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柯溪对于陆姓的关系究竟怎样，黄丕烈说得不很清楚：清朝自嘉、道以后，官僚、军阀、大商人、暴发户为了收书，大多聘有顾问，月致车马费几百元。还有一种是临时雇用，酬金按日计算，最高的时候一天五十两银子。这些人后来又多为外国势力服务。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日本三菱系财阀岩崎兰室在岛田翰怂恿下，以十万元购去皕宋楼全部藏书。人们奔走相告，痛哭流涕，至有“愁闻白发谈天宝，望赎文姬返汉关”之叹。谁料从此以后，古书外流，更一发而不可收。在蒋介石窃据政权的二十年中，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日本东方文化委员会、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兴亚院等，都曾以增加库藏中文书籍为名，通过临时顾问，多方搜求地方志和善本书。这些临时顾问和书贾勾结起来，为渊驱鱼，天天奔走于他们的旧东家-当时已经作了寓公的所谓藏书家之门。珍本秘籍，浮海以去。一个时期来由官僚、军阀、大商人、暴发户化身的第三种藏书家的面目，到此也就暴露无遗了。有人说，这第三种藏书家并不是真正的藏书家，因而不能以此来贬低书籍收藏的意义。也许确是这样吧。不过遗憾得很，就对书籍的认识而言，在所谓真正的藏书家中，也颇有一些人徒拥虚誉，其实却不见得高明。大凡一个人养成了癖好，心有所偏，不能无蔽。明明是癞头疮，阿Q却说他的癞头疮和别人的不同；起初不过自譬自解，后来竟至愈看愈爱，连自己也认为真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当然，古书不等于癞头疮，爱书的人区分好坏的界限也不全在于你的还是我的，不过钻在牛尖角里沾沾自喜，比起阿Q来却又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偏嗜宋元旧刻：曹秋岳序绛云楼书目，指其“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钞本；虽苏子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后来黄荛圃有“百宋一廛”，自号“佞宋主人”；吴槎客有“千元十驾”，另刻一印：“临安志百卷人家”；也都以所藏宋元版本自夸。有人但求纸墨精良：南唐李氏造澄心堂纸，历代都有仿制，极受藏家重视，此外如美浓纸本、白绵纸本也各有人偏爱；和海盐张菊生一样用“涉园”室名的常州人陶兰泉，最喜初印开花纸书，因此得了个“陶开花冶的外号。还有一些人专收殿版，专收禁书，专收名家旧藏本。这些本来各有特点，但泥于一端，刻舟求剑，却又反见其悖了。因为宋版书未必都是精刻，苏东坡、叶梦得、陆放翁在当时已经说过。殿版、禁书、旧纸印的、名家藏的更不一定都是好书。不过，藏书家迷恋骸骨，严可均认为宋元刻本，”即使烂坏不全，鲁鱼弥望，亦仍有极佳处。“残本或尚有用，至于错到满纸”鲁鱼“，还硬派它”仍有极佳处“，岂非阿Q之于癞头疮乎？一九四五、四八年间，一部极普通的明刻，如果有个”陶陶室“钤记，几行”复翁“题跋，要价马上高到黄金几十两。光从表皮着眼，已经荒唐得很，何况这类书里又最多假造。北京琉璃厂的旧书铺里，过去哪一家没有几颗名收藏家、名校勘家印章的仿制品呢？便连内府”御览之宝“，也一样能够作伪。大抵书价愈高，愈有人想在里面捣鬼，偏嗜本来是一种弱点，授人以可乘之机。前面提及的所谓顾问，有不少就是假造古书的能手。我们固然不能说藏书家库里没有好书，但我敢说，愈是大藏书家，他的库里愈多假书。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藏书家的心事
董桥
爱书越痴，孽缘越重；注定的，避都避不掉。瑟帛有一幅漫画画书房，四壁是书，妻子气冲冲指着丈夫说：“这屋子里有老娘就不能有文学，有文学就没老娘！”可怕之极。西摩·德·利奇家里珍藏三万多本书籍拍卖行编印的书目，堆得满满的；有客人来，妻子忍不住抓着客人说：“全是书！你想看看我在哪儿挂我的衣服吗？”客人跟她进卧房，她打开大衣橱给客人看，里头堆满一堆堆的书目，连挂一件衣服的空档都没有。“到处是书！”妻子说完掉头走开。爱丁堡的沙洛利亚藏书之富出了名，不能不想办法应付“内忧”，老劝太太出门旅行；太太不在家的那几天里，他不断打电话请各书商把他订下来的那一大堆书都运回来。太太回来心里总觉得家里的书多了好多，只是本来就有十几万册，现在多了多少她实在不敢说。沙洛利亚有钱，还不至于自己买书弄得家里没米。钱不多，又爱书，更烦了。多年前，英国有个穷藏书家，每买一本书，总是先照定价付钱给书商，再请书商帮帮忙，在那本书的扉页上写个很便宜的假价钱，最好不超过三英镑六便士。这种安排妥当得很，他过世之后，太太变卖那批藏书过日子，发现所得甚丰，不禁伤心起来袁怪自己过去整天埋怨丈夫买书浪费金钱。这段故事格外伤感：那位藏书家活得太痛苦，也活得太有味道了。布鲁克那本BooksandBookCollecting里录了不少这些藏书家轶事，实在不忍读下去。
