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秋冬之际，我们举家又要返回东北故地，我带着淡淡的一丝惆怅告别了大芬和辛团。在胶南二大爷家做了短暂的停留，我们全家起了个大早，由堂兄表兄骑车带着我们去火车站。二大爷起得更早，把我们随身带的家什用马车拉到车站。俗话说破家值万贯，搬一次家真是不易，何况我家曾经和以后都迁徙多次：从二分场十二连搬到场部，从东北搬到山东，从租住的二层小楼到新盖的大房子，又从山东返回东北，从二分场场部搬到总场，从黑龙江到北京，从海淀清河到昌平回龙观……
瘦瘦的二大爷是个好庄稼把式，眼神混浊，声音嘶哑，语言幽默，善于讲故事。我小的时候跟父亲来看过一回二大爷，他那时就爱逗我。我骑在他的腿上，他问我咱家谁最好，我说二大爷最好！话音刚落，我二大娘推门进来，我回过头看到她就赶忙改嘴说，二大娘最好。二大娘呵呵地笑，她是二大爷的续弦，是个好脾气的理家能手，生养了五个儿女。当二大爷笑话我不爱吃苞米面大饼子，就爱吃白面馍馍，还说馒头不如大饼子有营养之类的话，二大娘就会站在我这边，塞给我两毛钱，去买一种很好吃的奶油饼干。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饼干，即使以后到大城市吃过的各式西点，都比不上它的香甜味道。童年的记忆很古怪，也很偏执，日后的行为不过是继续这种古怪，纠正那些偏执而已。但偏偏想要纠正而不能，我再也没吃到过那种美味饼干，我甚至忘记了它的牌子，永远存留的只是那种味道。
开往佳木斯的火车载着我们五口之家渐行渐远，离开了勤劳朴实和蔼可亲的山东亲人。在爸爸五兄弟中，二大爷和爸爸关系最好，所以离别是伤感的，妈妈都哭红了眼睛。我和弟弟已经没有初次坐火车的兴奋劲了，那时火车是竹椅座位，非常肮脏，我和弟弟坐在靠窗的位置，眼睛巴巴地紧盯着窗外掠过的景物，耳朵听着铁轨摩擦出有规律的“东南、西北”“东南、西北”的声音，这是妈妈以低声部最形象的拟音模仿。
妈妈在火车上买了一只烧鸡，把好啃的大肉部分都让给了我们姐仨吃，剩下的骨头架子妈妈就独自吸啃，吃得津津有味，满嘴流油，剩下的鸡腿、鸡翅骨头在桌上堆成一座小山。火车上的乘客看到他们身边的这位胖大嫂吃得好不热闹，再看看我的爸爸骨瘦如柴、一副受气包的模样，心底早有八分的窃笑。我妈妈仍在我自横嘴吮油指，多年后仍被姐姐和爸爸当作家庭爆料笑谈给我们听。
火车到达佳木斯车站，妈妈在上厕所前掏钱给我们买冰棍儿吃，忽然惊讶地发现裤兜已被刀片割破，兜里五块一张的几十元钱都丢了，让妈妈很是懊丧了一顿。妈妈说：“亏是路上还买了一只烧鸡吃，要不损失更大！”妈妈开始回忆可恨的小偷是什么时候把钱偷走的，应该是下火车的时候，我们和妈妈走散了，一个军人打扮的男子要帮妈妈挤开队列，从妈妈身边快速划过，马上就从前面的门口下车了，妈妈还在纳闷：不是要帮我开路吗，怎么下车走了？此时的小偷已经把钱借去，消失在人海里。
佳木斯是东北臭名昭著的贼城，我后来上大学寒暑假一般都在这里倒车，也坐车到过鹤岗倒客车回家，我妈丢钱买冰棍的事料想有可能发生在鹤岗。回忆不追究这种细节，反正我们一家五口一路颠簸一路风尘地回到了我的出生故地——二九零农场二分场。原来我家住在东头，这次刚好住在西头，这是一栋土坯包着的砖瓦房，所以显得年限更为陈旧。大串间，进门小走廊，走廊北间是厨房，走廊往西是大屋，我爸妈和弟弟住在这里。那时的一套组合家具大立柜、写字台、高低柜都是回来后现做的；再往西还有一间睡觉的屋子，放张双人床，我跟着姐姐睡。由于陪妈妈伤感不已的经常是我，于是妈妈索性把我当姑娘养了。还好没多久我家搬到房头，结构升级改造，我和姐姐才分别有了单间。不过那些时日姐姐睡觉我手淫，真够尴尬的。这是当年贫穷落后的一个真实写照。
“你与风流之河有着五千年的血缘……你额头的反骨是你刚刚临盆时的思维……诞生健美的一肢……你照射的时候十个太阳都将不安……”这是姐姐睡觉前给我朗诵的诗句，我被文字的韵律和思想的梦幻所迷倒，也许不知所云，但似乎又有些明白，我喜欢极了，崇拜得不得了。姐姐的太阳穴附近有两个类似冒号的小黑痣，书上说这样的人辩才了得！她能背得出这样文势磅礴的辩论诗句，说明她绝对有文学天赋！当然，姐姐不光是文绉绉地说话，她也跟我讲幽默笑话、鬼故事什么的，最后一句总是拉回实际的“睡觉吧”。感动也好，高兴也好，或者充满恐惧与神秘感，这是姐姐给我的最初的文学启蒙。这些与文学有关，我并不知道。文学是什么东西，我就更不知道了。
回农场我是四年级上半学期临近期末，功课拉下一大半，因为山东的进度比东北的慢了不止许多。姐姐和弟弟的情况和我大致相仿，所以他们决定留一级，或者干脆直接跟低一级的班上。张虹主任也建议我留级，我坚决不肯，于是勉强跟读，结果考了个倒数第二，这是我整个求学阶段唯一一次不太光彩的历史纪录，但我的父母和张主任似乎都很满意。张虹老师在87年春天开学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这样表扬我：“你们看人家王伟，落了多少课还没考倒数第一呢！”自豪的我啊那叫一个汗流浃背。四年级下半学期我的学习成绩也就中游吧，张主任到我班做训导时总要问班主任我的名次，班主任漠然的回答让她也无话说了。她本来想立我为榜样做训导的正面教材，我让她失望了。不过我也暗自发誓，总有一天我会让张虹主任，这位一直关心我的好老师，以我为荣。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我们每周都要调座，就是全体向北横向移动，一个月一次循环。我刚回来的时候班上是一个戴黑框眼镜的代课老师叫王华，非常照顾我，始终让我坐在靠炉子的第一排坐，不参与调座的流动大军，所以我的同桌也是一周换一个。我特别喜欢和一个叫张金秀的女生坐在一起，她很白净，温文尔雅，许多同级的和高一级的男生都为她干吃生醋，大打出手。我倒是没什么坏思想，就是喜欢她那柔柔弱弱的劲儿。
