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印刷共有四道工序：制字、排版、印刷、回收活字备用。这种方法如果只印刷几本书，不算简便，但如果印数增加，则速度快，方法简便，所以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沿用，在使用现代的激光排印之前，书报的凸版铅印的基本原理一直未变，只是改为铅字，采用机器制作，加快速度罢了。
据《梦溪笔谈》记载，毕曾试过木活字版，但因木料纹理不一，经水浸泡后容易膨胀，变得高低不一，不利印刷，而且木活字容易与溶化的药剂粘在一起，不易脱落，不如泥活字简便，一抖便落。
毕的活字印刷术发明后，我国劳动人民在推广使用过程中，根据胶泥活字原理，在活字的原料和排版印刷等方面又做了改进，使活字印刷技术不断向前发展。元朝初年有人用锡制造活字。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农学家王祯请木匠刻制木活字，并印制了《旌德县志》，他还发明了转轮排字盘和“以字就人”的拣字法，把活字依字的声韵排列车转轮上，排版时工人坐着转动轮盘拣字，提高了劳动效率。王祯写的《造活字印书法》，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叙述活字印刷术的文献。明孝宗弘治光年（1488年），无锡人华燧采用铜活字印刷，开始用字模浇铸铜活字，明末福建人饶化用铜字印刷；到16世纪初又出现了铅活字。
有人怀疑“以为火烧胶泥作字，似不合情理”，认为毕的活字是金属的。但清朝道光甲辰年（1844年）安徽泾县人翟金生用自制泥活字印成的《泥版试印初编》诗集，是毕当年发明泥活字版的最有力证据。
毕的活字印刷术后来传入朝鲜，又经朝鲜传入日本；经新疆传到波斯、埃及，再传播到欧洲乃至世界各地。这不仅促进我国文化的发展，而且为人类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对此有高度评价，他说：印刷、火药和指南针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毕发明的泥活字可惜已不复传世，但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人们还可见到毕创造的胶泥活字版的复制模型。它默默地告诉参观者，毕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世界印刷术上的一次革命，他对人类文明史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指南针
指南针是我国古代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人们（其中有一些是炼丹家）在长期的采矿和冶炼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带磁性的铁矿石，《山海经》称之为“慈石”。《管子》提到山上有磁石，与其位置相应的山下就有铁矿石。《鬼谷子》曰，“若慈之引钅咸”（同针）。《淮南子》曰，“磁石能连铁”。
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人们开始用磁石做成一种指南工具——司南。司南就是指南的意思。司南的形状像一把汤匙，经过人们的细心的琢磨，把磁石的磁南极一头磨成一根长柄，柄呈椭圆形，底部是圆的，磨得很光滑，将其置于一只方形的底盘上。底盘四周刻有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乾、坤、巽、艮二十四向，辅助司南定向。底盘中央是一个光滑的圆槽，将司南的圆底放置在里面便能转动自如，当它静止时，匙柄指向即是南方，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
到了宋朝，人们早已发现钢铁在磁石上磨擦后也会产生磁性，而且不易走失。曾公亮等编写的《武经总要》就记载了用这种人造磁制造的新的指南仪器“指南鱼”。制造这种指南鱼时，先将薄铁片剪成鱼形，放在火上烧红，按磁石的指极方向，分别蘸水冷却，以磁石的磁北极和磁南极各自在鱼头鱼尾上摩擦，铁鱼就被磁化，而具有磁性，这样指南鱼即基本制成了。辨别方向时，端一碗水放在无风处，将铁鱼片放置在水中，浮在水面上摆动，当它静止时，鱼头自动指向南方。与司南相比，使用较为简便，既不需要光滑的底盘，也无需放平，只要有一碗水就可以了。
