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迎袁使团来到北京，受到袁世凯的热情接待，他打开北京正阳门，以表示隆重欢迎。晚上，他又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迎袁专使。第二天，袁世凯在与迎袁专使的谈话中，满口答应南下就职毫无问题，只要安排好留守坐镇的适宜人选，立刻就走。迎袁专使见袁世凯办事非常爽快，也就放心了。
29日晚，按照北京市当局的通知，市民要上街举行提灯游行，以表示对迎袁专使们的欢迎。游行刚刚开始，从东北方向传来几声炮响。人们以为是礼炮，并不在意。突然，从周围的胡同里冲出很多士兵，奔向大街的店铺，砸开大门，疯抢起来。抢过之后又放火焚烧，人们乱成一团。原来，陆军第三镇的部分士兵为抗议袁世凯南下，发动了兵变，乱兵还冲入迎袁专使的住所，蔡元培等人有的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匆忙跳墙逃入六国饭店避难。3月1日，天津和保定也发生了军队哄抢事件，北方社会秩序大乱。
这些兵变事件都是袁世凯一手策划布置的，他故意把北京的形势搞得十分紧张，然后以维护北方秩序为借口，拒绝去南京就职。袁世凯的这套骗术，果然迷惑了蔡元培等人，他们相信袁世凯如果南下，北方政局会更加不稳定，便打电报请南京临时政府对袁世凯进行迁就，孙中山只好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到这时，孙中山提出的限制袁世凯的三个条件已有两条失效，仅仅剩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了。袁世凯对这写在纸上的“约法”一点也不害怕，因为他知道写在纸上的东西随时都可以撕毁。可孙中山却十分重视《临时约法》的制定，在他的亲自主持下，南京参议院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起草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革命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的野心，在《约法》中规定国家政权形式为责任内阁制，而不是总统制，对总统的权力作了限制。这个约法还规定全国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是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根本大法。它虽然不能最终限制袁世凯，但在当时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3月10日，袁世凯身穿大礼服，趾高气扬地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临时政府陆续北迁，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终于落入袁世凯的口袋。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政府，最后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国家分裂，对袁世凯认识不清，又没有自己独立掌握的武装，因而经不起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威逼利诱，最后只有妥协退让，交出政权，走向失败。
二次革命
公元1913年3月20日，夜晚10时45分，上海站月台，一列北上的列车即将开动，车站候车室议员休息室内走出几位中年男子，健步向检票口走去，突然，从不远处的黑暗角落里传出一声低低的手枪声，紧接着又是第二声、第三声。一位30多岁的男子，中弹倒在血泊中，凶手逃之夭夭。这位遇刺者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的领袖、即将就任的国务总理宋教仁。他的遇刺揭开了中华民国历史上，专制势力与革命民主力量大决战的序幕，直接引发了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的“二次革命”。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把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向着两个方向发展，孙中山主张大力发展工业，修筑铁路，通过发展社会经济来巩固中华民国；而宋教仁等人则主张成立一个能争取多数人支持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成立责任内阁。
就在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同一天，应邀出席了南京同盟会员为他举行的送别会。他即兴发表了演讲，说：“今天满清王朝已经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我从前主张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已经达到。只有民生主义还没有着手，今后我们应该在这一问题上多下工夫。”
过了几天，孙中山在上海接见一位名叫李佳白的美国人，又说：“我领导的政治革命已经完成，今后想重点从实业和商务方面来发展国家。”这实际上是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的宣言书。
