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初，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控制了西域的中部和北部，另一支游牧民族吐谷浑则占据着青海和西域南部。隋炀帝继位后，国势日益强盛，于是出兵击破吐谷浑，西突厥也被迫投降，从而使敦煌得到了安宁，丝绸之路也再度被打通。随着使团和商队的出人，西域的佛典和音乐等经由敦煌传入内地，内地的丝绸、瓷器和文化典籍也经由敦煌传人西域乃至更远的地方。隋文帝和炀帝笃信佛教，使用行政手段大兴佛事，促使敦煌的佛教迅速发展。仁寿元年(601年），文帝命各州建舍利塔，瓜州也在崇教寺(莫髙窟)起塔。如在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一些由都城和其他地区送至敦煌“流通供养”的隋宗室成员的写经，反映出了这一地区的佛教在全国已占有重要地位。受内地影响，大乘佛教思想也开始在敦煌流行。与佛教的迅速发展相适应，莫髙窟的修窟造像活动也十分兴盛。隋代敦煌石窟艺术进一步接受中原佛教艺术的影响，为以后新的佛教艺术繁荣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敦煌两千年历史上的全盛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敦煌这颗丝路明珠，此时更加璀灿夺目。敦煌的社会经济更是髙度发展。据藏经洞所出《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记载，唐前期敦煌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绿洲灌溉体系，使敦煌的耕地面积扩大，农业进一步发M，粮食生产自给自足。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天宝时成为敦煌有史以来户口最多的时期。
政局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为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唐前期，西域诸国的使者，中原的戍卒和民夫，西行求法和东来弘道的僧侣，内地和西域、中亚的商人等，不断通过敦煌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中国与印度、西亚之间。中原的丝绸、瓷器、汉文典籍等继续经过敦煌源源而去。同时，西域、中亚等地的珍宝和特产，以及宗教、文化艺术等，也继续经由敦煌传往内地。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敦煌这个自曹魏以来形成的商业城市十分繁华。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还给敦煌带来了各种不同系统的文化。除了汉文化和佛教以外，当时在敦煌城东一里处有粟特人信奉的祆教神祠。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景教和摩尼教的经典，反映了中亚、西亚宗教在敦煌流行的情况。在这个交汇着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文化的都会中，汉文化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与李唐王朝奉老子为先祖，大力提倡道教相关，敦煌不仅在开元、天宝年间设立了道学，道经写本也大量涌现，道观增多，反映道教盛极一时。佛教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敦煌佛教在民间广泛信仰的基础上，在佞佛的世家大族的倡导下，一直缓慢而平稳地向前发展。见于记载的佛寺比前代增多，莫高窟的开窟活动也一直在持续。大量宫廷写经不断从长安、洛阳传入，不少高僧从内地前来弘法，敦煌不断地受到内地佛教文化的影响。东来弘道和西行求法返回路经敦煌僧人的增多，又使敦煌得以不断汲取西域、印度佛教文化的营养。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的佛教和石窟艺术发展到了全盛时期。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虚而人。建中二年(781年），敦煌被吐蕃占领。吐蕃奴隶主贵族笃信佛教，并借用宗教的力量来稳定局势。他们提高了僧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一些髙级僧侣可以参与政事。他们不断向寺院布施财物、田产以及依附人口等。在吐蕃统治者的倡导下，当地民众信仰佛教者日益增多，使沙州佛教势力迅速膨胀。寺院由13所增加到17所，僧尼由311人增加到近千人。沙州的僧官起初沿用唐制，首领为僧统，后又改称教授。寺院的经济势力日益强大，拥有田地、果园、粮仓、油坊、牲畜、车辆以及依附人口——寺户，并通过放高利贷盘剥老百姓。译经活动也频繁进行，他们不断向唐廷求取佛经，然后进行翻译。写经和讲经亦较过去益盛。每所寺院都有专门从事抄写经书的“经坊”，开展了大规模的写经活动。各寺院都定期开展讲经活动，向当地僧俗宣讲佛法。寺院学校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加强了世俗学问的内容，吸引了不少世俗子弟到寺院求学，成为兼收僧俗弟子、并授佛学和儒家典籍的新型寺院学校，这对于延续中原文化在敦煌的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沙州佛教势力的膨胀推动了莫高窟的兴建，这一时期敦煌莫高窟仍开窟不止，除继续完成了前代开凿的9个窟和重修了28个洞窟外，又新建了55个洞窟。若按每年平均数计，其开窟镌龛速度超越了初唐和盛唐。
