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九月，我差两个半月就七岁，爸妈决定让我上学。差不多同龄的孩子有的五岁就开始上学了，我已经是晚了，可能父母一直在犹豫，让我的童年由此多了一段幸福时光。上学也是一件新鲜好玩的事情，能和来自各个连队的小朋友同处一室，一起玩耍，是上学前我没有经历的事。在托儿所，我几乎没有特别亲近的伙伴，唯一能和我玩在一起的人就是我的弟弟。我没有朋友，我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心灵空间中感知周围的存在。如今我是学生了，将会有另外一种生活在前方等待我。
上课我坐在第一排，在老师的眼皮底下我仍然不老实，东逗逗西闹闹，没个闲的时候。一周下来，学的是什么根本就不知道。这是爸妈让我试验学习阶段，虽说证明了我的脑子没有问题，但我毕竟太不争气，由于顽劣，不好好学东西，所以没过多久，借着我把邻座的女孩弄哭了的由头，我被老师赶回了家，主要还是担心我根本完成不了学业。回家后我还高兴地向妈妈宣布：妈，我可以不去上学啦！父母也就随了我，毕竟我是个有障碍的孩子，就让我再多玩了几个月吧。
在上学这件事上，父母的意见很统一，坚决要让我像正常的孩子一样，接受正规的九年义务教育，尽管他们也担心我的身体状况，不知道能否适应学校的学习生活。父母业已达成共识，能学到什么程度，能到达什么地步，尽量地供我学习，实在学习不成、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再考虑自学等别的出路。总之，学一定要上！我很感谢爸妈的此项决定，它让我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开启新的一课。万事开头难，难事多历练。俗话说：好事多磨。
春打六九头，春节到了，北方的天气依旧寒冷。除夕晚上，吃过丰盛的年夜饭，我们几个家庭成员盘坐在烙屁股的大炕上打牌。我和二姑家的二表哥对面相向而坐，姐姐和弟弟凑一伙儿，我们开始攻拉克。这是我们这个地方独有的一种扑克玩法，一人手里八颗牌，主攻带同伙的牌，对方同色比大，能抵得住变守为攻，抵不住就扛起来，同伙再攻另一家。斗智斗勇，变化多端，很有一套战术玩法，而且玩起来不限人数，两人对攻，多人轮攻均可，没牌先走为赢。我和二表哥常攻得她姐俩屁滚尿流。表哥聪明，还发展了四牌玩法，那是针对我手小抓不住那么多牌而发明的。姐姐输得没了耐性，便出去找人玩跳皮筋了。这时哥哥便和我打他发明的升级双人玩法。摸十张扣住的牌双行排列，每列五张扣牌，再在扣牌上摆上掀看的明牌，然后每人手里摸五张牌，抠底四张，先叫先打，出牌方式同于升级，只不过能让对方看到十张明牌。哥哥出牌时认真的样子很有意思，他会根据表面的牌计算扣牌和我手里的牌，所以我想赢他是很难的。还好，有时他允许我赖牌。
哥哥玩累了在我屋里找个地方好好地睡一觉。我还是精气神十足，跟着姐姐去拜年。我们东家里出，西家里窜，认识的不认识的统统去问“过年好！”那些大人们有时都分不清是谁家的小孩，便把果盘端来任我们抓。我的手太小，一把抓不了多少，便狠命地多抓几把。半个上午不到的时间，我和姐的八个兜里就装满了糖块、茅嗑和花生。我俩喜笑颜开地向父母显示着战利品。那时我长得比弟弟胖乎，表哥给我俩照相，我总是很紧张，表情严肃，左手蜷蜷着往里抠着袖口，身体僵直地矗在那儿。那时候的彩色照片颜色特夸张，我和弟弟的小脸蛋都是红红的，像红皮鸡蛋又涂上了喜庆的色彩。
