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不合时宜的思想》第四篇《我们其他的语言学家们》已经开始动笔，但他很快就放弃了写作，他声称自己放弃的原因是工作的繁重和身体的疲倦，但这种说辞明显就是欺骗，要么欺骗自己，要么欺骗后人。圣诞节的时候，他和母亲一起在瑙姆堡呆了十天，他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进行写作，但是他却放弃了，在这段时间中，他创作了四声部的《友谊颂》。整个圣·希尔维斯特节，他都是在重读自己青年时代的作品中度过的，他沉浸在这种对过去的检视中。他写信给梅森伯格说：“品质在音乐中总会显露真身，对于这一点，我很赞赏。一个小孩在音乐中表达的一切就是他天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即使在成年之后，他都不能阻止这种天性的流露。”
寄情音乐暗示着尼采正处在糟糕的环境中，他对自己的思想感到了虚弱和恐惧。格斯道夫和科西玛·瓦格纳寄来了两份信，这两份信的到来扰乱了他孤独的纪念活动。他们的朋友在信里说了拜洛特的情况，而信中的暗示性的语言让尼采感到绝望。
他写信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说：“昨天，是新年的第一天，但我在这一天却遭遇了恐惧，因为我清晰地看到了未来。活着是一件如此可怕而又危险的事情，那个以诚实的方式获得死亡的人反而让我嫉妒。以后，我要长寿。我的工作并不是能帮助我活到老的满意的生活方式。你要理解这种决心。”
1875年1月和2月，尼采一直都很悠闲，处在一种沮丧的状态之中。他这样写道“每两个星期，我大约花十分钟创作一曲《孤独颂》，创作的时刻极其罕有，我要在歌中表现孤独的可怕的美。”
3月，格斯道夫来到了巴塞尔。他的到来鼓起了尼采的兴致，他向这个旅居的朋友口授了一些笔记。快乐的日子帮助他逃脱了忧郁，但没多久，一桩新的伤心事又袭来了，让尼采重新陷入到了这种状态之中。
尼采常和欧维贝克和罗门特住在一起，这是他的生活习惯，这种习惯自然而且合乎他的趣味。他们三人正是瓦格纳提到的知识分子社交圈。到了1875年2月，罗门特突然对欧维贝克和尼采宣布，他将要加入教会，因此被迫离开他们。尼采被这个消息惊得目瞪口呆，同时他感到非常愤慨：他和这个人相处已久，将他看做了自己的朋友。而现在这位朋友突然宣布的消息，让尼采毫无防备。罗门特从未就这件事和他的朋友们开诚布公地谈过。由于宗教信仰的压力，罗门特已经丧失了单纯美好的信念和对友谊的责任，而尼采却相反，他对友谊一直都抱有崇高的理想。罗门特的背叛勾起了另外一桩往事，也使尼采理解了在瓦格纳追随者中流传的消息：他的老师将要创作一出名为《帕西法尔》的基督教神秘剧。
在所有的事情中，回归基督教是最不能让尼采忍受的事情了。在他看来，这是丧失了人生原则，这是人世间最虚弱最怯懦的事情。几年前，瓦格纳与亲朋好友们谈到过各种计划，尼采见证了整个过程，并对这个过程表示了钦佩。当时瓦格纳谈到了路德、腓特烈大帝，他希望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一位德国的民族英雄进行赞颂，并且再进行一次像《名歌手》那样的愉快试验。可最终瓦格纳为什么放弃了他的计划呢？为什么喜欢帕西法尔多过路德？为什么他赞扬的是格拉人的宗教信仰，而不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那种质朴的生活呢？在整件事情当中，尼采直面了悲观主义，并理解且估量到了危险。这种悲观主义容易让灵魂习惯于抱怨，它会削弱灵魂，使其亲近于神秘。他曾给罗门特讲过一则教条，这个教条对他来说过于残酷，直接促使了罗门特的软弱，尼采对此自责不已。
他写信给罗德说：“新教的气氛是多么美好纯净啊！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如果有路德精神来使自己充实，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而这个人却背弃了如此之多的天才而投入了宗教，多么可怜！我常常问自己，他是否还保持着清醒，泼冷水或施行灌注的疗法是不是会令情况更加糟糕？这件事是如此的不可思议，这样一个幽灵竟然从我的眼皮下冒了出来，抓住了我长达八年的朋友。更糟糕的是，整件事都是我的责任。天知道，我说出这样的话并不是为了利己。但是我仍然相信是我自己描述的一件神圣的事引发了他那可鄙的宗教皈依，如果我因为跟让人憎恶的天主教有一丝一毫的瓜葛而令我受到的责罚显得很恰当的话，我会非常自责。”
