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二层小楼，楼主是李汉俊的亲哥哥李书城，他是同盟会的元老，此时正与夫人在外地旅游，不在家中。
会议开始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却被定为这一年的7月1日。这主要是因为确定建党纪念日的时候，对“一大”召开的确切时间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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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不同打扮、操着不同口音的人经常出入李公馆，不久就引起了上海租界警方的注意。
尤其是金发碧眼的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也叫尼可洛夫，俄国人）的到会，更是增加了不安全因素。开会期间曾有身份不明的可疑人物借故闯入李公馆，引起了马林的警觉，于是他建议终止会议，代表们立即转移，只留下主人李汉俊照应。
果然，租界的巡捕很快就找上门来，但他们在现场只找到几张纸，上面凌乱地记着几个共产主义概念名词，其他一无所获。再加上主人李汉俊一口流利的法语，让巡捕不敢等闲视之，搜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闹出这么大动静，会议自然不能再在法租界开下去了。但开弓没有回头箭，重要的问题还没有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绝不会因为这点小小的惊吓而停止。
会议只能换个地方了。有人建议去杭州开，杭州有西湖，景色很美，既能避暑又能开会，确实是个好地方。但去杭州的最大问题是找不到杭州本地人接应，安全没有保障。已经有一次涉险经历的大多数代表都不同意去杭州。
正在大家犯难的时候，一位年轻俊秀的女子轻启朱唇，说出一番话来。
这位少妇就是李达的新婚夫人王会悟。她不是“一大”的正式代表，而是负责望风传递消息的交通员。王会悟建议，会议完全可以转移到离上海更近的浙江嘉兴继续开，嘉兴曾经是她的家乡，虽然是农村但环境优美，有著名的旅游景点南湖，上海市民消暑的时候，多喜欢到浙江嘉兴游赏荷花，不容易被人注意，还能节省下一大笔路费。
王会悟的意见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7月31日上午10时许，代表们分别从上海乘火车抵达浙江的嘉兴。
王会悟先到一步，她在嘉兴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定下两间客房，为代表们安排下住处，并委托旅馆的账房先生代租一艘南湖上的游船。
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安排。在烟波浩渺的南湖游船上，不仅可以看到秀丽的湖光水色，而且安全系数比较高，水天茫茫不用担心隔墙有耳。六年之后，叶挺、贺龙和叶剑英等人商量南昌暴动，也是选择在九江甘棠湖的一艘小船上。
王会悟租下的这条船并不是一条普通的游船，而是一艘高级的画舫，属于豪华游艇。租金虽然贵了些，但画舫上装饰华丽，陈设考究，雕梁画栋，宽平的船头搭有凉棚，便于遮阳挡雨，也便于瞭望周围的情况。船舱里舒适考究的桌椅让代表们坐很长时间也不至于太疲劳，后舱有供代表们休息和船工住宿的地方。
代表们登船之前，王会悟已经在中舱里备下酒菜，还同时准备了二胡、琵琶等民间乐器和麻将牌，这些是掩人耳目的道具。这体现女性特有的细心之处。
当画舫驶离了南湖码头的时候，大家总是感觉跟湖上其他画舫相比，似乎还是缺了点什么。
缺的是歌伎。没有歌伎的画舫，在南湖上显得有些另类。但凡是肯花钱租画舫的都是有钱人，玩的是文化情韵，没有不请歌伎以佐诗兴酒兴的，桨声伴着江南丝竹和娇媚的吴侬软语，才别有一番情调。
但是，如此重要的会议怎么能请寻常的烟花女子登船呢？
正在大家感到美中不足的时候，随着一缕脂粉香气，一位年轻俊俏、打扮入时的年轻姑娘，抱着琵琶款款出现在船头，朝代表们嫣然一笑，楚楚动人。定睛观瞧，这位歌伎打扮的姑娘不是别人，正是李达的新婚妻子王会悟。
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过：“世上没有卑贱的职业，只有卑鄙的人。”自古风尘多奇女，“擂鼓战金兵”的梁红玉、“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救北京于兵燹的赛金花、掩护蔡锷逃离袁世凯魔爪的小凤仙等都出身风尘。如今新婚不久的年轻知识女性王会悟，客串歌伎，不仅没有自贬身份，而且为中国妇女解放平添了一段佳话。中共“一大”中虽然没有女性的正式代表，但王会悟的作用足以证明，妇女在建党方面的贡献，并不让须眉。
在她俏丽的身后，各路精英商讨着一件救民于水火的惊天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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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下午6时许，就在南湖夕阳西下的时候，中共“一大”圆满结束了。
会议推举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李达管宣传，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
虽然说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但是“南陈”——陈独秀和“北李”——李大钊两位领袖都没有参加会议。
他们的缺席都直接与金钱有关。此刻身为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陈独秀，正在广州为讨得一笔没有到位的教育款项而奔波。而李大钊则正在北京主持着大学教授的讨薪工作，讨要政府拖欠教师的工资。
拖欠教师工资、给教师“打白条”，在中国由来已久。此时北京的国民政府拖欠北京各大学的教师工资已达数月之久。为了讨要赖以养家糊口的薪水，即使是大学教授也顾不上斯文，成立了“索薪会”，联合起来跟政府交涉。“索薪会”的主席马叙伦恰巧生病，李大钊便被推举为代理主席，所以脱不开身。
当时的社会环境，即使是知识分子的合法权益也很难得到保障，更不用说一般的工农群众了。一个有钱打仗却没钱办教育的政府，难道还要让大家去拥护？一个造就这样政府的社会制度，难道不应该换一换？
送钱来华的马林也没有参加在嘉兴南湖上的后半段会议。
