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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盘棋上，中国是一枚重要棋子。
中共成立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接受共产国际经济上的外援，这是基本事实，没有必要隐讳。国民党早期接受苏俄的援助，并不比共产党少。
但是，这些外援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为了信仰与事业，除了贡献出智慧、力量乃至生命之外，也献出了大量的金钱，这才是在经济上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没有公鸡打鸣，太阳依旧会升起。
共产主义者个人的出资，同样是经费来源的重要部分。
这就客观上要求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通常要具备对社会的洞察力、对新思想的接受力，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符合这些条件的，既不是单纯的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知识分子。
这也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首先得到传播的重要原因。
李大钊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的收入在当时的北京来说属于较高的。刚刚就任的时候，他的月工资是一百二十元，半年之后又增加到了一百四十元。后来他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工资还有所增加。当时京城内的工资水平为小学教师不到二十元，拉包月的车夫每个月五至八元。北京的物价水平不高，一元钱可以买半袋（一袋为四十四斤）上好面粉，可以买北京前门饭馆名菜“红烧翅根”六份。
中国社会从来就不乏有钱人。辛亥革命前，中国官僚、军阀、贵族存放在英国汇丰银行的钱多达两亿元以上，外国银行苦于无法安置，有时不但不给中国储户利息，还要收取储户的保存费。英国银行家曾断言，中国如果搞革命和建设，根本没必要借外债，只要将中国人自己的存款取出来用就足够了。
但钱的用途却不同。即使在民国之后，有钱人多以打麻将、捧戏子、逛妓院为乐。那时开妓院合法，老板和嫖客都不用担心扫黄，逛妓院成了时尚，尤其是到著名的妓院去消费简直成了成功人士的标志。
北京最有名的妓院“八大胡同”，什么人去的最多？说来有人也许不相信，最多的主顾竟然是“两院一堂”的人。“两院”是指民国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当时北洋政府参众两院的议员每月津贴可达二百元），“一堂”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这些人就是当时社会所谓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
如果不是欠薪，北京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还是很惬意的。早期的北京大学有一份名为《消闲录》的小报，专门刊登狎妓、捧角儿的文章，以为风雅。所谓“捧角儿”就是捧演员，相当于现在的“粉丝”，有名的戏曲演员称“角儿”（音juér）。北京城内旗人多，遗老遗少多，多以听戏捧角、哼唱京调为时尚。昆曲也颇为兴盛。当时如果不知道京剧“四大名旦”是谁，就如同现在不知道歌坛“四大天王”一样，一定会被人嘲笑为不入流的“土老帽儿”。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前，北大的学生也并不是现在影视作品中意气风发的俊男靓女，多数是一些身穿长袍马褂，留着胡须的举人、秀才之类，暮气沉沉，有些人上学甚至带着仆役，彼此不称同学而称“先生”、“老爷”。
为了扭转颓废奢靡的校风，蔡元培成立了“进德会”。该会的会员分甲、乙、丙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姨太太；乙种会员除了甲种会员的要求之外，还不能做政府的官员，也不能做议员；丙种会员要求最为严格，除了要达到甲、乙两种会员的要求之外，还不能吸烟、不能喝酒、不能吃肉。
李大钊当选为“进德会”纠察员，要求自己达到乙种会员的标准。之所以做不成丙种会员，是因为李大钊的烟瘾很重，戒不了，思考问题、写文章经常是香烟不离手。
严谨的生活作风，才能使李大钊省下更多的钱从事共产主义运动。
李大钊每个月出多少钱用于革命运动呢？最多的时候，他每个月拿出八十元钱来用作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费用。在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中，他是每月拿钱资助革命最多的人。这些钱除了用于革命活动中的会务、印刷宣传品、交通食宿等开销外，还用于接济小组内的贫困成员。创办北京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也是由李大钊帮助筹措经费，解决了经济困难。
李大钊为革命活动花钱大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却相当节俭。他的住所是一个简陋矮小的平房四合院，院子里面没种什么花草，屋里也没有什么陈设。北屋是卧室，南屋是书房，东屋是储藏室，西屋是客厅兼饭厅，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集会就常在这里。没有客人的时候，李大钊一家粗茶淡饭，为了省油，家人吃的饼里很少放油和葱花，而是直接把大葱卷在饼里吃。
李大钊品德高尚，但毕竟拖家带口，有老婆和五个子女要养活。裹着小脚的李夫人虽然贤惠，时间长了也受不了。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没办法，李夫人只好找学校领导诉说家里的苦楚，学校认为李大钊应该先顾一顾自己的小家，决定每月把李大钊的工资交给李夫人，由她扣除了一家人足够的生活费用之后，其余才由李大钊自行支配。
