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国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指出，“文化工业”一词起因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本亚明发表于三十年代的一篇文章——《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本亚明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提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一个新的文化现象，就是收音机、留声机、电影的出现带来的文化方面的变化，提出复制技术使文学艺术作品出现质的变化，艺术品不再是一次性存在，而是可批量生产的。这就使艺术品由为少数人欣赏变为为多数人欣赏。本亚明认为这是文化的革命和解放，给无产阶级文化带来了新的广阔天地。文章招来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代表阿多尔诺的批评，阿多尔诺和凯勒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首先使用了“文化工业”一词，该书专门设有“文化工业”一章，这个词的英文即CultureIudustry，翻译是没有错的，它指的是用工业生产方式来生产文化产品。阿多尔诺是反对“文化工业”的，他认为“文化工业”的出现就是资本垄断对文化的控制，使文化变成一个被资本所操纵的行业。资本侵入文化领域，造成了文化的质变，使文化从一个人类的创造性的审美活动所创造的成果变成一个工业机械生产的东西，这就取消了文化的内在本质——内在的一次性的不可替代的性质，文化艺术品的“光晕”（即一次性存在）被取消了。董学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则认为，最早涉及“文化工业”问题的是马克思，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里对这一问题谈得比较多，只是没有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
二、“文化工业”的概念
吴元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董学文认为，“文化工业”是和“大众文化”差不多相一致的，翻译成什么并不重要。章国锋则认为，“大众文化”更多的是民间文化，指民间歌曲、舞蹈、文学、戏剧等；而“文化工业”则是资本入侵或占领文化领域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文化工业”是高科技和资本结合产下的一个怪胎。王逢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也认为“大众文化”的对象是大量的人，大量的群体，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文化工业”。崔少元（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博士研究生）则将“文化工业”定义为：资本在文化领域的运作、渗透，包括资本的投入、分配和流通，是一种文化的商品化。
三、怎样理解与看待“文化工业”
吴元迈认为，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阿多尔诺的观点有许多片面性，如全面否定一切“大众文化”等，他是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来看待“大众文化”的。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批判和揭露是完全应该的，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启示，但“大众文化”的产生在西方在中国都有其合理性，客观上是服务于老百姓的，有许多可以吸收、借鉴的东西，不能说它完全是渗透了资本主义文化、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不能将其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更不能等同于西方文化。优秀的“大众文化”照样可以反映人民的心声。西方学者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是与其整个的社会批判学说相一致的，他们认为艺术不需要与社会统一，艺术对于社会来说是社会的反题，这一点对于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不可取的，中国的文化不可能站在与社会对立的角度提倡反社会的文化、无功利的文化。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还是毛泽东讲的，要阳春白雪又要下里巴人，要普及与提高的结合。另外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英国的威廉斯对“大众文化”的理解比较可取，他认为“大众文化”的消极东西可以批判，但“大众文化”同“精英文化”一样都可以创造我们共同的文化，这就比较辩证。
王逢振认为，当时阿多尔诺的批判是带着对未来的设想，那时他觉得文学艺术还是一块净土，人们还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摆脱商业文化影响的审美享受。现在文化的商业化、商业的文化化已成大势所趋，目前又一次革命的出现，电脑、超网络、文献宇宙等的发展，使得整个意识形态、生产方式都在变，尤其经济的一体化、区域化，必然对文化带来很大的冲击。不管在西方社会也好，在国内也好，目前这种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机制、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人的思维方式、意识形态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四、怎样评价中国出现的“文化工业”现象以及我们的对策
