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艳文词可供粉饰和享乐之用，但不能作为加强封建统治的工具。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反对他的人愈来愈多。宋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下诏指责说：“近代以来，属词多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并告诫各级官僚“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遮复古风。”宋仁宗时，范仲淹于天圣三年（1025年）提出改革时弊的政纲中，也要求“敦谕词臣，兴复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此后，宋仁宗于天圣七年（1029年）和明道二年（1033年）连续下诏申明要防止，提倡古文。在这二十余年间，朝廷的表态和有见识的文人对西体的不满互相呼应，主张改革文风的人士接踵而至，显示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前期的活跃局面。
与此差不多同时，河北大名人柳开第一个提出了复古写作韩柳式的散文。他在《应责》中，提倡一种“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的古文，宣扬文道合一：“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但他的总倾向是以道为本以文为末：“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他的古文创作未能实践他的理论，因而影响不大，但他首先提出重道、致用、崇散、尊韩、反浮靡等观点，对人们很有启示。与柳开同时倡导古文而创作也有成就的是王禹。他“遇中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因此“八年三黜。”他主张写“传道明心”的古文，和杜甫式的对现实有独特认识的诗歌。他以自己的作品《待漏院记》、《唐河唐妪传》等语言平易的古文和《感流亡》、《畲田词》、《对雪》、《十月二十日作》等单行素笔，直抒胸臆的诗歌，初步宋初诗坛文坛。稍后，时称徂徕先生的山东人石介开始对西派正式进行了严厉的攻击和批判。他在《怪说》中力诋杨亿，不遗余力；“昔杨翰林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忧天下未尽信己之道，于是盲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聋，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灭，乃发其盲，开其聋，使天下唯见己之道，唯闻己之道，叵知其他。今天有杨亿之道四十年矣。……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其为怪大矣。”而穆修则在西体风靡之际，不顾流俗的诋毁和耻笑，勇敢地校对、刻印韩愈、柳宗元文集数百部，亲自在京师出售，声称：“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
此后不久，欧阳修开始登上文坛，从而将这场诗文革新运动推向了最后的胜利。欧阳修小时家贫，靠母亲郑氏盛沙练字，学问猛增。少年时代，人人以杨、刘等西之作相标榜，他偏不取。17岁那年参加州考时，被考官所黜。他仍不回头，又拿出韩愈之文细加研读。7年后的天圣八年（1030年）才中进士，任馆阁校勘。在政治上他支持范仲淹，在文学上他推崇韩愈。他曾在西名家钱惟演慕府中作事，但丝毫没受到他的影响，而与尹师鲁（即尹洙）等人共同作古文。他继承穆修之事，继续校定、编印韩愈文集。在《记旧本韩文后》说：“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接着，又从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并根据实验经验有所取舍：就道而言，趋向平实，就文而言，趋向平易。他反对“舍近求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文章，也反对“弃百事而不关于心”的态度，主张为现实、为时事而创作；使古文从高谈道统的理论文变为实用的散文。而且，他还以自己丰富的诗文创作来实践自己的理论，写出许多针对时事的作品。散文有《与高司谏书》、《五代史伶官传序》、《泷冈阡表》、《醉翁亭记》等名篇，诗歌有《食糟民》、《答杨子敬两长句》、《明妃曲》等卓越的作品。宋嘉二年（1057年），欧阳修始任知贡举，于是，便借助行政职权严格禁止考试用华而不实的骈文，而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并通过此来选拔诗文革新的后起之秀。