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是故乡明
——读柯岩新作《他乡明月》
“热眼”向洋看世界，漂洋过海、出国留学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这本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独特的社会人文景象。虽然早已有人拿起笔来描绘这一热潮中的人生百态，柯岩新作《他乡明月》还是以其新颖的构思，在此类作品中别树一帜。这是一部耗费作者五年心血的工笔之作：细腻的笔触铺设着曲折的情节，动人的故事引发出斑斓的异域生活图景，你不难从中窥见一个新的跌宕起伏的生活空间。
当紫薇和朵拉这对美丽的姑娘借着婚姻的丝线漂向大洋彼岸时，命运并未给予她们太多的眷顾。她们如千千万万远离故土的游子一样，必须面对生活的挑战和情感的失落。《他乡明月》所描述的正是两个姑娘在异国的奋斗史与情感挣扎史。“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是多少人心中的热望，然而真正的美国生活，如不亲临其境实难体会。朵拉和紫薇未始不是带着天真与幼稚加入了出国的队伍。她们最初的想法，原不过是想借此回敬歌舞团领导的挟私报复，几乎毫无心理准备地就来到了美国。而她们所面对的生活，却是与陌生的并无爱情可言的男子厮守。异地他乡，语言阻隔，终于使她们只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安分地做唐人街餐馆老板的儿媳与水暖工的贤妻了。然而命运往往是摆布人的，这一半因为机缘，一半也因为个人的选择与努力。当紫薇难耐寂寞孤独而陷入与台湾巨商的情感旋涡时，朵拉也不无机智地摆脱了婚姻的纠缠，开始了打工留学生涯。命运流转，紫薇终于带着私生女挣扎出了情海，朵拉在音乐学院的学习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功，重逢时节，原先单纯的姑娘都已是历尽沧桑的女人了。
《他乡明月》所包含的当然不只是两个姑娘成长的故事，生活的底蕴原本是丰厚的，小说的揭示也细腻流畅，那酽酽的愁绪，顽强地奋斗与追求的精神，都被巧妙地置于故事的叙说中，将一份域外生活立体地凸现了出来。在这里，文化的隔膜、乡思与乡愁、追求与困惑都融汇交织在一起，困扰着人物，也裹挟着生活，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而当中最难耐的，恐怕还是那份远离故土无所归依的空空荡荡。“天上一只风筝在飘。忽然悠悠地飘”……紫薇的这一梦境，无疑泄露出她心中的迷茫与恍惚。
而无论生活的境遇怎样，也必须生存下去。《他乡明月》所提供的生存图景是开阔的。朵拉摆脱了不幸的婚姻后，就孤零零地被抛入了美国社会中。这是一个温情与冷漠并存、畸形与华丽共生的社会。随着朵拉打工生活的展开，乖戾可怜的犹太富孀莎丽妲、快乐友善的琳达一家、贵族后裔伊丽莎白们一一出场。他们无疑是认识美国社会的一扇扇窗口，使你看到这所谓“天堂”中的各种世相。朵拉在这样的社会中为了生存而苦斗着，领受过友情，也感受过屈辱，支撑她的则是那个坚定的信念——上音乐学院，她成功了。看来似乎是美国社会发现了她、承认了她，但还是琳达的话一语中的：“发现你的是中国的老师，还有中国的观众。”使朵拉引起舒尔茨教授重视的，是她的中国民歌；使她获得学院大奖的，也是她汇聚海外学于思乡恋乡之情而创作的“母亲的河”“只要你的心／能和着她的节拍唱啊／也不会寂寞……”应该说，是“母亲的河”哺育了她，成就了她。
的确，谁又能割断自己的血缘脐带而独行于世呢？精神上不能，生活上也不能。在舒尔茨教授的追求面前，朵拉不是犹疑再三么？这不仅仅是因为精神文化背景的差异无处不在，而且一个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往往也是根深蒂固的。拼搏于异国土地上的朵拉、汤亦新们，都还恪守着传统的伦理与道德，对友情的忠贞，以及那“中国式”的负责精神，无不显得情真而意切。汤亦新为朋友牺牲自己的爱情，朵拉拼死打工也要救治吉米，这都闪耀着东方伦理的光辉。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是可能的，人类的情感与爱好自有其共通处，但在精神的深层，毕竟还有难言的隐讳，朵拉拒绝舒尔茨的求婚，实际也代表了两种文化在碰撞中还不能完全融合。
这是一批生存在文化夹缝中的人们，虽然接受着西式的生活方式与教育，内里却是难改的中国心，祖国的朝夕发展，永远会牵引并激动着她们。读着妹妹寄自国内报告情况的信，朵拉自然心潮起伏，难以平息。而当她能够以自己努力取得的成绩来为祖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做点工作时，她心中的那份欣喜与满足，确也表现了一片赤子之情。而那些泪流满面地唱着《母亲的河》为朵拉送行的海外游子们，哪一个不是满腹的思乡恋国之情呢？“一声何满子，双泪坠君前”，这情绪怕也只有他们体味更深。“母亲的河”便是流贯全篇的主旋律，而“他乡明月”，恰恰还是证实了《月是故乡明》。（本文与郭志刚先生合作，原刊于《光明日报》1992年8月21日，略有改动。）