崔少元认为，“文化工业”在中国已出现是毋庸置疑的问题。董学文则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还不能说已进入“文化工业”的时期，比如从印刷量来看，日本是中国的3倍，人均36倍。在我们的政策领域最好回避“文化工业”概念，采用“文化产业”的说法，因为“文化工业”特定性太强。我们应根据中国国情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工业”，即在文化内涵、价值取向和整个“文化工业”素质上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在“文化工业”的瓶中装我们自己的酒。
王逢振认为，今天谈文化，可以谈得大一些，今天人们乐于消费洋葡萄酒和麦当劳，其中也包含着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我们要看到这种现象，研究这种现象。
章国锋指出，资本打着文化的外衣进行渗透，不断影响、改变、侵蚀人们的思想，形成意识形态的倾销，这种文化暴力比武力更厉害。我们发展自己的文化事业要有应有的对策和基本立场，如果对西方的“文化工业”采取不抵制、不认识，只是麻木地接受的态度，其后果是可怕的。现在世界出现非领土化、非国界化的现象，不论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都打破了一切边界，这种打破一切边界的文化渗透是毫无阻挡的，这样下去，中国的文化传统会不会丧失，值得忧虑。刘润为（《求是》杂志社文教部副主任）认为，“文化工业”的普及面已深入到人的潜意识领域，对文化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科技手段和操作手段。西方“文化工业”的主流还是服从资本的逻辑，二战后的“文化工业”，以美国为例就是垄断性。在反文化这个意义上，“文化工业”消解审美，追求的是同步反映、本能功能，绝对没有再思考和理性的升华。西方“文化工业”产品对第三世界具有明显的殖民文化功能。他们推行欧美中心论，必须引起第三世界的注意。但我们不能采取单纯回避的方式，我们现在采取的文化策略，应当是一方面不闭关自守，不采取隔绝的态度，另方面不丧失主体意识。排除有害因素、吸收有利的东西，发展壮大我们自己，使我们在复杂的文化格局中战而胜之，得到发展。对于第三世界来说，走欧美的“文化工业”模式不行，否则就会失去文化主权，第三世界主权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发展权问题。现在世界的发展正在向“文化霸权”阶段转化，将来谁在国际格局中、在文化上取得支配地位，谁在全世界就是赢家，有支配地位。
五、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关于“文化产业”，章国锋认为，“文化产业”与“工业”是一个词，马克思着作中出现很多“产业”工人就是用的“工业”工人。崔少元认为“文化产业”与“文化工业”不尽相同。钱光培（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指出，对于“文化产业”，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我们是从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的角度、特别是北京市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到底该如何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我们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来源于日本的“新文化产业”，是指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产生的一种人类文明的现象。资本主义可以用“文化产业”，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文化产业”，关键是看在“文化产业”中贯彻什么思想。把我们的经济、整个社会发展跟整个世界发展的潮流接轨，只能把我们的国家推向进步。文化和经济的结合不是文化的堕落，而是文化的进步。面对这一问题，我们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起中国的“文化产业”论。对文化的经济价值的认识，国人是落后了。文化是财富，文化会产生很大的经济价值，没有这个认识，就没有观念的解放。发展“文化产业”，不能像过去那样单纯靠政府拨款，如果有产业机制，可以帮助促进文化，要依靠经济杠杆的作用，促使社会把文化搞成高水平、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国家可以集中力量来搞好基础研究、高雅艺术、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其余的产业化，用税收养公共文化事业。文化已成为今天经济进步的新形象，开发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未来的经济学不是单纯的“产业”，而是“产业”与文化与社会学的综合体。高起祥（北京社会科学院院长）认为，“文化产业”的提法比较好，不要涉及太多的概念问题，关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文化产业”角度来研究北京的问题，北京今后路怎样走，就要分析北京的优势、劣势。北京的优势有三：一是首都，有巨大的辐射力、吸引力，这给北京提供了广大的文化市场；二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三有充分的人才智力优势。须以此来确定北京的发展战略，“文化产业”必须是主要经济支柱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走的是一条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道路，如何避免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萧条之路，是值得研究的。北京最佳的选择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包括旅游业、体育业等）。“文化产业”是可以大力吸纳劳动力的产业，英美从事“文化产业”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从事制造业的人数。北京可以吃文化饭，文化可以吃市场饭。现在文化市场的消费需要很大，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文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文化只有走产业化的路才能发展。再把文化局限为事业单位，已不适合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态势。现在，一部分企业家已把注意力转向投资北京的“文化产业”。目前，不从经济角度研究文化，不从文化角度来认识经济结构调整，已说不清文化。（原载《文艺报》1998年4月14日。）
