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这天，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回到上海，陷入苦闷和绝望的困境，闭门著书，希望以此来启发国民，唤醒社会。自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先后发动或参加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结果都完全失败，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这说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急需寻找到一条新的民族独立解放的道路。
张勋复辟闹剧
张勋复辟是利用“府院之争”导演的一幕拥溥仪上台的丑剧。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操纵北京政府的实权。在护国战争的打击下，黎、段被迫打起“民主共和”的旗号。6月29日，黎元洪明令废弃袁世凯的《约法》，恢复民元孙中山制定的《临时约法》。8月1日下令恢复国会，实行责任内阁等。但这种妥协和统一是暂时的。段祺瑞凭着手中的军事实力，妄图武力统一中国，建立以国务院为中心的军事独裁统治。这必然引起与其他军阀的矛盾。1917年，黎、段围绕着对德参战问题而激化，引发了“府院之争”。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主张对德宣战，企图乘机扩大实力。黎元洪则在美国的支持下利用国会反对参战，并下令免除段祺瑞内阁总理的职务。段祺瑞则跑到天津策动武装倒黎。6月2日，段在天津成立“独立各省总参谋处”，并以13省督军名义联名通电，威逼黎辞去大总统之职。黎无计可施，只得求助拥兵徐州的张勋入京调停。张勋趁机展开复辟活动。
张勋原为清末江南提督，因镇压“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升任为江苏督军，后转任长江巡阅使，率所部定武军约二万余人，驻守徐州。其以清王室老臣自居，本人与所部士兵一直都留着长辫，被人们称为“辫帅”，所部武军称为“辫子军”。段祺瑞被免职后，也想借张勋之力赶走黎元洪，故向其作出“复辟一事，自可商量”的含糊允诺。
1917年6月7日，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从徐州率3000辫子军北上，途经天津又与段祺瑞会谈，威逼黎元洪解散国会。12日，黎元洪被迫下令解散国会。7月1日，张勋及其同党拥戴溥仪登上清宫太和辟，正式宣告复辟，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一时间，成群的遗老遗少，穿着朝服朝靴，拖着长长的假辫，又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
张勋的例约逆施，引起全国各阶层的强烈反对。7月2日，逃匿日本使馆的黎元洪发出通电，要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并恢复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祺瑞见时机已到，并在天津马广组织“付逆军”，自任总司令，进京付伐张勋。7月12日，辫子军悬旗投降，张勋逃往荷兰使馆，溥仪再次退位，12天的复辟逆流宣告结束。
张勋复辟的失败，是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复辟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必然结果。
护法战争
段祺瑞赶走张勋后，以“再造民国”的功臣自居，重新组建内阁，自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又夺取了北京政权。段重掌政权后，极力推行对外亲日卖国，对内武力统一的方针，以图建立皖系军阀的独裁统治。他公然宣称“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拒绝恢复约法的国会。1917年8月，段在日本的支持下，正式向德、奥宣战。只以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向日本大量借款。以扩大自己的实力。
段祺瑞的反动统治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引起英美帝国主义及其他军阀的不满。由此，中国大地掀起了与军阀混战相交错的护法战争的风暴。
当袁世凯败亡时，孙中山就指出：中国能否大治，关键是能否“尊重约法，拥护共和”。1916年6月9日他发表了《恢复宣法宣言》，重申“恢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是报国“惟一无二之方”，为了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由上海到达广州，举起护法旗帜。同时他还电请国会议员南下，呼吁西南各省督军与各界“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在孙中山号召下，北京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于7月21日发表联明通电，拥护护法，并率舰由上海开往广州。原因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也大多南下抵粤。程系军阀和滇系军阀希望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对抗段祺瑞，确保自己的势力范围，并趁机发展，于是采取了与孙中山合作的态度。
8月25日，孙中山召集来到广州的国会议员130多人开会，因不是法定人数，故称“非常国会”。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推选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任命了各部部长。军政府的成立，揭开了护法战争的序幕，中国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政局。
广州军政府成立后，两广、云贵成为护法运动的中心。并组织了以广西督军潭浩明为总司令的粤桂浙三省护法联军，开进湖南，出师北伐。当年8月，段祺瑞政府以“背叛开国”罪通缉孙中山等人，10月，命令直系军队进入湖南与护法军作战，护法战争开始。
正当直、皖两系军阀斗争日益激烈时，护法军政府内部由于军阀们为各自利益打算，也发生了重大分裂。西南军阀迎接孙中山南下的目的并不在于“护法”，而是借助孙中山的护法旗号，抵制北洋军的“武力统一”，保护其地方割据。当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攻占长沙后，段祺瑞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引起直系军阀的强烈不满，1918年6月，吴佩孚通电主张和平，并与西南军阀相勾结，共同对抗皖系。这样，西南军阀反倒觉得孙中山是他们进行政治活动的障碍，力图排挤孙中山，同年11月，陆荣廷不顾孙中山的反对，擅自通电主和，与冯国璋的“和平攻势”相呼应。次年2月，又与直系军阀勾结，鉴定停战协议。
1918年5月10日，滇桂军阀联合政学系议员，操纵非常国会通过了《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选出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等七人为总裁，实权操于西南军阀之手。孙中山被孤立起来，军政府成为西南军阀的工具。只得被迫通电辞职，愤懑的指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5月21日离开广州赴上海，护法运动失败。
护法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尾声，它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危机。
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赶跑了一个皇帝，结束了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但是，在思想领域内，封建思想并没有清除。随着袁世凯掀起的尊孔复辟的逆流，封建旧思想、旧伦理、旧习惯又沉渣泛起。
500多种报纸在“二次革命”后大多被袁世凯查封、收买，余下的也销路锐减。青年学生毫无自由可言，在1914年3月2日北京政府公布的《治安警察条例》中规定青年学生“不得加入政治结社”。