王华老师对我好，也是因为我不是讨人嫌的学生，不参与男生制造的恶作剧，不顶撞老师。我对所有老师一直都很尊敬，包括不太喜欢我的现任班主任，她姓张还是李我记不清了，反正是由于得病才由王华老师代课，姑且叫她李老师吧，李什么荣。李老师眼睛很有特点，大眼睛双眼皮儿，总是向上一翻一翻的，还挺受同学的爱戴，据说也是学校优秀老师。李老师回来、王老师交接的那一天，一个叫钱广铮的同学炸了锅，强行让我调了座，可惜没过多时我就被李老师给调回来了，这是王老师交待了我身体不好的情况。钱广铮特别能咋呼，我比较不待见他，但还是同桌，表面不能得罪他，我就背地里使坏。第二节课下课大家都去操场做第六套广播体操，我由于残疾不用去，便拿他的钢笔在砖地上猛划。几天后，被他发现了，他不知道是谁干的，就报告了老师，我还附和着他对老师说了一句：“已经好几次了！”这招恶人先告状的把戏起了一点作用，几乎迷惑住了老师。精明的李什么荣老师调查了很长时间，终于发现了破绽，于是放学后扣留了我，给我下软刀子。她不打我也不骂我，甚至都不怎么理我。无招胜有招，这招真狠，我憋不住了，痛哭流涕地交待了实情：是我干的，不过他也不该嘲笑我。理由是我有根据地编的，很管用，老师一段语重心长，就不予追究地放我回家了。
第二天，李老师把她的那杆金色钢笔送给了钱广铮，我本来要主动赔他的，不过老师没让。其实，我报复钱广铮，拿他的钢笔作出气筒，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原因，大概是看他不顺眼，抑或是我本身具有的破坏性，以及这种破坏所引发的某种快感。在家里也是这样，和弟弟打架，又追不上他，我就回来把他的黑皮书包扔在砖地上，用脚猛跺。我弟弟骂我是大坏蛋，不给人民吃好饭，也不是惹我生气引我报复的具体原因。那么，我的报复性所为何来？儿童的天性？自卑无助的表现？虐恋恋物的肇始？俺不知道。孩子的世界并非完全纯真。
俺不吃牛肉就饿死——这是姐姐模拟俄语发音故意用滑稽夸张的语调说出来搞笑的一句话。姐姐本具幽默天赋，从山东回来以后，好像换了水土，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从刚出世五斤沉的小猫般的婴儿，让初为人母的妈妈都担心养不活。妈妈怀她的时候就遭了不少罪，连撒尿都需要跪着。在姐姐之前，妈妈已经小产过两次，流了的孩子一个是小子一个是姑娘。命中注定能有八个孩子的母亲经常为此而感慨，说如果活了那两个大哥大姐，她将省却一半的心。妈妈怀上我时并不知情，还带着我去了北京看姥姥。三个月我在妈妈的肚子里还没动静，姥姥带她去看中医都把不出脉息，直到五个月的胚胎才让妈妈有所反应。妈妈变得爱吃酸东西，我小姨就给她买将熟未熟的酸杏，让她吃个够。从北京回来后，妈妈已是大腹便便了，惹得爸爸疑神疑鬼，怀疑我这个鲜有表征的祸胎根本就不是他的儿子。
如今，我这个有缺陷的小生命业已11岁了，虽然没长得浓眉大眼，但被姐姐“恶搞”一顿也能俨然变成一位偏偏少年！姐姐用锅底灰给我和弟弟描眉毛，画眼圈，有时再加两撇微翘的胡子，一照镜子，还挺受看。姐姐不但想方设法把她的两个弟弟弄成准帅哥，以满足她芳龄少女的审美需求；她还自己动手，用缝衣针给自己深剌双眼皮，刚被剌完，效果极为明显，没过多时眼睛又变回半单不双的了，惹得我和弟弟忍俊不禁。姐姐爱美，我一跟她闹别扭就骂她丫头片子爱臭美，于是她就打我，狠狠抽我的嘴巴子，而且还不许我号啕大哭。姐姐打我根本不亚于妈妈的狠毒，我很怕她，妈妈和姐姐的女权主义暴力倾向给我的童年蒙上又一层阴影，很难维持精神危机时期的心理健康，便与此不无关系。
我弟弟是个很乖巧的孩子，与姐姐的强势绝然相反。可是我还常和弟弟发生小矛盾，我用剪子伤过他的脚后根，在大爷面前侮辱他的长相：“鸡屁眼嘴，柿饼子脸，黄豆小眼，塌鼻梁，豆油泪，乱鸡窝头发……”这有的是妈妈骂过我的话，我一古脑地卖给了弟弟。弟弟被我的恶毒形容给激哭了，告了妈妈。妈妈撕我的嘴，打我的头，抽我的后背，踢我的屁股。我痛恨这只暴虐的母老虎，但我不能奈何她，刚哭着拿起斧头要跟她拼命，又被姐姐强行拦下。我的英雄壮举又一次破灭，我万念俱灰，仇恨遮蔽了儿童最美好的心灵，我想出一计毒招。我不直接对付妈妈，我要毁掉她最疼爱的弟弟来给她致命的打击。毁掉她的最爱，是最最残忍的报复方式。不是么，连我都为自己的癫狂想法而栗栗自惧。人在丧心病狂的时候，什么忤逆不孝的事情都能想得出、做得到，人是最吓人的动物。现在的我被过去的想法吓了一跳，过去的我在梦中看到现在的我，一身冷汗，面色惨白。
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不是真的。这些都是我主观所发的癔症和幻想，我从来都没因为仇恨而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因为在我心里，有过愤激，有过怨怼，有过愤怒的咆哮，地动山摇，就是不曾有过仇恨。仇恨是我心田的绝种，我的心田没有使其扎根的土壤，它便不能够破土发芽，更不能开花结果。
