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幻境中的一场灾难。即使当代出现过埃斯库罗斯和品达，但他们也都消失了。他们创造出的美丽的、超自然的、宗教式的幻影骤然破灭，而瓦格纳的艺术在这些幻影破灭之后呈现出真的面目——瓦格纳的艺术太像来自十五个世纪的花朵，今时今日，它行将凋谢，壮丽却又充满了病态。
尼采在自己私密的笔记本中写道：“让我们扪心自问，这个时代将瓦格纳的艺术当做了自己的艺术，这样的时代究竟有何价值呢？这种所谓的艺术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它是奄奄一息的东西。它建立在邪恶、贪婪、不定形、不确定的基础之上，它正在迅速地向着绝望的方向走去。它虽然披着简朴真诚的外衣，但实际上却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它暴烈而又懦弱，缺乏崇高性。这种艺术只起到了拼凑的作用，他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拼凑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依然吸引着现代德国人的灵魂。这种艺术在外观和感情方式的层面上都已经变得乱七八糟了。在反艺术时代里他是肯定并支配着自身的荒唐的艺术尝试，其作用只是以毒攻毒。”
尼采的偶像消失了，其本质只是个舞台演员。尼采对此感到绝望，并让自己承认，他一直都在被这个巨大的怪物所左右着。他曾将自己的青春和真诚的热爱付出给这个怪物，但最终却落得个被欺骗的下场。尼采感到愤怒，但是愤怒当中却夹杂着妒忌，他的恨与爱相距不远。这个人曾让他把自己引以为傲的灵魂和思想都奉献出来，但最终这个人却只是以玩弄的心态去对待这些神圣的礼物。
这些私人性的痛苦可以被忽略，但更为深刻的痛苦则源自尼采的受挫，因为他背叛了真理，所以他觉得丢脸。他曾经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为真理而活的，而足足四年之后，他却恍然大悟，他是为瓦格纳而活。那时，被欺骗的他居然还敢重复伏尔泰说过的话，“必须识别并献身于真理”。事到如今，他发现真理已经被自己忽视了，也许在自从他投入瓦格纳的艺术赞美中时，他就已经与真理擦肩而过了。几年前他曾经写信给自己的妹妹说：“如果你寻求的是安逸，你先要相信；如果你渴望的是真理，你先要探索。”而到最后，他自己却没有做到自己给这个孩子所指明的职责。他一直生活在谎言之中，容忍自己迷失于幻象、和谐和语词的魔力之中。
尼采远远低估了自己的错误，因为他还赞同这种自贬。他曾经在《悲剧的诞生》里写道——宇宙十分残酷，残酷得就像一种不和谐的音符，而人的灵魂沉沦于自身的煎熬，跟宇宙一样不和谐。要是幻象和神话不被灵魂所创造——虽然说这种方式能安慰自身又能获得美的慰藉，但它却仅仅是种自我安慰——会使自己远离生活。事实上，要是我们不通过这种方式进行退让，要是我们不为自己创造安慰之物，我们会走向哪里呢？人们总是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到自己的弱点之上，所有的懦弱都是这样得到授权的。承认弱点就是承认了自己的幻想，这种幻想是高尚的还是邪恶的呢？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我们是受到了欺骗还是要求被骗？回忆令尼采意识到过去的堕落，他陷入到了深深的自责之中，这种痛苦挫伤了他的希望。
2月份，《历史的运用与滥用》这本小册子出版了，尼采在这篇文章中将攻击的矛头直指现代人的骄傲——科学和历史，他也在书中评论了人类新近获得的才能，借助于这种才能，他们在内心中重新唤起了过去那些世纪里的情感，虽然这要让他们冒着贬低自己天性之完整并使自己的正直复杂化的危险。只要用一个简单的象征就能完整概括这本书：
来世之人：行为怪诞、精神亢奋、热血沸腾、不屈不挠。他是书本的敌人，是艺术家。在我自己的理想王国中，我将对那自称‘有教养’的人赶尽杀绝，就像柏拉图对诗人的驱逐：这将是我的恐怖主义。
尼采就这样赤裸裸地侮辱了上万名“教授先生”，他们掌握着引导公众言论的权力。对这些人而言，历史只是满足他们每日吃喝的面包。他们对尼采的惩罚就是这批人对他的憎恨与沉默。所有人都排斥尼采，没有一个人提到他的书。尼采的朋友们试图为尼采的书找一些读者。欧维贝克写信给自己的学生兼朋友、政治作家、普鲁士历史家特莱斯克说：“如果你看了这本书，我敢肯定，尼采的这些沉思里有着最深刻、最严肃、最本能的效忠，这种效忠是献给德国民族的。”对于欧维贝克的话，特莱斯克没有表示赞同。欧维贝克又写道：“我将要提起而且一定要提起的就是尼采——我那位痛苦的朋友。”特莱斯克的回信有些急躁，于是二者激烈地争论起来。特莱斯克写道：“你的巴塞尔是间闺房，德国民族的文化正在那里备受凌辱。”欧维贝克则回复道：“如果你看到尼采、罗门特和我，那在你面前的就是三个好伙伴，我们的分歧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痛苦。在德国，存在于政冶人与文化人之间的误解十分频繁，这简直是一种灾难，也是一种如此不幸的特色。”特莱斯克反驳欧维贝克道：“碰上了尼采这个疯子，这对你来说是多么的不幸！他的说法是如此的不切实际，而最后他会落得一个强烈的丧心病狂的下场。”
