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余先生的热心读者，我曾为他的散文受到过分的贬抑而不平过。尽管他的作品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总体而论，还是自成一家的，在当代散文文坛上占一席之地是当之无愧的，余先生的文章和余先生本人因此也就越来越受到读者和社会的关注重视。也许是出于对余先生 及其作品的关注和重视，所以对作品中出现的哪怕是一点小小的瑕疵也不放过，看了余先生今年出版的又一部散文集《霜冷长河》以后，这种心情就更加不能自已了。
有人说《霜冷长河》比较杂，有拼盘的感觉；有人说其中的一些篇章比如说《关于名誉》《关于谣言》《关于嫉妒》似乎放在有关的心理学或者社会学通俗读物中更为合适。而我看了《霜冷长河》之后，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感觉：余先生太自爱了，自爱使他常喜欢自炫，而这种自炫又往往使读者不禁浑身皮肤泛起密集的小小颗粒而他自已尚不自觉。
《老师》一文中说到了余先生功成名就之后到母校参加校庆，遇到了一位老师向他道歉。这件事或许百分之百的真实，但是余先生在这里却是用了一种小说的笔法在演绎这件事的全过程。首先是老师向他道歉，这就足以说明自己的地位；再则是一群捣乱的学生即使在饮食店里购物也口中念念不忘他们的余校长，而且把他们是余校长的学生作为炫耀的资本，这又可见余先生的名声之大，影响之广；继而是当余先生的教师一提到他的大名，那帮调皮的学生竟像圣徒听到了耶稣的名字一样“立即安静也来了”，至此，说余先生威震八方恐不为过。这样，一个声威远震、影响巨大、无论是他的师长辈抑或是他的学生辈都把他奉若圣贤的形象就活灵活现地塑造出来了。
不要以为今天余先生已经成为名人才受人抬举的，早在少年时代他就曾被众星捧月般受到人们的宠爱。请看《长者》中说到他十六岁报考大学时的经历。当他还在为报考什么学校而犹豫时，先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一位老师找上门来对他说：“我们的学院要以最高的要求招收戏剧文学系的一个班，现在已有几千人报名，只招三十名，但我们还怕遗漏了最好的，听说 你在全市作文比赛中得了大奖……”这就是说，余先生在十六岁时就已名闻上海（起码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即使在已经有超过录取人数上百倍的考生报名的情况下，仍风尘仆仆地专程找到他，原因是“还怕遗漏了最好的”。而不久他又参加了全国高校统考，报的是军事外语学院，两校同时录取了他。请看下面一段文字：“戏剧学院抢先一步拿走了我的档案。军事学院一位姓刘的军官坐在我的家里不走了，反复给我的父母说，我的英语成绩在今年考生中是第一名，学校决定非要不可，现在惟一的办法是让我和家长到招生委员会吵，把档案抢回来。”好家伙，戏剧学院和军事外语学院真是思贤若渴，真是发现了千里马，两家都大有不把余秋雨抢到手就不办学了的架势。少年时代得过大奖、考过第一是乐事，但稍稍用点功的学生差不多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实在值不得直到知命之年仍然耿耿于怀津津乐道。在这篇不长的文章里，叙述两个学校如何千方百计要把他抢到手的篇幅占了很大一部分，看了之后给读者脑子里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而不是题目上写的“师长”。文中不但借招考人之口提到自己是“最好的”、“英语成绩第一”、全市作文比赛得了大奖“这样的话，而且还莫名其妙地一再提说自己和巴金先生的女儿以及郭沫若介绍来的一位学生是同学。学生在校，与谁成为同学都有可能，都很正常，为什么要一再提及自已和名人的女儿以及名人介绍来的学生是同学呢？似乎这样一来，自己也沾了一点什么荣耀么？不知余先生还有没有农民的、工人的子弟和他同学，为什么就不提一提他们呢？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从这个角度讲，余先生文章的这一点瑕疵真算不了什么大毛病，我把我的这种观点对一些朋友讲了，他们又说，惟其存在着这样的瑕疵，才更像是余先生的文章，否则，就少了一点个性。不论怎样，我还是说出读了《霜冷长河》之后的一点片断感觉，目 的是希望余先生今后为文凡有涉及自己的细节，多加斟酌。适当的修饰是可以的，过分就不好，有如街市上一些俗女子把眉毛纹得过于夸张，只能适得其反。不知余先生以为如何？
（原载《太原日报》1999年7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