正巧在这时，袁世凯接连发出几封电报，邀请孙中山和黄兴，来北京商议国家大事，孙中山决定接受邀请。1912年8月24日，北京前门东站张灯结彩，悬挂着“欢迎”两个斗大的方字，军乐队也吹奏着迎接贵宾的乐曲，袁世凯用欢迎国家元首的待遇，隆重地迎接孙中山的到来。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孙中山与袁世凯进行了13次会谈，每次都从下午谈到深夜，谈得非常投机、融洽。一次，孙中山对袁世凯说：“我已经决定今后从事社会事业，放弃竞选总统，十年之内大总统只有袁公担任了。”袁世凯听后，连忙点头表示感谢。接着，孙中山又说：“十年之内，我保证修筑20万里铁路，你练出100万精兵，怎么样？”袁世凯连忙站起来，带头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随即，他又授予孙中山中华民国铁路督办的职务。孙中山表示接受袁世凯的委任，全力修筑铁路，争取早日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
袁世凯见孙中山已经进入自己设计的圈套了，心中暗暗欢喜，加快了建立专制独裁的步伐，而孙中山却对袁世凯失去了警惕，只重视经济建设，忽视了政治斗争，这预示着中华民国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生存危机。
与孙中山相反，同盟会另一位著名领导人宋教仁，则主张组织议会政党，通过竞选方式，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组织内阁，与袁世凯展开正面的政治斗争。
宋教仁，字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县人。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19岁的宋教仁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但他并不高兴，因为这时他已被新学所吸引，不想再走封建科举这条老路了。后来，他参加了华兴会，成为一名革命党人，又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在日本期间，宋教仁进入法政大学，学习法律与政治，翻译了英、美等国的政治、法律制度的书籍，对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权组织形式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他最推崇、羡慕英国的“责任内阁制”，希望将来用这种政权组织形式来建立中华民国。
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迅速从上海赶到武昌。当时，许多革命党人对武昌起义胜利的突然到来，缺乏精神准备，有些不知所措，但宋教仁却拿出了早已编制好的三大本共和国中央和地方机关设施等法律文献，参与武汉军政府《鄂州临时约法》的制订，成为革命阵营中的法律专家。
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孙中山和黄兴都主张发展实业，巩固和发展民国，对袁世凯失去了警惕。而宋教仁却始终不相信袁世凯会忠于中华民国，他认为只有通过《临时约法》，用法律来约束袁世凯。他的政治见解概括起来说就是：先组织一个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党，参加国会选举，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根据约法规定，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的政党可以出面组织责任内阁，这个党的党魁可以担任内阁总理。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办事不受总统的约束。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实际上就被架空，而内阁总理则成为国家握有实权的领袖。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宋教仁废寝忘食，到处发表演说，联络其他中小政党，准备成立一个议会中最大的政党，参加即将举行的国会竞选。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4个团体合并，正式建立国民党。
袁世凯在新组建的国民党中，孙中山虽然被推举为理事长，但实际负责任的却是宋教仁。为了吸收一些官僚、政客加入国民党，壮大实力，他把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和“男女平等”等革命主张取消，把一个革命政党变为庞杂的议会政党，这是一个大倒退，但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的竞争力却大大加强了。
国民党成立后，宋教仁满怀喜悦地写信告诉海外的同盟会员，预料国民党必定在选举中获胜，出面组织责任内阁。1912年冬，宋教仁日夜盼望的国会选举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根据选举法的规定，选民必须是20岁以上，文化程度在小学毕业以上，有500元以上固定财产的男性国民，妇女被剥夺了选举权。
