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人们又发现，季节之间的安排是有规律可循的。早在公元前一千六百多年，古埃及人已经在尼罗河两岸定居，从事农耕。他们根据尼罗河水的涨落，适时地进行农业生产。先是尼罗河水泛滥的季节。当河水退入河床，农田里留下一层肥沃的淤泥，此时就是播种和管理庄稼生长的季节。最后来临的是收获季节。于是，古埃及人把这一周期看做是“一年”。“年”的概念便产生了。一年可以分为三个季节——泛滥季、播种季、收获季，每个季节的长短大约是四次月圆周期。
不过，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人们无法使年、月、日协调起来。由于从一次月圆到另一次月圆需要二十九点五天，天数自然无法与月数吻合。同时天也无法跟年吻合，因为地球绕太阳一周实际上需要三百六十五天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此外，月和年也矛盾重重，因为月亮每年环绕地球十二至十三次，不是一个整数。
为了解决年、月、日的矛盾，聪明的古埃及人创造了一种叫太阳历的历法。
埃及人发现，尼罗河的泛滥十分有规律，因此有人把河水每次泛滥的时间刻在岸边的岩石上，然后进行比较，他们发现两次泛滥时间大约相隔三百六十五天。另外，还有人发现，当尼罗河水涨到古埃及首都孟斐斯城附近时，天空中的天狼星和太阳会同时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于是，古埃及人就把这一天定为一年的开始。一年共有三百六十五天，一年又分成十二个月，每月三十天，剩下五天作为年终节日，是献给冥王奥西里斯家族诸神的。一天还被分成二十四小时，白天十二小时，夜晚十二小时。这就是著名的古埃及太阳历。
由于太阳历每年比地球绕太阳运行一周要少四分之一天，这种差距最初是微不足道的，每四年只相差一天。但是，到后来，差错越聚越多。至公元前十三世纪，已相差了四个月。古埃及人经过长期的观测，终于发觉天狼星和太阳同日升起的周期为三百六十五点二五〇七天。到公元前238年，托勒密（亚历山大大帝的部将）统治埃及时，曾颁布诏书，下令每四年增加一天。但这一规定没有被埃及人接受，他们依然使用自己的传统历法。
在公元前46年，罗马独裁者儒略·恺撒决定编制新历法，取代已混乱不堪的旧历。这时，他的妻子、“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来到罗马，带来子许多埃及科学家和王匠。恺撒请来埃及天文学家索西琴斯，接受了他的建议，以埃及太阳历为蓝本制定新历。
索西琴斯提出，应该将一年看做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而不是传统的三百六十五天。根据他的建议，恺撒规定新历设立平、闰年，平年三百六十五天，闰年三百六十六天，每四年安排一闰年。这样，较好地解决了每年“短缺”那四分之一的问题。
恺撒的天文学家们经过精心计算，决定将一年分成长度大致相等的十二个月，五个三十一天的大月和七个三十天的小月。在古罗马，2月份是处决犯人的月份，不太吉祥，当然是天数越少越好。于是恺撒下令把原先是三十天的2月份中抽掉一天，加到另一个小月上。这样一年就有六个大月和六个小月。
为了纪念这次改历，恺撒将自己诞生的7月命名为“恺撒月”。恺撒死后，他的接班人奥古斯都为显示自己的权威，也模仿恺撒，把自己的出生月份8月改成大月，但需要从其他月份中抽出一天。他自然又打起2月的主意，他从已“残缺”的2月里抽出一天，增加到8月中。这样，一年便有了七个三十一天的大月，而2月却除了闰年外只有二十八天了。这就是罗马帝国的新历法，也叫“儒略历”。
儒略历比起埃及的太阳历，是个进步，但与太阳年的时间相比，还是有微小的误差。儒略历一直被沿用了一千六百年，大约有十天的误差又被累积起来。原因是：一年的长度并不是索西琴斯所说的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如果人们每四年给2月增加一天，那么就意味着增加二十四小时，然而实际上只应该增加二十三小时十五分四秒！这样，每过一年就会产生十一分十四秒的误差；看起来不大，然而经过了一千六百年的累积，误差就大得惊人了。
1582年，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采纳了意大利天文学家雷夫埃斯的建议议，宣布改历，首先撤消了比太阳年时间迟了十天的历法日期，从原有的日历中减去十天，规定这一年的10月5日，改为10月15日。同时把置闰的方法改为以公元纪年为标准：如果年份数虽能被四整除，同时也能被一百整除，此年不算闰年；但年份数能被四百整除的例外（算闰年），根据这个法则，公元2000年是闰年，但2100年和1900年都不算闰年。这样的规则，要三千多年才会比太阳年多计一天，这就是现今世界上通用的格列高利历法，又叫公历。
苏美尔的曙光
出现今伊拉克的沙漠里，有两条大河在蜿蜒流淌。东边的叫底格里斯河，西边的叫幼发拉底河，两河之间的土地叫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两条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最后一同流向波斯湾。
