾、南韩）情势有相似之处——海峡两岸和南北韩，各别都同文同种，但文学分隔四十年，此时此地有机会凑在一起谈谈（没有北韩），是可行的。三四十年来，封闭的海峡两岸到现阶段才有了日益密切的民间往来、文学活动，这情形对南北韩而言，看在他们眼里，当然是有冲击性的。而且这次的会谈，对国际笔会来说，也是颇富历史意义的创举。代表地主国的许世旭，我二十年前就认识他了，他当时留学台北，并得博士学位。我想这次的会谈，该是他“主催”的吧！
我们的对谈，该说是轻松而富感性。萧乾先生是蒙古人，我是台湾人，一个塞外一个海岛，怪咧，说起话来可都是京味儿！许世旭留学台湾，中国话呱呱叫，所以在这个会谈上，首先就毫无“分隔”地“统一”起来了，到头来，还不是殊途同归，无论语言与文学，我也因此和萧乾先生在短短的几天会期里，很快就成了熟人了。他以新著《断层扫描》见赠，扉页还特别注明“打圈儿的几篇是写北京东北城，二十年代”，而我也把带来的《家住书坊边——京味儿回忆录》回赠。书坊边指的是北京城南琉璃厂，那是文化中心和书店街，新旧书店都在这儿：商务、中华、北新、会文堂、翰文斋、荣宝斋、南纸店、贺莲青笔铺、清秘阁南纸店……等等，我打小儿“进京”和婚后都住在这一带，到了启蒙上学在师大附小，也是每天来回四趟经过这儿，不但书铺名记得不少，连写匾额的名人也记得些，张伯英、姚华、陆润庠、李文田、翁同龢、何绍基、张海若、傅增湘……等，到长大才渐渐知道这些书法家的来历。
年会结束，各返原居地后，萧乾先生和我，就有了联络，互寄著作。而且自这以后，台湾也出版了他的一些著作，我们纯文学出版社选了他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高希均先生主持的远见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我要采访人生》，联经出版社是《人生采访》，业强出版社是大陆李辉先生撰写的《萧乾传——浪迹人生》。去年一月，仍是高希均主持的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和萧乾患难恩爱相共的爱妻文洁若女士的重要著作《萧乾与文洁若》，上下卷两册。我是在《断层扫描》里萧乾先生画圈圈的几篇小说中，第一次拜读了这位记者出身写的小说，小说都是他的童年的悲惨的影子。跟着香港香江出版社的同宗老弟林振名，也把他出版的萧乾著《未带地图的旅人》送我，萧乾完整的回忆，写出了这苦命孩子的经历。至此才算是逐渐全面认识了萧乾先生。
且说洁若妹子。萧乾先生在《京城杂忆》中有这么一小段：
……如今晚儿，刨去前门楼子和德胜门楼，九城全拆光啦。提起北京，谁还用这个“城”字儿？我单单用这个字眼儿，是透着我顽固？还是想当个遗老？您要是这么想可就全拧啦。……
这使我想起我在拙著《家住书坊边——我的京味儿回忆录》自序，也提到说：
……我常笑对此地的亲友说，北平连城墙都没了，我回去看什么？正如吾友侯榕生（1990年故）十年前返大陆探亲，回来写的文章中有一句我记得最清楚，她说，我的城墙呢？短短五个字，我读了差点儿没哭出来。……
有趣的是洁若妹子于1990年1月第一次跟我通信，也提到北京生活，她说：
……我是您的《城南旧事》的忠实读者及影片观众，您的这一名著犹如一股清新的风，在大陆上产生巨大影响。我祖父做过二十年县官，曾在南城的宣武门内上斜街和北城的挑条胡同购置一座四合院，我的三个姊姊是在上斜街出生并长大的，并在实验二小读过书。后来全家搬到北城了，但伯父一家人仍住在上斜街，所以我们每年必去几趟，对您在大作中所描绘的生活背景，十分熟悉。您说的“我的城墙没有了”这几个字，在我心中真是引起无限感怀！我常常想：为什么1949年萧乾非要回北京不可？城墙、运煤的骆驼队的魅力太大了。这是年轻一辈难以理解的，因此我对《城南旧事》备觉亲切。……
洁若妹子是英、日文翻译家，她自幼随双亲旅日，在日本读书，返国后大学毕业于清华大学，又在出版社工作，更重要的认识了比她大十七八岁的萧乾先生，我想最初一定是亦师亦友的交情，最后终于走上婚姻之路。在婚后数年生下两个孩子后，就碰上那个大风暴，本来是幸福美满的夫妻，却在这二十多年中成了患难夫妻，吃尽了被凌辱的苦头，萧乾几次求死不得，都是洁若抚平他的身心伤处，给他不知多少求生的鼓舞。她照顾他的多病的躯体，为他编书，整理文件，持家育儿，但是她也不忘自己的写作和翻译，她已经出版了五六本英、日文的译著，加上上述两人自剖式的传记。萧乾没有洁若是活不下去的，我一想起他们，眼前涌现的，不是一个大十七八岁的丈夫在照顾妻子，而是一个坚强勇敢的女子，像姊姊般的拥搂着孱弱的弟弟。
洁若现在辛勤地翻译乔艾斯的《尤里西斯》，她的来信颇感动我，她说：
……1991至1992年，我准备把James Joyce的Ulysses译成中文，约七十万字，暂时不写东西了。我的《随笔集》已凑足二十万字，可望于明后年出版。自从在北京见过您（海音按：我于1990年5月到北京，下了飞机当晚就去拜望他俩）后，萧乾住了半个月的院，肾功能不大好，因为是唯一的肾，必须多加小心。目前他只写些短文。我能每天工作八至九小时，家务主要是打扫房间。这几年是最出活儿的几年，因为萧乾已年过八十，将来如果他需要我抽出更多的时间来照看，我个人的工作就要受影响。过去有四年，请过一二个佣人，据说现在请人，比那时又困难了。所以我连电影、电视、录像也舍不得看，真是分秒必争地做大宗工作。……
这封信我看了多次，每看到后来，总是两眼湿湿的，想着当年那个扎着两条辫子在北海划船的大姑娘，想着更早那个十二三岁就没了爹娘，得自己出去讨生活辛勤读书的小男孩，想着他们度过那风暴来临的十年，受尽凌辱，真个是“朔风劲且哀”。这一切，俱往矣！如今已是“今来花似雪”，今后贤夫妇要好好把握住这美好时光，在这二十世纪末，所映照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新的生命力是亮丽且温柔。
谨以此祝萧乾先生从事写作六十年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