文学参与意识的复归
先是《女人之约》，接着是《原始股》，毕淑敏近期接连推出两篇佳作，并受到普遍的好评。这两篇小说均以现今人们较为关注的经济事件为背景，描绘出新的历史形式下的社会现实与众生相。如果说《女人之约》的人物还比较简约集中，对社会整体环境的描绘还不够突出的话，《原始股》的人物则构成了一幅纵横交织的社会网络图，各个登场亮相，有声有色，作者的尝试重点已转向了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把握，在不长的篇幅中，力图通过一家大机关职员购买原始股的种种，勾勒出当前社会的普遍心态与矛盾。作者的努力自不待言，从这份努力中我们所感受到的则是一种庄重的社会责任感。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追求小说的表现手段与技巧的丰富圆熟时，在深入地挖掘人生况味与意境时，也忽略或者说回避了小说对社会现实的参与，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越来越少，人们对现实事件的阅读需要更多地由新兴起的纪实性作品来填补。然而纪实性作品对现实的把握毕竟是零散的、泛审美化的，现实仍然需要小说的总结。“新写实”的崛起即表明人们对触及身边事、眼前话的现实题材的强烈渴望。然而“新写实”在追求生活原生态的表现，强调作者退出作品、作品远离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放弃了对社会现实的评说权力。经过了风风雨雨之后的中国或许已很难再为那类政治煽情式的作品所激动，但面对变化的社会、新涌现的矛盾，面对商潮冲击下的整个社会人文价值标准的沦丧，人们将不会仅仅满足于阅读零散的原生态的生活场景，人们将更需要作者对整个社会现实的言说与判断。君不见“要个说法”的说法一出现即风靡全国，在没有判断的时代人们更需要判断。应该说《原始股）的锐气与锋芒便体现于此。作品所流露的强烈的批判意识将人们从那些逃避现实、逃避社会的阅读文本又拉回到社会现实中来。然而作者并无有任何强迫之意，作品所叙述的正是人们所关心的，作者所说的也是人们想说的。在作者“纯属虚构”的叙述中人们感受到的是生活的真实。
商潮的冲击膨胀了人们的物质欲念，发财成了众所欣羡的事情。平凡而普通的人们虽苦无发财的门径，但对钱的渴念却随着新的贫富差距的拉大而有增无减。钱规定着人们的生活状态也拉大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借钱的时候，你才知道朋友是多么的少！”小说一开始就这样规定了主人公沈展乎所生活的人情环境。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可谓形形色色：有居要职并颇有影响力的栾德司长，有几乎被人遗忘的军长奶奶，有大机关的甜蜜女职员安琪娘，有不善钻营的老知识分子吕不离，还有从山村走来的打工仔电娃子……所有这些人与沈展平的借钱与用钱皆有关联。他们对于钱的观念也在这关联中暴露出来。栾司长因地位的缘故，当然隐而不露，但他却是小说中最大的得利者；电娃子对高利息天真直率的索取已显示出农民对于金钱的原始追求；吕不离原来并无太多的金钱欲求，但在女儿的鼓动下，也开始希望起一笔额外的进项；安琪娘的仗义，显示出女人的温柔，但并不等于她不重视钱；唯一对钱无所用心的是军长奶奶，她不懂得钱能生钱的道理，她的钱只为道义与责任而付出，但军长奶奶却将在她的小院中终老而去，她对于钱的古典信条也将随着她的故去而消失。金钱悄然侵占着领地，即将扮演起对人的主宰角色。
当然，人们对于钱的心态只是小说渲染的背景之一，小说所构筑的社会背景是多侧面的，立体的。小说由栾德司长引向了社会的权力阶层，由吕犀引出对当代大学生风貌的描绘，从电娃子又见走进城市的农村打工仔，闲笔及于胶布教授，则知识分子窘困的生存状态跃然纸上。这些外围背景的渲染与围绕沈展平筹措资金购买原始股而展开的中心事件的描述相得益彰，充分揭示出整个时代喧嚣浮躁又缺乏对道德、对知识的尊重的普遍倾向。人与事在这样的时代已很难被说出个是非所以然来。像栾德司长这类人，生活中并不少见，他干练、有头脑、有手腕，身居要职虽非尸位素餐，却也缺少一种可贵的奉献精神；不过于苛责人，自己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权力所带来的特殊待遇，这样的领导是难以以好坏来论定的。而像沈展平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如果在前几年或许会被斥为不择手段或贪心不足，他对军长奶奶的欺骗，他在吕不离还未明了原始股的价值时来取得其股票拥有权，都算不得很“仁义”，但面对他贫困山区病弱的双亲，人们又似乎可以原谅他对金钱的那份极端的攫取欲。