袁世凯企图用孔孟之道来控制人们的思想，用专制高压手段来束缚人们的行动，但是经过一场全国性革命运动所出现的民主思潮，毕竟是不可遏制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迎着这股逆流前进，在文化思想领域里掀起了一场新的斗争。
蔡元培旧照1915年9月15日，在喧闹的大上海，一个名叫《青年》的杂志诞生了，与一般的社会流行杂志不同，《青年》杂志从它创刊之日起，就显示出勃勃生机和活力，磁石般地吸引着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有志青年，但谁也没有想到，它吹响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进军号角，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它的创办人是陈独秀。陈独秀，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学成归国后，在安徽创办《国民日报》、《安徽俗话报》等报刊，显示出过人的才华，引起人们的注目。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1916年第2卷第1号开始改名《新青年》，高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人物。
1917年1月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决心把这所封建色彩浓厚的全国最高学府改造为西方资本主义式的大学，准备从社会上聘请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革新人物。一天，医专校长汤尔和告诉蔡元培：“《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正在北京，是个难得的奇才。”蔡元培当天便挑灯翻阅了汤尔和送给他的10余本《新青年》，被陈独秀的激进思想折服，当即决定聘请陈为北京大学文科（文学、哲学、历史各门）学长。并马上去前门一家旅馆拜访陈独秀，当场拍板决定。不到半个月，北京大学就向陈独秀发出了由北京政府教育总长签署的正式委任书。
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新青年》编辑部也从上海移到北京，在京的新文化界人士李大钊、胡适等也到北大任教，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北京大学也自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光绪二十四年）10月6日，24岁时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参加反对袁世凯卖国的革命活动。1916年夏归国后，担任北京《晨钟报》编辑，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生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12月17日。1910年（宣统二年）考取清华官费留学生，先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是著名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归国后，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他系统提出了文学改良的意见，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影响很大。
此外，还有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树人（鲁迅）、吴虞等人，也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当时称作“德先生”，就是德莫克拉西（democracy民主）；称作“赛先生”，就是赛因斯（science科学）。他们认为，近代以来，欧洲文明之所以一天比一天兴盛强大，根本原因就在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作用，就像一辆车的两个轮子一样，缺一不可。而中国要想尽快摆脱民族危亡的不利处境，也急需“德先生”和“赛先生”鼎力相助。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倡的民主，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来代替封建的专制政治；他们所提倡的科学，是提倡学习科学知识，并用科学的观点去重新评价一切事物。
提倡民主与科学，必然要在思想上反对封建的礼教。因此，新文化运动的锋芒很快就指向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孔子学说，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1916年9月1日，一个名叫易白沙的学者在《新青年》2卷1号发表了《孔子平议》一文，指名道姓，向孔子开战。随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人，都写出了一批战斗性很强的文章，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他借一个“狂人”的口，来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其中有一段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首‘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吴虞也写道：“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这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和揭露是极为深刻的。
随着思想革命的展开和深入，文学方面也出现了一次革命。
蔡元培行书墨迹1916年10月的一天，陈独秀接到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的来信，提议应从八个方面对文体进行改革，后来，胡适把这些意见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上，这八个问题是：文章要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要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去掉无用的套话；不用典故；文章不讲对仗；不回避俗字俗语。这是新文化界首次提出文学改良问题。
稍后，陈独秀也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提倡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来表达新思想。鲁迅还发表了《孔乙己》、《药》等一系列白话小说。在社会上掀起了文学革命的狂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到1920年，教育部决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文的语文教材。
新文化运动的展开，猛烈地冲击了封建旧的思想文化秩序，封建顽固势力立即组织反扑，陈独秀为此在《新青年》上发表“答辩书”，坚定地表示：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今天，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那怕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表现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誓与封建旧文化决裂的战斗精神。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封建思想解放运动，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封建旧的思想文化展开了狂风暴雨般的扫荡，把许多人从封建蒙昧状态下解放出来。虽然这个运动仍然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子里，对中国传统文化也缺乏冷静的批判与继承，但它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