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认为，华露的行骗，使得裴子鸿陷入了一个“我被人吃了，我不再吃人是不行的连环扣，最后由一个尚有良知、尚且不无知青时代受过责任感教育的知识分子，变成一个基本上靠女人活着的、无耻的人，而且他的内心谴责的声音越来越少，虽不像吴铭、郑达那样彻底的无耻，最后也同流合污了。作者把知青那代人的心灵、创伤，把他们走过的道路写得很深，尤其在前半部中，对主人公与妻子、女儿以及以前情人的关系描写得很深，特别是有关沈郁芳的一段，写得不简单，非常深刻。这部书如果没有生活经验是写不出来的。小说探讨了世纪末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裴子鸿虽不能代表从商的全部知识分子，但他有认识价值，有时代内涵。”
三、艺术表现的优长与缺憾
《海噬》的故事性很强，大多数与会者认为这本书比较好看，拿起来就放不下，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吸引你一口气将它读完。正如陈昌本所说：“这部书读起来一环扣一环，具有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这是当前长篇小说创作中很缺乏的，而这部小说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可以说做到了雅俗共赏。”曾镇南指出这部小说在艺术上有这么几个优点：“一是很集中，集中写主要人物，基本上是贴着人物来写，用这个人物的眼光来看生活、处理事情，基本上用现实主义的写法，按迹循踪，登堂入室，让他形尾毕露，清清楚楚。相反对那些骗他、被他骗的女性，写法则是雾里楼台，欲露还藏，既构成悬念又节省了笔墨。笔墨的集中使小说的篇幅很恰当。作者对人物的体验比较深，不仅是创作经验的问题，也是一个生活经验和生活库藏的问题。另外一个，小说写商战、写了很多公关人物，港商包的二奶、三陪小姐，写得很节制，基本上没有色情的表现，在性的描写上把握很新鲜，相反对人性的揭示是深的，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好小说。”孙武臣认为：“作者的艺术经验、把握能力很强。作者感受了很多的生活故事，并把这些故事通过他的体悟典型化了，把故事变为情节，而情节中又有许多大悬念里的小悬念，扬抑跌宕，表现了作者艺术上的把握能力，没有这个能力，这部小说不见得能让你一口气读下来。”胡德培认为小说“比较注意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构思方法，构思比较完整，结局令人震撼，让人思索很多。最后一部分确实有许多很细致、很值得研究的地方，一开始把气氛渲染得很好，在他看到通缉令、不得不出逃到国外去时，心灵上已觉得无法生存了。在这种气氛下，出逃的过程一张一弛，写得很精彩。具体的描写、渲染的办法，在艺术上达到了纯熟老到的地步。”
对于艺术表现中的不足，有些与会者认为小说对黑暗的东西写得很充分，但对光明面则写得不够，写得较薄弱，有的则认为能将黑暗面揭示深刻了就不错，不能面面俱到。陈建功认为小说太拘泥于“海噬”的事，“商海不光吞噬灵魂，也焕发了许多新的灵魂和新的生机，这是新的时代赋予我们的新活力。至于小说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扩展开来的生活场景、引起丰富联想的视野是不够的，不光是各个生活层面的弱点，包括民俗的积累、人的心灵的特征、人的各种本性的暴露，不够缤纷、沉稳，反映的社会面还不够开阔。”李复威指出，作者“在哲理层次上写了宿命论的思想，他说人生是个大磨盘，走来走去、转来转去还在原地踏步，这代表了一种观点，作家已探索到了这一点，但没有展开。”
四、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
这部作品使我们认识了今天社会的一个侧面，认识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从作品反映的现象来看，究竟社会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就涉及一个老问题，即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问题。孙武臣指出：“本质的真实往往在顾及到真实的一面的时候，还要顾及真实的另外一些方面，要通过一些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人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前进了不是倒退了。”李复威则强调“我们如停留在传统的商海观念上是不够的，也不完全符合今天的历史现实。无商不奸、为富不仁、商海无情，这样一种传统认识在复杂的转型期究竟该怎样认识？这本书从八十年代写到九十年代，正是商品社会的初期一一原始积累阶段，有些东西完全从道德评价的角度看是讲不通的，而从历史评价看是有进步意义的。在传统的商海观念里，作家应该更多地注入现代意识，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商海有两重性，有历史的进步性，也有传统的拖累，机制的不健全、不正当竞争所造成的种种危害。”“当前有许多作品都写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改革之后带来的进步意义是政治家所关注的；作家关注的往往是大刀阔斧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中的坎坷人生。这里的矛盾怎样解决？是作家没看到历史的本质，还是属于作家的天职？文学的本质？文学家与政治家是两种思维，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在这种情况下，作家怎样尽到作家本身的天职，从人生出发写人生，当然人生里面要蕴含历史的内在的进步意义。”