尼采的朋友——欧维贝克、格斯道夫、罗德对尼采的书遭遇冷遇表示了怜惜，他们都赏识这本书。罗德写道：“这是又一个晴天霹雳，这本书所产生的影响就跟地窖里放出的烟火一样，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可是我相信，终有一天，这本书会得到人们的承认，人们会看到作者的勇气和精确。尼采正是以这种勇气和精确提醒我们要直面我们最致命的创伤。他是多么的坚强啊，我们的朋友。”欧维贝克写道：“我们的朋友所承受的孤绝感越来越多。失去了支撑自己的树枝，那必然会受到伤害。”格斯道夫写道：“对尼采来说，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像毕达哥拉斯一样在五年的时间里不读也不写。一旦在这两三年内我获得了自己想要的自由了，我就要收回自己的产权，并将它送给我的朋友作为避难所。”
尽管这些人对尼采的命运怀着同情和关切，但他们都没有猜到尼采悲痛的真正原因，也没有理解尼采到底有多悲伤。他们对他的孤独表示了同情，却并不知道这种孤独究竟有多深，他们更不知道，甚至当尼采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心依然感到孤独。一场思想革命已经将他从这本书中拔了出来，所以这本书的失败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他写信给欧文·罗德说道：“至于我的书，我几乎不敢相信它是我写的。”他已然在书中发现了自己的谬见和错误，由此，他直面自己的悲哀和痛苦并否定了它们。他对格斯道夫这样说道：“此时此刻，许多东西在我的体内膨胀着，它们看起来十分极端并且大胆。我不知道如果要将它们传达给我最好的朋友们，该采用何种方式。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以文字的方式把它们写下来。”然而，一天晚上，激情冲昏了他的头脑。当时他和欧维贝克单独在一起，他们谈论的话题正好是瓦格纳的歌剧《罗安格林》，一种突如其来的愤怒袭来，使得尼采痛斥了这部虚假的浪漫作品。欧维贝克对尼采说出的话感到吃惊。尼采突然沉默了，从那一刻起，他更加小心翼翼地掩盖着自己的真实想法，尽管在他看来，这种隐瞒是十分可耻和虚伪的。
1874年4月，他写信给格斯道夫说道：“亲爱的，真诚的朋友，要是你没有对我给予极高的评价就好了。我几乎可以肯定，你对我不再抱有幻念。我想用自己完整负责的解释，让你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我的真面目。我多么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失望，以及我忍受巨大忧郁时的孤独。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具备永久写作的能力。自此以后，我只寻求一点点自由和一点点真正的生活气氛。我武装自己，只是为了抵抗包围在我周围的奴隶们，他们人数众多、令人反感。我对成功的前景感到疑虑重重。这个目标实在是太遥远了，即使我确实成功地达到了这一目标，生命中的大好时光也消耗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了。那时我会像一只日薄西山的蜉蝣，纵然还有自由，却也已经趋近了衰弱。这是我内心中最为真切的恐惧！而一个人完全看清楚了自己的挣扎，这是一种怎样的不幸……”
这封信写作的时间是4月1日。3天之后，4月4日他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仍然充斥着忧郁，但还不至于像前一封那样绝望。
亲爱的弗罗琳，你带给我如此多的欢乐，你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到别人送的鲜花，我现在才明白，这些沉默的花能用它们那无穷鲜活的色彩与我们进行交谈。一个星期以来，这些春天的使者一直在我的房间里盛开着，让我享受无穷。这些花存在的价值，就是在我们深处灰暗痛苦时，能向我们展示出自然界的奥秘。它们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某些地方还有生活和希望存在着，光明和色彩一定会普照大地。我们是多么容易丧失这种信念啊！当那些共同奋战中的人们，给彼此寄送鲜花和书籍来坚定彼此的勇气，唤醒沉睡的誓言，这种事情是多么美妙和多么幸福啊！
