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刚
本书由“文学评论”、“学术论评”和“访谈及其他”三部分组成，理论、学术和记事色彩兼而有之。正如任何从事编辑和研究工作的人一样，其成果一般都会打上他们亲身经历并参与其中的实际工作的深刻烙印。实践是人生的影子和老师，也可以成为我们阅读本书的一个切入点，虽然它不是唯一的切入点。
自20世纪90年代初，作者就在《文艺报》工作，近距离地观察并体验着文艺界的风风雨雨。如果说，文艺的发展、变革也是一道川流不息的河，那么，作者因近水楼台之便，在适时地撷取它朵朵浪花的同时，也会被浪花打湿衣裳，使浪花染上个人的风釆，表明她不是站在“干岸”上来收获这些浪花的。这样一来，就给本书带来了如下特点：
一、这不仅是一般的论文集，它还是来自第一线的报道和时评，除了搏击浪花的风釆，还带有强烈的讯息性。书中相当数量的篇什，即使多年后再读，我们仍会感到它们保持着现场记录的情景和气氛。一部文艺史，是不能离开这些讯息源的，否则就少了活泼和生气。因此，当作者“泛笔”中流，似乎在东鳞西爪地写那些急就章式的短文时，无形中为日后的文艺史做了添砖加瓦的铺垫工作。一砖一瓦固然难见辉煌，建立起大厦来就很辉煌了，她和其他做着同一工作的同事、同行们，全把自己平时看不见的辉煌，贡献给文艺大厦了。
二、因职责所系，作者不能不对当前热点（如最新创作成果、理论思潮和文艺动态等等）保持高度敏感，这样，她的那些即时性的评述和论析，在追逐和时代步伐“共时”的过程中，也就渐次有了自己的“时序”性。这是时代在她文章中留下的蛛丝马迹，虽然不能构成对时代、甚或某一具体问题的完整表述，但它的时序性还是一道风景线，正如人们在一年的四季中，有时不免要看看气象记录，文艺史研究也得回看它身后那些深浅不同的、一路走过来的脚印。同样，由于作者所从事的这一工作的集体性，肯定了她，也就是肯定了集体。
三、作为常年在报刊耕耘的一名编辑，她的写作不可能不受特定条件的局限，如任务要求、时间限制、栏目设置和篇幅长短等等。这样，她就不能不常常在划定的圈子里驰骋笔墨，夸张点儿说，就像古人在格律的框框里写诗（词）一样。这里虽然无诗，但同样能感受到那种压缩性或限制性的文字效果：简洁，明快，开门见山而不乏暗示，内容充实却留有余地。如《莲花落》，通篇不过千余字，开头就说：“莲花落这个词对现在的人们来说，已是很生疏的了。这是旧时曲艺的一种，是乞丐打着竹板唱着讨饭的，那意思和现在街头卖艺者唱的小曲儿差不离。这么一说，莲花落便与破烂的衣衫、肮脏的面容联系在一起。然而就在这些唱莲花落的族群里，很有不少破落户的子弟。祖辈的家业在他们手中败落了，自己既无东山再起的能力，又无曹雪芹举家食粥、写作《红楼梦》的才气与毅力，唯有家境殷富时听得的一点儿曲还留有记忆，只好打打竹板、唱唱莲花落讨口饭吃……从这个角度看莲花落，实在包容了不少历史的沧桑命运的浮沉，其中的文化蕴涵是很丰厚的。”一个概念的解释，开头便释放出了多重涵义，但作者并不满足于此，接下去：“在我们现代白话文的形成过程中，由于与我们长期积淀的文化结构不符，难以在固有的文化语境中寻觅到位置，有多少曾经时髦的新语汇遭到废弃。所谓的‘新’很快便成了过眼云烟。历史的规律是无情的，大至国家的风云变幻、小至一个语汇的存留，无不要经过大浪淘沙般的严格汰选。”可见，这里的开门见山，并不限于眼前之山，山那面还有“人家”，还有人家乃至国家的风云史；一篇千字文，内容如此充实，可不仅仅是字面的工夫，字面下边还有余地，那里还别有文章在。正因如此，当我读她这类短文时，打个不怕人笑话的比方：就像吃压缩饼干，“进量”不多，营养可是够受用的。
她也有长文，如书中谈鲁迅和沈从文以及专论《伤逝》的文章，就写得从容多了，那里展示了她文字风釆的另一面。她写这两篇文章时还很年轻，谈《伤逝》的一篇略晚，发表也是十六年前的事了。该文不仅文字婉约，见解也很有独到之处，如说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除了人们常说的社会经济压力之外，还另有原因：“通读《伤逝》，你可以发现，涓生、子君之间缺少的便是理解与沟通。诚然，社会现实的压力是强大的，人生世事的挤兑是无奈的，但爱情的根基却并不取决于此，而是在于二人世界的关系程度。否则，你将难以解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纯情，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慨。在涓生、子君的爱情关系中虽不乏真诚，却缺少内涵，他们爱情的浓度与深度都未达到使他们的关系得以稳固的程度。两颗异性的心在最初的碰撞中产生的是相互的好感与爱慕，一旦陷入现实生活的摩擦中，若没有相互的理解与认同，隔膜与厌弃便不可避免。鲁迅在营造《伤逝》的现实环境的同时，细腻而深刻地展示了这种男女间的隔膜与厌弃，将男女爱情的描写由单纯的卿我恋慕，推向了另一高度，显示了男女性别意识的差异，理解与沟通的困惑。”多年来，研究《伤逝》的成果很多，但大都集中在前者，即“另一高度”上，本书作者则别出手眼，延伸了《伤逝》的伦理深度。这个补充，相信对今天的人们在处理择偶和家庭问题上也很有意义。作者在写作该文时，也就是三十来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80后”，那时就能在这么重要的问题上持有如此深沉的思考，难怪有制作压缩饼干的能力。
压缩饼干也好，一砖一瓦也好，那都是提炼的结果。提炼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而选择必定有尺度。因此，“尺度”如何，就成了生活和写作的大问题。作者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生活和写作的亮点，使自己的尺度无限大地倾向真善美的天平。例如，在“人性”这个时下为人们普遍关切的问题上，她找来了爱因斯坦，从她肯定的《一方净土》这部长篇小说里，她转引了这位目光如炬的大科学家一段很精彩的话：“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善恶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的话很有挑战性，他挑战的是“人”和“狗”的界限，这里很清楚地包含着一个“尺度”问题。在他的尺度里，美和善占据了核心位置，如果从艺术视角稍做引申，再添一个“真”字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可见，爱因斯坦的尺度是有道德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对美和善恶的明辨力。当前，我们的学术界，尤其是高校，正经历着这个底线的考验。可以想象，如果听任已经暴露出来的诸如造假、剽窃和其他腐败之风继续蔓延，我们的教育连专业上有用的“狗”（机器）都将培养不出来，更不用说和谐发展的人了。教育如此，和教育休戚与共的文艺，以及其他等等又将如何呢？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不敢深想、又不能不深想的问题。
本书书名用了书内一篇长文的题名——在边城与无地之间。这个书名很有寓言意味，它已经突破了作者研究鲁迅和沈从文的范畴。试问。“边城”在哪里？这个“无地”又在哪里？当它被作者移作书名的时候，意义已经发生了极大转化，我们将无处寻觅。我们只知道那是一个“大宇宙”。再大也不要紧，只要有尺度，就能寻找得到，如果失去了尺度，就什么也找不着了。
2010年于五一国际劳动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