打道回府，故人重逢。我又见到了双胞胎礼子和敬子，还有小民。他们当天晚上就来我家看我，正赶上停电，我们就点蜡聊天，我挨着他们很近，倍感亲切。当着大人的面，他们显得有些拘谨，可到了第二天再见面时，小民兴奋地一下子把我抱了起来。他把我安放在爬犁上，和礼子敬子一起拉着我玩。礼子曾经用石头打过我的后脑勺，给我闻他的臭袜子，在滑梯上让我从他的胯下划过，在雪地的菜园里把我踩在他的脚底下。礼子幽幽地问我恨不恨他，我顾左右而言他。我不恨他。他是我的朋友。
敬子礼子比我大两届，小民比我高三级。那时候上学一星期休息一天半，星期六上半天课，下午就可以自由了。周六下午我跟着敬子礼子到他们的班级学习，他们的老师和我的老师还有我以后五六年级的班主任来到教室，看到我在那么认真地看书复习，便说说笑笑地走了。我的老师在笑什么，她们又在评议什么，我全然不知。我们李老师在一次例行评议先进的班会课上，当场刷下了我带小红花的资格，那是整个四年级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同学提名戴红花。当时还有个女生也被提了名，但她立即做了自我批评，要放弃被评先进戴小红花的资格。结果，她被李老师保留了，我却在犹豫做不做自我批评的瞬间，被李老师鼓励下次争取。看样子钢笔事件她还记忆犹新，这个李贵荣老师在别的老师面前也不会说我什么好话，显然我不是她得意的优等生，但我还是突然记起了她的全名。
回东北还记得的同学有梁涛、马凯、焦保英、王国滨、王海轮、肖伟等。姜华、张金秀、赵贵海、小邱等都是分班后新认识的同学。梁涛和马凯是我育红班的同学，我们仨在分场场部住，与杨鹏为首的十五队连队帮不是一伙。杨鹏就是一年级向汤老师告密我作弊的元凶，我应该和梁涛马凯同仇敌忾，但他俩好像并不真心吸收我为他们组织的一员，他们嫌我肢残体弱，我还笑这两个小矮个势单力孤呢！王国滨和王海轮都是十五队的吧，我对这两个活宝很喜欢，后来他俩和肖伟一起都转学了。肖伟上课老用鞋底蹬我背在椅子后面的双手，这是发生在我去山东之前的事。
姜华和小邱是我班最有意思的两个同学，他俩经常逗弄我玩。有一次十四队的赵贵海告诉同队的小邱我向王华老师告他的坏状，小邱便佯装怒气冲冲地向我走来，末了却以嬉皮笑脸的姿态抚弄着我说：“我怎么舍得打你呀！”刁蛮的赵贵海于是就开始拿调皮的小邱打趣。十三队的姜华爱和我玩儿，他一屁股坐在我的桌子上，双手抱住一条大腿，把他的棉胶鞋伸到我的面前让我闻。奇怪，这有什么意思？他却咯咯地笑个不停。姜华喜欢十一队的张金秀，讨厌场部的焦保英，他和我的友谊保持到初中毕业，而且一度友情很深。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十八队的刘建民和十四队的孙永刚在一起密谋，要在中午放学后他们回连队前给我点颜色看看，具体如何整我我忘记了，当时不确定那不过是一个玩笑而已。我却郑重其事起来，让我一个女同学的哥哥通知我的大朋友小民、礼子、敬子、大王冰来“救我”！后来报信的人没把话带到，我也没遭受到可能来犯的“敌人”。不过当时确实极为担心自己可能会遭到“重创”，对外来的打击理应及时防范。我是很敏感、多疑的一个孩子，因为敏感多疑的性格而显得心事重重。其实许多事情都没有必要那般上心，是我把许多看似严肃的玩笑当了真，也就慢慢地心重起来。
大王冰和郑本利是我重回故里之后新近结交的朋友，他们都记得我还小的时候闹出的一些趣事，我对他们却基本没什么印象。我对他们说：“我怎么不记得有个你呀？”大王冰和我弟弟重名，故前面总要加个“大”字以示区别，他是我妈妈所在副业队的领导的儿子。大王冰的爸爸常夸妈妈能干，号召妈妈的同事向她学习，干活应该有板有眼，十分精细才对。每次放学回家路过大王冰家房头，看他正在那里打扫门前的庭院（那时代各家还没有搭设围墙离群索居，而是一趟儿房互为邻舍）。由于刚回东北刚进新房，我迷失在放学路上，大王冰妈妈让他把我送回家，他知道我腿脚不利索，便主动把我驮在背上，送我回家。大王冰爷爷和我们是一趟房，他也常去陪爷爷住，后来我们就经常见面了，彼此更熟悉起来。他和小民是同学，和一对双敬子礼子，还有我的邻居郑本利都是同龄人，73年的，属牛。多年后我在北京认识一个于我很重要的朋友，是85年的，比我童年的伙伴小一轮儿，亦属牛。
我和属牛的人真是缘分不浅，儿时的快乐时光与他们属牛的人息息相关。上中学大学后又结识了许多属蛇的朋友，与我同行的朋友都是些有共同属性的人：真诚、豁达、善良、有亲切感，属牛或者属蛇。我相信这些冥冥中注定的缘分。郑本利和我有缘，他和礼子敬子是同学，我上育红班体育课玩跳远，蹲个大屁股墩儿，在一旁看我笑话的大孩子中就有他，也是他提醒我有过这段经历的。郑本利留过级，少年老成，全因为他那浓黑的眉毛和同样浓黑的两撇胡子。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们一起走，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我叔叔呢？我问他“你有儿子吗？”他笑着说“有啊，好多呢。全世界的人都是我儿子。”我想他是个暴力狂，不然肯定是欺负别人的坏孩子。