尼采希望自己的朋友能够回心转意，他试图将他说服，但讨论是不可行的。罗门特保持着沉默，对朋友的劝告不做任何答辩，只是坚守着自己的想法。在规定的日期里，罗门特离开了。尼采写信给格斯道夫，在信中他详细讲述了这次分别的情形。
这种离别的悲哀令人恐惧，罗门特对整件事情都非常清楚，他不断重复：从现在开始，他生命中最好最幸福的部分都已经结束了。那会儿他流着泪请求我们的宽恕。悲哀从他的内心涌了出来，最后一刻，真正的恐怖攫住了我。乘务员关闭了车门，罗门特因为想要跟我们说话而想放下车窗，但是窗户却被挡住了。罗门特拼命地用劲，想让我们听清他在说什么，但一切都是徒劳的，这会儿列车已经开始启动，我们通过手势交流着。我觉得整个场景可怕而又富有象征意义，（后来欧维贝克对我坦白了），当时他也认为这个场景十分可怕。这个场景让我不能忍受。第二天，我头痛欲裂，只能卧床休息。这次头痛持续了三十个小时，难受得连胆汁都吐出来了。
这次的病是一场大病的预告。被病魔袭击后，尼采被迫离开了巴塞尔，到孤独的山林中静养。他这样写道：“我总是一个人在游荡，这样方便我清理自己的思绪。”尼采所说的这些思绪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探索他的笔记得知。尼采对罗德说：“请给我带来一些令人欣慰的消息吧，我可以从你的友谊中获得帮助我承受这件可怕的事情的力量。从我的友谊观出发，我确信自己已经被深深地伤害了。我更加痛恨那种跟任何人都保持友好相处的作风，在我看来，这种方式的本质其实是虚伪不实，将来在交朋友这方面我可得更加慎重。”
伊丽莎白住在拜洛特，3月份，她是与瓦格纳一家一起度过的，此后，她便回到了哥哥身边，她被哥哥当时的状态吓到了，因为对罗门特的悲伤回忆总是纠缠着他。尼采反复说道：“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但我却从未想到过自己亲密的朋友会遭遇如此不幸，这简直是个惊天大事。”事实上，此时他也在挂念另外一个朋友理查·瓦格纳，这是他正在失去的老师。他自言自语道：“我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危险啊，我崇拜着这个人，从中感到幸福，我将自己托付出去，结果到最后却发现自己跟随的只是幻象，而且这些幻象都是相互关联的。瓦格纳的理论跟基督教教义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伊丽莎白对哥哥说了很多在拜洛特发生的种种令人感到惊奇的事情，那儿的活动、激情和所有欢乐并没有使尼采感到厌倦。一天，伊丽莎白和哥哥在公园里散步，她又向哥哥讲述了发生在拜洛特的事情，这已经是她第十次跟哥哥讲述这件事了，她注意到尼采的脸上有着奇特的神情。她询问他，不断地发问，于是在他长篇大论、滔滔不绝的感叹中，他保守了一年的秘密被泄露了。他突然间便戛然而止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徒步旅行者正跟在后面，监视着他。他一把抓住妹妹飞快地离开了，自那天开始，他一直都处在精神恐惧之中，因为他担心自己的话会传到拜洛特。几天以后，他再次遇到了那个古怪的旅行者，他知道了后者的名字：伊凡·屠格涅夫。
1875年7月，原定四联剧排演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几场排演引起了尼采朋友们的关注，这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也是他们书信和交谈的唯一内容。在这些交流中，尼采继续遮遮掩掩，始终都不敢决定是否出席排演？他身体一日弱似一日，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头痛、失眠、呕吐、内部器官痉挛再次袭来。最后，他用自己的健康状况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借口。他写信给格斯道夫说：“我知道你会去拜洛特，所以我请你预先通知他们我会缺席。我知道瓦格纳对于这件事会感到很愤怒，而我也不会感到愉快。”
7月初左右，他的朋友们匆匆朝着拜洛特赶去，此时巴塞尔大学放了假，尼采选择在一个小疗养所隐居，这是一家名叫施泰纳巴德的疗养所，尼采选择这里完全是听从了医生的建议，此地坐落于黑森林的一个村庄里。