1983年年后开春，育红班招新，父母和北京青年张虹老师商量，又让我参加了这个班。开课前张虹老师还特意考了我一把，在一块小黑板上让我默写“人口手、上中下、禾木田”，她每听写一个字，我都说一声“会”，再把那字歪歪扭扭地写在小黑板上。她还考了我数学10以内的加减法，我也顺利而正确地回答出来了。张虹老师满意地笑着点点头，爸爸如释重负，摸着我的头宣布，张虹老师就是我的启蒙班主任了。她说着一口和妈妈一样的北京话，让我倍感亲切。
其实我的启蒙老师应该是我的父母，他们教我生活的本领，教我儿歌游戏，教我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一直在教我做一个怎样的人——善良、正直的人。妈妈给我起名叫“王伟”，希望我能像伟人一样，有完善的人格，并建立丰功伟绩。
1983年三月，我正式开始了长达十九年的学习生活，我成了育红班的小成员。早春三月的北国，还和萧条的冬天差不多，满眼见不到一丝绿色，一抹鲜红。但春天的脚步已能听到，伴随生命开始萌动的希望，踏出一片朝气蓬勃的天地。
背着小书包，书包里只有语文数学书和作业本，来到课堂上，我和一些新认识的小朋友们一起学习。当我开始认真听讲、做作业时，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我发现我一个手根本控制不住铅笔，于是就自然地用左手去扶住右手，要以左手的食指抵住铅笔头，这样才能保证右手的使力，将拼音或数字写进固定的格子里。但我写出的横平竖直都是曲里拐弯的，b、p、m、f，写出格、拉不直的情况常有；1、2、3、4，也是很不规范，就是写不出老师要求的样子。有时在家写作业时，我总是写不好，我为我的笨拙又急又恼，将桌上的作业本、铅笔盒一并划拉到地上，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这时爸爸妈妈就会来安抚我，说我写得已经很好了，又有进步了，只须再慢一点，别毛躁别泄气，一定会被老师表扬的。
我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没有多想，也不会多想，我只有尽量接近要求地把作业完成就好。于是，我慢慢地拣起了洒落在地上的作业铅笔，重新以双手抱笔的姿势，去书写那未完成的第一页。还是写不好，就用橡皮在作业本上蹭了又写，写了再蹭，纸被划破，费好多时间，字母和数字才能写得更像样一点。爸妈看出了他们的儿子是要强的，在我身边一边看我写，一边抹眼泪。
当时个头不高，又是双手写字，我几乎是站在桌前，半个身子伏在桌面，浑身使力，胳膊肘子常被磨破，起初一片通红，继而发黑，皮爆血流。妈妈看之心疼，给我做了个厚厚的护腕，能保护到整个胳膊。但是到了夏天，胳膊经常被焐得出汗，很不舒服，索性不用，多磨几次胳膊，等见到茧子，也就不疼了。困难吓不倒一个有着强烈求知欲的孩子。
上午第二堂课，又要学新东西了。我突然觉得肚子饿了，便趁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功夫，在下面扒起了妈妈给带的煮鸡蛋，偷偷往嘴里塞。这是我下课后的加餐，可是我忍不住它的诱惑。突然，老师猛一转头，大吼一声：“王伟，你干嘛呢！”我吓得一哆嗦，将手中的半个蛋黄全部塞进了口里，嗫嚅地站起来说：“老师，我饿了。”同学们都笑话我满脸满嘴的蛋黄，我被老师批评了几句，罚站了一会儿。
其实张虹老师对我非常好，她后来成了小学教务主任，一直关心我的学业，一直以我为荣。四月的北方依然很冷，依然冰天雪地，有时天不好我中午就不回家，等妈妈来送饭。妈妈到来前，我被张老师带进了校长办公室，范校长是个不苟言笑的谢顶老头儿，我就和他一起在火炉前烤火。妈妈拿着饭盒进来时，看到我正和校长主任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呢。
