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一般指政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也引申为秉公办事的公心、公意；“私”是指自利之心和自利之举，特定场合也指个人的正当利益和合理欲求。如何对待公与私，在普通人是道德问题，对为官者是官德问题。做官与做人的要求不同，官德与道德的标准有异。
古人认为，公生善，私生恶，公私二字是为官者的“人鬼关”。在历史长河中，无数的清官廉吏之所以流芳百世，不少的贪官污吏之所以遗臭万年，主要缘于“为公”还是“为私”的区别。手握“公器”的为官者只有深怀“忠公”之心，克私奉公，秉公用权，才能经受住“公与私”这个善恶之门、祸福之门的考验。
1、人心之病，莫甚于一私
语出杨万里《答陈国材书》。意思是说，对人心的祸害，没有比私字更厉害的了。另一种解释是：一个人的思想毛病，没有比自私更大的了。
思与悟
私欲是人性中最大的弱点。“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但凡追求自我完善、有所成就的人，都应把“克私”作为人生的必修课，不断地战胜自我、超越自我，以实现人生价值。
吉水县杨万里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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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不私亲属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他是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华民国的缔造者。
孙中山为中国的独立和自由奔走呼号，艰苦卓绝地奋斗了40余年。而他一生廉洁奉公，清正耿介，从未给自己和亲属置办过任何家产，谋求过任何特权私利。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由于胡汉民（广东都督）要随孙中山北上南京供职，广东都督的职位空缺。当时不少广东绅商百姓联名举荐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出任此职，并要求孙中山委任。孙中山得知后，立即致书广东各界团体予以劝阻。同时又致函其兄道：“为大局计，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孙眉听从其弟的劝告，没有出任粤督。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危并留下《家事遗嘱》，其中谈到：“余因尽瘁，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3月11日，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第二天便溘然长逝了。
孙中山临终时留下的遗产只有生前的一些衣物，两千余册书籍，以及华侨为他捐资购买的一所住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实际上是“没有存贮私产的平民”。
2、私者，君子之甚恶也
语出杨万里《代萧岳英上宰相书》：“某闻之，私者，君子之甚恶也。利于私，必不利公，公与私不两胜，利与害不两能，故夫私者，君子之所甚恶也。”意思是：我听说，私心私利，是君子非常厌恶的。对私心有利，必然不利于公众，公与私不能两方面都取胜，利与害不能同时都享有，所以私心私利，是君子非常厌恶、极力反对的。
思与悟
公私之分也是境界之别。从道德的价值取向上讲，公与私水火不相容：公则善、私则恶，公则平、私则偏，公则兴、私则衰。有境界的人也是“好公恶私”的人。因为他知道，损害别人，必遭反击；多方有益于人，自己必能多方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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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旦杜绝私谒
王旦（957-1017），字子明，宋大名莘（今山东莘县）人，真宗（赵恒）时官至宰相。
王旦推荐人才秉公无私。他推荐人都是密奏皇帝，从来不向被推荐者透露。有的人被推荐当官后，根本不知是谁推荐的。直至王旦死后，史官修《真宗实录》时，人们才从档案中知道当时的官员多半是王旦推荐的。谏议大夫张师德为晋升的事先后两次找王旦，王旦都不见。后来在讨论人事时，王旦说：“张师德真可惜啊！”另一个宰相向敏中赶紧问他什么意思。王旦说：“我已经多次在皇帝面前谈到张师德出身名门，表现好。不料他却两次去找我，这不是徇私舞弊吗？他如果真可以晋升，就应当老老实实地等待，怎么可以自己奔走要求！如果这样的人重用，那些没有门路的人该怎么办呢？”