两河的沿岸是一片片麦田，下游一带遍布枣林。一队队骆驼商队缓步其间，远处的沙漠里不时露出一些巨大的丘岗。走到丘岗近处，在风化了的瓦砾堆中还躺着一些石板，石板上刻着像尖楔一样的符号。人们并不知道，在这滚滚的沙丘上，曾经产生了人类最古老的文明。这就是距今已有六千多年的苏美尔文明，它比我们已知的任何文明都要古老。
苏美尔的发现与一个名叫萨才克的法国人的活动是分不开的。
1877年，一个秋日的黄昏，太阳还未落山，一个法国人骑着马走进两河流域的一个村落。他叫萨才克，是法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他非常热衷于研究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并从发掘中寻找乐趣。
此时他正走向村长家，沿途他不时地向村民打招呼。到了村长家，只见村长家已是高朋满座，大家饶有兴趣地向这个法国人打听考古趣闻。
谈论中，一个村民对他说：“先生如此喜欢古迹，离我家不远处就有一个。您一定会感兴趣的。我每次经过那里时，总能看到一些雕像的碎片。”
萨才克眼睛一亮，决定立刻前去探察。
第二天一早，萨才克便骑马上路，按照村民所指的路线西行。不久，他在一片灌木丛中，发现一个不起眼的土丘。他骑马走近土丘，并绕着土丘慢慢走了一圈。
正像那位村民所说的，那里不仅满地都是陶器、泥板和雕像的碎片。在土丘脚下还躺着一块巨大的石块。萨才克下马对石块仔细地观察，原来这是一座雕像，并且在雕像的臂膀处还有一段铭文。这座雕像似乎没有完工便被扔在这里。雕像的雕刻手法十分原始、粗糙。
“这是谁刻的呢？为什么如此巨大的雕像会躺在这里？”萨才克百思不得其解。“这周围肯定还有其他文物。”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闪过。
他立刻动手，在土丘上没挖多久就发现了大面积的建筑物和各种器物碎片。他越挖越觉得这是个不平常的发现。萨才克决定回一趟巴黎，以证实自己的想法。他挑选了一些挖出的古物，装箱运回了法国巴黎。
当萨才克向学识渊博的罗浮宫博物馆馆长出示他的发现时，馆长差一点惊奇地叫出声来。馆长一眼瞧出这些古物的不凡之处，尽管它们显得粗糙笨拙，但这肯定是人类早期的艺术，一个不为人们所知的古老民族的艺术。
馆长证明萨才克的猜想完全正确，这确实是一项了不起的发现。他对萨才克说暂时不要公开他的发现，继续回去发掘，直到挖掘得差不多时再向外界公布这惊人的消息。
萨才克回到美索不达米亚继续工作。随着发掘到的古物日益增多，向外界宣布惊人发现的这一天来临了。萨才克以激动的口气发布了这一消息：“考古学终于又向前跨了一大步。我认为我发现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最古老的居民——苏美尔人。”
这则消息好比一枚重磅炸弹，在全世界掀起了波澜。
通过对古物的研究，人们知道了苏美尔人是两河流域的最早居民，是他们创造了比古埃及更久远的文明。人类文明的历史由此向前推进到六千年以前。
聪明的苏美尔人创造了一套文字，它是刻在泥板上的，被称为楔形文字。考古学家通过对楔形文字的译读，渐渐了解了苏美尔的历史。
苏美尔人是最早的农人。他们定居在两河流域，开掘沟渠，修建了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两河湍急的河水，发展农业生产。他们驯养牛犁田耕地，用管状播种机播种。稻麦收获后，又使用木制的打谷机给谷物脱粒。由于使用先进的灌溉和耕作方法，农作物产量非常高，可以养活众多人口。随着人口增加，城镇渐多，终于产生了最初的文明。
到公元前3000年时，苏美尔地区已出现了十二个城邦国家。
苏美尔建立了早期的法律体系。在出土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泥板文书中，有百分之九十的内容与法律有关。苏美尔人的法律几乎无所不包，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即是苏美尔法典的修订本。
在数学方面。苏美尔人发明了六个进位制，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原始时代的人们用手指计算数字，数到十就得重新数起，很自然就产生了十进位法。富有想像力的苏美尔人，在计数时把五个手指和一年的十二个月份结合起来，五乘以十二等于六十，因此产生了六十进位制。一个圆周分为三百六十度，一小时分为六十分钟，一分钟分为六十秒。这些计算单位至今仍被使用，成为数学发展的基础。
苏美尔人很早就知道使用铜和锡，慢慢地还懂得了把这两种金属混合在一起，制造出了合金——青铜。青铜犁取代了木犁和石犁，耕地的效率大大提高了。
古代的苏美尔人是一个神奇的民族，他们的许多发明丰富了我们的生活。轮子的发明，就是苏美尔人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
