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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最光辉的一天，并不是功成名就的那一天，而是从悲叹与绝望中产生对人生挑战、勇敢迈向意志的那一天。
用这句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的名言来定位南昌暴动这一天，也许是最恰当不过的。
但是，这样一天到来的却相当不容易，情况瞬息万变。
7月28日，汪精卫、孙科、张发奎等从武汉赶赴庐山，召集朱培德、黄琪翔等开会，密商加紧“清共”行动。会议作出三条决定：第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从南昌撤回九江；第二，封闭共产党控制的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第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
还有一条更致命的消息：张发奎来电，8月1日他要陪同汪精卫、孙科来南昌视察。
先发制人，后发为人所制，必须赶在他们来南昌之前动手。
7月31日上午，前委在贺龙指挥部召开了暴动前最后一次会议。
南昌《暴动宣言》已经草拟，此刻张国焘正在修改。为了赶在8月1日见报，必须最晚在31日午后就要送去报馆排字印刷。谭平山则认为宣言不用再改，就用原来的宣言也未尝不可，并质疑张国焘想操纵暴动。最后还是周恩来出来圆场，为宣言定了稿。
张国焘仍不甘心放弃张发奎这张牌，他甚至认为可以留张发奎作为暴动的号召。此外，第二方面军中有很多共产党员仍然在张发奎的控制之下，他们的人身安全不能不考虑。保持与张发奎的友好态度，哪怕是表面上的友好，打电报给张发奎，派人和他办点外交，都可能减少牺牲。
张国焘的想法未免有些天真。此时此刻包括叶挺在内，在场的恐怕再没有一个人还对张发奎抱有幻想。事情明摆着，张发奎来，势必影响共产党与贺龙达成的默契。贺龙通过在他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周逸群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若要拉拢张发奎则不必干，若要干则不必拉张发奎。”贺龙不想张发奎掣肘。谭平山给中共中央的汇报中，说得更直接：“贺龙想取张发奎的地位而代之，我们正要利用这一点拉拢贺龙，所以我们不好主张与张发奎办外交。”
恽代英也不同意拉张发奎，他觉得即使牺牲张发奎军中的一些共产党员，这些损失跟即将举行的南昌暴动相比，也属于小节问题。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大敌当前最忌犹豫不决。
暴动迫在眉睫，首领们已经很少有人能耐着性子听完张国焘的理论。但作为策略，将张发奎列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将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列入革命委员会成员。
此举纯属“反间计”，意在挑拨汪精卫、唐生智与张发奎的关系。
暴动开始时间终于最后敲定下来：8月1日凌晨4时发动，由前敌总指挥叶挺起草暴动命令，贺龙以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的名义公开发表。
根据李立三1930年2月的《党史报告》，由于对暴动时间的认识不同，南昌暴动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江西本地人称其为“七三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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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的各种准备工作，在起草命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7月30日下午4点，贺龙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上，宣布暴动的消息，明确作战对象就是驻扎在南昌市区朱培德第三军和程潜第六军的部队。朱培德反共态度比较明显，当在解决之列；而程潜态度左倾，似乎不应该被列入解决对象。此举事出有因：贺龙抵达南昌的当天，程潜的第五十三团也尾随到了南昌，似乎有监视之意。贺龙非常生气，决定将其一并解决。
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尤其是人员外出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以防走漏消息。
越是怕啥，就越来啥。
7月31日傍晚，贺龙第一团团长刘达五到第三营做临战检查的时候，发现三营副营长赵福生不在位。刘达五早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宣布，非经团长本人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营地。赵福生不辞而别必有蹊跷，此人原系滇军旧部，后来才编入贺龙部，在汉口驻扎时就意志消沉，牢骚满腹，曾经私自离队。此时南昌城内的第三军就是滇军部队，赵福生如果跑去告密，后果不堪设想。
刘达五惊出一身冷汗，立即报告师长贺锦斋，两人立即赶去军部向贺龙报告。
于是，前委不得不临时决定，提前两个小时发动暴动。
7月31日夜里11点整，贺龙向第二十军下达了暴动的命令。一个小时之后，部队按计划向指定目标进发。
叶挺的命令要稍迟一些，而且相对模糊。