王旦个人生活俭朴。他从来不为自己购置田地房宅。他说：“子孙们应该想如何自立，何必去考虑田地房宅的事呢？如果不自立，没出息，即使为他们购置了大量田产房屋，他们将来还是要为争夺财产而闹纠纷、干坏事的。”
王旦病重时，皇帝赵恒前往探病，并赐白银五千两。王旦上表辞谢，并在表上添了几句话：“我越来越害怕有更多的财产，况且对我已经无用了，我希望把这些银子施于民间。”
3、上之为公，下之为民，皆公职也，
退而思其道，进而施其事
语出杨士奇《东里全集·退思斋记》。意思是说，为官者要上为国家，下为百姓，退亦为公、进亦为公，竭尽全力、尽职尽责。
思与悟
“退亦为公，进亦为公”，谓之“忠公”。这是立国之本、为官之本和做人之本。为官者用权施政如何取舍、如何进退，关键在于是否把握心系于“公”、心系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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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张堪，字君游，东汉初南阳宛（治所今河南南阳）人。他年少丧父，将其父余财数百万转送给侄儿，自己则到长安去苦读诗书。由于志行高笃，被儒士们称为“圣童”。而他为官之后的政绩，则充分体现了“忠公”之心。
刘秀早在称帝之前，就对张堪的品德和志向时加称赞。后来他出任郎中，三迁为谒者，后又擢升为蜀郡太守。当时，大司马吴汉奉命南讨公孙述，因军粮只及7天用度，意欲回师。张堪快马赶到吴汉军营，劝其不要退师，并为吴汉筹划败敌之策。吴汉采纳了张堪之计，先以弱兵挑战，引诱公孙述出成都城，然后以重兵出击，结果大败敌军。张堪进城后，“检阅库藏，收其珍宝，悉条陈上言，秋毫无私”。他不仅自己分文不取，而且多方安抚官吏百姓，因而受到蜀郡人民的热烈欢迎。
又过了两年，张堪以骑都尉身份率兵在高柳（治所今山西阳高）打败匈奴，并出任渔阳太守。在职期间，他“捕击奸邪，赏罚必信，吏民皆乐为用”。张堪又动员境内民众，在狐奴开垦了8000多亩稻田，奖励人们努力耕种，使全郡人民生活越过越好。于是，百姓们编了一支歌称颂他：“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意谓所栽的桑树树干挺拔，没有枯枝败叶，所种的麦苗每棵都长出了两个穗头，真是个丰收的好年成。张太守治理全郡的政事，使我们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浮梁县署亲民堂
杨士奇墓园
4、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将独力拄倾危。
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
语出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二首》。绍兴八年（1138），胡铨因反对议和而遭贬。王庭珪作诗二首为其送行，这是其中第二首开头四句。大意是说，大厦原本就不是靠一根树木支撑得了的，但你就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把面临倾覆的大厦支撑起来；不懂事的痴儿（秦桧）不管国家的前途安危，而你却要做一个天下的奇男儿。意在赞扬胡铨以国家前途为己任的忠公之心。
思与悟
“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为官者理应比一般人更懂得“大河有水小河满”，“倾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国与家连在一起，才能创造人生的奇迹。
王庭珪出生地——安福县洲湖镇古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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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献论“公私”
《书·周官》：“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意谓执政者以公心灭私情，民众才会心悦诚服。
《荀子·不苟》：“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意谓出于公心，则能审察真伪是非；私心作怪，必然难辨美丑利害；弄虚作假，就会到处碰壁。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私怨不入公门。”意谓个人之间的仇怨，不能带到处理国家公务中来。
