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自产生以后，至2世纪中期发生很大变化。从成分上看，许多奴隶主以至社会下层人士参加了基督教。2世纪形成的《雅各书》反映了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信徒中“有钱人手带戒指，身穿华丽的衣服”，也有“衣着破烂的男人”。进入教堂后，穿华丽衣服的人被“请上座”，穷人则“站在一边或坐在板凳旁”。由于富有者向教会捐献财物，并有文化知识，他们在教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因而占据了显著位置，进而控制了教会。从思想上看，出于受斐洛、塞涅卡思想的影响，在教义方面大量地吸收了希腊、罗马的庸俗思想，政治思想发生变化：从反抗罗马统治演变为服从罗马皇帝的统治，甘当顺民，神化皇权；从否定奴隶制度转化为承认奴隶制度的合理性；否认地上的千年王国，把理想的社会转化为虚幻的天国。从组织上看，2世纪后教会逐渐产生了召集人（称为长老或执事）、经费管理人（称为财务官或监督），他们多出自富有家庭。随着富有信徒的增多和捐献财产的增多，又出现了集财权与神权、管理权寸……身的专职的教会领导人主教。与此同时，在教会中又出现了神化了的神职人员，认为基督教召选使徒，使徒委派主教，主教授权长老。主教制与教阶制的萌芽，表明教会已被富有阶级所控制。这些变化，使原始基督教逐渐向罗马帝国靠拢。它通过教会的领导人在思想上神化罗马帝国，从理论上论证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一致性，并在行动上表示效忠罗马政府。这表明基督教已失去先前被压迫者宗教的性质，演变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并与帝国政权结为一体。因此到狄奥多西—世统治时（379—395），基督教被正式定为国教。
罗马三世纪危机的发生
从2世纪末～3世纪末，罗马奴隶制社会爆发了全面危机，经济全面衰落，政局一片混乱，内战不断发生，社会动荡不安。罗马帝国3世纪危机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从经济上来说，主要是罗马奴隶制发生了危机。从2世纪中期起，由于帝国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战争，奴隶来源大为减少，奴价越来越高。而奴隶主无止境的强制性劳动，不仅使奴隶缺少劳动积极性，而且不断采用怠工、破坏生产工具、逃亡、甚至武装起义等方式进行斗争。这种情况必然造成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使用奴隶劳动越来越无利可图，以致作为罗马帝国农业经济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很难维持下去，因而导致农业生产的衰败。而农业的衰落，又引起了手工业和商业的衰落。从政治上说，奴隶主统治集团越来越腐朽，他们为炫耀国威和满足狂欢纵饮的需要，屡屡增加娱乐日。1世纪时罗马全年娱乐日为66天，到2世纪时增加到123天。在娱乐日里，演出奴隶角斗、斗兽、戏剧、海战和骑战等。这些娱乐活动要付出大量的钱财。此外，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宫廷浩大的开支，以及官吏贪污靡费，使帝国的财政发生危机，帝国政府不得不发行劣质货币。3世纪金币成色减少17％，银币成色只及原先的50％，后来甚至只含5％。货币的贬值引起物价上涨、投机横行，政府的货币开支也随之膨大。奴隶主统治阶级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就要加重税收，再发行更劣质的货币。这种恶性的循环往复，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帝国发生政治危机。由于上述原因，罗马帝国从2世纪至3世纪发生了全面危机。
塞维鲁王朝的统治
安敦尼王朝末帝康茂德（181—192在位）被杀后，近卫军和各行省驻军纷纷自立皇帝，各自为政。经过4年之久的混战，潘诺尼亚总督塞维鲁取胜，建立了塞维鲁王朝（193—235）。塞维鲁是依靠军队得到王位的，因此在其统治期间（193—211），他极力推行培植军队、犒赏士兵的政策。另建近卫军，组建新军团，提高军饷，优待士兵。任用军人为行政长官，任命骑士出身的代理官对元老担任总督的行省进行监督。临终前还告诫儿子说：“让士兵发财，其余的人可以不管。”因此有人称塞维鲁是第一个“士兵派”的元首。其子卡拉卡提继位（212—217）后，继续执行其父的政策，除了增加军饷、赎买军队外，于212年颁布一项敕令：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全体自由民，其目的在于缓和阶级矛盾，扩大税源，但收效甚微。到塞维鲁王朝最后一个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统治时期（222—235），母后当政，从元老贵族阶层中任命高级官吏，元老贵族取得优势。他们组成特别委员会，实行紧缩开支、降低赋税等措施，结果遭到军队的强烈反对。亚历山大被哗变的士兵所杀（235），塞维鲁王朝告终。
