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江保日译本《支那人气质》
先说涩江保日译本《支那人气质》，再说鲁迅与涩江保日译本《支那人气质》的关系。
涩江保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着名的启蒙学者和汉学家，他翻译的《支那人气质》
于１８９６年由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化机构博文馆出版。据中国当代学者李冬木的介绍，“从１８９０年１月到１８９８年１月的短短八年间，仅博文馆一家出版社就出了涩江保５０多本书。以最保守的估计，每平均不到两个月就有一本书出版，而且有许多都是像《支那人气质》这样的大部头”。在当时影响巨大的２４册《万国战史》丛书中，涩江保着译的竟然多达１０本，差不多占到一半。其一生留下汉学着作至少９部。
涩江保在翻译《支那人气质》一书时，添加了一篇书前“小引”，５４７条眉批（译成中文约一万字），４００条夹注（译成中文约两万字）。夹注引述了西方其他人对于中国社会的讨论意见或者关于东西方的风俗资料，作为史密斯着作的背景，构成互文关系。其中安排在第２５章之后的一条夹注，集中引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于中国文化的评价，长达２５页，译成中文有七千余字。所以，涩江保所译日文本《支那人气质》，不是一个简单的译本，而是一个经过译者再创造、再充实的文本。它的信息量远远大于原作，所以涩江保本人在“小引”中说“本书系译述”而不说“翻译”。
涩江保对于这本美国人的着作一方面是很欣赏，称道此书“描述于彼国社会及家庭之光面、暗面，透其真相，不失之简，不过于繁，似以此书为最”。正因为如此重视，所以他不但尽量全译，即使他不能接受的部分也如实翻译，而且添加了许多辅助成分，使它更加具有权威性。
另一方面，涩江保认为作者史密斯常常因为不理解东西方风俗之异而显得少见多怪，还喜欢把东洋各国共同的习俗看作中国特有的现象予以描述。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往往以东洋人之通习为支那人气质，因东西风俗之异，取吾人目中并非稀奇之事物喋喋称奇之类，吾人并非没有不满之处。”也就是说，史密斯在罗列那些现象作为中国人的缺点进行批评的时候，连日本人也一起批评了，这让日本人涩江保很不高兴。比如，对于该书第１章“面子”，涩江保眉批指出，在日本人看来这很好理解，史密斯对此却甚感稀奇。颇有点怪他少见多怪。尽管如此，对这一章他还是全文照译。
涩江保最不能忍受的是最后两章讨论宗教的文字，他没有全译，而是予以摘译。第２６章“多神论、泛神论、无神论”意在总结中国的宗教特征，第２７章“中国的现实环境和目前的需要”主旨是只有基督教能够救中国。涩江保作为东方文化圈中的文化人，对史密斯的宗教观不以为然，对他的布道意图心存抵触。所以他淡化处理。
再插叙几句题外话。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学者和政治家，在国际关系上具有明显的双重特征。第一是反对西方强权，将自己从强权的压迫下解救出来，首先是废除那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一点他们做得很成功。第二是像西方强权那样将弱小国家劫持为殖民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资源范围，以便更彻底地与西方强国分庭抗礼。这个目标中包含着首先将朝鲜、中国纳入版图之中，然后进一步将整个东亚结为一体，构成大东亚共荣圈。这一点他们也曾经一度得到部分实现。
日清甲午战争虽然爆发于１８９４年，表面上看还似乎是偶然事件触发。实际上早在１８８７年，日本参谋本部就已经制订了侵吞和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那是由陆军大佐小川又次起草的《清国征讨方略》。方略指出，必须先以海军击败清国海军，然后攻占北京、擒获清帝，“使之结城下之盟，达我目的”。日后的甲午海战、侵华战争、建立“满洲国”，都是这个方略的逐步展开和实现。
涩江保为什么不是简单地翻译史密斯的着作，而是辑录那么多相关材料，作为该书的补充和互文？可见他不是以翻译家的身份翻译一本书，而是以启蒙学者身份，帮助国人认真观察中国之国情、研究中国文化之特征。史密斯用传教士的眼光，将中国看作传播基督教的潜在市场，这一点无法激发涩江保的兴趣，所以他尽量淡化该书的此一特征，甚至不惜大量删除之。如何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这一点对于日本文化界和政治界、军事界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他不惜打破书的体例，使得援引黑格尔中国观的那一条注释，竟然长达２５页，占了全书的１／１７。我们知道全书２７章，这一条注释超过正文任何一章的篇幅。此举目的即在帮助日本国民认真了解中国，直至“透其真相”。