他欺没欺负别人我没见过，当然打架肯定是有的，就像小民。郑本利很护着我，上厕所时有别人看我哆嗦着撒尿的笑话，他就火不辞烈儿地骂人家“小屁崽子，再看把你续下去！”我不理他为我鸣不平，撒完尿扬长而去。我常常感慨，其实孩子才是最宽容的。我不是说自己，那时我还不懂宽容，但能做到宽容。我宽容别人，也希望别人宽容我。比如上体育课，体育老师常常因为我身体的毛病让我靠边站，或者不让我上体育课。我哪肯，非要去和大家一起站队，哪怕是靠边站。上体育课迟到，也要像么回事地跑到队伍旁喊报告，得到无可奈何的老师允许后，瘸了吧唧地踅进队伍里，靠边站。我不想做个孤立的孩子，体验孤独和绝望，也决不是孩子自己想要的事。总是会有外在的原因，另外的根由，让我们倍感孤独，教我们体尝绝望。我一直是个极力避免孤独绝望的孩子。
一个阴雨连绵的秋日天气，我忘记了是出于什么样的严重原因，我得罪了所有的家人：父亲对我不管不顾，不理不睬，母亲以最暴烈的方式打我、骂我，让我去死，姐姐用轻蔑的眼光羞辱我，嘲笑我的残疾，弟弟无视我的存在，像仇敌一样躲避我。我像引起家庭不和的一场瘟疫，但我不知它所为何来。我泪流满面，出离了愤怒，穿着单薄的衣裳，走在阴晦的秋雨里，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不知道要找何人，我没有了方向，彷徨无助，在旷野里一个中间掏空的柴草垛底下躲雨。雨还在下，没有要停的样子，风在耳边冷吹个不停，像我空虚的心情，这种悲哀怎能诉说，何人能听。我蹲在柴火垛下面，蜷缩着抱着双腿，寒冷使得我想最后一次紧紧地拥抱自己，让我的拥抱能抚平自己寒冷的心。我做错了什么，我的错误竟然值得所有的亲人鄙薄我、厌弃我、伤害我。谁来保护我、安慰我、宠爱我，爱是灰黑色的吧？像天空的云层，冰凉的雨滴敲碎了一个天真的梦，梦里返不回故乡。诺大的阴霾的天底下只剩下我自己，辽远苍凉的大地，惟剩一个形单影只的小孩在瑟瑟发抖，风声雨声没有人生，失望绝望丧失希望。我成了一个孤独而绝望的孩子。
我被孤独战胜，我是绝望的孬种。我没有力量对抗它们，我没有能力自我拯救。于是，我，屈服了，妥协了，我把悲哀和暴怒严严实实地裹藏起来，用热情坚强的火焰将其熔化成药水，治愈内心深处的忧伤，生命根底的无望。我以最令自己看不起的方式保持沉默，用唯唯诺诺的可怜相呼唤濒临深渊的亲情，我知道不能让它凄惨地掉下去，否则我也将完蛋。家庭很快又开始容纳了我，我得到了我想要的宽容和赦免。一场风暴过去，前方将有更加令人心动的风景，在那里，风雨如许，阳光如许。
这个世上，有的人惧怕寒冷，有的人渴求温暖。我是后一种人，但和前一种人也没什么大不同。畏惧寒冷的人会变得冷酷世故一些，渴望温暖的人相对保守和体贴的成分多一点。我的身体惧怕寒冷，我的心灵渴求温存。命中注定我不能成为身体的强者，但同时我也决不甘心做心灵的弱者！
五年级是我学生阶段的一个转折，从此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觉学习。起因是一次班会课，班主任王升娥对那些先进同学的表扬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开始在心里逼问自己：为什么别人能做到的事而我却做不好？同样是一个脑袋，五官俱全，手脚好使，我不过比别的同学慢一点笨一点罢了，为什么有些同学就能一路领先，在老师的夸奖下得意洋洋，甚至有些我以为不如我的同学都做得比我出色，我有什么资格瞧不起他们佩戴上了小红花？我望着墙的一侧的光荣榜，还有上面红艳艳的小红花，以及红花下面剪纸上面优秀同学的名字，我暗自下决心：“我也要戴小红花！”
我给自己定下目标，必须做到学习优秀，让我的名字也出现在重未上过的光荣榜上。如果说我在五年级前的学习成绩还算可以，偶尔也能一鸣惊人，那全是靠儿童时期的一点小聪明，毕竟我的大脑没有受过任何损伤，常有灵光一现的时刻，找到做题、记忆的捷径，出奇制胜地让别人赞叹一番，也不足为奇。但上了五年级，情况不一样，我产生了自觉学习的意识，有了自主学习的动力，方法问题资质问题倒在其次，关键是努力！我要刻苦地学习，我渐渐懂得了笨鸟先飞的道理。
五年级，我经常学习到深夜，完成课堂留下的作业后，复习当天所学的知识，预习明天的课程。我仍然要跪在凳子上写字算题，浑身用力，胳膊肘上的老茧子也逐渐变得又黑又硬，起初磨破皮的疼痛也随之消失。右手中指、左手腕部也有茧子，是被铅笔、桌沿磨出来的，一开始的水泡疼痛也慢慢变硬结痂。长年累月以双手抱笔的姿势写字算题，让我的脊柱和视力也出现一定的问题，我并没过分在意，我知道那种皮肤被磨的疼痛在消失，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我发现了学习的乐趣，并且学有所成。
皇天不负苦心人，一次考试，我考了个全班第一，也是年级两个班里的第一名。我看到了父母眼里欣喜的泪光，看到了老师笑容里由衷的赞赏，看到了伙伴们一丝羡慕一缕嫉妒的面庞。我乐了，发自心里的高兴。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的汗水没有白流。我鼓励自己，继续努力，我不会让关心我的人失望，别人能做好的事情我照样能够做到！我相信自己，自我激励，我要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投掷到学习中去，做一名优秀的学生，为自己，更为父母争气！我心无旁骛地学习，永争第一，优秀的学习成绩一直持续到我高中毕业。
