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又打发卢、萧等人的贴身卫士去别的地方找乐子，今天几位团长就留在这里过夜，明天一早再来接人。不用熬夜伺候差事又有钱花，卫士们当然喜笑颜开地接过了钱，告辞去了。朱德又暗嘱刘刚速去叫人，晚上9点之前来务必增加这里的人手，见机行事，移去卢、萧等人防身的武器。
晚上9时左右，有人悄悄送来了一张小纸条，上边写了四个字“山河统一”，这四个字，就是南昌暴动的口令。
8月1日的零点过后，在牌桌上鏖战的客人突然被十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围住并带走。没有人作更多的解释，客人脸上写满了惊骇与狐疑。两位团长更愿意相信这一切与朱德无关，朱德为人忠厚，绝非出卖朋友的人。而朱德也没有必要正气凛然地向两位团长宣布什么，因为大戏刚刚拉开幕，朱德还有重要的戏要演。
南昌城内的枪声骤然响了起来，朱德等人离开妓院去了李家取回了公文皮包，但并没有去南昌大旅社或者圣公会——这两处是暴动指挥中枢；也没去军官教育团，而是准备回自己家中。
这一天是农历的七月初四，天空中并没有多少月光，黑暗中满街都是枪声和口令声，“山河统一”这四个字被各式各样的口音传递着。
朱德等人来到南昌皇殿侧一带时，突然遇到一排武装的士兵，虽然答对了口令，但他们还是被拦截下来。他们的手电筒没有贴“红十字”，脖子上也没有缠白毛巾，更没有通行证和袖章（地位比较高的人都有），因此三人的枪都被警惕性极高的士兵收缴。
庆幸的是，巡逻士兵比较谨慎，没有贸然开枪。
反复交涉是没用的，铁军的巡逻兵只认标志不认人。朱德只好命卫士交出武器，并安慰血气方刚的卫兵：“不要紧，把武器交给他们只是暂时保管。”细心的朱德在交出武器的同时，要求查看一下对方的符号和部队番号、姓名，并登记下了自己枪支的号码、弹药数量和种类，以便日后讨要。巡逻的战士也没有为难朱德，一一作了登记，然后放行。
朱德的驳壳枪成了“战利品”，被送往暴动指挥部。
·4·
东方的天际已透露曙光，南昌街头的枪声逐渐止息。
8月1日上午6时许，朱德带着两名卫士离开了花园角二号，步行来到老贡院内。
这里已经为暴动部队控制，但朱德进入贡院时并没有受到阻拦。
但很快情况起了变化，守门岗哨态度不久变得强硬起来。朱德的卫士刘刚想到夜里巡逻部队不友好的态度，生怕朱德有什么差池，赶紧跑去系马桩找周恩来。没见到周恩来，却遇到了任弼时。任弼时把自己胳膊上戴的纠察袖章摘了下来交给刘刚，要他用这个袖章联络朱德。袖章果然管用，刘刚不仅进出贡院畅行无阻，而且其他地方也都一路绿灯。
在贡院内一间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刘刚找到了朱德。屋外有岗哨把守，廊柱上还捆着垂头丧气的两位团副。屋内朱德与卢、萧二位团长都没有捆绑，三人正在说话。
朱德看见刘刚，马上对他的袖章（指纠察证）发生了兴趣，忙问袖章的来历，刘刚撒了个谎，回答说“是外边拾来的”。朱德笑了笑并未深究，这玩意儿非同小可，哪里能随便捡？
屋内三个人说了半晌话，水也没得喝，饭也没得吃，想必已经是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了。刘刚弄来开水和面包点心交给朱德，三个人吃了，朱德又分了一些水和面包给屋外被绑着的两位副团长。
吃过饭以后，大家的精神好了许多。朱德把一封信交给刘刚，让他送到圣公会面交贺龙，信封上画了三个粗粗的“+”号，表示十万火急。卢、萧和两位团副也托刘刚去各自的家中报一声平安。
贺龙看罢朱德的信，在信皮写上了收到时间，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让刘刚交给朱德。返回途中经过卢团长家的时候，团长太太和另外几位青年妇女正在相拥而泣，为自己的丈夫担心。刘刚告诉她们，她们的丈夫都还平安，家眷们这才放心。
朱德与两位团长谈话以及写给贺龙的信，具体内容都已经无从可考。但暴动当日的黄昏时分，朱德从指挥部领回一纸任命状——任命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又取回了驳壳枪和一箱银元。那是准备开拔用的川资，前委已经决定让朱德打前站。
8月2日，第九军指挥部临时组成，军长韦杵并没有到职，副军长朱德成了最高指挥员。
第九军名义上是一个军，实际只有几百人作为南下的前哨部队。卢泽民则被委任为九军军部副官处长，随军出发。但他并没有坚持到底，在浒湾转向崇仁途中脱离了部队，再也没有回来。
第九军的番号并没有维持多久，便被撤编了。
朱德是以什么形式参加的南昌暴动，历来说法不一。陈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讲话中透露，“起义的时候，甚至把朱德的教导团（应为教育团）都缴了械，打了一下，才知道是自己人。”这说明教育团在暴动之前是被列入“解决”目标的。双方一交火，教育团吹起了“欢迎号”，才明白是自己人。参谋长刘伯承绘制的《参加南昌暴动兵力概要表》中，并没有列入朱德的部队。朱德做滇军的工作，暴动后收编滇军杨如轩部，结果仅收编数十人，应该说并不是很成功。