由于吐蕃奴隶主贵族的暴虐统治和奴役，唐大中二年(848年），敦煌人张议潮率领沙州汉人起义，逐走吐蕃统治者，占据了沙州和瓜州，并遣使归顺唐朝。张议潮又陆续攻占了肃、甘、伊等州。大中五年，唐廷在沙州设归义军节度，授张议潮节度使、河西陇右十一州观察使(原文误为“河西陇右十一观察史”。——编者注）。当时在归义军张氏统治的半个多世纪中，对佛教寺院利用各种方式继续向社会各个阶层发展的势力，未加干预。归义军统治者还亲自参加设斋、造窟等佛事活动，并公开宣布保护寺院的财产和依附人口，致使僧尼人数进一步增加到一千一百人以上，在17所寺院之外，又出现了兰若和私家佛堂。由于佛教势力在政治上巳依附于归义军政权，所以其社会势力的发展对归义军政权有利无害。在沙州僧官的倡导下，沙州寺院和当地居民在举行佛教仪式、佛教活动时，大多要为归义军首领及其下属祈福或歌功颂德，这种情况在莫髙窟的壁画中也有反映。由归义军节度出资兴建的洞窟，窟中的供养人像往往不是一人一家，而是祖宗三代、姻亲眷属都依次排列在一起，简直成了他们列序家谱、光耀门庭的家庙了。在第156窟还出现了与佛教没有直接关系的规模宏大的张议潮夫妇出行图。
后梁乾化四年(914年），沙州的另一个大族曹氏家族中的曹议金执掌政权，恢复了归义军的称号，此后归义军政权一直把持在曹氏家族手中。曹氏家族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维持其在瓜、沙的统治，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也努力搞好关系，并奉中原为正朔。这些措施使其能在五代、宋初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得以生存、发展。而且，河西西部与西域各个绿洲王国的友好往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也为密切中原王朝与它们的联系和中西交流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北宋建立后，有很多僧人经由河西、敦煌前往天竺(印度)去求法，他们在往返途中常在敦煌暂居。很多敦煌僧人或者随同这些返回的内地僧人，或者随同东行的西域僧人，甚至混杂在西域各国商队和使团中频繁出入中原。那些往来于敦煌的僧人也不断把中原僧人写的佛教着作和从印度、西域带来的佛典在敦煌传布，同时也将一些敦煌独有的佛教典籍带到了中原、西域。敦煌与中原、西域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为曹氏归义军时期佛教的继续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曹氏历任节度使对佛教的支持和尊崇则为保持其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他们不仅把发展佛教、争取佛教势力的支持作为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而且还试图凭借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来提高归义军政权在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地位。当然，曹氏归义军政权也不是听凭佛教势力自由发展，他们不仅继续将沙州僧官牢牢控制在手中，而且还控制着佛教发展的导向。这一方面表现在几乎一切佛教活动仍要为节度使及其家属的文治武功大唱赞歌，并为他们祈福；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们着重支持发展敦煌的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努力把敦煌建设成为西北地区汉族佛教的中心。在他们的支持下，敦煌的佛教无论在藏经方面还是在佛学研究方面都代表了当时西北地区汉化佛教的最髙水平。在发展佛教艺术方面，他们也是不遗余力。从曹议金到曹延禄，历任节度使都在莫髙窟或榆林窟从事过新建或重修佛窟的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归义军的各级官吏和很多百姓都参与了上述活动，从而把莫高窟建设成为西北地区佛教徒仰慕的圣地。由于受曹氏归义军政权控制佛教发展导向措施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寺院经济继续衰落。寺院依附人口对寺院的依附关系也日趋松弛。寺院经济的进一步衰落迫使佛教势力更加依赖于世俗政权的扶持。
在瓜沙归义军曹氏统治的时期，沙州回鹘崛起了，一跃而成为瓜沙地区的主宰，控制了瓜沙地区的局势。处于中西交通咽喉之地的回鹘，由于长期接受“善国神乡”观念的熏陶，“奉释氏为最盛”。在敦煌不仅遗留有回鹘文佛经、佛画以及在窟中大量的回鹣文题记，并在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大量修窟造像。
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瓜、沙二州，从这年起直至西夏失国，共统治了敦煌191年，是敦煌建郡以来历时最久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西夏统治者既信奉巫术和多神教，也笃信佛教，作为佛教圣地的敦煌自然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莫高窟以及榆林窟、西千佛洞都曾招致无数善男信女顶礼膜拜，在这些地方修建寺庙，新建重修石窟等活动盛行不止。
