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美]理查德·罗兹著，吕博等译：《瓶中之蝎：揭开冷战铁幕的权威报告》（下卷），第399—400页。
当然，总统的立场只是决定美国没有对苏采取核打击的重要原因之一，以下因素同样制约着华盛顿的最终决定。首先，对所要维护的利益目标与采取核打击可能产生的后果之间的价值对比，不倾向于对苏采取核打击。战后初期，美国采取对苏强硬政策也是有限度的，遏制苏联的目的只是为了维系雅尔塔体系所形成的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美国内部对为了西柏林的存在而主动挑起战争仍有争议。其次，原子武器的自身局限性使美国不敢贸然行动。当时美国核武库中的原子弹数量极为有限且当量威力较小，尽管从1947年6月30日到1948年6月30日美国储存的原子弹数量已经从13枚增加到50枚，但对于幅员辽阔、战略纵深较大的苏联来说，即便用尽所有的库存原子弹也不足以对其造成致命的打击效果。此外，当时运载和投放核武器的工具主要是B—29轰炸机，这种型号的飞机双程飞行距离有限，无法取得预期的军事效果，而新制造的B—47轰炸机尽管飞行距离远，但数量有限无法承担大规模核打击的任务。Lawrence
Aronse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British and Canadian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8， Macmillan Press
1988，
p.71.而一旦美国的原子弹无法对苏造成致命伤，苏联则有了挑起战争的好机会，他们将利用自身在德国境内和整个东欧地区的常规军事力量优势一举击败西方。再者，盟国尤其是英国官方对核打击的态度，不利于美国对苏动用原子弹。早在1945年11月，英国政府就在一份名为《英国当前原子能政策》的备忘录中对使用原子武器击败苏联提出了两个必要条件：1.拥有大量可供使用的原子弹成品（大约1000枚左右）；2.西方拥有可以直接派出直飞轰炸机摧毁乌拉尔以东和以西的苏联城市和工厂的空军基地。备忘录的结论是“在今后5年内，希望单纯使用原子弹击败苏联是不现实的”。Magaret
Gowing &； Lorna Arnold， Independence and Deterrence： 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
1945-1952， New York 1974， pp.199-200.
对于冷战初期美国使用原子武器所受制约因素的相关分析，可参见戴超武：《原子弹与战后初期美国对苏核战争的设计》，载《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152—160页。
此外，空运问题是华盛顿军方关注的另一重点。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0月6日给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的备忘录中指出：通过空运供给柏林的方法最初被当作是配合通过谈判的途径政治解决危机的临时性权宜之计，但目前的情况似乎说明外交努力无法解决问题，据此在没有其他好办法的情况下需要长期采取空运的方式供给柏林。但美国目前的军事实力不足以无限期地支撑空运行动，不将这样的军事努力有效地转化为实际的效果，继续空运行动将对承担国家安全职责的全国军事设施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不利于在紧急状态下运转。
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最近柏林的空运需求量已扩大到每天4500吨，这是满足柏林物资供给的底线。为满足今后需求量进一步扩大，总共需要使用248架C—54大型运输机，这个数字占到了美国所有该类型飞机数量的52%，此外还需要配备大约18000名执行人员和大约8500名训练有素的后勤人员。在费用上，大约每月要多支出13540000美元，即每天451333美元，这些费用实际上还不包括因自然损耗或更换受损飞行器所需的费用。随着行动规模的扩大，目前的空运已经并将继续对军用航空运输服务机构以及相关生产工作产生严重影响。一则，目前人员和设备使用频率的增加，必须要有相应的替换计划；二则，空运规模的扩大需要有额外的、充足的后备基金做保障；三则，航空油料的超额支出增加了石油工业生产的压力；四则，由于目前飞机制造业已经停产C—54运输机，因此必须将该型号的客运飞机改装为货运使用，这将减少对军事人员的运输量。JCS
1907/9， 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PartⅡ 1946-1953 Strategic Issues：
SectionⅠ“Berlin Airlift and Defense”
pp.66-75.（缩微胶片）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片阅览室。考虑到上述困难的出现，在无法使用武力打破封锁的情况下，军方也不得不寄希望尽快通过联合国的调解解决问题。
9月29日，美、英、法三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提交了申诉书，要求后者注意“苏联单方面限制柏林与德国西占区之间交通所造成的严峻形势”，并提请联合国调解由此引发的争端。该申诉书强调：苏联的行为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是为了获取政治目的而施加的压力，美英法三国已经在《联合国宪章》第33条的原则下，耗尽了所有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办法。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
p.384.但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在10月3日提交公函，否认安理会有权考虑柏林争端，并指出“柏林问题与整个德国问题、西德政府的建立以及德国的分裂等一系列问题紧密相关，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7条的规定，以上问题应该由对德占领国政府负责处理，完全没有必要让联合国介入”。苏联据此建议在“8月30
日指令”的基础上，参照《波茨坦协定》召开美、英、法、苏四国外长会议讨论柏林局势和德国问题。FRUS， 1948， Vol.2， p.1210.原文详见FRUS，
1948， Vol.2， pp.1201-1210.
