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小孩是“散养”的，不像城里的孩子“圈养”，还得设个幼儿园，将孩子们圈起来，统一由几个阿姨带，顺带还得认字，画画什么的。村里的孩子、牧区的孩子，天和地，野树林，到处疯玩，小河边，野水泡子，都是孩子们的游乐场。
不过在我学龄前，村里成立了几个向阳院，就是由村支部指定一些有点知识文化水平的妇女，要么就是女党员，就近将附近住户的学龄前小孩子组织起来，排练一些文艺节目，我当时是红光向阳院的独唱。那儿还有集体舞蹈。唱的歌通常都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小小竹排》、《红星闪闪》、《映山红》、《一条大河》、《卖报歌》、《北京金山上》、《草原之夜》、《二色楞的眼睛》等，总之都是一些特别好听的革命歌曲。当时我最喜欢的是《映山红》和《我心中的玫瑰》，我那么小，每次唱这两首歌时都泪流满面，常常哽咽得我都无法唱下去。红光向阳院的院长叫风琴，女党员，村里的妇联主任，是荣儿的姑姑，自然了，红光向阳院就比泽东向阳院，红旗向阳院还有五星向阳院办得红火和有生气。因为妇联主任当院长，当然不能输给别人。
当我们十几个红光向阳院的小朋友挎着柳条编的篮子到村里刚刚收割完的麦里去拾麦时。就会唱：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身背小土篮，放学以后去劳动，拾上一把小麦穗？那时还没有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小麦都是人工收割，自然会有许多麦穗遗落田头地垄。每一次，孩子们的篮子都塞得满满的，送到队部，自然会在红光向阳院的宣传栏上加一颗小红五角星，算是取得的成绩，一颗小五角星，相当于城里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得了小红花。只是那时候的成绩都算作集体的，那时是不反映个体成绩的，个人只不过是集体这碗水里的一小滴。
还要排练舞蹈，通常都是四人舞，记得最著名的一个舞蹈就是《小扬鞭》。歌曲朗朗上口，节奏明快。我和荣儿、秀儿还有娜银花四人手持马鞭，马鞭是用五颜六色的布条绑在一根光滑的杨木根上做成的，颇像京剧里的马鞭。舞动起来，非常神气，加上每人一双高腰小毡靴踩上地上，发出有节奏的响声，有那么股子踢踏舞的味道。其实就是由蒙古舞的骑马舞演绎而来的，是一种很阳刚的舞蹈。但由四个六岁左右小女孩跳出来，就有说不出的味道。总之全村人都特喜欢《小扬鞭》这个舞蹈。至今我还能哼唱：小扬鞭呀，二尺长啊？在那一年的新春大年之际，《小扬鞭》在向阳院的比赛中，获得舞蹈第一名。
在向阳院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那就是忆苦思甜。痛诉万恶的旧社会，地主老财如何残暴地剥削贫下中农。当时我们院长风琴每讲必哭，我也跟着不停地流泪。每每讲到荣儿的爸爸——风琴院长的弟弟——因穷没医眼病，眼睛里爬出许多条长长的蛆虫，挤得整个眼睑都翻了出来，就在这种情况下，还得去给地主放羊、放牛，否则就不给饭吃。荣儿就会将牙咬得咯嘣咯嘣响，举起小拳头发誓：一定要为爸爸报仇，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永远不和地主老财的狗崽子玩。
那时，小朋友的心目中都觉得地主是天底下最可恨的人。每个小孩都知道，天下有一个大地主刘文彩，还吃人奶。周扒皮半夜鸡叫。可我们村的两位地主，我认为，怎么着都没那么可恨。反而比较勤劳。两位地主老老实实的接受贫下中农对他们的再教育，荣儿常常和其他小朋友拿小石子或小土坷垃往正在扫大街或挑牛粪的地主身上扔，嘴里还要说：地主，老财，万恶的旧社会！每每这时，我会阻拦荣儿，荣儿急了会骂我叛国投敌，忘了阶级苦。我就会以武力来治服荣儿。
接下来，我们用了一年时间排练顶碗舞和筷子舞。这两种舞蹈是典型的蒙古舞，应该是每一个蒙古族小姑娘都必须会跳的舞。但跳得好，跳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却非常难。
风琴院长跟队部申请了一百只瓷碗和二十把竹筷子。这可是顶碗舞和筷子舞的重要道具。光是碗我就摔碎了二十多只，才算顶住了，但能达到如无碗的境界还需要更多的碗。一百只碗也架不住我们四个小姑娘练的，这算是比较赔钱的舞蹈了。
编舞的活儿是我的姑表姐斯琴高娃来干。她能歌善舞，后来真成了县歌舞团的一名演员。现在姑表姐斯琴高娃早已移民海外，嫁给了一个二流的作曲家。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见到她了。只在大姑家见过她和她那洋鬼子丈夫生的两个小洋鬼子的照片。就连我大姑过世，高娃也没有赶回来，说是又生了小三，没办法回来，这生和死赶到一块了，那生离死别的事好像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据说，风琴院长也已经过世了，只有向阳院里的歌声和舞蹈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虽然那稚嫩的童声已被那沧桑而又颇具磁性的声音湮灭，那轻盈的舞姿也被行色匆匆的都市人的脚步踏碎。但记忆却像树的年轮，无法抹去，而且记忆从不撒谎，真实、鲜活，仿佛就在昨天，那毛毡靴踩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还在那儿清晰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