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去北京以后，把他们两兄弟寄住在上海四马路的亚东图书馆《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开始了独立生活。后来，两兄弟又一起考入复旦大学，继续学习法文。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遵照陈独秀的嘱咐，每月给他们兄弟俩的生活费只有10元左右，而每次领取10元钱时，延年总是等在外面，乔年进屋到柜台去拿。这10元钱除交学费外，所剩无几，生活十分清苦。为此兄弟俩不得不半工半读，谋生自给。白天在外做工，晚上以地板为床，吃大饼，饮自来水，夏天蚊咬无蚊帐，冬天寒风刺骨无棉衣，一件夹衣一年四季不离身，面带饥色，身体消瘦，朋友见了十分怜悯，多有责怪陈独秀。
1919年冬季的一天夜晚，法文补习班下课时，北风大作，寒气逼人，路灯阴暗，陈延年如同沙漠上的小羔羊，以手抚肩，浑身哆嗦，潘赞化见了十分同情而关心地问道：
“延年，你没有寒衣不冷吗？”
“还可以。”延年在路旁拱手说。
潘赞化邀他到家中，欲将棉衣脱给他穿。
“不需要，谢谢潘伯伯！”说完，他又消失在黑夜之中……
陈独秀两个儿子对清贫生活并不在意，以苦为乐，也不要封建家庭的接济，决心在艰苦中磨炼自己，并且持之以恒。
一次，陈独秀的养母谢氏带着家人到上海查看陈家在沪产业的经营情况，好不容易找到陈延年兄弟俩。祖母看见他们衣衫破旧，生活如此艰苦，抚摸着他们，不禁一阵心酸落泪，当即差家人给他们兄弟俩添置衣服和物品，另租住处，并好言劝道：
“延年、乔年，你们是陈家的后代，你们在上海学习吃苦，你们的父亲又顾不得你们，令祖母心痛不安，家里拿钱供你们求学，是理所当然的事。苦工不用去做了，一切费用都由家里供给，你们出洋留学，家里也供应得起。”
可是，两兄弟异口同声谢绝道：“祖母大人，你老人家的心意我们领了。父亲一再教育我们要自立，自创人生，不依靠家庭、半工半读、以苦为乐。古人云：‘少年人宜使苦，苦则志定’嘛！”
老祖母虽然心酸，但听了两兄弟这番自创人生的话语，从内心感到高兴。这两个孩子在外面求学确实懂事多了，不贪恋家中的钱财，长大了一定能成有用之才。于是，强忍心酸地说：
“好吧，祖母也不是老糊涂，尊重你们兄弟的志向。不过，今后遇有困难或缺少钱用，可随时给家里来信，我会及时叫人送来！”
“祖母，你真领会我们的心。我们决不辜负你老人家的希望，一定好好地自创人生！”延年、乔年听了祖母的话，更增添了自立的信心。
陈独秀四处奔波，无暇顾及家庭。又与延年、乔年两兄弟长期分离，以致父子感情淡薄。1919年6月，时值五四运动高潮期，陈独秀在北京亲自散发他起草的反对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被警察局逮捕，震动全国，影响极大。一天潘赞化问延年：
“你父亲因五四学潮被捕，朋友们正在设法营救，你知道吗？”
“已有所闻。”延年答道。
“你们两兄弟对此有何想法？有无耽心害怕？”
“我们兄弟认为，既做就不怕，怕则不做。何况这次学潮含有无产阶级斗争的意义，是千古以来前所未有的，在此空前复杂的环境下出现危险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志士仁人，求此机会作光荣的牺牲而不得，有什么值得恐怖的呢？”延年胸怀坦荡地说。
“如果营救无效，你们俩有什么想法呢？”
“不过中国失去了一个有学识见解的人罢了，当然可惜。”乔年插上说道。
言语之中，可见父子情薄，不过也见出两个儿子幼年初立鸿鹄之志的气概。
陈独秀不让延年、乔年在家里吃住，令他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心中不安。高君曼是延年、乔年的姨妈，也是继母，她视他们兄弟为子，她认为于情于理都应让他们兄弟俩住在家里，与她自己所生的两个孩子陈子美、陈鹤年一样。当时，李达、王会悟住在陈家，张国焘来上海也住在陈家，陈望道负责编《新青年》，也住在陈家。陈独秀何以不让自己的亲骨肉住在家中？高君曼苦口婆心，多次也说服不了陈独秀，甚至为此发生口角。为此，高君曼找到同住在上海渔阳里的潘赞化，她说：
“望你以老友的资格代表我恳求独秀，让延年兄弟回家，我在名义上和感情上待他们兄弟，会好于我自己所生。”她说着泣不成声。
潘赞化与陈独秀强争数次，陈独秀总不以为然，斥妻子高君曼：
“妇人之仁，徒害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姑息养奸，不可！不可！少年人生，由他们自创前途可也。”
这样，他在两个儿子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一次未让进家门吃住，严厉教育他们坚持勤工俭学，在自创人生之路上不断成长，以致日后，陈延年，陈乔年成为早期著名的活动家。
陈独秀与高君曼感情发生裂缝，进而恶化，早已种下了孽根。
在北京时，陈独秀与自由恋爱的高君曼初期感情融洽，相处甚好，也有过一段美好的生活。然而，一个倾倒于陈独秀情怀的高君曼，怎能忍受外面传说的陈独秀常跑八大巷与妓女厮混。街头小报说他不以嫖妓为耻，反以为荣。对此，高君曼只是闷在心里。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回上海与李大钊等人创建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总书记，名声大噪，然而高君曼常常指责陈独秀有外遇、寻新欢，在经济上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因陈独秀没有职业，也没有固定的收入，经济来源主要靠《独秀文存》的版税和稿费，这期间家庭收入明显减少，常常弄得生活拮据，使高君曼对陈独秀感到怀疑和不满。与此同时，组织上也有所察觉，但他总是守口如瓶，一个字也抠不出来，而他的住址常有变动，连他的秘书都不知道。
陈独秀隐居永兴里不久，却又与同住一里的邻居，上海英烟草公司不到20岁的女工潘兰珍认识，直至相爱、同居。这使得高君曼与陈独秀大吵一顿，感情彻底破裂，高君曼怒不可遏地责骂陈独秀：
“你丧尽天良，狼心狗肺！既害了我姐姐，又坑了我，毁了我高家。忍无可忍，只得与你分手，独居南京，让你去风流！”
无可奈何而理屈词穷的陈独秀，只得求助于亚东图书馆发行公司出版商，每月资助30元。这样，身患咯血病的高君曼愤愤不平地携带一对儿女，凄凉地独居南京，也没有去见陈独秀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