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李世民在位时期，唐朝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前朝不曾出现的繁荣盛世局面，这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吸取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始终以隋朝为借鉴，体察民情、思治民情，在位期间所实施的政策措施的出发点一直是以人民立场为基本——“抚民以静”。
积极推行各种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例如去奢省费、轻徭薄赋、兴修水利、鼓励垦荒等，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得唐王朝在战争和政治动乱后，经济生产力得以快速恢复和发展；另外，唐太宗还特别注意人才的任用和选拔以及勇于纳谏，选用廉吏、从谏如流、选贤任能。体现出唐太宗李世民的识人、用人的果敢和精明的领袖气质。李世民本着舍短取长，兼明优劣的用人方针，充分发挥贤者能人的德才之处，亲君子、远小人，士庶并举、新故同进、汉夷同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徵、虞世南、秦叔宝等，或以善谋、或以善断、或以忠直、或以干练、或以文采，真所谓各尽所能，这些人才能被唐太宗巧妙、合理地配置利用也是大唐王朝出现盛世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唐太宗还注意整顿吏治，提倡节俭，抑制旧族势力，重视教育，兴办学校，兴盛科举制度，广泛吸纳各方面人才为己所用，笼络知识分子，为庶民广开参政之门。李世民一方面通过军队和边防建设，安抚边疆各族，缓和了西北、北边的危患，另一方面他坚持兼容并蓄、文明开放的民族思想，积极地推动和亲、团结、德化的民族政策，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典范，其积极意义影响深远。唐太宗李世民通过上述实行的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效果显著，影响深远。“贞观之治”在唐朝社会全方位地呈现出一幅社会安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盛世景象，史学家经常将其与汉代的“文景之治”相媲美。
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就是封建史家所描绘的“贞观之治”。总的说来，贞观时期，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轻徭薄赋，他用贤勤政，政治较为清明，人民生活基本有了保障，社会秩序安定，阶级矛盾缓和，民族关系较融洽。这确实是封建社会的治世，它比平世自然好得多，更不要说乱世了。唐太宗是实现“贞观之治”的领导者，他比封建时代的平庸君主要强得多，更不要说昏君、暴君了。明君、治世，给人民带来了好处，对社会发展有利。从这个角度看，对唐太宗和“贞观之治”是应当予以肯定的。总之，唐太宗李世民采取了有利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发展和进步的措施，这说明李世民顺应了历史发展大趋势，从而取得了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通过他的努力呈现出的“贞观之治”的局面也极大地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对后世以及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积极影响。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即使在“贞观”时期，农民生活还是很苦的。隋炀帝时期，人民为了逃避繁杂且苛重的赋役和徭役，竟然自残肢体，称之为“福手”“福足”；贞观时期，这种“遗风犹存”。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封建社会的治世时期，人民所承受的各种负担依然沉重，生活依然贫困和艰苦，社会阶级矛盾还是比较尖锐。唐太宗作为封建帝王，在他的统治初期，励精图治、勤奋进取、留心治道、兼听纳谏、注意节俭。但是，随着唐朝政权的稳固，尤其是唐太宗执政中晚期，他逐渐骄傲起来了，主动纳谏也少了，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行幸和游猎逐渐频繁了；总之，贞观后期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基本上不如贞观前期的社会状况，这说明“贞观之治”的效果和成就并不是一成不变、始终如一的。这些方面的缺陷造成了唐太宗统治时期“贞观之治”的局限性。诚然，在唐太宗和整个贞观时期，这只是一些不足之处，不足以否定“贞观之治”的主要成果和繁荣程度，并不影响唐太宗作为杰出政治家和“贞观之治”封建社会著名治世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