汉贾谊《治安策》：“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荀就，害不苟去。”意谓忠于国家而忘自家，为大公而忘小私，见私利不随便攫取，临危难不苟且逃避。
唐皮日休《动箴》：“坦如道砥，履过蒺藜。”意谓为人坦荡无私，公正廉直，即使是荆棘之路也能走过而无危险。
元张养浩《牧民忠告》：“宁公而贫，不私而富；宁让而损己，不竞而损人。”意谓宁愿为了克己奉公而贫穷，不要因假公济私而发财致富；宁可由于谦让而得不到私人利益，不应为了钻营而有损于他人。
明高拱《本语》：“去得一分私，便是一分圣学。”意谓去除一分私心杂念，便是多长了一分圣人的学问。
明方孝儒《杂铭·牖》：“大其牖，天光入；公其心，万善出。”意谓把窗户打开，阳光就会照进来；出自于公心，就会做出许许多多的好事。
5、为国家计财用，为小民陈疾苦
邹元标语，摘自陈鼎《东林列传》卷13.意思是，尽心尽力地为国家谋划财政收入，尽职尽责地向上反映百姓的疾苦。这是为官从政的基本要求。
邹元标（1551-1624），字尔瞻，别号南皋，明名臣，今江西吉水人。初为吏科给事中，屡官吏部主事、刑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
思与悟
“忠公”最重要的是忠于职守，尽心尽职地为国家效力，为百姓谋利。如果关心个人生活甚于国计民生，追求个人名利甚于百姓疾苦，则是走向腐化堕落的危险信号。对此当日日“三省”，时时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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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心为民的方克勤
方克勤，字去矜，明宁海（今属浙江）人。洪武四年（1371），经吏部考试，特授济宁（今属山东）知府。
方克勤公心为民，政绩卓著。当时，明太祖诏民开垦荒地，规定三年以后才征收赋税。但是，一些地方官吏借故提前征税，老百姓认为朝廷的诏令不可信，纷纷离乡别井，远走他乡，使新开垦的土地有不少又成了荒田。方克勤到任以后，头一件事就是与百姓们约定，税期仍为三年，并按土地的好坏分田为九等，税额亦按九等征收，做到平均税负，民心大悦。另一方面，方克勤严厉惩罚了那些乘机敲诈勒索的赃官污吏。于是，济宁府的闲散荒地得到了更多的开垦。
这年夏天，有个守将要征发民夫修筑城池。方克勤说：“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锸。”意谓老百姓正忙于收获耕作，怎能再用劳役去加重他们的负担呢！他将这一情况向朝廷中枢机构中书省申报，使这次劳役终于作罢了。恰好，这时下了一场及时雨，旱情大见好转。于是，济宁百姓纷纷传唱着：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他们打心眼里希望方太守能长久地在济宁做父母官。
在方克勤任内的三年中，济宁府的人口增加了几倍，百姓们丰衣足食。
6、为政不在多言，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
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
此系浮梁县署二堂楹联。上联意思是：为政处事不要说大话、夸海口，必须时时省身克己、廉洁奉公，以行动来体现对国之忠、对民之爱。下联意思是：每做一件事都要从全局出发、以大局为重，每一个问题都要从百姓的需要和国家的利益考虑。
浮梁县署始建于唐元和十二年（817），被誉为“江南第一衙”。该署从大门至三堂各主要建筑物门前，多以官箴为对联。
思与悟
能否时时“省身克己”、事事关注“民生国计”，自古就是衡量官品的标准之一。当代共产党人悟其精髓，方能做好民生国计之事：须“以忠公之心用权，以省身克己修身”；须求真务实，克勤克俭，廉洁奉公；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浮梁县署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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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黄羊公而忘私
《吕氏春秋·去私篇》载道：
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孤可”。平公曰：“解孤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以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这是一个典型的克私奉公的历史故事。故事发生在春秋列国晋平公执政时期。故事的主人公祁黄羊（本名祁奚，生卒年不详），晋国大夫，他在向国君举荐治国人才时，完全以才能为标准，不因为解狐是自己的仇人，心存偏见而不推荐；也不因为祁午是自己的儿子，怕别人议论而不推荐。他这种“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坦荡襟怀，得到了孔子的称赞，也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效法。