作者对生活矛盾的感受是敏锐的，在赋予小说人物非定见性的同时也使小说更接近生活的实感。当然作者的倾向也在现实生活的叙述中流露着，当作为普通职员的沈展平为了那几张或许能给他带来财运的原始股，用尽心机终无多得，弄得身心疲惫时，司长栾德却以职务的缘故拥有了许多张股票的支配权，读到这里，人们的同情该指向谁，结论不言自明。虽然沈展平有可能成为明天的栾德，但对于目前的他，一个尚带有锐气与稚拙的青年知识分子，作者是给予了相当的同情的。在对生活的真切叙述中，作者的批判意识也极其显明。作为小说中心事件的原始股风波，竟发生在政府某部，不能不令人深思。一个政府的上层机关，居然接受下属公司的原始股进贡，集体介入股票买卖，还将其当作一项员工福利对待，亦可见整个社会心态的麻木。虽然作者已声明小说纯属虚构，但此类事件在现实中也绝不是没有发生的可能。金钱的腐蚀力已不仅仅是对社会个体人的，它已渗透于社会的中心——权力机关。权力与金钱相结合的腐败对于我们的人民政权将是一股更为强大的动摇力量。“原始股”现象应该令人警醒。
不管是小说的事件选择还是人物与环境的设置，都具有对中心意识形态的指向作用，因而小说对现实弊端的指斥颇为尖锐。这使我们又看到了那种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式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复现。我们应当有先锋派，我们也应当有技巧与深度的发展，但我们不能绝对排斥责任感与参与意识。诚然，对文学责任感的过分强调是会阻碍文学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的，但对责任感的绝对放逐，也将使文学丧失良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秉性使得他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仍将站出来参与现实，为社会负责，为人民负责，那些宣称文学的参与功能不应再存在的说法，其实是不了解我们的社会与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只怕文学的社会良知作用还是要肯定的，文学的社会责任感也是要讲求的。面对社会的离散化与种种潮流的冲击，此种作为也许颇显悲壮，但这样的文学与文学的这样仍然必需。《原始股》的努力是可贵的。如果作者的思考能再深入一些的话，作品所具有的，将不仅仅是现实批判的尖锐，还有历史的凝重。（原载《作品与争鸣》1994年10期。）
诗意化的突刺
《天狗》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颇为独特的人物卢天来：一袭肥大的军裤，手不离一支部队训练冲刺用的木枪，从外形上便表现出与常人不同的气质。这样的形象设计未始不有点做作，但一个不肯媚俗的老军人形象倒也由此确立。这是一个虽参与到时下的经济行为中，却决不肯放弃自己原有的意志与自尊的离休老干部，怕也只有他才能两次对着台湾老板的豪华跑车练起突刺。小说的中心事件正围绕这两次突刺而展开。
来大陆投资办厂的台湾老板欺侮了大陆打工妹，卢天来这位也在为台湾老板打工的我军原副师长，打起了抱不平。《天狗》的基本情节线便是如此。其中的人物原本并不会发生任何关联，现在却在一种新型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中聚结在一起，于是引出一系列是非纠葛。
小说以台资企业为表现对象，也应该说别有意味。两岸同根的血脉关系，虽使双方在情感上比较容易接近，但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对立也让双方在接触中时常保持着一种微妙的抗衡心态。因之，劳资间的对立在这里便带有了意识形态的敏感性，也更能反映出敞开国门后的大陆中国人的矛盾心态。当年，大陆人民曾为赶走美蒋的统治而倍感自豪，如今面对那里借助资金力量重又涌入大陆的失败者的后裔们，贫寒的大陆人不得不眼看着他们拥有豪华跑车，同时也会为了略高一点的薪金而成为他们的受雇者，甚至容忍他们凭借金钱去引诱一个又一个的大陆女子。人们的自尊心似乎湮没在对方金钱的重压下。然而，这似乎湮没的自尊其实只是暂时地隐忍着，当卢天来端起他的木枪向着台湾老板谭和尧的跑车刺去时，人们这种被压抑的怒火与自尊终于爆发了出来。或许，也只有这种颇带点恶作剧式的报复，才能将人们在外来物质权势下的受压心理宣泄出来。人们在现实中没有做或不能做的，终于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了。只是小说行为乃是人的现实心理的诗意表达，带有更强的戏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