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同封建旧势力苦苦鏖战的时候，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新时代希望的曙光。
从此，新文化运动改变了方向，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表示怀疑，开始面向俄国，寻找新的革命出路。到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击败德国而告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大会，李大钊阔步登上讲台，面对着台下的学生和群众，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
李大钊首先向台下问道：“胜利了！胜利了！究竟是谁的胜利？我们庆祝，究竟为谁庆祝？”接着，他又明确告诉人们：“这回胜利，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政府的胜利，而是全世纪庶民的胜利。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这代表了部分激进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心声，也体现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很快，以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为标志，近代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
“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的五四群众爱国运动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而爆发起来的。
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1919年1月举行在“五强”（英、美、法、意、日）操纵下的巴黎和会。这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是老官僚徐世昌，实际掌握北京政府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段祺瑞，他在1918年10月起不担任国务总理，而任“参战督办”，统率着用日本贷款喂养的所谓“参战军”。南方的护法军政府在孙中山退出后，由以岑春煊为首的军阀官僚所把持。南北两个政府1918年底宣布停战，并且在1919年2月开始举行议和的会议。北京政府派出了一个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团长是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陆征祥，也有南方军政府的外交人员参加。
中国代表团表示他们在这次和会上要做到：一、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这些利益不得由日本继承；二、取消1915年袁世凯政府对日本承认的“二十一条”；三、取消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殊利益，包括领事裁判权、租界、租借地、势力范围等；四、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家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利益。
但是巴黎和会不过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只是拿中国问题作为同日本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它们不可能也不想使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全面让步，更绝不愿由此而导致它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受损害以至失掉。对于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和取消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问题，法国总理克里门梭代表“五强”答复说，这些问题都不属于这次和会讨论的范围。只是在讨论战前德国的殖民地处置问题时，和会讨论了中国的胶州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代表团也完全失败了。日本方面说，胶州湾已经在事实上为日本占有，而且1917年9月北京政府在同日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中已对于日本的要求表示“欣然同意”，所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都只能转让给日本。和会终于按照日本的意志作出了决定。在讨论过程中，美国还提出了由五国共管的主张。这个主张受到日本的反对，也无益于中国。
事实教训了原来对巴黎和会抱有幻想的人。例如1918年12月创刊的时事评论刊物《每周评论》（李大钊、陈独秀主编），在发刊词中说：大战结果是“公理战胜强权”。但是到了1919年5月初，它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并且说，巴黎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北京的学生首先起来用行动表示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亲日派的北京政府的愤慨。为商量如何抗议巴黎和会，5月1日，北京各学校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开了一个小会，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代表又开了一次会议。后一次会议上决定第二天举行群众大会。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他们在宣言中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主张立即召开国民大会。游行队伍想进入东交民巷向各国使馆表示抗议，但受到使馆巡捕的阻拦。他们便转向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当时北京政府的交通总长，1915年任袁世凯的外交次长，是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他和章宗祥、陆宗舆又是段祺瑞对日本借款和签订军事协定的经手人，因而成为最受到舆论指责的三个卖国贼。学生群众包围和冲进了曹宅，没有找到曹汝霖，却找到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他刚从日本回国。学生们在曹宅放了火，并且痛殴了章宗祥。大批军警赶到曹宅，学生32人被逮捕。
曹汝霖旧照5月4日北京学生的行动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发出一声响亮的春雷，立即震动了全国。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并进行爱国宣传。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舆论的支持，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一年已有过一次演习，那是为反对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订立实际上以共同反苏为目的的军事协定而发生的。那次学生运动由在日本的留学生开始，他们中有许多人罢课回国。北京学生立即响应，5月21日北京大学等校的学生二千余人游行到总统府，要求废除同日本的军事协定。在1918年的这次游行后，北京的学生群众中关心国事的空气大大增强，有些学生开始组织起来，并和天津及南方一些城市的学生取得联系，成立了称为学生救国会的“近乎全国性的学生团体”。
北京政府虽然在五四游行的两天后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提出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下达了禁止学生干政、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学生们以“十人团”的组织在北京市内，并在北京附近铁路沿线演讲。几天后，由于北京政府的严厉禁止，学生改用贩卖国货的形式进行宣传。6月1日北京政府下了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表扬为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一道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就加倍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学生们从6月3日起重新进行街头演讲。
