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英群体对于中国教育的改造，跟他们的文化选择相配合。我们知道，他们的文化选择是毫不犹豫地把西方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文化目标，将中国传统文化从我们的社会中淘汰出去。这种文化选择后来被胡适、陈序经等人命名为“全盘西化”。
与“全盘西化”的文化选择相一致，五四精英群体对中国教育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其改造的关键之处在于：以国家政策的方式将西方文化列为中国教育的主要资源甚至唯一资源，将中国传统文化从教育资源中基本排除出去甚至完全排除出去。最后的结局就是，蔡元培作为中华民国的教育部长，于１９１２年９月３日颁布了《学校系统法》，随后于１９１３年陆续颁布了各类细则，使得上述原则以政治和法律的方式得到确定。这就是其基本模式延续至今的“壬子癸丑学制”，也可以称之为“蔡元培学制”。
任何一代人的历史实践，都是在前辈的经验、观念和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五四精英群体所实施的教育改造工程，是中华民族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掠夺和凌辱而采取的社会文化调整工程的一部分，它经过了几代人的痛苦思考和选择，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蔡元培之前，已经有魏源、王韬、薛福成、严复、梁启超等几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的陈腐落后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在处理外国事务过程中，清廷兴办了同文馆。同文馆（以及一些教会学校）教育资源的厘定和课程的设置，成为日后中国教育改革的参照物。
１９０３年（光绪十九年），张之洞等人制定了《奏定学堂章程》，被称为“癸卯学制”（也可以称之为“张之洞学制”），并于第二年年初正式颁布实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普遍实行的现代学制。
如果将这些历史过程予以澄清，我们就能看出五四精英群体进行教育改造的历史依据，充分理解其历史合理性，并能比较客观地评价其历史影响。
清末知识分子对中国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与建议
一个国家教育资源的选择和设置，表现了立国者对其立国基础的理解，对其社会文化目标的理解。有什么样的国家，就会选择什么样的教育资源，有什么样的教育资源，就有什么样的主流文化，有什么样的主流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前景。
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权力实体都具有明确的文化选择。最早的血缘群体（比如氏族）选择了各自的图腾崇拜，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和精神生活。周公制礼作乐，用礼乐作为精神认同和国家秩序的标志。秦用法家之术，实现了富国强兵和统一天下的战略目标，法家之术成为他们主要的文化资源。汉武帝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实际上就是选定儒家文化作为国家主流文化。此后中国新上台的权力集团虽然也偶有选择道家学说或者佛家学说作为主要文化资源的，但是，绝大多数统治集团都是把儒家学说作为治国治人治心的不二法门。在西方列强用铁舰铁炮打开中国国门时，中国最基本的教育资源就是体现儒家学说特征和官方意识形态精髓的“四书五经”。
随着外国势力的介入越来越深，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可是权力集团反应迟钝，不知道也不愿意在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等方面变法图新。中国一代代知识分子对这种社会局面十分焦虑，不断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以期促成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清末严复是近代史上最为优秀的思想家之一，他曾从文化战略的高度对中国教育资源的守旧、单一和科举的陈腐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一个国家的未来前途就蕴含在当下的学风之中，而中国的学风几乎自古以来就是背对现实、凌空蹈虚的，于经世致用颇不适应。严复指出：“且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材，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且也六七龄童子入学，脑气未坚，即教以穷玄极眇之文字，事资强记，何裨灵襟！其中所恃以开濬神明者，不外区区对偶已耳。所以审核物理，辨析是非者，胥无有焉。以是为学，又何怪制科人十九鹘突于人情物理，转不若农工商贾之有时而当也。今之蒿目时事者，每致叹于中国读书人少；自我观之，如是教人，无宁学者少耳。”
这种学风的形成，跟国家规定儒家学说作为国家唯一意识形态，而且以此作为衡量、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密切相关。每个时代的学子都不得不在国家控制的社会空间中谋求发展，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人才标准和选拔制度，人们必定会按照这个人才标准和选拔制度的要求来建设自己。以上严复所批评的虚浮学风，就是由体现国家人才标准和选拔制度的“科举制度”造成的。所以严复对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也进行了激烈批评。“夫科举之事，为国求才也，劝人为学也。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舐糠及米，终致危亡而已。然则救之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
康有为也是那个时代最有洞察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对科举和八股的攻击几乎是个突破口。他把中国的积贫积弱、备受凌辱都跟科举和八股联系起来。他说：“然则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惟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莫急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八股矣。”他提出科举考试改考策论。待日后兴办学校，才废除科举。
学校教育应该以什么为楷模呢？当然是西方学校。“夫西人之于民，皆思教之而得其用，故自童幼至冠，教之以算数图史，天文地理，化光电重，内政外交之学，惟恐其民之不智。”
