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陈家峪，正是太阳下山的时候。杨业退到谷口，只见两边静悄悄，连宋军的影儿都没有。潘美带领的主力到哪儿去了呢？原来杨业走了以后，潘美也曾经把人马带到陈家峪。等了一天，听不到杨业的消息，王认为一定是辽兵退了。他怕让杨业抢了头功，催促潘美把伏兵撤去，离开了陈家峪；等到他们听到杨业兵败，又往另外一条小道逃跑了。
杨业见约定的地点没人接应，气得直跺脚，只好带领部下转身跟追上来的辽兵展开搏斗，兵士们个个奋勇抵抗。但是辽军越来越多，到了后来，杨业身边只有一百多个兵士他含着泪，高声向兵士说：“你们都有自己的父母家小，不要跟我一起死在这里，赶快突围出去，也好让朝廷得知我们的情况。”
兵士们听了这些话，再看看杨业浴血奋战的情景，感动得都流下热泪，没有一个愿意离开杨业。最后，兵士都战死了，杨业的儿子杨延玉和部将王贵也牺牲了。杨业身上受了十几处伤，浑身是血，还来回冲杀，杀伤了几百名敌人。不料一支箭飞来，正射中他的战马，马倒在地下，把他摔了下来。辽兵乘机围了上来，把他俘虏了。
杨业被俘以后，辽将劝他投降。他抬起头叹了口气说：“我杨业本来想消灭敌人，报答国家。没想到被奸臣陷害，落得全军覆没。哪还有脸活在世上呢？”他在辽营里，绝食了三天三夜，就牺牲了。
杨业战死的消息传到东京，朝廷上下都为他哀痛叹息。宋太宗丧失了一名勇将，自然也感到难过，把潘美降职处分，王侁革职查办。
杨业死后，他的后代继承他父亲的事业，儿子杨延昭、孙子杨文广在保卫宋朝边境的战争中都立了功。他们一家的英勇事迹受到人们的传诵和赞美，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就是根据他们的事迹发展起来的。
王小波李顺起义
公元994年，宋太宗为首的朝野一片喧哗。宋太宗天天焦急地等待来自前方的战报。
官兵战败地消息不时传来。整个朝野更是陷入混乱。
同年一月，宋太宗接到起义军在四川建立“大蜀”政权的消息。四川北起剑门，南至巫峡的广大地区都处于在大蜀政权的控制之下。
这次四川农民起义离北宋王朝的建立仅仅三十多年。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就爆发如此震撼朝廷的农民起义呢？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里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地主官僚避难的地方，战乱较少，地主阶级势力较大，农民受到的剥削压迫也较其他地区严重。因而四川是北宋初年阶级矛盾较尖锐的地区。
北宋政权建立后，四川的地主豪绅都拥有大量的“旁户”和“佃客”，对他们巧取豪夺，当作奴隶一般看待，贫富不均的现象十分严重。宋太宗攻打后蜀时，又公开允许官兵将士掳掠财富。在北宋消灭后蜀的六十六天战斗中，四川人民又遭到一次大灾难。
四川以盛产丝麻、布帛、茶叶闻名全国。广大个体农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都赖此为生。宋太宗时，为了搜刮四川人民，在成都设立“博买务”，规定四川生产的布帛、盐、酒、矾等，全由“博买务”专买专卖，从中苛剥农民，造成了大批手工业者和商人失业。北宋政府还禁止民间将茶叶运销出四川，以便对茶农加紧剥削，致使茶农和茶贩纷纷破产。
淳化二年（992年），四川大旱，粮食欠收。官府、商人勾结，囤积居奇，乘机渔利。劳动人民生活艰难，濒于死亡的边缘。在这样的情况下终于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王小波是青城（今四川灌县东南）人，和妻弟李顺靠贩运茶叶为生。官府禁止收购和销售茶叶后，他们俩的生活每况愈下，最后连饭也吃不上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993年王小波率领百来户茶农在青城起义。
王小波对茶农们说：“我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口号，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财富和土地的迫切愿望，得到了贫苦人民的广泛响应。
不到十天，起义队伍就扩充了几万人。他们把青城做为第一个打击目标，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向青城，一举攻下青城。
王小波的队伍纪律严明，并开仓放粮，得到了青城老百姓的拥护，他们纷纷加入起义队伍。首战告捷，王小波信心十足，在与众人商议下，决定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彭山县城（今四川眉山北）。
流离失所的流民彭山县令齐无振是个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百姓对他怨恨极深，当听说起义军前来攻打时，彭山县人民纷纷响应，和起义军里时应外合，很快攻下县城。起义军搜出齐之振贪污的大量钱财，除留一部分补充军用外，其余都散发给当地的贫苦农民。愤怒的人们当场处死被宋朝政府当做“清官”的齐元振，同时惩罚一大批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
在进攻江原（今四川崇庆东）的战斗中，身先士卒的王小波杀死了四川都巡检使张玘，自己也不幸中箭，因负伤过重，壮烈牺牲。起义军推选王小波妻弟李顺为首领，继续战斗。他们乘胜攻占蜀州（今四川崇庆），邛州（今四川邛峡）等地，起义军席卷川西。
