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馆领导的支持和其他部门同事的协作，由该馆3位学科馆员自愿组建的“人文社科服务团队”，成为区域研究中心整个平台建设的推动者、落实者和服务模式的探索者。其中，一人负责活动策划并联系主讲专家；一人负责活动的前期宣传、期间的摄影摄像、后期的视频整理以及网站建设；一人负责接待、协调、活动管理、后勤服务等工作。鉴于小团队的力量有限，该中心还大力倡导共建：（1）与专家、学者、学会、社团合作，确保每一场活动都是公益性的；（2）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建学生实习基地，后者主要负责活动的前期宣传，包括前期广告的制作与喷绘、期间的摄影摄像、后期的简报与视频文件的制作以及网上宣传等，取得专业力量支持；（3）向学校提出专项申请，用勤工助学方式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4）招募公益志愿者，组建“人文社科实验室”志愿者小组，如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很快组建了志愿小组，专门为活动提供现场管理、人员接待、维持秩序、活动结束后的内务整理以及其他相关的管理工作。
该中心活动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捧；主动报名参与的校内外专家、老师、社团不断增加；听众数量逐步增加，已经出现部分粉丝级的听众，从听众结构上看，大量理工科师生积极参与；活动现场提问、互动热烈；引起校内外媒体持续关注，产生社会网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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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几点启示
图书馆的资源、技术、知识、服务、制度等网络嵌在社会网络之中。把区域研究中心作为一个社会网络，分析它的个体、关系结构、社会网络及其情景，不乏亮点。
（一）调整社会网络，实现服务创新
区域研究中心活动的第一个亮点是引进读者资源，还原部分读者的多重社会角色，如从单纯的读者/听众变为兼任主讲（辩）人、服务合作者（如志愿者），实现网络扩展。馆员、读者/听众、主讲（辩）人、志愿者、上级领导等个体共同构成该活动的社会网络。区域研究中心的学科馆员也同笔者一样，把活动平台视为一个舞台：图书馆是组织者和收藏者，馆长是导演，学科馆员临场指挥，主角是有公益心的专家、学者、辩论者、开放的学会和社团，而配角包括新闻传播学院实习基地的学生、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人文社科实验室志愿小组、其他热心志愿者和众多读者/听众。
读者知识资源藏于普通读者头脑中，需要图书馆提供平台，进行组织、开发和加工才能显现出来。如透过区域研究中心“观点论辩”这个学术平台，可以看到精彩的学术论争和思想的论辩。更形象地说，所有参与、支持和帮助这个社会网络有效联动的个体（馆员、读者、馆长、平行部门和上级领导、合作单位等），都在这个社会网络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遵循不同的剧本，并且为不同的观众表演”；“观众是舞台上的，甚至是表演的组成部分。表演者们会发现他们处于一种情景，他们不得不临时准备情景以应对观众提出的评价或者改善等要求。”［3］
（二）联合专业人士，更有效地完成专业服务
区域研究中心的新服务，不仅增加阅览室的“活书”（人）、知识资源（隐性知识）、服务（讲座、社团活动、对读者的宣传与传播等），而且改善了图书馆的关系资源。关系资源的占有与摄取是社会网络的运行机制，目标是图书馆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关系资源。社会资本理论甚至把关系资源当作一种资本，来解释社会网络的动力机制问题，包括转化、增值、持续经营等。实现路径依赖于社会网络，需要馆员从“自我”到“他我”的转变；认识个体在社会网络位置和层次的差异，照顾一般，突破重点；联系专业人士完成专业服务、坚持合作……
馆员要从“自我”向“他我”转变，理顺“他”与“我”的关系至关重要。馆员在实践工作中时刻保持对读者阅读兴趣、阅读特点、研究专长等方面的挖掘是必要的，但不一定能够迅速联结读者资源，因为读者资源依附于他们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源自他们的血缘、学缘、地缘、业缘等渠道，经常与图书馆的社会网络分离（即他们经常不需要图书馆）。而主管部门创办图书馆的社会目标又强制要求馆员们从技术、服务、制度等管道实现读者群与图书馆的“强关系”。由此带给馆员们必答的难题就是：如何把这些在社会网络中处于分离状态的个体联结。区域研究中心开展的读者活动，把读者从图书馆的仓储式、外在于读者的文献知识体系带到知识获得过程，让读者群体从彼此隔离或者单向联系转向多维互动，体验校园文化氛围，鼓励读者参加图书馆建设与服务，激发读者成就感和归属感，从而吸引原来不是该阅览室读者的大量理工科师生积极参与，激励读者自觉地成为图书馆的推销员和知识资源的提供者。
个体在社会网络位置和层次上存在差异，如普通馆员与馆长的组织位置和层次不同。馆长是导演，这不仅仅是他们在图书馆网络中的位置较高，可以两手抓馆内馆外的分工建设与合作服务，而且还因为他们可以应用自己所掌握或熟悉本馆以及其他合作单位的组织关系资源，把握全局，减少失误风险。馆长的管理方式也千差万别，如有的只对本组织的成员开放，有的用于交换，有的用于参与更大的网络，有的是为了满足科研需要，有的只因收藏偏好。厦门大学图书馆区域研究中心的设立和新服务模式，源于该馆萧德洪馆长借鉴国外同行的“数字人文科学中心”（如埃默里大学图书馆的跨学科设想、弗吉尼亚大学的学者实验室、斯坦福大学的人文科学实验室、莱斯大学的数字学者中心）的经验，提出“图书馆作为学习实验室”或者“图书馆作为研究实验室”的命题，并不断给予指导和支持。