几位关键人物的缺席，不免使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带有一丝遗憾，彼此之间也失去了一次很好的交流沟通的机会。
“一大”之后，中共中央有了正式机关，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附近租了两栋房屋，一栋是书记办公室，另一栋是组织部办公室。负责指导中共中央工作的马林提出，要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做党的专职工作，负起中共中央的领导责任，重新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马林对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年轻人并不满意，他们差不多都不脱学生本色，尽管对革命热情很高，但社会斗争的经验不足。
重阳节前后，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主持党务。党的领导工作虽然加强了，但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紧张。与处事低调而谦和的吴廷康截然不同，马林自命为“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又带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启动资金，行事风格难免表现出傲慢和专横，不太尊重中共中央。如在去苏联参加“远东劳苦人大会”的问题上，马林越俎代庖，在没有经过中共中央同意、甚至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派他的翻译张太雷前往参加，这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陈独秀十分恼火。
性格孤傲的陈独秀不买马林的账，中共中央曾经试图缓和两人关系，先是让李汉俊与马林商谈，但李汉俊与马林也发生了争执，调解宣告失败。又派与陈独秀和马林接触比较多的张国焘出面，也没有成功——一边是恩师，一边是共产国际的特使，张国焘说谁都不合适，只好耍起了滑头。最后还是让马林的翻译张太雷出面斡旋。张太雷因家里贫穷，考上北大之后交不起学费，只好上了公费的北洋大学，因此他不是陈独秀的门生。
在张太雷的撮合下，陈独秀和马林总算见过两次面，两人不仅没有谈拢，而且矛盾更深了。到后来陈独秀干脆拒绝与马林见面，并闹到要求共产国际调回马林的地步。
除了性格之外，两人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也分歧巨大。
马林认为中共中央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如此一来，共产国际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经济上资助中共。陈独秀则坚决反对，他认为中共中央应该保持独立性，尤其是在经济上不能过多依赖共产国际。
陈独秀坚持独立自主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很有道理，但中共在建党初期无论是经验还是经费都十分欠缺，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无论在政治还是在金钱上的帮助，都是必不可少的。党内的年轻同志都劝陈独秀从长计议。有一次在陈独秀的办公室内，张太雷劝道：“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是一个整体，都应该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活动，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
张太雷话还没有说完，陈独秀就发起火来，打断了他：“中国革命要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来推动。我们一无所有，犯不着戴人家的现成帽子，你的话同马林的话是一样的，我听不惯。”说完，陈独秀拿起帽子就要走。张太雷请他坐下来继续谈，但陈独秀还是很不高兴地拂袖而去。
分歧归分歧，但当陈独秀面临危险的时候，马林捐弃前嫌，伸出援手搭救，由此使两人的关系出现了转机。因为《新青年》杂志的缘故，陈独秀在上海被法国巡捕房逮捕。马林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四处奔走营救，花重金聘请上海有名的大律师巴和（外国律师）为陈独秀辩护，同时暗中贿赂巡捕房，交了五千元的巨额保释金，才将陈独秀保释出狱。
陈独秀出狱后，对马林的态度有所转变。他组织中共中央对“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与经济援助”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鉴于中共建党之初经济状况的窘迫，需要负担很多职业革命家的生活和工作经费，陈独秀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同意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并在经济上接受其资助。
不过在名义上，陈独秀仍然坚持这种资助不能是直接的，必须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转一道手，名义上是资助中国工人阶级的。此前，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部分经费，往往是经苏联驻中国的华俄通讯社(塔斯社的前身)直接转交的。
在马林的劝说下，中共中央同意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后来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打响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随着陈独秀与马林之间关系的缓和，陈独秀与张太雷的关系也有所和缓。但以张太雷为代表的党内年轻同志对陈独秀家长作风的印象却难以消除。
张太雷与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关系不错，张太雷曾经主张以陈延年代替陈独秀做中共的最高领袖，陈延年并没有接受，是不是因为两人是父子关系的缘故，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