副国务卿洛维特认为，苏联的公函蕴涵着的巨大“陷阱”。其一，莫斯科建议召开外长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争取舆论支持并博得主动和解的美誉；其二，苏联的封锁行为与《联合国宪章》第107条的规定不符，是在“张冠李戴”地为自身非法行动狡辩。FRUS，
1948， Vol.2，
pp.1210-1211.在巴黎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马歇尔和贝文也针对苏联的公函得出了与洛维特相似的看法，并强调提及“8月30日指令”是苏联信函中最危险的内容。他认为此举将误导安理会中的某些成员，使他们要求美、英、法答应在指令基础上恢复四国谈判，苏联的信函以及其中的建议是一次狡诈和阴险的宣传活动，目的显然是要阻止安理会对柏林问题的讨论。FRUS，
1948， Vol.2，
pp.1211-1212.马歇尔因此提议：西方三国应该在安理会会议上主动地表明苏联先解除封锁，美国就准备接受立即召开外长会议的建议。不过，贝文的考虑比马歇尔更为长远，他质疑后者的建议“是否意味着西方将在《波茨坦协议》的基础上与苏联人进行徒劳的谈判？”贝文强调西方的立场不能后退到该《协议》的相关原则，不能因此而有损建立西德政府计划的实施，更何况一旦在该《协议》基础上解除封锁，西方如果还不愿意讨论德国问题，就意味着已经单方面做出了分裂德国的决定，就会再次为苏联人提供一个向外界证实清白的机会并使自身在国际舆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FRUS，
1948， Vol.2， pp.1211-1212.
此外，美国驻德军政府也对苏联向安理会建议在“8月30日指令”的基础上恢复四国谈判表示担忧。克莱认为：“不论对指令进行怎样的解释，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不能屈服于苏联。管制金融委员会无法对东马克在柏林的发行和流通实施有效监管，也就无法控制柏林信贷机构的信贷政策以及柏林市政府的预算，这样将会使西方军政府无力保护自身在柏林的合法权利，更无力保护在自己司法管辖权范围内的德国人不受出于政治目的的金融机构的任意操纵。如果西方不能确保西柏林的居民在没有政治控制的情况下使用货币，不能确保西柏林的公司和企业可以在数量和方式上充分使用银行和信贷机构的贷款，西方也就不再被认定对西柏林及其居民的生活拥有司法管辖权、参与管制权和主权。苏联当局在苏占区和东柏林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试图利用货币改革以及对货币流通和银行信贷的控制作为手段来达成自己纯粹的政治目的。如果苏联当局单独控制了德意志发行银行，西方就无法阻止他们在西柏林实现与在苏占区和东柏林一样的政治目标。”FRUS，
1948， Vol.2，
pp.1230-1231.可见，美国国务院、在巴黎的代表团、驻德军政府以及盟友英国，都反对苏联在10月3日给安理会公函中提出的恢复四国谈判的条件。
从10月4日起，美英法三国的申诉提案作为临时议程交由安理会讨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在当天以及次日的会议上解释说：“首先，《伦敦决议》已把德国分割成两部分，违背了之前在雅尔塔和波茨坦所达成的相关协定；其次，西方的所作所为使我们不得不对柏林交通施加限制以保护苏占区的经济，西方因为单方面违反对德占领协定而丧失了继续驻留柏林的权利；再者，柏林争端是德国事务的一个方面，应该通过四个占领国的外长会议而不是安理会加以解决。”[英]彼得·卡尔沃科雷西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第334页。又见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
pp.384-386.此外，维氏还辩解：“从传统的国际法意义上讲并不存在什么封锁问题，因此也不可能存在着对于和平的真正威胁。”[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148页。维辛斯基的一番说辞直接质疑了安理会处理争端的必要性甚至是合法性，由此将讨论的重点再次转到了程序问题，即安理会是否应该将柏林问题列入正式议程。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杰瑟普表示，目前的柏林局势存在着对和平的威胁，美英法作为联合国成员国有义务将情况呈报清楚。他强调三国申诉的问题是由于柏林封锁而对和平造成的威胁，不希望安理会的讨论和调解涉及整个德国问题，并指出起草《宪章》第107条的历史背景并没有表明该条款适用于大国在战败国领土内的行动。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 p.387.在5日会议讨论的尾声，安理会采用投票表决的方式以9票对2票同意将柏林问题列入正式议程。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 p.387. 或参见：FRUS， 1948， Vol.2， pp.1212-1213；
[英]彼得·卡尔沃科雷西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第334页。安理会通过有关程序性问题的表决，一般无须获得包括常任理事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国的同意。
不过，美国在安理会调解中所处的有利地位差点被自身的外交失误所抹杀。杜鲁门在10月5日通知国务院，他将派遣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邦雷德·文森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陈述美国政府强烈的和平愿望。用总统的两位演说撰稿人戴维·诺伊斯和艾伯特·卡尔的话说，被称为“文森计划”的行动是为了“加强总统爱好和平的形象”。[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马歇尔传（1945—1959）》，第411页。根据杜鲁门本人的说法，他的这一想法是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伦敦方面改善英美关系的“里丁子爵华盛顿之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美英关系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局面。为了缓解这种紧张局势，英国政府派遣本国首席大法官里丁子爵前往华盛顿，通过对话化解了两国之间包括“赴欧远征部队问题”在内的诸多误解和分歧。参见[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252页。的启发。1948年夏以来，华莱士领导下的进步党人在总统竞选活动中打出了“反对战争贩子”的口号以此攻击民主党政府并扩大自己的声势。杜鲁门担心美国国内的某些利益集团受此影响可能会作出不利于自身竞选连任的反应，他由此感到在竞选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还是要采取某些新办法同克里姆林宫打交道，以争取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253—255页。对此，杜氏还曾在回忆录中表示：“在我们同俄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以实力为主，任何软弱的表现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但这决不表示我们所采取的是一种好战的态度。我们将尽力与他们讲道理、同他们进行合作，而我们是真心诚意要这样做的。”[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255页。远在巴黎的马歇尔在得知“文森计划”后大为震惊，这不仅仅是因为杜鲁门在做出如此重大的外交决策前居然丝毫没有征求自己的意见，更是由于此举将极大地减少美国就柏林问题在联合国进行外交斡旋的余地，也可能被西方盟国视作是华盛顿绕开他们采取单边行动的表现。Avi
Shlai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