在涩江保的译本之后，日本还于１９４４年出版过《中国人气质》两个新的译本。
１９４４年正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高峰时期，这个时候出现研究中国的热潮，堪称顺理成章，然而其研究的指向，自然也难免十分功利。这跟日清甲午战争期间及稍后，研究中国的出版物在日本风行是一个道理。
博文馆在日清甲午战争爆发（１８９４年７月２５日）的第二个月，就出版了《日清战争实记》（１８９４年８月２５日出版第一期）杂志，杂志博得国民的至诚欢迎，一夜之间享誉全国。日清甲午战争爆发第三个月（１８９４年１０月），博文馆开始推出《万国战史》丛书，每月出版一种，共出版２４种。这两种出版物使得博文馆的影响力迅速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日清战争实记》和《万国战史》丛书都是应运而生的出版物，催生它们的机缘就是他们正在进行的征服中国的战争。在持续两年的日清海战期间，它们成为凝聚民族力量、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媒介。而《万国战史》丛书２４种着作中，涩江保的着作多达１０本，差不多占到一半。将他说成启蒙运动中的民族英雄也不为过。他所译述的《支那人气质》正是在这个时期（１８９６年）出版的，所以，日译本《支那人气质》的殖民主义背景，很可能比史密斯的原作还要强烈，至少不会稍有逊色。
鲁迅与涩江保日译本《支那人气质》的关系现在来说鲁迅与《支那人气质》的关系。中国学者找到了足够的证据，证明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阅读过涩江保译述的《中国人气质》。李冬木还引述周作人的日记，证明鲁迅在去日本之前，就托人将涩江保的着作《波兰衰亡战史》等书带给周作人。
周作人在一个半月内两次阅读此书，可能跟鲁迅的极力推荐有关。日后周氏兄弟合作翻译介绍过波兰等东欧弱国的文学作品，很可能跟这本书有关。
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已经接触到涩江保的着作，到了日本之后，积极搜寻涩江保其他着作，乃是顺理成章的。从鲁迅一生对《支那人气质》的重视和牵挂来看，从他日后进行国民性批判时对中国国民性特征的把握和描述来看，他不但读过日译本《支那人气质》，而且受过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只是来自史密斯，还来自涩江保，以及涩江保译本中所引述的其他西方学者，尤其是黑格尔。
李冬木猜测，鲁迅很可能通过阅读《支那人气质》中的黑格尔言论，而成为中国最早阅读黑格尔着作的人之一。这种猜测颇可相信。从鲁迅早年着作《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来看，乃至从他五四启蒙运动中的整体倾向来看，他的历史观深受黑格尔的影响。
鲁迅在南京求学时读过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接受了达尔文和赫胥黎的进化论观念。那自然是一本奠定鲁迅思想基础的重要着作。《支那人气质》对鲁迅的影响虽然不能跟《天演论》相提并论，但是，它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至少在某一个角度上与《天演论》对鲁迅的影响具有可比性。也许可以这么说：《天演论》奠定了鲁迅的世界观，帮助他理解了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支那人气质》奠定了鲁迅的中国观特别是中国国民观，帮助他找到了中国积弱积病、无力御敌和振拔的文化原因和精神原因。
鲁迅后来响应五四运动的号召，参与到思想启蒙运动和国民性批判思潮之中，并且发出了最激烈、最尖锐的呐喊，他所赖以支撑信心的主要力量，就来自上述两种观念。首先，世界是不断进化的，西方走在进化之路的前列，中国走在后边并且急需赶上去，于是启蒙运动不但必要而且具有可期待的效果；第二，中国之所以在进化的路上落后于西方，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我们的国民性对于现代世界来说不具有适应能力，如果我们敢于抛弃这种僵化、呆板而且过时的传统文化，改造这种奴性、黑暗、愚昧的国民精神，我们的民族就一定能够强健肌体，振奋精神，自立于民族之林。
如果没有这两点信念，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务员为什么焕发起那么伟大的热情，参与到具有制造炸弹经历的陈独秀所发起的那场文化运动之中？既然他终于参与到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之中，说明他已经至少拥有以上两个观念基础。当他在青年时代奠定并形成其中第二个观念基础的时候，史密斯所着、涩江保译述的《支那人气质》应该是他最重要的知识资源和思想资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