郑伯农指出，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二者归根结底应是一致的，因为道德也是有历史性的，它不是抽象的。为什么中央讲要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抓，法制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都要搞？总的说应该是协调一致发展的。道德也不是抽象的，所以这部书不光给老百姓看有启示，给从政的人看也会有启示。它确实不只反映出一个侧面的问题，也反映出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也确实存在着若干不足的东西，有些地方成为骗子的乐园、妓女的乐园、冒险家的乐园，虽然是历史的过渡现象，也确实还存在着这么一种现象。这部作品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基本还是一致的。”（原载《文艺报》1998年4月30日。）
文化产业：一个现实的话题
——高起祥、钱光培访谈录
近二十年来，文化发展在世界发展中的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文化与经济的相互渗透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中国的文化可否走产业化的路，如果可行又该如何迈步？这些已成为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最近，笔者带着这样的问题走访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高起祥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光培。
记者：二位近年来，为推动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是否可以谈谈此项工作的背景与起因？
高起祥：最近两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对于北京发展文化产业问题做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包括本市的、区县的以及国内若干大城市的调研，在世界上也跑了几个国家和大城市，包括美国、法国、加拿大以及香港，做了一些比较研究。我们认为，二十一世纪城市化的进程肯定要加快，而且主要集中在第三世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象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西方国家那样走单纯工业化城市的路，已经很难行得通了。下一个世纪城市的发展必然是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世纪。发达国家已逐渐认识到走单纯工业化城市道路的弊端，他们在发展城市工业化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甚至出现了比较长时期的城市萧条和城市衰退，这在美国的一些城市表现得特别突出。这说明今后城市发展必须把可持续发展这个基本原则考虑进去。
北京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学习苏联的经验，走的也是工业化城市的路，特别是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城市的路。从1980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曾经有五次批复意见，江泽民、李鹏三次在北京视察工作，都明确提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按照中央给北京城市性质功能的定位，北京不应再走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城市的路。从北京的自身条件来分析，北京的优势不在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北京的优势，首先是在首都的区位优势，既然是首都，就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第二，北京有丰富的人才智力优势，这是国内很多大城市很难相比的，甚至国际上的一些城市也很难具有。第三，北京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这也是国内的很多城市、国际的很多城市很难相比的。综合考虑这三大优势，发展北京的经济最突出的应该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在北京已经出现了，而且发展的势头很好，引起了上上下下的广泛关注，政府也给予了比较多的政策扶植。第二个方面是发展文化产业，当然这里的文化是大文化的概念，包括旅游、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也包括体育。如果真正使北京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成为首都经济的核心，成为首都最基本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北京就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现在北京市的各个局、各个区县都在酝酿、思考怎样把工作的重点、把产业的结构的调整转移到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为主的发展道路上来。
对于文化，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不是所有的文化单位都可以走产业化的路，其中一部分可以作为公益事业由政府集中财力加以扶植，如公共图书馆、群众文化馆、一部分高雅的艺术形式等等。但是，其他能够走产业化路的，我们认为都应该改变过去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大胆地放手地让它走产业化的路，去和市场经济接轨，按企业的运作方式来经营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也需要拿出一整套的支持和鼓励的政策来，只要政策适当，既可以保证正确的健康的文化生活内容，也可以真正按照企业化、产业化的要求使文化产业能够比较快地发展起来。
钱光培：目前，北京发展文化产业的气候已经形成，领导有决心，各企业也都在努力。过去一提文化就哭穷的局面已很少见了，各个文化口更多地谈论的是怎么发展自己。