图书馆对读者群体实行个性化服务，也要尊重分工与合作的客观要求。当今图书馆学界流行的所谓“嵌入式学科服务”，倡导学科馆员深入读者的教学科研过程，忽视馆员与读者的学科智能分工。况且，随着职业分离和时间推移，这些研究型读者到达的专业技能的深度、他们所在学术圈的广度及其位置的高度，可能让拥有同一学科博士学位的馆员望尘莫及。仅仅这个因素，就足够让这种学科服务模式在现实中陷入尴尬场面，所以，即使是国科图，那样的无与伦比的馆员队伍，也不可能面向所有用户而只能是选择性的，典型的例子是，国家级的大项目，经费貌似上亿，但国科图最后只选择了其中两个课题做学科服务。理性的解决办法是尊重馆员与读者的专业分工，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多维合作，如厦门大学图书馆区域研究中心的“引进式学科服务模式”：完全开放，以引进为主，学科馆员侧重于素质教育；准入门槛低，经济有效，容易开展；不失图书馆主体性。［5］
馆员联结相关人（节点）及其关系结构，立足于更广阔的社会网络中，也巩固了自身的社会网络。如该区域研究中心发现，通过活动的宣传，与主讲专家学者、学生、学会团体的沟通与联络，开展与院系多样共建等，增加了与院系的联系，打通了与院系沟通的渠道，为更好地服务于院系科研与教学提供了便利条件，彼此关系更加和谐。该中心的实践表明，只要诚恳地合作，即使是组织家常便饭式的活动，也能改善图书馆的关系资源。正如2007年OCLC给成员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商业站点上建立了’我最喜爱的或我最想要的目录‘，但在大多数的图书馆网站上并没有类似的服务。而毋庸置疑，对顾客来讲这个简单的应用是非常有用的服务，对商家来讲则是非常宝贵的品牌认可。它可创造未来合作的可能，一种分享共同拥有网络的体验，并为用户提供了再次访问的理由。通过邀请顾客参与、顾客与商家的关系，用户和图书馆的关系改变了，同样改变的还有我们的观感。”［6］
（三）在动态中谋求发展
通过时间管理，就能够把读者阅览时的“静”与互动时的“动”有机结合。图书馆学界对时间管理的研究已经有大量成果，但应用缓慢。现实中，图书馆在馆舍安排上，普遍在读者阅览室高挂“静”字，读者互动区安排在会议室（研讨室）、展览区、报告厅、休闲区等，两者截然分开。区域研究中心的实践表明，社会网络嵌入时间纬度或者技术网络，小小的阅览室就可以海阔天空地发展。如他们尽可能在活动之前张贴海报告知读者这三段时间属于活动时间，并在这三天内灵活调配，请可能受影响的读者到馆内其他地方学习，开创性地把交互式活动放置在原本安静的阅览室进行，倡导共同学习与互动学习，拓展了阅览室的功能空间；同时跨越阅览室的物理边界，集服务、宣传和收藏于一体，体现图书馆的收藏魅力与保存价值。
该区域研究中心重视图书馆服务过程和情景中人与人之间的主体交往活动。如“文化讲堂”的每一场讲座都是自由双向交流的、灵活且高水平的学术交流，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学习各种文化科学知识的第二课堂；近距离互动更容易启发彼此智慧，达到传播文化和知识的效果。“观点论辩”为广大读者展示了全新的研究角度或领域，阐述了不同于传统与一般的学术观点及理论；通过不同视角的观点碰撞，让听者或豁然开朗或茅塞顿开或在茫然无知中得到启蒙。“学会活动”则展现一幕幕学子们孜孜以求真理的求知画卷，成为他们施展才华、锻炼才智的平台。区域研究中心还关注社会网络的文化、历史、风俗、政策、法律等情景因素，如对于所有活动参与人员（主讲专家、学者、学会社团、海报设计者、摄像者、拍照者、简报撰稿者、视频编辑者、现场志愿服务者等），均记录并在相关作品中实名公布，以尊重并保护知识产权。他们倡导“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理念，体现了动态的知识观。这种知识观用发展和变化的观点把握知识的本质和性质，一方面不再把知识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注重把握知识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不再把知识完全抽象为某种“符号表征”，尤其注重把握知识的隐性、文化性和价值性，超越单一的“工具理性”观念，把知识与人类的境遇、命运和幸福关联起来，注重过程的价值，凸现“情景”中的体验与意义生成，完整地实现“知识教育”的整体价值。
区域研究中心“文化讲堂”、“观点论辩”和“学会活动”的主演、内容、观众等方面不尽相同，应对了学习型读者和研究型读者的知识需求差别，彰显“服务因你而变”。从充分掌握知识点及其体系，了解事物和世界是怎样的，了解方式方法到养成智慧并获得处世的感悟，这是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量变与质变交织演进的过程。知识网络受所在社会网络及其情景影响，为后者所确定的目标服务，因此随着时间推移，知识网络会与所在的社会网络及其情景一起变化。学习型读者和研究型读者、青少年学生与中老年教师对知识的认识、需求与满足的渠道不一样。中老年教师经常感言：“我们每个人在中小学时期都学习过大量的符号知识，但究竟还有多少符号知识能够终生受用？”同时要求自己的在校子女或者学生多读书（要求在校子女多读书：课堂课不够，还要自学甚至补习）。两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中老年教师较了解知识体系的方式方法，获得较多的智慧和感悟，又处于复杂的社会网络，其知识来源渠道广，但应用领域较明确并趋向专业，使用图书馆的替代成本高。而学生需要充分积累与掌握知识点及其体系，受到考试升学等制度网络和家庭因素制约，知识网络小且未来的应用领域容易变化，使用图书馆的替代成本低。为此，馆员们需要采用服务多样化等策略，来均衡不同读者群的个性化效益偏好和图书馆的规模化效益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