上体育课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了。春去夏来，天已经彻底暖和起来，我们便在教室前的沙坑里玩跳远。我模仿其他伙伴的样子，助跑，起跳，然后吧唧一声，一屁股坐进沙坑里，招来围观的大同学们的一阵哄笑。我双手支撑身体，一骨碌爬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沙子，继续下一次的助跑起跳。整个动作非常的缓慢，显得格外滑稽，我就是这样不把自己当外人，别人能做的，我也一定要做到。我也没理由不去做，我根本不属于局外人。他们笑我只说明我没能做好，这和做与不做不是同一个问题。
事实上，只要我选择好好去做，也能做到十分优秀。在一次考试中，我的分数最高，就跑到班长唐春霞那里向她炫耀：“还是班长哩，考得还没我好呢！”这个白白胖胖的女生显然被我挤兑了一下，气得直哭。我昂着头在一旁正得意呢，不想又被张老师逮个正着，“王伟！你怎么又骄傲了？才一次就这样……”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我有多少次都做到了绝对的优秀，特别的突出，恐怕我也数不清了，但是我骄傲的次数真是屈指可数。向班长挑战，把女孩气哭，这是我求学路上第一次骄傲，却遭到了批评。
半年后我又上一回一年级，去年上了不到一个月就被请回家了，这次的班主任姓汤，是个严厉的东北老师。我有一次把一个老实巴交名叫杨勇的同学的格尺弄断了，嘎嘣一声清脆的响声，引来老师和众多同学的目光，当时同学们正围在老师的办公桌前看老师批改试卷，那时候带班老师的教室即办公室。我也被自己弄出的声响吓了一跳，手忙脚乱地把断成两截的格尺往杨勇的书堆里插。老师不善地问我怎么回事，我狡辩说那是我的尺子，杨勇的回话虽是稀里糊涂，我的动作却是欲盖弥彰。结果，汤老师揪着我的耳朵，让我罚站走廊，我哭完以后没事似的向走廊的柴火堆上撒尿。这柴火堆上也有我捡来的干树枝。
每年冬天，教室供暖问题都是东北边远地区学校的首要问题。由校方提供煤，在教室里搭建炉子烟筒，各班自行解决柴火，派住校的同学轮流生炉子，一二年级只能多为老师负责，不至于让同学冻着上课就行。早上刚来，天气寒冷，炉火还没有彻底暖热教室，我们坐在屋子里，哈着白气，新的一天的课程就这样开始了。
这个冬天我家添了一丁，是来自山东的我二大爷的大女儿，因为贫穷让我家代养一段时间，同时也能多帮帮我体弱多病的母亲。大姐来后我们就成了六口之家，家庭氛围还算祥和。我还时常被母亲责打、罚跪，今天弄一出用扑克牌给同学算命被老师家访的事，明天来一回灶锅底下藏手套让他们谁也找不着的英雄壮举、大姐做饭烧出手套东窗事发的恶作剧演义，我的皮肉在经历暴力摧残的同时精神世界也逐渐残缺和变态。我不想把我的人格和体格缺陷归罪于任何一种貌似合理的理由，我不愿为我的情感变态和精神残疾寻找牵强的早年根据。我愿意遗忘，但我不愿意撒谎。我告诫自己：你不能超越悲伤，那就得像我一样坚强。
扯着一口浓重的山东胶南口音的大姐，经常给我们讲一些他们那里的趣闻轶事。什么仙啊鬼啊怪啊的，让我幼小的心灵世界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我开始依据大人讲的只言片语进行漫无边际的奇思异想。宇宙将会爆炸，地球将要毁灭，人类将要死亡，在没电的夜里让我躺在炕上辗转反侧。对死亡的巨大恐惧给我的心里蒙上一层绝望的阴影，它是我后来秉持虚无主义人生观乃至皈依佛教的发轫。天体黑洞理论，深如地狱阴森，惩戒与救赎的二律背反，幸福与快乐的虚妄传说，让我在人迹罕至的树林旷野流连徘徊。对性的盲从无知给我的身心臆造一个暴虐的阴魂，它是我后来发生十年精神危机乃至心智堕落的源头。在我的心灵宇宙中，在我的情感世界里，这层阴影无处不在，这个阴魂长久不散，让我在大光明与大黑暗中穿行、抉择，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人生幻相中艰难省察。我冲出迷阵的方式只有一种——以我的生命信念和顽强毅力，反抗绝望，热爱生命。