庇护制的流行
“庇护制”（亦称保护制）是古代罗马的—种人身依附制度，约起源于公元前7世纪“王政时代”。当时，随着氏族内部分化的加剧，一些贫困破产的氏族成员便依附在氏族贵族的门下，成为贵族的“被保护人”，贵族成为保护人。被保护人与保护人的关系是世袭的，有某种契约的性质。前者多为贫穷破产及无公民权者；托庇于后者门下，领取份地并为之献纳服役。后者属有财势的贵族，对前者亦负“保护”之责（如代其出席法庭）。罗马共和国时代，这种制度有所发展，保护人通常拥有大批被保护人，作为猎取利禄的工具。帝国时代特别是3世纪以后，这种庇护制逐渐流行起来。随着奴隶制危机的加深，贫苦农民在捐税繁重、官府欺压、社会动乱的情况下难以维持独立经济，于是纷纷把土地“献给”大土地所有者，求得“庇护”。被庇护者虽失去自由，为庇护者服役，但可以终身使用原来的土地，免受国家税吏的欺凌。4世纪末，在帝国境内庇护制的发展已经使皇帝感到忧虑。皇帝多次发布敕令，禁止庇护制的流行，庇护者如收留一个农民，就要罚款20—40磅黄金，但收效甚微，自由农民仍在减少。投奔大土地所有者的不仅有农民，而且还有隶农和奴隶。欧洲中世纪初期，世俗或教会大封建主对小封建主或农民也实行这种庇护制度。
罗马法的编纂
3世纪开始，罗马帝国日趋衰落，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需要将反映本阶级意志的现行法用特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借以适应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为此，帝国的皇帝在他们执政期间进行了法典的编纂工作。从3世纪开始，在皇帝的授意之下，一些法学家对皇帝的敕令进行编纂，到3世纪末草拟出《格列哥里安法典》和《格尔摩格尼安法典》。前者包括2世纪～3世纪末的皇帝敕令，后者包括以后若干年的敕令。438年狄奥多西二世在位时（401—450），颁布了第一部正式的法典——《狄奥多西法典》，包括4世纪初以来皇帝的法令，共16卷。但系统的法典编纂工作，是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统治期间（527—565）和他死后的一段时间进行的。查士丁尼为了克服当时法律处于极端繁复紊乱和缺乏系统的状态，在大臣特里波尼安的主持下，进行了系统的罗马法典的编纂工作。528年，以特里波尼安为首的法典编纂委员会对历代罗马皇帝颁布的敕令进行了整理、审订，加以编汇删除业已失效或与当时法规相抵触的内容，于521年公布了《查士丁尼法典》，共12卷。533年，编纂委员会又以盖尤斯同名著作为篮本，并参照其他法学家的著作编成了《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又名《法学阶梯》），共分4卷。530年，查士了尼又委任专门委员会，对历代著名的法学家的著作分门别类地加以搜集、整理并进行摘录，编成了《查士丁尼学说汇编》（又名《法学汇纂》），共分50卷，于533年公布施行。565年，法学家又把查士丁尼在法典编成后陆续颁布的168条新敕令汇编成集，称《查士丁尼新律》。12世纪以后，将上述4个部分统称为《查士丁尼民法大全》（又译《国法大全》、《罗马法大全》）。《民法大全》卷帙浩繁，内容丰富，不仅反映了罗马“古典时代”罗马法的全貌，而且也是罗马法发展到最完备阶段的标志，对后世欧洲各国的法律与法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巴高达运动
4世纪以后，由于罗马帝国的残酷统治，帝国境内爆发了波澜壮阔的人民起义，在高卢地区爆发的巴高达运动就是其中的一支。“巴高达”意为“战士”。巴高达运动发起于3世纪70年代，参加者多为下层群众：贫民、奴隶、隶农以及入境的蛮族。最初活动在高卢（今法国一带），逐渐扩展到西班牙。80年代，起义者展开更大规模的斗争，他们组织起强有力的武装力量，袭击和占领庄园，打杀地主，分配土地、财产，并选出自己的领袖埃里安和阿曼德做皇帝。起义的烽火席卷了大半个高卢（主要为乡村地区），致使罗马人在高卢的统治陷于瓦解。罗马当局派大军镇压起义，经罗马统帅马克西米亚努斯的长期围困，起义军所占据的马恩河上的城堡被攻陷，许多起义者不屈而死，起义转入低潮。4世纪末～5世纪初，巴高达运动再度高涨，435年巴高达在首领提巴托领导下举行大规模起义，向罗马官吏发动进攻，夺取了政权，控制了整个阿尔摩卡，其势力由高卢发展到西班牙。全5世纪中期，已发展成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致使罗马在不列颠、高卢、西班牙的统治完全瓦解。后来巴高达运动被当地贵族所败，但仍坚持斗争到5世纪末。巴高达运动是罗马帝国总崩溃的信号，它加速了罗马帝国的瓦解。