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苏美尔人开始用木材和石料制成轮子，用来制陶。在一个竖轴上固定一个水平的圆盘，形成一个转轮，工匠们把——团泥放在圆盘上，转动圆盘，可以方便地制作圆形器皿。后来，人们获得灵感，将转轮稍加改进制成轮车，发明了新型运输工具。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苏美尔人制作了世界上的第一辆四轮车，由四头驴牵拉。不过这时的轮子是用两块半圆形木头做成的。
苏美尔人留给了后人许多文学遗产，有谚语、神话和史诗。有些谚语特别有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如一则谚语这样说：“妻子是丈夫的未来，儿子是父亲的靠山，儿媳是公公的克星。”另一则谚语是生活经验的总结：“鞋子是人的眼睛，行路增长人的见识。”《吉尔伽美什》则是苏美尔人创作最成功的一部史诗，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史诗。
公元前2300年，两河流域北部的阿卡德人征服了苏美尔城邦。以后，巴比伦人、亚述人和迦勒底人又相继成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主人。
“麻雀脚印”与楔形文字
1616年，一些意大利人来到波斯（今伊朗）。他们在游览古迹时，发现在不少崖壁上刻着一些奇怪的图画。它们就像许许多多只麻雀留下的一片片脚印，神奇而有趣。初次看到这些“麻雀脚印”，人们以为是一种装饰图案。许多古代陶器上也有类似的图案。
有一个叫彼得·德拉瓦勒的人却颇有心思，他将这些“麻雀脚印”抄下来带回了欧洲。他经过仔细琢磨，认定这不是一般的饰纹，而是古波斯铭文。这是一种木楔形状的文字，人们将它称作“楔形文字”。
后来，越来越多的古代碑刻和铭文被带到欧洲，很多欧洲学者试图解读这种文字。但是，没有人能解开这种文字的秘密。
十九世纪初，有二位英国青年军官被派往波斯，他叫罗利生。罗利生对古代波斯语言十分着迷。离开罗利生住地不远处，有一座高高的大石崖，上面有著名的贝希斯顿大石刻。在高达四百五十米的崖壁上，刻着一篇宽二十米、高四米的铭文。这是用内容相同的古波斯文、埃兰文、巴比伦文三种楔形文字刻成的，在铭文工雕刻着波斯皇帝大流士事迹的大幅浮雕。它刻于公元前520年；铭文夸耀子大流土一年十九战，生俘九王的赫赫战功。由于年代久远，又在高高的山崖上，人们无法看清它的铭文，自然也没人知道它讲些什么。
罗利生对贝希斯顿石刻铭文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他攀上崖顶；左手攀住岩石，右手拿出笔和记录本，并将记录本塞入岩石缝隙中，然后右手执笔，开始了抄写碑文的工作。经过几天的艰苦努力，他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
接着，罗利生着手破译这些文字。他从翻译人名作为突破口，足足苦干了三年，终于在1846年破译了碑文的波斯语部分。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麻雀脚印”终于成为能被读懂的文字。全世界为之轰动，
在罗利生和其他学者的努力下，不久之后，埃兰文和巴比伦文也被破译。此时，在伊拉克又发现了亚述帝国的古代图书馆，出土了满满两屋子的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
通过对泥板上的楔形文字译读，一段遥远的古代历史呈观在人们面前。
原来，楔形文字是由苏美尔人发明的。早在公元前4000年，苏美尔人在开发两河流域的同时，就创造了这种文字。由于两河流域缺少像木片、石块那样的书写材料，但却有着大量的泥土，人们就地取材，用泥土捏成一块块的平板，然后用细绳在上面画格子，再用削成三角形尖头的芦苇秆或木棒，压出图形，再把它晾干，要长久保存的，就烧制成硬泥板。
这种文字是用棒在泥板上压刻，只适合书写短的、直线的笔画。长的、曲线图形就改变为许多短的直线。例如“公牛”写成↓。又由于书写时用棒角按压，在按压的地方痕印比较深和粗，棒抽出时留下的痕印就比较细窄。所以，这种文字符号每一笔画的开始部分都较粗，末尾部分都较细，像木楔一样，因而被称为楔形文字。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楔形文字由象形文字演变成抽象符号，这大大减少了字符数目。此时，楔形文字大约有六百个字符。楔形文字成为标准字形，后来在石块上刻字，也同样刻成这种形状。
学会书写和阅读楔形文字，需要在学校中经过多年的严格训练。苏美尔人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学校，被称为“埃都巴”，意思是泥板房。“埃都巴”是为培养书吏而建立的。学生们大都出身于富有家庭。最初的学习，是临摹符号，记忆大量单词。当学生们凭记忆能正确地书写数百个符号，就算掌握了入门知识。下一步要学习语法，接着学习书写句子和故事，最终能书写契约和其他文书。
学生们读的“书”也是泥板做的。每块泥板重约一公斤，五十页课本，就有五十公斤重。这种书有规则地安放在特制的架子上。
学生的学习生活很单调，对他们的要求却很严格。有一个学生仅在一天内就受到了四次惩罚。他的越轨行为有：在街头闲逛，上课讲话，不能熟练地在泥板上书写让老师满意的楔形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