山东大姐对我很好，不但告诉了我这个世界和人情的美好，还以实际行动帮助我拥抱生活。大姐在刮风下雨、风雪严寒的天气，背着我上下学，给我送饭，替母亲照顾我的生活。学校有小朋友欺负我，她就找老师理论。邻居中有大孩子打我，她就教训他们，报告他们家长教他们好看。大姐和妈妈之间的摩擦矛盾，她也能很隐忍的解决。寄人篱下的大姐给过我一份人性的温暖。
大姐和妈妈一样都是急脾气，她在山东老家是我二大爷儿女中的老大，在姐弟之中很有威严。我小哥淘气不听话，大姐就替二大娘狠狠地教训他。有一次小哥撒了谎，大姐就使劲拧他的嘴，让我小哥哭着告饶。我二姐的脾气最好，也是我们王家村最美丽的姑娘，关于她的传说像梦一样，直到真实地见到二姐才从梦中苏醒。总之大姐的讲述似在说明，她是他们家中最凶恶的人，而这个最凶的人却跟我们家有最亲近的缘分。我常在大姐背着我放学回家的路上在她耳边呢喃：大姐是天底下最最最好的大姐了！大姐呲着巨大无比的大门牙咯咯地笑，说我这个弟弟的小嘴是最最最甜的了，果然名不虚传。
给过我温暖感觉的还有几个大朋友，他们比我大两岁，和我是同一栋房或前后房的邻居，他们带着我玩，让我体会到与人相处的诸多乐趣。那时我没有几个同龄的朋友，也不善于和他们玩在一起。在几乎独学无友的状况下，那几个大朋友给了我兄长般的呵护，让我不至于活在一个人的狭小世界里，孤独寂寞。我和他们的友谊也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其间断断续续有些联系。直到我们都过了而立之年，才在各自的生活圈子里苦苦挣命，许久都得不到彼此的音讯。
二年级时因父亲工作调动我要转学了，我要告别这几个大朋友了。要告别这个生活了十年的熟悉环境，我的向往更多于眷恋。那一阵的学习很不用心，我渴望抵达另一片土地。有一堂语文课上，张虹主任来我班听课，发现我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没有同桌。这是老师特意安排的，因为我双手握笔写字时跪在椅子上，浑身用力，动静很大，常常扰得同桌无法写字。老师只能让我一个人用一张双人用的课桌，坐在后面，跪着写字时不至于影响到后排同学看黑板。张主任这次坐到了我的身边，在老师听写生字完毕时帮我批阅（按习惯同桌同学互相批分，这次张虹主任和我坐一桌），结果我听写的一塌糊涂，不及格。老师还添油加醋地告状，说我上次默写古诗时作弊，被同学检举告发，罚站在她身边一下午。张虹主任听后严厉地批评了我，警告我无论到哪里都应当好好学习，不应该为即将搬家的事而分心。我虚心接受了启蒙老师的批评，回到家里非常认真地预习生字、复习课文，第二天测验得了100，可惜张老师没来听课，也就没看到我的知错就改，飞快进步。
“我爱总复习，反过来说是什么？”
“媳妇总爱我！”
哈哈，上当了，不害羞，这么小就要媳妇。这是我和弟弟经常玩的文字游戏，一句话反着说，意思全变。比如我爱狗，狗爱我；我吃饭，饭吃我；我洗屁股，屁股洗我……我那时候比弟弟聪明，憨直的弟弟常被我绕进去。我得了便宜就开溜，跑出去和邻家小孩玩藏猫猫。我在找到隐藏起来的小伙伴之后，只剩一个叫茵的小朋友却总也寻不到。一时性急的我居然喊了起来：“茵，快出来吧，你妈正找你！”茵终于跑了出来，我的诡计便得逞了。哈哈，史痴我，我吃屎。还真是，小时候趴在炕上自己玩，拉出屎后自己捏着玩，还往口里送，真够恶心的。不过现在想来恶心的事，小时候并不觉得恶心。反之亦然。