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军队攻占敦煌。在蒙古军队和元朝统治时期，敦煌在中西交通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经由敦煌，河西的交通路线再度成为联结西域和中原的主要通道。东西交通再度大开，丝绸之路又繁荣起来。西方的波斯、大食、印度、伊尔汗等国的商队经由敦煌络绎不绝往来于中国与中亚。但此时敦煌的地位已远不能与汉、唐时期相比。加上蒙古帝国和元朝疆域的扩大，敦煌失去了经营西域的战略基地的作用，只成为在河西通道上的一个补给站，并不像汉唐时期那样是对整个西北地区甚至是国都的安危都有着重大影响的军事重镇。
元朝统治者对佛教也非常崇信，采取儒释道并重的政策，十分注意扶持和利用佛教。莫髙窟现存的蒙、汉、藏、梵、西夏、八思巴六种文字的《六字真言碣》，就是镇守沙州的西宁王速来蛮及其妃子、太子、公主、驸马等出资于至正八年（1348年)刻立的。至正十一年，继速来蛮镇守沙州的牙罕沙则对皇庆寺(莫高窟)进行了重修。在统治者的倡导和带领下，佛教在这一时期受到敦煌各族人民的信奉，莫髙窟的开窟造像活动依然在继续进行。元朝，是沙州的最后一次兴盛时期。汉族和蒙古、回鹡等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敦煌文化。
明朝在洪武五年(1372年)攻占了河西，沙州归于明朝。此时自宋元以来日渐发达的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而经由河西的陆路通道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则进一步下降。再加上明朝的边防重点在北方，敦煌的战略地位和元代一样，其得失对全国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所以，明军并未在沙州设防，很快收兵东还，在肃州西筑嘉峪关以为国门。以后，嘉峪关通哈密之路成为中原与西域往来的干线。敦煌失去了屏蔽河西和中西陆路交通中转站的地位。到嘉靖十八年(1539年)则完全关闭了嘉峪关，断绝了与西域的联系，敦煌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在此期间，敦煌曾一度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吐鲁番占领，在敦煌流行了一千多年的佛教终归绝迹。被佛教徒视作圣地、曾盛极一时的莫髙窟，呈现出满目凄凉的景象。直到清雍正三年(1725年），才重新设置敦煌县，从关内移民屯垦，荒芜了两个世纪的敦煌又重新复苏。
清朝雍正、乾隆时，清廷注意对敦煌的开发，敦煌的经济有所复苏，人口也迅速增长。移民中有不少人信奉佛教，使莫高窟的香火渐盛。在嘉庆和道光年间，敦煌的佛教徒对莫髙窟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这次整修除新开了第11窟、228窟以外，还重修了前代二百多个洞窟。但由于此时内地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已经衰落，与敦煌相邻的新疆地区居民又多信奉伊斯兰教，敦煌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已成为无源之水。更因为此时敦煌的文化已远远落后于内地，使得清代新开和重修的洞窟的艺术水平无法和前代相比。同治年间，陕、甘、新等地先后爆发了回民起义，敦煌一带也曾成为战场，在战乱中，由白彦虎率领的回民起义军在被清军追赶至敦煌时，尽毁莫髙窟联结上下层窟的行廊。
19世纪末，道士王圆箓来到莫高窟。此时莫高窟十分荒凉。王道士在莫髙窟定居后，香火渐盛，他用信徒们施舍的钱，开始按照自己对道教的理解来重修和改造莫髙窟。他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清除底层洞窟中的积沙。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但敦煌当地的官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古物的价值，腐败的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英、法、日等国“探险队”盗劫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重大的劫夺和破坏。
1914年至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莫高窟，不仅又劫掠了大批敦煌写本，还割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被打败的数百名白俄官兵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甚至在洞窟内挖坑烧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破坏惨重。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曾到莫髙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精美彩塑。敦煌遗书和艺术品的散失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在客观上也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20世纪形成了一门新的世界性学科——敦煌。
(节选自《敦煌学简明教程》2001年版，第1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