7、官，国也，非卧房笼箧中物
陈执中语，摘自张方平《陈公神道碑铭》：“世传陈执中作相，有婿求差遣，执中曰：‘官，国也，非卧房笼箧中物，婿安得有之？’竟不与。”这句话是说：官职是国家的，不是个人居室箱匣中的东西可以随便取用。
陈执中（990-1059），字昭誉，北宋洪州（今江西南昌）人。名相陈恕之子，累迁卫尉寺丞，知梧州。后历知江宁府、扬州、永兴军，以为官清廉、不徇私而闻名。
思与悟
用人权是国家和人民给予的“公器”，须出于公心、秉持公道、注重公论，掺不得任何私情和私利。如果任人为亲、重用亲信，或者量“财”用人、卖官鬻爵，只能是自取其辱、自毁其身。官职“非卧房笼箧中物”，值得掌权用人者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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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融论“忠德”
马融（79-166），字季长，东汉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学识渊博，遍注群经，著有《忠经》、《孝经》传世。
《忠经》是系统总结“忠德”的专门经典，不仅反映了两汉时期“忠德”的主要内容，而且标志着春秋时期所产生的“忠德”观念已发展成为较系统、完整的“忠德”学说。
在该书的《报国章第十七》中，作者论道：不思报国，岂忠也哉？君子有无禄而益君，无有禄而已者也。报国之道有四，一曰贡贤；二曰献猷；三曰立功；四曰兴利。贤者国之干，猷者国之规，功者国之将，利者国之用。是皆报国之道，惟其能而行之。
意思是说：不想报效自己的国家，这难道还能算得上是忠义之举吗？君子只有不受俸禄而为国家服务的，没有拿了俸禄却不为国家做事的。报国之道有四种：一是举贤荐才；二是出谋划策；三是建功立业；四是为民谋福利。贤洁的人是国家的栋梁，思想谋略是一国大计，功业是维护国家的重要措施，兴利是为国家造福。这些都是报效国家的要道，只要肯做而又能做到，就是好样的。
8、在公则不阿亲戚，奉公则不避仇雠
语出杨万里：“治官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在公则不阿亲戚，奉公则不避仇雠。”
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官就不该经营私利，在公门任职就不该牵涉交易；公理所在，即使牵涉亲戚，也不偏袒；奉公行事，即使牵涉仇人，也不偏私。
思与悟
公道正派是为官从政的基本道德规范。古时尧有十子却传位于舜，舜有九子却传位于禹，祁黄羊推荐仇敌解狐为南阳县令，都启示我们为官从政一定要公心在上、公正为先，决不因私利而乱政，决不为私情而枉法。
9、描得海图留幕府，不将山水带还乡
语出刘应麟《题署中诗》：“来时行李去时装，午夜青天一柱香。描得海图留幕府，不将山水带还乡。”大意是说，上任时带来的行李，离任时原原本本地带走，多年来自己无论白天黑夜，都做到了尽忠尽职、清正磊落。曾经作过的几幅画留在了府衙内，即使是这几幅山水画我也不会带走。
刘应麟（生卒年不详），今江西鄱阳县人，官至吴中（今江苏吴县）巡抚，为官清廉，克己奉公。这首离任诗可说是他为官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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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章大义灭私情
苏章，字孺文，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顺帝年间，苏章升任冀州刺史。下辖的清河郡太守是个昏庸赃官，当地的老百姓恨之入骨。然而，这个太守却是苏章的旧交。
一次，苏章到清河郡考核官吏政绩。老百姓听说刺史要来，都喜出望外，盼他为民除害。后来听说郡太守与苏章有交情，又担心他们沆瀣一气，官官相护。苏章很快了解到郡太守的劣迹，心里打好了惩治他的主意。一天傍晚，苏章派人请郡太守前来饮酒叙旧。席间，两人开怀畅饮、亲密无间，太守乐不可支，对苏章讨好地说：“此次刺史大人来到敝郡查访，卑职是大树底下好乘凉，遇事还望苏大人多加照应。”苏章道：“今晚我请老朋友喝酒，这是我俩私人间的情谊，与公事毫无相干。”苏章宴请郡太守的消息不胫而走，百姓们得知此事后心里凉了半截。