1984年，我在北京最好的朋友出世的这一年，我们举家迁往山东崂山。先在我的祖籍胶南县王河村里上了一个月学，这里办学条件简陋，教室里只有桌子没有椅子，每个学生必须自备板凳。我搬着二大爷家的凳子去上课，看到教室外正在考试的小哥，冲我嫣然一笑。我在学习上凭借一些小聪明，经常被老师夸：“网胃尻了以悲坟儿！”这就是山东话，翻译过来是：王伟考了一百分！那时候除了聪明就是坏，自己做正确的题，却把错误的答案告诉前桌同学，还能把错误的解题步骤言之成理，害得同学直纳闷：网胃尻了以悲坟儿？我怎么没考一百分，他告诉我的题，他对了，我怎么错了？
这个小人儿老坏了！那时候学山东话就像初学外语一样，其乐无穷。山东人把凳子叫杌子，把土豆叫地蛋，喝水叫哈水，柔软是又冤，说累不累是害不害使，等等等等。我和弟弟的年龄都小，很快受其影响，能熟练操作这套语言。作为北京人的妈妈常常提醒我们：好好说话，不许南腔北调！
我们的家定居在崂山姜各庄，父母都在那儿工作，我们就在附近的王戈庄小学上学，姐姐的中学要离家远一些。山东的孩子都很朴实，热情，我被爸爸送进新班级的时候，大家都抢着要和我这个东北小人儿同桌。最后我被安排在中间第三排的长凳子边上，三人一桌。起初同学们和我都还拘禁，他们好奇地问这问那。几天过去，我们就很熟了，我把英俊的柳锋班长给拧哭了（他也拧我了，我没哭），把一个女生给追急了，大金牙老师大为恚怒，拎着竹鞭啪啪直响地敲在桌上，厉声说：“你再惹事我就敲你！你别以为我不敢敲你！”我老老实实返回座位，我还真怕这个老太婆，她的竹鞭经常打在最前排的小个同学姚正雷身上、头上，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师就是看这个形貌委琐的男生不顺眼，一不高兴就用竹鞭敲打他。可怜的姚正雷，我两年后回到东北，还给他寄过明信片呢。
大金牙老师最经常引用的一句格言就是李大钊教育他的孩子的话：“要学就踏踏实实地学，要玩就痛痛快快地玩。”我们也随着老师大声地念这句对仗工整的话，然后放学。我肯定能做到的是痛痛快快地玩，到小河摸鱼玩，到园林偷摘苹果，和弟弟玩过家家，看香港电视剧《八仙过海》。虽然我不能做到踏踏实实地学，但我至少听了李大钊同志另一半的话，那可等于执行了大钊同志半句名言啊。
我那时候以极大的兴趣在做一件很好玩的事，这件事我反复地做，能引起我内心深处极大的乐趣。在我家房头后边，有大表哥家种的菜籽，刚长出小嫩苗，我就在上面奔跑，猛踩。一旦被与弟弟同岁的表侄看到，我就狠打他的大嘴巴，警告他不许报告大表哥大表嫂。大表侄大胖脸，肉墩墩的，我打他的大嘴巴手感好极，我乐此不疲。大表侄越来越怕我，都不大敢正眼瞧我，我还是经常趁大人不在时抽他的嘴巴。在东北时，我经常在房头抽邻居女孩的嘴巴，她是一个挺漂亮的小姑娘，眼泪汪汪，撇嘴要哭但我不许她哭，和现在大表侄所遭遇的情形如出一辙。我以做这样的坏事引以为乐。
柳锋和任静无疑是最优秀的学生，他们是班长和学委，是我们三年级学习的榜样。我唯一比他俩强的是，读课文时普通话最标准，所以经常被语文老师叫起来朗读课文。班主任是个刚结婚不久的小媳妇，她举例给我们讲标点符号的重要性。她说，媒婆给一名男子介绍对象，把女方的情况写在纸上就是：乌黑的头发，没有麻子，小脚不大，周正。而男子错误的断句就变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乌黑的头发没有，麻子，小脚不大周正。
我觉得这个女老师长得好看，讲课很幽默，我不反感她。我还给她带过妈妈炸好的麻花，当着扒窗偷看的同学面她没好意思要。我继续做坏事，调皮捣蛋，上课说话，下课藏同学的钥匙，撕坏他们的书本。学校要求学生中午到教室趴在桌上睡半个小时，我便在集体午休时捣乱，气得老师冲着我的后脖颈就是一记铁砂掌。我战抖地立在座位前，左手如吊绷带般悬在胸侧，不住得瑟着。我看到左手那边的柳锋指指点点地在嘲笑我，我鄙视他。我没有得到老师的赦免，我拒绝坐下来，一直低着头矗在那里，也没有人来安慰我。在这里，我没有朋友。