我的作文很好，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念。我对语言学习很上道，新开设的英语课学得很顺心。英语老师姓牛，和我们班主任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议论我们这些学生。老师说我和男生玩不起来，就爱和女生在一起。我其实是爱和男孩子一起玩的，只是他们太过调皮和冒险，不太适合我的性格。他们的游戏比如撞拐，用手抬起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的膝部，双人或多人同时单腿跳跃着互相撞击，撞到另一方双脚着地即算赢。这种游戏我就加入不进去，我小脑平衡性不好，单腿站立都很困难，更别说彼此撞击还有暴力倾向。我总是远离不必要的伤害，就必须远离男孩。表面上显得总和女生待在一块，这不能说明我就女性化，或者说我是一个“好色”的男孩。
在山东时常穿一双青绿色带花小凉鞋，那是妈妈给买的，被山东孩子嘲笑我穿小蛮儿（山东方言小女孩的意思）鞋。我对所穿的衣服一向不甚讲究，姐姐穿旧穿小的衣服妈妈常不加改造地直接拿给我穿，我在穿衣戴帽上往往不修边幅。记得一次学校观摩课上，我们要上录像，老师要求我们中午回家换身好看鲜艳的衣服来上镜，谁穿得漂亮，她就叫谁多回答问题。我回家后，借来姐姐的一件黄色羽绒服穿，非常靓丽，在灯光明亮的录像教室里显得十分扎眼。老师微笑着给我机会回答问题，可惜我紧张得很，说话乌拉乌拉地比以前更不清楚了。可是，我毕竟上电视了，多让人兴奋的一件事啊。
我们的自然课老师矮矮胖胖，娃娃脸，嗓音洪亮，听她讲课耳朵很舒服。她在给我们上复习课的时候出一大黑板的题，填空、名词解释、实验题、问答题都有，谁先会背全部题目谁先找她口答，我总是第一个找她答题，孙永刚总在我后面第二个找她。之后我就没事了，负责听别的同学向我默题，一个老师负责不了全部的同学，交给我们这些“先行者”，我们很认真，经常拖到放学或晚自习。地理老师是个戴眼镜的老太太，也不算老，就是年龄比其他老师都大。她也要求我们背地理课文，我还是第一个找她背诵，不过经常趁她跟我们坐班班主任嬉笑说话的工夫瞎背或拉下几句，她笨得竟然毫不知觉，根本就是心不在焉。
弟弟一直佩服我的学习精神，也被我带动的很知道努力，虽然由于转学被迫留过一级，但学习成绩一直不错，语文数学经常考双百。弟弟是个内向的孩子，十分腼腆，有一回被爸爸骑车带到十八队我宋叔家玩，愣是哭着不肯进屋，任人怎么说怎么劝都不行，无奈爸爸只有把他再带回来。有时候家里来了生人，他便吓得躲在门后不出来。我和弟弟的性格正好相反，比较外向，所以一般出个门、给大爷送东西之类的事妈妈经常安排我去做。这也锻炼了我与人交往的一些能力。弟弟还羡慕我压水锻炼出的一块硬邦邦的上臂肌肉，我经常蜷起胳膊向他自豪地展示。为了也能炼出那样的硬块肌肉，弟弟经常和我抢着压水，抢着干活。有一回不小心使力过猛，弟弟的脸被突然弹起的井把打肿了脸，弟弟的哭声让妈妈很揪心，愈加生气，连骂我和姐姐这些不懂事的东西。
我老在想弟弟多灾多难的童年是否就是母亲对他厚爱有加的原因？可是我似乎更加不幸，被生下一个不灵便的残疾身体，难道妈妈没有意识到我才需要更多的关爱与呵护？倒是我的小姑因为我身体不好对我疼爱有加，小姑是继爷爷之后对我最好的人。她经常给我买新衣服，买好吃的，逢年过节就把我接到她家住，让我得到她悉心而特别的照应。弟弟对小姑的做法颇有想法，小姑一来我家，他就会跑着来通知我：“达威，达威，你小姑来了！”我对小姑表现出来的亲热也远远胜过了妈妈。因为那时我觉得小姑比妈妈对我更好。小姑对我的好甚至超过了对两个表哥的好，姑姑什么好东西都先给着我挑，两个表哥大多时候也都让着我，他们不想惹姑姑生气。小姑的脾气和爸爸相似，不轻易发火，一旦爆发就石破天惊。她曾拿着菜刀追着二表哥跑，二表哥吓得躲进小屋里，小姑就绕到房后，用刀劈碎后窗玻璃，不依不饶地对二表哥穷追不舍。
二表哥确实不是省油的灯，在学校里打架斗殴，到社会上惹事生非，让小姑伤透了脑筋。二表哥曾坐车到鹤岗附近跟人打架，用刀把人捅了，满脸鲜血地跑回家，让小姑惊愕不已，问他什么话他也不照实说。小姑为这个痞子儿子真是操碎了心，但二表哥就是恶性不改。我倒是有点崇拜二表哥的英雄主义，男子气概。他经常给我讲他们如何拿着棒子、菜刀打群架，让被俘的人全都跪在地上，二表哥用脚踩着他们老大的脑袋，大骂他们，羞辱他们。我觉得这很过瘾，听得热血喷张。二表哥经常带我和他的一群狐朋狗友玩，听他们的意思我二表哥在江湖上还很有名气。二表哥恶名远扬，对我的好却是一如既往。我小时仗着爷爷姑姑的溺爱老欺负他，没事给他一嘴巴，跟他抢东西吃，他都让着我，笑笑了事。有一次我用大擀面杖把睡在炕上的二表哥的脚打肿了，二表哥哭了，气得爸爸把我一顿收拾，把指甲盖都弄劈了。爸爸很少打我说我，表哥也很少惹我，这是我们家族对体弱者的一贯态度，这一态度从爷爷那辈就这样。我就是被他们三代人袒护的最好例证。
在我们农场，每年都要组织三四年级以上的同学进行一年一度的秋收劳动。我上小六时弟弟也开始参加这种劳动，这是作为国营大农场的孩子理所应当独有的生存体验，而我却没有。我由于残疾的原因是理所应当的照顾对象，不用像别的同学，有病不参加需要医生开假条，也没有同学在这种事上和我攀比。每当我看到同学们穿着劳动的服装，手拿镰刀意气风发，站在专门接送他们的农用车上，他们要到地里去割大豆或者削甜菜。他们每个人都发了一幅崭新的白手套，中午会吃到学校免费供应的包子，可着劲地随便吃。我觉得他们真幸福，有这种大体力劳动的机会，在旷野里边说笑边挥着镰刀，自然风光为伴，来一场收割庄稼大比拼，比体力，比耐力，比活计。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我想象着热火朝天的秋收劳动的壮观场面，我想，幸福就是戴上白手套。