淳化五年（994年）初，起义军攻下成都，并在此建立政权，国号“大蜀”，用“应运”年号，还发行了“应运通宝”、“应运元宝”等新货币，并逐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行政机构，以适应经济需要。
李顺领导的政权实践了“均贫富”的口号。据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起义军每占领一地，即召集当地的“乡里富人大姓，今具（呈报）共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家口）足用外，一切调岁（没收），大赈贫乞。”这是北宋初农民起义军的创举。
李顺像王小波一样，英勇善战，浴血奋战，“存抚善良，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起义军的声势越来越大，前来投奔的人越来越多，四川大部分地区很快都被起义军占领。从东面的巫峡到北面的剑阁，都在起义军的控制之下。
四川农民起义的迅猛发展使北宋统治者惊慌失措。宋太宗连忙任命亲信宦官王继恩为四川招安使，率大军入川镇压起义军。
淳化五年五月，成都被围困。十几万守城起义军在李顺的领导下，英勇抵抗，最后城破，三万多义军将士壮烈牺牲。李顺也英勇就义。成都陷落后，成都以东，夔州（今四川奉节）以西的起义军仍继续战斗，一直到公元995年，最后失败。
李顺虽死，但人民深深怀念他。传说他并没有死，四十年后，有人传闻李顺在广州活着，统治者闻风丧胆，忙捉了一个七十岁的老翁，说他是“真李顺”，匆匆忙忙地处死，以恐吓人民。
王小波、李顺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四川地区的地主阶级和宋朝在四川的统治。起义军提出的“均贫富”口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口号，是对唐末农民战争“均平”思想的重大发展，标志我国农民反封建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王安石变法
公元1067年，20岁的赵顼继位做皇帝，这就是宋神宗。
年轻的皇帝，眼看国家财政空虚，官僚政治暮气沉沉，军事力量又不堪一击，很想振作一番，以巩固自己的皇位。于是，破格提拔了王安石，支持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托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他的父亲王益是一个州县地方官。王安石在20岁之前，跟随他的父亲到过许多地方，接触到一些社会的现实问题，看到了人民的艰苦生活。他曾经写过一首《感事》的诗，诗中说：“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一个丰收的年景，劳动农民仍然不得温饱，过不上好日子，一旦水旱成灾，那又会如何呢？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中了进士，年龄还只有22岁。他27岁时任鄞县（浙江宁波）知县，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作了一些政治改革，兴修了当地的农田水利。后来担任舒州（安徽安庆）通判，也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王安石对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是深有感触的。他写了如下一首《河北民》的古诗：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辛苦。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摧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以上这首古诗，是王安石对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深刻暴露，也反映了他对唐朝盛世的向往。
王安石像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38岁。他向宋仁宗递交了长篇的意见书。在意见书中，他指出北宋王朝已经到了“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的境地，原因是不知改变法度。他认为国家的法令和制度，应当根据时势的变化而有所“改易更革”。法度是靠人来执行的，必须培植和选拔人才，才能“变更天下之弊法”，才能使国家走上大治的轨道。王安石主张要“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改革国家财政制度，使人民能够“安土乐业，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财”。王安石认为要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办法是发展农业生产，不增加劳动人民的负担；要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大量剥削所得，一部分收归国家。