7月31日黄昏，叶挺向部队下达了命令：“吃完晚饭，把背包打好待命！”二十四师教导队接到的命令是：“据很可靠的消息，敌人要解决我们，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先发制人！”第七十五团各营接到的命令是：“明天拂晓全副武装打野外！”
这些命令中，都刻意回避着敏感的两个字：“暴动”。
周恩来在暴动前，来到叶挺部向战士们作了详细的布置。他告诉战士们，每人都要买一条白毛巾，到了晚上8点以后，大家要把白毛巾围在脖子上。除此之外，每个人在右臂上还要扎一块红布。夜间行动用到的电筒和马灯，都要用红布剪一个红十字贴在玻璃上。
周恩来还拿出自己贴了红十字的电筒，示范给大家看。这是为了夜间识别敌我而做的简易标志，南昌城内驻军很杂，但都穿同样的国民革命军军服，没有明显的识别很容易被误伤。
周恩来还特意叮嘱：“今天晚上，我们要缴反革命部队的枪！你们随时听号令行动，凡是碰到脖子上围着白毛巾、右臂扎红布、电筒上有红十字的部队，就是自己人，不准开枪。没有这些标记的，碰到就打！”
7月31日午夜过后，南昌城内响起零星的枪声，城内敌人有所察觉。
不久，城内几个重要据点周围，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暴动开始了！
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在8月1日拂晓之前，南昌城内的敌人被完全解决。
城内敌军的士气并不怎么高，因为很多士兵已经三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
当时最容易导致军心涣散的莫过于拖欠军饷，而军阀部队中最习以为常的就是军官克扣军饷。暴动中被抓获的俘虏中，有位连长在大腿和腰间捆满了钞票，胳膊上还串了一对金手镯，正准备开溜，怎么能指望这样的军官指挥带兵打仗呢？
南昌城内老百姓处变不惊，他们对夜半枪声并不陌生。年初的时候，朱培德第三军的士兵在南昌城内因年关薪饷没有发足，就曾发生过鼓噪哗变。
至于那位告密者赵福生的结局不怎么美妙。“文革”中出版的一部有关著作中，简单地交代了一句：“暴动胜利之后，在滇军（第三军）的俘虏群中发现了赵福生，他受到了革命纪律的严厉惩罚。”
赵福生的告密，似乎并没有产生多大作用，因为滇军两位主力团团长都不在指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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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军的两位团长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被人请去吃饭、打牌了。
请客的人叫朱德，是滇军的一位老资格，官拜少将军衔。朱德原籍四川，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有资料称，朱德为了报考云南讲武堂改过自己的籍贯，毕业后一直在滇军系统供职。
朱德加入共产党后，先是被派去在川军杨森部当党代表，属于政工干部。因为在杨森手下不好开展工作，又通过老乡与袍泽的关系把他派到南昌，做滇军第九军教育团的团长。南昌暴动之前，教育团大部分被遣散，剩下约有一个连的兵力。
朱德既不是南昌暴动的前委委员，也不在拟定的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名单之内。但朱德与前委领导来往密切，他在南昌花园角二号的寓所成了他们落脚的好地方。周恩来、任弼时等人都去过，朱德总是热情招待，亲手做菜，还买了炼奶饼干给客人吃，这可是当时比较时髦的食品。周恩来在南昌系马桩的临时住处，也是朱德让自己的贴身卫士给找的。
前委给朱德的任务是做滇军的工作。朱德手下虽没多少兵，但在滇军中资格老，影响大。因此，朱德总是有意识地接近滇军实力派将领，一起吃饭、打麻将，起到穿针引线、密通情报的作用。
驻扎在南昌老贡院的滇军二十三团，团长名叫卢泽民，驻扎在大教场营房的二十四团，团长名叫萧日文。萧日文留着一脸大胡子，外号“萧胡子”；卢泽民则没有什么特殊的体貌特征。
7月31日，正好是星期天。
这一天的大清早，朱德叫贴身卫士刘刚擦拭好武器，并交给他一件新奇的东西——形状像驳壳枪一样的武器，名字叫“电刀”。展开之后外形很像步枪刺刀，刀柄内有弹簧，能曲能伸，类似于现在的弹簧刀。朱德告诉他的卫士这把“电刀”的厉害，伤及敌人的皮肤即死。
刘刚随身携带了这把“电刀”，他感觉到今天可能有大事发生。
中午，朱德请卢、萧二位团长及两位副团长到嘉宾楼吃饭，这是当时南昌城内有名的饭庄之一，烹调的鱼翅宴远近闻名。朱德提前叫手下定了一桌鱼翅宴，为了活跃气氛，朱德还特地在堂子里找了四位年轻貌美的姑娘佐酒。卢、萧等四人不疑有诈，欣然前来。
这顿饭一吃就是两个多小时。朱德酒量有限，暗中嘱咐卫士将自己酒壶中的烈酒换成了白开水，自然是狂饮不醉，四位陪酒的姑娘也格外卖力。酒饭用过之后，几个人还觉得余兴未尽，相约到南昌市大士院三十二号打麻将消遣。
大士院三十二号乃是南昌著名的烟花柳巷之所，几位客人去的途中，朱德悄悄地去了一趟不远处的圣公会——这里是贺龙的军部，也是暴动的指挥部，前后不过一二十分钟，客人并没有在意。回来的时候，又去了一趟江西省建设厅长李尚庸家，李尚庸与朱德私交甚厚，当时并不在家。朱德将一个装着东西的文件包交给了李夫人，这才来到大士院三十二号的妓院中。
此时客人在麻将桌上激战正酣，对路上发生的事情浑然不觉。妓院老鸨也是极力奉承，端出了细致的茶点，派出了头牌姑娘琼花带着几位花枝招展的妓女前来伺候。朱德也加入了战团，并悄悄叮嘱卫士黄昏时候要制止外来一切客人进入这里。如果有人要找客人，只说他们要玩一个通宵，明天早晨才能回去；特别是来找卢、萧二位团长的人，就推说他们已经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