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超乎修辞或技法之上的，则有题旨上的比附。在《荔枝蜜》中，因小时候被蜂叮过，本是不大喜欢的，但经过一番教育，懂得蜜蜂的生活及劳动后，便改变了认识。“我的心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行文到此，有这样的赞美，本是文意已足。但作者往往写了物事，还要写人事，因而下文还有一段写农民的劳动。这样写不是为了落实，正是为了比附。至于结尾，又不无蛇足。即作者态度上不只是要向蜜蜂学习，甚而还在梦里变成了一只小蜜蜂。古代笔记小说中的物，千方百计都向往着修炼为人，作者在这里则想着物化了。其实就是向蜜蜂学习，也没必要让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或者说要变也当变成一只老蜜蜂。不用说，文中的感情够强烈的，但理太浅，因而显得不相称。若是理性方面也能增加力度，方能情理相生。或许这里尚有那年头思想意识决定态度的影响，要说转变也真够快的。此外像《秋风萧瑟》中写长城，写历史的感喟，然后归结为“换了人间”，则主题明显是借来的，可以无需多说。
比附作为一种修辞或技法，本身并无优劣可言，关键在于运用。杨朔大量使用比附，其不当之处或许就是过于升华了。如《蓬莱仙境》是写新旧社会里翻天覆地的变化，文中多有写实的人事及场景，本当自有表现的意义。但文末由小外甥女的绣花升华为全国人民用大地当素绢，正是要共同绣出一幅伟大的杰作来，则又是让小事情搭上了大道理。作者的故乡是一个有蓬莱仙境的地方，但所触及的社会生活及写作心态也不无“蓬莱仙境”的。此无它，就在于升华中融入了太多诗意的因素。同样的写法也见于《海市》：“如果你到我的故乡蓬莱去看海市蜃楼，时令不巧，看不见也不必失望，我倒劝你去看看这真实的海市，比起那缥缈的幻景还要新奇，还要有意思得多呢。”构思之巧，在于把虚幻的海市搬到现实中来，用以突出现实的巨变。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唱赞歌本来也很正常，但散文中还要有切实的一面，这样二者便无法协调起来。小中所见之大毕竟有限，若一味升华，则真实的也会虚幻起来，又变成海市了。
再看《茶花赋》，先写了茶花的美，再转为称赞育花的人，结尾则以画一幅画来象征祖国的面貌。这就是杨朔散文写作的三部曲，颇有代表性。往往先写景物，再配以人事，然后由二者比附出一个大主题来。甚而，《泰山极顶》一文中本来并没有看到日出，但作者仍要虚拟出一轮红日来。由实入虚，是作者惯用的手法，不少篇章都是这样安排的。所谓卒章显其志，但其志在大，就得拔高主题，且不管文中写的多是小事情。即便是小花小草之类，仍要映出红太阳的光辉。此种比附，当然是过于虚了，或者说过于写意了。杨朔自谓把散文当成诗来写，或许就是为了文中便于抒情。但此种诗意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美化，既美化了生活，也美化了感情。同当时的许多作者一样，杨朔散文写作也是从通讯起步的，其长处在于写实。就写实而言，则要不避其小，比如孙犁的一些散文就是这样。由通讯而散文，好处在于延续了写实，但要有文学的意味，则需进一步写意。由写实到写意，杨朔的做法就是诗化，且大力抒情，从而唱起赞歌来。本来写实的笔墨自有魅力，即留下一些生活的印迹，但作者就是念念不忘要比附上一个大主题。杨朔的散文形成了模式，从修辞技法到篇章结构再到题意主旨，往往都出于一种比附。从这里，还可见出写作思维上的趋同。
（原载于《写作》2007年5月）
写人与写己
小说的人物形象中，有扁形人物与圆形人物之说。扁形人物着重展现的是人物性格的一些侧面，圆形人物则要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还包括性格的形成过程。散文中的人物，大多也是扁形的，即着重表现一些性格的要素。但正如鲁迅所赞许的画眼睛的白描手法，着墨不多，也可形神兼备。这里以汪曾祺的《闹市闲民》为例，说一说写人的散文。