朱德的对南昌暴动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河坝分兵之后。
是信念、人品和经验，使老同志朱德成了军队的中流砥柱、定海神针。
·5·
南昌暴动，贺龙和叶挺两部兵力占尽优势，且是突然发作，取胜毫无悬念。
张发奎第二方面军中，还有两支部队没有赶上城内的战斗。等他们到达南昌城的时候，暴动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
一支是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另一支是第十一军第十师。
第二十五师有三个团，分别是第七十三团、七十四团、七十五团。七十三团全团为共产党所控制，团长周士第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生，当过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后任队长）。铁甲车队后来并入第四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又扩编为七十三和七十五两个团，其中七十三团是叶挺独立团的基干部分。七十五团团长李江不是共产党员，但其下的三个营为共产党所控制。而第七十四团，共产党只控制了一个重机枪连。
直到暴动的这一天早上，驻马回岭的周士第仍然没有得到一点关于南昌暴动的消息。他的顶头上司——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却要请他去师部一趟。师部在九江以南黄老门车站西端的黄老门村，两者距离十余里，骑马很快就到。
李汉魂对周士第作了最后的劝说，大意是说总指挥张发奎很欣赏你，并打算重用你，希望你能跟张发奎走。周士第则向李汉魂讲了共产党的种种好处。此时一列火车由南昌方向开到黄老门车站，周士第借故来到车站，得知南昌已经动手，于是连忙快马加鞭奔回团部。
这时，聂荣臻已代替他到团部主持暴动，决定利用中午睡午觉的时候，以打野外为名将部队拉出驻地，直奔南昌。
到中午还有些时间，周士第命团部军需官周廷恩去师部军需处，领取全团8月份的军饷。国民革命军通常都在每月月底发下一个月的军饷，暴动时间定在8月1日，恰好不耽误领取军饷。
军需官领回了钱，并在出发前顺利赶回部队。
8月1日中午过后，第七十三团全部、第七十五团的三个营、第七十四团重机枪连在马回岭拔营起寨，向南昌开拔。张发奎没有料到二十五师有这么多人投奔了共产党，于是带着卫队营，与师长李汉魂一起从九江乘专列火车向南昌方向赶来，试图劝说部队回去。
张发奎的专列到达德安火车站之前，终于追上了负责断后的第七十三团。
聂荣臻和周士第命令士兵对空鸣枪，吓退了张发奎和李汉魂。两人跳车，无功而返。张发奎的卫队营则在德安车站被共产党缴了械。整个缴枪过程并未发生战斗，双方都彼此熟悉。
不久，张发奎派了一位参谋来到德安，带着他的一封亲笔信，要求把遗留在专列上的望远镜和第二方面军军旗——大红绸布上面缀着金黄色的穗子——归还给他，也得到了满足。
第十师蔡廷锴加入暴动，纯粹是冲着叶挺的面子。
蔡、叶私交甚厚，两人对唐生智的东征都不感兴趣，在九江曾经密议一起南下广东。叶挺对蔡廷锴说：“即使我们攻下南京，亦属互相残杀，于革命前途确无意义。而且唐生智的革命性比蒋介石相差更远，不如我军回粤休养为高。”蔡廷锴十分赞同叶挺回广东的意见。
张发奎召集庐山会议，叶挺和贺龙没有去，蔡廷锴去了。会上汪精卫与大家谈了话，进行了一番笼络。蔡廷锴在庐山住了两天后回到九江，按照与叶挺商定的“共同回粤”的计划，他率第十师师部直属队由火车输送前往南昌。
当火车抵达乐化车站的时候，蔡廷锴遇到了麻烦：驻守在该车站的贺龙所部荷枪实弹，向北方放出了警戒，如临大敌，拦住蔡廷锴不让通过。后来才知道，蔡廷锴的第二十八团在南昌与贺龙的手下发生了摩擦。蔡廷锴的部下抢了贺龙军部的马匹，并杀了贺部一名军官和一名学兵。这件事让贺龙很恼火，依照他的脾气，暴动的时候连蔡廷锴也一并解决掉。
贺龙约了叶挺，商量如何处置第十师。叶挺认为有把握争取蔡廷锴参加暴动，第十师中有一个团已经被共产党掌握。他劝贺龙忍下来，从暴动大局考虑，前委也认可叶挺对蔡廷锴的处置。
蔡廷锴被拦在了乐化，亲自交涉，卫兵的答复很干脆：自己是奉命行事，任何军队无叶挺、贺龙的命令不准通过。如果想去南昌，须要有叶挺、贺龙的通知。
蔡廷锴见此情形，本想返回九江，但转念又一想，自己若不去南昌，已经先到南昌的部队难免群龙无首，再说自己答应叶挺一起回广东，不好失信。于是用车站的电话要通了叶挺，报告了情况。经过叶挺疏通，蔡廷锴终于到了南昌。
蔡廷锴来到南昌之后，立即修书一封送给贺龙和叶挺处请示工作，措词非常恭顺谦卑。贺龙因暴动顺利心情不错，当即请蔡廷锴到军部面谈，请叶挺来作陪。蔡廷锴除了表示拥护暴动、服从叶贺的指挥之外，尤其对自己手下夺马伤人的事向贺龙再三赔罪，并当场令手下退还马匹。
叶挺在旁边也替蔡廷锴说合，贺龙答应不再跟蔡廷锴计较。事后才知道，蔡廷锴采取的是虚与委蛇的权宜之计，抢去的马匹也没有如数归还，其中最好的二十匹好马自己留下不退，并寻机脱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