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选举。选举过程中，出现了花钱收买选票，雇人投票等丑闻，但总的看，在中华民国选举史上还是最好的一次。由于同盟会的政治影响依然存在，加上国民党人数众多，选举结果，国民党大获全胜，获得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共392个多数席位。而其他政党加起来，才占223个席位。
袁世凯得知选举结果后，大惊失色，他感到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人是他建立独裁统治的最大威胁，便决定收买宋教仁。一次，袁世凯见到宋教仁，装作同情的样子说：“钝初，你革命这么多年，现在又是内阁农林总长，还穿着这件旧棉袍，实在不应该，这是一套价值3000元的服装，还有50万元交通银行的支票，任你支取，如果不够，还可以增加。”宋教仁坚决不收，在袁世凯的百般劝说下，他只把衣服收下，却把那张支票退回。袁世凯知道宋教仁不是金钱和高官所能收买的，决定用暗杀手段除掉这个心腹之患。
大选胜利后，宋教仁非常兴奋，他认为依靠国民党这第一大党的支持，自己完全可以出面组阁，当上国务总理了。10月18日，他离开北京，沿着京汉铁路乘车南下，回湖南桃源老家去探望离别8年之久的老母和妻子。呆了不长时间，又到长沙、武汉、南京、上海一带发表长篇的竞选演说，对袁世凯政府进行了尽情的揭露和猛烈抨击。
在上海，宋教仁接到许多恐吓信，同志们劝他提高警惕，不要麻痹大意，他却一笑置之，笑哈哈地答道：“没关系，我这次南下堂堂正正，都是为国家做事，又怕什么呢？”陈其美插话说：“钝初，你不要掉以轻心，小心他们会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你。”宋教仁放声大笑，说：“只有我们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
不久，袁世凯来电，催促宋教仁和几位国会议员快点北上，商议组织责任内阁的大事，宋教仁决定3月20日晚10时45分搭车北上。临行前，他的好友徐天复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钝初，这次北上事关重大，千万注意安全！”
10时40分，宋教仁与黄兴等几个送行的人走出议员休息室，向检票处走去，正在这时，从车站黑暗角落里，飞来三颗罪恶的子弹，射入他的胸膛。宋教仁身体摇晃了几下，就顺势倒在身旁的椅子上，低声说道：“我中弹了。”黄兴等人急忙把宋教仁送到医院里，紧急抢救。凶手乘着车站一片混乱之际，逃之夭夭。
在医院里，宋教仁请黄兴代笔，给袁世凯拍了一封电报，通告他遇刺的消息，在电文的结尾，希望袁世凯开诚布公，保障民权，建立民主政治。在宋教仁的弥留之际，黄兴和陈其美紧紧抓住他的手，再三说：“钝初，放心！我们要代你报仇的。”22日凌晨，这位年仅32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不幸逝世。
21日袁世凯接到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心中非常高兴，但表面上却故作惊诧，立即给江苏都督程德全打电报，命令他去医院慰问，悬重赏，限期破案。程德全立即悬赏10000元，通缉凶犯。22日下午，有人告诉袁世凯，宋教仁已经逝世，袁世凯假装十分震惊，连忙说：“竟有这种事吗？快拿电报来！”看过电报后，又装出一副痛惜的样子说：“唉！这怎么好，国民党失去钝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如何开展党务？”
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上海国民党党员几乎全部出动，分头寻找线索。22日晚上，两名四川籍学生前来报告：在鹿鸣宾馆住着一个衣衫不整、容貌不善的人，叫武士英，他曾拿着一张照片，说要干一件大事，有重赏。前日深夜，他得了一大笔钱，不知去向了。次日，我们在报上看到宋教仁先生被刺的消息，对照报纸上的照片，才知道武士英就是刺杀宋先生的凶手，特来报告。
陈其美得知这个情报，立即派人去鹿鸣宾馆，在武士英的房间里搜出一张“应桂馨”的名片。陈其美断定应桂馨很可能是暗杀的操纵者，立刻密告英法捕房，火速将其逮捕。又在应桂馨家里搜出他与袁世凯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长洪述祖往来的秘密电报，同时还逮捕了凶手武士英。
这些确凿无疑的证据，证实谋杀宋教仁的主谋不是别人，就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同谋犯是洪述祖，具体指挥者是应桂馨，凶手是武士英。案情真相大白后，袁世凯一面百般狡辩，杀人灭口；一面暗中为消灭国民党而进行周密的部署。
1913年4月24日，凶手武士英在监狱里吃了应桂馨的亲信送来的毒馒头，突然被毒死。1914年1月19日，应桂馨乘火车南下，在杨柳青站附近，被人用乱刀砍死。2月19日，任直隶总督的赵秉钧，一天饭后，突然中毒，七窃流血而死。所有这些，都是袁世凯为了杀人灭口所为。
作为靠军事起家的军阀头子袁世凯十分清楚，要想消灭国民党这支异己力量，只凭暗杀是不成的，还必须使用武力。为此，他同帝国主义各国驻华公使多次秘密商议，举借外债，作为镇压国民党的军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