撼人心灵的南海启示录
——长篇小说《海噬》研讨会纪要
重庆作家余德庄的长篇新作《海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后，引起了良好的反响。为鼓励作者在描写我们时代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所做出的积极努力、繁荣长篇小说创作，《文艺报》理论评论部于4月16日在京召开了长篇小说《海噬》研讨会。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陈昌本，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锲，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建功、吉狄马加，以及文学评论家、学者雷达、曾镇南、孙武臣、何启治、胡德培、李复威、李敬敏、陈新增、关登瀛，本书作者余德庄，本书责编霍刚，《文艺报》副总编吴泰昌、严昭柱、贺绍俊，副社长吕虹，《文艺报》理论评论部主任何孔周、副主任王山，《文艺报》总编室主任张陵等与会，会议由《文艺报》主编郑伯农主持。与会者一致肯定这是一部有现实主义力度的好作品，是近年来写商海题材的作品中较为成功的一部，也是近年来长篇小说的可喜收获。
一、惊心动魄的商海警世篇
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海噬》是一部“商海警世篇”，在当前文学创作中，有特殊意义。小说集中写了主人公裴子鸿从商的经历，叙述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变成恶魔的过程。作品揭示了人性的扭曲、恶的毁灭，虽然展示了触目惊心的阴暗面，但透过不动声色的批判笔调，仍然让人感到一股强大的凛然正气。陈昌本认为，小说写这么一个人物的命运，“有警世作用”，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发掘较深，主题是很好的。”张锲也指出：“这部书的作者有生活、有思考，写出了一定的深度和力度，反映了时代生活的缩影”，是一部“恰逢其时的作品”。何启治认为：小说中“大骗骗小骗，老骗骗新骗，对社会的黑暗、腐朽的一面写得比较充分，像晚清的黑幕小说，思想又有很大的超越。把黑暗写充分了，引起警觉也有积极意义。”雷达则认为：“小说对人性的损耗、心灵的沉沦写得很充分，对社会生活转型中人性的揭示很深，提供了一种深层的真实。其实‘海噬’应该叫‘人噬’，就是人吃人的一个途径。”吉狄马加说：“这部作品是想通过一个大的时代、大的社会背景来反映我们社会的人的众生相。人性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中也在不断地变形，不断地得到考验，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性的、商业性的社会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人经过时代的阵痛走向新生或毁灭，的确有警世作用。”
对于《海噬》的警世作用，李敬敏是这样看的：“我认为作品不是全景式的，是从一个侧面去反映时代的，反映了商海的负面效应如何毁灭人，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出现的裴子鸿形象。裴子鸿所处的特定环境中，商业、金融还有某种无序状态，骗子、奸商为所欲为，好像没有什么法律制裁，人们看到的是市场经济处于初期无序状态时的一种景象。小说的警世作用就是一方面裴子鸿的堕落可以警世，另方面从裴子鸿堕落过程中看出商海的无序、市场的不成熟，这个也可警世。”曾镇南认为：“小说一方面对普通人有警世作用，另方面对治理国家的人更有警世作用，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社会，我们中国人在未来的世纪中要有什么样的生活状态，都是需要思考的。改革会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造成新的挑战、新的考验，新的问题也会出现；而且会毁掉一些人，毁掉生活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应允许各个层次的人对改革的进程进行思考。”
二、有时代内涵的人物塑造
《海噬》是一部触及现实、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大家认为这部作品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批人物形象，特别是有典型意义的主人公裴子鸿的形象。裴子鸿的形象真实可信，让人觉得惊心动魄。陈昌本说他并不是一个“一下子坏到底的角色，他一开始是受人骗的，接着为了捞回来就去骗人，结果自觉自愿地走到翡翠岛上去，最后被大海吞没了。是商业大潮逼得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再加上他自己没有一点最起码的觉悟，就变成了一个奸商、骗子，最后走上了一条死亡的道路。”“这个人物的设计是可信的，写得很真实，阅读中你可以顺着他的思想感情走，顺着他堕落下去的路子去看。”何启治也认为：“《海噬》是从生活中来的，真实性很强，主人公裴子鸿从商的经历反映了相当丰富的生活”。孙武臣认为裴子鸿“这个人物就是一个世界，作品提供给我们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生活，提到的历史细节、商业细节，的确在统计资料中、在历史学家中都很难找到。小说写了一个人怎样走向异化，写了钱是怎样锈蚀一个人的灵魂，告诉我们是有这样一类人，从这样一类人那里看到了社会的一些方面。”霍刚认为裴子鸿“是一个今天小说人物画廊里不可或缺的历史形象。”
除了裴子鸿，陈昌本认为：“吴铭这个人物写得有特点，这是一个金八式的人物，当然《日出》中的金八没有出场，而吴铭出场了，但他从一开始出来就不是那么剑拔弩张的，似乎一直在帮裴子鸿，但后来反过来一看，后面整个是他做的圈套，从买别墅到后来的一切，都是大鱼吃小鱼的一个圈套，这个人物是写得深刻的。其他人物，像梁菲、李媚都是写得有血有肉的，梁菲坏、走私，但她有良心发现的一面，人物是复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