陈独秀的工资比李大钊多，但却很少过问经费的事。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的交情很不错，李大钊总是称他的字“仲甫先生”，在学生面前从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他常说：“仲甫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革命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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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原来设在马神庙的“四公主梳妆楼”，最初并不对外开放，只有教授和少数几个与管理人员相熟的学生才能进去看书。
蔡元培接任校长后，图书馆搬到了沙滩红楼的新校址，占了整个红楼的第一层。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就设在图书馆东南角的两间大房里。此时的北大图书馆不仅面积扩大了，新书、新报刊和接待的读者越来越多，尤其是增加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反映社会问题的书籍和报纸杂志，更是成了一些进步学生和教员研究马克思主义常去的地方。
如此一来，图书馆原有的人手不够用了，需要增添工作人员。
1918年的金秋十月，一位身材高挑、面目俊朗的青年来到图书馆，应聘助理员。
这位青年就是湖南的毛泽东，这一年他二十五岁。来北大图书馆打工也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需要有身份的人介绍，俗称殷实铺保。毛泽东的担保人是恋人杨开慧的父亲、北大教授杨昌济，两人有翁婿之谊，知根知底，经杨教授推荐，录用自无问题。
毛泽东在图书馆的主要工作是在报纸、新闻阅览室值班，负责夹夹报纸、摆摆杂志，给读者登记之类，活并不重，但工资也不高，每月仅有八元，跟北京拉包月的车夫差不多。在毛泽东的老家湖南长沙，当孤儿院的管理员每月也能挣十元，长沙楚怡小学（相当于现在的重点小学）的教师每月也能拿到二十四元的工资。
毛泽东来北京打工，并不是为了钱。
古人云“三十而立”，二十五岁的毛泽东算是大龄青年。他九岁才开始启蒙，在韶山的私塾里学会了打珠算，为的是给家里记账。一般贫苦农民家里是用不着学珠算记账的，这证明毛泽东的家境还算富裕。按照他父亲的规划，长子毛泽东的职业已经定位于农村的管账先生，从此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康生活。
素有远大抱负的毛泽东，如何肯做田舍郎了此终生？
自己未来究竟怎样发展，毛泽东有过多种考虑，如上警察学堂、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甚至肥皂制造学校，都列入过计划。他最先尝试的是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准备学习经商之道。不料考中之后，毛泽东仅学了一个月就自动退学了——他不想把时间都花在学习经商上。
为何没有选择学习商业？毛泽东曾向他的同学张昆弟私下透露过想法：“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可见，毛泽东只是把经济当成了达成理想的手段，他并不以解决衣、食、住为满足，而是放在更高的追求上。
于是毛泽东又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即后来的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考试成绩居然是第一名。精明但短视的父亲拒绝继续供给毛泽东生活费，卡断了儿子的经济来源。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啃老族”，毛泽东决定经济上自立，报考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的师范学校。
这次也没有什么悬念，毛泽东一考即中，顺利当上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学生。当个教书先生挺好，既有社会地位又有经济收入，还能带出一大帮弟子，桃李满天下，就像当年的孔圣人一样。
但毛泽东并没有当上老师，而是到北京甘当每月八块钱工资的打工仔，目的是为了探求革命的真理。北大名师云集，后来又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有着很好的人文环境，图书馆有大量的免费书可读，况且又守着李大钊这么一位好老师。
毛泽东工作的图书馆第二阅览室，与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距离很近。阅览室每天只开放上午的半天，下午是管理员拆拣邮件、登记图书的时间。毛泽东总是把写给李大钊的信函亲自送到他办公室内，借这个机会向李大钊讨教，两人共同研究一些共产主义的问题。
实际上，李大钊比毛泽东大不了几岁，他总是身穿一件褪了色的蓝色长布袍子，外罩一件黑色马褂，戴一副圆圆的眼镜，面含着微笑诚朴与谦和，耐心地听着毛泽东畅谈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很重，北方人一般都听不太懂，跟其他人交流有一定的困难。除了李大钊之外，其他人很少有耐心听完毛泽东用湖南口音发表的高见。
李大钊不仅跟毛泽东相处很好，跟其他学生相处得也非常好，没有什么师道尊严。学生们给他起外号叫“老母鸡”，言其对“雏鸡”（学生）呵护备至。李大钊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外号，并不以为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