《闹市闲民》写的是一个相识的老头。老头独自住在一间屋里。“屋里陈设非常简单（除了大冬天，他的门总是开着），一张小方桌，一个方杌凳，三个马扎儿，一张床，一目了然。”这“简单”是文中的关键词，可以用来概括老头的生活。接着写老人的相貌，突出了眼睛。“他经常戴一副老式的圆镜片的浅茶晶的养目镜--这副眼镜大概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眼睛很大，一点没有混浊，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跟人说话时总带着一点笑意，眼神如一个天真的孩子。”笑意表明待人接物的和善，而天真则是性情的流露。换言之，即性格中尚有一种天真。老人原来是在一个中学当工友，早就退休了。但他不愿跟老伴及儿孙住在一起，说是乱，这表明他的生活习性，仍旧是保持一种简单。
“他的生活非常简单。早起扫扫地，扫他那间小屋，扫门前的人行道。一天三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中午晚上吃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他不上粮店买切面，自己做。抻条，或是拨鱼儿。他的拨鱼儿真是一绝。小锅里坐上水，用一根削细了的筷子把稀面顺着碗口‘赶’进锅里。他拨的鱼儿不断，一碗拨鱼儿是一根，而且粗细如一。我为看他拨鱼儿，宁可误一趟车。我跟他说：‘你这拨鱼儿真是个手艺！’他说：‘没什么，早一点把面和上，多搅搅。’我学着他的法子回家拨鱼儿，结果成了一锅面糊糊疙瘩汤。他吃的面总是一个味儿！浇炸酱。黄酱，很少一点肉末。黄瓜丝、小萝卜，一概不要。白菜下来时，切几丝白菜，这就是‘菜码儿’。他饭量不小，一顿半斤面。吃完面，喝一碗面汤（他不大喝水），涮涮碗，坐在门前的马扎儿上，抱着膝盖看街。”这是文中一个主体段落，讲老头的生活，仍可以概括为“简单”二字。但作者特地写到拨鱼儿，则流露出一种对技艺的欣赏。就做菜而言，汪曾祺也是好手，但各有所长，即做不来那拨鱼儿。这说明就是简单中，也自有一种精致。老头吃过了饭，就看街，让生活保持一种平静。“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条面拨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这是一个活庄子。”
汪曾祺在《散文应是精品》中说：“小说家的散文有什么特点？我看没有什么特点。一定要说，是有人物。小说是写人的，小说家在写散文的时候也总是想到人。即使是写游记，写习俗，乃至写草木虫鱼，也都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汪曾祺说小说家写散文的特点是文中有人，即有如小说中那样的人物。不过即便文中没有具体的人，也还有一个自我。自我，就是散文中所写之人。凡所抒写，都通过这个自我来感受，从而有所取舍。《闹市闲民》中是有人的，那么人物与自我也就应当有所关联或沟通。不过此种关联或沟通，不等于在人物与自我间画等号，那是不可能的。比如同是讲吃，汪曾祺就无法如此简单，因而他的菜篮子里，种类要丰富得多。至于老头，再多的种类或花样，于他都不起诱惑，他仍然延续他那种简单而不无一点精致的生活。
不可将自我与笔下的人物等同起来，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笔下人物仍可反映自我的。换言之，写人也即程度不等地写着自己。自己的心性，最容易在情感及态度上流露出来。大体上说，有激赏的或反感的以至厌恶的，等等。不用说，汪曾祺对笔下的闹市闲民怀抱着一种赞赏的态度。众所周知，传统的人生曲线是亦儒亦道的，大致对应于人生的进取与恬退。就一个人的经历来说，年轻时不妨多一点进取，年老时则要以恬退为主。作者笔下的那个老头，显然是一种恬退人生。他的生活很简单，但善于把持自己。不仅不添乱，还能用天真的表情打量着街头闹市。也正为此，作者才赞许老头为一个活庄子。