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梅尧臣、王安石、曾巩等人，都是在他的直接或间接的培养和鼓励下成长起来的。在欧阳修的热情努力下，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欧阳修的弟子中，为诗文革新运动立下大功的是苏轼。苏轼诗文创作的特点是重视“文”。他论道论文，不同于柳开、石介等人，也不同于欧阳修、王安石等。他讲道，不局限于孔孟儒家之道，而是指天地间每一事物背后的“内在物理”。他讲文，是“求物之妙”，“了然于心”和“了然于口与手”的辞达之文。一扫浮艳、用典和艰涩，使诗文革新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将西体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苏轼在创作上极为辛勤，在提拔青年人上也不遗余力，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来、晁无咎和陈师道、李等，后来也都成为文坛著名人物。如果说欧阳修奠定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胜利的基础，那么，苏轼则是最后完成它的人。
文学奇才苏轼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十岁的时候，父亲苏洵去四方游学，母程氏亲自教授苏轼读书，凡是听到古往今来成败兴衰的历史故事，苏轼总是能够概括地说出它们的要点。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感慨叹息，苏轼就说：“我如果做范滂，母亲允许吗？”程氏说：“你能够做范滂，我反而不能做范滂母亲吗？”
等到苏轼成年，博通经史，一天能写几千字的文章。他喜欢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庄子》，感叹说：“我从前虽然有这种看法，嘴巴里却说不出来，今天看到了这本书，正适合我的心意呀！”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礼部考试。在当时科举应试的文章中，割裂文辞，追求怪异的流弊占了上风，主考官欧阳修正思考用怎样的方法来挽救文风，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十分惊喜，想把这位考生选拔为第一名，但怀疑文章是他的门客曾巩写的，所以只是取为第二等；后来苏轼又凭《春秋》对义得居第一等，殿试时中了乙科。考试完了，苏轼写了名帖去拜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当设法避开这个人，让他出一头地。”听到此话的人开始哗然不服，以后就信服了。
后来苏轼遭到母亲去世之痛，归家守丧。嘉祐五年（1060年），调福昌（今河南宜阳）主簿。欧阳修认为苏轼才识兼茂，就推荐他到秘阁去。以前考试《六论》是不起草的，所以文章都写得不精致。苏轼开始起草，辞章义理都十分鲜明。又对制策，列入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能列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而已。
对策上第后，即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属陕西）判官。关中自从元昊叛乱以后，百姓贫困，赋役繁重，岐下人民每年运输南山木筏，从渭水出发转入黄河，经过砥柱天险，衙吏们催逼役赋，一个紧接一个，几乎把老百姓的家都踏破了。苏轼了解了这件事的危害性，因此重新修定了衙规，让百姓自己去选择水工，按时进退，从此，役害减去了不少。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当年在藩府的时候就听到了苏轼的名声，因此想模仿唐王朝的成例召他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之才，是大器之才，以后自然被天下重用。重要的是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读书人没有一个不敬畏、羡慕、心服他，都希望朝廷进用他，然后才录取他、任用他，那么就人人不会有不同的意见了。如果现在骤然重用他，那么天下的读书人未必以为这是对的，皇上这样做的结果反而连累了他。”英宗说：“那么就给他一个修注怎么样？”韩琦说：“记注和制诰是相近的，不可贸然任命。不如在馆阁中选择一个能够接近皇上的帖职给他，而且请皇上先召他来面试一下。”英宗说：“如果面试，不知他行不行，假如苏轼也有不会的怎么办？”韩琦还是不同意，等到试他二论，又列入第三等，可以任职史馆。苏轼听到了韩琦的这些话后，说：“韩公真可说是用德来爱护人才了。”
