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9年1月15日拂晓。
某部六连一排长邢春生带领9个战士，在天津警备司令部的院子里已经转了半个多小时，还没有找到那个小亭子——“忠烈祠”。
“忠烈祠”是日本的神社，那里有个地下室，陈长捷就在里面躲着——这是非常可靠的情报。
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机枪子弹不时地落在邢春生他们身前身后。敌人似乎已经知道了这些共军要抓他们的城防司令，就是不让他们靠近“忠烈祠”。
又有一个战士中弹倒下。
邢春生对剩下的7个战士说：“找有利地形卧倒，隐蔽好，瞅准目标再行动。”他们躲进一个废弃的菜窖坑里，静观，等待。看见了：路东有一堵半截墙，旁边有个小亭子，没错，准是“忠烈祠”。
连长李欣蓝组织火力向敌人还击，掩护邢春生向“忠烈祠”进攻。邢春生带领战士趁着敌人射击的空隙快速向前靠近。战士王义凤最机警灵活，第一个冲到了半堵墙前面。王义凤绕着墙转了半圈，发现了地下道的入口。他没有犹豫，端着冲锋枪就钻了进去。邢春生紧跟着冲过来。他命令几个战士在洞口警戒，他带着傅泽国随王义凤身后钻进洞内。
地道是台阶式的，犹如一个放倒的梯子，一直通向地下。地道里没有灯，很暗，又冷，弥漫着阴森森的腐霉味。王义凤摸着洞壁一步一个台阶地走着，眼前黑黝黝，他感到随时都好像会栽下深渊似的。走了一阵子，他向左转了个弯，忽见有一缕光亮，原来这里有一个门，还挂着帘子。王义凤一挑帘子，跨了进去——
微弱的油灯下，十多个军官围着一张方桌坐着，没有讲话，他们的脸上都落了一层霜。
王义凤大喊：“一律都给我站起来！”
那十多个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听到这如雷灌耳的声音才抬起头。
黑森森的冲锋枪枪口对着他们。他们举起了双手。
“把武器都交出来！”他们把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都跟我出去！”军官们开始往外走，唯有一个黑而胖的中等身材的人反倒坐下了。他眯起眼睛，打量着王义凤，说：“我不出去，要你们的长官来谈判！”
王义凤拉动枪栓，警告：“你再不走，我可就不客气了！”胖子虽然不悦，也不得不站起来，嘴角挂着一丝冷笑。王义凤这时才有机会仔细打量他，但见此人足蹬黑色长筒马靴，身披美式军大衣。王义凤好像明白了点儿什么。
他正要押着这些军官往外走，排长邢春生带着傅泽国赶到了。邢春生说：“先别走，就在这里解决战斗。”
他们一齐下手把敌人缴出的武器集中在一起，扔在一旁，又逐个地登记这些军官的姓名。当登记到那个胖子时，胖子刚说了一个“陈”字，傅泽国就打断了他的话：“噢，知道了，你就是陈长捷司令吧！”
王义凤轻蔑地笑了笑。陈长捷深深地勾着头。
军官中有一个人走到邢春生面前，指着陈长捷，规规矩矩地说：“他有病，身体很弱，能不能让他坐下？”邢春生看了陈长捷一眼，答应了。陈长捷坐在他刚刚离开的皮转椅上，仍然勾着头。
邢春生走进地下室的另一间房子，只见里面摆满了发报机，几个报务员正在满头大汗地发报，邢春生走进来他们竟无暇顾及。“都站起来！”报务员停止操作，一个个站起来，摘下耳机。他们告诉邢春生，他们奉陈长捷之命正与北平、南京联系。邢春生讥讽地说：“不用联系了，你们的使命到此结束！”接着，几个战士过来封锁了报房。
20分钟后，营长朱绪庆赶到地下室。那些军官们一看此人是一个比邢春生更大的官儿，便赶快起立，站正。陈长捷与众不同，他慢腾腾地站起来，带着明显的不服气对朱绪庆说：“请你们的高级负责人来谈判！”
朱绪庆冷冷地说：“用不着谈判，你们已经被俘虏了！我们只要你做两件事：第一，通知你所有部队，立即停止抵抗。第二，无条件投降。”
这话刺痛了陈长捷。他还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只是向他身边的参谋长点点头，然后又软绵绵地坐在皮转椅上。
敌参谋长告诉朱绪庆，他要执行陈长捷的命令，让他们的所有部队停止抵抗。朱绪庆允许报务员把这个命令传下去。但是，报务员怎么也联系不上，原来他们的联络网已经中断了。
朱绪庆又让陈长捷命令附近还在顽抗的敌军投降。陈长捷照办。他拿出一面小白旗，交给一个副官，让他去执行他的最后一道命令。
陈长捷在积极准备与解放军决一死战的同时，也做着另一手准备：悄悄地做好了投降的小白旗。
不一会儿，院内外的枪声就停止了。
远处，枪声、炮声还不时地传到地下室。陈长捷好像听出了这不是他们的枪炮声，一个劲地摇头叹息。