公元1067年，宋神宗把担任江宁（江苏南京）知府的王安石调到中央朝廷任翰林学士，成为神宗皇帝身边的大臣。第二年（熙宁元年），王安石送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指出北宋王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十分严重，“农民坏于差役”，“其于理财，大抵无法。”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49岁的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行变法。王安石于这一年的二月，成立变法的权力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三司是统筹国家财政的，包括盐铁、户部和度支。王安石把重点放在理财方面，准备制订出一系列“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的政策方针。
宋代经过100年的统治，中央集权制助长了封建特权势力的膨胀。大官僚阶级依仗权势，通过非法手段，兼并土地，侵渔百姓，甚至巧取豪夺，聚敛财富。一小撮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利用别人所没有的法定特权和非法特权，攫取最大限度的私利。这些封建特权势力盘踞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他们像洪水猛兽一样，危害人民的利益，使北宋王朝陷于灭顶之灾。
王安石又是一位史学家。他鉴于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在变法期间提出一些有关限制封建特权的主张和措施。为了整顿吏治，在选举和用人方面，王安石不问家世和资历，不讲上下关系，而着重是否具有真才实学。他所提拔的年轻人才，都先加试用。早在上仁宗皇帝书中，他就表示：“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其事。”王安石通过对一个人的言行的调查，再通过在工作中试用，来考核其实际能力，容易发现和鉴别人才。
王安石尺牍王安石的“熙宁新法”从公元1069年开始实行，到元丰八年（1085年）几乎全部被废止，先后共16年。在政治制度改革方面，整顿了科举和学校，为培养人才准备条件。国家裁并了一百几十个州县，减少了大批地方官，既节省了财政开支，也相对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关于财政和经济制度的改革，王安石提出了一系列新法：青苗法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高利贷剥削；募役法迫使原来可以免役的品官形势之家也必须出钱来代替服役；方田均税法清丈了被大官僚大地主阶级隐瞒的土地，国家按照土地面积和等级征收赋税，免除了下户的不合理负担；农田水利法开垦了大量荒地，修通了河道陂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市易法的推行，给那些包揽商业、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垄断市场的大官僚大商人以相当限制，使中小工商业者有一定活动的余地。
在加强防御能力和改革军事制度方面，确立了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和设置军器监等。王安石为了纠正募兵制的严重弊病，逐步过渡到兵农合一制，规定每户人家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就以一人为保丁，以10家为一保，50家为一大保，利用农闲，进行步射和骑射等军事训练。从公元1070—1076年的几年内，全国受过训练的保丁有700多万人。熙宁八年（1075年）统计，全国兵额不到80万人，比宋仁宗庆历年间裁减了45万人，每年减省了军费1350万缗。
王安石的“熙宁新法”对于富国强兵，是收到一些效果的。通过限制豪强大姓的土地兼并和漏税逃税，来增加国家财政的收入，减轻下层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半自耕农的不合理负担。熙宁年间，国家每年收入在5000万贯左右，收支已经平衡；农田水利也陆续得到开发。从公元1070—1076年的几年内，全国兴修的农田水利有一万多处，使数十万顷的田地得到灌溉之利。福建莆田的木兰陂，就是当时一项著名的水利工程，完成于熙宁八年（1075年），是一处拦洪、蓄水、排灌相结合的大水库。为了发挥木兰陂在农田水利上的效益，除了陂坝工程建筑之外，又进行了辅助工程，于熙宁十年（1077年）在陂的南端修建了一座回澜桥。陂内所蓄溪水，经过回澜桥流入7条大沟，每条大沟长达40里，沟深3丈，广11丈。大沟两旁又开小沟，一直引水到田间，使昔日旱涸或水潦的万顷海田，旱涝保收。这一水利工程是王安石变法时期莆田一带劳动人民同自然作斗争的成果。经过了900多年的时间考验，至今还屹立在东南海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