去年，跟伦敦一位老书商谈起贝森的事，或可一录。贝森爱书，但家里穷，一辈子到处搜购旧书，装满一大布袋分批卖给旧书铺，解决吃饭问题，再回去编书著书，编过一册《好书待售一览表》，还编过毛姆的书目，著作则有四册《日志》。早年，他母亲硬是要他去当理发师，他偏去买卖旧书。母亲说：“只要你每星期给我赚三十先令回来，我准你去买卖旧书。赚不到三十先令给我，你休想去做旧书生意，快给我滚到理发店去。”贝森从此为了那三十先令什么卑微的生意都做过。幸好他还会弹钢琴，一度每个星期六下午到一家卖旧家具旧钢琴的铺子里去弹钢琴，用琴声引诱顾客来买旧钢琴，卖出一架琴他可以分到两三先令，弹一个下午琴则赚十先令。贝森跟毛姆是老朋友，当年不少美国人愿意高价购买毛姆亲笔题款签名的初版书，贝森接到“订单”后就带着那些初版书去找毛姆，毛姆一一照写照签，而且规定所得“润笔”一律分为两份，一份给贝森，一份捐给他当年学医的圣汤玛斯医院。都说毛姆生性凉薄，贝森竟得其独厚，也算缘分。贝森晚年爱说自己一生跟书有缘，到老不悔。痴情到这个地步，难怪女人受不了爱书藏书的男人。但是，《藏书家》季刊1976年有一期登了这样一封读者来信：“内人酷爱收藏图书。她有好多书翻都没翻过。我再三劝她申请公立图书馆的借书证，希望从此治好她的藏书病，她硬是不肯。”爱藏书而称之为“病”，甚妙！“爱”字害苦了太多人；买书无罪，爱书其罪，还有什么好说？
把书当工具的人，家里虽有几架子书，都不算“藏书家”。1973年5月11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刊登曼比的BookCollectinginthe1930‘s，家里明明剪存了这篇好文章，后来在书店里看到加州书商印刷的单行小册，限印675本，每本编号，纸质印工都算一流，虽贵，还是忍不住买了下来，这样的人藏书未必太多，却是真正的“藏书家”。自己明明不懂园艺学，对种花种菜兴趣也不大，看到SaraMidda的精装本，InandOutoftheGarden，全书百多页文字和插图都是七彩手写手绘，装帧考究，想都不想就买下来，这个人必是“书痴”！
“痴”跟“情”是分不开的，有情才会痴。中国人还有“书淫”
之说，指嗜书成癖，整天耽玩典籍的人。此处的“淫”字也会惑起很多联想。“耽玩”迹近“纵欲”。人对书真的会有感情，跟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有点像。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宜，但是翻了一辈子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小说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的。又长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至于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买现卖，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倒过来说，女人看书也会有这些感情上的区分。字典、参考书是丈夫，应该可以陪一辈子；诗词小说不是婚外关系就是初恋心情，又紧张又迷惘；学术著作是中年男人，婆婆妈妈，过分周到，临走还要殷勤半天怕你说他不够体贴；政治评论、时事杂文正是外国酒店房间里的一场春梦，旅行完了也就完了。