记者：发展文化产业是完善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功能，推动首都文化发展的战略部署；文化产业应当成为首都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请问，你们在推动北京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是如何看待与评价“文化产业现象”的？
钱光培：文化产业应说是文化与经济结合的产物。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很早就有了，从印刷术出现就开始了，特别是工业化以后，文化与经济的结合越来越加强了。当然，文化形成产业，除经济外，科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先是印刷术，现在的电子技术、音像业、包括多媒体都加快了文化与经济结合的进程。到今天，已发展到足以影响世界产业结构排序的地步了。现在世界的第一大产业是旅游业，旅游业是满足人们文化需求的行业，它的崛起，说明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已到了相当强的程度。有人说这是经济对文化的侵略，但也可看成是文化对经济的占领。所以，日本学者说，文化已经成为经济进步的新形象。文化与经济的结合，从经济的角度评价是经济的进步，不是经济的后退。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评价，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文化是起推动作用的。首先，文化产业现象的出现，对文化本身来说，由于给它提供了经济基础，文化的发展有了一种经济保障；第二，迫使文化不得不面对市场，不得不考虑广大市民，甚至包括国内外游客的需求；第三，还不得不面对同类文化产业的竞争。它实际上把文化生产者同文化消费者的距离拉近了，是有利于文化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的，尽管出现了一些迎合，但这种弊病不是不可克服的。从文化产业现象的社会评价看，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各种经济产品的文化内涵加大了，同时，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也相应要求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会显得更浓。城市的文化气氛是城市的形象，有了这种形象和没有大不一样。随着文化设施、文化产业的发展，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会得到进一步的满足。我认为，无论从经济评论、文化评价、社会评价来看文化产业现象，它都应当是社会的一种进步，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
当然，随着文化产业的出现，也会有负面影响。任何事物都是双刃剑，有好的一面，同时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但这些负面影响不是不可克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文化产业法规对其加以规范，还可通过宏观调控加以规范。另外，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我们还面临着一个世界其他文化的侵入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两种态度，一是全部堵在门外，看来这是行不通的，二是在吸收其他文化的同时积极地发展我们的文化产业。世界的其他文化不一定都是坏文化，文化一旦创造出来就有超国界的性质，就在世界流传，我们吸收了他们的好的文化不一定我们都沦为奴隶了。文化产业是人类的需要，中国人也需要，我们只有用我们的文化产业首先占领我们自己的市场，才能抵制由经济的一体化带来的文化入侵。对于我们来讲不是要堵，首先是要大量地吸收。当然，对一部分意识形态很浓的，我们需要抵制。如果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强大了，我们也可以把中华文化向外传播。好的文化的传播对人类的发展应当说是有好处的。人类社会如果没有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就没有人类的今天。对文化产业现象应站在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发展的立场来评价。
记者：你们认为，在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在理论上需要解决哪些课题？
钱光培：第一个课题就是关于文化的经济价值的理论阐述。文化除其意识形态性、审美功能外还有经济价值，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到现在还不清楚。而这个问题在当今是非常重要的。在文化的经济价值问题上，中国应当有一个大的觉醒。文化的经济价值得以实现的方式就是文化产业。
第二个课题应当进一步研究一下文化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通过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看到我们发展的新途径。
第三是文化产业论的学科体系的建设。
第四，要认真研究一下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从而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找到道路，并且根据中国的实际、各地区的实际，研究出相应的政策。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中国还是一种新兴的产业，需要政策的支持，我们应利用我们的体制优势来支撑这个新兴产业，让它有一个大的发展。（原载《文艺报》1998年5月7日。）
小说是世俗的
——访谈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