北京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镇压。6月3日，有170多个学生被捕，第二天又有700多学生被捕。但是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比前两天更多，有5000多人，北京政府已无法加以压制。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不仅各地学生罢课，而且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形成全国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运动。
“五四”运动时的纪念章各地民族资本的工商业这时正面临着帝国主义势力在战后卷土重来的威胁。五四学生运动提出了抵制日本货，劝用国货的口号，这对于工商业者是有利的。北京的商会在五四后立即表示赞助学生的行动，接着，天津、上海和全国许多城市的商会也纷纷响应。各地商会主张用有秩序的“文明”的方法进行爱国运动，其行动止于提倡国货。它们所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6月3日的北京学生和反对政府形成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上海的商界受到学生的影响，在6月5日宣布罢市，抗议北京政府的暴行。上海附近的城镇以至全国其他许多城市也跟着宣布罢市。
工人群众的奋起更增添了运动的声势。全国产业工人的人数，辛亥革命时约为五、六十万人，到了五四运动时已达200万人，其中包括民族资本的工厂和外国设立的工厂中的工人。辛亥革命后几年间，各地工人进行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次数比辛亥革命前多，规模也比较大。有些地方的工厂开始建立工会组织。罢工斗争一般地是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但有时也越出经济斗争的范围。例如1915年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日本资本的工厂中的工人举行罢工，反对“二十一条”。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法帝国主义强行扩大租界地区。这都是工人与其他各界人民相配合进行的爱国斗争。1919年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立即在工人群众中得到响应。特别在6月3日后，以上海为中心，工人群众走上了斗争的前列。在上海，日本资本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厂的男女工人五六千人，在6月5日首先罢工，接着，日本资本的其他工厂，英国资本的一些工厂，还有美商、法商、华商的电车公司的工人也宣告罢工。在上海以外，沪宁路和沪杭路铁路工人，京奉路唐山工人，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相继罢工。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等地也都有工人罢工。
爱国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人群众以罢工形式参加斗争，不但使北京政府，而且使帝国主义感到十分震惊。由于工人罢工，帝国主义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有陷入瘫痪的危险，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受到威胁。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北京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解救危机。6月10日，北京政府宣布“批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辞职”，并且改组了内阁，不过改组后的内阁仍然为段祺瑞的势力所控制。至于巴黎和会，北京政府虽已决定在和约上签字，但由于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反对，也就不敢坚持这个决定。6月28日在巴黎订立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对德和约（即凡尔赛条约）的时候，中国代表团没有签字。
6月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风潮渐渐平息了下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为渡过了一个难关，但是，五四运动所起的影响是他们所遏制不了的。
经过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工人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成为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抵达上海，提出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上海发起组很快与北京的李大钊和已去广州的陈独秀相商，认为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酝酿和准备，成立全国性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确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小组随即通知各地小组各派代表两名出席会议。
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僻静的贝勒路树德里3号（今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静静地举行。出席会议代表共12人，代表全国党员50余人。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董必武、陈潭秋（武汉）、毛泽东、何叔衡（长沙）、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由陈独秀委派）；马林、尼可尔斯基（共产国际）也列席了大会。
代表们围坐在一张长形餐桌的四周。
因陈独秀、李大钊未能出席会议，李达、李汉浚虽然做了会议准备工作，但他们都不喜欢交往，是学者型的人物，不轻易附和别人，爱坦率地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喜怒形于色。他们与马林之间关系不太融洽。马林毫不客气地要他们报告工作情况，又要他们的工作计划和预算。他们便坦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未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实际情况自由支配。二李与马林差一点吵了起来。
董必武像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7岁，但显得圆滑，他既与马林谈得来，又与二李亲密，他成了马林与二李间的协调人。虽然二李为中共“一大”做了筹备工作，张国焘来后，反客为主，筹备工作便落到他的手里，他被推选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周佛海为记录。
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和会议的议程，提出应讨论的具体问题。接着马林、尼可尔斯基热情地致词，由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
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工作情况，并交流了经验，讨论和起草党的纲领，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讨论党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的方针、任务和方法，制定工作计划。
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会议选出的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委员会委员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利用这两天时间起草会议文件。
7月27日至29日，集中讨论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文件草案。7月30日晚，继续举行会议，但不料发生了意外事件。
7月30日晚上的会议刚刚开始，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从那扇虚掩的后门，突然闯入会场，朝着室内的人环视一周。众人对这个陌生人的闯入，感到诧异。
房主李汉俊问这个不速之客：“你找谁？”
“我找社联王主席。”那人答道。
附近有一个“社联”，但那个组织没有人姓王，也不设主席。
李汉俊颇警觉：“这不是社联，社联也没有什么王主席。”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哈了哈腰，然后匆匆退了出去。
马林具有秘密工作的经验，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这是怎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