脸皮太薄、自尊心太强的人有时会自讨苦吃，脸皮厚点的人就很容易摆脱我彼时的窘境。被姜士俊和王岩这样的男同学踩在脚下，也许是消磨强烈自尊心的好办法，对此我乐此不疲，反复实践，竟然获得相当的快感。我知道了，暴虐的性的阴魂又在伺机作祟了，对于它的阴魂不散我无能为力。我不认识它，也就没有能力控制它。激情的种子被邪火催生，畸情的火种随盲目的冲动抵达圣殿，摧枯拉朽般毁灭，爱欲与文明。
与此同时，感情世界的阴影也兴风作浪，家庭风波因为父亲的酗酒而掀起轩然大波。我内心敏感，极度脆弱，陪母亲一起流泪，像一个女孩。我不能改变家庭的纷争，不祥的气氛，就像不能改变死亡和疾病一样。酒是致病的主要因素，而缺乏爱与宽容则是导致死亡的首要原因。一个阴影飘忽不定的家庭，孩子是最敏锐、最深度的受害者。你能要求一个十岁的男孩对黑暗神秘的阴影做些什么？他能做什么？阴影进入他的五脏六腑，融化在细胞神经里。阴影成为他，他成为阴影。一个扭曲的灵魂在阴暗角落里呼唤光明。
爸爸的工作是我们农场与崂山地方上合作开的一家汽水厂的副经理，很烦忙，参杂权力斗争。来自东北的同事不断给爸爸制造麻烦，宣扬要与我们王氏家族鱼死网破，不共戴天。爸爸作为合作方之一的东北主事者，确实带来不少家庭成员和随行心腹，包括我的好几个表哥、堂哥、堂姐，还有成分复杂的各色人等，组成浩荡的“王家军”。他们在厂里各有活干，地位微妙，暗中与爸爸的“对手”于家军较劲。商场如战场，一定要分出胜负，结果两败俱伤，各自遣散回故地。合作失败，厂子交给崂山一方继续经营。
那时我已经四年级了，班主任是姜家村的中年男老师，教语文。数学老师是一个老头，每次考完试都会夸我一句：“你们多看看人家王伟就行了。”我数学学得好，是他很垂青的学生。刚来崂山，我家住在公家的二层小楼上，旁边是堂哥表哥住的宿舍，那里发生过血腥事件。一个我爸带来的男子沿着围墙上缘跑，快到头时突然石头脱落，他一脚踏空，摔落在地，大石随之落于头侧，幸好没完全砸中。我目睹了整个过程，他趴在地上，哼哼直喘，脑袋上汩汩流出黑血，流在地上一滩。他是个硬笔书法很好的家伙，那以后，常见他边吃中药边练习钢笔字。
我家所在的二楼小院有一个纺织车间，好像是专门纺织地毯的。车间后面的大山很高，我从来没有去爬过。我家的位置就是开门见山，山上有奇形怪状的石头，最高处还有飞来石的传说。山下流着河水，是我们常去玩耍的地方，下河摸鱼、洗澡，水质很清，如同山泉。河水的源头是一个水库，水库水充盈时，河水便暴涨，我们叫它发大水。发大水的时候，水势大，水量多，水声响。我和弟弟来到河边玩水，被水冲得有点站不住。我们把从附近果园里偷来的大苹果藏在水底，被一个名叫辛团的青年发现，他没有干涉我们，而是跑过来和我们一起玩水。我的肥皂掉进了水里，顺水漂走，辛团答应把他家里的那块拿给我，在他背着我回家的路上，我反复让他确定此事。
发大水的时候，上学的路被河水漫过，我穿着凉鞋也不想弄湿鞋子，湿袜子附在脚面上很难受。我呆呆地立在河岸，不知该怎样过河。这时来一个高年级的大女生，她看出了我的惶惑，就主动来背我过河。我问她的名字，她说她叫大芬，她听说过我这个东北客。以后，我请过大芬到我家里一起写作业，那时我家已经搬到下游的厂房附近，离学校不远。她笑着来参观我家高大的新房，红色的砖墙院落，中间是正门，左边爸妈住，中间姐姐住，我和弟弟住在右边厨房里面的小屋里，这是唯一一间有炕的睡房，炕沿比东北的土炕要高，须蹬着凳子才好上去。我和大芬在姐姐那间稍大的屋里写作业，她常常抬起头看着我笑，她的笑容很美丽，叫人经久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