自新年后，我的健康状况（请原谅我简单谈谈这个问题）一直良好，除了我的视力还需要我小心翼翼。但是，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总有这样一些情形，我们应该对肉体上的痛苦感到庆幸，因为它们能够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遗忘在别处遭受的磨难。更确切地说，一个人可以对身体开出药方，所以对灵魂也有同样的方法。这就是我的病痛哲学，它给予痛苦的灵魂以希望。充满希望难道不是一件艺术作品吗？
我希望我的精力可以让我继续完成另外十一篇‘不合时宜的思想’。到那时，我将会把积压在心中的一切都一吐为快。也许经过这种全面的忏悔，我们会感到自己获得了解放，即使程度十分轻。
衷心地祝福你，亲爱的弗罗琳。
尼采终于开始工作了。他直觉地察觉到自己必须回到在自己最初几年里帮助过他的那位哲学家那里。他想把自己第三篇“不合时宜的思想”奉献给叔本华。十年前，当他在莱比锡身处悲惨之时，叔本华从痛苦中将他拯救了出来。尼采欣赏叔本华那奇异的欢愉、抒情风格以及他借以表达其最尖锐思想的反讽，这使他重新恢复了生活的力量。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道：“如果叔本华‘使你不安，给你压力’，如果他缺乏提高你、引导你的力量，如果在他的引导下，你不能穿过外部生活的刺痛到达悲哀的却是欢愉的内心状态，那么你就不能自称已经理解了他的哲学。”
他再次回到了青年时代的感觉之中。以前生活的严肃危机带来的痛苦再次袭了过来，但是作为叔本华的信徒，而叔本华又是他在读书时所崇拜的老师，他很快恢复了勇气。他写信给罗德，宣布了接下来的计划：“我还要唱出十一首优美的歌。”而叔本华对他来说，完全是一首悦耳的歌曲，这首歌是献给那些孤独、勇敢的思想家的。那一刻，音乐填满了他的内心，于是，他停下了手中写作的工作，创作出了一支友谊的颂歌。他给欧文·罗德写信说道：“我的歌是献给你们所有人的。”
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又来到了他的身边，这两兄妹离开了巴塞尔，安顿在莱茵河瀑布附近的乡村里。在这里，尼采似乎回到了童年，寻找到了孩童时的欢乐。依据尼采这一时期的日记中记下的一句格言，毫无疑问，他这样做的原因只是想让这个体贴地陪伴在他身边的女孩感到快乐。虽然尼采的内心还有些悲哀，但他的快乐却也是发自内心的。尼采的快乐来自于自己，因为他成为了他自己，在生活面前自由而又无暇。
他和妹妹在一起经常做的活动就是散步、交谈、欢笑、憧憬和阅读。他在读什么？毫无疑问，答案一定是叔本华，还有蒙田——这是以前在特里伯森时，为了对他常给瓦格纳家的小女孩们带去木偶表示答谢，科西玛·瓦格纳送给他的礼物，这是一个小巧精致的版本。他常常说道：“有了这本书，我在尘世的生活中便找到了更多的乐趣。自从认识这个自由而又勇敢的灵魂开始，我就喜欢重复他引述普鲁塔克时所说的话：‘对于我们之间的见面，我有着疑问，因为我不知道和你见面到底有没有用。’如果我将面对责任，我会在他的陪伴下尽量像生活在家里那样生活在地球上。”叔本华和蒙田，同为讽刺家，一个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绝望，另一个却隐藏了自己的绝望。尼采选出来的正是这两个人，他试图与他们共同生活。与此同时，他还在阅读了一个年轻思想家的作品，对于这个作家，尼采还有着深深的欣赏，因为这个人与他的理想更为一致，这就是深信不疑的爱默生。在年轻人当中，爱默生是个预言家，他最精练的语言中蕴含了纯粹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将尼采的第十八个年头照亮了，但当这一年消失的时候，这种感情也便随着消失了。
早在普尔塔求学的时候，尼采就读过爱默生的作品。1874年春天，他重新发现了这个年轻人，于是将他推荐给了自己的朋友们。
爱默生在他的《典型人》的结尾处写道：“世界很年轻，从前的伟人们穿越时间向我们深情地召唤。我们也必须写《圣经》，把天国和世界再次联结起来。而神秘的守护神不容许虚构的存在，我们在高度优雅的现代生活中，在艺术、科学、书籍和人本身中所知道的一切，它都将去为我们实现。经由运用对真理无穷无尽、永无止境的尊重，——这是它将通过强制的手段获得的美好信念、现实和一个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