指南鱼的制成，是指南仪器的又一进步，但指南鱼指南需要水及无风的环境，这就限制了它的使用范围。人们经过不断地研究和实践，终于造出磁性钢针形的指南器。对此，《梦溪笔谈》有简明具体的记载，沈括说“方家（炼丹家）以磁石磨针，则能指南”。另外，他又提及，“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这是因为以磁石磁北极磨针尖，即指南，以磁石磁南极磨针尖，即指北。针尖指南或指北，只要注明即可，关键是在指南针制成后，如何使它既简便又准确地定方向。沈括记载了四种方法，先是把指南针放在手指甲上或碗边上，虽然能灵活转动，最后指向南方，但指南针容易滑落，此法不稳当。又试图把指南针浮在水面上，而当水摇荡不定时，指南针难以准确地指向南方。相比之下，以悬挂为最好。方法是从新丝绵中抽一股单丝，点一滴蜡将丝粘在针腰，然后将其悬挂在无风处，这样又牢固、又灵活，指南针就可以灵敏、准确地指向南方。将磁化钢针置於指尖和碗边有不稳当的缺点，但所用的支撑方法对后人则有启发，因而制造出罗盘针，也就是把磁针的中腰顶在一根小针上，小针置於一个刻有二十四向的方位盘，把磁针所指的方向对准盘上的正南方位，使用时，磁针就自然地转向南方。《梦溪笔谈》提到磁针指南，“然微偏东，不全南也”，这是在使用指南针的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这个磁针的偏向，叫做“磁偏角”，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地球上的磁极不是正好的南北两极的缘故。沈括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磁偏角的人，在以后的古籍中还明确地指出磁偏角在五度以内，不同地区磁偏角有差异等。
指南针发明制作成功后，很快被应用到航海事业中，大大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展。重和二年（1119年）朱写的《萍洲可谈》，记载一些海船上已装有指南针，有经验的水手善于辨别方向，夜晚观星，白天看太阳，遇到阴雨天就依即靠指南针。宣和五年（1123年）徐兢奉命出使朝鲜，从宁波乘船前往，后来在他写成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中，除详细地记述航行时的情景外，而且记载船头、船尾各置一只水浮式指针，逢阴雨天用它定南北，辨方向。十二世纪以后我国沿海各地的海船出海，广泛使用指南针定方向，不仅促进两宋的航海术发展，而且促进了两宋海外贸易的发达。两宋的海船装上指南针，东到日本、朝鲜，南到南洋，西到非洲东海岸，就把指南针的技术带到外国，先传给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再转给欧洲人，促进了世界航海业的发展，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
火药的发明
火药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火药作为一个名词，有一定的意义，“火”这个字很明显，知道它是因发火而生；至于“药”字，那是因为火药的三种主要成分硫磺、硝、木炭，都是可治病的药。即使把它们按一定比例配成了火药，医家仍把它看作治病的药，《本草纲目》说，它主治“疮癣杀虫，辟湿气瘟疫”。对于火药的发明，史籍无具体明确的记载，一般认为火药是炼丹家在炼丹时偶然发现的，偶然发现的情况，又不外两种：直接的因制造某种药而发现，间接的因变化某种物质而发现。所以，很难确定火药发明的确切时间，由唐至五代尚未找到“火药”这一名词，但路振《九国志》卷二记载唐哀帝天初（904—907）“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许洞《虎钤经》卷六放“风助顺利如飞火”下注曰：“飞火者，谓火炮、火箭之类也。”看来飞火包括两类，一是火炮、二是火箭。如果路、许所说的可信，那么火炮这类东西在十世纪初就有了，而火药从发现到应用，必有一个酝酿转化的过程，所以火药的发现肯定早于十世纪。
宋代将火药广泛运用于军事方面，开辟了军事的新纪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产生巨大影响。开宝三年（970年），兵部令史冯继升献火箭法，令其试验，且赐其衣帛。开宝九年（976年），吴越国王向宋进射火箭军士。咸平三年（1000年）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火箭、火球、火蒺藜等。冀州团练使石普自言能为火、火箭，真宗召至便殿演之，与宰辅同观之。这反映宋军中已普遍地进行火药武器的试验和制作。
仁宋时，曾公亮、丁度等奉命撰《武经总要》，书中记载了各种火药武器的名称，火箭、火毯、火蒺藜、火鸡、竹火鹞、火枪、毒药烟球、霹坜火球等，共有十几种。书中还开列了三种火药的配方。这三个配方成分各不相同，但都具备作为火药的硫黄、焰硝、木炭三种成分，另外从其成分功能看，分别具有爆炸性、燃烧性、毒性。形成固定成分种类、数量的火药配方，决不是一日的功夫，而是不断试验改进的结果，这表明火药已发展到第二阶段了。