匈奴人败逃欧洲
匈奴原是中国北方蒙古高原上的一个古老民族。公元前3 世纪，匈奴进入铁器时代，在公元前209年，匈奴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此后国力不断增强。
匈奴的军事贵族，将全体匈奴壮丁编为“甲骑”，迫使他们去进行无休止的战争。其目的一是要掠夺奴隶；二是要抢夺财物，以满足贵族们的奢侈享受和社会需要。繁荣、富庶的中原地区是匈奴人的首选目标。
西汉初年，汉高祖深感无力击败匈奴，只得采取和亲的政策。到汉武帝即位后，汉朝国力强盛，于是就发动了反击匈奴的战争。卫青、霍去病等大将几次出塞远征，给匈奴军事贵族以沉重创伤，汉边境的威胁暂时缓和下来。
公元前1世纪中叶，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分裂。一部分以郅支单子（即皇帝）为首，逃奔中亚，最终为汉将陈汤所灭；另一部分以呼韩邪单子为首，归附了中原汉王朝。从此汉、匈奴和好，匈奴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东汉初年，匈奴贵族侵扰势头重新抬头，又成为汉边疆的严重威胁。不久匈奴内乱，管领南边八部的右奥苹建日自称呼韩邪单于，于公元48年重新接受了中原汉王朝的统一领导。这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坚持掠夺政策，继续与汉王朝为敌。
到汉明帝时，东汉国力增强。于是又发动了一次征伐北匈奴的战争。公元89年，以车骑将军窦宪为首、耿秉为副将的汉军，在南单于和胡兵的配合下，大破北匈奴。汉军追至燕然山，横扫大漠3000余里。第二年，汉军同南单于再次大破北匈奴。公元91年，北匈奴单于带不多的人逃亡，往西边的乌孙逃去。至此，汉王朝反击北匈奴的战争胜利结束。
匈奴统治集团的分裂，除了争夺权力的因素外，还反映了亲汉势力和以掠夺为荣的反汉势力间的斗争。至东汉，亲汉势力占了绝对优势。在内外夹击下，反汉的北匈奴无法在漠北立足，只得向西败逃，把掠夺战争强加于西方各国人民的身上去了。
公元374年，匈奴在其国王巴兰姆伯尔率领下，越过顿河，侵入东哥特人的领地。此时东哥特国王亥尔曼利克年老体衰，初战失利。他不忍眼看着自己的国家灭亡，便自尽而亡。后来东哥特人虽然继续奋战，但终于打不过匈奴，被征服了。
打败东哥特后，匈奴大军又继续进攻西哥特。西哥特人国王阿散纳利亚整装以待，不料匈奴人没有正面进攻，而是乘夜色偷袭了敌人的后方。西哥特大败，纷纷逃到了罗马境内。
匈奴在占据南俄罗斯草原后，努力巩固其统治，人口急剧增加。这时，他们大规模的进攻已暂时停止了，只有一小队匈奴人越过多瑙河，和哥特人一道骚扰东罗马，另有一股匈奴人越高加索山脉南下。公元384年，他们进入美索不达米亚，进攻爱德沙城。公元396年，又兵临萨珊波斯帝国首府泰西丰。但这些小规模的侵扰，未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于匈奴人为何在几百年间不断西迁，有着不同的说法。令人信服的是匈奴奴隶主贵族利用牧民流动的特点，威胁部众，无休止地向外发动战争，掠夺奴隶和财富。这一点才是匈奴西迁的内因。
日耳曼部落大迁徙
日耳曼人最早居住在波罗的海西岸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在公元前10世纪，他们不断向外扩张，向四处迁移，占领新的土地。
公元前1世纪左右，日耳曼人已经在多瑙河、莱茵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定居下来，过着亦农亦牧的生活，成为罗马帝国北方的领居。
日耳曼人向罗马境内迁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末，基姆伯尔人和特乌托涅斯人为了寻求土地，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罗马境内，与罗马人发生过几次激战。但最后被罗马彻底打败。可是，300年后，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当皇帝时，日耳曼部落中的马可曼尼人越过多瑙河再次进犯罗马帝国，奥勒利鸟斯已没有能力把他们全部打退。
公元172年，他只得允许一部分日耳曼人定居在多瑙河以南，想利用他们抵御其他蛮族。此后，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涌进罗马。他们有的前来经商，有的则在大农庄中劳动，有的则充当罗马雇佣兵，还有个别上层分子在罗马政府里获得了不错的职务。这批先来的日耳曼人，成为后来大迁徙期间进人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的同盟军。
公元1世纪，日耳曼人的氏族公社制度已经开始解体。到3、4世纪之交，日耳曼人由于战争的需要，各部落经过合并和组合，已结成许多部落联盟，如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