尼采拥有着一种超乎常人的本领，他总是从个人的悲欢中超脱出来。他完全明白自己可以在危机之后享受到它所带来的奇观，仿佛在他面前的不是危机，而是混合着众多声音的交响乐。接着，他及时抑制住了内心的痛苦，反而带着狂喜去对生命的悲剧性进展进行了思考。这就是他在施泰纳巴德的全部生活。然而，尼采却没有在这种生活中获得乐观。他身体里的疾病同治疗做着顽强的抵抗，于是医生让他推测一下病因，因为这个病因一直以来始终如一且难以觉察和神秘莫测，而尼采所有的病都来自于这个病因。尼采的心中牢牢记住了父亲三十六岁生命中的那场疾病，他感受到了父亲疾病的暗示，并从中嗅到了危险的味道。但是他认为这种危险是人生的奇观，并正视了它、接受了它。
施泰纳巴德前往拜洛特，这件事对尼采形成了吸引力。去还是留？尼采向来优柔寡断，因此这个纠结的问题让他足够消受了，他的精神最终完全垮掉了。7月底，一场严重的疾病再次袭来，这使得尼采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天，两天的休养消除了尼采的各种烦恼。8月1日，他写信给罗德说：
亲爱的朋友，如果我没有搞错，今天你们已经都到达拜洛特了，只有我不在。我依然执着地相信自己会突然到达那里，和你们在一起享受友谊，但这种想法却终是徒劳的。我敢肯定，今天的治疗才刚刚完成一半。
病魔的嚣张已经被治疗压制了下去，现在尼采可以从床上起来到林间散步了。他身上带着一本《唐·吉诃德》，阅读中让他“最痛苦的是”，他必须要带着嘲笑来面对这一切高尚的努力。
尼采鼓足了勇气，他怀着不太强烈的痛苦去回忆那些充满欢乐的过去。面对险恶的未来，他亳不惧怕。那项对古希腊文化进行研究的巨大工作依然在提醒着他，这是他从未抛弃过的古老梦想。同时出现在他脑海中的还有他中断了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之系列。更为重要的是，他现在带着快乐的心情重新开始构思那本美丽的书，一旦他心里有了底，他就会着手动笔写书了。他想：为了这一工作，我必须牺牲一切。这些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写作的状态，成果有很多，但也常常犯错误。现在我必须让自己沉寂，投身于工作之中，这项工作需要付出多年的坚持，七年或者八年。我的寿命能有这么长吗？八年之后我就四十岁了。父亲去世时只有三十六岁。没关系，我愿意为了这个事业而去冒险，重新回到我沉默的生活中去。我曾经对现代人进行过激烈的诽谤，但我其实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同他们同甘共苦，对他们怀有好感，但对他们我也怀着过多的和复杂的希望。我被推上了老师的位置，为了教导众生，我必须要控制我自己，将苦恼抑制放在心中。我要控制自己的天性，而控制的前提是对它们的了解和判断。我必须要约束和分析我自己。我批判科学，抬高灵感的地位，可我还没有分析灵感产生的原因，还没有追寻到灵感的深度，那是多么难测的深度啊！以前，我总拿年轻当做借口，我需要陶醉。如今，我已经不再拥有年轻。罗德、格斯道夫、欧维贝克都前往了拜洛特，我对他们怀着妒忌且同情的心情。他们已经不再是做梦的青年，不应当再去那里了。我即将要面对的任务是什么？我要研究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认识人类的前提是积累大量的工具。因此我要阅读古代的历史著作、小说和书信。这项工作是如此艰巨，但我愿意去做，因为我要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歌德、叔本华永远在我的周围。我深爱着这些天才们，因为他们的陪伴，我的痛苦和孤独也减轻了很多。
每一天都有一封信从拜洛特寄给尼采，这些信扰乱了尼采的思绪。他不带痛苦地阅读着这些信件。他在一些极为私密的笔记里记下了瓦格纳带给他的快乐回忆。接着，他给朋友们回信：“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我生命中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与你们进行神交，我的灵魂漫游在拜洛特的周围。亲爱的朋友，请将一切告诉我，不要担心我会妒忌。在散步时，我会在心里演奏乐章，然后开始抱怨和发怒。请带我向瓦格纳致以深沉的敬意！再见，我深爱的朋友们，这封信是写给你们所有人的，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你们。”
尼采返回了巴塞尔，这有利于他的治疗。伊丽莎白陪伴着他，希望能够终日在他身边照顾他。尼采终日与报纸、书籍和钢琴为友，他在施泰纳巴德那种完全沉思和几乎快乐的生活仍然在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