我中学时也曾申请过这样的劳动锻炼机会，我觉得我的身体应该能够应付那样的劳动。可是我被老师毫不犹豫地给回绝了，万一出了事谁付得起这个责任？所以，每年的近乎半个月的秋收劳动都是我额外的假期，这个假期没有任何任务，不留任何作业，随任我怎么安排都可以。我要么在家里自己玩，要么在学校学习，那是一段自由的时光，自由得都让我不想那么自由。
每年秋收劳动前，学校都要开动员大会，劳动后开总结大会，评选劳动标兵，先进班级。弟弟经常拿回奖状，给我讲他奋力干活的事。弟弟踏实勤快，割大豆一路领先，把其他同学远远地甩在后面，不过经常渴得嗓子冒烟，因为学校随车给带的水在大部队那里担着。此时弟弟汗流浃背，嘴唇干得起皮，他举目四顾，田野无边，后方同学的声音依稀可闻。忽然眼前一亮，弟弟发现了野地里才有的一种叫黑星星的小果实，黄豆般大小，通体乌黑，无核，有子，酸甜可口。弟弟几乎是扑了上去，蹲在地上放下镰刀，两手并用着摘起了黑星星吃，一手一个，一口一把，吃得是满面春光。待他干完自己的活，返回大部队帮别的女同学干时，同学们见到他哈哈大笑，黑星星染得他满脸黑色，整个一个黑星星小花脸。弟弟抿嘴腼腆的笑容，羞红了乡野烂漫的小花。
弟弟越说越高兴，我越听越向往。弟弟把奖状拿给妈妈，我们兄弟俩都把荣誉看得自然，只是我们努力后的一个必然结果而已。弟弟照常欢天喜地地去遛狗，跟着我家那条叫喜子的大母狗在大道上疯跑。喜子越跑越快，弟弟牵着狗链子开始吃力地跟跑，突然一个趔趄，弟弟被狗链子拉倒在地，被喜子拖了一段距离才停下来。弟弟感到膝盖剧痛，胳膊和腿被地面擦伤，更不好的是，到卫生所检查出膝部子骨断裂，被爸爸领到连队找会接骨的人。弟弟休息了很长时间，才重新去上学。乐极生悲的事在我的家庭里是常有发生的。
弟弟和我的关系不太好说，时好时坏，我的家庭境况常跟他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他眼里，我可能不算是个合格的哥哥，自小到大，他也从来没称呼过我一声哥哥。他叫我的小名，或者外号蒙达维（是英文名David的昵称）。在山东时，他猛一抬头撞碎了我的一颗门牙，我也曾向他撇剪刀，扎伤了他的脚踝。回东北我曾错解过他的意思，当他来到站在墙根的我的面前保护我的头时，我以为他要怎么戏弄我，便狠狠地把他推开，弟弟委屈的眼泪让妈妈骂我不识好歹。弟弟最可爱的表情，是在商店里眼巴巴地看着我的手中刚刚买来的水果糖，那么的期待我能马上分给他，直咽唾沫，那种眼神纯净透明，愿望直接，让我不忍拒绝给予。可我有时候却是残忍的，趁妈妈不在变着方儿的欺负他，他越哭我下手越狠，虐待狂式的变态快感让我不由自主，由伤害亲人的焦虑惶恐而愈加感觉乐不可支。我可能是在报复弟弟让我在妈妈那的失宠情结，更切实的根据就是心理的病态。我对不起弟弟，我不是一个好哥哥，我在以后的岁月将尽我可能地去弥补。
我的病态心理不但表现在对家庭成员，对班级同学也有证据。以姜华、赵贵海为首的男生经常欺负我班女生焦保英，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就是看她不顺眼，也许是她那种孤傲实则自卑、冷漠实则懦弱的矫揉造作的相貌激起了男生们的特别反感，他们称她为各种型号的“胶水”，向她身上吐唾沫，大早起来她一进教室就向她扔粉笔头，打她，骂她，污辱她。焦保英总是哭哭啼啼，唯唯诺诺，嗫嗫嚅嚅，比以前更加的自卑和恐惧，她永远不知道男生们捉弄她的下一种方式将会是什么，我们这些异性都是她心里惧怕的魔鬼。可她依然摆出那种孤傲不驯实则恐惧莫名的神态，表情僵硬，身形扭捏，眼神游移，声音喑哑。每当看到她被欺负，我都兴奋得很，猎奇般的暗喜，恨不得加入这场虐人的狂欢游戏。我没有实际加入到欺辱焦保英的队伍里，也许是胆小的善性及尖子生的虚荣头衔使然。黄昏时分，光线阴暗的教室里，我看到讲台前她的椅子悠悠嗒嗒，两个腿着地另两个腿翘起，她不小心一头钻进了大眼睛扁鼻孔男生王景奇的裤裆下，很快又随椅子的移动而仰脸钻出王景奇的裤裆。我看得胯下硬起，想象着那个人是我。略显尴尬实则快乐的那个人，是我不是她。
我的大朋友都不粗鲁，都不下流，在我的印象里，他们当着我的面好像没说过几句粗鲁的下流话。唯一一次，是大王冰和我一起在厕所小便时，他神秘兮兮地让我看他的下面，笑嘻嘻问我：“你和我一样长阴毛了吗？”我很认真地告诉他，长了，但是很稀疏。长出阴毛意味着性发育显出第二性征，至于性成熟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还是懵懂无知一少年，没有继续探问下去的好奇心。我们的家庭教育不强调这些，我们也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但我内心确实追求那种特别的快感，伴着光怪陆离却又单一乏味的意象幻想。我害羞啊，NO PROBLEM！
一次英语考试，老师出的最后一个题目是介绍自己和家人，我是这样作答的：My name is WangWei。Wangwei is a puple。My father is a worker。My mather is a worker，too。……当时我们还没有学过第一人称代词I am，我就想到了用直呼自己的名字作答，这是外国人惯用的，我的聪明做法果然得到了牛老师的夸奖，我是一个学英语的天才。