我们当代社会将一年一度的高考称之为指挥棒，这根指挥棒用来指挥什么？当然是指挥教育和学风。作为国家制度构成部分的教育制度，乃是受制于国家权力的一种文化存在。国家规定考什么，人们就会学什么。国家规定怎样考，人们就会怎样学。国家权力对于教育资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教育资源对于社会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严复、康有为等人正是深察这种文化奥秘，才将学风问题、教育资源问题以及科举制度问题，提高到国家盛衰、民族兴旺的高度来予以讨论，希望权力集团于此能够幡然醒悟，重新进行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的选择。
严复和康有为不但批评了教育现实的不合理，还明确指出了改造的方向，那就是本着务实精神，致力于西方的学习和研究，因为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只能在西方势力的裹挟下，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几乎无法由自己的主观意志所主导的选择。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尽早投向西方，以适应社会文化转型之需求。
像严复、康有为这样富于洞察力和责任心的思想家，中国近代史上代不乏人。
早在１８６１年，冯桂芬就写作了《采西学议》，主张在与外国交往比较集中的沿海地区，设立翻译机构，选拔十五岁以下的聪慧儿童予以教育，“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注：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他说，由算学起步，可以掌握轮船火器以及各种制造业，还可以厘定历法。
正如冯桂芬所说，“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吏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懵然无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这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中国在中西交往中，处处被动，最后处处失败，此种教训，至为严重。
所以，郑观应在１８６２年提出，“夫通习西语西文，例所不能禁，亦势所不可少。
与其使市井无赖独能之，不若使读书明理之人共能之。”冯桂芬和郑观应的主张，都是必须将西学引入中国教育资源之中，中国教育必须同时采用中西两种文化资源。虽然他们的主张还停留在设立专门的语言机构（同文馆即是外语学习机构）来处理西学，还没有明确提出在中国的主流教育中全面引入西学资源，但是，这种主流体制之外的语言机构也是官办机构，深植于主流体制之中，它之成为主流教育的一部分，只是有待时间而已。所以，他们采用西学进入教育资源之中的主张，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至于他们的目标看样子很低，则可能是基于策略（目标太高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对），而不是基于认识上的局限。
时间进展到１８９６年，梁启超写作《变法通议》的时代，经历了甲午战败之剧痛的中国知识分子，于中国教育之改造，心态更加急迫，思路更加清晰，全面引入西学的主张更加彻底。《变法通议》是当时通晓时务的、具有强烈现实感的知识分子的一份有代表性的文化战略宣言，虽然在结构上，这个宣言涉及政治、民族关系、人事、货币等社会各个领域的革故鼎新，但是其主要篇幅都在讨论文化教育的改造。所以，将《变法通议》看作近代史上第一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规划方案，似乎比较如实。
《变法通议》强调教育为立国之本，为强国之术。因此，必须引进西学，广开学堂，集中财力培养人才。“今国家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指集中国家财力办教育）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
可是，清政府对于在教育体制中引入西学资源的重要意义一直甚为蒙昧，中国教育的基本面貌依然被科举考试所拘囿。学子们即使在官办的同文馆毕业，他们依然得不到体制的认可和重视。他们往往在社会上游荡奔波十多年还无法安身立命，“上不足以尽所学，下不足以救饥寒”，一副穷困潦倒的模样，谁也不愿意步他们的后尘。如果不从考试制度和人事制度上做出重大调整，洋务学堂难于拥有社会空间。
因此，梁启超认为，“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科举制度是中国奉行千年的基本政治制度的一部分，要对此作出变革，需要非同一般的大气魄。但是，制度乃为时势所设，既然时势有了重大变化，科举的变革乃无可逃避。
梁启超就科举制度变革提出了上策、中策、下策三种模式。
上策包含国家对学制的厘定，按照西方模式兴办小学、中学、大学，大学毕业之后还可以择优送到外国留学。这些学子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可以比照进士、举人、秀才的等序厘定。这是对中国教育制度和官吏制度全面改革的举措。学制既经改造，科举自然不再存在，教育资源自然也不再限于四书五经，而可以将中学西学烩于一炉。如此，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都将从灭亡的深渊中振拔起来，中国也将巍然挺立于世界。
所谓中策，即放弃对学校制度的改变，但要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重大调整。在通常考试科目帖括之外，增加如下既照顾传统、又适用于时务的考试科目：经学、算学、外语、法学、外交和国际关系、礼学、技艺、医学、教育学、兵法等。这些学科，远比传统的科举丰富。如果说帖括一科可能只能选拔一些腐儒，其他各科所选则都具有较多文化、学术、科学、技艺含量，充分体现了经世致用精神，可致富国强兵之效果。
除此之外，还可以广开思路，多途径取士。或特诏举试，或按省附考，给予出身，示以荣途。“着书可以入翰林，上策可以蒙召见。”倘可如此，“则岩穴之间，乡邑之内，与夫西学诸馆，及出洋学习之学生，皆可因此以自达。其未有成就者，亦可以益厉于实学，以为天下用，则其事甚顺，而其效亦甚捷”。
所谓下策，“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也就是学校制度和考试制度不变，但是考试内容有新的要求。童子试必须增加“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算法、格致”等考试内容。“乡会试必三场并重，第一场试四书文、五经文、试帖各一首；第二场试中外史学三首，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第三场试天算、地舆、声光、化电，农、矿、商、兵等专门，听人自择一门，分题试之，各三首。殿试一依汉策贤良故事，专问当世之务，对策者不拘格式，不论楷法。”中策的考试内容中，有经学、算学、外语、法学、外交和国际关系、礼学、技艺、医学、教育学、兵法，其中除了传统文化外，还包括了西学中的社会科学和科技。下策的考试内容，没有西学中的社会科学，但是强调了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然后将与时务相关的科技内容和军事内容悉数列入。这里的上中下三策，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若行上策，全面变革教育制度、课程设置、教育资源配置，那就必定会涉及中策、下策的内容。倘若推行下策，这些教育资源的改变，事实上必定会促进教育制度的全面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