三苏祠恰巧苏洵去世，英宗赐给苏轼钱帛以帮助他办理丧事，苏轼辞谢了，但要求追赠父亲一个官职，于是英宗就追赠苏洵为光禄丞。苏洵临终时，把哥哥苏太白去世早，他的子孙还没有自立，妹妹嫁给姓杜的人家，去世后还没有下葬，都一一托付给苏轼。苏轼服丧期满，立即殡葬了姑母。后来苏轼的官做大了，可以荫及子孙了，他就把这个特权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回到朝廷。当时正是王安石做宰相，王安石平常就讨厌苏轼政见和自己不同，于是就让苏轼判官告院。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想改变科举、兴建学校，诏两制、三馆讨论。苏轼上书议论说：
求得人才的途径，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办法，在于求其实。假如国君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之政，那么胥史皂隶中未常没有人才，何况在学校和贡举中呢？虽然沿袭目前的做法，我认为人才还会有余。假如国君和宰相不了解人，朝廷不去求实，那么即使在公卿侍从之中也常常会担心没有人才，何况在学校和贡举中呢？虽然恢复了古代的学校制度，我认为人才还是会不足的。时代有好或坏，事物有废和兴，当时代安定，虽然暴君也不能废毁它，等到它已是倾颓的时候，就是圣人也无法恢复它。所以风俗变化了，法律和制度也要跟着变。就像大江大河的改道，勉强要它恢复原来的样子，是很难为力的。
庆历年间本来曾经建立过学校，但是直到今天，只有空名还存在着。现在要改变今天的礼制，变更今天的风俗，又要征发民力来整修官室，聚敛百姓的财富来供养那些游士。百里之内设置官府建立军队，狱讼在那里治理，军务在那里谋划，又要精简那些不受统领的官员，把他们摒弃到远方，那不是人为地制造纷乱，给天下人民造成苦难吗？如果没有多大的改革而又希望对时代有益，那么和庆历年间的建立学校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尤其应该沿用过去的制度，让先王所创的旧业，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被废弃就够了。至于贡举这种办法，已经施行百年了，国家的治乱盛衰，原因并不是因为有了贡举。皇上看祖宗的时代，贡举这办法，和今天相比究竟是哪个好？言语和文章，和今天相比究竟谁个优？得到的人才，和今天相比究竟哪个多？天下的事情，和今天相比究竟谁会办？比较了这四件事情的长短，那么就可以对议论作出决定了。
现在想改变的不过是几桩小事：有人说乡举应该以德行为本而略去文词；有人说应该专取策论而免去诗赋；有人却希望兼采名誉声望而废除糊名弥封的考试办法；有人则希望经生不考帖经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论调啊。希望皇上能注意长远的、大的事情，而小小的变法又何必去干预呢？我还有一个经常挂在心上的私忧，也许只是错误的想法，但还是想对皇上陈说：关于性命的学说，从子贡开始都没有听到过夫子的阐释，而今天的学者，却偏偏把不谈性命看成是耻事，读他们的文章，感到大而无当而难以穷尽；看他们的样子，似乎超然物外无所黏著而不可留取，这难道是真的有才能吗！原来是那些只有中人资质的人，却偏偏在那里安于放任，乐于荒诞罢了。皇上又为什么要用他们呢？
奏议呈上，神宗醒悟了，就说：“我原来就怀疑这个改革，读了苏轼的奏议，思想就完全清楚了。”当天就召见了苏轼，问道：“目前朝廷政事、法令的得和失在什么地方？即使是我的过失，你也只管说就是了。”苏轼回答道：“皇上有生而知之的天性，文武天成。治国之道，不怕不明，不怕不勤，不怕不果断，就只怕求治心太急，听的意见太泛，进用的人才过快过多。希望皇上能用安静来镇急躁，静待物之自来。然后适应它。”神宗惊恐地说：“你这三句话，我应当牢牢记住，好好思量。你在馆阁，应该替我好好考虑治乱的措施，不要有什么隐藏。”苏轼退出后，就把神宗的话告诉了同僚们。王安石不高兴，就让苏轼任开封府推官，想用繁忙的政事来束缚他。怎知苏轼处理政务果断、精确、敏捷，结果是名声传播得更远。时逢上元佳节将到，朝廷下令开封府到浙江买灯，并且命令要压低收购价格。苏轼上书说：“皇上难道是把看灯作为快乐吗？这不过是用元宵放灯来侍奉两宫的欢心罢了！然而皇上的这份孝心，百姓却是不会知道的，因此他们都认为皇上是用耳目不急的玩物，去夺取他们口中和身上急需要用的资财。这件事本来很小很小，但它牵涉的事体却很大，请皇上追还以前的命令。”神宗就下诏取消了此事。
当时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上书评论新法的不利。书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