班主任老师更是器重我，给我安排个职务叫监督，就是做老师的眼睛和鼻子，监视所有同学的不轨行为，包括班干部的不称职行为。所以同学们都有点怕我，怕我单独向老师告密，我这个老师眼里的红人同学认为的内线，虽然没有当过什么班委，实际上也相当于有班副的权势了。有一次我被房顶掉下来的一块硬木板砸中头顶，疼得趴在桌子上直哭，老师便走到我身边安慰我，给我揉被砸中的头部。我后桌的赵贵海便嬉皮笑脸地说：“砸在王伟的头上，就是砸在老师的心上啊！”老师笑着说他嘴贫。老师还为此事特意给我的家长写了张纸条，说明事由，以免我被家长责怪。赵贵海和老师是一个连队的，经常说老师的坏话，我便偷偷向老师告密邀宠：“赵贵海说你懒！”老师显得很尴尬，她有时眼眵模糊地来上课，业已迟到。看样子赵贵海没冤枉她，有些密也不能乱告。
我这个爱打小报告的“副班长”终于受到了惩罚，和姜华一个连队的罗怀东放学后被高年级同学骑车带着，从后面经过我的身边，照着我的后背就是一捶，我简直被气炸了肺，我哪受过这等委屈！第二天我义愤填膺地把他又告上了老师。老师帮我狠狠地整治了他，这小子被罚站时还斜睨着眼睛瞅着我，不服气的话你再来，我怕你啊？后来他看对我玩硬的不管用，就来阴的软的，和我做上了朋友，一有机会就和姜华、周云峰一起站在滑梯的滑板上，诱骗我闭着眼从他们的胯下一溜滑过。突然，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一次，我们小学组毕业班举行知识竞赛，由姐姐的化学老师主持。他后来对我的整体评价是：题答对了不少，也打错了不少。全年组两个班围坐在一个教室里，分六个小组，我们班这个三人组由孙永刚、刘健民和我组成，孙永刚数学演算相当过应，我的文科知识点记得比较扎实，刘健民这个废物基本没有答题，全由我和孙永刚你争我抢地挣来了分数。孙永刚在轮流必答题回答完毕之后，他的手就没离开过抢答器，还经常因老师没念完题目说“开始”他就抢先按铃，结果倒扣了不少分数。我一想到答案就提示孙永刚按铃，我俩配合默契，风头出尽，也偶尔出点洋相作为紧张竞赛中的插曲调节了会场气氛。我唱ABC歌曲唱到OPQ时发音古怪，引起哄堂大笑。最后，班主任喜悦地给我们前三名颁奖，我们组获得第一名，奖品是一个精美的游鱼戏水草的玻璃工艺品。
教我姐化学课的范老师讲起了姐姐的初中生活。姐姐从山东回来复读一年，成绩越来越好，在年组基本是拔尖的，锋芒毕露。他们班有不少调皮的男生，在我姐面前都是一本正经的，他们觉得我的姐姐不单漂亮，而且气质逼人。姐姐班上的一个男生，拿着扫地髫竹在贴红花栏的墙壁前一边上下做打扫状，一边念念有词：“唉呀，我给你们扫墓了，你们这些光荣的人，永垂不朽吧……”姐姐的名字也在红花栏里。姐姐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大王冰的姐姐王静，一个是分场刘木匠的女儿刘玲。我们家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就是王静的爷爷以前的房子，家里的家具基本上是王静的爸爸和刘玲的爸爸给置备的。
妈妈有一阵被安排到副业队窑地烧水，我和弟弟经常跟着去玩，回来的时候帮着妈妈拣煤核。妈妈告诉我们哥俩，重的是石头，轻的才是煤核，要分清楚，掂量轻重，择拣轻一点的煤核。弟弟干活十分灵气，很快就能区分出哪些是发亮的石头，哪些是轻量的煤核。我在干活方面一向表现笨拙，总也区分不好，便失去耐性，我根本就不是干这种精细粗活的料。妈妈说，我和姐姐在干活方面都不如我们的小弟。
弟弟很羡慕我胳膊上的一块硬梆梆的肌肉，我说那是我拉簧、压水锻炼出来的。他就学着我的样子拉簧，跟我争着抢着干活压水。弟弟表面上很温顺，暗地里却在和我较劲，学习上也是如此。有一次，我们在家玩得不过瘾，要到十几里地之外的团部去，就在大马路上截车，可是车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好不容易看到一辆汽车，可能没注意到我们小孩的招呼，就卷着尘土风一样地从我们身边驶过。我向弟弟提议，不如走着去团部，弟弟同意，我们就一边说着话，一边慢悠悠地往团部走。那时弟弟还没学会骑车，等他学会骑车，就经常带我去团部。
姐姐也带我去过团部，那是给二姑家送菜，我和一编筐的黄瓜都被安置在后座。我横跨在座位上，前面放着编筐，手扶在编筐上面。车骑到十四队的时候，盛满黄瓜的编筐慢慢往旁边歪斜，我的身体也跟着向一旁歪。我紧张地坐在后座上，一头汗水，在我还没做出反应时，编筐从车上掉了下去，我也失去了重心，抢在了地上。姐姐吓坏了，赶忙从车上下来，捂住我一面被摔伤的脸。当到达二姑家，看到叉着手的表哥立在门口，我懊恼地走过他身边，跑进屋，终于忍不住疼痛地大哭起来。表哥笑着说我还挺好面子，在外面不哭回到家才哭，怕被人笑话我破相了吧。从此，我坐车总是很紧张，很久以后才渐渐敢坐后面，但是还是不敢让姐姐再带我了。
妈妈生姐姐时早产，生下来只有五斤，像个小猫一样，妈妈都担心养她不活，而今长成俊俏的大姑娘了，却宁着跟妈妈作对，惹妈妈怒火中烧，拿起火炉钩子就打了她腿一下。姐姐斜吊着眼睛怒视着妈妈，半晌无语，然后气鼓鼓地转身离去。妈妈的气不见消，我虽然认为像姐姐这么大、初中都毕业的孩子不应该再打她，弟弟在一旁窃笑，我说他不懂事。但我是同情妈妈的：她身体不好，被病闹得心绪不佳，脾气又急，经常拿我撒气，逮着谁不好，不管你是家人外人，都要大加斥责一番，也不管有理没理的话一古脑倾泻到你的头上，完全是语言暴力，让你灰不溜秋，无地自容。她还要变本加厉，不依不饶，显示自己的绝对英明和正确，不由你分说。我曾经定义为更年期的过早来临和推迟结束。妈妈身上有一股冲天的怨气，发泄时让她经常抱怨、怨恨、牢骚满腹，暴虐异常，这不仅是被病魔所致，更是心魔所使然。