关于写文章，古来有文如其人的说法，但也引来颇多争议。余光中在《为人作序》中说：“我不认为‘文如其人’的‘人’仅指作者的体态谈吐予人的外在印象。若仅指此，则不少作者其实‘文非其人’。所谓‘人’，更应是作者内心深处的自我，此一‘另己’甚或‘真己’往往和外在的‘貌己’大异其趣，甚或相反。其实以作家而言，其人的真己倒是他内心渴望扮演的角色：这种渴望在现实生活中每受压抑，但是在想象中，亦即作品中却得以体现，成为一位作家的‘艺术人格’。”这种艺术人格的提出，才不会与其人等同起来。就这个意义上说，汪曾祺笔下的那个闹市闲民，也可视为作者的一个理想人格。
（原载于《写作》2008年6月）
幽默及反讽的笔调
王小波的散文随笔，颇具幽默及反讽。比如《我看文化热》，文中先讲几次文化热的现象，然后再讲自己对文化的理解，表明一种反思。“我知道一种文化的定义是这样的：文化是一个社会里精神财富的积累，通过物质媒介（书籍、艺术品等等）传诸后世或向周围传播。根据这种观点，文化是创造性劳动的成果。现在正热着的观点却说，文化是种操守、是端正的态度；属伦理学范畴。”两相比较，只讲伦理或操守，无疑是缩小了文化的内涵。“不管怎么说，只有这么一种成果，文化显得单薄乏味。打个比方来说，文化好比是蔬菜，伦理道德是胡萝卜。说胡萝卜是蔬菜没错，说蔬菜是胡萝卜就有点不对头--这次文化热正说到这个地步。下一次就要说蔬菜是胡萝卜缨子，让我们彻底没菜吃。所以，我希望别再热了。”这个通俗的比方不仅用得很贴切，还颇有反讽的意味。
再看《椰子树与平等》：“二十多年前，我在云南插队。当地气候炎热，出产各种热带水果，就是没有椰子。整个云南都不长椰子，根据野史记载，这其中有个缘故。据说，在三国以前，云南到处都是椰子，树下住着幸福的少数民族。众所周知，椰子有很多用处，椰茸可以当饭吃，椰子油也可食用。椰子树叶里的纤维可以织粗糙的衣裙，椰子树干是木材。这种树木可以满足人的大部分需要，当地人也就不事农耕，过着悠闲的生活。忽一日，诸葛亮南征来到此地，他要教化当地人，让他们遵从我们的生活方式：干我们的活，穿我们的衣服，服从我们的制度。这件事起初不大成功，当地人没看出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优越之处。首先，秋收春种，活得很累，起码比摘椰子要累；其次，汉族人的衣着在当地也不适用。就以诸葛先生为例，那身道袍料子虽好，穿在身上除了捂汗和捂痱子，捂不出别的来；至于那顶道冠，既不遮阳，也不挡雨，只能招马蜂进去做窝。当地天热，摘两片椰树叶把羞处遮遮就可以了。至于汉朝的政治制度，对当地的少数民族来说，未免太过烦琐。诸葛先生磨破了嘴皮子，言必称孔孟，但也没人听。他不觉得自己的道理不对，却把账算在了椰子树身上：下了一道命令，一夜之间就把云南的椰树砍了个精光；免得这些蛮夷之人听不进圣贤的道理。没了这些树，他说话就有人听了--对此，我的解释是，诸葛亮他老人家南征，可不是一个人去的，还带了好多的兵，砍树用的刀斧也可以用来砍人，砍树这件事说明他手下的人手够用，刀斧也够用。当地人明白了这个意思，就怕了诸葛先生。我这种看法你尽可以不同意--我知道你会说，诸葛亮乃古之贤人，不会这样赤裸裸地用武力威胁别人；所以，我也不想坚持这种观点。”
本文由一则传说写起，叙述的是诸葛亮南征时砍了云南的椰子树。但不是在故事新编，而是展开评说。评说中，有阐释，有设想，但重在议论。至于作者为何要选择这则传说，也是有现实观感的，即插队的经历。传说中，诸葛亮南征时砍去云南的椰子树，为的是让当地人接受教化，但作者并不这么认为，而是引出一个平等的问题。“假如有不平等，有两种方式可以拉平：一种是向上拉平，这是最好的，但实行起来有困难；比如，有些人生来四肢健全，有些人就生有残疾，一种平等之道是把所有的残疾人都治成正常人，这可不容易做到。另一种是向下拉平，要把所有的正常人都变成残疾人就很容易：只消用铁棍一敲，一声惨叫，这就变过来了。”其实平等与不平等的问题，也应当辨证地看，才能分清何者可讲平等何者无法平等。比如作为公民，应当是平等的。至于知识方面的差异，却难以做到平等。作者的用意在于讽刺向下拉平的做法，即要么把聪明人打笨，要么就是傻人有理。本文所叙事例有其形象性，此为形象说理。但说理中还有一种谐趣，从而起到反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