王义凤带着陈长捷出了地下室。外面的光线很亮，很刺眼。人们刚从暗室里出来，晃得连眼睛都睁不开。陈长捷在经过警备司令部大楼时放慢了脚步，依恋不舍地望着大楼。王义凤催他快走，他也没有听见。
大楼旁边就是国民党的广播电台。播音员还在广播着鼓吹他们战绩的新闻。几个战士冲进去，对播音员说：“小姐先生们，可以休息了！”播音中断，永远地中断了。陈长捷望着吊在房檐口的变哑了的喇叭，又是一阵摇头。他觉得自己正是从此刻起从天津大地上永远地消失了。
人流如潮，满城笑颜。天津解放了，欢庆的人群拥满大街小巷。这时，出现了一个老者。他不惹人注目，但又好像很显眼，因为他是一个穿军装的老头。
他那一身棉军装和天津街上任何一个战士的军装一模一样，胳膊肘上、前襟处补着补丁，大针大线的；裤腿边卷了一圈，上面留着泥泥水水的痕迹；腰间束一条宽宽的皮带；足蹬一双跑山鞋，鞋头踢开了一道小口子。
他不是庄稼老汉，而是刚刚就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的黄克诚将军。
黄克诚从战场上下来，现在又走进了另一个战场——停息了战火硝烟的天津也是一个战场。这里的生活是新的、陌生的。工作也是新的、陌生的。
军管会主任是这样走进天津的：他一没骑马，二没坐车，而是双腿步行而来。他身边没有前呼后拥的工作人员，也不见迎接他的大军，只有一个警卫员远远地跟在后面。
其实，一个军管会主任应该拥有的黄克诚将军都有，只是今天他全免了。给他配发的那辆美式吉普车，就在军管会的院里闲置着。他说，和天津人民初次见面，坐着小车去太“威风”了。你不是站在他们之上的官太爷，而是他们之下的勤务员。群众如果叫我“黄主任”，那就隔一层了。群众如果见了我都闪路让道，那就见外了。大家唤我“黄老汉”，贴心啊！本来嘛，我就是个老头，快50岁了。
黄克诚在天津街上“溜弯子”。他走得很快，有时又走得很慢。
他来到一个居民区，和相遇的每一个老百姓打招呼。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谁也不怠慢他。大家都愿意跟这个老头搭话，跟他聊天。至于自己所谈的这些琐琐碎碎的事儿，对这位老汉意味着什么，他们没去考虑。老汉说过，自己的认识是一个世界，群众的认识也是一个世界。今天是一个世界，明天也是一个世界。人民让我当军管会主任，这脑子里不多装些世界，行么？
黄老汉的心是一个很大的世界。
他来到一个工厂，先是和看门的老头、后是和几个工人聊。同样，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正因为这样，他们彼此谈得很随和，很知己。他问一位老工人：这一阵子打仗，可苦了群众。现在天津解放了，对咱们政府有啥要求？那老工人打量了一下黄老汉，笑笑：啥要求？多着哩。告诉你这个土八路，你也不会给我半斤米、一两盐，管啥用？黄老汉听了光笑。
他走到一个军营门前，犹豫了一下，不打算进去了。“八一”军旗飘扬的地方是他的老根据地了。那里的情况还不熟悉？可是，最后还是走进了军营。今天的营地和他过去呆过的那些营地大不一样了，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他对战士们说，你瞧你们现在在天津大街上站岗，看到的尽是花花绿绿的世界，过去打仗哪儿有这些，十年八载看不到一个女人……
他就这样走来走去，在天津街头转着。他没有标明自己的官衔，也没有人打算宣布他的官衔。他觉得自己轻便多了，也随便多了。他深信，他以这样普通人的身份所得到的收获，一定会比把军管会主任这个头衔举在头顶所得到的要大得多。中国老百姓很怕官。
当然，绝对的封锁是不可能的。后来，大家还是知道了一切。原来这个庄稼汉老头是咱们天津卫的头号大官呀！于是，那么多的人感叹：真没有想到！
那天黄克诚一到军管会办公室，就对大家宣布了他的“章法”：
“我黄克诚进天津时穿着这身衣服，有一日出天津时还是穿着这身衣服，保证原封不动！”
这“章法”是他为自己订的，他没有任何意思让每一个人都效仿自己。黄将军主张年轻人穿得漂亮一些、讲究一些，尤其是姑娘们，不会打扮自己那是不行的。
好些居民都向黄克诚反映了这样一件事：解放天津的枪声平息后，人们看到市内一棵树上挂着一块手表，还有一张让人招领的纸条。这块表是一个解放军战士清理战场时在街上拣到的。他找不到失主，只好想了这个着。
这个树上结手表的故事在天津流传得很广，几乎家喻户晓。
黄克诚听后只是说了一句：“应该这样做。完全应该。”
一个瘦老头，使天津人民看到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