第二天，苏章升堂审案，令人传来郡太守，让其立在堂下听审。苏章说：“昨天喝酒是咱们的私人情谊，今天我升堂办案，就得不辱民意，公事公办了。”于是将查明太守的桩桩罪恶，一一公诸于众。太守原以为苏章会替他遮掩丑行，没想到苏章却不讲一点情面。他自知抵赖不了，只好跪在地上叩头求饶。苏章道：“你在清河郡为非作歹，罪行累累，民愤难平，定不能饶！”于是，当众依法严厉制裁了这个赃官。百姓们喜出望外，人人叹服，都称苏章是刚直廉明的好官。
思与悟
清官之清，清在仅食俸禄，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不捞公家一点好处，甚至“有官贫过无官日”，“去时还似到时贫”。卸任时连自己画的山水画都不敢带走的刘应麟，算得上是个中典范。有道是：愈老愈知生有涯，此时一念不容差。
苏州况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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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钟“不带江南一寸绵”
况钟（1384-1443），字伯律，号如愚，今江西靖安县人。史料记载，况钟任苏州知府13年，先后3次离任，却又3次复任，皆因百姓挽留。
况钟在第三次从苏州离任返京时，面对送行的黎民百姓，自作《饯别诗》：“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酾酒密如泉。”大意是：只身去京城述职，什么特产都不携带。老百姓含泪来送别，自己感到非常惭愧。
该诗现刻在况钟墓后的清风亭上。该亭还刻有况钟自作的另三首诗。其一是，“十年鞅掌抚名邦，如水襟怀到大江。无德及民殊自愧，君恩有负每神伤。”其二是，“检点行囊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其三是，“父老牵衣话别间，空烦扶杖出重关。相逢知是何年事，珍重无忘稼穑艰。”这些诗，足以看出况钟的清廉、勤政、自律、无私，与老百姓鱼水情深。
正统七年（1442），况钟积劳成疾，两次上书请辞，乞休养病，都未得到应允，年底卒于任上。噩耗传出，“苏民痛哭罢市”，户户悬像祭祀“比屋无间”。苏州城建祠立碑，刻《郡守况侯政绩之记》，昭其功绩。其家乡靖安也建有况钟祠，上书：“太守祠前面女墙，城南犹认况家坊。姑苏逸事乡人道，两字青天万古香。”
10、我瘠天下肥，我忧天下乐。
存此易地心，瓢饮亦不恶
语出刘同升《锦鳞诗集·悯饥三十首》。意思是：我贫困但天下人富足，我忧愁但天下人快乐。只要心中有这样一种换位思考的思想，那么即使像颜回那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清贫生活，也不会觉得痛苦。
思与悟
“我瘠天下肥，我忧天下乐”，这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着，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是为民“消得人憔悴”的操守。以“我瘦人肥、我忧人乐”为荣，以“我肥人瘦、我乐人忧”为耻，不仅可保自己一生平安，也能荫泽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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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瘦民肥”
《资治通鉴》第313卷有唐玄宗谈“官瘦民肥”的记载，大意是：
唐玄宗任命韩休为宰相。韩休做人严肃正直，不追求功名利禄，不为权势左右。唐玄宗有时在宫中设宴行乐或到后花园游玩打猎，稍有过失，总是赶紧问左右的随从人员：“这件事韩休知道不知道？”话音刚落，韩休的谏书就已经送到了。之后，唐玄宗经常对着镜子闷闷不乐，身边的人劝道：“自韩休当了宰相以来，您可比以前瘦多了，与其这样为什么不将他撤换掉呢？”唐玄宗感叹道：“我虽然瘦了，但国家必定富裕了。萧嵩上奏常常依顺我的旨意，从不与我反着来，可退朝后，我睡不安稳啊！韩休常常为国家社稷与我争执，退朝后我则可以宽心睡个安稳觉。我任用韩休是为了国家社稷，并不是为我自己呀。”
后来唐玄宗忘记了“官瘦民肥”的道理，贪图享乐，极尽奢侈，搞得国衰民怒，以致酿成“安史之乱”，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无独有偶，英国有个高韦甘比镇，把肥与瘦作为评判官员的依据。这个镇每次选出市长后都要用磅秤称一称其体重。到市长离任时，如果市长瘦了，说明他为百姓辛勤操劳了，即使任期内政绩并不怎么突出，也会得到市民的赞赏。反之，若肥胖超重，便认为是饱食终日、养尊处优，则会受到市民指责。这种方法虽有失偏颇，却是老百姓评判官员的“自主创新”之一，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