最糟糕是“藏书家”给人的印象是个阳性词，古今中外都一样。事实上，藏书家里头的确是男人多女人少---少得很少。藏书家对书既有深情，访书也掺了几分追求女性的“欲望”，弄得爱书和爱女人都混起来了。结果，西方藏书家所用的藏书票，不少竟以仕女图作主题、作装饰。这里面必有原因。藏书家的妻子十之八九不藏书，又反对丈夫买书藏书爱书；藏书家的母亲大概多少都有贝森母亲的想法，宁可儿子当理发师也不要他跟那些破书缠绵；藏书家没有母亲没有妻子而有女朋友的话，想来女朋友也不太会理解他的爱书心理。曼比妙想无穷，说是藏书家应该趁早教育妻子，蜜月期间以每日逛一家书店为上策。此议恐怕也不甚实际。书和红袖太不容易衬在一起：“添香”云云，才子佳人的故事而已。藏书家不能自释，只好寄情藏书票上的仕女；有些更激进，竟把春宫镌入藏书票里；年前美国还有好事者编出一部《春宫藏书票》。
西方仕女图藏书票上画的女人，漂亮不必说，大半还带几分媚荡或者幽怨的神情，仕女身边偶有几本书，流露出藏书家心里要的是什么。这当然又是后花园幽会的心态在作祟！伦敦旧书商威尔逊的藏书票藏品又多又精，自己还印制好几款仕女图藏书票，有一次问他为什么一款又一款尽是仕女图？他低声反问：“你不觉得她们迷人吗？”
爱书藏书已经是“痴”，是“病”，是“淫”，是“罪”，藏书家还要在藏书票上寄托心事，罪孽更重，殊为多事！
书籍与修养
毛子水
《周易（大畜卦象间）》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德”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修养。修养需要多识前言往行，理至明显。但一个人要多识前言往行，最要紧的事情便是读书，因为前言往行，我们只能在书籍里学得。
后魏的道武帝尝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入神智？”李先对曰：“莫若书籍。”这当然是因为书籍记载着前言往行，乃是过去人类智慧所积存的地方。
宋朝黄庭坚曾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从来讲书籍和修养的关系的，没有比黄氏这几句话更为亲切的了。
十九世纪下半期，英国文学家阿诺德亦以为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应为修养所资的，差不多全在书籍里。
因为这些贤哲的启示，我自己喜欢藏书，也希望别人喜欢藏书。
当然，藏书并非即是读书，读书亦不一定要藏书。世间尽有许多藏书而不读书的人，亦有许多能读书的人乃用借来的书把书读好的。
但最理想的读书环境莫如自己有书。自己的书，读起来要好些，这是读书的人都有同感的。除此以外，架上或桌上的书籍，有时可以使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主人成为一个有出息的读书者。
世上有许多收藏古董的人。从欣赏美术品或保存美术品的观点讲，他们或许是一种有意思的人。但就普通情形讲，他们行为的动机，由于获利方面的多，由于文化方面的少。藏书家便不然。世上固然有富翁以收藏宋元版本或莎士比亚作品的初版为荣而并没有丝毫学问上的意义的，但究竟是少数。
况且，我要自己收藏或劝人收藏的书，是现在最好的书，现在最可读的书，现在最有用的书。这种书籍，大部分都是现代人的著作，并不是可以当古董买卖的。从我们现在的观点，即就古人所作的书籍讲，亦不一定以古本为最好。譬如，《十三经注疏》，并不是宋元版的为最好，而是现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阮刻本的为最好，最有用，最便于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不是原来的四开本或两开本为最好，而是ArdenEdition等人所校订的本子为最好最便用，亦最便宜。
本文所讲的藏书，大概是就已离学校的人讲的。但一个在中学或大学的学生，亦未尝不可作藏书的企图。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曾以家中给我的钱买到前四史、古经解汇函，小学汇函等书，到了大学，买书的兴趣当然更大，范围亦更广。我知道现在学生的经济情形或不很好，但现在便宜的好书亦很多。中文的影印本，是大家所知道的，衡阳路一带的西书铺，陈列着很多廉价的版本（如牛津大学出版部所印行的World’sClassics，美国出版的ModernLibrary等），亦很值得学子的注意。一个学生，能够省下一次或两次看电影的费用，便可以买到一本印得很好的世界名著了。这岂不是一件极大的快事！
我现在引十九世纪英国大史学家麦考利的两段话，作为我这篇短文的结束：
“与其做一个国王而不知道爱好读书，我宁愿做一个穷人居于陋室而拥有极多的书籍。”
“书是我的一切。如果我现在有选择生活的自由，我就愿意埋身于一所大学图书馆中，并且不愿意有一时没有书籍在我面前。”