小时候我经常忐忑不安，担心家庭风波时时骤起。父亲的酗酒、夜不归宿，常常是家庭风暴的导火索。在这个时候，我的心始终向着妈妈，替她担心，为她害怕，陪她掉眼泪。父亲总是忙于工作，很少能照顾到我们琐碎的生活。妈妈带着病弱的身子为我们料理家务、生火做饭，有时候赶上天气不好，她就托邻居的孩子把饭送到学校来，让我跟跑校的同学一起吃。妈妈有时亲自给我送饭，家到学校的路很长，妈妈拖着生弟弟时磕伤的病脚来到我的教室，饭菜还是热乎的呢，妈妈叫我赶快趁热吃。妈妈的汗水和笑容一样是热的。我懂事后得出结论，上学的路我不是走过来的，而是靠母性的力量、宽实的脊背把我送过来的。
母亲很早以前就开始吸烟，很久以后才开始戒烟，吸烟时伤肺，戒烟时肺已伤。我是妈妈的肺，都说心肝宝贝，没有说肺也是宝贝的，所以我是个窝囊“肺”。虽然肺已废，然而对妈妈和心、肝是一般的重要，因为肺掌管呼吸，一呼一吸是为人生，我是妈妈的生命。
多年后，母亲随我信了佛教，但她那固有的怨恨嗔心并未因此而改变。善良的母亲在冬天里把吃剩下来的米饭让父亲洒到楼前的小院里，以供在都市里难以觅到食吃的小鸟们吃。起初来吃食的都是麻雀，后来喜鹊也来了，还有一些别的鸟。群鸟起初战战兢兢，爸爸用碟子装出来的饭它们是不敢来吃的，怕是人类下的捕猎圈套；然如果爸爸把米粒洒在地上，鸟儿们就纷纷抢着来啄食了，有时一些大鸟还欺负小鸟，将冬日里难得的人类供给的食物占为己有。
妈妈读过很多武侠书，她把看过的武侠书目列在一个小本子上，最喜欢温瑞安、梁羽生、独孤红、卧龙生、柳残阳、萧逸的作品，她看过的武打书可以号称武林大全了。妈妈不太喜欢金庸、古龙讲故事的模式，她常常向我描绘武林世界的夺宝复仇等固定模式。尽管妈妈爱看书，又做过社教，也任过小学生的课，但她毕竟只有初中文化，经常读错字的发音。比如别逼我念成别毙我，不屑一顾说成不肖一顾，爱不释手说成爱不择手。我常以给妈妈挑错字以为乐，妈妈打我自然也是爱不择手。妈妈生气、哭诉、咒骂的样子常常让我不能理解，快上大学的大民表哥却能同情妈妈，妈妈也很待见他。大民哥坐在炕头上，握着妈妈因生气而变得冰凉的手，这就是孝顺了。大民哥在家也惹过姑姑不高兴、掉眼泪，她也没像握妈妈的手那样给二姑以适时的温暖。这是对至亲的疏忽，对远亲却能眷顾。表哥上大学，我给他邮过50元生活费，他知道后大为感动。寒假回来，他握着我的小手送我回家，我的小手紧紧地被攥在他那张温暖的大手里。那温暖在心里很多年，伴随我度过许多期待春天的寒冬。岁月更替，人世变迁，温暖藏进回忆里，伴着春光夏日的匆匆流逝。
这是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尽管年少的我懵懂无知，不知道社会上声色犬马的规则或交易。我在一个相对闭塞的大环境下过着绝对封闭的少年生活。我们王家老大，我大爷家的大堂哥是唯一一个在外面世界混的人，他每次从省城回来都会让我们见识到一些新鲜玩意。比如照相机，城市大嫂。堂哥给我家买了一台飞梭牌四音箱双卡录音机，成了我家除电视外的又一家电大件。妈妈喜欢听流行音乐，就让堂哥大嫂给买来邓丽君、刘文正、罗文、齐秦、毕云飞、郭峰等的磁带。“故乡的山坡坡，留给我回忆那么多，山坡上的小木屋，伴随我的童年度过……”我喜欢这首歌轻缓抒情的曲调，喜欢显露淡淡哀伤的歌词，喜欢演唱者浑厚忧郁的音色。我也喜欢刘文正邓丽君的爱情金曲对唱，常听得如醉如痴，不辨歌词，随音乐节奏即兴表演舞蹈给堂哥大嫂看，他们说我能随音乐旋律而动，很有音乐天赋。我知道，我的身体常常不自觉地颤动，有时候双手的颤抖就如同跳舞一般，所以有人怀疑我的病也许就是舞蹈症。
小六运动会是我童年记忆里最后一次过六一儿童节，我把它当作一个由童年过渡到少年的宣礼仪式。我穿着大娘给做的米黄色短袖上衣，烟灰色裤子，蓝色前包头旅游鞋，幼嫩肌肤，清爽短发。整个学校的学生围坐在操场周围，主席台前彩旗飘扬，鼓号喧天，音乐激昂。礼子敬子都在鼓号队里，从主席台前步伐整齐地走过。场领导讲话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校领导讲话说我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老师讲话说花骨朵正在怒放，运动员代表讲话说太阳就要冉冉升起。我到主席台前领奖，我获得了优秀少先队员的光荣称号，校领导给我戴上了一枚奖章。我到主席台前交稿，大队辅导老师是自然老师他声音宏亮地朗读了我的来稿，这是每次运动会我必须完成的任务。我们毕业班集体合影留念，我被摄影师安排到中间靠边的位置，我很不高兴。老师看出了我的不高兴，就单独和我合影留念，我和陈法萍都是她得意的学生。我中意的女生是陈法萍。
比赛开始，气氛热烈。郑本利穿着紫红色的丝袜把足球踩到了脚底，呼志敏撞倒了给他加油的王景奇，孔凡伟跳高跳进了跳远的沙坑时气喘吁吁，陈炜打破了四乘四百米栏的纪录把最后一棒交给了刘建民，姜华在刘福平的两腿之间仰躺着歇息，张尊平的钉子鞋扎坏了钟鸣月受虐的小鸡鸡，焦保英为李燕的扭捏奔跑喊嗓了哑子，礼子和敬子在小民面前胡言乱语，陈法萍为王伟的英气帅气胆气志气而以身相许……快毕业了，就任你胡闹过个六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