佛郎机复原图中国初期的火药武器，就性质而言，可分为三种：即燃烧性的、爆炸性的、射击性的。其中射击性的出现较晚。燃烧性火器，如烟、毒药烟球、火药鞭箭、火炮等，其目的主要是焚烧可燃之物，或混合毒气熏人。这种火器用数层纸卷成，涂以火药，用时以火锥烙透，使火药发火燃烧。宋人很重视火炮的操练运用，既用于攻击，亦用于防御；既用于陆地，亦用于水上。爆炸性火器有霹雳火，一般做法是用干竹二三节，径一寸半，并用薄如铁钱的瓷片三十，和药三四斤，裹竹为球，两头留竹寸许，球外敷药，点法同火炮。它可阻止敌人攻城，亦可水战，据载，“舟中忽发一霹雳炮，而实之以石灰、硫磺。炮自空而下，落水中，硫磺得水而火和，自水跳出，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人物不相见”。又，赵淳守襄阳，用霹雳炮御金人，“……随即放霹雳火炮、箭，入虏营中，射中死伤不知数目，人马惊敌，自相蹂践”。射击性的火器，是指用管子装上火药而发出去的。这是火器史上的一大进步，它开创了以管形器械操纵火药的先声，成了后世管形枪炮的始祖，这种改进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绍兴二年（1132年）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以火炮药下竹竿火枪二十余条，皆用两人共持一条，当敌人攻时，用它烧毁。天庆元年（12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造出新武器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步”。估计这种子窠又是一个个火炮，其燃烧面积会大得多，提高了对敌方的杀伤力，当然是进步的。
两宋战事频繁，火药武器又是重要的攻防武器，嘉定十四年（1221年）金人攻蕲州（今湖北蕲春），宋人准备弩火药箭七千支，弓火药箭一万支，蒺藜火炮三千支，皮大炮二万支。一次就提供如此众多的火器，表明宋代火药武器的制造业已达到相当水平。据《鏖史》引《东京记》（已佚）记载，广备攻城作下属有火药青窑，这就是官府经营的制作火药的工厂，这里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对所制武器“非长贰当职官，不得省阅及传写，漏世以违制”。另外各州都有作院，如荆州作院，一月制造一二千只，可以拨给襄郢一二万。就因为制造出如此多的火器，才使军事力量不强的两宋得以维持了三百多年。
火药和火药武器在北宋时已达到相当水平，但与其并存的其他民族，尚不会制造和使用，直到北宋灭亡后，金人才得到火箭、火炮的式样和制作方法，从而有所发展。蒙古人在灭金的过程中学会了火药以及武器的制作技术，在灭金、灭宋的战事中大量使用了火药武器。南宋后期，火药是经南宋和阿拉伯商人传到西南亚各回教国家；而火药武器则是蒙古人西征带到西南亚回教国家的。十三世纪末，阿拉伯人将火药和火药武器传到欧洲，欧洲人制造使用火药武器至少比中国晚四百年。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初年，以杨亿为领袖，以刘筠、钱惟演、李示谔、陈越、李维、丁谓、刁、张泳、钱惟济、任随、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刘秉等十八人（中缺一人）为羽翼，形成了一个文人小团体。他们标榜学习李商隐，实际上却丢弃了李商隐诗歌的内容和精神，专取其艳丽、雕镂、骈俪的技巧，大家倡和，互相仿效，遂成风气。宋景德（1004—1008年）年间，杨亿等人在修书和写作制诰的空隙，以作诗为消遣，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诗。后来这些诗由杨亿编集并序曰：“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而予以固陋之姿，参酬继之末；入兰游雾，虽获益以居多；观海学山，叹知量而中止。……其属而和者又十有五人，析为二卷，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酬唱集》云尔。”
杨亿等人，天分都很高，但只知摭拾字句，以粉泽华艳为能事，引起许多人反感。陈从易深恨杨亿等人的应酬游戏之作，认为它们破坏了古代诗歌的传统，便向皇帝上书说“或下里如会粹，或丛脞如急就，”深中其弊。一次，皇帝宴请百官吃酒，一个优伶打扮成李商隐的模样，故意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苦着脸向众人说：“我是李商隐，被修书写制诰的诸公把我拉扯成这个样子。”满场百官笑声大作。优伶的这种讽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窃取李商隐的特点。尽管如此，但由于西诗人政治地位高，且同入馆阁，每个人都有文名，再加上社会比较安定，也需要点缀升平之作，他们仍然主盟文坛，被称为“杨刘风彩，耸动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